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一九八一年春节校后记


    〔附〕　《吴趼人传》和《趼人十三种》


    近来读了两种有关吴趼人的资料：一种是李葭荣（字怀霜）写的《小说家吴趼人传》，另一种是吴趼人本人的短篇小说结集——《趼人十三种》。


    《吴趼人传》对于研究吴氏的生平、思想和作品相当重要，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和北大中文系五五级同学集体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稿》都引用过它。但原文迄未重新发表。今据传文所记，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吴趼人的曾祖是清代大官僚吴荣光。吴荣光镇压过瑶民起义，官做到湖南巡抚。吴趼人虽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对清王朝表示了很多不满，但他始终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看问题。这和他的家庭出身显然有关系。吴荣光又是个金石收藏家，对诗文、历史都有些研究，这对吴趼人的文化教养也会发生影响。


    二、吴趼人的父辈亲支有弟兄三人，家庭矛盾很大。从传文的记载可以印证《怪现状》中所描写的九死一生的种种家庭变故，实际上都有作者的生活经历作蓝本。但小说的情节却并非作者生活实况的翻版。可见有些人动辄以历史真实或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完全等同起来（如风行一时的关于《红楼梦》的“自传说”以及各种“自传说”的变种），并用来考证小说的取材真伪，是非常错误的。


    三、吴趼人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在参加反华工禁约运动中表现得比较好。但他也有很顽固的国粹思想和比较狭隘的乡土观念。


    四、传文中对吴氏的道德品质和处世态度有较详细的描述，足资参考。


    五、吴趼人对清王朝的谴责和揭露并不彻底，特别是在《怪现状》里自始至终流露出相当浓厚的消极厌世思想。这在《吴趼人传》中可以找到确切的证明：


    《怪现状》盖低徊身世之作，根据昭然，读者滋感喟。描画情伪，犹鉴之于物，所过着景（影）。君厌世之思，大率萌蘖于是。余尝持此以质君，君曰：“子知我。虽然，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殆非苟然。”闻者惜之。


    这正是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看不到出路的真实反映。《中国小说史稿》强调地批判了这一点。但游国恩先生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评价《怪现状》时却对此略而未及，似嫌不足。


    《趼人十三种》是1910年（清宣统二年）夏历三月由上海群学社出版的，下距吴氏逝世不过半年。这本书实际上是从《月月小说》上抽出来的十三种作品的合订本，包括作者零星发表的短篇小说（这是主要部分）以及笔记、诗稿等。《中国小说史稿》曾评论说：


    吴趼人的短篇小说不多，合刊登在《月月小说》上，后集为《趼人十三种》，大都是失败之作。……吴趼人的短篇小说，都是一九〇六年写的，对于了解他后期的思想非常重要。


    这话基本上正确。不过从这本集子里几篇主要作品来看，我觉得吴氏在当时写短篇小说，还有一定的针对性。


    光绪末年，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欺骗中国人民，曾搞了一场“预备立宪”的鬼把戏。尽管吴趼人站在维护清王朝的立场，也看穿了这场骗局的底细，对“立宪”表示了怀疑，并加以嘲讽。书中主要的几篇如《光绪万年》《无理取闹之西游记》《立宪万岁》《庆祝立宪》《大改革》等，都是针对当时的假立宪进行口诛笔伐的。如《光绪万年》一开头，作者就说：


    自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诏天下臣民预备立宪，于是在朝者旅进旅退，揖让相语曰：立宪立宪！在野者昼眠夕寐，引颈以望曰：立宪立宪！在朝者对于在野者，曰封、锁、拿、打、递、解、杀，立宪立宪；在野者对于在朝者，曰跪、伏、怕、受压制、逃避、入外籍、挂洋旗，立宪立宪。如是者年复一年，以达于光绪万年。


    又如在《立宪万岁》中，作者把清王朝统治者比作玉皇大帝，把许多顽固腐败的反动官僚比作一群畜生。故事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一群畜牲从报纸上看到朝廷改定官制、预备立宪的消息，政府发布诏令，添设了陆军、海军、法、度支、民政、外务、邮传、学、农商等部，然后说明：“诸仙卿议定，此外不再更动，诸天神佛，一律照旧供职。”这条消息最后说：


