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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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星期五，天气晴朗，来自北方的寒流刚刚过去，气温有些回暖。虽然国民政府已把阴历称之为废历，但是阳历的新年气氛，在民间并不像预料的那样强烈和热闹。全国各地都举行会议庆祝元旦，冠冕堂皇的大会，上行下效，是个大礼堂就爆满，好像不开个会就不是过新年一样。一九三七年是在热烈的抗日气氛中来临的。


    不久前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得蒋委员长的个人威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全国各地大放爆竹，庆祝中华民国逢凶化吉。人们原来普遍地担心，西安事变将引发大规模的内战，而对中国领土早就存着觊觎之心的日本人，正好趁虚而入。蒋委员长在全国军民的欢腾声中，平安返回首都南京，由于他许诺将不再向日本的强权屈服，这意味着众望所归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涣散的中国人在心目中似乎又有了一个新的寄托。


    在一九三七年元旦的这一天，首都南京有许多党国要人，因为参加这样那样的会议，很糟糕地都得了感冒，开会成了党国要人们沉重的负担。有三个会议是免不了的，先去中山陵谒陵，这是最吃力的活，每年新年的第一天都得恭恭敬敬如仪一番，凡上去的人，无不气喘吁吁一身臭汗。然后接着赶湖南路的中央党部，听于右任的新年致辞。最后是去国民政府，再听林森主席致辞。说的话报纸上都要刊登的，三个会连在一起，都代表着一种规格，代表着一个人在政府中所处的位置，谁也舍不得放弃。参加会议的人，赶来赶去，既出汗又受冻，结果就只能感冒。体弱的老先生，会议尚未结束，便打起了喷嚏。


    丁问渔在元旦这天，也得了感冒，不过他的感冒肯定和开会无关。除了参加一次婚礼，他并没有参加任何会议。参加会议的大红烫金请柬早被他扔进了废纸篓。丁问渔是个名流，然而更是性情中人，别人很在乎很看重的事，他往往懒得放在心上。他似乎还看不出元旦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纪念的意义，人们所以知道他感冒了，是他把这一点记录在了日记上面。习惯将自己的行踪和心得体会记录下来的丁问渔，在这一天的日记上赫然写着：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得了重感冒，到晚上尤其加重，清水鼻涕不时地要淌下来。好在这不是一个太坏的日子，因为我在一个令人厌烦的婚礼上，见到了美丽的B小姐。我的心立刻被这位美丽的女孩搅乱了。我这里称她是美丽可爱的女孩，可今天却是她的婚事，当我写下以上文字时，她也许已将不再是一个女孩了。唉，女人为什么非要嫁给男人这种俗物呢。我没有什么过于奢侈的想法，只是想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乃是有生以来最大之欢乐，此事当竭力进行。


    一九三七年的第一天，已经步入中年已婚男人行列的丁问渔，在写得龙飞凤舞的日记中，首次抒发了他对雨媛一见钟情的狂热情绪。由于他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而且用的是英文，在遣词造句方面，显得有些肆无忌惮。仅仅是从这一天的日记上，还看不出他和被称之为B小姐的雨媛，会出现什么了不得的故事。既然是写给自己看的，丁问渔的日记上屡屡出现对大胆的漂亮女人的非分之想。事实上，在将近一千字的日记中，有关于雨媛和感冒的文字，只占极小的一部分。有许多文字都是咒骂另一位女士陈小姐的。一九三七年开始的第一天是丁问渔异常辛苦的一天，他在夫子庙的朝云居陪陈小姐打了一夜麻将。这是件苦差事，因为他实在不喜欢被誉为国粹的麻将。一个月前，他新结识了一位已经过时的红歌女，这位歌女就是陈小姐，是一位姿色尚可的独身女人，陈小姐除了唱歌，最大的乐趣就是打麻将。丁问渔要想接近这位红歌女，唯一的办法就是陪她打麻将。昨天晚上丁问渔输得一塌糊涂，天亮以后送陈小姐回住处休息，他自己上下眼皮打着架，哈气连天，想赶回去睡一觉，可是上了床，却又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学校里放了假，小孩子们无所事事，就在丁问渔住的教授公寓的窗下，燃放庆祝蒋委员长从西安返回南京那天没有用完的爆竹。好像是故意和丁问渔作对，孩子们采取的是一种很节省的放法，将串着的爆竹拆散了一枚枚放。丁问渔躺在被窝里，迷迷糊糊刚睡着，就被冷不丁的爆竹声吵醒，想发火又觉得没必要和小孩子赌气，于是便在时不时响一下的爆竹中，心猿意马地想念着陈小姐。陈小姐在目前似乎已是唾手可得的猎物，对于如何获得女人的芳心，丁问渔自付是这方面的高手，什么时候解决陈小姐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时间已经过了中午，窗外燃放爆竹的小孩子也离去了，丁问渔突然惊醒过来，想到今天下午还要去出席一个不该推托的婚礼。


