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5）

    方中通《陪集》，余英时先生亦未得寓目。《方以智晚节考》所刊“重要参考资料”，方中通《题结粤难文至感泣书此》、《论交篇赠侈俨若》两诗，乃转引自《清诗纪事初编》。此书录方中通诗四首，除上述两诗，另两首。一即《与汤道未论历法》，一为《木兰女庙》。细玩余先生所曾引的两诗，于方家“粤难”经过，亦大有可以参悟之处。《题结粤难文》云：


    “君不见，一门争死称孔氏，弟兄子母垂青史。又不见，西川豪杰附党人，耻不与党先自陈；彼为友朋尚如此，何况俨然为人子？……回忆难作捐我躯，不料此躯存斯须。”又《论交篇》云：“忆昔患难倾门户，不肖捐躯系园土。”两言“捐躯”，又道“耻不与党先自陈”，似乎“粤难”之作，方中通先不在被收的名单内，乃是挺身自任，思为父代死。方以智三子俱孝悌，何以长幼俱无动作，而独中通奋身？此或者祸由中通而起，非如此不足以为人子。再进一步推究，方中通的“自陈”，当然先经过“家庭会议”同意，而同意的缘故，可能非方中通自到公堂，不足辨其父之被诬。至于系狱以后，又有不肯出狱的情形，《题结粤难文》有句：“怜我不肯脱罗网，委屈导我真缠绵”；又云：“非是不遵宛转之深情，乃深痛吾老亲之不测”，其情事如见。盖问官必以案内无方中通之名，宛转开导，劝其自脱罗网，而方中通坚不出狱。所以然者，方以智自裁于惶恐滩，究系畏罪，还是完节，心事不明，必待昭雪，使方以智的本心大白，始肯出狱。明乎此，始知《论交篇》中“感余热血怜余痴”的“痴”字，应作何解。


    问题是在这里，方中通何以必欲“代父直心直如矢”？《论交篇》中又道，“我父生前受名累，身后患难尤难堪”，何以谓之“身后患难”，又何以较之生前尤为“难堪”？惟一的解释是方以智的被诬，乃是名节被污，其所恶有甚于死者。不愿“对簿虏廷”，下拜于异族衣冠之前，惟有一死，可免此厄。而既死则不独自洗其无端之污。且当时谈及方案，如遇猛虎瘟疫，避之惟恐不速不远，则期望公道自在人心，舆论能为之洗刷，亦不可能。是故方中通“不畏死，血满纸，痛哭陈情详院司”。而方中通妻陈舜英，《粤难作夫子被羁》一诗：“便捐男子血，成就老亲名。君指天为誓，余怀刃是盟”，亦道出底蕴，方中通“指天为誓”者，必是父诬不白，宁死不出狱。此与季辛吉名誉不能洗刷，便当辞职的坚决表示，意思约略相仿。


    于此，可知方氏仇家所构陷方以智的罪名，必然以智九死所不甘诬服者。论案情，则自为牵涉及于可召族诛巨祸的谋反大逆，但以忠于明室的遗民反清，理所当然，即或被诬，于名节何损？而竟非以死相争不可，则所诬以何案，略知清初史实者，皆可指而出之。留待后论。


    我又颇疑，构陷方以智者，为方中通的至交，甚或曾同问学于穆尼阁。《论交篇》起始，以二十余句强调人情险，决非无因而发，余如次：


    “交道诚难论，何况在今日，变幻态无穷，险情不一。张耳、陈馀少相知，安知凶终机在刎颈时？孙膑、庞涓不同学，安有复有鲸刖之惨，马陵之悲？茫茫天地一开眼，古今人情若印板，愈厚愈密愈益疏，四海九州之人如同产。噫嘻肤上毛，欲割便挥刀；区区胶投漆，何得久坚牢？又如相依复相迁，幸舍代舍迁不倦；今朝武安座上逢，昨晚魏其门下见。较量轻重只争毫发间，趋舍何必死生与贵贱？”


    此诗引用古人凡五，“今朝武安座上逢，昨夜魏其门下见”，乃指籍福。“幸舍代舍”典出《史记孟尝君传》，处宾客的馆舍分三等：传舍、幸舍、代舍。总结此诗所引五古人而欲表达其对交道的看法是：见利忘义。引孙膑、庞涓的故事，则又似同学忌才。总之，整首诗以三分之一的篇幅以证交道难论，决非全然为了反衬下文“忽然一遇侯公子”，而是有本事在内的。


