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 春申三老
3个月前 作者: 高阳
闻兰亭、袁复登、林康侯的故事。
上海的闻人,最有名的自是数”三大亨”;商界则公认”阿德哥”虞洽卿为继朱葆山以后的领袖;其次是”多子大王”王晓籁。这些人走的走,死的死;而上海社会不能没有闻人,犹如内地不能没有绅士一样。于是”三老”应运而生。
这”三老”的事业不大;家境不裕,但多年来以热心正直,赢得亲友及同业的尊敬。此时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影响,因友结友,辗转邀请,先是社团都要他挂个名义;继而公司银行请他当名义上的董事长,至于排解纠纷、发起公益,以及喜事证婚、丧事点主,不仅无日无之,而且日必数起。有人说笑话:“当袁复登的汽车司机,是要出顶费的。”因为每处饭局,司机都可以领饭钱;三老的司机,饭钱格外从丰。一天十来个饭局,收入着实可观。
三老之首叫闻兰亭,他是常州人;早年从家乡到上海来学生意,进的是纱布这一行。到民国初年,已经崭露头角。民国10年前后上海盛行交易所,各式各样的名堂,如雨后春笋,成长极快;其中以”阿德哥”主持的”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为最具规模;闻兰亭就是那里的常务理事。同时,他自己主持一家”华商纱布交易所”——交易所的投机风气很盛;那时革命事业,正值低潮,为了筹措经费,陈果夫、孙鹤皋都在证券物品交易所领照当过经纪人;为革命而从商,所得自虞洽卿帮助很大,而闻兰亭间接也是有贡献的。
第二老便是袁复登,他是宁波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毕业时恰好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办,顺理成章地升了学,成为圣约翰的第一届毕业生。
袁复登生得一貌堂堂,性情谦和厚道,所以人缘极好;加以一口纯正的英语,在当时商场中,无人可及,因此,他不但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牌子极其响亮;而且商而优则仕,先后被选任为公共租界的华董,以及作为上海租界中民意机关的纳税华人会的理事。一生乐育英才;”学生子”很多,遍布于各行各业,在三老中的交游最广。
再有一老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为日军所俘的林康侯。当时侨寓香港的名人,在过了约莫5个月的高级俘虏生活以后,除了极少数的两三个人,如段祺端的要角曾云霈,以”万金油”起家的胡文虎等,以特殊渊源,获得释放以外,其余的都用专机送到上海,有的韬光养晦,如梅兰芳蓄须明志;有的虚与委蛇,如颜惠庆,叶恭绰,都担任过一个半官方的名义,但从不管事;有的被迫下海如银行家周作民、唐寿民之不能不出任财经要职;有的是愿入地狱如张一鹏、李思浩;当然也有的是自以为因祸得福,如郑洪生出任京沪、沪杭名义上的管理机构,”华中铁道公司”总裁。至于像林康侯,却以来自社会的压力,不容他不抛头露面。
他是上海本地人,前清进过学,做过南洋公学的小学校长,也加入《上海时报》当过主笔。民国2年转入实业界,是新华储蓄银行的创办人之一。由于他的书生的底子,自民国17年以后,一直担任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这个职位使得他在财金界,无人不识。在三老中,只有他跟杜月笙的关系最深。
