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3个月前 作者： 吴小如
侠义的传统到了唐人传奇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侠客成为人民大众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们的行动同人民的愿望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具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血性和正义感，而且还具有神出鬼没的超人武艺。如唐人传奇中所写的昆仑奴、红线等人，无论是深宅大院或千军万马都不能阻止他们出入，这就比《史记》里面所写的刺客和游侠更加理想化了。
由此可见，所谓侠客必须具备下列几个条件：一、有血性，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二、言行深得人心，有群众基础；三、有超人武艺。缺少任何一项，都会影响他做侠客的资格。
然而，在阶级社会里，侠客虽力求不受当时社会法制的约束，却终于不能超阶级而存在。他们的立场不外：一、与当时统治阶级对立，即恃“武”而“犯禁”，做出一些同封建统治者的政令法制正面抵触的事来；二、从属或依附于统治阶级中某一正派集团或正面人物，同统治阶级中另一反派集团或反面人物对立。前者如汉时的朱家、郭解，后者如战国时的荆轲和唐人传奇中的红线。有些故事中的侠客，立场虽不鲜明，但大抵不出这两种类型之外。假如一个有武艺的人既依附于统治阶级而又同人民对立，那他就不是侠客而是帮凶了。
二 略论侠客和公案故事的关系
从宋元以来，小说和戏曲里的公案故事一直是相当发达的。公案故事中的主人公十之八九是清官。所谓清官，应该是既清廉正直而又贤能明达的人，他们虽身居于统治阶级，却比较肯替人民办事。在暗无天日的封建社会后期，人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而严重了，于是他们把理想寄托在清官的身上，希望凡是“为民父母”的人都能“爱民如子”，从而保证人民可以安居乐业。这是公案故事所以广泛流行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里，破坏法律秩序和危害人民安全的，主要是侵凌孤寡的“豪暴之徒”，其势力所及，往往弄得人民含冤负屈，抱恨终身。而清官的职责则是除暴安良，抉隐发微，使负屈含冤的人得到平反昭雪。这样就会使社会秩序暂时得到相对的安定，人民的生活在一定限度内得到保障。当然，在阶级社会里，由清官出来维护社会秩序，对统治阶级会有一定的好处；但只要这对人民也有益，我们就应该予以肯定。事实上，清官既想替人民做一点事，就必须同一些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贪官污吏或皇亲国戚做斗争（这些人与清官是属于同一阶级的），他的立场已比较倾向于人民这一边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官和侠客在某些方面是有着相同或相通之处的。清官和侠客所斗争的对象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者；人民寄希望于清官，也寄希望于侠客。清官也同侠客一样，必须有血性，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所不同者，清官只有“才智”而无“武艺”，侠客则不但有武艺，而且有时还“智勇兼全”。清官在断狱或除暴时，是会遇到困难的。因为作为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之一的清官，在抉隐发微时往往得不到人民的全面支持（清官私访的用意就在于隐藏其统治者的面目而深入民间）；而当他一旦遇到强横不法的地主恶霸或皇亲国戚时，如单靠“才智”而无“实力”，也不易彻底地为民除害。在一些艺术手法比较差的小说戏曲中，为了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往往由作者依靠鬼神托梦显灵或因果报应的情节来帮助清官揭晓破案，使豪强的坏人伏法。而更好的方式则是由惯打人间不平的侠客挺身出面，凭武艺来剪除这些有实力的“豪暴之徒”。所以公案故事到了后期，就逐渐同侠义故事结合起来，形成侠客和清官的合作。像晚清的《三侠五义》，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
三 略论《三侠五义》的思想和艺术