    至于当时新旧派历法之争，则不仅学术之辨，意气之争，更关乎生死祸福，穷通富贵，其事之严重，以及争斗之烈，远超过后世的想像。只以在学术上康熙亲自主持，且新优于旧，亦成定论，故旧派无法翻案，其争斗过程，遂亦渐渐泯灭，蛛丝马迹，犹可想见仿佛。阮元辑《畴人传》，杨光先传后有论。


    “论曰：钱少詹大昕曰：‘吾友戴东原尝言：欧罗巴人以重价购《不得已》而焚毁之，盖深恶之也。光先于步天之学本不甚深，不旋踵而败，宜哉！然《摘谬十论》……则固明于推步所不能废也。元（阮元自称）所藏《不得已》卷末有杂记数条，不著撰人名氏，中一条云：歙人言，光先南归至山东暴卒，盖为西人毒死。”洋人购杨光先所著《不得已》而毁之，其事不可知。戴东原虽为大儒，于永乐大典中搜得王锡阐、梅文鼎所未及见的算书，能正调补脱，可知其天算之学的造诣，但戴氏著作中，有《气穴记》一卷、《葬法赘言》四卷，是犹不免将天文地理与堪舆混为一谈。则于历法恶西洋而为杨光先张目，亦无怪其然。至于“西人毒死”杨光先，就情理而言，殊不可能。不过，杨光先一疏，谓选荣亲王葬期错误，用心实嫌恶毒，汤若望被诬既已大白，杨光先陷诸台官于死而竟不抵罪，自为死者家人亲友所不甘，因而采取报复行为，或者有之。


    以上假设祸由方中通而起，乃因介入新旧历法之争而结怨；或者为人见利忘义而出卖，皆待进一步求证，始可判断此假设有无成立的可能。但方以智被诬的谋反案，必与吴三桂有关。换言之，即助吴三桂谋反，则笔者自信，此一假设，定必不误。


    吴三桂叛清，事起于康熙十二年冬，但异谋早著，而满清忌吴，则更早始于吴三桂入缅杀永历帝以后。刘健述所著《庭闻录》卷四：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诏加吴三桂爵平西亲王。二年，奏缴大将军印。有内大臣论三桂子额驸应熊曰：‘往日永历在缅，边方多故；故予芳父将印，重事权也。今天下大定矣！据之不还何为者？’三桂不得已具疏上之，怏怏不怿。”


    此为忌吴的明证。康熙自言，亲政后以三事自矢，必欲底成。其一即为撤藩。自鳖拜伏诛，开始积极着手，而以吴三桂为第一目标。


    按：康熙八年五月诛鳖拜后，六月以米思翰为户部尚书，九年二月以金光祖为广东广西总督，马雄镇为广西巡抚，四年以蔡毓荣为四川湖广总督，七月以王辅臣为陕西提督，十年五月以朱国治为云南巡抚，十一月以明珠为兵部尚书。据此人事调动，可以析出其意义如下：


    一、康熙自诛鳖拜后，立即开始部署撤藩，而以米思翰调补户部尚书为其起点。


    二、撤藩的第一目标为吴三桂，亦以吴三桂难制为第一顾虑。康熙九年对西南、西北文武大员的调动，完成了对吴三桂包围的态势。


    三、康熙十年调朱国治为云南巡抚，为对吴三桂态度强硬的表示。而以明珠为兵部尚书，则是决心用兵了。


    这三点分析，可从上述诸人的背景、性格求得解释。兹先述米思翰，此人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富察氏，至乾隆年间极贵，米思翰子李荣保，为高宗孝贤纯皇后之父。李荣保子傅恒为大学士，傅恒子福康安“一身被异数十三”，而实为高宗的私生子，笔者别有考证，不赘。《清史稿-米思翰传》：


    “米思翰……授内务府总管，辅政大臣从假尚方器物，力拒之。圣祖亲政，知其守正，授礼部侍郎，八年擢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是时，各直省岁赋，听有政使存留司库，蠹弊相仍，米思翰疏请通饬各直省，俸饷诸经费所馀，悉解部。由是勾稽出纳权，尽属户部。十二年，尚可喜疏请撤藩。吴三桂、耿精忠疏继入，下户兵工部，米思翰与兵部尚书明珠议，三藩并撤。有言吴三桂不可撤者，以两议入奏，米思翰坚持宜并撤，议乃定。”