    今晨入奏，玉帝已经允准。……故今日散朝时，通明殿上，一片欢呼之声，皆曰立宪万岁，立宪万岁！


    这群畜生“围观既毕”，“特（一种兽名）笑曰：原来改换两个官名，就叫作立宪！”“龟”却说：“不然！他这是头一着下手，以后还不知如何呢！”作者紧接着写道：


    特曰：你不看“此外不再更动，诸天神佛，一律照旧供职”一句么！据此看来，我们的饭碗是不必多虑的了。群畜闻言，不觉一齐大喜，亦同声高呼“立宪万岁”“立宪万岁！”


    这与作者写的《俏皮话》《新笑史》等，都是同一机杼，利用寓言的形式对清末腐朽的政局进行了嘲讽和谴责。这充分说明封建统治势力已经垮台，即使像吴趼人这样的人也不能隐忍不言了。


    但是，这种嘲讽和谴责看似犀利，却不深刻；虽然痛快淋漓，总觉得是泄愤的谩骂而非强有力的鞭挞。何况作者对君主立宪制度确实存在幻想，认为只要真正“实行立宪”，“大地山河”就会“变态”（见《光绪万年》）这种想法在1900年以后，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风起云涌之际，其实质已经是反动的了。


    《十三种》里面写得比较成功的，是题为《查功课》的一篇速写。这个短篇利用西洋小说的形式，通过对话和漫画式笔触，写出清政府的督学夤夜以查功课为名，跑到学堂里搜查《民报》，结果一无所获的场面。而《民报》乃是当时革命组织同盟会的机关报。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渴望接受革命道理的心情，也写出封建统治阶级在暴风雨前夕的张皇失措。


    此外，在《义盗记》中，反映了作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迷信，妄想设置警察就会消弭“盗贼”。还有一篇《桂琬节孝记》（在该书的《趼廛剩墨》内），竟大肆宣传封建贞节思想，连早于吴趼人一个半世纪的吴敬梓的思想水平都不如，则更属一无足取的封建糟粕了。


    一九六五年，北京


    说《孽海花》


    一


    《孽海花》在晚清谴责小说中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书。由于它的写作过程比较复杂，版本也比较多，有必要先作一些常识性的说明。阿英同志在《晚清小说史》第二章里有一段介绍，称得起简明扼要。现转录如下：


    《孽海花》二十四回，东亚病夫著。首五卷十回，光绪乙巳（一九〇五）由小说林社出版。丙午年（一九〇六）续出次五卷十回。杂志《小说林》创刊，又续作四回。丙辰（一九一六），强作解人以此四回，并所作《孽海花人名索引表》《孽海花人物故事考证》八则，及《续证》十一则，合刊为《孽海花》第三册（拥百书局版）。一九二七年，著者主编之《真美善》杂志出版，再赓续十一回，又修改前书，成一九二八之修改本（真美善版），刊十五卷三十回，与原来计划之六十回，仍相差约二分之一。（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一版，页廿一）


    这里还有几点补充。第一，在小说林社初印的二十回本里面，本来有作者预拟的六十回的回目。但最后只写到三十几回。第二，此书一出版，就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曾再版十五次，行销不下五万部（见曾孟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即1928年真美善书店出版的修改本序言）。第三，《小说林》杂志是1907年（即光绪三十三年）创刊的，据阿英同志说，这一次在《小说林》上发表的，实是五回，即第二十一回至二十五回（第一、二期各两回，第四期一回），而1916年拥百书局由强作解人所刊印的《孽海花》第三册，却只收入了四回（阿英《孽海花叙引》，载1955年北京宝文堂重印本卷首）。


