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从来就不对号嘛。”他挣扎。


    “你是多少号，就坐多少号嘛。”藏人不急不躁，语气坚定，反复说着以上的话。占座的终于无奈让出了座位，一边往后面走，一边还在说：“从来就不对号嘛。”


    发车时间到，有一个座位的人没来，票已经卖了，车老板说要等。一等半个小时，天渐渐亮了。等人凑齐，车开出汽车站，天已大亮。上了路，才发现比没出发的时候更令人搓火。这位司机的技术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在日喀则市区平坦无比的好路上，这辆车开得颤颤巍巍，慢慢腾腾，连蜗牛都会急死。


    在藏区的优质公路上行车，有一种令人失掉时间感的催眠效果，绿河黄沙雪山蓝天在侧，走上几个小时大同小异。下午三点，司机把车停在一个小镇，大家找地方吃饭。紫围巾和坐我旁边的藏袍阿姨，跟在我后面，黄皮袄的男人拎着一个大保温瓶走在前面。他们走进了一家餐馆，喊我跟着，并建议我跟他们点一样的饭，说这样吃上得快。三人都是藏人，交谈不说汉语，只和我交流时，才小心地吐出一些必要的汉话句子。饭毕，黄皮袄男人用他的保温杯，倒给我一杯开水。


    车继续往前开，越开越高，越开越冷。天色渐暗，路两边开始有雪。藏房少了，人烟也稀了。到樟木前的最后三十公里，是从海拔四千米的聂拉木降到一千多，所以，越冷越是好事，意味着我们离目的地近了。


    天色接近傍晚，视野深灰，雪大让路面全白，风也越来越猛，车厢冻脚。自从开始下雪后，“急死蜗牛”司机就开始把车开得歪歪扭扭，我暗暗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会儿，过了这段下山就好了”。山路一转，前方山上出现几排前后交错站立的水泥楼房，似乎是个小镇子。那便是聂拉木了。


    中巴爬上通向水泥楼群的一条路，慢慢两侧出现了小商店、旅店，车沿着盖满雪的细小马路开到一处加油站加了点油。然后，坐在车头跟着司机考察的车主人忽然对大伙儿说：“有住旅店的，住哪家说一声，我好给你们停车。”


    此话一出，大事不妙。我赶快冲到车头去，差一点就要揪住他衣领子：“住旅店？！不走了？！”他瞄我一眼，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你看看这路，能走吗？我敢走，你敢坐吗？”


    二


    在紫围巾阿姨的介绍下，黄皮袄、另一位年轻人还有我，都跟着她和藏袍阿姨住进了雪域旅馆。三个女的住一间，三张床，一张小小的藏式立茶桌，一颗灯泡，屋里冷得和外面没区别。


    行李放下，大家聚到隔壁的烤火房烤火。藏式旅馆的烤火房等于“大堂”，服务员白天待在这儿，要水要茶、交谈碰面也都在这儿。很大的藏式房屋，中心一架铸铁藏炉、大煤筐，四周摆了大大小小的椅子，房间三面靠墙也都是铺着藏毯的长座位，可以坐下十几人。火炉上坐着三四个大白铁皮和黄铜的水壶，红脸的服务员姑娘不断过来给我们加酥油茶。


    一边喝茶，一边谈论明天的天气。那位年轻人说：“如果雪不大，明天可以走下去。”他就是坐在头排、坚持对号入座的那位，叫贡布，是四川阿坝的藏族。说到对号入座的事儿，他不好意思地说：“要是个藏人，我就让了，汉族人，还是个警察，就算了，警察还这样。”原来，对方为了要贡布让座，说自己是个警察。贡布长得很耐看，轮廓清晰柔和，他是大学生，藏文学院毕业了分到乡下教书，没去，跑到边境上来，跟着在樟木的叔叔做生意。


    黄皮袄男人叫加措，仔细看长相也不赖，三十多岁，虽然风尘仆仆的，但从穿着上看也见过大世面。加措是甘肃的藏族，从甘肃到樟木，再从樟木到加德满都，再从加德满都去印度，他的弟弟和妹妹在德里生活，他计划和他们一起过春节。