    撤藩原为康熙早己默定于心的决策，但当时满清亲贵大臣中或畏三藩势力，或受三藩笼络，反对撤藩者甚多。吴三桂子应熊又尚至为额驸，等于他父亲派在京中的坐探，所以康熙对撤藩之意守持甚密，惟与少数近臣密商，米思翰与明珠皆力赞帝意者。其后米思翰一家之贵，固与此不无关系。明珠贪黩弄权，而康熙曲予优容，在撤藩之先，康熙深思熟虑，早已料定，决不能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轻易。如最后决裂，不能不用兵，则所持者何？自应有一打算，用米思翰为户部尚书，并即展开整理财政的工作，即为筹饷的开始。


    至于用金光祖、马镇雄、蔡毓荣，或因其熟悉地方，或因其忠诚可靠，或因其才具出众，而目的皆在对付吴三桂。王辅臣之被任为陕西提督，用心更昭然若揭。而康熙之笼络王辅臣，更出常情之外。刘献廷《广阳杂记》有极生动的描写。记王辅臣与吴三桂之侄应期交恶，以三桂袒侄，致使辅臣寒心，以巨金“遍贿朝廷左右暨用事者”，得补为平凉提督，以后的情事云：


    “报至滇南，平西闻之，如失左右手。叹曰：‘小子费亦不贺矣！家私几何，乃如此胡为耶？’及至辞王，王待之愈厚，执手涕泣曰：‘尔至平凉，无忘老夫！汝家贫，人口众，万里迢迢，何以当此？’遂出帑二万两，以为路费。”


    吴三桂亦可谓善于补过，输诚之心，惟恐不至。但手段不及康熙，《广阳杂记》记召见王辅臣的情况如此：


    “上坐内廷以待，望见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复何忧？’自此恩泽频加，赏宾屡及；无日不诏人，语必移时。廷臣骇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传，以为平西有密语，令主入奏……上谓之曰：‘欲留汝于朝，朝夕接见，但平凉边庭重地，非汝不可，其命钦天监择好日以行。’时值岁暮，而定期岁内；上又谓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天在迩，其陪朕看灯，过而后行。’更命钦天监择吉日于上元之后。居期入辞，温语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赏赐。御座前有蟠龙豹尾枪一对，上指谓辅臣曰：‘此枪先帝遗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枪于马前，以无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兄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枪以赐汝。汝持此往镇平凉，见此一枪如见朕，朕见此枪如见汝矣！’辅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


    雍正以后之笼络年羹尧，即师父故智，但矫揉造作过甚，令人肉麻。康熙之笼络王辅臣，则确能使被笼络者死心塌地。当时康熙所以不惜降尊纡贵如此，正可反证他对吴三桂防范之周之密。至于吴三桂既反，王辅臣竟未能发挥康熙所预期的作用，则又为另一回事，论王辅臣本心，固未负康熙。


    康熙十年调朱国治为云南巡抚，为康熙决意制服吴三桂，不惜决裂的表示。朱国治其人，在康熙初年，为江南士林的公敌。


    朱国治不久去官，走得很不光明，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云：


    “抚臣朱国治既以钱粮兴大狱，又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适以丁忧罢。故事：隶旗下者例不丁忧，守丧二十七日，即出视事。公守丧毕，具疏请进止。朝议许其终制，另推新抚韩公世琦尚未莅位，朱恐吴人为变，仓猝离位，轻舟遁去，吴中为幸。朝议以大臣擅离泛地，拟降五级，而严旨切责，革职为民。”


    按：三年之丧照例守制两年三个月，亦即二十七个月为服满。旗下改月为日，父母之丧只“穿孝二十七日”。朱国治具疏请进止，乃自知众怒难犯，急谋退隐。新任巡抚韩世琦，亦为汉军。隶正红旗，原任顺天巡抚。顺治十八年十月裁顺天巡抚一缺，韩世琦即改调江苏（彼时犹称江宁巡抚）。顺天即沈阳，赴调需时，而朱国治去职而未离位，形势益危。其时苏州民风尚未如后来之柔弱。天启中，魏忠贤遣东厂缇骑至苏州逮捕周顺昌，白靴校尉为吴人击杀，前之可鉴，所以朱国治轻舟遁去。至于遭遇“革职为民”的严谴，自是朝中因为秦销案办得太严刻，有意贬抑朱国治，借平民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