《流浪之夜》自序
3个月前 作者: 叶兆言
写序的时候,情不自禁老要想起明朝张岱《夜航船》中的一段话: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我觉觉得写散文允免作高谈阔论状,而其中破绽岂止一二。写文章的人,卖几个破绽出去,其实是件好事。因为即使好的散文家,也不应该光想着让读者“拳足而寝。”阅读应该是件愉快的事,能让读者会心一笑,伸伸腿,何乐不为。
中国散文的地位向来不低,好散文也比好小说多得多。当作家,有纯粹的散文家,譬如周作人,譬如丰子恺,写小说的就不敢,多少要弄些散文出来凑数,仿佛不出散文集就不能算文人。近来已出现了“小说家的散文”一词,但是小说家写散文,好比票友下海,毕竟旁门左道。
散文对于我,只是小说之余的一种消遣。写小说好比抽大烟,不写小说,散文便成了一支聊以解闷的香烟。散文和小说一样,都是心灵的声音。我不敢说自己的散文写得好,自谦的话已经说了许多,想说的,不过是告诉读者,我写散文的态度是认真的。好不好,水平问题,认真不认真,态度问题。
小资产阶级
有些事总是让人耿耿于怀,怎么忘也忘不了。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头,我去农村完全是为避难。在祠堂小学念了半年书以后,我算是升级了,又去一个小镇上读小学。小镇上的小学自然像模样,很有些正规。这里远离城市,凡事都要稍稍慢几拍。记得有一天突然开了全校大会,说是要成立红小兵。校领导充满感情地高声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下面顿时一片鼓掌,情绪激昂。会议一散,都回到课桌前,磨拳擦掌,又是写申请书,又是写决心书,整个学校都沸腾起来。
很快发表格下来,让大家填。于是碰到了家庭成分这一栏。这里的农村和我们通常在书上或电影上见到的不一样,全是贫农,没有地主。有钱的地主都在城里,不是经商,便是经营实业,所谓民族资本家。大家争先恐后地填着表,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为家庭成分烦神。我当时小学四年级,说懂,好像什么都懂了,说不懂,糊里糊涂一样也不明白。我的父母在南京被批斗得死去活来,各式各样的罪名一大堆。到底填什么样的成分让我煞费苦心。同学们都抢着去缴已填好了的表格,我犹豫再三,终于在自我感觉中,认为是最轻的罪名中,随手拈了一个。我填的是“小资产阶级”。记忆中,在南京时,听红卫兵小将演讲,曾听到过工人是无产阶级,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的说法。我如此填写,实在也有些小滑头的意思。
没想到却是捅了马蜂窝。在清一色的“贫农”中间,我是小资产阶级,这还了得。教师拿了我的表格,脸上立刻有些紧张,匆匆去找校领导,校领导回答很干脆:“小资产阶级,当然不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第二天,发红小兵袖章,除了我,全班一片红,一人一个红箍套在胳膊上,得意洋洋神气活现。班上的一些女孩子老是偷眼看我,我心里好难过,几次想哭,都忍住了。
我从此有了个“小资产阶级”的绰号。大家都开始对我刮目相看,动不动就用这绰号折磨我。有一天,老师很认真地和我谈话,让我以后天天早点去,把教室的地打扫一下。我一向是听老师话的好孩子,因此也不敢反驳,低着头不吭声。老师说:“你好好改造,说不定以后哪一天,也可以参加红小兵。”
又开始逃学。在南京时我也逃过学,那是看见父母被押着游街以后。我觉得非常的自卑,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说我是谁谁的儿子。当人们信口议论游街人的种种狼狈相时,我心里便像刀割似的。当时为了逃学,在牛棚的父母甚至由造反派陪同着报过警。我被送到农村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我是独子,没人管教,流落街头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坏孩子。
想不到在农村不过一年多一些,我又开始逃学了。我不想让外祖母知道,天天仍然上学时出门,放学时归来。大约过了一星期,我老时间回去,发现老师正和外祖母坐在一起说话。外祖母,见了我,劈头就是一通骂。老师说:“算了,骂他也没用。喂,你还是去上学吧。”我不说话,无话可说。老师非常和蔼地看着我,似笑非笑的样子。外祖母怒气冲冲,在一边时不时地嘀咕几句。老师又说:“老太太,不说他了,你外孙也不是那种不想读书的人。”那天老师在外婆家消磨了不少时间,说了许多话,临走,笑着说:“不管怎么说,课总归要去上的。其实你也真是小孩子脾气,扫地就扫地,有什么了不起。”老师走了,外祖母没有再骂我,只是说;“不管它,学照上,地就是不扫,凭什么叫你扫地!”