平时汪政府为了抵制日本军部的经济独占政策,决定用社会的关系成立一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闻兰亭的身分、地位、年龄以及他的方正廉洁膺选为主任委员。为了保全物资、为老百姓争取较好的生活条件,他以70开外的高龄,毅然不辞;不过提出一个要求,必须有两个人帮他的忙,其中之一就是林康侯。几度登门劝驾,也有不少商界的朋友来游说,他终于担任了”商统会”的秘书长一职。
“商统会”下面设立好几个专业委员会,分为”米粮”、”粉麦”、”纱布”、”日用品”等等。”纱布”部门,由于闻兰亭是内行;对于日本所提出的,在沦陷区全面收购纱布的要求,策划出一个很完整的抵制方案。
不过,这个方案的执行,却以闻兰亭年迈体衰,不能不辞职,而交由后任唐寿民去执行。唐寿民与周佛海就闻兰亭所策划的方案,几度密议,竟发展成为一个将计就计的反击计划。
于是在交涉时,唐寿民表示,日本与汪政府已经是攻守一致,祸福相共的盟国;日本不应视汪政府为战败国,两国关系,应该用公平的原则去处理。
既然讲公平,应该先收购日商的纱布;因为日商手里的纱布,多过华商好几倍。这样不但符合公平的原则,也让中国人看看日商的纱布,已经够用;华商的纱布,应该留归中国平民的日常需要。
这番道理驳不倒;而且日本军部原就在计划收购日商纱布,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毫无分别,所以很爽快地同意了。
至于收购纱布的价格,应该按照市价,斟量打一个优待的折扣。用何种通货来支付,请向”财政部”接头,”商统会”毫无意见。
到得”财政部”去接头,周佛海表示,战时需要的是物资,日本既与英、美宣战,断绝国际贸易;原本用来作为国际市场上支付工具的黄金,已等于废物。废物利用,就是到中国收购纱布。如果以”中储券”支付,将使通膨加速,汪政府的财经崩溃,对日本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日本在沦陷区收购纱布,以黄金支付是有利无害的做法。而且在收购以前,就应该从日本将黄金运来,以实力建立了信用,收购纱布才会顺利。
这一点日本当然不会轻易同意,但周佛海绝不松口,一口咬定,用”中储券”支付,造成通货膨胀,后果严重。如果日本不愿用黄金支付,汪政府不能支持这种自杀性的政策。
经过几个月严重到彼此拍桌相争、互相诟责的交涉,日本军部终于屈服在理直气壮的坚持之下,一飞机一飞机将黄金运到上海,由”中储行”代为保管。
至日商纱布收购完毕,华商方开始登记;然后按照数量折算黄金价格、纱布送至指定仓库,立即发给领取黄金凭条,满10两向”中储行”领取;不成条的零数,委托各银楼代为发放——银楼平空做了一笔好生意,因为块金折成了首饰,那时最通行的是金印戒指,白相人尤为爱好;无名指上一个可当图章用的名字金戒,又厚又大,没有一两,也有八钱。
及至纱布开始入库,汪政府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纱布全部由你们收购去了,中国百姓穿什么?日本军部瞠目不知所对。于是汪政府提出计划,每人依照收购价,配给可做一件长衫的布料,亦即是营造尺一丈三尺。日本军部无奈,唯有同意。当然在配给时,人数以少报多;相对地日本收购的数量又少了好些。
“商统会”中,比纱布更重要的一个单位,是”米粮统制委员会”,即由袁复登担任。在此以前,他应邀担任”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提出的一个交换条件是,不许再有封锁事件——这是上海租界为日军侵入后,老百姓最感痛苦的一件事;日军可以突然之间封锁某一地区,只用绳子拦一拦,便有一大平地区断绝交通;这种”画地为牢”的暴政,使得正好经过那里的行人,欲归不得,欲哭无泪,而终于由袁复登的坚持而不再受此痛苦了。