    至于流传较广的三十回本，据我所知，共有三种版本。最初的一种即1928年由作者自己在真美善书店出版的修改本。这个本子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于沦陷后的上海翻印过，用的仍是真美善书店的名义，而纸型则似与1928年的初印本不同。抗战胜利后，此本还重印过一两次。第二种本子是1943年孙次舟在大后方的重印本，这个本子的特点是附录了一大批有关本书和它的作者的材料。缺点是纸张质量太坏。最后一种，就是1955年北京宝文堂的重印本（后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印行）。到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此纸型重印，并补入了第三十回以后的几回。由张毕来同志作序。


    二


    《孽海花》的前二十五回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里问世的。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东京，与光复会的章太炎、蔡元培和兴中会的黄兴、宋教仁等组成了中华革命同盟会。同年10月，出版了鼓吹革命的《民报》，由章太炎任主编。这就使得革命的实力日益壮大，影响日益扩张。1907年，全国各地革命党人起义多起，徐锡麟刺死了安徽巡抚恩铭。下距辛亥革命，仅有四五年的时间了。在文化战线上，这个时候，严复正在上海埋头翻译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鲁迅也正由仙台回到东京，正式投身于文学事业。而腐朽窳败的清王朝，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恰又遇到日俄两个帝国在中国领土上作战，为了苟延残喘，竟发布了欺骗人民的“预备立宪”的“上谕”。毫无疑问，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日益加深了，对清王朝的不满也日益加重了，对革命的前途，自然抱着更殷切的希望。就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孽海花》问世了，而且一二年间就行销了五万部，可见此书在当时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在《孽海花》的初印本上，作者是这样署名的：“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据作者1928年《修改本自序》上所说，我们知道这个“爱自由者”是作者的朋友金松岑。经阿英同志考订，金氏曾编译《自由血》一种，是讲俄国虚无党（当时称无政府主义为虚无党，实际上所指的是俄国的民粹派）的故事的，可见他的思想在当时相当进步。据作者说，此书的前四回，就有一部分是爱自由者的原稿。[1]至于作者“东亚病夫”，则为曾孟朴氏的笔名。


    曾孟朴本名曾朴，江苏常熟人，生于1871年。父曾之撰，字君表，是作八股文的名手。曾孟朴于1892年中举人，后入同文馆习法文，还做过几天京官。戊戌政变以后，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曾氏深切痛恨清廷的腐败，乃决心别寻发展的途径。他曾在家乡办教育，为当地旧势力所排挤；到上海办丝业，又因外丝倾销而亏累不堪。1904年，与友人丁芝孙、徐念慈等合资创立一家专门发行小说的书店，命名为“小说林”，《孽海花》写作即从此时开始。当时作者一面经营出版事业，一面参加民众运动，曾与彼时进步人士如张謇、马相伯等公开反对清政府向英国借款修沪杭甬铁路。秋瑾遇害，浙江省人民群起反对巡抚张曾扬，曾氏在江苏与一班同志也联名响应，竟使清政府下密电要逮捕他。后来张曾扬调任陕西，风波才得平静。


    辛亥革命前夕，作者还一度当过满人端方的幕友，并在宁波官地局做过会办。革命爆发，作者才卸职返沪。入民国后，曾氏加入了以张謇为首的共和党，做了江苏省的议员，并与国民党有联系。军阀时代，他屡任江苏省各个财政机关的头脑，周旋于卢永祥、齐燮元、张宗昌、孙传芳等大军阀之间。1926年大革命以后，他才回到上海开真美善书店，续写并修改《孽海花》。终因书店赔累，于1932年秋歇业返里。1935年6月病逝。[2]


