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章 燕京锄奸

3个月前 作者: 高阳
    缪斌幸逃一命,张啸林难逃制裁。


    继曾仲鸣而得新艳秋芗泽的就是”小道士”缪斌,他是受曾仲鸣所托,照料新艳秋。结果照料得”无微不至”。及至汪精卫河内被刺,曾仲鸣死于非命;关于新艳秋是”白虎星君”的说法,就渐渐流传开来了。


    于是有人对缪斌提出警告。”曾仲鸣前车可鉴!早在南京就有人说新艳秋是白虎星,碰不得。如今证实了!阁下避凶趋吉为宜。”


    缪斌付之一笑,根本不作考虑。不久,果然被刺了。


    不过,这一次是他命大,阴错阳差地躲过了一场灾难,原来缪斌捧新艳秋,除了自己经常定一个包厢以外,每次总买几十张”池座”的票,邀人去为新艳秋喝采。这天正坐在包厢中看新艳秋的《三堂会审》,偶而回头,发现他太太的影子;心中一惊,夺路而走。缪太太是深度近视,竟容丈夫交臂而过;及至发觉追了下去,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时候来了个”替死鬼”。此人姓关,广东人,在上海行医;新近纳了一名舞女为妄,特地北上来度”蜜月”。他有个朋友,即是王吉的”前夫”,做过硝磺局长的”秦局长”;这天应秦局长之邀,来听新艳秋。上楼一看,秦局长在第二包;第三包却是空的,老实不客气,先坐了下来,隔着半道木墙,与秦处长打了招呼,刚把视线移向舞台,第三包后面转出来一个黑衣汉子,对准关医生一连数枪。当时正是满场彩声之际,枪声不显;所以黑衣汉子得以在目的达成后,从容遁去。


    当然,这个黑衣人是有任务的、有目标的。任务是锄奸,目标是缪斌,只以关医生长得跟缪斌极像,而又阴错阳差,偏在此时此地坐上缪斌每天所坐的位子,以致于作了不知因何送命的替死鬼。


    但关医生到死糊涂,在第二包的秦局长,却是心中雪亮,知道缪斌幸逃一命。刚想拔脚避开,突然醒悟,走不得!一走嫌疑重大,说他布置了陷阱,要害关医生,那就跳到黄河都洗不清,说不定会做了凶手的替死鬼。


    因此,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喊一声:“打死人了!”


    此时秩序已乱,台上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看到戴副墨晶眼镜的秦局长的手势,才知事态严重;打鼓佬当机立断,拿鼓简子向司锁呐的下手指一下,随即双简齐下,领起”尾声”;锁呐咪哩吗啦地吹了起来。


    “会审”的王金龙与蓝袍、红袍,一听”尾声”如逢大赦,撩袍端带,往后台直奔。崇公道赶紧扶着苏三,就近由上场门下场。


    “出了什么事?”新艳秋一面让”崇公道”“开锁卸枷”,一面大声问说。


    “出了命案子。”有人答说,”第三包。”


    一听”第三包”三字,新艳秋顿时双眼发黑,站都站不稳;这时后台管事与新艳秋的跟包二秃子,匆匆赶了过来,”新老板,缪委员被刺。”缪斌一直以候补中委的身分在华北活动,所以后台管事这样称呼,他说:“日本宪兵已经在抓人了。赶紧去吧!”


    “我还没有卸妆呐。”


    “来不及了!”二秃子不由分说,将件灰背大衣罩在她的”罪衣罪裙”上,与后台的管事拥着她就走。


    穿过一条尿臭薰天的夹弄,出后台便门,上了汽车;后台管事的说:“还不能回家。得找个地方躲一躲。”


    “躲到哪里?”


    “最妥当不过,躲到提督那里去。”在前座的二秃子接口。


    所谓”提督”是指”北平市长”江朝宗。他在前清当过汉中镇总兵;入民国后,从袁世凯时代一直到北洋政府整个垮台,断断续续地总在当步军统领。这个职位,在前清俗称”九门提督”。江朝宗喜欢这个俗称;所以大家一直管他叫”提督”。


    “怎么啦?”江朝宗笑着说:“我这儿可不是都察院;别是走错了门儿了吧?”


    新艳秋白了他一眼,只发怨声:“提督还有心思跟我开玩笑!不想想我心里的急?”


    “你急什么?你让我香香你的脸,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看样子不像骗人,新艳秋便将脸偏着,凑了过去,江朝宗亲了一下才说:“我告诉你。打死的不是小道士;是上海来的大医师。”


    新艳秋自是一喜,但还有些将信将疑,而就在这当儿,缪斌已经有电话追到江宅;新艳秋亲耳听了声音,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于是就在江朝宗新娶的四姨太屋子卸妆。这时她的一兄一姐也都赶到了;带来许多她日常所用的衣物,暗示她最好在江宅多住几天。


    这就使得新艳秋心头疑云又起。照她的想法,如果缪斌被刺身死,日本宪兵一定会疑心她跟凶手是否有何勾结?调查盘问,甚至被扣押用刑,不死也去了半条生命;既然缪斌未死,一切都由他自己负责,人家为什么要行刺;是不是他跟什么人结了不解之怨;何以阴错阳差会有关医生做了替死鬼?缪斌一定”哑巴吃扁食”,肚中有数;会跟日本宪兵合作侦凶,与她毫不相干。


    然则,何以又不能回家,要在江宅躲几天呢?这话当时因为人多不便问;随后才私下向江四姨太太吐露,表示困惑。


    “你哥哥、姐姐大概也是胆小的意思;你尽管安心在这里多住几天。”


    “怎么安得下心来。我想请四姨太太替我问一问提督,到底怎么回事?”