根据既有的经验,袁复登在出任”米统会”主委时,也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即是必须按期配给民食,称为”户口米”。这个条件必须日本军方承诺才算数,因为自古艳称的东南膏腴之地的粮区,已为日军所控制。
日本军部搜括沦陷区的物资,由特组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下设两部,第一部为政治;第二部为经济,并在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广州分设6个联络部,亦即6个搜括中心,陆海军划分势力范围,厦门、青岛归海军;北平、汉口、广州归陆军……上海则陆海各半。于是,日本财阀所经营的三井、三菱等大公司,便各自寻找在陆海军方面的关系,获得特许,组织某一类独占性的征购公司,在为军部压榨中国百姓的同时,大发军财。
“商统会”的基本任务,便是对抗日本军方的搜括;所以袁复登所提出的条件,必须日本军方作出答复。因为沿太湖的苏松产米区域,已为日军划为”军米区”;如果要保证民食供应不缺,必须从”军米区”让出部分地区。经过多次交涉,日本军部让步。在松江、青浦等地,”放弃”了部分地区,容许汪政府去收购食米。
“民以食为天”,汪政府为此成了各省市的”粮食管理局”,与”米统会”协调解决整个民食问题。关于米粮的采购,招商承办这部分的业务,袁复登有很大的发言权,所以耿绩之找到袁复登,很顺利地取得了松江、青浦、太仓三个县中”军米区”以外的米粮采购权。
当然,耿绩之自己是不会下手去做的;而且就想亲自下手亦不可能,因为他另有更重要的任务。首先是周佛海找他去谈一次话,有所委托。
原来周佛海这时全力在筹划的一件大事。根据麦克阿瑟在太平洋展开反攻所采用的跳岛战术,以及戴雨农与美国海军梅乐思中校所组的中美合作所,判断中美联军将会在东南沿海某个地区登陆;最可能的是照日军侵华当年走过的老路,在松江的金山卫抢滩,建立桥头堡。这样,策应的主要责任,便落在他身上了。全力筹划的一件大事,便是如何有效配合;只要中美联军一登陆,情势就会立刻改观。纵不能希望兵不血刃而收复淞沪地区;却无论如何要缩短战争的时间,将可能的牺牲减至最低。
这就必需有各种因素的配合,其中之一是在上海的外侨。英、美侨民固然都已进入集中营,但在上海外侨人数中,比例相当高的法侨,由于贝当政府与汪政府的性质相同,所以他们只要表示效忠于贝当政府,与戴高乐的流亡政府无关,便仍能安居乐业。但是,不知有多少法侨是反轴心的?周佛海所赋予耿绩之的第一项,也是主要的任务,就是去联终这些反轴心的法侨,一旦有事时,能配合他的要求,采取积极行劝。
第二项,也仍然是主要的任务是,联络浦东的武装队伍。本来汪精卫从河内到上海”组府”时,分文武两途进行,军事方面最先收编的是在浦东方面,未能随国军西撤的一支部队,由”76号”接头,改编以后的番号是”第十三师”,人数约有3万。”师长”叫何天风;民国28年耶诞前夕,何天风带了10名卫士,约了许多朋友到愚园路底的兆丰总会,作通霄狂欢。那知舞兴正酣,枪声骤起,而且是肘腋之变;10名卫士之一,原是军统的工作人员,一枪制裁了何天风,趁全场大乱时,全身而退。
何天风一死,由他的副手丁锡山坐升”师长”。丁锡山跟吴四宝一样,是汽车司机出身;无恶不作,也是一样,包庇烟赌、敲诈勒索,不在话下,最不成话的是公然绑票,肉票就窝在他的”司令部”之内。
丁锡山的恶名昭彰,不在”76号”之下;汪精卫之被人骂汉奸,像丁锡山之流,实在要负相当责任。但浦东滨海,地形复杂,号称难治;丁锡山盘踞多年,又有一批恶讼师式的狗头军师替他出主意,一面勾结日本宪兵;一面联络上海的黑社会,所以一时动他不得,汪政府中的负责人,对他不胜头痛。
好不容易先分其势,抽出他的一部分队伍、改编成”第二军”;然后找到机会,加以逮捕,关在镇江监狱。不料丁锡山神通广大,竟能里外接应,破获而逃先由杭州转入内地,据说常潜回浦东,虽不敢公开露面,但仍有相当的潜势力。
