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白蓝

    回忆白蓝的医务室，那是一幢红砖砌成的二层小楼，离劳资科那幢办公大楼有两百米远。医务室在二楼走廊的尽头，去那里，必须经过工会，经过团支部，经过图书馆，经过计生办。在那间屋子里。只有白蓝一个人。


    那幢楼被厂里人称为“小红楼”，这个词后来变成腐化堕落干部的代名词，九十年代初还没有这种说法，大家以为腐化就是贪污钱财、轧姘头、走后门拉关系这些简单的事，轧姘头最多也就轧一个。这说明人们没什么想象力，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人，也就只能想到这个地步了。


    小红楼造于五十年代，过去是厂办公室，后来不够用了，才造了五层办公大楼。这幢四十年历史的小楼造得并不考究，水泥地板，走廊的光线很差，但它非常结实，这也是那个年代的建筑物共同的特点，防震，防水，还防炸。


    我打听过白蓝，从工人圈子里得到的小遭消息，说她是北京一所医科大学的，也不知为什么，被学校开除了，只能回到戴城，在糖精厂里做一个厂医。厂里关于她的谣言很少，因为她不爱跟人说话，也不搞男女关系。她二十三岁，长得也漂亮，按理说，这样的姑娘应该谈恋爱，至少被一群小伙子包围着，厂里也不是没有这种事，比如小噘嘴，她身边永远有几个科室男青年跟着，替她打饭，陪她聊天，从来不会让她孤单。她要是孤身一人的话，那肯定是去上厕所。这就是所谓的护花使者吧。但白蓝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她是冷清而傲慢的，平时躲在医务室里看书，中午打饭就让图书馆的海燕替她随便带一点吃的，她也从来不去厂里的澡堂洗澡，一下班就骑上她的飞


    鸽回家了。她就是那个样子，仿佛一个嫁接过来的果实，在无花无果的季节，独自挂在那幢昏暗的小楼上。她几乎被工厂遗忘，像我这样又不吃药打针又不做妇科检查的学徒，本来不该认识她，但是，老天爷非要把我的头砸开，这也没办法。


    她在医务室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可干，每年的妇检都是计生办请医生过来做的，不用她亲自动手。平时她就管些最常见的药，感冒通板蓝根黄连素什么的，这种药众所周知，也没什么效果，也吃不死人。当然，她还负担一个责任，就是给厂里的工人做急救，比方说我和德卵这种倒霉蛋。但是，此类工作也纯属偶然，半死的人交到她手里。真要弄死了也不能怪她，她自己大学都没毕业，也不知道是怎么混进厂里来的。


    我爸爸说过，厂医是最不能相信的。这种人很难伺候，你需要他们做医生的时候，他们就说自己是工人，你真要把他们当工人使唤，他们又说自己是医生。两头占便宜的人最不能交往，这是我的经验。他们农药厂的厂医是个老头，以前做赤脚医生的．医术很差，胆子更小，曾经有女工被硫酸溅到胸口，送到医务室，按说应该把衣服扒开，用自来水冲。老头明知道急救措施，偏偏就是不肯扒衣服，他看着女工的胸部拚命搓手。在那一瞬间，他并没有感到自己是个医生，而是他妈的Man。并且是个道德正派的Man。这事情在农药新村人人都知道，连最没有文化的老太太都说，这根本不是医生，而是吃狗屎的。


    与之相比，我遇上白蓝完全是运气，她不但在医务室把我的衣服扒了下来，还用听诊器在我胸口挪来挪去，后来我们熟了，她还给我提过很多饮食方面的建议，她甚至预言我在三十岁以后会变成一个啤酒肚，让我少吃点猪下水和可乐。假如你认为这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那就大错特错，她只是个厂医，厂医应该是农药厂的老头那样，只要道德正派，随便谁死了都跟他没关系。


    厂里的水退去之后，我去上班，看见医务室的窗子关着，我知道她不在，但不死心，还是上去看看。医务室的门关着。隔壁图书馆的海燕告诉我，白蓝发烧了，一直在家休息。我悻悻地往回走，在黑暗的走廊里，点起一根烟。我想起她抽烟的样子，细细的一缕烟从嘴里吐出来，不像我这样，总是从鼻孔里往外肆无忌惮地喷烟，搞得自己好像是喷气式飞机。她这种抽烟的姿势很好看，并且她还教我给女士点烟。若干年以后，我在饭局上，凡有女士把香烟叼在嘴里，我必定会在同一时间送上一朵温馨的火苗，搞得人家很感动，但我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很差，上楼下楼应该走在女士的前面还是后面，我他妈永远搞不清楚。事实证明我不是个绅士，只是在点烟这件事上条件反射而已。


    有一天我在河边的泵房独自拆水泵，那地方脏得要命，还闹耗子。化工厂附近的耗子无人敢惹，都是吃猪下水长大的，身材肥硕，看见人都懒得逃窜。我把那水泵拆下来之后，横穿马路，回到厂里，结果在厂门口遇到了白蓝。她脸色不错，本来应该寒暄几句，但那天我的心情很糟糕，一是因为我师傅老牛逼退休了，二是因为耗子。


    她看见我，对我说：“路小路，你怎么搞得这么脏?”


    我回了她一句：“钳工不脏，那还是钳工吗?”我说完不再理她，拎着那个破水泵，灰头土脸往钳工班的方向走。白蓝说：“路小路，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我就拎着水泵走到她身边。她说：“中午你到我这里来一趟。”


    那天中午我早早地吃完了午饭，并且换了一身工作服。我有两套工作服，本来应该换洗的，但我从来不换，也不洗，一套脏得像抹布，另一套则崭新如初。我穿着新工作服去医务室，心情稍微好一点了。


    她独自在医务室，盘腿坐在体检床上看书，见我进来，便趿着鞋子下来。我问她，找我何事。她说：“我还问你呢，听说你来找过我?”我说：“也没什么事，过来看看你。德卵怎么样了?”


    “已经出院了。”她皱着眉头说，“你不要老是叫人家绰号，很难听。”


    “连厂长都有绰号。这又不稀奇的。”我说。


    “那你有绰号吗?”