《三侠五义》的作者石玉昆，大约是道光、咸丰年间一位说书的民间艺人。据此书初刻本的序文，我们知道这部作品是由清代章回体的《龙图公案》演变而成，而章回体的《龙图公案》则渊源于明末杂记体的《包公案》。因而此书亦以包拯为中枢人物。书中收集了很多来源悠久的民间传说，如乌盆和李后的故事，在元曲里即已出现了。“五鼠”本是五只成了精的老鼠，“御猫”是一只名叫“玉面猫”的神猫；“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又见于明代罗懋登的神怪小说《西洋记》。但到了《三侠五义》，这些妖怪都变成了行侠仗义的英雄。根据鲁迅先生的推测，书中襄阳王谋反的故事可能是后人依照明正德年间宗室宸濠之乱附会出来的。可见这部小说虽写定于晚清，实际上是继承了从清初以来评书艺人积年累月加工创作的传统。鲁迅先生说：“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对《三侠五义》来说，这个评价是很确切的。
北宋时代，市民阶层已正式抬头，而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对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做了很大的让步，因此一般士人在市民阶层日趋发展的情况下大批爬上政治舞台，分享了政权。所以从历史上看，北宋的贤士大夫的人数相当多，如范仲淹、韩琦、包拯、欧阳修，直到王安石、苏轼，尽管政见各有不同，但立朝都以清明正直著称，在政治方面都力图有所建树，特别是他们都一致关心民生疾苦。其中的包拯则更是几百年来民间盛传的清官典型。《三侠五义》选择了这一时代作全书的背景，并以包拯及其门生颜查散（据把《三侠五义》改订加工为《七侠五义》的俞樾考证，“查散”应是“昚敏”的误字，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为了保存原书本来面目，故一仍其旧）等作为侠客们所环绕的中心，这就决定了作品的总的倾向性。就连宋仁宗赵祯在人民心目中也还算好皇帝，至少要比任用“六贼”的徽宗赵佶和听信秦桧的高宗赵构强得多。因此，书中虽把这些侠客算作依附于包拯和颜查散的属下，甚至充任皇帝的护卫，但在立场上并不等于背叛人民。况且这些侠客或出身于宦族，或出身于商贾，他们并非绿林豪杰。所以品评这部作品是否有进步意义，还要看这些侠客的具体行为。
书中前二十七回主要写包拯断狱。而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则是国丈庞吉和他那个专以克扣赈金抢夺民女为能事的儿子庞昱。从人民的立场来看，我们自然同情包拯，反对庞吉父子。包拯最先遇到的侠客是展昭，两人一见面就成为知心朋友。后来展昭帮助包拯破获过案件。庞吉派人暗害包拯，展昭却救了包拯的命。尽管作者后来把展昭写成一个“奴才相”比较浓厚的人，但展昭在总的行动上对人民并没有害处。作者说展昭，“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第十三回），这话并不算溢美。与展昭几乎同时出现于书中的是白玉堂。这个人物被作者刻画得相当成功。他不但具有急人之难、扶危济困的优点，而且还有逞强好胜、目中无人的缺点。他同颜查散的交谊正足以说明清官和侠客彼此肝胆相照的特征。他在东京的杀人题诗、留刀寄柬，都是他有血性、有正义感的表现。正如宋仁宗所说，他是用“隐隐藏藏”的手段来行“磊磊落落”的事情（第四十四回）。他对宋仁宗和包拯，实际上起了监督的作用。他如智化、艾虎的盗冠出首是为了搭救清官倪继祖，铲除恶霸马强。蒋平对李平山的态度前后不同，正说明侠客对于是非爱憎的一丝不苟。这些侠客所持的是“天下人管天下事”（第四十四回）的处世态度，他们斗争的对象都是人民的仇人而不是人民。这就是《三侠五义》一书所反映的积极意义。
毋庸讳言，这部作品的缺点也并不少。首先是作者对封建社会的道德、秩序表示了衷心的拥护，特别对等级观念更是无条件地遵守：男女之间，男高女下；君臣之间，君尊臣卑；主仆之间，主贵仆贱；官民之间，官大民小。就是侠客，作者也只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活动而不敢稍有逾越。甚至作者对婚姻问题的看法，也远不如《今古奇观》或《聊斋志异》里所表现的那么健康、大胆。无论颜查散或施俊，都是谨守礼教、恪遵古训的君子；无论柳金蝉或金牡丹，都是久处深闺奉行三从四德的淑女：即使婚事难成，也只能安分守己地静候家长裁决。可见作者的思想深处，对三纲五常的教条是丝毫不敢背叛的。其次是作品的前半部充满了鬼神显灵托兆或因果报应之类的迷信情节。这充分暴露了作者世界观方面的弱点。此外，作者对广大的劳苦大众或农村妇女多少带有轻蔑的歧视心理，而对上层社会的达官显宦，则随时随地流露出十分歆羡的情绪，往往津津乐道，迹近谄谀。这不能不说是此书落后的一面。
然而从客观效果来细较此书的优缺长短，我们认为，它之所以拥有广大读者，实非偶然。作者虽歌颂封建道德，但在五伦中却特别突出地描写了朋友的义气。作者所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关系，而对见利忘义、得势忘恩的卑劣小人则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作者的世界观虽不免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但全书始终贯穿了“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的福善祸淫的精神，这就使广大的善良而正直的人民大众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因此它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一部“为市井细民写心”的书。