    “我看他回来了没有?”江四姨太太喊丫头说:“你到前面去问一问,如果老爷回来了,就说我请他马上到上房来。”


    去不多时,江朝宗来了;一进门就说:“新老板,意外的麻烦,不过也不要紧。缪太太跟你捣乱,咬了你一口!”


    新艳秋大惊问说:“我跟她无冤无仇,她为什么咬我?”


    “你把她老爷迷得神魂颠倒,她跟你怎么没有仇?”


    “那么,她怎么咬我呢?”


    “她说你一定知道刺客的姓名。”江朝宗又说:“事情总办得清楚的。你也不必着急,在我这里住着;反正迟早包你没事就是。”


    “你听见了没有?”江四姨太太说:“你就死心塌地吧!大概你替我把《锁麟囊》的那几个新腔说会了;时候也就差不多了。”


    新艳秋无奈,只得在江宅住下;由于不能出门,每天只跟江家的姨太太,小姐们作伴,不是打牌,便是说戏,连江家的丫头都会哼程派戏了。


    这一天,正在说戏,突然有个丫头奔了进来,将江四姨太太拉到一边,悄悄说了两句;江四姨太太顿时紧张,拉着新艳秋便往她卧室里走。


    原来江朝宗所承受的压力太大,无可奈何,想由警局过个关,了此一重公案。那知日本宪兵真成了她的命宫魔蝎,执意要提人去问;这一问当然饱受凌辱。总算缪斌还有良心,千方百计走路子,异常艰苦地将她救了出来。


    经此灾祸,新艳秋很想换换环境。平时上海正以内地难民,挟带细软涌入租界,出现了梦想不到的畸形繁荣;更新舞台得知她已脱缧绁之灾,特派专人北上邀请。那时对”京朝大角”,所开的条件,异常优渥,巨额包银以外,管接管送,管吃管住,名为”四管”。新艳秋正要开码头,自是一拍即合。


    由于梅兰芳避地香港,已有表示,决不回为日军所包围的”孤岛”——自由地区对上海两租界所起的别名;程砚秋归陷北平近郊青龙桥;而尚小云、荀慧生在江南的声誉又远不及梅、程,所以新艳秋这一次卷土重来,声名更盛于五六年前初度出演于上海之时。


    更妙的是,小生王又荃病故,得俞振飞为助。俞振飞原是苏州世家子,他的父亲俞粟芦为昆曲名家;课子极严,读书以外,亲自擫笛教俞振飞”拍曲”。他的教授法是取一大叠铜元,约有二三十枚,置于桌角;习唱一遍,取下一枚,置于他处;铜元全数易地,功课方始完毕,俞振飞就可拿了这些铜元出游了。


    经此严格陶育,所以俞振飞年纪轻轻,昆曲的造诣,着实可观。加以仪表出众,有苏州人的温文尔雅,却无苏州人的瘦弱单薄;所以弱冠之年,一到上海,即为昆曲前辈而又为洪帮大亨的徐凌云所激赏,一经揄扬,声名大起。


    谁知道这一来反倒害了俞振飞;陷入脂粉阵中,不克自拔。


    这样,为了维持他的生活习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下海;由”羊毛”变成”内行”,有个必须经过的程序,便是拜内行为师。俞振飞北上”镀金”,拜的是小生行的领袖,程长庚的孙子程继仙。


    但是,俞振飞的昆曲虽好,皮簧却不行,所以虽下了海,却红不起来;一度替程砚秋配过戏,也不怎么得意。北方难混,仍回上海;人地相宜,境况跟在北平大不相同。新艳秋邀他合作,说实在的,是她沾了俞振飞的光;爱屋及乌,益增声光。


    初到上海,当然要”拜码头”,那时黄金荣闭门谢客;杜月笙远走香江,”三大亨”只有张啸林依然门庭如市;新艳秋到得张家,更新舞台派人陪着她拜客,第一家到的就是张公馆。


    不想这一拜客,又惹上一段孽缘。话要从张啸林说起;他是杭州人,”机户”,多集中在杭州城内”下城”一带。机户人多,又有官差的身分,所以形成一股特殊势力;杭州人称之为”机坊鬼儿”,大致不安分的居多。张啸林就是个有名的”机坊鬼儿”。


    前清末年,张啸林做了一件大快人心,也是有功地方的义行,一举成名,那年是光绪34年,致仕大学士王文韶积聚甚丰,孝子贤孙丧事,刻意铺张,大出丧的行列,长达数里,花样极多。其中有一班”滩簧”——自南宋以来逐渐形成的清唱戏,生旦净丑,一应俱全;用三弦,琵琶、二胡伴奏、自拉自唱。其中以丑的地位最高,犹是南宋杂剧的遗风。应王家雇请,在大出丧中扮戏的这班”滩簧”,便由一个唱丑角的陈咬脐领头。


    陈咬脐与张啸林是好朋友;所以遇到有生意上门,总有张啸林一份。但他不会唱滩簧,只好打杂,”背丝弦家伙”;铺场子等等,都是他的事。这天大出丧,肩荷琵琶、伴随在陈咬脐身边;经过”上城”黄金地段的清和坊,由于观众过于拥挤,撞倒了一个日本小孩。那一带的日本商店很多,日本人欺侮惯了杭州人的,无事尚且生非;有了这么一个因头,更可借题发挥,一下子涌现了大批穿和服的矮子,围住孝帏,喧嚷不已。