    “有啊，我叫神头。”


    她听了哈哈大笑。我却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后来她说，路小路，不说废话了，你帮我做一件事。我问她什么事。她说，也不是什么事，只要在那里坐着就可以了，随便什么人进来，都不要动，也不用说话。我说：“这可不行，要是劳资科长胡得力跑进来，看见我这样，他会扣我奖金的。”白蓝似笑非笑地叹了口气说：“好吧。不是胡得力，是食堂里的秦阿姨。”


    一说秦阿姨，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厂的食堂有一位胖阿姨，专门负责卖荤菜的，姓秦。她有一张红扑扑的脸蛋，比小姑娘还鲜艳，老远看上去好像是个唱二人转的。她每天站在食堂的荤菜窗口，既负责管理那些排骨肉丸红烧鱼片，同时也观察厂里的每一张脸。然后，她像所有无聊的中年妇女一样，专门给人介绍对象，也就是做媒婆。据说做媒婆会上瘾，一天不干这个，浑身上下都不舒服。秦阿姨致力于单身男女的开发工作，第一件事，先问你有没有对象，假如没有，她就开始掐着手指仰望天上的白云，嘴里还嘀咕着什么，好像是在对着老天爷念咒语，老天爷将从云层里扔下一个对象给你。然后她会忽然说，啊呀，某某车间的某某某你认识吗?你放心，包在我身上了。这是硬撮型的，还有代理型的，比如你看上了厂里的谁，就托秦阿姨去说合。秦阿姨做这种事情不但分文不收，而且还倒贴，你要是接受她的撮合，或者是委托她去说合，她就会在你的搪瓷饭盆里放上超级大的排骨，或者超级大的肉丸子。


    据说秦阿姨还很认真，她从来不瞎撮合，比如说，科室男青年配化验室女青年，白班男青工配姿色中上的三班女青工，三班男青工配姿色中下的三班女青工，老光棍配寡妇，歪脖子配斜眼，就这么个配法。其实这也很科学，和博士娶硕士、硕士娶本科是一个道理。并且，秦阿姨有一种练达的人情世故，她对那些长相不错的姑娘小伙都抱有特殊的好感，好像是优质产品，但她不会去撮合这些人，她会给这些优质品介绍一个长相平庸、家底殷实的对象。照她的说法，这叫荤素搭配法。秦阿姨非常反对的就是我这样的，一个钳工学徒，垂涎于科室女青年，根本就是痴心妄想。假如我托她去给我说合说合小噘嘴，她最后一定会给我拉一个又有钱又难看的小丫头，并且，其有钱程度和难看程度成正比。


    秦阿姨撮人，有一种不可置疑的力量。要是拒绝这种撮合，那你就完蛋了，那最小的排骨，那隔夜的肉丸子，都会出现在你的饭盆里。


    那天我一听秦阿姨要来，就恭喜白蓝。我问她：“给你撮的是谁啊?”


    白蓝说：“好像是宣传科的小毕。”


    我不认识宣传科的小毕，我说：“噢，就是画黑板报的啊。”


    白蓝说：“不要乱讲，宣传科不只是画黑板报。”


    “但我只看见过他们画黑板报。”我顿了顿，故意问她，“那我应该走开才对啊，何必在这里做电灯泡呢?”


    “她缠了我很久，我烦她，又不好意思赶她走。你在这里坐一会，她觉得没劲了，就会走了。”


    “秦阿姨可没这么简单，她会一次又一次地来撮合的。”


    “我就烦这个，没完没了。”


    “顺便问问，这次是秦阿姨硬撮，还是小毕看上你了?”


    白蓝脸上红了红，低声说：“小毕。”


    那天我盘腿坐在体检床上，一双臭脚暴露在空气里，白蓝说我的鞋子有问题，会弄出脚气。我说这也没办法，贵的鞋子我根本买不起，而且也不适合穿着去拆水泵。白蓝问，厂里不是发劳动皮鞋了吗。我说这就别提了，那种劳动皮鞋穿在脚上，一天的工夫，就把袜子磨得前穿后破，我都赔进去十几双袜子了，工人师傅都是赤脚穿劳动皮鞋，我不行，我脚嫩。白蓝皱着眉头说：“也好，但愿能把秦阿姨熏跑。”


    后来秦阿姨真的来了，她那两坨青春红非常的醒目，她后面还跟着一个人，高个子，白净脸，戴着一副眼镜。我猜这就是小毕，果然没错，我可没想到秦阿姨会把小毕也带来。那天因为有我在场，秦阿姨的声音压得非常轻，好像是地下党接头。白蓝也压低了声音，我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倒是小毕，在屋子里随便走了一圈，打量打量医务室的摆设，眼睛扫过我，嘴角微微上翘，看起来是在笑，其实没有任何表情。


    他和白蓝之间的对话是这样的：


    “你好，我是小毕。毕国强。”


    “你好，我是白蓝。”


    “我还是第一次来医务室。”


    “是吗?”


    “经常看见你。”


    “我倒不经常看见你。”


    “因为我不常生病嘛。呵呵呵。”


    “呵呵呵。”


    “我进厂没多久。我是化_T职大毕业的。你呢?”


    “呵呵呵。”


    “这里环境不错。”


    “呵呵呵。”


    趁着这个工夫，秦阿姨走到我身边。她先是看了我几眼，打算把我看毛了。一般来说，秦阿姨用这种目光看着你，就意味着你喜事上门了，不毛才怪。但我既然受了白蓝的委托，就得硬撑着。秦阿姨问我：“路小路，你存这里干什么?”


    我说：“复查。”


    “查什么?”


    “脑袋啊。上次撞在水泵上，到现在还经常犯晕。”


    “噢。”秦阿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是你的脚臭吧?太厉害了。”


    “我现在什么都闻不出来，我脑子撞坏了。”


    秦阿姨同情地看着我，说：“等你康复了，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不过你还得把脚臭治好，用生姜水泡脚，不然只能给你介绍一个有口臭的女朋友了。”


    我操，我一听这话，实在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秦阿姨你太可爱了，脚臭配口臭，我输给你。这种配对法简直是在做水稻杂交试验，我生出来的小孩可能是个脚臭与口臭的双料冠军，到时候拜托你给他找个腋臭的配偶吧。


    我这么笑着，打断了白蓝和小毕之间的对话。白蓝走过来，煞有介事地对秦阿姨说：“秦阿姨，你不要刺激路小路，他好像是脑干撞坏了，经常有过激反应。”我听了这话，几乎笑得要滚下体检床。


    后来秦阿姨和小毕走了。小毕走的时候还跟白蓝握了握手，他那微微上翘的嘴角始终翘在那里。那时候我和白蓝说起小毕，我说，我很欣赏他的嘴角，总是翘着，他笑起来是用胸腔共鸣，很节制地笑三到四声，笑三声是表示好笑，笑四声是表示很好笑，他的笑声总是第一声比较重，渐次减弱。我想小毕最后会成为毕科长乃至毕厂长的吧?白蓝说，观察得挺仔细啊，你也这么笑笑，也能做科长吗?