“十三师”从丁锡山被捕以后,四分五裂,”各成一军”;往正路上走是打游击,往歪路上走,不客气的说,就是土匪。平时期东由于杜月笙已转入内地;地方没有人能够罩得住这班亡命之徒;不过浦东与称为”起南”的松江接壤,都在黄浦江的彼岸,所以”耿秘书”的声望,不但在”浦南”极响,浦东亦很”服贴”。此所以周佛海要求耿绩之出面去联络浦东的武装部队;等到中美联军登陆,首先响应。
此外,撤退以前的上海市长俞鸿钧、吴铁城,亦都有亲笔私函带给耿绩之,表示谅解他的处境,但希望国军反攻时,能有出色的表现;这样在光复以后,不但无罪,而且仍将获得重用。
这使得耿绩之非常兴奋,本来”十弟兄”中,个个都有抱负,想出人头地,大大干一番事业;但各人的背景、性情不同,加以有罗君强在中间兴风作浪,扰得如俗语所说的”六缸水浑”,因而有人消极,甚至有人消沉。耿绩之就属于消沉的一类;醇酒妇人,心情与信陵君无异。如今消沉的原因已经消失;潜隐的雄心复起,加以静极思动,人之常情,所以对周佛海交付的两个任务,活动得非常起劲。
于是他的劳尔东路的个人俱乐部,盛况重开;这当然需要大把的银子。本来他的主要经济后台是金雄白;后来自觉累人过甚,不好意思开口,直到去承包食米采购时,方又向”南京兴业银行”调动了一笔资金。不过这一回的挥霍,是为了办正事,知道金雄白仍会支持,打个电话去,果然,金雄白答说:“没问题。不过,我想跟你碰个头,当面谈谈。”
“好!我马上就来。”挂上电话就走,不过一刻钟,已经跟金雄白见面了。
“绩之兄,”金雄白在允许继续予以经济支持的同时,提出一个忠告;事实上也等于是一个条件;他说:“吃吃玩玩,排场再讲究,总也有个底;只有你那种代赌客结帐的办法,是个无底洞。博施济众,尧舜犹病,照你那种办法,煤油大王都顶不住。还有,慷慨也要慷慨出个名堂来,且不说冯谖为孟尝君去讨帐的那个典故;就是从前扬州盐商当中的败家精,到金山寺去散金叶子,看大家争夺为乐,总也是出了一回风头。像你这样不明不白塞狗洞,在上海做人是大忌;因为有个瘟生的名义在外,动你脑筋的人一定很多。这样,想跟你在事业上合作的人,顾虑必多,踌躇不前;最后是望望然而去之。我们自己弟兄,说话没有保留;你不要动气。”
“哪里,哪里!莫非我连好话都不懂?”耿绩之答说:“代赌客结帐这个办法,我决计取消。”
这一次,他倒是说到做到。但在有些人看来,这不是他学得比较精明了,只当作他力有未逮,不能再如以前那样豪阔,在本质上,仍旧是个”瘟生”——他的派到青浦、太仓各地去采购食米的人,就是这样看法,采购价格以少报多;入仓米谷以多报少,耿绩之懵然不觉,甚至连帐簿都懒得看。
“你要多留意!”有人向他提出警告,”民以食为天,你手下的人,万一有什么妨碍粮食政策的行为,你会脱不了关系。后大椿、胡政的前车可鉴。”
后大椿与胡政是汪政府派在松江与南京的粮食管理局长;由于贪污舞弊,为汪精卫的”法院”判处死刑而枪决。汪政府成立以来,贪官不知几许;但处死的只有这两个,可知破坏”粮食政策”的后果之严重。
但耿绩之表面接受,谢谢人家好意忠告;心里却不以为然,”浙江粮食管理局”中,莫非就没有人贪污舞弊?只以浙江的”局长”汪希文是汪精卫的胞侄,所以安然无事。总而言之,”朝里无人莫做官”。有关系就不要紧。
因此,耿绩之仍是我行我素,只想把在近处的周佛海,在远处的吴铁城、俞鸿钧的关系搞好。其余的事都不必太关心。
就在这时候,缪斌将有日本之行,耿绩之为他设宴饯行。事先打电话问他:“我想邀一位陪客;不过,不知道你的意思怎么样,是不是相见见她?”
“谁?”
“新老板。”
缪斌当是”辛老板”;想了半天说:“我没有一个姓辛,做生意的朋友啊!”
“不是男的,是女的。”
缪斌恍然大悟,梨园行称伶人为”老板”;耿绩之说的是”新老板”——新艳秋。
“她几时来的?”
