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就沿着海滩走到了海岸边，要求当地的渔民用船把他们送到纳卡拉。那些渔民很高兴能挣到这笔外快，就在小船上挤出了一些位置，让给这些妇女和儿童，划着小船，沿着海岸驶向纳卡拉。


    然而这些小船却被沿途的风浪掀翻了，所有的人都不会游泳，这些妇女和儿童，包括渔民，全都溺水而亡。


    当天下午我再次出发去北部地区，路过了途中设置的路障，继续去调查这种奇怪的疾病。当我开车经过门巴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人站在路边，而道路中间摆着一排尸体。我赶快跑向海边，但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我抓住正在搬运一个男孩尸体的男人问道：“为什么这些孩子和他们的母亲非要去坐这些破船呢？”


    那个男人回答：“今天早晨公共汽车没有来。”我呆呆地站在那里，


    几分钟都没有说出话来。我无法相信我做了什么。直到今天，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对市长说“你必须采取行动”呢？


    我没有理由去责怪那些渔民。他们发现路被堵住了、公共汽车无法通行的时候，为了卖掉他们的商品，他们必须想其他的办法到达集市。


    我无法描述我是如何强撑着完成了当天以及之后几天的工作的。在此后的35年中，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但是我确实坚持着完成了我的工作，并且我找到了这种奇怪疾病的原因。正如我一开始猜测的那样，这些人是中毒而不是被感染。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吃任何新的东西。在当地，木薯是他们最主要的食物。一般情况下，木薯都要存放三天才能够食用。当地所有人都知道这一


    点，所以以前从来没有人发生过吃木薯中毒的现象。然而在这一年，由于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农作物歉收，于是政府大大地抬高了收购木薯的价格。这些可怜的农民，为了多挣一点钱，就把他们储藏好的木薯全部卖给了政府。当他们回到家，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足够的食物。于是他们就把一些从地里新挖出来的木薯吃掉充饥。1981年8月21日晚上8


    点，这一重大的发现使我从一个区域医生转变成一个研究员，并且使我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一直在调查研究经济、社会、食物和毒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14年后的1995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首都金沙萨，当政府官员们听说埃博拉病毒在一个叫科特维特的城市暴发的情况之后，他们觉得


    很恐慌，于是立即决定采取行动，设置了路障。


    意料之外的后果再一次发生了。通常，这个城市都是通过疾病暴发的地区来提供食物，设置路障之后，这个城市得不到足够的食物，那么他们只能从附近的另外一个城市购买食物。这导致了当地的物价飞涨，


    同时，那种奇怪的疾病再次发生了。很多人出现了双腿麻木以及失明的症状。


    再过19年之后的2014年。在利比里亚的北部农村暴发了埃博拉病


    毒。那里毫无经验的政府人员在极度恐慌中想出了同样的解决方案：设置路障。


    然而这一次，在当地的卫生部，我遇到了一批具有更高素质的政治家，他们拥有更多的经验，并且做事很谨慎。他们担心设置路障会使得疾病暴发地区的人失去对政府的信任，这将会是灾难性的。因为要想制止埃博拉病毒的传播，人们必须发现所有接触过埃博拉患者的人并把他们隔离起来。而这些工作必须依赖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所有的埃博拉患者以及他们接触的人必须诚实地汇报他们接触了其他什么人。这次的调查员们都是英雄。是他们不顾危险，坐在贫民窟里面仔细地与每一个埃博拉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进行访谈。通常被访者很可能就是感染者。他们的心中已经充满了恐惧，他们的周围充斥着谣言。如果政府再采取什么激烈的行动的话，他们就会彻底失去对政府的信任。要想切断埃博拉病毒的传染路径，暴力是没有用的，只有耐心、冷静、细致的工作才可以起到作用。只要有一个人刻意隐瞒他接触过的人的信息，就有可能使上千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我们陷入恐惧中，并且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我们就会过分地思考最坏情景，于是做出非常愚蠢的决定。在事出紧急的压力下，我们的分析能力就会丧失。


    回到1981年的纳卡拉，当时我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来认真地调查那种疾病的原因，但是我没有花费一分钟的时间来仔细地思考设置路障的后果。紧急、恐惧以及一根筋的思考，最坏情形下全面暴发传染病的后果使得我丧失了正常的思考能力。情急生乱，我犯下了巨大的错误。


    情急生乱的本能


    你必须立即行动，必须现在就学会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明天就来


    不及了!