    我说，我不行，我钳工一个，这种笑容出现在我脸上，那就是我脑f真的被撞坏了，或者，别人会怀疑我偷了厂里的东西，搜我的包。我天生嘴角下垂，一副图财害命的样子，但厂里的保卫科管不了我图财害命，所以也不会搜我的包。至于笑声，呵呵呵，或者呵呵呵呵，我都学不来，我笑起来是先弱后强，越笑越厉害，这他妈还是像个图财害命的。


    白蓝说：“路小路，你有妒嫉心理。”


    我叹了口气。九二年，在小毕身上我看到了我所有的理想，化工职大毕业，宣传科画黑板报，白白净净很斯文，并且，他妈的，连对于女人的口味都如此相似。但我还是一个修水泵的小厮，我看起来是没指望了。


    那时候她听我说到这些，化T职大，宣传科，她就静静地听着，也不笑，也不插嘴。她说我妒嫉小毕，只说了这么一次，后来她说这种感觉不是妒嫉，最多只能算是艳羡。我不知道艳羡是什么意思，大概是非常非常羡慕吧。我问她，艳羡和妒嫉有什么区别。她想了想说：“妒嫉嘛，你就会去破坏人家，可是你也破坏不了小毕，所以只能是艳羡。”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后来她遇到我，对我说：“那天的事谢谢你。秦阿姨再也没有找过我。”


    我说：“操，她是没找过你。但我吃了一个礼拜的隔夜肉丸子!”


    那年秋天，因为我跑得够快，骑三轮不要命，所以救了德卵。厂里说要嘉奖我，给我发了三十块钱的奖金。我在化工厂干过很多好事，无一报答，也干过很多坏事，也无一报应，惟独这一次拿到三十块奖金，回去对我妈说，我妈很开心。她说小路终于长大了，以后她生病，我也可以骑着三轮送她去医院。


    我把这事情说给白蓝听，我说，德卵这条命就值三十块。白蓝说：“别太得意，上次农民工救了你，一毛钱都没有。”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救德卵主要是你指挥得当，该嘉奖的是你。”


    她说：“我是医生，我救人是职责，出了岔子要处分的，你跑得慢会被处分吗?”


    她这么一说，我又觉得自己很伟大，我说：“对对对，你是恪尽职守，我是助人为乐，性质不一样。”


    她翻了我一个白眼说：“你好像还挺有文化的，居然会用成语，这样的钳工我可没见过。”


    我说：“操，承蒙你看得起，不如咱们去把这三十块吃掉吧，我请你吃肯德基。”


    九二年的时候戴城开了一家肯德基，顾客人山人海。在此之前，戴城是一个脏了吧唧的城市，马路边上永远泛着油光七彩的脏水，大排档就在脏水之上开张。戴城的餐馆以面馆为主，这里的人爱吃很细的龙须面。所有的面馆里都飞着苍蝇，那些吃过的面碗，服务员把汤水倒掉，在一个脸盆里涮一涮，接着又端上来。即使是比较高档的餐厅，也不会有空调，只有电风扇，冬天就更别提暖气了。至于那些服务员的脸色，一个比一个像茄子，经常能在街上看到服务员和顾客打架，一群顾客打一个服务员，或是一群服务员打一个顾客。


    戴城有了肯德基以后，大家好像开窍了，渐渐明白什么叫吃饭。吃饭得窗明几净，得有音乐，不能飞满苍蝇，最起码服务员不能打顾客吧。人不是猪，不是一辈子都只能接受茄子脸的，所以人类会进化。你可以说人类是一代一代进化的，但是在九十年代看来，很像是一年进化一次。九十年代就是这样奇怪。


    我和白蓝在快餐店里坐着，我对她说，我高中时代的理想，是去做营业员。她乐了，说营业员都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理想，这个有点出乎意料。我就说，我初中时代的理想更不靠谱，是跟着我堂哥去收保护费。她问，那你小学时候呢。我说我想不起来了，小


    时候的事情，想当解放军，想当警察，想当画家。我画画不错的，画女人脸尤其拿手。


    我又要说到小毕了，我说：“小毕在厂门口画黑板报，我看见了。”


    自蓝看着我，若有所思地说：“路小路，你应该去读书。”


    “我爸爸会把我搞进化工职大的。”


    “化工职大已经停办了，不再招生了。你不知道?”她说，“你还记得化验室那个胖胖的姑娘吗?她是厂长的女儿，今年要去读职大，也被退回来了。”


    “那她怎么办?”


    白蓝生气地说：“我们现在在说你。你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你应该去读自考大学，或者夜大。这样对你有好处。一辈子做钳工?”


    “那种大学要自费的。”


    白蓝说：“到底是我白痴还是你白痴?”


    她真的生气了，只顾嘬可乐，眼睛看着窗外，做出不想理睬我的样子。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假如当初我不是进工厂做学徒，而是在马路上贩香烟，现在就应该在做买卖，应该在进货，应该在数钱，而不会有时间去考虑成人大学的事情。我可以什么都不想，把香烟事业越做越大，从地摊发展到杂货店，再发展到饭馆，然后我差不多就老了，可以去死了。我没想到做钳工是如此地复杂，令人头疼。钳工的一生真他娘的漫长，看不到尽头。


    后来我们在街上走，她走得很慢。那是一个黄昏。天色早早地黑了，这说明秋天就要过去了。十多年前，我在工厂里，下午四点就下班，天色都是很明亮的，可以吃一顿点心再回家，可以在街上闲逛很久。如今则完全相反，办公室里很明亮，下班走到街上就发现天色昏暗，霓虹灯下影影幢幢的人群在挤公交车，这种感觉好像坐国际航班，必须倒一倒时差。我说的是上海。


    我们推着自行车走到一条小街上，两侧高高的围墙，里面种着梧桐树，有一些枯叶掉落在街上。她用皮鞋踩着落叶，每一片叶子都发出嘎吱一声，她说。这些树叶在夏天的枝头被风刮出沙沙声，秋天掉落在地上，被踩出嘎吱声，每一片树叶都能发出它们独自的声音。沙沙声也很美，嘎吱声也很美。她说：“踩过的枯叶，你再去踩它，就不会有声音了。”