“来了有三五天了。很想跟你见个面;又怕你不愿意见她。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邀她作陪;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
“没有什么不愿意。不过,我倒不知你跟她很熟。”
“我认识她比你早。不过,我没有做过她的入幕之宾。”耿绩之说:“你别忘了,我是曾仲鸣极熟的朋友。”
耿绩之与新艳秋熟识,是由于曾仲鸣的关系;曾仲鸣与耿绩之一样,从小就在法国读书,前后十几年,他们的交情由于同视法国为第二故乡的缘故,有一种无可言喻的亲切,是不难理解的事。
但是,新艳秋与曾仲鸣的特殊关系,却完全出于偶然。这要从北伐成功说起。
北伐成功,继以东北易帜;全国终于复告统一。但从袁世凯窃国以来,十几年之间,内传的说法是,中央是在”削藩”。因此酝酿而成为一次”新三藩之乱”的”中原大战”。
这时是民国19年初夏,在香港的汪精卫,由于陈璧君的朝夕絮聒,领袖欲发作了,与心腹曾仲鸣、陈公博商定了一个在北方组府的计划;初步是联合阎、冯、李发表”共同宣言”。由陈公博携着宣言草稿到太原去接头,由阎锡山主持政治;汪精卫主持党务;冯玉祥、李宗仁主持军事。
所以至此,乃因内战稍戢后,好不容易打倒北洋军阀,重新建立民国,但伴随而来的大问题是,民穷财尽的中央政府,如何养得起4个集团军?因此,大局一定,立即召开编遣会议,计划裁军。这本来是民国17年7月6日,蒋、冯、阎、李四总司令在北平市西山碧云寺,祭告国父时,所一致同意的办法,取消各集团军司令;将来军队以师为单位,留国防军50至60个师;另编宪兵26万人。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一回防区以后,异议纷起,致有这一协议之产生。
阎锡山对于这样安排,深表满意;于是汪精卫起草了一份《北方党务问题宣言》,主张另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锡山桴鼓相应,派桂系的叶琪到香港,迎汪精卫北上,解决党务问题。到了7月13日,由汪、阎、冯等人发起的”扩大会议”出现,并发表《总宣言》。接着,汪精卫带着曾仲鸣,由海道抵塘沽,转赴北平,参与”扩大会议”。招待记者,发表通电,花样马上就多了。
“扩大会议”一直开到9月1日,通电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定7名”国府委员”为止。在这一个多月中,曾仲鸣由于是汪精卫第一号心腹的缘故,成了新贵中最令人瞩目的要人;每天有七八个饭局,而且大多为他所特设。北平的大宴会,还不脱同光以来的遗风,有宴必有戏;”扩大会议”遍召名伶,排夕堂会。平时崛起一个坤伶,正就是新艳秋;曾仲鸣一见惊为天人,于是当天夜里便有人撮合,带他造访香闺。
这新艳秋是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乱弹”兴起,取昆腔而代之以来,梨园行中最奇特的人物。从她的艺名,一望而知是程派青衣;程砚秋的”游丝腔”学得唯妙唯肖,自不在话下;程砚秋的私房戏应有尽有,也还不足为奇;最奇的是,程砚秋的”秋声社”的班底,包括当家老生郭仲衡,小生王又荃、老旦文亮臣,都在新艳秋的裙角拂拭之下。
照此情形看来,谁都会以为新艳秋是程砚秋承香烟的嫡传高弟,为使爱徒成名,不惜以班底相助。其实恰好相反,新艳秋既未拜过程砚秋的门;程砚秋亦从不承认有此弟子。提起新艳秋来,程砚秋简直是欲哭无泪;原来程砚秋的班底,都是新艳秋的一个姐姐,唱梆子青衣的”珍珠钻”,和一个替她提琴而心计特工的哥哥,以及一帮”捧角家”,用各种挑拨离间的手段,挖了过来的。
程砚秋为新艳秋整得惨兮兮的致命伤是,他的琴师亦为新艳秋所罗致。”京朝派”的琴师中,有两个人派头奇大,一个是杨宝森的胞兄杨宝忠,抱着胡琴上场便有人叫好,他也就笑容满面地连连打躬作揖;再有个就是程砚秋的琴师穆铁芬,他是余叔岩所办的春阳起房的名片,下了海,还不脱玩平时那种讲究一个”帅”字的派头,剃了个小平头,蓄着小胡子,永远修剪得整整齐齐,衣着华丽异常,常是宝蓝华丝葛的袍子,团花缎子琵琶襟的坎肩、珊瑚钮扣、翡翠坠子的金表链。上场卷袖,露出雪白一大截纺绸小褂袖头;架起二郎腿,用一大块纺绸垫着,拿起胡琴调弦,不过三两声即已妥当;然后将胡琴横置在腿上,取出带打火机的金烟盒,悠然抽烟。等程砚秋将上场,打鼓佬开始打”倒板头”,才慢条斯理地熄了烟,扶起胡琴,恰好倒板头打完,琴声一响,满场肃静无哗。那股派头,真是”够瞧老半天的”。