《三侠五义》是评书，作者又是民间土生土长的评书艺人，所以民间说书的艺术特点几乎十之八九体现在这部作品里面。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除几个主要角色如白玉堂、蒋平、智化、艾虎等写得非常生动逼真外，更使人感到心折的是作者细致而深刻地描绘了大批的善良而正直的市井小民和奴仆丫鬟的群像。即使寥寥数笔，也给人留下了不易磨灭的印象。像张别古、范胜父子、汤圆张老、渔民张立以及书童雨墨、锦笺、丫鬟佳蕙等，都写得十分纯朴可爱。在智化盗冠的故事中，作者写了一个工头王大。由于他自己是穷人，因此他懂得体贴穷人，照顾穷人，亦庄亦谐，善良而热情。有了这个人物，才更显得智化的机警沉着。这些人物都是“寻常百姓”，而作者恰恰对他们了解得最深刻、最能把握住他们的感情思想。这是作者从现实生活的海洋中把这些人物的感情思想加以汲取提炼，然后进行加工的结果。作者除了用十分气力写白玉堂、蒋平和智化外，也写出了卢方的忠厚，徐庆的耿直而粗鲁，特别是写出北侠欧阳春的狷介。欧阳春是《三侠五义》中最能洁身自好的人，他自始至终不做官不受赏（书中已暗示给读者，他的结局是出家为僧），甚至连东京也不肯到。这个人物形象给予读者的客观效果实际上已超越了作者主观中的思想局限。
《三侠五义》在故事情节和全书的结构方面也有它的特色。有些故事情节是错综变幻，令人莫测的。书中将近结尾处写蒋平因为救人以致同艾虎分了手，紧接着却写他因偷听了船家暗中算计李平山的话，就故意要同李平山结伴同行，目的是为救李一命。及至中途发现李的品质恶劣，他竟坐待船家把李平山弄死，再把船家杀掉。看去好像离奇，其实却入情入理。这正是故事发展中逻辑性和传奇性巧妙的结合。问竹主人的序上有云：“无论此事有无，但能情理兼尽，使人可以悦目赏心，便是绝妙好辞。”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由于此书故事情节的变幻多端，在结构上因之也就有了特殊的处理手法。譬如“五鼠闹东京”是此书前半部的中心故事，破军山收钟雄是此书后半部的中心故事，但在正面写这中心故事的前后，作者仿佛信手拈来一般，穿插了若干中型故事，而在某一中型故事中又夹写了若干小故事。这就造成了大结构中间套小结构，而每一小结构又有其相对独立性的特殊场面。一个中心故事完了，则一切中、小型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也都交代清楚。作者完全有把握控制这些人物和情节，随放随收，能擒能纵。有时几个人物虽同时出场，但因时、地之不同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转变，往往重心屡易。像白玉堂闹东京的故事里面就套着颜查散被柳洪诬告的中型故事，白、颜虽同时出场，但在叙颜查散时，重心就由白玉堂移至颜查散身上，然而白玉堂的形象也并未冷落抛弃。这正是问竹主人所说的“接缝逗笋亦俱巧妙无痕”。这种长处虽是说书艺术的惯技，但在《三侠五义》中却写得格外出色。
四 略论其他侠义公案小说的缺点
《三侠五义》并非没有写到站在同统治阶级对立的立场的人，像飞叉太保钟雄就是个声势浩大的绿林领袖。这个英雄人物为了同宋王朝分庭抗礼，无心中就堕入襄阳王的术中，被他收买过去，作为羽翼。而襄阳王则显然是个被否定的统治阶级人物形象。他同宋仁宗的矛盾是上层统治者的内部纠纷。因而智化、欧阳春等用尽心机使钟雄脱离襄阳王投降宋仁宗，自与宋江等人受招安不同。而且作者笔下所塑造的钟雄，是个光明磊落、从善若流、有魄力有肝胆的侠义人物，丝毫没有歪曲污蔑的成分。所以《三侠五义》写侠客与绿林豪杰的关系也是比较健康的。
而在晚清的其他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等书中，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在这些书中，虽然也写侠客和清官相结合，但其中所谓的“侠客”如黄天霸之流，原本是绿林出身，他们在投降了统治者以后，却翻转过来帮助“康熙老佛爷”去镇压其他的绿林豪杰。当然，《施公案》等书中也写到除暴安良，但其所除之“暴”，除恶霸地主如《施公案》中的黄龙基或《彭公案》中的武文华外，更多的是农民起义领袖（如《永庆升平》即写康熙皇帝除“邪教”、平“逆匪”的故事）和啸聚山林的英雄好汉（如《施公案》中的窦尔敦）。其最大的反动性即在于把人民的敌人如恶霸地主之流与反抗统治者的人民本身等同起来以混淆视听，使人民分不清敌我。于是统治阶级趁此浑水摸鱼，一面麻痹了人民的思想，一面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同时，以清代本朝作为这些作品的时代背景，更不无粉饰太平、麻醉人心的用意。这就对统治阶级起了歌功颂德的作用。当然，这种属于糟粕性质的东西在《三侠五义》中也并非没有，然而它们却不占主要地位；相反，在其他的公案小说中，凡是《三侠五义》中所表现的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反倒居于次要地位，甚至完全不见了。而在这些书中，读者所看到的主要是一些属于《荡寇志》性质的描写。无怪到了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今天，这些作品自然要被唾弃、淘汰了。