    后来，我想吻她。我们推着自行车，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推着自行车接吻是很不方便的，尤其不适合初次接吻。而且，谈恋爱的时候，想接吻就不能说话，得保持沉默一段时间，你不能一边说话一边索吻，这是找抽。我有点怕白蓝，这个人不太好相处，用书面的话说，有点喜怒无常。我想起她三版女郎的造型，给我买烟，这是我不能忘记的。一想到这个，我就有点昏头，想去吻她，然后干点别的，但我们之间隔着自行车，很碍事。当时我也年轻，其实满可以说：“我们谈恋爱吧。”等她答应下来，再找个地方细细地吻。但我压根没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吻，又够不着。我不说话，心里想着这个事，由她在马路上独自抒情。后来，我放弃了在马路上吻她的念头，还是医务室比较清净。她以为我在听她抒情，其实我心里一片焦急，动的全是坏脑筋。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她住在新知新村。那是戴城大学的教职员工住宅区，是一个知识分子比较密集的地方，和农药新村完全不一样。农药新村满世界跑鸡鸭，根本是个大农场，新知新村则很安静，一排排窗户里都透出橙色的台灯光。四周草丛里，只有秋虫的呜叫，我们轻轻走过，虫声停顿，等我们走远，它便继续歌唱。这种停顿仿佛在向我和白蓝致敬。农药新村这个时候是家庭卡拉OK的黄金时间，无数个麦克风同时向着夜空发出鬼哭狼嚎声，好像是罗马尼亚的哥特城堡。


    她说：“到了。”停车，上锁。我问她：“就送到这里吗?”她点点头，对我说：“今天说的话，你好好回去想想吧。”我说我知道了，成人大学，既然上不了化工职大，那就试试成人大学吧。后来我目送着她上楼，三楼的某一个窗口，灯光亮起来，我想那就是白蓝的家。


    那是我第一次去新知新村，那地方很安静，给我的感觉很好。我回到农药新村时，心想，妈的，又要忍受那无穷无尽的卡拉OK，结果那天还真没有卡拉OK。有两户人家用麦克风在吵架，一百分贝以上的脏话带着混响效果在农药新村的天空中盘旋。我希望他们用杀猪刀砍来砍去，死光了就安静了，但他们不砍，他们很有耐性地对着麦克风骂：“操你妈哟哟哟哟哟。”这种创意简直可以让周围的人都去自杀。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


    九二年秋天，厂里出了个不大不小的事。那是我请白蓝吃饭的第二天，所以记得特别清楚。人年纪大了，很多记忆都要借助于其他记忆才能重回我身边，好像往日寄出的信，很多年后被退回，自己拆开读着，自己都会觉得有点新鲜。那天我本来是要去医务室索吻，我都想好了，该怎么起承转合，该怎么循序渐进。我高中时候也吻过女孩子，我们同校的女生，成绩很差，长得不赖，她稍微扭了几下，随后就范。之后我就经常去吻她，她也不反抗，甚至懒得扭几下。我想，接吻就是这么个前倨后恭的事情吧。


    那天我想着索吻的事情。拆水泵的时候手脚就慢了点，耽误了很久。后来听见有个女工在喊：“不好了，快去看，仪表室的阿芳爬到烟囱上去了!”然后，化工厂的工人就不上班了，扔下手里的活，纷纷往锅炉房跑。


    我们厂的锅炉房，有个大烟囱。这话等于放屁，哪个厂的锅炉房都有烟囱。我们厂的大烟囱有三十米高，又粗又壮，建造于五十年代。一般来说，工厂的烟囱上都有钢筋把手，像梯子一样，以便修理工爬上去。我们厂的钢筋把手很奇怪，把手之间的距离特别短，好像儿童乐园的冒险之路，小孩都能爬。这很危险，偏偏厂里还不把这条巴别塔的通道锁起来，只挂了一个牌子：危险，闲人勿上。想自杀的人管你这个?爬上去再说吧。


    阿芳就是这么爬上去的，爬的时候没人发现，上去二十米她觉得脚软了，就挂在了那里。被人发现之后，厂里所有的人都跑过来围观。关于阿芳的事情，简单来说，是她和一个科员谈恋爱，被群众揭发出来。科员是有老婆的，该老婆是厂里著名的老虎，和我师姐并称东邪西毒。遇到老虎最好的办法就是爬树嘛，小时候老师教过(我那小学老师，专门教我们怎么对付老虎狗熊鳄鱼，也不知道为什么)。


    阿芳不但要爬上去，还要跳下来，这就成了大事。化工厂的烟囱，有史以来，仅有三个人打算这么干。第一位是在六一年，粮票让人给偷了，那时候丢了粮票就等于判了死刑，他爬上去十米，因为饿，再也爬不动了，另外爬得太高也不便于和下面的人沟通。厂里的领导过来劝他，化工厂毕竟不是专政机构，还是讲点人情味的，领导也不想就这么死掉人。这位死活不肯爬下来，但是也不肯蹦下来，十米和三十米其实是一样的，无非是摔得够不够碎。这位对着领导狂喊：“我要吃包子!我要吃肉包子!”领导说，给你吃，都给你吃，你下来就给你吃。这位不信，下来了怕被厂里处分。后来僵持时间太长，大家都没辙，从食堂里请来了大师傅，大师傅用勺子敲着饭盆喊道：“开饭啦开饭啦，猪油菜饭加咸肉。”周围的人眼睛都绿了，上面这位一看架势不对，再挂在烟囱上很可能什么都吃不到，立刻出溜了下来。脚一着地，就被保卫科架走了。


    第二位是七一年，厂里的破坏分子，具体破坏什么就不知道了。他是在早晨的雾气中爬上了烟囱，他爬到了顶上，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在上面抽了根烟，大概还坐了一会儿，然后就跳了下来。后来察看现场，就是在烟囱顶上发现了个新鲜的烟屁股，推断他是从三十米的高度往下跳的，其实二十米和十米都能摔死，不用爬那么高，但他还是爬了上去。大概还看了看风景，但据说那天雾很大，什么都看不见。站在烟囱上，往雾里跳，有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吧?我这也是瞎猜，我也没上去过。


    阿芳是第三个。她挂在二十米的高度，显示出爱情的力量。为了包子可以爬十米，为了爱情可以爬二十米，如果爬到三十米的顶上，那就什么都不为，只为了想死。由此可见，爱情是高于饥饿的，但不能高于死亡。


    我跑到现场，只见人山人海，全是不蓝不绿的工作服，中间夹杂着几件橄榄绿的警服，那不是警察，而是化工厂的厂警。这些人全都仰着头，好像集体出鼻血，在所有视线聚焦的点上，仪表维修女T阿芳悬挂在烟囱壁上。那天天气真不错，烟囱冒着内烟，天上的云是鳞片状的。由于距离很远，我只能看见个火柴盒大小的人影，看不见她的脸，但我身边的人好像有特异功能，七嘴八舌说：“她在哭!她在发抖!她要跳下来啦!”我心想，这要是跳下来，肯定不是摔在水泥地上，而是摔在一大片脑袋上。有几个阿姨憋不住，开始掉眼泪，说这孩子太可怜了，被干部诱奸，只能爬到烟囱上去寻死。