    张啸林平时就看不惯日本人的横行霸道,见此光景,大喝一声:“打!”抡起琵琶就往日本人头上砸。


    一和百诺,扛旗的、抬轿的,纷纷围了上来;日本人看众怒难犯,鼠窜而逃。张啸林气犹未出,但不能扰乱丧家,重新排好”导子”继续出殡。


    及至诸事皆毕,丧家道了”辛苦”,解散队伍;张啸林跟陈咬脐商量,决定闯一场祸。沿途邀集机坊朋友,直奔商业区的清和坊、保佑坊、三元坊,专找日本人店铺及住家,见人就打,见物就砸,闹出一场轩然大波。


    总算交涉得法,也因为平时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崩殂未几,方在双重国丧期间,日本政府表示谅解,将此案作为地方事件处理。陈咬脐挺身而出,自承祸首;被判在运河起点,清帮家庙及日本租界所在地的拱宸桥上,枷号一月。


    这一来激起了杭州人的义愤,相约不买日本货;同时,在这种仇日的气氛之下,日本人的安全,自然很成问题,因而中日双方达成协议,日本商店及侨民,都迁至拱宸桥的日租界。杭州城内肃清了国耻的遗踪;蒙不洁的西子,依然明媚可人。


    在当地缙绅先生中有一个叫杭辛斋,以洪门大哥在北方办报,是特立独行之士,对张啸林的行径格外欣赏;多方提拔,使得张啸林渐渐成了气候,地方上有什么公益慈善事业,常由他出头纠合,居然长袍马褂,列入士绅阶级了。


    陈咬脐亦不必再唱滩簧;而且改了声音相近的名字,陈效沂;张啸林跟他结成干亲家,两人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民国初年在浙军中结识了好些朋友。交情最深的一个叫俞叶封,他们在”清帮”是”同参弟兄”。清帮本称漕帮,所以一本讲”家门”帮派源流的”海底”名为”通漕”。俞叶封由于漕船上的关系,在水路上很有势力;前清是水巡炮艇上的哨官,到了民国成立缉私营,慢慢爬到了统领的职位。


    当时上海属浙江的势力范围;浙江督军杨善德病故,遗缺由皖系大将淞沪镇守使卢永祥调升;卢永祥的得力部下何丰林,继任淞沪镇守使。俞叶封升缉私营统领便在此时,驻扎苏浙交界密迩松江的嘉兴。


    见此光景,张啸林认为机不可失,借助浙军的势力;特别是俞叶封的地位,”开码头”到上海,与崭露头角的杜月笙合作,打通了何丰林的关系,使得鸦片走私,通行无阻,就此奠定了”三大亨”之一的地位。


    到得北伐以后,”三大亨”渐有分携的趋势。黄金荣急流勇退,由绚烂归于平淡;杜月笙逆取顺守,极力想修成正果;唯有张啸林我行我素,依旧恋溺于”烟、赌”两项行当中打出来的花花世界。但统一全国以后的中央政府,励精图治;”新生活运动”加上严格的”禁烟政策”,粉碎了”有土斯有财”这句别解的成语,张啸林只得在上海租界上”小做做”。当然,杜月笙蒸蒸日上的声誉,在他心里是很不是味道的。


    张啸林之不能脱胎换骨,与他的交游有关;他左右依旧是当年”打天下”的弟兄。早已器官跟了张啸林的俞叶封;他到底做过一任缉私营统领,谈到官场上的一切,比张啸林熟悉得多,因此,当抗战爆发,日军所到之处,土豪鏏E绅纷纷当了”维持会长”,高车骑马,一呼百诺时,俞叶封便鼓动张啸林,说他命中快要交一步”官运”了。


    因此,在上海沦陷以前,尽管杜月笙苦口气心劝他一起到香港,而张啸林毫不为动。平时日本军阀正在炮制傀儡政权,首先看重的是唐绍仪,结果为军统所制裁,不得已而求其次,找到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事亦中变。最后拉出段祺瑞的秘书长,安福系的梁鸿志;与清党时立过大功,却以作风不符合革命要求,而被投闲置散的陈群,在南京组织了一个”维新政府”。


    “维新政府”的辖区,号称有”苏浙皖”三省。当时角逐”浙江省长”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孙传芳的旧部周凤歧;一个就是张啸林。当新艳秋去拜客时,恰是俞叶封在为张啸林积极图谋此事之时。


    在此以前,张啸林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是日本人搜括物资的一个代理机构;米粮、煤炭、花纱,什么生意都做;俞叶封专门负责搜购棉花,很发了些财。


    算命的说他”财星已透,官星将现”;不道还走了一步桃花运——像缪斌一样,在更新舞台定了包厢,排日狂拜新艳秋;有个半伶半票的”黑头”吴老圃,是他捧新艳秋的”参谋”。在吴老圃的策划之下,威胁利诱,俞叶封果然如愿以偿;得为曾仲鸣、缪斌的后继者。这段艳闻让张啸林知道了,大为不满,竟致”当场开销”。”入你活得个-毛儿!”他用杭州土话破口大骂,”你当新艳秋那件家伙是金镶玉嵌的啊?她是白虎呀!你好去碰的?”