附记 我在本文的第三节里曾说：“据此书初刻本的序文，我们知道这部作品是由清代章回体的《龙图公案》演变而成，而章回体的《龙图公案》则渊源于明末杂记体的《包公案》。”所谓杂记体的《包公案》，本来也叫作《龙图公案》，我是怕前后同用一名，容易混淆，才改用《包公案》这个名称的。其根据见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明人又作短书十卷曰《龙图公案》，亦名《包公案》，记（包）拯借私访梦兆鬼语等以断奇案六十三事，然文意甚拙，盖仅识文字者所为。后又演为大部，仍称《龙图公案》，则组织加密，首尾通连，即为《三侠五义》蓝本矣。
坊间别有一种纯用文言文写的《包公案》，疑是清初人手笔，与这里所说的《龙图公案》又名《包公案》者并非一书。附记于此，免贻读者误会。
另外，《三侠五义》里面写白玉堂误入铜网阵，阵内“机关”“消息”颇多，这种“机关”“消息”的构造很复杂，显然是当时社会已经有了从西洋传入的机器工业，说书人受到这种影响才说出、写出来的。这姑且算作当时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产生的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特点吧。
一九五七年作
一九八一年二月改订
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一 试就《怪现状》论吴沃尧的反帝思想
比较系统而准确地论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沃尧的生平和著作的，应该说是始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阿英同志的《晚清小说史》记载得也比较详明而简当。此二书极通行，本文毋庸转引。近来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和孔另境的《中国小说史料》又已重新印行，里面所摘录的有关吴沃尧生平的零星事迹也不难找到，这里一并从略。只有《晚清小说史》中提到的李怀霜所作的《我佛山人传》（原载《天铎报》，“我佛山人”是吴沃尧的笔名，取我是〔广东〕佛山镇人的意思），至今尚未见有人把全文重新发表，似乎是一缺憾。
吴沃尧一生虽只活了四十多岁（1867—1910），他所著的小说却不下三十种，从数量来看是很可观的。但比较杰出的力作还得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照阿英同志的分析，此书有如下的几个特点：一、“所记极为广泛”，其内容“涉及范围之广，远过同时作家，且旁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是亦可见实为趼人（吴沃尧的字）经验丰富之果”（引文见《晚清小说史》第二章，作家出版社1955年印）。二、作者成功地描写了当时的“智识阶级”的特色和“洋场才子”的卑污恶劣。三、“干线布绪精当，结构上似优胜于李伯元”（阿英语，见《晚清小说史》）。但我却以为此书之重要乃在于它比较全面而明晰地反映了吴沃尧对当时社会的具体看法，是我们研究吴氏思想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应该承认，此书也确是一部带有浓厚的自传性色彩的作品，用阿英同志的话讲，书中主人公“九死一生”的性格简直就是“趼人的影子”。然则我们如想了解吴氏的生平，这部书自然是必须参考的读物了。的确，我们在这部长达一百零八回的作品中是能看出作者自己的人格和思想的。
鲁迅先生说：“相传吴沃尧性强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没世，故其言殊慨然。”（《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阿英《晚清小说史》引李怀霜的话：“生负盛气，有激辄愤。”都能说明吴氏是个明辨是非，有正义感的人。在《怪现状》里所出现的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吴继之、蔡侣笙、王端甫、王伯述、文述农以及九死一生本人，都或多或少带一些愤世嫉邪的侠情义骨，恐怕在这些人物的性格里都渗入了吴沃尧自己的个性和气质。在动乱的年代里，一个有血性的人很可能成为爱国者。据李怀霜在《我佛山人传》里论及《怪现状》时说道：
《怪现状》盖低徊身世之作，根据昭然，读者滋感喟。描画情伪，犹鉴之于物，所过着景（影）。君厌世之思，大率萌蘖于是。余尝持此以质君，君曰：“子知我。虽然，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殆非苟然。”