    那天厂里的主要领导全都开会去了，只剩下一个管销售的副厂长。别人请他去主持局面，他挠头说，爱情问题，我一个管销售的解决不了哇。于是去请宣传科，宣传科平时只管画黑板报，从来没有这种FacetoFace的经验，科长很犹豫，下面的工人就说，你们他妈的一群倒B。科长听了，就拎了个电喇叭，点齐了十二个宣传科员开赴现场，其中就有小毕。


    那天我扒开人群，往里死钻。我钻到人群核心处，看见了白蓝。其实她在这里也派不上用场，阿芳真要跳下来，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确认死亡。但围观的人认为她是厂医，至少应该负点责任，她就站在那里喊：“阿芳!阿芳!”我捅了捅她，说：“我爬上去抱她下来。”白蓝说：“没你什么事。你上去?她一脚就能把你踹下来。”我说不要紧，绑个安全带就可以了。这时阿芳喊道：“你们都不要上来!上来我就跳下去!”


    白蓝说：“去把王陶福找来!”王陶福就是那个诱奸犯。厂警说：“王陶福被他老婆打伤啦，今天没上班。”白蓝傻了眼，问我：“那怎么办?”我摇摇头，我也想不出办法，这不是骑三轮玩命，这是爬烟囱，要是我爬上去她就跳下来，那我就成了比诱奸犯还可怕的诱杀犯。


    后来，宣传科过来了一帮人，取代了白蓝和我的位置。工人看了这架势，就说：“这宣传科，十三个酒囊饭袋。”宣传科长也不理睬工人们，举起电喇叭，试了试声音，然后就对着阿芳喊：“阿芳，你这是破坏生产的行为，马上下来，立刻下来!”烟囱上的阿芳放声大哭。宣传科长又喊：“阿芳，王陶福已经被他老婆打伤了，你们的事情，厂里会处理的……”后面的阿姨听了，把手心里的瓜子全都扔到了科长的后脑壳上，说：“要死啊，你干脆直接把她推下来吧!”科长举着电喇叭大喝：“不许起哄，全都回去上班!”后面的工人说：“滚你妈的蛋，猪猡!”


    这时，小毕一把抢过宣传科长的电喇叭。小毕很镇定，他很威严地对后面的工人说：“大家安静，不要闹，救人要紧。”工人听了这话，居然都安静下来。小毕举着电喇叭，很温和地对阿芳说：“阿芳，我是宣传科的小毕。我们谈谈吧。你今年多大了?”阿芳在上面说了一句什么，我也听不清。小毕却神奇地听清了，“噢，你二十四岁了。二十四岁的人，怎么还这么爱闹别扭呢?你要相信厂里是会保护你的，会为你说话的，厂里不会因为这点事情毁了你的前途的。我们也不会允许谁来伤害你的。”后面的工人听了，哗哗地鼓掌。小毕说：“如果有谁要在厂里胡作非为，我毕国强第一个不答应，我第一个站出来为你说话!”这时，宣传科的汪阿姨接过喇叭说：“小毕是化工局毕副局长的儿子，他说的话，阿芳你还信不过吗?”后面的人听了，又发出噢噢的惊叹。


    总之，阿芳最后下来了，而出风头的是小毕。过去人们只知道宣传科来了个白白净净的青年，平时也不大说话，现在大家知道，他是毕副局长的儿子。他后来成为全厂科室女青年的偶像，一点都不奇怪。小毕的镇定和机智征服了阿芳，也征服了阿姨们，他非常准确地抓住了阿芳的心理：其实她不是要自杀，而是要避老虎。阿芳下来之后，小毕看见她腿上和肘上擦破了，就对白蓝说：“先带她到医务室去吧。”与此同时，他驱散了围观的人群，让大家正常上班去。白蓝牵着阿芳的手，往医务室走去，一路上阿芳还在哭，把头靠在白蓝的肩膀上。我混在剩余的闲人之中，也往医务室去。


    白蓝在医务室里为阿芳擦了点红药水，围观的人照例堵在门口。忽然，楼梯口传来一阵哕唣，有人大喊，不好啦老虎来啦。我只感到眼前一阵旋风掠过，王陶福的老婆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医务室，举着五根指甲扑向阿芳。这婆娘足有一百五十斤重，黑脸，歪嘴，头发像钢丝一样。她其实不是老虎，而是野猪。那时候干部们都回办公室了，医务室里除了白蓝以外，就只剩下十几个看热闹的闲人，谁也没想到王陶福的老婆来得这么快，这么迅猛。王陶福的老婆咆哮说：“装死给谁看?跳楼啊，我跟你一起跳!”


    假如我一生中所经历的场景都可以倒放，以慢镜头的形式一遍遍重新来过，那么，医务室的那一幕肯定是排名前五位的经典镜头。白蓝像橄榄球运动员一样扑过去，抱住了老虎的腰，准确地说，是用整个身体抵住了老虎。老虎疯了，抓住白蓝的头发使劲摇晃，白蓝一声不吭，猛地张嘴，吭哧一口咬在了老虎的腰里。


    在一片惊叫声中，我看见阿芳从体检床上跳上窗台，她的身影在依稀发黄的树冠上一闪而过。


    定格。


    早在十多年前，我便知道，暴力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不但会弄伤别人，自己也会受到惩罚。但暴力不是天生的，在某些时候，暴力甚至就像上帝的骰子，可以光顾任何人。好比我来说，从进厂那天起就不爽，老想找人比划比划，最后呢，只能去和水泵比划。我一身油污，面如死灰，走路摇摇晃晃，形同杀胚，但我其实很少有机会打人，这说明上帝的骰子没有掷到我这一边，肾上腺激素再旺盛也是枉然。与此同时，上帝看中了白蓝，一个和平主义者，居然把老虎咬得哭了。


    那天我们趴在窗口往下看，阿芳躺在一棵树下，她也在哭。她还能哭就好办了，厂里派一辆车，把她送到医院里一查，胫骨骨折。这都是题外话了。工人都跑光以后，老虎也被保卫科带去交待问题，一路上哭哭啼啼的，自知闯了大祸。下午，钳工班让我去甲醛车间拆个水泵，我心想，万一再把老子熏昏过去，这回白医生估计不会有心思抢救我了。我就让