因为如此,穆铁芬有个外号叫”处长”。程砚秋的新腔,转弯抹角;何处应该使劲,何处可以取巧,何处必须换气,以及何处一定有”采”,奥妙都在穆”处长”那把胡琴之中;所以新艳秋自从得穆为佐,真所谓”如虎添翼”,立于不败之地了。
当然,唱旦脚的,尤其是唱旦脚的坤伶,要大红大紫,必得色艺双全;新艳秋虽不如当年的刘喜奎那样,有颠倒众生的魔力,但亦足当美人之称;在剪水双瞳中所透出来的一股清逸之气,更为风尘女子所仅见。曾仲鸣久居法国,审美标准很高;他从任何角度看,都觉得新艳秋是一件有灵魂的艺术品。
不久,曾仲鸣做了”入幕之宾”;据说新艳秋灭烛留髡,也还是头一回。恰如《三堂会审》中《蓝袍》所道:“一十六岁,开得怀了。”
不知是曾仲鸣报答红粉,还是新艳秋舍身相报;总之,曾仲鸣点了一出戏,对于提高新艳秋的声价,大有关系。他点的一出戏是《霸王别姬》;新艳秋初出道时,艺名”玉兰芳”,原由梅派入手,不但有”别姬”这出戏,而且经梅兰芳的琴师徐兰沅指点过。平时新艳秋已经成名,公认为是标准的程派青衣;不意居然会动梅兰芳的”打泡戏”之中的别姬;这在”噱头”上已足以号召。而更轰动九城的是,曾仲鸣指定杨小楼唱楚霸王;不知哪个大有力的”提调”,居然办到了。
杨小楼的霸王,只陪梅兰芳演过;名贵非凡。现在居然肯与新艳秋合作,等于承认她的地位与”四大名旦”是同一等级。因此,这天的堂会,不但名伶名片,闻风而集;北平、天津够资格的戏迷,都千方百计,想弄一份请帖,得以入场。当然,台上一个新艳秋,台下一个曾仲鸣,目睹如此盛况,得意之情,可想而知。
但曾仲鸣的好景不常,9月18那天,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不但不就由扩大会议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而且通电拥护中央,提军入关;”主席”阎锡山”在位”只得10天,便即通电”下野”,率部由”太行八陉”,回师河东。汪精卫亦于9月20,仓皇遁走;曾仲鸣亦只有挥泪别”秋”了。
不过新艳秋却交了一步好运。”中原大战”结束;张学良驻节北平顺承王府私邸,东北文武,复又相率进关,北平又热闹了好一阵;捧新艳秋的一班人,打铁趁热,促成杨、新在开明戏院合作,生涯茂美,名利双收。
九一八事变,政府又有了变动,宁粤由分裂而合作,汪精卫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行政院长。曾仲鸣奉派为副秘书长,实权在秘书长褚民谊之上;一朝得志,自然想起了新艳秋;而他只要开一句口,自然有人乐于将新艳秋接到上海来,演出于更新舞台。那时虽说国难当头,但曾仲鸣却是每星期五夜车一定到上海;星期日夜车回南京。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一方面秉承了旧时代贤惠妻子的”美德”;一方面濡染了法国的浪漫气氛,觉得丈夫有个情妇是无足为奇的事,所以不但容忍曾仲鸣与新艳秋双宿双飞,而且有时候还会伴着丈夫到更新舞台去捧新艳秋的场。
他的包厢中,还常出现潘有声,胡蝶夫妇,所以”看戏兼看看戏人”,评价再贵,亦很值得。
在上海唱了年把,新艳秋的舞台生涯,又起了一个高xdx潮。当时是程砚秋在南京演出;曾仲鸣为了自己方便,怂恿新艳秋移帜秦淮河畔去跟程砚秋打对台。那时她已有一个”坤伶主席”的”尊号”;及至”坤伶主席”新艳秋将在南京大戏院登台消息一见报,程砚秋的声光顿时灭了一大截。及至一登了台,有曾仲鸣撑腰,”经励科”肆无忌惮,程砚秋贴”文姬归汉”,她也是”文姬归汉”;程砚秋贴”红拂”,她也是”红拂”,总而言之,如影随形,冤魂不散;程砚秋恨不得三天工夫就能排出一出新艳秋所没有的程派”私房戏”,无奈办不到,只好忍气吞声,铩羽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