    说起汉话来，贡布的口气谦和缓慢，加措的普通话有地方口音、直率简单，显得有点笨拙。藏式房屋里，摆着一些藏人生活的常用器：做酥油茶的长桶，雕花的木柜子和木桌，供神用的灯。贡布和加措热心地告诉我每件东西都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找了一家牛肉面馆吃晚饭。


    加措担心到了加德满都，办不成去印度的签证。问他为什么不在拉萨办？他说，在拉萨更难办。他们去印度很难，即便是在加德满都办，听说也有危险。问什么危险？他说：首先能不能拿到签证不一定，再者就算拿到签证入境了印度，但回来时在中国边境上护照上有印度签证，也有危险。所以，“很多人连从尼泊尔去印度的签证都不办，怕回来遇上麻烦，就在印、尼边境上给人一点钱，把人偷偷带过去。”


    “这里发生的事情，说出来你们都不一定信，根本不是你们能想象的。”贡布接过话头。我说我相信。


    贡布说：“别说内地人了，就是在藏人里头也是想法各种各样。像那些樟木边境的藏人，就对这些政策和手段没有意见，对一切都满意，为什么？因为给他们这种边境的好处比偏僻地区好：一个老师，在樟木的工资就至少四五千，大城市都不一定有这么高。所以，樟木的藏人和阿坝的藏人，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你听樟木的藏人，特别是那些在政府国营单位的人说话，就和新闻联播里没什么区别。我去内地，都没听过内地人这么说话。内地人讲钱，不爱讲政治。”


    牛肉面味道相当好。在车上苦苦晃了一整天，痛痛快快地说上一会儿话，吃上了又热又香的牛肉面，心情似乎好了不少。几个人也不知不觉拉近了。


    转天我早早地醒了，一边拍打沾满了土的旅行背包，一边想着今天走下山的事。但是推门一看，外面雪还在下，地面上积的雪已经没过脚踝、深到小腿。


    路上有人用塑料编织袋绑在两腿和两脚上，大部分店铺都关着门，找可以打国际长途的地方都难。我想打给尼泊尔的朋友，通知他们不要从加都开车到边境上来了，大雪封路，过境时间待定。从聂拉木打到尼泊尔的手机上，每分钟五块钱。


    回到房间，眼看快11点了，四位藏人朋友甚至都还没起床，显然他们认为今天是走不了。在烤火房又烤了会儿火，他们陆续出现，贡布和加措最晚，快下午1点钟才笑眯眯地晃进来，“反正也走不了，没事不睡觉做啥。”加措憨憨地一边说，一边笑呵呵地挠了挠头。


    “这么大的雪，谁也没法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并向我详细解释为什么走不了：出了加油站就是山路，就算不刮风光下雪，雪深了走起来都不安全，何况还刮这么大风、眼都睁不开，更甭提还得背着东西，苦力都不肯；而且，出了聂拉木，前头至少还有二十公里的路同样在下雪呢，其中几段每次下大雪都堆得三层楼高，就算推土机推，也只能推出一条中间道，两边雪还是有三层楼高，何况现在还没有推土机推，就是现在雪停了，人也过不去。


    “走路，是走不下去樟木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看推土机什么时候推。”他们总结道。


    不过，雪不停，推土机是不会推的。雪停了，还要看推土机想不想推，要是没什么首长经过，晚几天再推也是正常的。


    三


    既已如此，推土机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今天雪停，明天推，后天能走。所以在聂拉木要待“至少三天”。我坐在火炉旁，心里这么暗暗算着，把双腿双手尽量靠近气息微弱的火炉，低头全神贯注在压制心头升起的焦躁。想想昨晚睡的那个毛巾结冰、穿着棉衣棉裤、盖着两床被子仍打哆嗦的三人房，这个条件简陋得让人连要点热水洗脸都不好意思的烤火房，这个只有最最靠近才能感觉到一点儿暖意的炉子，除了忍耐，坐住屁股底下的这把小凳子，等着雪停、推土机出现，似乎什么也干不了，也没地方可去。