    人力车夫和尚早早地就将三轮车歇在大学的校门口，一边晒太阳打瞌睡，一边等候着丁问渔到来。在这一段日子里，和尚的三轮车几乎成了丁问渔的专车。丁问渔迟迟不来，和尚的肚子越等越饿，便跑到对面的小馆子里，买了四个大肉包子垫底。有了肉包子垫底，太阳暖洋洋地晒着，和尚一头一脸的悠然自得。校门口的大喇叭里，正转播着电台播放的中枢召开元旦庆祝大会实况录音，国府主席林森在发表广播演说，话题是有关自力更生，录音效果糟糕透顶，不时地发出电流的尖叫声。男男女女的大学生正陆陆续续地从校园里走出来，其中一位穿着青布长衫的大学生，拉着一个女学生走到和尚面前，用东北口音招呼用车。和尚已经打发了好几蹚类似的生意，他睁开眼睛，懒洋洋地看着眼前的这对青年男女，很快又把眼睛闭上了。大学生说，"你这人怎么真没道理，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给句话。"和尚是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穿着一身七成新的短棉袄，胸前微微地敞着，一副闲散不爱搭理人的架势，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慢性子，一看就知道他是个难弄的人。他故意不吭声，继续闭目养神，那大学生又问了一句，和尚依然不予理睬，大学生不由地怒火中烧，数落起和尚来，站在一旁的女朋友也跟着帮腔。大学生忿忿地说："这年头也邪了门，不就是一个拉车的吗，搭什么臭架子！"


    丁问渔来到校门口的时候，两位年轻的大学生还在纠缠着和尚。和尚闲着也是闲着，趁机借吵架消磨时间。他不理睬那男的，专钉着女的吵，揪住她的每一句话不放。那位女的是外文系的学生，并不善于争吵，一急就结巴，一结巴更急。她突然看到了已经走到自己身边的丁问渔，连忙住口，拉了拉男朋友的衣袖，让他也别吵了。在教授的眼皮底下，和一个蛮不讲理的车夫吵架，怎么说也是失身份，男的不依不饶还想继续舌战，他的女朋友劝阻无效，脸刷地一下红起来，好在丁问渔并未在意发生什么事，他的模样看上去有些滑稽，戴着一顶红颜色的睡帽，西装笔挺，大红色的领带，外罩一件灰色的呢大衣，右手拎着一根手杖，一副未睡醒的样子。


    和尚歪过头来，看见丁问渔，就像没事一样，笑着和他招呼："丁先生，你歇好了？"


    丁问渔答非所问地跨上车，男的大学生对他怒目而视，他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回过头来，眼睛直溜溜地盯着那位女学生看。女学生的脸更红了，脸转向别处，终于有些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丁问渔的眼色总是有些不正经。女学生选听过丁问渔的课，大学里的女学生没有不知道丁问渔的，丁问渔是外文系大名鼎鼎的教授，女学生们都喜欢上他的课。关于他的笑话也不胜枚数，最多的就是关于他如何对女学生有兴趣。丁问渔的眼睛见了漂亮的女学生，就会不加任何掩饰地发亮。有一次，丁问渔走进教室，突然拒绝上课，理由是来上课的女学生太少了，他没情绪。外文系的女学生在宿舍里一提起丁问渔，就要捂住嘴笑。


