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伍

    去年的秋天，因为得到朋友一个信，说是既然在外乡奔波流浪，不甚遂意，倘若高兴回乡玩玩，或者也可以把心目略舒。至于要钱，若是决定动身了，可以来一电报，便当致电驻汉师部办事处，拨两百块钱作路费。朋友是十年前老同事，当年我在作上士时他就作了排长，且同为在一个街上长大的人，如今朋友已成为团长，有兵马一千五百，驻扎××，成为伟人了。我当时正卧病在上海，情形仍如此时一样，不过当时只我一人，住上海法界善钟路一小铺子的楼上，也正是因为病，不能把文章写成，就无法维持生活，得到朋友这信，当然欢喜之至了。


    我心想，既然是这样欢迎回去，那就回去看看也未尝不可，且据许多人说某某作了一任知事近来在家作封翁了，某某又娶第三个小妻了，某某又升大官了，所说的一些人，就莫不是当年一同在辰州总爷巷大操坪成队作跑步的人，想不到几年来人事变迁就到了这样子。人人全成家立业，我这各处飘荡的浪子，满面灰尘的归去也只多增他人一种笑话。但我想到看看这一般有运气的年青人，在家是如何一种生活，回去的心思也稍稍活动了。而且，我的脾气又是这样，小孩子气是有些地方无论如何皆保存的，我还想到，就为成全这些老同事一点自信，觉得他们的方法是得了超拔，而我的生活真形成了落伍的悲惨，也决定将转去一行了。


    我自然就写信去说，就是这样办，团长大人。我不能照他所说打一个电，却只写了一封挂号信去，是因为穷到无发电报的钱。信一发去我就等候着，但我知道这至少是四十天才能有消息，到了二十天后，因为病转沉一阵，到过平民医院的四等室住过六天，吃尽了无钱人住下等病室医生看护所给的痛苦，病倒似乎因为刺激反而得到转机，我不管如何出了院，一出院病却好了。病好了我还得重理我的旧业，就是成天照到那些大编辑趣味写一点小说，亲自送到各处去，把挑选的权利给那编辑，一面留着一些请求帮忙的好听的话。过数日，没有消息了，又客客气气的写一封信去，作着仿佛是就便的意思询问到那文章的结果，或者文章退回，或者又稍过一些时候钱就来了。我是靠这个钱维持日子的，钱不能得到，自然还得拿一点可以质钱的东西去押当，一面用好话同房东那成衣人太太缓和，日子就是这样到了冬天。


    忽然一天，有一个人找到我住处来了。我还不曾起床，完全料不到有这样人找到我住的地方来。房东因为来人的体面衣服惊眩，听说来人是我的朋友，从汉口来，不喊我起床，就把客人引上楼到我床边了。


    房中一些肮脏的情形，我明白真如何给了来客一惊！我先是还不醒，主人把我摇醒了，坐起身时，望到面前站着的人，几几乎以为做梦。


    “是沈先生吗？”


    “是沈××，你？”


    “我是成西顺，从汉口来。”


    “成西顺？”


    “是！你不认识我了。”


    我点点头，忽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早已上了三十岁，满脸髭须，憔悴异常的人了。我如今不但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了。到街上同这个人见面，走路时我还得让路，坐电车我也不敢同他并排，他是这样体面的一个人了。至于十年前的成西顺呢，是我们队里一个号兵，除了吹号就会流眼泪。因为人太小，大家顽皮一点的在方便中总把西顺作马骑，尽这马作人声骂娘骂祖全不管。到后大了一点仍同在一个队伍里当兵，眼泪的方便仍比别人为多。时间一过，想不到这号兵也变成社会上的体面人了。


    当我听到这人说出姓名时，有一点惊讶了。我望他，用眼睛搜索这个人脸上的各部分，虽然这时额角放光脸色红润，那一时却瘦小若猴子。但这人脸上有些凸凹终于被我认识清楚证明不误了，我就觉得心中有莫名其妙的惨痛。处到这穿几件好衣服就可以称为上等人的上海，这朋友从汉口来，见到我这情形，出于意料之外的可怜，也会疑我不是那个据说在上海卖文的我，也应当在此时极力搜索我的脸上了！然而他的结果是如我一样，纵对面的人颜色已经完全不同，我们的神气我们的言语调子，仍然还有一分残余，不消说我即刻也被他认识明白，在他心中起了大大的惊讶。


    他站到我床前，把我认识清楚以后，用着还是惊讶的口吻说道：“我真不认识你了，若是到路上，我还以为是……”“你以为我是会扒你东西的人，是不是？”