可知吴沃尧最初的抱负是希望“救世”。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社会上具体为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者服务，并向人民行使统治权的是各级大小官僚及其爪牙，和帝国主义者派遣来的外国人以及中国的买办阶级——所谓洋奴走狗和洋场才子。被他们直接迫害、凌辱的当然是中国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和城市体力劳动者，其次则是小市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吴沃尧在《怪现状》中谴责、讽刺的矛头恰好对准了官僚和买办，而其所肯定而同情的却大抵是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对于知识分子，作者表扬那些有骨气、有见识、不肯同流合污的人物；而对“洋场才子”和专门蝇营狗苟的所谓“士大夫”则揭露斥责不遗余力。这可以初步说明此书的倾向性。而作者的“救世”，也显然是从爱国者的立场出发的。当然我们并不讳言，吴沃尧的爱国思想不免含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在内；但他在反帝这一方面，确乎屡次表示出他是以一个被压迫、被侮辱的中国人民的身份来向帝国主义者抗议的。《怪现状》第十回，作者写租界巡捕仗洋人势力挟嫌报怨，把一个守备关进了巡捕房。而令人可恼又可怜的却是当时中外会审公堂上的“华官”。作者在故事结束时是这样描写的：
这会审公堂的华官，虽然担着个会审的名目，其实犹如木偶一般，见了外国人，就害怕的了不得，生怕得罪了外国人，外国人告诉了上司，撤了差，磕碎了饭碗。所以平日问案，外国人说甚么就是甚么。这巡捕是外国人用的，他平日见了，也要带三分惧怕，何况这回巡捕做了原告，自然不问青红皂白，要惩办被告了。
可见在半殖民地社会里，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全无丝毫保障。巡捕欺人还是小事，等到封建统治者真正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自然要丧权辱国，摇尾俯首乞怜于殖民主义者了。作者在第十四回写兵轮自沉的事，后面又紧接着在第十五、十六回中屡次提及中法战争一败涂地的经过，都充分说明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的狰狞面目和清王朝官吏的阘茸怯懦，贻误戎机。作者甚至把最后的责任明显地归结为“政府”（指清政府）应该“担个不是”（第十六回），尽管他的提法非常委婉，然而胆识已是不凡了。
值得注意的是《怪现状》第二十二回。作者明确地提到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垂涎和沦为殖民地以后的惨状。他借王伯述的口说道：
……外国人久有一句话说，说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你想，被他们瓜分了之后，莫说是饮酒赋诗，只怕连屁，他也不许你放一个呢！
然后又接着说：
现在的世界，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你不过看了廿四史上，五胡大闹时，他们到了中国，都变成中国样子，归了中国教化；就是本朝，也不是中国人，然而入关三百年来，一律都归了中国教化了；甚至于此刻的旗人，有许多并不懂得满洲话的了，所以大家都相忘了。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还是这样吗？此时还没有瓜分，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传起教来，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你就可想了。
这说明列强虎视眈眈的凶恶面貌是如何地激起当时爱国者如吴沃尧这样的人的愤慨。吴氏在这一回书里还说：“我们年纪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没用的了；所以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总而言之：中国不是亡了，便是强起来；不强起来，便亡了；断不会有神没气的，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足见他所说的“救世”是有具体内容的——最远大的目标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使中国强起来。这一希望，终于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之后实现了。