    车过唱经楼的时候，丁问渔掏出怀中的金表，看了看，问和尚能不能快一些。和尚显然和丁问渔已经十分熟悉，回过头来，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笑着说："你丁先生难道也有急的日子，都说你不是连上课都不怕迟到的吗？"丁问渔被他这么一说，觉得他说的话有道理，果然也不急了，索性坐坐舒服，让和尚慢慢地拉车。自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南京的街道变化确实不小，中山大道从城市中心穿过，一条条与之相连的马路，接二连三地破土动工，街面上几乎天天有新的商店开业。难怪有的人离开南京没有几年，回来便发现已很难找到熟悉的街道。一位与和尚熟悉的车夫迎面过来，对和尚扯着嗓子说着什么，自然是开玩笑的荤话，两人便笑着对骂起来。


    和尚的嘴一路不肯闲着。阳光灿烂，车这时候正好往南方向过去，丁问渔被迎面热烈的阳光，刺得有些睁不开眼睛，干脆闭起眼睛养神，忍不住张嘴打了个老大的哈欠。


    夸张的哈欠声引得和尚又一次回过头来。和尚知道丁问渔今天仍然没睡好，天亮时，是他赶去夫子庙的朝云居，把吃过早茶的丁问渔拉回学校，当时就说好中午还要坐他的车。


    丁问渔习惯坐和尚的车，而和尚也不喜欢满大街地去寻找生意，他喜欢丁问渔这样的客人，出手阔绰，一路还能说说笑话。


    2


    丁问渔到达励志社的时候，雨媛和余克润的婚礼已快接近尾声。励志社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是个神秘兮兮的地方。它位于中山东路上，在中央医院的东面，过了逸仙桥再往前走不远就可以到达。常常都是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才能在这里出没。励志社是中西建筑糅合的典范，是著名的建筑师设计的，由几幢彼此呼应的官殿似的建筑组成，外表是国粹式的大屋檐，内部结构却全盘西化。对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人来说，能否进入励志社的大门，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是个人物。一九三七年南京人的时髦话题，是没完没了地谈论党国要人的小道消息，这一点和今天的许多北京人的毛病相仿佛。蒋委员长的一举一动像电影明星一样被大家议论。诸如"于右任病足"、"冯副委员长小恙"、"某重要人物昨入病院切割疝气"的花边新闻，屡屡出现在本地报纸头版报道上。人们喋喋不休地说着党国要人们的遗闻轶事，这习惯直到南京已经沦陷很久，还顽强地保持着。


    很少有人坐人力车进入励志社，大多数来宾都是坐小汽车来的。励志社的特殊之处，在于这里的所有职员都可以穿军装，无论是看大门的，还是大厅里的侍者，都是清一色的军人打扮。没有来头的人是很难进入励志社，看大门的常常以来宾的衣着和气势取人，因为有来头的人，通常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偶尔也有例外，譬如党国元老吴稚晖，他是从来不坐小汽车的，也不坐人力车，一把年纪了，直截了当地步行往励志社里闯。关于吴稚晖的笑话很多。一九三八年武汉的一次酒会上，当时南京已经沦陷，日本人在京浦线上会师，直逼武汉，吴稚晖端了一杯酒，走到汪精卫身边，咚地一声跪下来，说："汪先生，国家已到了这一步，你赶快站出来收拾残局吧。"在场的高级领导人一个个目瞪口呆，汪精卫更是不知所措，结果自己也扑通跪了下来，苦着脸说："吴稚老，有话我们站起来说！"吴稚晖不肯站，汪精卫只好陪着他跪，这一跪就是好半天，很多人看着哭笑不得，上前拉也不是，不拉也不是，结果国家大事弄得竟然跟儿戏一样。吴稚晖是个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也是倚老卖老的怪人。他出入上流社会，常常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姿态引人注目。吴稚晖的古怪曾经差一点使励志社的看门人丢掉饭碗。看门人像撵要饭的一样把吴稚晖挡在了门外，结果惹得蒋委员长为此大发脾气。