    魏懿歆替我去拆水泵，自己又换了身干净的工作服往医务室去了。


    我推开医务室的门，里面一个人也没有。隔壁图书馆的海燕走过来，告诉我，小毕来找过白蓝，两个人出去了。她冲我眨眨眼，我什么也没说，往体检床上一坐，点上一根香烟，等着白蓝回来。


    那天我就这么独自坐着，坐了很久。我总觉得自己需要去想一些问题，严格地说，是思考。我现在三十多岁，回望自己的前半生，这种需要思考的瞬间，其实也不多，况且也思考不出什么名堂。我的前半生，多数时候都是恍然大悟，好像轮胎扎上了钉子，这种清醒是不需要用思考来到达的。每次我感到自己需要思考，就会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并不指望自己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有时候糊里糊涂睡着了，有时候抽掉半包烟，拍拍屁股回家。


    医务室是如此的安静。世界上的一切安静于我而言都是好的，假如我是个流氓，往那里一坐，就可以说，打打杀杀的日子我已经过厌了。但我不是流氓，而是修水泵的学徒，打打杀杀的是别人。我只能认为，安静是一种好，即使毫无理由，我也想安静安静。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白蓝从外面进来，她看见我，愣了一下。我坐在体检床上，晃荡着两条腿，地上有四五个烟头。我对她笑了笑。后来，她对我说，那天我笑得很难看，夹着香烟的手指在发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就怕你身后还站着个小毕，结果没看见小毕，他妈的，你不能明白我有多激动。我毕竟才二十岁，这还是虚岁，其实是十九。白蓝说：难怪你那天的样子好像犯了心脏病。


    白蓝说，以后不要在医务室抽烟。我点点头，把手里的烟头嗖地弹到窗外。我问她好点了没有。她看了看我，忽然愤怒地说：好个屁，你看我的头发，都被她抓下来了一绺。她低下头给我看。我说还好，抓得比较散，所以没有秃斑，以前拷问犯人才是真的一小撮一小撮地揪头发，脑袋上会留下黄豆大的秃斑，很难看。打架的时候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白蓝说：她竟然抓我的头发，这个泼妇。我说：亏得你咬了她一口，真是应了那句话，兔子急了也咬人。白蓝说：你还说呢，你看你平时凶巴巴的，好像一条小狼狗，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也不帮我一把，好歹你可以掐住她脖子吧。我听了就笑，说：她又没咬你，我凭什么掐她脖子呀。


    那时候白蓝对我的评价就是：路小路的体质属于傻粗型的，骑三轮没问题，脑袋撞在水泵上也没问题，但反应比较慢，不够迅速。这种体质的人只适合做人盾、强劳力、粗使丫环。凡是需要用大脑和小脑来解决的问题，路小路都不能胜任，纯粹就是一个肌肉坨子。我问她什么是人盾，她说是保镖的一种，专门用来挡子弹的，其实路小路连人盾都不如，基本上是人桩。我听了这种评价，或者说是鉴定，心里很不高兴。我说：


    “既然如此，我替你去把王陶福的老婆拍了。”


    “拍什么?”


    “拍砖头啊!’’


    白蓝说不用去拍了，王陶福的老婆被她咬得很惨，另一方面又导致了阿芳跳楼，目前还在保卫科哭呢。保卫科的人也不喜欢老虎，平时找不到机会整她，这回逮住了，威胁要送她去拘留。这个老虎非常狡猾，她说自己根本不是去吓唬阿芳的，而是去探望她，要不是白蓝揪住自己，阿芳绝对不会跳下去。照这么说下去，事情的性质就变了，阿芳是失足坠楼，白蓝和老虎是女流氓斗殴。


    我对白蓝说，老虎我就不去拍了，我从来没拍过女人，即使黑脸歪嘴的也没拍过。但是，我一定会为了她去拍某一个人，这是迟早的事情，以洗刷人盾和人桩的耻辱。


    她说：“拍谁呢?”


    我说：“谁敢惹你，我就拍谁。”她听了就笑，在有趣与嘲笑之间摇摆着。


    关于小毕的事情，我始终没有问她。后来，过了很久，我想起这事，又旧话重提。她说小毕主要是想安慰安慰她，另外对于自己副局长儿子的身份又解释了一下，别的就没什么了。我问她：“那天你们去了哪里?”白蓝说，就在河边走走。我就不再说什么了。有关那条河，在我的印象中是又黑又臭，沿着那种河散步，一点也不浪漫。但工人们还是喜欢蹲在河边，因为河里有船，船是会动的，人若是极度无聊，看见一点会动弹的东西也是好的。机器当然是纹丝不动，要动了就是炸了，云是会动的，但实在太缓慢，与之相比，看船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工人看船的时候也看到了白蓝和小毕，排除掉河水的脏和臭，这幕景象也算是浪漫的。工人回来就说，毕公子和白医生在谈恋爱。两个在河边散步呢。这种谣言传到科室里，有人说他们很般配，又有人说白医生手脚麻利，轻飘飘就把副局长的儿子擒入囊中。


    这些流言蜚语传到我耳朵里，我当时是很平静的，一点都不嫉妒。嫉妒具有一种层次感，就是说，你只能去嫉妒那些和你差不多的人，我高中的时候曾经嫉妒过班长，因为老师喜欢他，但我决不至于去嫉妒一个重点高中的学生，因为不在一个层次上。我也不会去嫉妒那些长跑冠军，根本就不是一个笼里的鸟嘛。同理，我也嫉妒不了小毕，因为他是副局长的儿子。


    白蓝也说过，我不能嫉妒小毕，充其量就是艳羡。后来我连艳羡也推翻了，我为了一个女的而去艳羡某个男的，这也太猥亵太弱智了。我向白蓝声明，应该是小毕嫉妒我、艳羡我才对，但他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觉得有点不爽。妈的，我一个钳工，把自己的感情搞得那么细腻，我脑子有病啊?