    “不，你生活真不是我们想到的生活。”


    “这时可明白了。”


    就是这样谈着笑着，他坐到窗前去，我却起身离床了。一面洗脸一面同这个人说着许多老话，说到各人的生活，说到各人的转向，并且把这个人从前容易流眼泪的事也说到了。我们以后就下楼，走到静安寺，搭一路公共汽车到南京路。他一定要为我制一套西装，我说我实在没有每天摺叠每天打领结的功夫，他还是不依。这人做了几年副官，沿河护送船只发了一些财，对老朋友的情形看不过意，决心要作“绨袍之赠”了。他见我固执，还以为是书生气不脱，就说，“二哥，你当真是做了文学家看不起老弟了！”


    “副官，你这样说真要我对你行礼了。”


    “你陪我到这缝衣公司走走！”


    “我不会穿洋服怎么办？”


    “为什么这样说？”


    这朋友，好象有点生了气，因为他也正想来上海缝一套洋服，且在汉口就打听知道，南京路有中国内衣公司，如今见我执意不去，对我不领受他的好处以为见外了。我见他不说话，我就说，“西顺副官，我陪你进去，可以。我实在怕穿这东西，因为不方便，和我生活不相称。”


    他见我意思十分诚实，无话可说了，我们就进了那公司，上到二楼，这容易流眼泪的人如今用钱的大方同当年眼泪一样，把材料样子一翻，一买下来是两百多块。我呢，无论如何被派定一条裤子，正好我所穿的还是一条秋季穿的黄布裤，再推辞也不行了。


    这朋友来上海，是接洽一种烟土的买卖。得到了那团长信，告他我上海的住处，托他为我带钱来，所以一到上海就把我住处找到了。我们就痛痛快快的玩了一天，到四川馆子去吃饭，吃了许多酒，又到一个地方去看电影。吃饭看电影地方全由我指定，他却出钱，我只得就这样招待尽了一天地主之谊。他住的地方是江南旅舍，第二天我清早坐了车到那里去找他，房中已经有了一个年青客人，衣服极其入时。我走进房去，副官朋友跳起来笑，一面为我介绍给那年青客人一面让坐。


    “这是同乡老同事，沈，这是向经理，第八十师的。”


    年青人悻悻的立起，随便的点头，手上一支卷烟还未吸到一半，就用力掷到身旁痰盂里去，发出咝的一声。见到这情形我觉得有一点受压迫，但是想到这人是××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我是好象略感拘束，坐下了。


    那朋友说，“你那么早！”


    我笑，轻轻的说，“不早。”


    那军需大人，正同朋友说到一个故事，还没说完，我来了，见我同朋友谈话，以为朋友是在应酬我，就把我不算数，又同朋友说道：“哈，我就听，是的！伢俐角母凶！我可不怕。我还是听，等会看这妖精怎么样来。吓，老成，蛮凶咧。刮风了，风在左边右边，（说时用手拍胸介）革命同志，从枪里炮里出来，怕鬼吗？我不怕。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不怕，訇！哗，噼拍！来了！我心里有点紧了。角母会事呀？妖怪难道真有吗？


    吓，……”


    说到后来就大笑，从那笑中我悟出这是这位军需大人昨夜晚到闸北一个友人家中住宿，把人家畜养的猢狲当妖怪耽误一夜睡眠的故事。这年青体面人把话说来津津有味，我为这十全十美人的气势，也随着笑了。


    那年青体面人见我也笑，似乎有点不服气了，就问副官朋友，“老成，你不信鬼吗？”


    “我看到过鬼打架，在常德提台衙门，一共有十个鬼，我们三个人就走去把鬼吓跑了。”


    “牛皮。我不信。”


    “不信吗，问我这沈二哥，他是同我在一堆过的，看我往年同人打些什么赌。我们放哨就专选有鬼地方去放，男子汉还怕鬼？”


    要他问我，这年青军需大人自然不愿。本来我的样子也太寒伧了，坐到这五块钱一天的房间大椅上，就总觉得不相称。我的新刮过的脸与我一身衣服，只增加别人对我敬意的消失，我的不能同军需大人坐在一起的颜色又毫不能隐瞒，听到副官朋友说到鬼，使我想起许多旧事，若无人在身边，真要哭了。


    我静静的观察这年青体面人的身材，望到这少年事业得意的脸孔，就安慰自己，认为别人是很有理由对自己加以忽视，且自己也还有理由对别人加以原谅了，我就不再顾及这个人，同副官朋友谈起往年的事来了。


    “成，遂宜近来做什么？”