    丁问渔在励志社门口，没遇上任何阻拦，因为记忆犹新的守门人，显然也把他当作了吴稚晖一类有来头的人物。敢大摇大摆往励志社闯的人，绝不会是普通人，而且丁问渔的打扮也实在引人注目。大厅里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人物，丁问渔像个电影里的角儿，堂而皇之地往里直闯。这地方他已不是第一次来，他熟门熟路地走向放着冷餐的长桌，拿了一杯酒在手上。大厅里开足了暖气，一位侍者走到他面前，十分有礼貌地要他脱下呢大衣，并准备为他将右手提着的手杖和头上戴着那顶红睡帽也放好。丁问渔经侍者一提醒，才想到自己匆匆忙忙，显得毫无教养。虽然他的举止难免有些荒唐，但是从来不失绅士风度。手上始终提着一个手杖是丁问渔留学欧洲养成的时髦习惯。他把手杖交给了侍者，但是拒绝取下头上的睡帽。头上戴着睡帽是丁问渔打扮的特别标志，他有时穿笔挺的西装，有时候也穿长衫马褂，惟有这顶红颜色的绒线睡帽，只有在最热的夏天才肯除去。


    丁问渔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已经接近尾声的婚礼上，认识他的人，纷纷向他点头示意。新郎和新娘双方的家属，都和丁问渔熟悉。新郎的哥哥余克侠是丁问渔留德时的朋友。余家的经济情况不大好，余克侠留学期间，常常为吃饭问题烦恼，丁问渔成了他在德国的衣食父母，一有难处，必到他这里来打秋风，反正丁问渔的爹是银行界的阔老板。余克侠有一段时期，逢人便说自己和丁问渔是割头换颈的好朋友，他经常要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和丁问渔去法国里昂游玩的时候，丁问渔把一个金黄头发的妓女带回旅馆，晚上三人同睡一个房间。没有什么比这种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更能说明他和丁问渔之间的深厚友谊。当然这个例子永远是要加注的，余克侠是个守身如玉的男人，他列举这例子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表明自己有着远大志向，只有那种有着特殊毅力的人，才可能在异国他乡寂寞漫长的夜晚，对发生在身边的淫声浪语无动于衷。


    余克侠如今是省教育厅的副厅长，有传闻说某国立大学的校长的位置，已经预先给他留好了。在一九三六年的首都南京，国立大学校长的宝座，是进军教育部高级官员的必经途径。今天是他弟弟余克润的大喜日子，余克侠当仁不让，俨然以主人的身份，神气十足地主持着婚礼。他像只上足了发条的玩具鸭子到处招摇，到处向别人散布自己即将就任国立大学校长的小道消息，希望别人对他是否应该屈就当校长一职表态。尽管他一再申明自己从来不曾觊觎校长一职，反复说明校长只是一个苦差事，如果没有牺牲精神就不能去当校长。事实上所有的传闻，都是由余克侠自己像放鸽子一样亲手放出去的。当丁问渔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中的余克侠，像触电一样跳起来，大笑着跑到丁问渔面前，怪罪他不该姗姗来迟。


    "你总是改不掉在欧洲养成的坏习惯！"说完了这句中文，余克侠立刻附带出一连串的德语，这种过于造作的表演，无疑是在提醒周围的人，他曾经是一名到过欧洲的留学生。可惜他的德语从来不曾流畅过，好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已经足够蒙人。余克侠根本不在乎丁问渔脸上困惑的表情，继续表演和卖弄着他的蹩脚德语。丁问渔真用德语回了一句什么，余克侠一怔，不说德语了，笑着用中文向丁问渔调侃："你老兄最近是不是又闹什么笑话了？"