    有关为白蓝拍人的事，其实还值得补充几件。


    我曾经和她在街上走，遇到歪卵。那天是深夜了，在戴城一家电影院门口，歪卵师傅戴着一顶呢绒鸭舌帽，穿着黑大衣，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这样就使他的歪头看起来不那么歪。说真的，要不是有几个人在打他，我根本就不能认出这是歪卵师傅。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打扮成这样，你可以把歪卵想象成一个异装癖，一个露阴癖，但绝对想不到他会这么酷地出现在深夜的电影院门口。


    歪卵师傅被打得很难看，打人的是老流氓。小流氓打人喜欢打脸，老流氓是往身上踹，脸上一点血都不会有。四个人围着歪卵，把手抄在裤兜里，来来回回地踹他，把他当成是个足球。这种取乐式的打法，一般不会伤人，但完全不把对方的实力当回事，伤的是自尊心。这也就是歪卵，换成是我师姐，早就把四个鸡巴都咬下来了。


    后来我和白蓝去救人。我仗着力气大，先拽开一个，那位手还抄在裤兜里，趔趄了一下。趁着这个机会，歪卵师傅嗖的一下就跑了，我也想不到一个开刨床的歪头竟然能跑那么快，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中。那四个人也很惊奇，本来是在欺负一个小个子的歪头，忽然歪头变成了壮汉，就是孙悟空变身也不可能这么快。第二天我还特地就此事去问歪卵，他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工作服蜷缩在刨床后面，拒不承认有这件事，别的师傅也说不可能，穿大衣戴眼镜的歪卵，这简直是个神话。我越发不信，要扒他的裤子，看看他屁股上有没有青紫。歪卵跳起来，也是这么嗖地跑掉了。我这才发现，短跑乃是歪卵师傅的绝技，经常在关键时刻使他逃脱危险。


    那天我就惨了，本来是见义勇为，结果受害者跑了，如果打架，就是流氓斗殴。我还在犹豫，到底是该拖着白蓝狂跑，还是让白蓝先跑，我留下来死扛。后来觉得手上多了样东西，一看，是一块砖，黑乎乎的粘着泥巴，是白蓝把它递到我手里。我心里又激动又无奈，这时她冲我眨眨眼睛。


    那四个人之中，有一个高大的长头发对我说：“你好像是路霸的弟弟吧?”路霸是我堂哥的绰号，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一直在电影院一带混迹。我立刻就承认自己是路霸的弟弟。长头发说：“嘿，你小时候我带你去收过保护费的，你还记得吗?”我说我不记得了，好几年前的事了。长头发说：“好几年不见，你变化太大啦。”这话就奇怪了，既然变化太大，怎么又把我认了出来?长头发接着说：“你现在长得跟路霸一模一样啦。”


    那次我手里拎了砖头，最后谁也没拍，白蓝又笑了很久。她还问我，路霸是你哥哥吗?我说是堂哥，绰号路霸，不是抢中巴车的那种车匪路霸，而是因为他和我一样，也姓路，这个绰号从他中学时代就喊起了。白蓝说，你也算家学渊源。我说这叫什么话，难道我们家是流氓之家?流氓不是天生的，你说爱因斯坦和牛顿是天生的，我姑且相信，但流氓不是天生的。白蓝就说：我没说你是天生的，我只是说家学渊源，你不爱听就算了，当我没说。


    后来她又问我：“怎么样?砖头递得及时吗?”


    我说这简直没章法，那块砖不是红砖，是黑砖，本身很薄，日晒雨淋的捏在手里都发酥，这种砖连鸡都拍不死。白蓝说，没办法，电影院门口，能找到一块砖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又说，这种时候，明明应该拔腿就跑的，递一块砖上来，简直是添乱。她就笑嘻嘻地说：“你可以一边逃一边扔砖头啊。”我根本没法跟她讨论这种问题，只说她心血来潮，会把人害死。


    九三年春天我也四处找砖头，要拍食堂里的吴主任。那天中午，食堂里的东西不新鲜，吃得到处都是拉稀的人。我们厂的食堂有规矩，干部是十一点半吃午饭，工人是十二点吃午饭，干部餐比较丰盛，轮到工人就全是些残羹冷菜。这事情让工人很不爽，职工代表大会上拍桌子骂娘，后勤部就去找食堂，说能不能统一吃饭，免得工人造反。食堂的吴主任说，这可不行，工人干部一起吃饭，食堂的人手不够。有一阵子就改成工人先吃饭，干部后吃饭，结果端上来的米饭全是夹生的，肉丸子掰开一看，里面粉红色的都没熟。工人就急了，又在职代会上骂娘。吴主任说，这没办法，工人的数量是干部的十倍，工人先吃饭，食堂还是来不及做。


    我们恨吴主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也搞不清一个食堂的头头，怎么就成了主任。常识告诉我，带主任的都不能打，车间主任，班主任，主任医师。这口气憋了很久。


    那年春天的食物中毒，局限在工人范围内，干部绝大多数都好好的。说是食物中毒，其实也都不是很严重，呕吐昏迷抽搐的基本没有，但个个都拉稀。工人们都气疯了，一是因为干部都安然无恙，倒霉的全是工人，二是因为很多工人都没有拉在厕所里，而是拉在了裤子上。


    出了这事，人人都想到白医生。我那时候经常表扬她，你不是白蓝，你是白求恩。我跑到医务室，里面围满了人，都在领药。等到人群稍稍散去，我进去跟她打招呼，她顺手塞给我一包黄连素，还说：“从卫生所紧急调来的药，记得多喝水，发生呕吐就立刻告诉我。”


    我说：“我没事啊。”


    白蓝很诧异地问我：“你没在食堂吃饭?”


    “吃了。我中午就吃了三两面。”


    “噢，面没有问题，问题都在荤菜上。”她说，“帮我个忙，把这几个药箱子搬过去。”我替她搬箱子的工夫，又窜进来七八个人，找她配药，拿到药以后就倏忽消失了，动作轻快得跟鬼魅一样。我说这家伙有点像闹霍乱啊。白蓝说：“你见过霍乱吗?你别在这里添乱了。”


    我被她撵出来之后，在厂区闲逛，厂里基本处于停产的状态，到处都是提着裤子狂奔的人，有人跑着跑着就蹲了下来，说哎哟哎哟不行了出来了。后来我去尿尿，发现厕所里挤满了人，个个龇牙咧嘴。化工厂的厕所就那么几个，集体拉稀的时候根本应付不过来。我看了这情景，只能掉头往回走，跑到办公大楼的厕所门口，里面照样满满登登，全是工人师傅。我只能跑到大楼后面的小夹弄去尿尿，迎头撞上倒B。倒B也来这里尿尿，办完了事，正往回走。倒B说：“路小路，不许在这里拉屎。”我说：“去你妈的，老子是小便。”倒B狐疑地问：“工人都在拉稀，你小便?”我就当着他的面把裤子拉链拉开。一边尿，一边说：“走远点。尿你逼脚上。”


    食物中毒事件之后，厂里没有任何交待。有一天，白蓝跑到厂办去破口大骂，厂办的人也无可奈何，他们也不明白一个小厂医为什么搞得这么激动。白蓝说，这么大面积的食物中毒，为什么不处理姓吴的。厂办的人想了想说，以前没这个惯例，以前也有集体拉稀，吃点黄连素就好了。白蓝纠正说，这不是集体拉稀，是集体食物中毒。厂办的人说，我们这里都叫集体拉稀，不稀奇的，食物中毒听起来太严肃了，影响不好。