    张啸林的脾气,上海无人不知;骂归骂,交情归交情,他跟俞叶封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而且眼前也正是用他的时候,所以不会过分干涉他的私生活;更新舞台的包厢中,依旧每天都可以看到俞叶封。


    由俞叶封代张啸林跟日本方面接头的对手,恰是恶名昭彰,连初中学生都叫得出名字来的土肥原贤二。他的目的有二,一是利用张啸林租界上的势力,抵消一部分杜月笙在香港遥为指挥的抗日活动;二是利用张啸林在上海到杭州这一条水路上的关系,维持秩序、搜括物资。而所用以诱张啸林的是,赋予一个日本军部有权同意的名义,及若干特权,让他去”鱼肉同胞”;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于日本无损,是无不可以支持的。


    但张啸林却一心想出个风头争口气。他的名心极重,最看重”衣锦还乡”四个字;但尽管他在莫干山建有华丽的别墅,初夏上山避暑,暑终下山回上海,经过杭州,总要大事招摇一番;可是杭州的世家大族,跟他是不来往的。这是张啸林内心最大的苦闷;但如一旦做了浙江的”父母官”,地方士绅就不能不跟他打交道了。


    “争口气”是要给杜月笙看看:“在东洋人这里,照样有苗头。你说我弄不出名堂,偏要混个名堂你看看。”因此,一口咬定:“妈特个-,要末不做;要做就要做浙江省长。”又说:“张载阳姓张,老子也姓张;他好做,我就不好做?入你活得个-毛儿起来,老子一定要做浙江省长;做定了!”张载阳是浙军师长出身,北伐以前做过一任浙江省长;卸职以后,定居杭州,社会地位非张啸林可及。


    因此,他在第二次跟土肥原见面时,正式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不但当”浙江省长”,而且要跟前清的巡抚一样,”上马管军,下马治民”,文武一把抓。


    再一个是要”练军”。前清总督,巡抚都有直辖的军队,总督所属,称为”督标”;巡抚所属,称为”抚标”。现在当然不能再生”标”的名称与编制;仿用北洋时代的名目,叫做”省防军”。


    “省防军要练一万人,我来招;头目,我来派。不过粮草枪械,要你们这面拨过来。”张啸林又说:“饷亦要我来;不好乱七八糟派人来胡搞的。”


    透过一个”红帮裁缝”的翻译;土肥原一听,两个条件,半个都不能接受。不过,如一说实话,立即不欢而散;所以满口承诺:“好,好!我完全赞成。东京方面,一定也会支持的。”


    “既然这样子,口说无凭,我们要弄张笔据下来。”


    于是做了一个西洋人称为”备忘录”,日本人称为”觉书”的笔录;双方很郑重地签了字,尽欢而散。那知张啸林一回家,掏摸衣袋,明明记得收藏妥当的笔录,不知如何竟已不翼而飞。他还不曾悟出是土肥原叫人玩了一套”三只手”的把戏,只当自己一时不小心失落了;心想反正土肥原不会知道这件事,这份”觉书”还是有约束力的。


    因此,当土肥原奉调回国,担任大本营航空总监,张啸林为他设宴送行时,特地重申其事;土肥原表示,等他一回东京,必定全力促成,请张啸林静候好音。


    张、俞二人哪想得到土肥原请他们吃了一个”空心汤圆”。兴高采烈地放出风声去,”张大帅”荣任”浙江省长”,不日就要走马上任了。于是甘心落水想做”新贵”的,为生活所迫、想谋个”一官半职”的,奔走于华格臬路张家,门庭如市,热闹非凡;与一墙之隔,杜家亲属闭门不问外事,静悄悄的境况,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这时的张啸林,意譬如云,每天饱抽了鸦片,精神十足地谈他到杭州”上任”以后要做的事。一班”篾片”,便也想出各种可以摆”浙江省长”威风的花样,来讨张啸林的欢心。恰如邯郸道上,黄梁梦中,”预支”的官瘾,亦颇有味道。


    在香港的杜月笙,对张啸林的一举一动,无不关心。虽知他是自我陶醉,但亦不能不防他愈隐愈深,不克自拔。不过杜月笙亦深知张啸林是不容易劝醒的,唯一的办法是把他”架空”,只要对狗头军师俞叶封提出警告,张啸林就搞不出名堂来了。


    因此,他派人传话给俞叶封,请他悄悄到香港去一趟,有话要问。俞叶封不敢不去;同时也知道要问的是什么话,预先作了准备。


    “听说啸林要去当什么浙江省长;你不是秘书长就是民政厅长。可有这么一回事?”


    “哪里有这回事?”俞叶封答说:“那是大家吃他的豆腐!杜先生,你倒想,张大帅满口妈特个-;像不像个省长?”


    杜月笙笑了,”啸林真要做了省长,”他说:“不知道是怎么个样子?”


    “那还不是噱头造反,笑话比韩青天还要多!”


    笑话说过了,杜月笙招呼一声:“叶封兄,你请过来。”


    杜月笙将俞叶封带到专供密谈的套房中,未曾开口,先长叹一声;神情抑郁,似乎有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之慨。


    见此光景,俞叶封不由得心想,上海几件制裁汉奸的案子,如陆连奎之死于非命等等,都有杜门子弟参预,当然也与杜月笙有关。何不趁此机会,动之以情;能够有他一句


    “放你一马”这句话,岂不就等于有了一道免死的”丹书铁券”?


    主意一定,随即开口:“杜先生,你跟张大帅二十几年的老弟兄;情分不比寻常。他的脾气,没有比杜先生再清楚的;发发牢骚,吹吹牛是有的。倘说要落水,是决不会有的事;就是他愿意,我也会拉住他。不过上海的情形不比从前了;说句老实话,日本人当道,不能不敷衍敷衍。如果外头起了误会,自伙淘里搞出笑话来人家看;那也伤了杜先生的面子。”


    “我是最要面子的人。不过现在的面子,不是什么排场讲究,衣着风光能够挣得来的!现在是全中国的一个大面子;要叫东洋赤佬撕破了。你回去跟啸林说,如果他愿意到香港来,我包他有面子;如果不愿意来,就像黄老板那样,不给日本人面子,其实就是自己挣面子。至于自伙淘里闹笑话?这话要看怎么说法?我想,在外头跑跑的人,做事一定有分寸的。”


    终于有了最后的那句话!在俞叶封听来,意在言外,所谓”有分寸”即是”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不管怎么也不会下辣手。


    于是他神色凛然地答说:“杜先生真是大仁大义!这番话我一定只字不漏,说给张大帅听。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我既然来过了,杜先生就可以放心了。”


    俞叶封自以为杜月笙已经中了他的缓兵之计,绝无性命之忧;倘或认为他行动越轨得过分,亦会先提出警告,到那时候再来”煞车”也来得及。


    至于对啸林,他当然不会说真话;只说杜月笙劝他最好像黄金荣那样,连大门都不要出。


    话还没有完,张啸林已连连冷笑,”月笙真是鬼摸头!他自以为像煞是个人;人家看起来还不是撩鬼儿出身?”他说:“我为啥大门不出?我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妈特个-,那个敢管我?”