    余克侠的声音很大，大厅里许多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丁问渔。丁问渔让余克侠问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远处正在举行舞会，丁问渔的目光在大厅里扫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绝色的女子，懒得继续和余克侠敷衍，转身向舞厅走去。余克侠追过来不让他逃走，揪住了他要去拜见雨媛的父亲任伯晋。既然是参加别人的婚礼，这种俗套是免不了的。丁问渔被拉到任伯晋老人面前，十分不情愿地请安问好，任伯晋老人是军界的前辈，和丁问渔的堂兄丁公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丁任两家是世交，任伯晋和丁问渔的父亲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是丁问渔对这位军界前辈的印象却不深，而且也没什么太多好感。二十年前，刚刚十六岁的丁问渔，曾经十分荒唐地追求过任伯晋老人的长女雨婵。雨婵是任伯晋老人已故的前妻李夫人所生，比她今天当新娘的幺妹雨媛足足大了二十四岁。这场不了了之的爱情故事，并没有破坏任家和丁家早就建立起来的牢固友谊，但是毕竟有些别扭。


    任伯晋显然也不是太喜欢丁问渔，他一看见他那种不正经的样子，就不太高兴。丁问渔无话可说，硬着头皮陪着坐了一会，十分恭敬地回答美京子夫人的问题。和丈夫的生硬不一样，美京子夫人不愿意让丁问渔感到难堪。她对他没什么恶感，看他坐立不安的样子，善解人意地找话为他解围。丁问渔虽然也是快四十岁的人，在任伯晋老人面前，完全成了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孩子。


    3


    丁问渔那天在婚礼上闹得最大的笑话，是不该色迷迷的死盯着新娘雨媛看。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这么做太失态。丁问渔仿佛顽童见私塾似的见过了任伯晋，趁乱逃之夭夭。等到他进入舞厅的时候，正是一曲终了，人们纷纷退场，丁问渔喝干了杯子里的酒，一转身，见到了雨媛。没想到这一扫，眼珠子立刻直了。


    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冒冒失失的年轻人，快步跑到东池里，晃晃悠悠地爬到了椅子上，挥了挥拳头，大声演说起来。对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人来说，演说已不再是什么稀罕之物。抗日救亡早就是大家熟知的话题。他声泪俱下地说着，大家便报以热烈的鼓掌。


    另外几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舞厅里向大家推销当天的报纸。由于丁问渔的注意力都盯着雨媛看，结果推销报纸的女学生将报纸塞在他眼皮底下好半天，他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丁问渔的无动于衷，迟迟没能慷慨解囊，使得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格外引人注目。即使雨媛回过头来，意识到他的不怀好意的目光时，他依然有失礼貌地目不转睛。雨媛在他目光的骚扰下，脸不仅红起来。丁问渔终于从恍惚中醒悟过来，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皮夹，从里面抽出一张钞票，追上那名已经离他而去对他极度失望的女学生，众目睽睽之下，把钞票很认真地塞进她胸前挂着的小纸箱。


    雨媛是任伯晋最小也是最宠爱的一个女儿，中学刚毕业，便投身到了军队中当了女兵。在今天的婚礼上，身着簇新的女兵服的雨媛，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丁问渔正是被雨媛的这身戎装打扮勾引住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穿上一身军服以后，竟会那么出众。


    "新娘子真够漂亮的，"一名女学生羡慕地说着，他的手抱住胸前的小纸盒子，随着音乐的节拍，很有节奏地颠着里面的钱。


    相形之下，同样也是穿着军服的新郎余克润，在婚礼上便显得有些逊色。余克润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同时还是航校十分杰出的教官。婚礼上的余克润并不太像个新郎，崭新的军便装虽然很贴身，可惜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有些不合时宜。雨媛的戎装打扮使自己变得更突出，因为女兵本身就是稀罕之物，而身着军服踌躇满志的军官，在南京的大街上却到处可见。


    对于丁问渔来说，婚礼上的一对新人，男的不像新郎女的不像新娘。雨媛给人的一种感觉仿佛仙女下凡，至于余克润，则有些像某个要人的副官，要不就是保镖。当余克侠咧着大嘴，把自己弟弟介绍给丁问渔的时候，丁问渔出于礼貌想和他握手，但是余克润突然一个立正，将手绷得直直放在脑前，皮鞋跟轻脆地撞击了一声，活生生地把丁问渔吓了一跳。