    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已经是最后一个本能了。现在你必须做出决定，


    这一刻永远不会再来。以后你再也不会有机会去面对这些烦恼，今天也面临着独一无二的机会。你必须学会这本书的内涵并且彻底、永远地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否则你只能放下这本书，说一句“书里说的都不靠


    谱”，然后继续我行我素。


    但是你必须现在立即做决定，你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你会选择立即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还是选择继续永远地生活在无知当中，现在你必须做决定了!


    我相信在以前你听说过很多次类似的话。说这些话的，有时候是推销员，有时候是一些社会活动家。他们采用的都是一种相同的技巧：现在行动，否则你将永远失去机会。他们都是在故意激起你情急生乱的本能。要求你立即采取行动所带来的紧迫感使你不能全面地思考，使你更快地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


    请放轻松，这永远都不是真的，事情永远都没有那么紧急，而且事情永远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你完全可以把这本书放下，去做其他的


    事，过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甚至一年，你再回来，拿起这本书，重新看一看里面的主要观点，那也不会太晚。与其囫囵吞枣似的学习，还不如细嚼慢咽。


    情急生乱的本能使得我们在感知到危险的时候，就立即采取行动。在遥远的过去，人类的祖先必须拥有这种本能。如果人们看到有一头狮子在远处的草丛中，他们应当立即逃跑，而不是做很多分析工作。那些不能快速反应而是停下来仔细分析各种可能性的人类，早已经灭绝了。我们的祖先一定是那些能够在不充分的信息下快速反应且快速行动的人类。在当今社会，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紧急反应的本能，比如说当一辆车突然向我们驶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迅速做出躲避动作。但是在现在的社会中，我们所面临的真正紧急的危险已经不多了。相反的是，我们要面对更多复杂和抽象的问题。这时情急生乱的本能就会驱使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它使得我们感到很大的压力，放大了我们的其他本能，并且阻止了我们分析思考，使得我们仓促地做出决定，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


    当我们面对未来的风险的时候，我们似乎并不会有这样的立即行动


    的本能。未来的风险无法唤醒我们，也无法促使我们立即投入行动。通常只有当我们相信某种未来的风险其实是一种迫在眉睫的风险的时候，


    只有当我们相信我们所面临的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解决问题的机会的时候，我们才会迅速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情急生乱的本能被激发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迅速行动。


    通过这样的方式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会有它的副作用。它会给人带来没必要的紧张压力以及错误的决策。它也会牺牲人们的信用和信任。我们天天喊狼来了，结果就是最终人们变得麻木而再不相信这些警报。我们都清楚那个故事的结尾，最终狼真的来了的时候没有人快速地反应，


    结果所有的羊都被吃光了。


    学会控制情急生乱的本能。特别优惠!过时不候


    当人们告诉我，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的时候，我都会停下来好好地思考一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他们这样催促我的时候，唯一的效果就是使我不能理智地思考。


    紧急情况之一事实问题13：


    全球气候专家预测，在接下来的100年中，全球的平均温度将。


    □


    A.升高


    □


    B.保持不变


    □


    C.降低


    “我们需要制造恐惧!”这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告诉我的。在我们第一次会面的时候，他谈到了如何教育大众认识到气候变化的问题，并对我说了这句话。那是2009年，我们在洛杉矶的TED大会的后台进行交


    流，他要求我使用我们的气泡图描绘出未来二氧化碳如果持续排放，这个世界将会面临的最坏情况。


    我非常尊重戈尔先生为普及世界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努力。我确信你在上面的事实问题中选出了正确的答案。在所有的问题中，这是唯一一


    道所有的观众都战胜了大猩猩的题目。不仅如此，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芬兰、匈牙利和挪威94%，加拿大和美国81%，日本76%)。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能有如此广泛的认知，我们应该感谢戈尔先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关于减少气候变化的《2015年巴黎协议》能够达成，戈尔先生也功不可没。他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戈尔先生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这一点我百分之百地同意，我也为能够有机会和戈尔先生合作感到非常兴奋。