另外，吴氏对于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对帝国主义者的自卑媚外心理是深恶痛绝的，这正是作者强烈地仇视殖民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怪现状》第二十四回里吴继之说：
……那班洋行买办，他们向来都是羡慕外国人的，无论甚么，都说是外国人好，甚至于外国人放个屁也是香的；说起中国来，是没有一样好的，甚至连孔夫子也是个迂儒。
第三十回里又用外国工程师不及中国技术人员懂得业务的故事从反面来说明这个道理，证明媚外自卑适足以误国自辱。这种思想，我们在吴氏所著的文言小说《中国侦探三十四案》的“弁言”中可以得到极明确而生动的印证：
吾怪夫今之崇拜外人者，外人之矢橛为馨香，我国之芝兰为臭恶；外人之涕唾为精华，我国之血肉为糟粕；外人之贱役为神圣，我国之前哲为迂腐。任举一外人，皆尊严不可侵犯；我国之人，虽父师亦为赘疣。准是而并我国数千年之经史册籍，一切国粹，皆推倒之，必以翻译外人之文字为金科玉律。
在这段话的下面，他表示坚决反对用新式标点如“？”“！”之类，而以为“吾国文字，实可以豪于五洲万国”，并且激昂慷慨地说道：
吾怒吾目视之，而眦为之裂；吾切吾齿恨之，而牙为之磨；吾抚吾剑而斫之，而不及其头颅；吾拔吾矢而射之，而不及其嗓咽。吾欲不视此辈，而吾目不肯盲；吾欲不听此辈，而吾耳不肯聋；吾欲不遇此辈，而吾之魂灵不肯死！吾奈之何，吾奈之何！
这种顽固的口气非常像五四时期文化革命者所反对的国粹主义派，然而我们却认为吴氏的思想远远胜过国粹主义派的冬烘腐朽之徒；尤其要强调的是：故步自封的国粹主义者是绝对不配拿吴氏作为借口的。因为吴氏对西方文化既未全盘否定，而对封建社会中所产生的种种事物也从未全盘接受。比如对于吸鸦片，他在《怪现状》里就曾正面提出应该禁止。对于作八股文，作者也极其反对。这一些我们后面还要谈到。现在再举前书《弁言》中的两段话来说明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以人遇人且如是，况以国遇国乎？万国交通，梯航琛赆，累绎所及，以为我资，舍短从长，吾未敢以为非也。沾沾之儒，动自称为上国，而鄙夷外人，吾嘉其志矣，而末敢韪其言也。大抵政教风俗，可以从同者，正不妨较彼我之短长以取资之。若夫政教风俗，迥乎不同者，亦必舍己从人，何异强方为圆，强黑为白，毋乃不可乎！然而自互市以来，吾盖有所见矣。所见惟何？曰：崇拜外人也。无知之氓，市井之辈，无论矣；乃至士君子亦如是。果为吾所短而彼所长者，无论矣，而于无所短长者亦如是。甚至舍吾之长，而崇拜其所短，此吾之不得不为之一恸者也。……虽然，就吾所言，彼族之果有长于我者，又何尝不可崇拜也。
……吾友周子桂笙，通英法文，能为辗转翻译。尝语余曰：“吾润笔之所入，皆举以购欧美之书，将择其善者而译之，以饷吾国。然而千百中不得一焉，吾深悔浪掷此金钱也，非西籍之不尽善也，其性质不合于吾国人也。”呜呼！今之译书者，何不皆周子若？
可见吴氏对西方文化并未一笔抹杀，也没有一味以“天朝大国”自居，只是反对媚外自卑的盲目崇拜而已。在前一段话里所说的“无知之氓，市井之辈”，并非泛指所有的广大人民，而是指“买办、细崽、舆人、厨役”。《弁言》中说：
买办也，细崽也，舆人也，厨役也，彼仰其鼻息于外人，一食一息，皆外人之所赐也，彼之崇拜外人不得不尔也。……
吴氏把一切被外国人奴役的劳动人民都算作买办一流人物，这当然不正确；但他反对仰外国人鼻息，反对一切衣食都惟外国人是赖，却从这一段话中明显地看出来。至于主张“取长舍短”，吸取西方文化一定要求其适合我国具体性质，即使在今天，这种提法也还有借鉴的必要。我们似乎不能只就其反对标点符号或强调爱护祖国文化的见解就封他为古旧冬烘的国粹主义者，因为在辛亥革命以前，他的思想和作品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毕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二 试就《怪现状》论吴沃尧的反封建思想及其消极情绪的根源
应该承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反封建一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我在拙作《中国小说讲话》第五讲中曾说：《怪现状》在反封建方面，通过种种家庭间的丑剧来说明宗法制度、伦常关系的总崩溃，如写哥哥欺侮死去了的弟弟的孤儿寡妇，公公逼儿媳去给总督当姨太太，儿子与人合谋害死父亲以及孙子虐待祖父等等。地主阶级的大家庭一向是靠着封建道德秩序和宗法制度来维系的，大家庭内幕种种丑恶现象的被揭露，自然意味着封建社会的基层组织已在土崩瓦解。这对于当时人民了解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是起了启示作用的。而作者对宗法制度和旧礼教的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赤裸裸的暴露，对推翻旧社会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作者除揭露了地主阶级大家庭之间的种种丑剧外，还从官场、商业界、文教界以及典型的半殖民地的社会底层来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腐朽、堕落、丑恶，使读者通过作品获得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一切都是《怪现状》成功的地方。