    丁问渔自我解嘲地举起手来，和余克润还了一个礼，他的这个姿势既有些唐突，更有些滑稽。余克侠挥挥手，让余克润去别的地方敷衍。"现在的年轻人，除了惦记着和日本人打仗，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正经事可以做。"余克侠感到今天的婚礼有些被搅和了，忍不住要发牢骚。


    已经到了尾声的婚礼再次有了冷落的迹象。人们在缓缓而起的乐声中，跳起了最后的告别舞。那是一首漫长的探戈舞曲，丁问渔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起身边的一位阔太太，不由分说地邀请她上场。阔太太被他弄得莫名其妙，像她那样肥胖身躯的女人，在舞场上是很少有人主动邀请她跳舞的。丁问渔像推一座山似的，把阔太太往雨媛身边推。他的眼睛和雨媛的目光终于对上了，然而只是短暂的一瞬间，雨媛迅速地把眼睛离开了。丁问渔和阔太太的舞跳得很糟糕，他们互相踩着对方的脚，好在丁问渔很快掌握了接近雨媛的决窍，既然推着阔太太往前走是那样寸步难行，他只要背对着雨媛，就会很容易逼到她身边。


    4


    当舞曲结束的时候，丁问渔猛地推开阔太太，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雨媛的身边，十分诚恳地表示愿意和她跳下一只曲子。他的请求引得在场的人都笑起来，雨媛捂着嘴，把脸都笑红了。谁都能看出来，舞会已经结束。乐师们已经将乐谱合上，指挥把指挥棒搁在乐谱架上，十分潇洒地捋着自己的长发。人们纷纷往外涌，走到门口向侍者取自己的外衣。丁问渔满脸的遗憾表情，给大家留下了更加可笑的印象。他依依不舍地看着这对即将离去的新人背影，一阵妒意油然而生。


    雨媛在向自己的父母告别，向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告别。她显然觉得丁问渔这个人很有意思，尽管他今天老是出洋相，但是并不觉得他讨厌。丁问渔早就给她留下了滑稽的印象，这个二十年以前追求过自己大姐的书呆子，一直是雨媛一家人背后偷偷取笑的对象。远在美国的大姐雨婵今天未能赶来参加婚礼，要是她看到丁问渔今天的表现，真不知会怎么想。雨媛非常大方地走到丁问渔面前，把自己的手伸了过去，她的一家和丁问渔都熟悉，唯一不曾和他开过玩笑的恐怕就是她自己了。


    所有的人，向新人祝福时，都说着差不多的客套话。雨媛想象不出丁问渔会说出什么话来，她的手伸出去以后，让她感到尴尬的是丁问渔竟然毫无表示，他目瞪口呆，似笑非笑，痴痴地看着她。她犹豫着是否应该将自己的手收回去，丁问渔突然有失体统地抓住了那只白净的纤手，用两只手紧紧地握着不肯丢。雨媛越是想把手缩回去，他越是抓得紧。


    "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怎么可以轻易地嫁人呢？"丁问渔说了一句让所有听到的人都会大吃一惊的话。


    雨媛说："丁先生，你真会开玩笑。"


    丁问渔一本正经地说："我怎么会是开玩笑？"


    雨媛脸色微微地有些变，她用力想把自己的手缩回去。丁问渔抓紧时机，根本不考虑自己的话会是什么后果，用日语十分冒昧地说着："要是我能早一些见到你，今天做新郎也许就是我了，不是吗？"由于雨媛的母亲美京子是日本人，任伯晋老人又是日本士官生毕业，一家人都能说流畅的日语，因此丁问渔的话，雨媛全听懂了。她用力将手抽了回去，丁问渔抓她抓得很紧，雨媛一用力，差一点把他拉倒。作为一个早就有家室的中年人，丁问渔做得显然太过分，即使是调情也应该看看地方看看对象。雨媛的脸涨红了，这次是因为生气，她毕竟是个有教养的女孩子，装作没听懂他说什么，转身和别人敷衍。