第二天,我垂头丧气地去了学校,心里打定主意,坚决不扫地,想不到老师见了我,只是笑了笑,从此再也没有提起扫地的事。
非法买卖
我还干过一段时间很有趣的非法买卖,这就是在摊贩市场上和别人交换半导体元件。十岁的时候,我玩半导体完全入了迷。那时候没钱玩,只能是那有限的几个元件,拆了装,装了拆。后来暑假里去北京,发现当时已插队的堂哥,有足足一大抽屉玩剩的半导体元件。堂哥把这些元件统统给了我,我仿佛一下子挖掘到了一个大宝藏,顿时成了大富翁,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简直没办法用笔墨来形容。北京的表姐夫又送了一个万能电表和电烙铁给我。这真是如虎添翼,我发觉自己终于有了足够的本钱,可以大大地干一番。单管机收音机对于我来说已经微不足道,经过了双管机三管机,我又开始装超外差六管半导体收音机。
很收就发现元部件不够用,虽然我有一大堆,可总是缺这缺那。于是我便像如今黑市上交换邮票一样,揣了一口袋半导体元件,在南京一个很有名的摊贩市场上和别人交换。那时候这是地道的非法买卖,常常有戴着红袖章的民兵突然冒出来,逮住了就全部没收。当时的背景下,农民在集市上卖自己养的鸡和鸡蛋,都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少年在街面上倒卖半导体元件,自然有些大逆不道的意思。
做买卖有时候可以无师自通。最初只是用自己多余的元件,去和别人交换有用的元件,很快就学乖巧了,知道什么元件是紧俏货,怎么交换划算,怎么不划算。有时候交换的元件,自己当时根本就用不着,但是先换过来,哪怕是多贴些元件,吃小亏占大便宜,反正紧俏货脱手很容易。
人有时候会渐渐地自然地狡猾起来。在摊贩市场上,倒卖半导体元件的,许多都是成年人,和这些人打交道,你越是表现出自己想要什么,他就越是拚命抬高你所要东西的价钱。在半导体元件中,有许多都是伪劣商品,质量很坏。常常兴冲冲带回去了,捣腾了半天,却发现是坏的,然后再带到摊贩市场,偷偷地换给别人。人学好不容易,学坏几乎不用教。
非法买卖的乐趣,也许就在于非法。因为常常要注意到戴红袖章的民兵,整个交易过程,都在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中进行。被抓到的倒霉蛋会被公认为无用。那些民兵有时候会把醒目的红袖章摘下来,放在口袋里,装作也想交换元件的样子,然后突然露出峥嵘面目。好在那一阵我们也不好好上学,老在摊贩市场上转悠,就那么几位民兵同志,相貌早就刻骨铭心,一看见他们,赶紧把元件口袋里藏好了,跟在他们后面,兴致勃勃,等着看别人的笑话。
家学渊源
我的旧学问实在不怎么样。旧学问是门古老的艺术,离我们越来越远。我现在靠写小说混饭吃,辛辛苦苦在格子里填上了字,总算有人愿意看,有人愿意写些小评论。不少评论都提到了我的家学渊源,一位评论家甚至断言我的才能将淹没在传统的阴影中。真要是如此也是一种幸运。事实上,旧学问在清季达到顶峰,此后便是代代退化,一蟹不如一蟹。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谁也改变不了。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我祖父可以算是旧学大师,对于把旧学问发展到极致的乾嘉学派,却又是不孝子孙。做为五四一代的风云人物,我的祖父一生都在鼓吹新文化。虽然他有极深的古文造诣,能写很好的旧体诗词,然而从来不主张我们小辈在旧学问上花大功夫。
我唯一得祖父指点的旧学便是对对子。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正上初中,有一次,祖父发现我竟然能背出一连串辛弃疾的词,很有些吃惊,便大大地表扬了我一番。我得到了鼓励,顿时感觉良好,下决心要把手头的一本夏承焘先生编的《唐宋词选》全部背下来。那时候正是读书无用的时代,上不上课读不读书都无所谓。我的祖父也闲着无聊,难得我对旧诗词如此有兴趣,就让我从头开始,学习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方法有点像旧时私塾先生授课,祖父报一个字,我回答一字。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睛空,杨柳绿对杏花工。一来一去,很像是做游戏。在北京,我常常陪祖父去洗澡,祖父泡在浴池里,不时即兴发问,我一边替他擦肩,一边挖空心思对答。出门散步时也是如此,总是捡人少的地方,见到什么说什么,一个字二个字,渐渐到了五个字七个字。从来也没到过对答如流的地步,字越多越吃力,但是好歹都能凑乎答出来。祖父在这方面特别宽容,说:好,有点入门了。
可惜我只是站在旧体诗词的门口,往里面望了几眼。毕竟是处在一个旧诗词已不流行的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国小说更能够吸引我。我开始如狼似虎地阅读十九世纪的欧洲小说,数量之大速度之快,连祖父都感到意外。记得当时看内部发行的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大厚本,祖父第一本尚未读完工,我已经见缝插针,全部读完了并把故事卖弄给大家听。祖父嫌我看书太快太马虎,找了两本书让我细读,这两部书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