    “本来嘛,就算不跟日本人一淘,也不必连大门都不出。倒像怕了什么人似地,不是笑话!”


    “我倒偏要跟他赌口气!”张啸林说:“他叫我不出大门,我索性走远一点。你打电话给虹口宪兵队,说我要到杭州转莫干山,叫他关照北站,替我弄节花车。”


    由于土肥原的关照,张啸林要在这方面出出风头、摆摆架子,是轻而易举之事;闸北的日本宪兵队同意通知车站,为他挂一节”蓝钢车”,不过附带提出一个警告:张啸林到了杭州,尤其是到了莫干山,安全方面恐有问题。”皇军”无法负保护之责。


    这一来,色厉内荏的张啸林,便处在一种非常尴尬的情势之中,俞叶封便替他找个”落场势”,有一番话说。


    “安全不安全,保护不保护,都在其次。”他说:“现在事情正在要紧关头,实在也离不开的。再说,你一上莫干山,大家以为你的兴致没有了;人心一散,再收拢来很费事。我看,你是脱不了身的。”


    “唉!”张啸林叹口气,”脱不了身,只好算了。”


    张啸林一口气又添了4个”保镖”,因为自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和平失败,政府迁至重庆以后,对敌后工作重新作了部署;军统以香港为指挥中心,在杜月笙的全力之下,肃奸工作,有声有色,足以使热中之徒胆寒。


    第一件大案是唐绍仪死于藏在花瓶之中的利斧之下;下手的是当时尚未投到76号的林之江。第二件大案是,”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曾当过驻法公使的陈超,亦在寓所被刺;第三件大案,也是”维新政府”的要员,正在角逐浙江省长的”绥靖部长”周凤歧,在亚尔培路寓所送客出门时被枪杀。


    此外是新闻文化界,由于一枝笔对民心士气的影响极大,所以是军统格外注意的对象。其中两个人之被制裁,最使人瞩目,一个是余大雄;一个是蔡钓徒。


    自北伐前后到抗战,上海租界中最著名的一张小报,即为余大雄所有;这张报是三日刊,因而取名为《晶报》,当时第一流的斗方名士、洋场才子,以及具有特殊身分的闻人,诸如袁寒云、步林屋、毕倚虹等等,无不为余大雄罗致为基本作者;内容在北里艳屑、闤闠秘闻、军阀逸事、胜国遗韵之外,兼谈文史掌故、金石书画,不但言之有物,而且文字雅驯,确是第一的消闲读物;因此,《晶报》在对社会的影响力方面,绝不可轻视。


    因为如此,当余大雄为日本特务所收买,《晶报》渐有为敌张目之势时,军统决定加以制裁。平时”维新政府”及其他”新贵”的大本营,是矗立在北四川桥边的新亚酒店;余大雄亦住在那里。有一天为人发现,已被斩毙在浴缸之中。


    蔡钓徒是加入黑社会的文化流氓,利用他所办的一张《社会日报》,敲诈勒索、颠倒黑白,无恶不作;因此,他的死状最惨,被枭首以后,还将他的脑袋挂在法租界的电线杆上示众。


    及至公共租界总探长陆连奎,在他独资所设的中央饭店被刺,便有人警告俞叶封,说是杜门弟子一个姓陈的下手;当然是杜月笙所同意的。陆连奎也算”自己人”,居然性命不保,看起来杜月笙大义灭亲,只有国家,没有”自己人”了。劝俞叶封跟张啸林迷途知返,及早回头。


    能这样进忠言人,自然是很够交情的朋友;但劝不醒俞叶封,他说杜月笙还是重情面的;至于陆连奎之见杀,是因为过去得罪了国府要人之故。张啸林对国府要人是无不尊敬的;与陆连奎的情形不同。若说杜月笙会准他的门下杀张啸林,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否则就是决不会有的事。


    决不会有的事,终于发生了。新艳秋与俞振飞初度合作的这一局,最叫座的一出戏是全本《连环计》。俞振飞的吕布,工力自然不及翎子生第一的叶盛兰;但像《白门楼》那样,一出场来个金鸡独立唱完大段”二六”,俞振飞自是相形见绌;至如跟貂蝉的对手戏,叶盛兰亦有不及俞振飞的风流潇洒之处。就因为这出戏中,俞振飞个人亦有相当号召力,所以每演必满。


    当然,在俞叶封眼中,只有新艳秋,没有俞振飞。这出戏他总看过七八回了,未免生厌;不过场不能不捧,为的是要新艳秋在台上能看到包厢中有他。至于他是不是在看戏,却无关紧要。


    因此,台上正演到凤仪亭掷戟,董卓跟干儿子争风吃醋,发生冲突,戏味很浓,全场视线都集中在台上时,而俞叶封一则看腻了这出戏;再则既讨厌”董卓”,也讨厌”吕布”,所以扭转脸去,随意眺望。