    任伯晋老人一家再次过来为女儿送行，美京子夫人上前搂住了雨媛，在她耳边轻轻地说着什么。她祝福女儿能尽快地为女婿生个儿子。美京子夫人对自己未能给丈夫生儿子感到终生的内疚，她希望女儿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雨媛是她最小的女儿，也是丈夫最偏爱的心肝宝贝，想到雨媛终于也嫁人了，美京子夫人禁不住留下伤心的眼泪。她在中国已经待了几十个年头，时间远远比待在她的出生地日本长得多。既然嫁了一个中国丈夫，美京子夫人自己也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妇人。在嫁给任伯晋多年以后的一九三七年，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京子夫人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到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无论是自己心爱的丈夫，还是那六个由她一手养大的女儿，都是主张对日作战的主战派。她嫁给任伯晋的时候，李夫人留下的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还没有满周岁，美京子夫人待她们姐妹完全如同己出。然而这一家人完全忽视了她是一个日本人，美京子夫人自己也差不多快要忘记自己的祖国了，她从来不穿和服，甚至忘记了做日本菜。丈夫和女儿是她的一切，她不愿意做任何让他们感到不高兴的事。


    母亲的眼泪同样感动了雨媛，她眼睛顿时也红了，不好意思哭，便扭转过身体，将自己的头在老父亲的肩头上，淘气地顶了顶。任伯晋老人鼻子也有些酸，笑着说："别又哭又笑的，要是还能真想到你老爹老娘，经常回来看看是真的。"


    一直到雨媛登上余克润驾驶的军用吉普，她脸上的笑容都是十分勉强。人们都以为她舍不得爹娘，其实她此时只是在生丁问渔的闷气，结婚自然是应该离开爹娘的，雨媛不可能为出嫁太伤心。她气恼的是丁问渔今天太不像话，他不该说那种无聊的话。丁问渔的无礼让她觉得自己被戏弄了，他果然是像传说中的那样轻薄，那样无耻，那么肆无忌惮，不在乎自己成为公众的笑柄。军用吉普不合时宜地刚启动就熄了火，余克润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跳下车来，掀起前面的车盖，调整被堵塞的油路。这是一辆崭新的吉普，常常会闹一些不愉快的小故障，在新郎官排除故障的时候，已经坐在车上的雨媛，有一种登高亮相的尴尬。应该结束的时候不结束从来就是件糟糕的事情。该告别的话已经都说了，车下的人只好频频挥手，想到什么说什么地消磨时间。


    雨媛尽量不回头去看丁问渔，然而她终于有些忍不住，带着赌气地侧过头去，看见丁问渔像只打败了的公鸡，十分孤独地站在弹簧玻璃门那里，耷拉着脑袋发呆，这时候，他已经穿上了灰色的呢大衣，胸前敞开着，手里提着那根纯粹是摆设的手杖。雨媛对那种男人提着文明棍的欧洲时髦感到很别扭，但是她又无端地觉得，像丁问渔这样小丑一般的怪人，配上这么一根不伦不类的拐棍十分合适。丁问渔那副孤独的模样，既让雨媛感到解气，又让她产生了一点恻隐之心。他虽然有些过分，然而雨媛也够让他下不了台的。


    丁问渔在余克润将吉普车重新发动起来之前，就满腹心事地坐上和尚的车先走了。太阳尚未落山，但是已经没什么威力了，和尚的脸冻得有些发青，将短棉袄拦腰用一截电线扎紧了，拉起丁问渔就跑。灰溜溜的丁问渔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在路上也懒得与和尚说话，他觉得此时和尚一门心思地用力拉车，正符合自己的心意。余克润驾驶的军用吉普在珠江路拐弯处，追上了和尚的人力车。雨媛注意到丁问渔紧紧裹着呢大衣，像个病人似的萎缩在车座上。他的眼睛紧闭着，似乎还在发抖，手上仍然抓着那根手杖。突然，丁问渔的眼睛仿佛睁开了，雨媛赶紧把自己的目光移向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