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
3个月前 作者： 菲利普·津巴多
有的人会提出争议，因为女性之所以要求当高管的平等权利，是因为她们遇到了性别歧视和来自于自己男性同事的阻力，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女性自身在职场里也对其他女性有着严重的性别歧视行为，譬如在雇用员工、给予薪酬和职业指导的时候54。
举例而言，在《心理科学》上发表的一个来自于荷兰的小规模研究发现，女性之间的相互态度中既有支持也有偏见。研究者们检验了高层女性警官的态度以及她们的“蜂王”行为。在一个实验中，一半的参与者被要求写下一段短文，描述在工作中觉得因为自己是女性而处于不利地位或者感受到性别歧视的时刻。另一半参与者被要求写下一个场景，其中自己的个人能力得到了重视，并且跟自己的性别完全没有关系。然后，两组参与者都被要求描述自己的领导力风格，以及她们感觉自己跟其他女性有多相似，还有就是她们认为性别偏见在警察系统里面是不是一个问题。
这些女警官的回答显示了她们在工作场合对自己的性别认同的关注程度。具有蜂王行为的女性在工作场合中并不将其他女性视为自己的同类，并且她们的性别偏见浮出了水面。她们更倾向于采用阳刚气质的领导力风格，认为自己跟其他的女性截然不同，并且不认为性别歧视是个问题。另外一些女性在工作场合跟其他女性紧密相连，并且将她们视为同类，她们也有着存在性别偏见的感觉，并且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指导其他女性。
研究者们认为，那些希望有更多女性加入高管行列的组织机构必须跟工作场所的性别偏见作斗争。一位研究者贝勒·德克斯（Belle
Derks）说：“如果你对组织里面的性别偏见无所作为，而仅仅只是把女性提升到更高的位置上的话，这些女性就会迫不得已地脱离自己原先的群体。”否则，她们就会不符合人们的性别偏见，或者在帮助她们的女性下属时诸多顾忌。“如果你把女性置于这样的位置，让她们不得不从自己的机会和自己群体的机会里面作选择的话，有的女性就会选择自己。为什么需要为你的群体作出牺牲呢？男人就用不着这么做。”55
那种认为我们需要改变高危职业来适应女性，而不是让女性去适应这些高危职业的想法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男性和女性会在一起工作，但是同时脑子里却会有着两种不同的——并且是不兼容的对工作要求的理解。那个荷兰的研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那些被知觉到的性别偏见实际是由来已久的普遍认识，员工们用这些观念来找出职业的要求，譬如对环境的机敏觉察和对威胁作出身体上的反应的意愿。那些女性跟男性感受相反的情境实际上就像一个石蕊测试45，每个想要做这个工作的人都必须能够承受。他们的同伴必须确信这个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能在关键时刻让自己“后顾无忧”，如同沃伦·法雷尔所说：
战场上的训练需要男人们不那么惜命。这有什么后果呢？骚扰和找碴儿是贬低自身性命的前奏——这也就是男性为什么会相互骚扰和找碴儿：他们在相互驱除每个人的个性，因为战争机器在每个人都是一个标准件的时候运转最流畅。因而，骚扰和找碴儿在“男人的军队”里可以说是战斗训练的序幕；但是在“女人的军队”里，骚扰和找碴儿会被抗议——这些行为跟人的生命价值相悖。如果男性和女性在部队里面相互隔离开来的话，这种差别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但是，如果男性被告知他们应该对女性一视同仁，并且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也去对女性骚扰和找碴儿，他们就会前程尽毁（而且有可能连家庭都分崩离析）。于是这只能让男性对女性的原始看法更加坚定：“她们得了便宜，还要卖乖。”56
举例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发现，由清一色男性士兵组成的战斗小组比男女混编的战斗小组的战斗力要强很多：全男性的战斗小组行动更快速，更能给敌人致命打击，能够更迅速地转移伤员，能携带更多负载，并且更少受伤。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更少的伤亡”。纯男兵队伍的无氧运动能力也更强——无氧运动能力最强的25%的女性跟最差的25%的男性大概不相上下，有氧运动能力也是类似——女性里面最强的10%跟男性里面最差的50%差不多57。
某些职业总要比其他职业更为危险一些，除非在身体上能够保障安全，否则不会有大量的女性加入这种行业。因而真正需要产生的变化应该是让这些行业都变得尽可能安全无忧，或者，如果男性和女性需要有不同的职业标准的话，他们需要被分成全部为男性和全部为女性的不同工作群组。有的行业对男性的保护不足迫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那些把骚扰打闹当作家常便饭的职业到底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氛围。对于系统和环境巨大力量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这些研究告诉我们，不能只盯着桶里面那几个“坏苹果”（或者某几个人）看问题；我们需要仔细检查一下桶本身，或者环境本身，然后把我们的注意力上溯到那个“造桶者”（对系统造成影响的人）身上去，他们有更大更深入的权力来创造、改变和终结那些影响系统中每个人行为的情境。
提要
做个男人不容易，男性面临着比女性更加残酷的现实。
男性用远离对亲人之爱的方式来爱他们的家庭，而女性是通过与爱同在的方式来爱她们的家人。