    但是当他要求我通过数据给人们制造恐惧的时候，我不能同意。


    我不喜欢恐惧。对战争的恐惧以及情急生乱，曾经导致我出现严重


    误判，误以为我在医院接到的病人是一名苏联飞行员，并误以为地上流满了鲜血。恐惧再加上情急生乱，使得我关闭了道路，并且导致了无辜的妇女儿童和渔民溺水死亡。恐惧和情急生乱会使人们做出愚蠢的决


    定，并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需要的是系统化的分析、深思熟虑的决定、逐步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细心的评估。


    我也不喜欢夸大事实。夸大事实会削弱数据的可信度。就气候变化问题本身而言，数据是真实可信的。人们燃烧化石燃料，排放温室气


    体，造成了气候的变化。我们不能等到气候变化发展到无法逆转的那一刻再采取行动。现在立即采取行动，将是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案。然而，


    如果我们夸大事实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


    我坚持，如果需要我用数据展示可能出现的最坏后果的话，我必须同时展示其他的可能性。我们设立开启民智基金会组织的初衷，就是为了消除人们对世界的偏见。如果我们带着偏见，仅仅为人们展示最坏可能后果，并且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继续推演，这有悖我们组织的初衷。我们是在利用自己组织的信用，来唤起人们行动的决心。戈尔先生不能接受我的观点，他继续给我们施加压力，要求我们在没有可靠的专家预测的情况下，制造出让人们觉得恐惧的气泡图表。最后我对他说，


    副总统先生，没有数据，就不会有气泡图。我们做不了您要求的事情。


    一部分未来的事情容易被预测，另一部分则不易被预测。以人类现有的科技水平，我们很难做出一周以上的天气预测。要想准确地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失业水平，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由于我们对于整个系统的复杂性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我们究竟需要预测多少参数？


    它们的变化究竟有多快？一周之后，温度、风速、湿度这些参数，都会经历数以十亿计的变化。一个月之后，数以十亿计的美金会易手数十亿次。


    相比较而言，人口预测是相对准确的。这是因为人口的预测其实只涉及两个参数：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人们出生、成长、繁衍、死亡，每一个人类个体都要完成这样一个循环，而这样的循环周期平均是70年。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未来仍然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无论何


    时，当我们探讨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拥有开放、清醒的头脑，也必须认识到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应当只选择一种最差的情形来展示给人们并装作我们对其很确定。人们会自己发现答案的。正常情况下，我们应当给人们展示一种正常的情形以及多种变化的可能性。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声誉，人们也才能持续地信任我们。


    坚持以数据为基础


    在第一次与戈尔先生交谈之后，我时常回想他对我说的话。


    为了确保清晰地表达我的观点，我要重申一遍，我对气候变化问题非常非常担心。我也深深相信，气候变化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正如我在


    2014年相信埃博拉病毒的严重性一样。他希望我们能够给人们仅仅展示最坏后果，而不展示其他的可能性，这样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这一点我十分理解。但是，所有关注气候变化的人都应该停止恐吓公众。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的问题。继续恐吓公众就好比持续地用脚去踢一扇已经打开的门，这是毫无必要的。现在，是我们停止空谈并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的行动应当是基于真实的数据和冷静的分析，而不是基于恐惧和情急生乱的本能。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决问题呢？其实很简单。所有造成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人必须尽快停止。我们很清楚这些人是谁，就是那些收入水平在第四级的人，是他们排放了最大量的二氧化碳。我们需要收集这方面的准确数据，并且持续跟踪。


    在我结束了和戈尔先生的谈话之后，我开始寻找并收集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我非常惊讶地发现，这样的数据非常难以获得。我们要感谢伟大的卫星图像，现在可以每天监测北极冰川的面积。这充分地证实了北极冰川的面积每一年都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减少。这样我们就有


    很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但是，当我在努力寻找气候变暖的原因，也就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的时候，却发现数据非常少。