    从上述曾氏的简历看，他在清末却是一个思想激进的旧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以后，他就变成一个依附于反动势力的落后的官僚地主了。他晚年的政治立场和文学思想则显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背道而驰。我们把《孽海花》的初印本和修改本拿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是在开倒车。因为在修改本里，艺术技巧虽然显得更成熟一些，而在初印本里面的激烈的言论，却有很多被删掉了。然而我们必须肯定：《孽海花》对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所起的作用，是远在当时其他的谴责小说如《文明小史》《老残游记》等书之上的。曾氏本人的思想，也比李伯元、刘鹗等进步。首先，他在《孽海花》里明确地提到民族主义（修改本第二十九回），因此他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崇备至，十分肯定；而对慈禧太后、李鸿章以及丧权辱国的庄仑樵（即张佩纶）之流则给予了尖锐的讽刺。同时，他也明确地指出西方帝国主义者是“魔王”，对东方时时存心侵略，把中国当成肥肉，早已“看得眼红了”。因此他借书中人物薛淑云和金雯青的对话，批驳了“列强无野心”的谬论（修改本第十八回）。还有，他一面树立起明确的反帝旗帜，一面却强调要向西方的文化、科学（即当时所谓“西学”“洋务”）学习，要讲求世界大势，明察国际关系，因此他肯定像薛淑云（即薛福成）、王恭宪（即黄遵宪）、章直蜚（即张謇）、闻韵高（即文廷式）一类思想比较开明、见识比较通达、爱国心比较强烈的人。而且作者在书中还不止一次地谈到经济和国防的重要性。在文学方面，作者也主张“言文一致”，提倡小说和戏曲等有通俗性的文学作品，这显然已在启五四的先河了。另外，我们还看到作者通过许多具体事实，对自由、平等的要求也很强烈，而对专制独裁的抨击则不遗余力。这也正是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所提出的东西。阿英同志在《晚清小说史》中说：“《孽海花》不比当时秘密发行的文学作品，是公开发卖的。在清室的淫威之下，作如此描写，作者的思想胆识，也就可见了。”（作家出版社本，第二十三页）这话并不算溢美。


    然而我们在读《孽海花》时也必须认识到，这部作品毕竟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产物，在思想上自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如对清王朝之所以灭亡，对殖民主义者之所以侵略中国，都没有做出正确的答案。特别是他对俄国沙皇时代的虚无党人采取了全盘肯定的态度。这种肯定的态度出自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旧知识分子，我们当然认为难得；但在今天看来，就同我们的观点有很大距离了。作者在书中还写到了日本武士道在那里尽量扩张“大和魂”，主观上虽未予以正面肯定，实际上却起了鼓吹提倡的作用。这种替殖民主义思想张目的内容当然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在肯定此书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它的缺点所在。


    三


    一部小说之所以成功，单靠长篇大论的说教是不解决问题的。《孽海花》的作者也已看到了这一点。作者在修改本的《自序》里说道：


    ……在我的意思……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


    正是道中了此书的特点之一。全书虽未写完，但从同治末年写到戊戌政变的前夕，这一段时间里的政治、外交和社会变革，还是比较具体地写了出来的，而且写得相当有艺术性。照我的看法，作者确能用相当经济的笔墨勾勒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从人物看，全书以男主角金雯青为中心，作者写出了将近五十个正面和反面的当时在朝在野的官僚知识分子，更写出了一个绘声绘色的女主角傅彩云。此外则上自慈禧太后、清德宗，下至“娼优隶卒”，外至俄国人、日本人、德国人，作者都网罗无遗。从情节看，除以金雯青、傅彩云两人的爱情事件为中心线索外，像中法马尾之战，康梁变法前公羊学派的盛极一时，甲午中日之战和李鸿章的出使议和，慈禧太后和清德宗之间的内部矛盾，孙中山、史坚如等革命党人在广州的活动，都很概括而生动地写入书中。这对于了解近代史实和晚清社会，都有一定的帮助。