    这一望,突然心中一动,无巧不巧发现一条黑影,又像蛇,又像猫,轻柔而矫捷地在移动。俞叶封是有心病的,对于这样的情况,特别敏感;因而几乎是下意识地,身子往下一缩,再往前一伸,伏侧在包厢前壁与座椅之间。


    几乎第二个念头都来不及转,便听得”哒、哒、哒”地一阵连响;竟是手提机关枪的扫射。


    “啊唷!”是吴老圃在急喊;也只喊得一声,身子晃了几晃,倒了下来,恰好压在俞叶封身上——恰如关医生之于缪斌;吴老圃做了俞叶封的替死鬼。


    这时整个院子沸腾了;”吕”掷下方天画戟,直奔后台;倒是”貂蝉”沉着,因为这是第二回了。她心里在想,这不是戏院失火,大家逃命要紧;枪声一过,便即无事,最怕观众一乱,自相践踏,那就不知道会死多少人了。


    因此,她示意”九龙口”照常进行;打鼓佬也想明白了,很佩服新艳秋的机智勇气,先”刮啦啦”打了个”撕边”,接着双锤领起大锣,让新艳秋做跌扑的身段。观众不闻枪声,只闻锣鼓,少不得回头看一看;这一看便有许多人不走了,就近坐了下来,一面看戏,一面还等着看热闹。


    等秩序略略恢复,可以保证台下不致于演出争相逃命、践踏伤人的悲剧;台上的戏自然”马前”了。新艳秋一回后台,管事的上来翘着大拇指说:“新老板,你的阴功积德大了!”


    新艳秋报以苦笑,问得一声:“包厢里怎么样?”


    “俞统领命大,没有死;吴老圃冤枉送了一条命。”


    一语未毕,管事的色变;捕房里大批”包打听”赶到。


    新艳秋本人倒毫不惊慌,跟到巡捕房由政治部问话,反正问心无愧,有什么说什么,事实俱在,确无关联;而且当时类此案件甚多,巡捕房不能管,也不宜管,到头来总是不了了之,所以并没有难为新艳秋,交由更新舞台觅保释放。


    至于俞叶封”死罪”得免;”活罪”难逃,为张啸林狗血喷头骂得一佛升天、二佛涅槃,”官兴”就此大灭,只是拼命替日本人做生意。张啸林却仍旧在做他”浙江省长”的春梦;同时替日本人搜括物资的工作也扩大了。


    看他愈陷愈深,只怕杜月笙也无法庇护他了;便有热心正直的朋友,预备挨他一顿骂去劝他,说政府待他不错,就不讲民族大义,只是江湖上的道理,他也不应该走日本人的路线。


    “政府待我不错?哼、哼——”


    这时他才吐露心里的话;原来他之怨怼政府,已非一日。起因于他的宝贝儿子张法尧;由于上海地方法院院长、女法官郑毓秀的影响,张啸林将他的独子送到法国去留学。张法尧是标准的花花大少,到了花都巴黎,花天酒地,自不待言;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就是汪精卫的大儿子汪孟晋,也是个花花大少。汪精卫自奉甚俭,不会有钱供汪孟晋挥霍,但陈璧君自称”生下来就是有钱的”,可以尽量供给汪孟晋;当然,这是瞒着汪精卫的。


    张法尧与汪孟晋,一个老子多的是不义之财;一个是娘继承了丰厚的遗产,在巴黎成了”宝一对”。汪孟晋在法国买汽车,先问希特勒坐的是什么车子?汽车商告诉他:“希特勒是德国的元首,自然坐德国出的宾士。”于是汪孟晋也要买宾士。张法尧坐汽车是另一套讲究,在设备上踵事增华,应有尽有之外,别出心裁,又加上许多花样;他那辆汽车在晚上开出来成了怪物,前后左右上下都是灯,杜月笙的外甥徐忠霖替他数过,一共有18盏之多。


    张法尧在巴黎四五年,花了几十万;学成归国,满以为由推事而庭长,由庭长而院长,不过指顾间事。但政府正在励精图治之时,用这样一个花花大少作法官,且不说会不会因为张啸林的干预,贪赃枉法;起码那辆18盏灯的汽车,就足以败坏司法风气而有余,所以根本不考虑用他。


    张法尧本人倒不觉得什么,因为他知道一做了法官,私生活便须约束;不能花天酒地、从心所欲。但张啸林却大为不满,而且一直耿耿于怀。


    就由于这种心情,使得他倒行逆施;看看情况,张啸林是决无法挽回了,军统决定加以制裁。不过这个任务交给陈默,须顾虑到杜月笙不会同意——他跟张啸林到底共过患难也共过富贵;就”家门”的规矩而言,是很说不过去的。


    因此,这件事只有瞒着杜月笙做。这也是有前例可援的,北伐之初,汪寿华拼命拉拢杜月笙;而他的得力弟兄顾嘉棠、叶焯山等人,却已为杨虎及陈群说动了,决定”做掉”汪寿华。


    这天汪寿华又去看杜月笙,谈到中途,杜月笙发现大门外人影幢幢,心中一动,立即赶了出去;严词告诫顾、叶二人说:“不管怎么说,汪寿华是我的客人,你们在这里闹出什么事来,教我怎么交代?如果你们要伤我的面子,交情就算完了。”


    顾嘉棠、叶焯山二人,异口同声答说:“不会,不会!”相偕退出——华格臬路杜张二家比屋而居,两家大门之外,是个院子;前面另有一道”总门”;总门之外即是马路,亦是杜月笙视线所不及;顾、叶二人便埋伏在总门外。