    收入水平在第四级的国家都可以持续追踪自己国家的GDP数据，并且每个季度都发布官方统计数据。然而关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却仅仅每两年公布一次。所以我开始努力游说瑞典政府以季度为频率来公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如果我们真的关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持续地统计数据？如果我们根本都不追踪气候变化的过程，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我们在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呢？


    我非常骄傲地说，自从2014年开始，瑞典政府每个季度都追踪温室气体的排放(瑞典政府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每季度公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国家)。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韩国的统计学家最近拜访了瑞典政府，希望能够学习如何及时地统计和发布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气候变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全世界的大多数人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仅仅靠空谈和恐吓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当你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有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高数据的可信度和完善度。


    制造恐惧是很容易的事


    讨论气候变化的声音持续高涨。很多社会活动家相信，气候变化是唯一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他们认为，气候变化是所有其他问题的罪魁祸首。


    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来宣扬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无论是叙利亚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埃博拉病毒、艾滋病还是鲨鱼攻击等所有问题，他们都归咎于气候变化。有些时候，这些讨论是有科学依据的，而很多时候则毫无科学根据可言。我非常理解，他们迫切地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远期风险的迫切性，但是我不能同意他们所采取的方法。


    令我担心的是，他们竟然创造出了一个专有名词，叫作气候难民，


    并以此来吸引人们的注意。我个人的理解是，气候变化和移民之间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气候难民的概念，是人为制造出来夸大事实的。其目的


    就是想把人们对难民的恐惧转化为对气候变化的恐惧，从而得到人们的广泛支持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当我和这些社会活动家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告诉我，


    只有夸大事实才能够激发人们的恐惧和紧迫感。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促使人们马上采取行动，来预防未来的风险。他们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短期内这样做可能可以奏效。但是，但是，但是……


    喊了太多次狼来了之后，整个气候问题的可信度和所有气候问题专家的声誉都会受到损失。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夸大事实地宣扬气候问题在战争、冲突、贫困或者移民问题中的作用，只会使得人们错误地从其他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上转移注意力，并拖延人们去解决其他重要问题。如果我们失去了人们的信


    任，我们就不可能成功。


    而这些夸大其词的社会活动家，自己也终将成为受害者。因为当他们频繁使用这样的手段来得到民众的支持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因为变得高度紧张而不能专注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所有严肃认真地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人，必须在头脑中同时保留两个观点：他们必须持续关注这个问题，不要过多地被这个问题困扰而丧失理智；他们必须研究最差情形，但是也要同时认识到预测的不确定性。在激发别人热情的同时，


    他们自己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采取有效的行动，并且不丧失自己的公信力。


    埃博拉


    在前面的第三章，我描述了在2014年，在西部非洲对抗埃博拉病毒的时候，我们采取行动太慢了。那时候，直到我看到了发病率曲线按照翻倍规律增长的时候，我才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然而，尽管在如此可怕和紧急的情况下，我仍然坚持冷静地分析数据，然后再采取行动。我从自己过去的教训中学到了，绝不能让本能和恐惧来驱使我的行动。


    当时我们从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所得到的疑似案例的数据是非常不准确的。疑似案例，意味着尚未确诊。这个数据里面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有些患者被怀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但最终死于其他疾


    病。这种情况仍然被记录为疑似案例。当人们对埃博拉的恐惧愈演愈烈的时候，疑似案例的范围就被大大扩大了。当有限的医疗资源被大量地


    投入对抗埃博拉病毒的时候，对其他疾病的治疗的资源就大大削弱了，


    这直接导致了很多患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于其他疾病。然而，这些死亡的患者中的很多人被定义为疑似案例。所以，疑似案例的数据就越来越被夸大，越来越偏离事实。这时候最重要的数据应该是确诊案


    例。


    如果你不能追踪进度，你就不知道你采取的行动是否奏效了。所


    以，当我抵达利比里亚的卫生部的时候，我马上问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确诊案例的数据。我当天就得到了答复。患者血液的样本被送到四个不同的实验室进行检测，而他们的检测数据，是在混乱的电子表格中记录