但吴沃尧并非彻底反对整个封建社会的体系和根本制度；他只是根据一些事实的现象和一些局部问题表示反对并提出抗议，尽管他的反对意见相当新颖和大胆。比如对妇女问题，吴氏就借书中主人公九死一生的族姊发表过一系列在当时看来已是比较激进的见解。她认为女子不妨“抛头露面”，反对“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的教条，用强有力的理由来驳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甚至说婆媳不睦的根源“总是婆婆不是的居多”。这种论断在当时确是会“令人吃惊”的（见《怪现状》初印本眉批，广智书局宣统三年第六版）。又如对禁吸鸦片问题，作者主张“不妨拿出强硬手段”，必得“通国一齐禁了”才能解决问题（第十三回）。对于作八股文，作者也极尽嘲讽之能事（书中屡见，着重地谈此问题则集中在第四十二回），并认为“八股不是枪炮，不能仗着他强国的”（第二十四回）。然而作者的立场，却仍旧站在维护封建传统道德这一方面。正如作者的朋友周桂笙所说，吴氏的作品大抵是为了“主张恢复旧道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新庵译丛》评语）而作。比如作者主张妇女应受教育，而所举的书籍却不外《女四书》之类。对于禁绝鸦片的手段，也无非是“抽他的吃烟税”“注了烟册”“另外编成一份烟户，凡系烟户的人，非但不准他考试出仕，并且不准他大行商店”（第十三回）等等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而且作者自己还慨叹着说：“论禁烟一节，自是痛快，惜乎办不到耳。前途犹可冀乎？跂予望之。”（第十三回末总评，见初印本）足见在积极建议的后面，已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了。又如作者所表扬的官吏，也只是那个明哲保身、洁身自好的吴继之；所同情的知识分子，也只是那个爱民如子而终不免革职严追的蔡侣笙；他对于政治制度和官场中的根本问题，都丝毫不曾触及。作者所歌颂的家庭，仍旧是“父子有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理想的家长，也无非是知情义的吴继之的母亲和通大体的叶伯芬的老太太（第二十六回和第九十一回）。在全书中，作者对丑恶的现实不但缺乏正面斗争的勇气，甚至充满了逃避退缩的阴暗情绪。这一切，都表明吴氏思想中的根本局限。
说到这里，《怪现状》之所以触处流露出消极厌世的情绪，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吴沃尧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救世热忱，他对当时社会中的“蛇鼠虫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是深恶痛绝的。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的新思潮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巨浪已在国内澎湃起伏，吴氏对于社会上个别现象和个别问题自然会产生一些新见解，甚至这些见解是非常卓越、大胆的；然而由于吴氏对封建社会的根本秩序和传统的道德观念采取保守、承认和愿意停留在现阶段的态度，他总希望维护某些原有的东西或采取复古的办法来解决现存的矛盾，因此他的作品中就充满了改良主义的色彩。他不懂得必须使社会起了根本变革才能挽救濒于危亡的国势，而一味主张“恢复旧道德”，这就只能成为思想上的开倒车。然而他理想中的旧道德对于封建社会的新危机并无丝毫裨益，在他心目中再也无法找到光明新生的出路，因此他感到极大的矛盾，终于“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在很多冷酷无情的现实面前，吴氏表现了相当严重的软弱无力。在走投无路的思想矛盾中，他认为自己是“死里逃生”“九死一生”，把生活的动力看成只是侥幸苟且保全，既耻于与黑暗势力妥协，又摆脱不了黑暗势力的根本桎梏，这当然就产生了阴暗悲哀的感伤情绪了。这是吴氏自己的悲剧，也是许多谴责小说所共有的特点。不过这一特点在《怪现状》里表现得格外明显突出罢了。
三 试论《儒林外史》式的题材与结构并略谈《怪现状》的缺点
“五四”以来的小说史专家都把晚清谴责小说归入《儒林外史》一类，其理由有三：一、谴责小说的内容显然是受《儒林外史》的影响，以讽刺揭露为主；二、谴责小说同《儒林外史》一样，都以真人真事做题材；三、谴责小说的结构都用“连环短篇”的形式，直接继承（或毋宁说因袭）了《儒林外史》。