    正与《儒林外史》相类似，《孽海花》的作者对于清末的那些官僚知识分子也不惜用了大量篇幅来进行尖锐的讽刺。这些官僚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身居显要而伧俗昏聩。他们大都是一些讲考据，讲版本，赏鉴古玩，赋诗作文的“风雅”人物。表面上看去，他们不像《儒林外史》里面的知识分子有市侩气，也不像《官场现形记》里面的官僚有铜臭气，而是有着一种非常“斯文高雅”的风度的大员能吏。可是剖开躯壳去检查一下他们的灵魂，就发现有更本质的东西在。他们讲学问，全不顾国计民生的实际，只是为自己炫鬻标榜。他们自以为学问渊博，见识高明，其实大都是吃饱了无事做的大浑虫。金雯青就是极其典型的例子。这位状元老爷又是外国使节，研究了一辈子历史舆地之学，结果却受了外国人的骗，把国家的疆界划错，白白丧失了八万里土地（第十二和第二十回）。当金雯青在出洋的轮船上，听见西人毕叶谈论俄国虚无党又革沙皇的命时，竟自“大惊失色”，及至听到革命党中还有女子，竟说出“男的还罢了，怎么女人家不谨守闺门，也出来胡闹！”（第十回）的话来。两相映衬，这班封建士大夫昏聩腐朽的神气便跃然纸上了。在这些官僚知识分子“赏鉴古物”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乃是贪得无厌、诛求不已的地主阶级的丑恶本质。第十九回写鱼阳伯为了买官做，竟下绝情坑陷一家孤儿寡母，把一幅王石谷的画硬抢了来送给京城中炙手可热、专门收藏王石谷作品的庄小燕。这就非常形象地说明这一群收藏家实际上不亚于贪酷的大腹贾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他们一脉斯文、揖让从容的神情后面，隐然透出了一股血腥气。这一切，正是作者无情揭露封建统治者狰狞面目的地方。


    在《孽海花》里，作者除了写一个俄国女虚无党人夏雅丽曾有一段真挚动人、纯洁无邪的爱情故事之外，其余的男女关系都写得非常暧昧丑恶。最主要的当然是金雯青和傅彩云的事件。作者写金雯青在母亲的热丧中纳妓女傅彩云为妾，然后带她出使外国。在国外，傅曾与外国军官以及外国轮船船主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与金的男仆私通；归国后，傅又与伶人暗中姘度，以致把金气死，傅则终于潜逃。其中作者还穿插了一段近似迷信的情节，说傅彩云是烟台妓女梁新燕转世投胎。梁在生前曾助金成就功名，等金中状元之后，竟背弃前情，把梁抛弃了，梁就自缢而死。所以金在临死时，认为傅是梁新燕投了胎来索命的。前人因此就认为《孽海花》是在宣扬迷信。其实把这件事情归为有因果报应在内纯属无稽之谈，只从事实来看，已足以说明当时的官僚地主无非是拿一些青春少女当玩物。高兴时奉若神明，兴尽时置之脑后。梁新燕的悲剧正是敫桂英、杜十娘故事的继续。所不同的是，在晚清的社会里，傅彩云不再甘心做男子的玩物，她也翻转来玩弄金雯青了。当然，作者对傅彩云也是加以批判的，因为傅所追求的并非纯洁的爱情而是淫荡的色欲。但傅之所以一心追求纵欲生活，却是由于她的社会地位和环境习染所造成，换句话说，她的堕落是要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负责的。与此相映照，《孽海花》里还写了不少官僚名士通仆妇、挟男妓的罪行和丑态，这使我们看到那群自命风雅的文人墨客和达官显宦，骨子里都是卑劣透顶的秽浊东西。相形之下，傅彩云的放荡行为还算比较光明磊落的了。然而做丈夫的在外面狎妓宿娼或者往家里讨姨太太就名正言顺，朋友们还可以赋诗送礼来道贺祝颂；而妻妾一有外遇就成为大逆不道的行为。这正是男性中心社会的真实写照。而傅彩云恰好就在这一点上给金雯青以相当沉重的反击。金雯青的死说明封建礼教的制约力量已经完全失效了。


    作者在第二十六、二十七两回书中还写了光绪帝和宝妃（即珍妃）爱情不自由的故事。这正反映了专制的淫威和帝王的苦闷。作者在描写中是非常同情光绪帝的。其所以同情正是为了更严正地鞭挞、斥责慈禧太后。作者是用反衬的讽刺笔法来刻画这个反动透顶的女统治者的。作者借宝妃的口说：“老佛爷实在太操心了！面子上算归了政，底子里哪一件事肯让万岁爷做一点主儿呢！现在索性管到咱们床上来了。”试想，身为皇帝，连爱一个女子的自由都没有，还谈什么国家大政！这正是作者有意在用“因小见大”“洞烛几微”的手法来说明封建王朝即将崩溃的曲笔。