    “他发了财，不做事，只在家中做父亲。”


    “方吉生？”


    “还是营长，驻武穴。”


    “魏三？”


    “做厘金局长，这样一个三麻子，命真好，得了那么一个好太太。”


    “太太什么地方人。”


    “陈……”


    “他那女儿也长大了吗？”


    “早养儿子了！这是怪物，大概养十个儿子，还是脸嫩嫩的如十八岁女人。现在才养第五个！”


    我默然了，因为想起这小女孩往年住到我家里，被我同我姐姐捉定，用朱红涂了脸，穿起我外祖母的大袖衣，要她唱苗歌玩的情形，还如昨天的事，想不到这小女孩就做了夫人，且出名的美丽了。


    朋友见我不做声，知道我是想到往日过去的事了，他笑。


    他说，


    “姑妈来了，打她的左脸，打她的右脸，呆一会儿这被打处都得了治疗，用嘴安慰……亏你记得到这些事。”


    他说的是我在一篇回忆的文章里所写到关于那女子故事的话，料不到这朋友，居然能这样有耐心，把我写的文章也一一记到，真使我觉得感谢，红脸了。


    朋友又说，


    “还是回去看看吧，许多人你都不会认识了，老朋友都等待你回去的，年青人也想见你这……”他意思是在下面加“文学家”三个字，但经我眼睛一扫，他知道这将引起军需大人的笑话，他把话中止了。


    那军需大人很无聊，就从洋服外氅口袋里取出一叠小报来，有些用红纸印就的，有些是大报，一一打开来看，大约从这些中间他也能够如上海一般大学生一样，可以得到一些名人轶事花国消息的知识。望到那神气跃如的脸儿，我不由不在心上羡慕这种人的天真。


    不知为什么，那军需看到一段报纸，只是咕咕的笑。


    “向，你笑什么？”


    “喔，角母多！”


    “多什么？”


    “老成，这里牛皮哩。这里说上海一个地方有十万野鸡，这是牛皮哩。十万，啊嗬，角母多！”


    我是到想笑笑也不能的情形下了。因为昨晚上副官朋友已把那团长朋友托带的两百块钱送了我，有了钱，我可以请这朋友玩玩了，就想找他出去，离开这年青体面人物。


    我说，“成，我们出去好不好？”


    “等一会儿也好，恐怕曾处长要来，他很想见见你，还托我介绍！”


    “这些伟人我真怕，到底是乡下人出身，出不得客。”


    “这只能怪你，太随便了点，不知道的自然就……”朋友的话是指那军需大人对我的礼貌。我除了承认几年来朋友都饱经世故，能追上时代，而自己反如孩子处处使气任性，到处吃亏，没有可玩味的事了。因为朋友也看出了我的拘束，我就更觉得自己可怜。我的世界分明是和这些人两样的世界，其中应无得失也就很自然了，然而我又好象总还有一种虚荣在心，以为是总应当还有人相信，做一个上等人并不单是靠两件衣服就行，所以听到他一个姓曾的同事说很想要见见我，只得仍然等待下来了。


    不知为什么，客人忽然想起我的姓名了，他还不知道我就是他所说的那人，他问副官朋友，“老成，沈××也是你们地方人！”


    我对朋友做了一个眼色，要他不说话。


    那军需大人于是一面燃了一枝烟，一面又说道，“这是一个名人！你们地方真不错，有武装同志也有……”副官朋友匿笑不已，稍稍生了一点气的神气，问那军需大人，“你认识他吗？”


    大约是这个年青体面人要顾全他的体面，不知为什么，他忽然会说出很可笑的话来，他说曾到一个地方吃酒见过我。我很觉得奇怪，就过细看看这个人，看了一阵依然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会过。我就说，“想不到你先生还认识他，我们许多同乡还不知道这人的名字哩。”


    这人毫不在乎的吸着烟，放了一口烟气。他大约也是到过省一中学之类读过新书的人了，他继着就说，他还认得不少的名人，把名字一一列举出来，大有背诵如流之概。他又说他也做过编辑为新文学鼓吹过，同谁在副刊上作过战。到后见我笑得很久，似乎对于他所说的话很有趣味，就渐渐把我的落魄加以原谅，问起我到什么地方读书的话了。


    我说：“我不是读书的人，是成的老同事。”


    “你们那个同乡他也就当过兵！”


    “真有这样的事吗？”


    “我也不相信。不过，这是他说过的。”


    “他同你说的吗？”


    “不，他同别人说，我听到过。”


    “这倒是很好的事。他倒恐怕想不到还有许多不相识的知己的事。”