    等汪寿华告辞,出了总门;叶焯山右手握紧左臂,斜刺里向汪寿华的右肩一撞;等他站立不住,踉踉跄跄倒向一边时,顾嘉棠已从后面掐住他的脖子,推向一辆预先开好车门的汽车,疾驰而去。


    这一手做得干净俐落,了无痕迹,几秒钟之内,就把一件难巨的工作,用最熟练的技巧给摆起了,这就显示了杜月笙身边的弟兄,不是没有两下子的,一切事情就决定于是否要干,若是动了手,没有不制伏的。


    当然,杜月笙即时就知道了;可是他不但没有责备之词,而且承认这样做法,有其必要。以昔例今,如果公然要求杜月笙同意制裁张啸林,是不可能的事;只有瞒着他做了下来,倒不见得不能获得他的心许。


    这个自行其是的原则是确定了;在做法上,仍不妨杀鸡骇猴,作为警告。这只待杀的鸡,便是俞叶封。


    二十八年阴历年底,新艳秋已经贴出唱”封箱戏”以前”临别纪念”的海报;聚日无多,俞叶封大着胆又出现在更新舞台的包厢中。陈默便悄悄地亲自策划,而且亲自带队,坐在俞叶封间壁的一个包厢;这天贴的又是《三堂会审》,俞振飞的王金龙正高坐堂室在审问苏三,全场鸦雀无声时,陈默将行动员的衣服拉了一把,示意是下手的时刻了。


    于是,行动员从大衣口袋中掏出手枪,双手环抱胸前,右手藏在左腋下,前面有左臂遮住,略瞄一眼,仍旧望着台上;暗中一扣板机,”砰”地一响,正中俞叶封的心脏,连”哎呀”一声都没有得出来,人已经倒在血泊中了。


    “几次三番劝他,”张啸林在万国殡仪馆挥泪长叹,”这个女的是白虎星君,碰不得的;硬是劝他不醒。六十多岁交墓库运,有啥话说?”


    由于张啸林认定俞叶封的送命,是遇见”白虎”之故;因而杀了这只”鸡”,并不能使张啸林这只老猴子迷途知返。不过生活方式变更了,白天深居不出,到了晚上才到设在大新公司5楼的一个俱乐部去赌钱、会客;同时又多用了几个保镳,出入共用3辆汽车,前后夹护,在车厢中亦是左右各坐一名保镳。陈默想要下手,非常困难。


    经过多次侦察,将他几条出入的路线都摸清楚了;陈默又利用杜月笙的关系,取得了法租界巡捕房几个高级探目的合作,终于策定了行动的计划。


    这天晚上七八点钟陈默正在扬子饭店跟几个朋友推牌九,接到一个电话,报告张啸林的踪迹;陈默随即提了一个小提琴的匣子,像个”洋琴鬼”的模样,赶到福煦路、成都路口、九星大戏院,已有接应的人,在那里等候了。


    过不久,只见3辆汽车首尾相接,风驰电掣般,由东而来,将到十字路口,绿灯变红灯,头一辆车过去了;张啸林所坐的第二辆车却被留了下来。


    于是陈默提着琴匣向前,很快地,匣出枪——对准张啸林的那辆黑色大轿车便扫。


    命是逃出来了,张啸林的胆子也吓破了,从此步门不出,躲在华格臬路住宅的3层楼上;终日吞云吐雾,找些最亲近、最信任得过的朋友和”弟佬”,来打打麻将摆摆摊。他本性好动,这种近乎幽居的生活,搞得他心烦意乱,五中不宁,脾气就越发暴躁了。


    其实他要解除心理上的困境,只在一念之间;只要派个人到一墙之隔的杜家,跟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家属说一声:“张伯伯想到香港走一趟!”作为回心转意,不再为虎作伥的表示,晚年仍可以过得很舒服的日子。但是,他办不到。


    第一、是他”死不卖帐”的脾气害了他。杜、张两家原有一道中门相通,他早就片面地将通道门封闭了;现在要他将此门闭而复开,就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何况,杜月笙几次相劝,其心如铁,及至机关枪一扫,反倒软下来了。这在”杭铁头”的张啸林看来,是最没面子的事,所以宁愿错到底亦不肯回头。


    第二、是他的徒子徒孙,利用日本人所赋予的特权,生意正做得热闹;如果张啸林一表示了转向的态度,不但生意做不成,很可能日本人会找麻烦。因此拼命拖住他的后腿,不容他”上岸”。


    另一方面,在军统与陈默,始终没有忘怀张啸林。由于他在上海的名片太大,所以九星戏院附近被刺未死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而且常挂在大家的口头上。渐渐地产生一种论调:“到底是三大亨之一;重庆来的地下工作人员,拿他毫无办法。”这种说法广泛流传开来,不但有伤军统的威望,而且铁血锄奸的惩警作用,也将大打折扣。所以非得想办法贯彻制裁的决定不可。


    情势是非常明显的,张啸林躲在3层楼上,有二十几个保镖分班守卫,除非能动用大批人马公然围捕,只凭少数两三个志士发动突击,是决难达成任务的。


    “外打进”既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里打出”!


    于是,细心谨慎地在张啸林的二十几个保镖中动脑筋;一直经过半年,方始有了眉目,但行动却须等待机会。这一次一定要像制裁俞叶封那样,一枪就要成功,一击不中,没有开第二枪的机会,而且”里打出”这个窍门一破,张啸林另作防范的部署以后,很可能永远都没有制裁他的机会了。因此受命行动的志士,一再受到叮嘱:“没有把握,决不要动手;动到手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天是”八一四”。整整3年以前,中国空军打了极其辉煌的一仗,振奋了大上海的民心士气;也就是这一天,杜月笙应戴雨农的要求,与张啸林彻夜商议,在”苏浙行动委员会”之下,组织一支有一万人的”别动队”,协助国军作战。但3年后的今天,杜月笙在香港仍旧指挥着”苏浙行动”;张啸林在上海心亦未死,正与他的学生,”浙江箔税局”吴”局长”,在鸦片灯旁边,密密相谈,到底有没有做一任”浙江省长”的可能?