男性同样面临着遭受霸凌、性侵害的威胁，但身为男性，他们只能有苦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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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退，生活成本增加
那些负债累累来上学的学生不太可能心里想着经世济人。债务缠身的时候，人们花不起时间去思考。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美国语言学家和社会政治批判家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跟婴儿潮时代出生的父母们相比，汽车油费、学校学费和住房费用占收入的比重之大远远超过了几十年前。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虽然电脑、电视和玩具的价格一降再降，教育的费用却一涨再涨，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通货膨胀的增幅。无论如何，今天西方世界的生活成本比经济萧条之前要昂贵了许多，于是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大量举债，为的只是维持生活。
股市策略分析师彼得·布科瓦（Peter
Bookvar）说：“尽管现在市场上工作机会有所减少，但是生活的绝对开销却创下了历史新高。”1普遍而言，美国人认为自己有着更多的机会超越自己的父母，但是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经济风险2。“按单结算”工作（非传统、非全职雇用的工作，一般由合同工、自由职业者或者实习生完成）的兴起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不需要提供全职工作所需的福利、医疗保险、退休金计划，或者任何形式的工作场所保险措施3。
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占美国人口72%的主流，只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大多数人，还是有机会繁荣发展并且跻身中产阶级的。因为那个时候制造业在美国如日中天，只要一个人吃苦耐劳勤奋踏实，教育程度较低并不是太大的障碍4。但是在后面的几十年里，加入中产阶级的道路就没有那么通畅了，因为那些本来以自给自足为荣的公司现在全都竭尽全力节省成本，尤其是把很多工作岗位外包到了工资更低、福利更少或者没有福利的国家。与此同时，商业环境中的重组也在悄然进行着，生活成本节节攀升，而总体男性工资的中位数却纹丝不动。
在随后的十五年间，“好日子”跟大家渐行渐远。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将近70%，但是只需要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工作占比下降到了41%，这也就意味着有两百万左右的工作岗位不再对中学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开放了5。镜头拉回到今天，现在在发达国家中净增加的工作机会都需要至少某种程度的高中以上学历6。教育程度低的人前景惨淡，尤其是对于男性而言。
1969—2009年间，男性高中辍学者的工资中位数下降了38%，高中学历的人下降了26%，对于有大学学历的人来说降幅只有2%——请注意，这些数字都只包括了能找到工作的人。在每个教育程度的人群里面，收入的均值都超过了中位数，这表明工资收入集中在了每个区间顶端的少数人手里7。
资本积累资本的速度要比劳动力积累资本的速度快得多。在美国经济恢复的最初几年间，全国财富分配顶端7%的家庭，其净资产增加了大约28%，而余下的底端93%的家庭净资产反而下降了4%8。现在把小孩送到私立小学所需要的费用，要比过去把孩子送进哈佛、耶鲁或者斯坦福这样的顶级大学还要贵，只有精英阶层才有能力支付。
开销比例也上升到了失控的地步：
●1970年：学费：家庭年收入的5.5%
住房：家庭年收入的305%9
●1991年：学费：家庭年收入的19%
住房：家庭年收入的500%10
●2010年：学费：家庭年收入的33%
住房：家庭年收入的552%11
总而言之，高等教育文凭不再是通向“梦想生活”的护照了。现在很多人——即便是有更高学历的人，也几乎没有希望获得成功了，他们的生活就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Sisyphus）一次次将大石推举到山顶，为的只不过是让大石再次从山顶滚到山脚，周而复始，永无休止。
花销与日俱增，价值渐渐褪去
在这个萧条的年代里，每当一个女性失业的时候，就有三个男性失去自己的工作12。生活费用的与日俱增和前景的逐渐黯淡两面夹击，会不会让男人们认为家庭不再是辛勤工作的奖励，而是让自己不得不拼死工作的负担呢？对于很多年轻男性而言，未来是黯淡无光的，即便找到了提供福利待遇的工作，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赚到足够的钱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买房买车，到老年的时候还能有说得过去的生活质量。
我们不再相信那种一个人工作就能让全家过上好日子的神话了。我们也不能再自欺欺人，告诉自己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给了每个人一样的机会，如同《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专栏作家费迪南德·芒特（Ferdinand
Mount）爵士在他的著作《小心鸿沟》（Mind
the
Gap）中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