    《孽海花》在结构方面，不仅吸取了《儒林外史》的长处，形成了“连环短篇”；在表现手法上，还竭力走《红楼梦》的路数。作者对一些暧昧情节，从不用正面揭露的手法戳穿，而只是用旁敲侧击或前呼后应的方法，以及各种间接交代的伏笔、衬笔，由浅入深地把事实勾勒出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这样就更使读者对书中人物加强了鄙夷和憎恶。这正是《红楼梦》的手法。在人物描写方面，作者因受了西洋小说的影响，力求脱开章回小说的俗套。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竟用了带有我国民族传统色彩的描写手法去写外国人物，如书中的女虚无党人夏雅丽、德后飞蝶丽以及瓦德西、克兰斯等，都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貌。这不能不说是当时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崭新的尝试。可惜这种写法仅仅“昙花一现”便中断了，没有引起当时和后来的人应有的注意。


    总之，《孽海花》在晚清小说中应给予合理的评价和比较突出的地位。这里我只不过是粗浅地介绍一下，聊供读者参考而已。


    一九五七年六月初稿


    九月上旬改写


    一九八一年二月重订


    附记　“文化大革命”前夕，康生唆使某些人对《孽海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有些同志并因此而受到牵累。今天重读拙文，认为所论尚能自圆其说，不为无理。故复收入《漫稿》，也算“立此存照”吧。


    一九八一年二月作者附记


    [1]据袁鸿寿先生谈：“金松岑为吴江同里镇人，寓苏州濂溪坊。尝语予云：‘《孽海花》头四回，完全是我写的。’后因事停笔，曾孟朴见而悦之。金遂以全书构想及前四回手稿授曾。”又云：“金为人执拗，乡人称之为‘金皇帝’。章太炎晚年寓苏州锦帆路，与金初甚相得，继而相轻，终则互不见面。予尝欲调停之，而双方弟子门户之见甚深，不果。金于解放初病逝于苏州云。”谨志于此，以为治近代文学史者谈助。（1981年加注）


    [2]关于曾孟朴的传记材料，主要参考了他儿子曾虚白所写的《曾孟朴先生年谱》。


    附编


    关于王昭君故事的札记


    不久以前为了准备讲授马致远的《汉宫秋》杂剧，读了一些有关王昭君的材料，也读到翦伯赞、洁芒和刘知渐三位同志先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三篇文章。感到有些点滴意见，写了这篇札记。不揣谫陋，现在也拿出来请大家指教。


    一


    关于王昭君的史实，最初见于《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内容十分简单，今具录如下。《元帝纪》云：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向）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原文如此）为阏氏。”（应劭注云：“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待命〕于掖庭，故曰待诏。王樯，王氏女，名樯，字昭君。”文颖注云：“本南郡秭归人也。”）


    《匈奴传》云：


    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原文如此）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子）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这就是《汉书》里面有关王昭君的全部材料。《元帝纪》里面的诏书，东汉末年的荀悦还把它改写入《汉纪》。应劭、文颖都是东汉人。从应劭注中可以知道王昭君是“郡国”所献之女，未被元帝“御见”而待命于掖庭。从文颖注中则可以知道王昭君的原籍。材料虽极可贵，但仍嫌过于简单。


    根据以上这些材料，我们有理由说，关于王昭君的史实，直到东汉末年，只不过是这个样子。到了刘宋王朝，范晔撰写《后汉书》，才又在《南匈奴传》中写入了王昭君的事迹：


    知牙师（按：即《汉书》所说的伊屠智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影）裴回（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范书写定时去西汉已久，中间历东汉、三国、两晋，相距逾四百年。东汉人所不能详言的事，范晔反能娓娓陈述，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根据我的印象，范书晚出，其叙事颇采民间广泛流传的琐闻轶事。从另一方面看，这未始不是它的长处；但从“信史”的要求出发，这段史料的可信程度就要大打折扣。刘知幾在《史通·采撰篇》中就曾对范晔这种修史的做法提出过较严厉的批评：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惭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按：王乔、左慈事，皆见于《后汉书·方术传》）