    “真是咧，一个作家，他可料不到……”姓曾的人来了，又是一个年纪青青标致人物，肋下挟了一个皮包，一进房就走过来同副官朋友捏手，且很聪明的对原来的客人加以注意的样子。那副官朋友先把他给军需大人介绍，“这是曾同志，四十三师驻汉办事处长，——这是向同志，八十师经理处。”


    于是交换的捏了一下手，副官朋友又把那姓曾的引到我这方面来。


    “这是曾，这是我那老大哥沈××。”


    “哈，××先生吗？”（我的手被两只软绵绵的手捏紧了，我只点头笑，不做声。）“真好极了，我还同成同志说来看你，今天在此遇到，真好极了。……”我们即刻就到那长椅上并排坐下了，这年青人心上的诚实欢喜流露到颜色上使我感到温软，一方面我想起适间那军需大人的谈话所给我的不愉快，就又觉得在这时真是一个可笑的局面。我去望那军需大人，他正在同副官朋友说话。


    那军需大人用着还不十分相信的神气低低问副官朋友，“这是沈××吗？”


    副官朋友笑，点头。他说，“我以为你认识他！”


    这时我望到他们两人，两人也正望到我，副官朋友站起身，我第二次被他介绍给那年青军需了。那年青人红着脸把我的手握定，很狼狈的做出笑容，结结巴巴的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样子是“久仰，久仰！”


    我也仿佛极为难。本来对这说谎话的人，我感到的只是无聊。但如今见到那神气，且手是被握着，欲挣脱不能，也不免显得一点窘态。


    “好象是会过，一时真想不起了。”这人这样说着还不放手。他大约还想从谎话中挽救自己。


    我说，“好象是，或者是北京。”


    “我不曾到过北京，恐怕是同先生在长沙见过。”


    “可是我还没到过长沙。”


    这位军需大人，随机应变的天才并不缺少，虽说明白不会有那过去晤面机缘，他把我的手一放，却怪起副官朋友来了。他说副官朋友刚才介绍时，只说这是姓陈的朋友，不说姓沈的朋友，所以才发生了这样一个笑话。他接着就想一笑了事，大声打着哈哈，且用自己嘲弄自己那种神气，说幸好是没有说过沈先生的坏话，不然可真使人难为情了。但是认真说起来呢，这事情即或副官朋友同我把这事忘去以后，他是也不至于忘记的。他知道我就是沈××，于是也走过来坐下，我就坐在这两个年青人中间，把话谈下去。曾姓的还不知道先前的事情，只见到这时这军需大人的神气，心中似乎就不甚高兴。然而这军需大人他仍然还是谈下去，同我谈文学，同姓曾的谈党务，同副官朋友谈鬼，前后照应，全无空隙，到后是曾姓的把我们邀出去玩，也不好意思把他单独放弃了，于是一同出旅馆。


    同这两个年青人在一块时我又怠工了一天，仍然是吃喝，吃喝够了又到公园散步。我一面在这陌生的朋友方面，感到一种难得的友谊而快乐，另一面就又望到自己萎靡中年的情调而感伤。我很明白那位军需大人，虽然在我面前说了谎，有点负疚，但到后仍然是因为我行动言语的平凡，把他对我的敬意取回去了。至于姓曾的处长呢，许多地方还太天真了一点，他对我的趣味似乎一半还只是为好奇，他劝我不妨到汉口方面去玩玩，可以把生活换换，又劝我就同他过汉口去，住了一阵再返乡。这完全是一种好意而且极其诚实，我没有什么可言。我不能说我在上海还负了若干债，又不能说我离开上海以后在北平方面家中人无办法的情形，只含含糊糊的答应下来。到后分手一个人独回到了我住处的小楼，却感到凄凉起来了。人世的炎凉本不甚介意，但一想到也有象姓曾这样年青人，我觉得无端生出责备自己颓废的理由了。


    第二天我接到了北平方面一个快信，我那有肺结核的母亲病转了方向，每天一到晚上就发烧，写信来的妹妹要我想办法，或是我回北平来看看，或者想法把老人送到上海来调治。我虽然得了两百块钱，在各方面负的债总有四个多。并且这钱是朋友特意为我汇来的路费，若是要返乡，这钱就只能到地。我正感到为难，那副官朋友同姓曾的处长来到我住处了。副官朋友把我拉下楼，说姓曾的无论如何要为我制点衣服，且劝我搬个家，为我买一点用具，因为他不好意思讲这个话，所以请副官朋友说。我红着脸到楼上去，眼中含着泪。