    厂办的人还告诉白蓝，吴主任没什么文化。也不大知道食品卫生，你去他家看看就知道了，小孩脸上全是蛔虫斑。但是，吴主任是厂长的大舅子，处理他很困难。吴主任本人也是这起事件的受害者，他也拉稀了，这说明他不是故意投毒。既然不是故意的，那就没有处理他的必要，不就是几斤变质的猪肉吗。白蓝听了这话，就在厂办砸热水瓶，一个两个三个，一共砸了三个。厂办的人静静地看着她把热水瓶砸光，对她说：“小白啊，气也撒了，人也骂了，回去工作吧。”她没辙，只好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那时候我对白蓝说：“你真牛，敢砸厂办的热水瓶。”


    她说：“而且砸了三个。”


    我说：“你就是送我三个热水瓶，我也不敢拿到厂办去砸。”


    她气呼呼地说：“你和我不一样，你学徒工。我怕什么?我不是白求恩吗?”


    事实上，尽管她砸了厂办的热水瓶，吴主任还是好好的，只有食堂里负责买菜的师傅被调走了，去糖精车间做操作工。我们厂里很古怪，犯了事的都会被送去造糖精，好像古时候的充军发配。我对白蓝说，到此为止吧，你要想顺藤摸瓜，那就摸到厂长的瓜上，那样的话，你也差不多可以去做操作工了。自蓝说，全是体制问题，搞不好了。


    我那时候搞不清什么叫体制问题，说实话，现在也搞不清。我对白蓝说，其实你去找小毕，让他跟他爸爸说一声，比你砸一百个热水瓶都管用。白蓝瞪着眼睛说：“你是不是一天不说小毕就浑身难受?”


    我说：“那么还有一种办法，我去把吴主任拍了。”


    白蓝说：“你拍他，于事无补。”


    她让我不要管这个事情，拍吴主任是错误的，这又不是私仇。我说：“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明白，公仇私仇还不是一样?”我想到一个词，叫做公报私仇，假如我去替白蓝拍了吴主任，那就应该倒过来，叫私报公仇。


    那几天我在秘密筹划着拍吴主任。既然是给他颜色看，那就不能把他拍死，拍死了那就轮到我看颜


    色了。其次也不能拍轻了，让他以为我在他脑袋上抹灰。我小的时候，我堂哥有个女朋友。她很美，唯一的缺点就是颧骨有点高，这让她看起来像个女煞星。她陪着我堂哥出生入死，打遍北环区无敌手。她很喜欢我，让我叫她嫂子。我嫂子那时候教我怎么拍人，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趁没人的时候揣一块砖头，悄悄跟在人家后面，蹑手蹑脚走近，然后迅速把砖头平拍在此人头顶上。据她说，拍后脑勺是会弄死人的，拍头顶最多脑震荡。对方捂着脑袋倒下的时候，你就朝前或者朝左右方向飞奔而逃，最好不要往回跑，因为被拍的人挨了突袭，会本能地向后看，你要是往后逃，就会被他看见背影。


    我嫂子说，其实看见背影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小路那么帅的背影，就会被人认出来。此话乃是我嫂子的原话，不是我吹嘘自己帅。


    我打算为自蓝出口恶气，好几天都在观察吴主任的行动路线，我是青工，不能公然拍主任，那会使厂里所有的主任感到愤怒。不料这事情出了岔子，有一天下午，工厂里很安静，吴主任在宿舍区走过，正好几个锅炉房的师傅坐在那里。食物中毒期间，锅炉房的师傅也拉稀，他们拉稀的时候挤不进厕所，只能在煤堆里拉，虽然这很方便，但是世界上没有人天生喜欢在煤堆里拉稀。况且拉出来的稀，还得由他们自己铲到锅炉里去。锅炉房的师傅看见吴主任，气不打一处来，也没说话，也没吓唬他，就地捡了块砖头拍花了他的脑袋。吴主任一头鲜血，栽倒在地。


    拍完他之后，四周静静的，也没人围观。师傅们一想，把他撂在地上恐怕要出人命，就架着他去医务室去包扎。这种气度，真不是我能学得像的。


    那天，白蓝看见几个膀大腰粗的大汉架着个血人进来，走近一看，是吴主任。白蓝立刻喊了起来：“路小路呢?他躲哪里去了?”


    锅炉房的师傅们认得我，说：“没见到他啊。”


    白蓝问：“他把人打成这样，跑了吗?”


    师傅们说：“哦，不是他打的，是我们打的。”


    事过之后，我为自己没有抢到先手而后悔，我对白蓝解释说，不是我下手慢，实在是锅炉房的师傅太牛逼，他们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说动手就动手，一点前戏都没有的。我不行，我是学徒，不能公然拍人。


    白蓝说我：路小路，你就像个暴民，不知道你中年以后会怎么样。我从她那里学了很多新名词，暴民是其中之一。我对她说，我无所谓，反正我才二十岁，以后有的是机会洗心革面，但在我二十岁的时候，能想得出来的也就是拿砖头去拍人。脑袋硬的人有权这么想，像你白蓝这样，跑到厂办去瞎嚷嚷，砸热水瓶，最后还不是悻悻而归?


    她说：“你就是个暴民，自己都承认了。”


    我说：“省省吧，半斤八两，你还咬人呢，你还砸热水瓶呢。我抄一块板砖就算暴民?”


    白蓝说：“你一辈子就靠砖头去过日子吧，你读大学，你结婚，都揣着块砖头去吧。”


    那阵子我和白蓝吵吵闹闹的，我在充满噪音的地方，而白蓝的医务室则像停尸房一样安静，这两种地方都会让人的脾气变得很糟糕，前者是狂躁症，后者是忧郁症，但有时候我又觉得是反过来的，我是忧郁的，她是狂躁的。她对我的暴民倾向很不满，声称不会再给我递砖头，还说我不是小狼狗，而是小疯狗。这个我不能接受，疯狗见人就咬，我至少还是有点立场的。


    吴主任被拍伤以后，食堂的伙食一下子好了起来，肉丸子比以前大了一圈，饭里也没有石子了，青菜里也找不到虫子了。工人的伙食接近于干部餐的水准。我心想，吴主任，不打你还真不行，打了你，午饭的质量立刻提高，你他妈这不是找打吗?你这不是诱惑我们做暴民吗?当然，上述的想法，我都没有告诉白蓝，我心里知道暴民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的问题是，不做暴民，究竟该去做什么，究竟该洗心革面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都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