    其实除王乔、左慈的故事外，范书广收民间传说入史的例证还不少，如严光、范式等人的故事，都近于小说家言。这里姑不详论。至于《南匈奴传》里的这段材料，当然范晔必有所本；但照我看，已经是吸收了民间传说的结果，像文学描写而不像历史实录，带有浓厚的想象虚构成分了。如“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云云，或从应劭的注文发展而来；而“丰容靓饰”的一段描绘，更是文艺味十足，为后世歌咏昭君的篇什开启了无数法门。而王昭君之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亦即从《后汉书》开始。


    二


    然而《后汉书》的寥寥数语，还是远不能令人满足。为什么昭君“入宫数岁”竟“不得见御”呢？为什么她要“积悲怨”，乃至“请掖庭令求行”呢？于是有了《西京杂记》卷上里面的传说：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小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按）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西京杂记》经历代学者考订，已确认为六朝时人的作品。其记王昭君与画工一段瓜葛，或许是好事的士大夫所附会；但我看，出自民间传说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些（下面再谈）。从此昭君故事就愈传愈多，像《琴操》和《乐府古题》所述，内容距原始面目愈远，而且彼此互相矛盾，这里就不一一细谈了。


    问题在于：不论《后汉书》也好，《西京杂记》也好，故事叙述者的态度显然对王昭君抱有无限同情，并且为她深感不平。这是为什么？这种同情和不平值不值得肯定？这一层必须搞清楚。


    照我看，摆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这种同情和不平是应该而且必须肯定的。理由很简单，西汉和匈奴在当时是敌体的两个政权，即使汉元帝时呼韩邪因匈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而一再入朝于汉，也仍然是两个各自具有统治政权的独立王朝而不是一个统一政权中的两个民族。以王昭君一个弱女子而竟担荷了两个敌体政权之间的和亲重任，远嫁异域，这一事情本身就值得同情。纵使王昭君是派遣出去的，也已足够了不起，何况她还可能是自动“求行”的。但和亲之举不始于王昭君，何以像《汉书》有明文记载的乌孙公主的和亲故事反没有昭君这样轰轰烈烈，流芳千古？那是因为昭君出身“良家子”，她不是汉朝刘家的贵族，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待诏掖庭的宫女，是一个被压迫、被损害者。因此，为昭君感到不平的思想感情也就产生了。这种同情和不平是有着人民的立场观点在内的。这是针对着西汉最高统治者而对王昭君发出的同情和不平，与匈奴并无关涉。因此根本谈不到什么“屈辱”问题。于是《后汉书》把昭君写成天姿国色：“丰容靓饰，光明汉宫”；可是皇帝事先却一无所知，才有“大惊”“欲留”的行为表现出来。这里面蕴蓄着人民的爱憎和理想：多么可爱的王昭君！多么糊涂的最高统治者！于是，《西京杂记》把罪状加到画工头上。因为画工受贿，才使昭君直到和亲以前都没有出头露面的机会。通过昭君的不肯行贿，就愈益丰富了她的性格和提高了她的品质，使之表现得更为优美。至于毛延寿之类死得冤屈与否固然还可以讨论，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大量向宫女索贿总不是件好事，贪污徇私总是人民最痛恨的。因此产生置他们于死地的情节，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这两种叙述为什么对汉元帝都不作正面批判？这也许是由于故事叙述者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对封建皇权以及皇帝本人有所顾虑和保留。不过两个故事都肯定元帝“重信于外国”，那主要是因为王昭君到匈奴去确使双方人民有好处。对于民族团结也确乎起了好作用。从来没有人抹杀、否定这一点。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