    平时汪政府已经成立了半年,汪精卫向来看不起”维新政府”时代的所谓”前汉”;更看不起白相人——汪精卫之不能成大事,就因为气质中缺少了一分半的白相人品。这样,张啸林如果想做”官”,充其量像谢葆生那样,当个”警务处长”;要作”封疆大吏”,决无可能。


    正当越谈越烦之际,楼下天井中,喧嚷之声,直透3楼;张啸林一翻身坐了起来,手提烟枪,凭栏下望,只见10来个保镖正在吵架,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大。


    “哇啦哇啦吵什么东西?一点规矩都没有!”张啸林拿烟枪指指点点地骂:“妈特个-、吃饱了饭没有事做,吵架儿;老子白养了你们这批狗-的饭桶,明天通通替我滚蛋!”


    越骂越起劲,上半身偏出栏杆外,目标非常显着,久已想起义的保镖之一的林怀部,当机立断,答一声”滚蛋就滚蛋!”拔出手枪,往上一指,随即扣动扳机,只见张啸林身子往前一倒,双手在栏杆外面垂了下来,抽搐了两下就不动了——林怀部好准的枪法,一枪正中咽喉。


    变岂不测,大家都楞住了;只有林怀部健步如飞,直上3楼,扑进”大极间”,但见吴”局长”正在打电话;他发现林怀部的影子,正想逃命时,林怀部已手起一枪,把脑浆都打了出来。接着回身又向张啸林补了一枪,后脑进,右眼出,眼珠靠一根微血管吊住,悠悠晃晃,死状奇惨。


    于是林怀部翻身下楼;他的同事没有一个拦他,只有一个人说:“老林,好汉做事一身当!”


    “我不逃!”林怀部冲出”总门”,在华格臬路上,高举双手,大声喊道:“我杀了大汉奸,我杀了大汉奸!”


    其时由于吴”局长”的报案,法捕房的警车已经赶到,林怀部凭枪投案。


    由张啸林之死,令人很容易连想到俞叶封之终于不免,而俞叶封之死于戏院,又不免令人连想到缪斌被刺幸免的经过,无独有偶的是,却都在新艳秋出演之时。加以曾仲鸣在河内为汪精卫替死的记忆犹新;因此使得新艳秋无端蒙了”祸水”的恶名,她自己觉得心灰意亦懒,由绚烂归于平淡,卸却歌衫,预备择人而事。


    而缪斌却由平淡而突现绚烂,获得了一份多少年死心塌地,甘为日本军阀走狗的人,所梦想不到的”殊荣”。


    在日本人心目中,认为缪斌是个具有潜力的神秘人物。当然这也是他善于妆点的缘故;他一直用直接、间接的方式强调,跟中国军事上的第二号人物何应钦将军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亦曾是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主政江苏时的主要助手。因此,在政治上虽不得意,在个人经济上却很有办法——得力于日本军部所赋予若干事业上的特权;很捞了些钱,在上海法租界置了一座住宅;业主本是个久居上海的德国工程师,房子不大而讲究异常,他每用以自炫的是,浴缸是用整块意大利大理石雕琢而成,据说在欧洲的豪门中亦不多见。


    就在这座讲究的住宅中,缪斌经常招待日本”大使馆”及”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中,职位不太高,却握有实权的朋友。有个”大使馆”的参事官中村,每邀必到;每到必饮;每饮必醉。但醉态却慢慢不同了。


    当太平洋战争初期时,中村兴高采烈,杯倒酒干,喝醉了大唱”忠臣藏”之类的”能剧”,或者拉住了缪家的年轻娘姨调笑;及至中途岛大败以后,醉后喜欢谈战局,强调”必胜”的信心;到得首相兼陆相兼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退阵”,日本的窘态毕露,中村就格外容易醉了,醉后常是痛哭流涕,自道葬身无地。这个醉态的变化,缪斌看得很清楚,日本非向中国求和不可了!


    三十三年即1944年底,傌依赛决战结束,日本的海空军也完蛋了。以菲律宾为中心的制海权,制空权完全丧失;麦帅自马尼拉撤退时丢下的那句话:“我一定要回来!”已确定可以百分之百兑现。


    于是,太平洋战争进入日本”本土决战”的阶级。本土决战,全靠陆军;如果能自中国战场拔出泥淖,事犹可为,否则就只有一个结果:无条件投降。


    与其战败投降,莫如此时求和。缪斌从日本大佐级的少壮派军人口中获知,小矶内阁的基本任务,便是设法结束战争。但日本军部向来认为在中国谈和,应由现地指挥官指导,不容内阁置啄;现在时移势转,军部放出空气,在适当的条件之下,亦不妨由内阁来试探和谈。


    于是小矶内阁的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受命进行此事;而缪斌却正好乘虚而入。


    在此以前,缪斌曾经表示,他跟军统已经接上头,条件亦已开出来了。事实上军统是虚与委蛇;因为兵不厌诈,藉此可以获取许多战略上、情报上的利益。但是,军统绝未赋予缪斌任何任务;更未作出任何承诺。国人都看得出来,七八年苦战快熬出头了!为什么要跟日本谈和?只有日本政府跟军部,在焦切的心情之下,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不但相信缪斌所卖的”膏药”,而且确实寄予极深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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