    那人见我这情形，知道是副官朋友已把话说过了，就握着我的手不放。


    “×先生，你不要觉得难过，我是顶不会客气的人，成同志知道我为人，所以我才敢这样冒昧。”


    “不是冒昧，凡是这些事在我都觉得有说不出口的心情。”


    “你高兴顶好就同我们在十天以后过汉口去，不能动身离开上海，就搬一个家。我听到成同志说到你这住处，我心里就极其难过。我们是吃白饭的人，却各事无所牵挂的住大房子享福，你们这样受苦，中国革命的成功建设期中还有这种事，真太不合理了。”


    “这自然是自己个人的事，与革命无干。”


    “我看到许多人都该死，却做了无数事情！”


    “那是你们革命同志！”


    “一群反复无常的东西。”


    朋友同我全笑了。


    过一礼拜，朋友同姓曾的返汉口去了，我也不过北平，也不返乡，也不搬家，也不做衣服。我手边有了四百四十块钱。


    有八十是副官朋友留下的，有一百六是曾姓留下的，另外是团长的两百。我已写信告了那在乡下带兵的团长，说感谢他的钱正来的是时候，且说明我一时无法离上海的苦衷。我把钱汇到北平两百，还了两笔整数的债，为另外一个在别地的朋友周济了四十，我剩下八十多块钱，便很方便的把日子混了一个多月。到今年武汉还无战争时，我还得过那姓曾的来过一次钱，数目是六十，那副官朋友则来信说已转到乡下接新娘子了。


    已经过了一个年了，我生活仍然还是过着为那军需大人相信不过的生活，衣服还是一样邋遢，人还是一样萎靡不振。


    在上海作奉命执笔三块钱一千字的文章，人不舒服时就流一点鼻血，左右这病又不至于长久，流了一些血，倒到床上几天，过一阵非起床作事不可了，我就爬起来，仍然把未完成的文章写下去。


    近来家中人因为在北平实在无法支持，且为了一个小妹妹的读书事情无法解决，只好一同来到上海了。我就同家中人在这地方住下，火食到无法继续时，就走到××书店卖书处去向营业处×君说点好话，请他打电话得经理一句话，让我预支一点版税，又另外向熟人借一点钱，又把可以进当铺的东西当一点钱，一家三人总算活下来了。


    五月端阳节将到，一切的难处也随了这节日压迫到自己身上了。各处写信去借钱都无回音。写成的一部文章又因上面有太多的牢骚无人能买，家中的母亲一到下午就发烧，额部如火，胸部作喘。我自己又因天热旧病发作，间一两天得流一点在别人看来仿佛很可笑的鼻血，日子去端节越近，自己的灾难也越迫身了。


    我近来成天坐在家中，除了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不依照那姓曾的年青朋友劝告，另改一种事业来对付生活是蠢事，就是来到这桌边，想怎样来把我生活彻底改造。我想到一得方便还是回到乡下去看看，且把这意思说得极其乐观，在病人床边商量过了。我的母亲知道我这话完全是做不到的事，就苦笑点头，用她那聪明的眼睛很可怜我似的对我注意。她见我一站在桌边总是半天，以为我是为了目下情形着急，恐又得流鼻血了，总故意同我说话，使我可以休息休息。


    我虽每日看报，却从不敢注意到日子。因为日子不甚明白，一家人也从不提起日子，这日子才似乎容易过去。见到家中的情形，见到未来也同样渺茫，很蠢的思想时时刻刻在我脑中打转。我想到的是，我应当使自己苦恼把一家人活下来，还是自己图安宁杀了自己？我想到这些时是没有一分牢骚在心上的，既然一家人都在病中，而自己又实在无生存能耐，恐怕终会要走到这一条绝路上来的。但是这愚蠢而又可怜的思想，家中人是不会知道的。我仍然也还是成天做我的文章，来了客仍然陪客人谈谈天气及国家事情，喝一杯茶，又随意讨论一下近日相熟几个人的生活。客一去，来了空虚，看看周围一切，我茫然了。各样的计划全作到了，还没有可以把一家从贫病中挽救出来的方法。在无可奈何情形中，往床上一躺，想着我在《呆官日记》上所写的“日子，滚你的吧！”


    这样话，心中酸楚之至。在这时另一地方那些追上了时代的老同事，总仍然还有念及这落伍的我，我就这样对了屋顶作着空空洞洞的希望。


    我虽然没有算日子，但仍然知道今天是五月初三。我估计到那位军需大人，可能已荣升了什么局长了。


    一九二九年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