    的，所有这些数据并没有合并统计。我们有从全世界各地飞过来的数百名医生参加行动，却有很多软件工程师在开发毫无意义的埃博拉app(对这些软件工程师而言，app就是他们的锤子，他们希望埃博拉病毒是钉子)。然而，却没有人通过追踪过程数据来验证我们采取的行动是否奏效。


    在获得了政府的允许之后，我把这四个实验室发来的四份数据表格发给了在斯德哥尔摩的欧拉。他花了整整24小时，整理合并这四个数据表格。统计完数据后，他发现的结果非常令人震惊。为了确保准确，他把所有的数据又重新核对了一遍，以确保他所发现的结果是正确的。当一件貌似紧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件应当做的事不是大喊“狼来


    了”，而是整理数据。令我们所有人感到震惊的是，数据表明，在两星期前，埃博拉病毒的确诊人数就已经达到了顶峰并开始下降。而另一方面，疑似案例的数量仍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利比里亚人民已经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大量地减少了不必要的身体接触。他们不再握手，也不再拥抱。另外，利比里亚政府也在所有的公共设施，包括商场、公共建筑、救护车、医疗诊所、火葬场等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强加了更为严格的卫生措施。利比里亚人民也都严格地遵守了这些措施。所有这一切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在欧拉发送给我们最终的数据之前，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一点。我们都为此欢欣鼓舞，然后每个人都继续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努力已经产生了成效。


    我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发送给了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在后续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些数据。但是美国疾控中心仍然坚持使用疑似案例的数据。那时，疑似案例的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他们认为，必须制造一种紧张的气氛，才能够使这个项目得到持续的支持。我知道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善


    意，但这样做却会使人们浪费大量的资源和时间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说得严重点，这么做会伤害传染病研究数据的公信力。我们无法责怪他


    们。运动员不应该同时是裁判员。而一家定位于解决问题的组织，也绝不应该有权利决定发布什么样的数据。致力于解决问题的人，永远都希望得到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就不应该参与到监测结果的行动中。因为这样做会产生利益冲突，并导致误导性的结果。


    是数据，是那些每周翻倍增长的疑似案例的数据，使我认识到埃博拉病毒危机的严重性。同样是数据，那些关于确诊案例的数据展示出的下降曲线，使我最终相信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已经奏效。数据是绝对的关键因素。正因为数据是如此关键，我们就必须维护数据的可信性，以及这些数据发布方的可信性。数据必须用来讲述事实，而不应该带有目的性，无论这是多么高尚的目的。


    十万火急，你必须马上读下面这段文字


    情急生乱会非常恶劣地扭曲我们的世界观。我知道，我对其他的人类本能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情急生乱的本能，却有它自己的特殊性。或许我应该说，所有其他的本能都来自情急生乱的本能。人们脑海中过度夸大的世界观持续给人们带来压力和危机感。那种十万火急、时不我待的感觉，只会使人们变得紧张或者干脆冷漠。人们要么在压力下觉


    得：我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必须做大动作，我们来不及分析，要赶快采取行动!要么觉得：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做什么也没用了，让我们放弃吧!无论哪一种，都会使我们停止思考，屈服于我们的本能，


    并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们应当担心的五大全球性风险


    我无法否认，我们必须注意一些全球性风险。我不是一个粉饰太平的乐观主义者。我也从来不靠回避问题来获得内心的平静。我最担心的五大全球性问题包括：全球性传染病、金融崩溃、世界大战、气候变化以及极度贫穷。为什么这些问题使我最担心呢？第一，是因为它们都是有很大概率会发生的。前三个在历史上都发生过，而后两个正在发生；


    第二，是因为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一旦发生，都会使得人类的进步停滞几年，甚至几十年，从而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伤害。如果我们不能共同避免这些风险，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会徒劳无功。我们必须通力合作，循序渐进地化解这些风险。


    这里面其实应该有第六个风险因素，那就是未知的风险。它意味着可能有某种风险，我们今天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但是一旦发生，却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虽然对于未知的风险我们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我们必须对新的风险保持谨慎和警惕。这样一旦新的风险出现，我们才能有机会正确地应对。


    全球性传染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流感病毒横扫整个世界，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