    一脸沮丧，被几个藏人朋友看在眼里。为了宽慰我，他们围着火炉、半解闷半认真地讨论起“怎么才能走”来。


    “这时候，只有弄架直升机来才行。”加措说。


    “前几年有个当官的就困在这儿了，他们真的弄来一架直升飞机接他。风太大，不熟悉这边地形，连那个头儿带飞机都摔到山里了。”紫围巾阿姨说。


    紫围巾阿姨桑姆，刚刚从樟木中学调到聂拉木，原来在樟木中学教过汉语，后来还当了校长。藏袍阿姨是桑姆老公的姐姐，叫曲珍，不会讲汉话，但能听懂一些，一直在旁边看着大家讲话，灵活柔顺的眼神非常专注。曲珍和桑姆都是五十岁左右，但都显得很年轻甚至有点小孩子气。


    桑姆说，曲珍一辈子没有结过婚，到现在还是一位姑娘，她在桑姆老公家里的十个小孩中比较年长，很早帮父母照顾弟弟妹妹、带他们成人，不知不觉青春过去，虽然从那时直到现在，一直有许多人提亲，但她自己不愿意，说一个人过惯了，也不愿意离开弟弟妹妹们。现在不管弟弟妹妹哪一个家里需要人帮忙，她就住过去，吃苦受累的活儿都由她干，对这种“游牧生活”她很满意。作为一位老姑娘而不是妇人，曲珍阿姨明净的脸上始终有一种秀美而温顺的神情，既单纯又端庄。加措说：“曲珍阿姨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美女呀！”我们纷纷点头同意。


    烤火房的小电视里，播着西藏台的“红色”节目，试着转了几个频道，几乎大同小异。偶尔一点娱乐节目，也照搬央视晚会风格。看我这么惊讶，加措和贡布说：“西藏的电视节目，就是这样嘛！想看电视，就是看这个，不然就没电视可看嘛！”像在聂拉木这样的县城，只能收到西藏的几个大同小异台，其他文化生活又几乎没有——旅店里，这样的电视从早到晚开着，过路住店的人无所事事，就一直盯着看，谋杀时间，也谋杀意识。


    听到这儿，桑姆发言了。她的话让我们大为吃惊——在这个问题上，桑姆的看法“跟新闻联播一模一样”，连用词都一样——她就像小学生在背诵老师要求背的课文，而且因为背得好，桑姆的语气中有一种“优秀学生”的优越感和不容置疑，对“淘气捣蛋学生”加措和贡布所说的那些观点表示不屑一驳。


    作为一个内地人，我也聊起中国发生的一些事，并非我们看到的那样。桑姆一边慢慢摇晃着身体、很认真地听着，一边开始困惑。她沉默了一阵子，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然后说：“就算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但是我本人当个好人，只办好事，总不会错吧？”她说，“离太远的事儿，不知道咋回事儿，也不知道谁对谁错，那我就在工作中帮助需要我帮助的人，我自己做个好人，不管别人干什么，这不管啥时候都是正理吧？”我们看桑姆这么认真，也不好再进行更复杂的讨论，都被她面有忧色又努力找到态度的样子打动，对她的问话纷纷点头称是。


    夜幕降临，我们再一次聚在牛肉面馆里。大话题告一段落，一面喝着汤，困在聂拉木这个眼前的小麻烦又再次成为核心话题。


    “如果不是等曲珍姐姐从拉萨过来，我前两天就下去了。”桑姆说。


    “前天早上，我从拉萨过来，在日喀则拦越野车想搭车，也奇怪了，一天一辆都没搭上，我要是那天早到点儿，那天的班车也能赶上，可又没到那么早，结果就只能坐昨天这班。”加措说。最后，大家异口同声说：“这就是缘分啦，要是我们都早下去樟木，雪赶不上，人也碰不上了。”


    四


    第三天一早，雪停了。但是什么时候推土机来推？又是一个新问题。有人说，不给点钱他们估计不能这么快推；有的说等有交通部门的领导从日喀则上来，他们就会给领导推；有的说，估计过年前不一定推了。


    到下午，推土机可算是出发了，那轰轰的声音听上去从来没有如此振奋人心。推土机出了门，大家心都稍安。贡布拿出他的笔记本电脑给我看照片。他家里八个小孩，大姐在北京工作，一个哥哥去寺里当了喇嘛。他指着阿坝一次重大法会上他哥哥拍的照片说，哥哥当了喇嘛以后变傻了，原来很聪明的。问贡布：变傻了不好？贡布想了想，说：也没什么不好，和尚嘛，是要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