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却给《儒林外史》和后来的谴责小说做出迥不相侔的评价。他称《儒林外史》为讽刺小说，并且说：“是后亦少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而在谈谴责小说时，他说：
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同时，鲁迅更具体地批评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说此书“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这里实际牵涉到好几方面：第一，是作者的态度和立场问题。第二，是题材问题。第三，是艺术表现的优劣问题。当然这三方面又是互有密切关联的。
话要说得远些。我国的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这不必细表。但神话、传说也是历史的源头。在唐宋以前，亦即市民文艺正式形成以前，历史和小说的确很难严格区分。在《左传》《国语》《国策》《史记》《说苑》《汉书》以及后来的《资治通鉴》里面，都有很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精彩的故事和伟大的场面；尽管我们今天不把它们看成小说，但其表现方法实与小说并无太多的出入。另外，有很多所谓“野史”，如《穆天子传》《西京杂记》以及六朝以来的志怪、志人之作，在今天是应该划入小说领域里去的，但它们的作者在写这些作品时却像史官记载史实一样，只是在一丝不苟、无所假借地“振笔直书”。特别像《世说新语》一类作品，简直就无法把它肯定地归入小说还是归入历史。直到唐朝人写传奇小说，才“有意为之”，然而历史的影响并未脱掉，其中始终贯穿着史官写历史的那种“寓褒贬、别善恶”的态度（当然有程度上的不同）。这个传统的影响在市人小说中似乎不大，但在文人的创作中就往往非常明显地保存着；特别是清代的几个伟大的小说家，更是发展了这个传统。像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吴敬梓写《儒林外史》，曹雪芹写《红楼梦》，都用了不少“春秋笔法”，即所谓“微言大义”“皮里阳秋”（这是个客观存在，读者一看便知）。因为他们都是用了史官（当然这里所说的史官是倾向于人民立场的良史如司马迁之类）写历史时所秉持的那种明辨是非的、严正的“公心”来写小说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小说”既是“野史”，那么，把现实社会中所产生的一些具体的真人真事无所增损地依实记录下来，应该是我国写小说的一个基本的创作方法。既然是创作方法，当然是可以（而且也必须）提高的，所以我们古代的小说作家也并非不懂概括、集中、典型化等这些较高级的表现手法。然后再谈到题材问题。一般地说，我们的古典小说在题材方面都是有真人真事做蓝本的。有的用了真事而讳言真人，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如果把真名实姓都公开了自不免有违碍，只好取其事而讳其人，写成小说。有的则是直书真人的姓名而捏造故事，借小说的形式来攻讦仇人或进行诬蔑，这从唐朝人的《周秦行纪》就已开此风气了。不论是用真人或真事做题材，都必须是在小说与历史确有其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一前提下才产生的。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一种特定的情况。我们今天评论《儒林外史》，说吴敬梓用的是“史笔”，就是这个道理。甚至连过去的“红学家”那种穿凿附会地给《红楼梦》作索隐工作，也是有其历史根源和客观依据的，只是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头罢了。但小说毕竟不同于历史（而且愈到后来两者的畛域也就分得愈清楚），正如绘画之不同于摄影。照着具体的人和事不折不扣地依样画葫芦究竟不是小说，至少不是好小说，所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绝对不是曹雪芹生平的翻版。
然而中国古典小说以具体的真人真事为依据，或径自取材于作者亲身的所闻所见，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儒林外史》就是很标准的例子。我们无法否认杜少卿和杜慎卿就是吴敬梓和吴青然的“影子”，而用“马纯上”来隐指“冯粹中”，用“牛布衣”来隐指“朱草衣”，又是显而易见的手法。尽管如此，仍旧无害于《儒林外史》的伟大。这就又牵涉到第三方面的问题了——艺术表现优劣问题。
谴责小说之所以不及讽刺小说，《怪现状》之所以不及《儒林外史》，这三方面的缺点都有，而主要是在第一点。我们先从吴沃尧的态度和立场方面来检查。前面说过，《怪现状》的作者有一颗愤世嫉邪的心，是个希望救世的爱国者。但他对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太憎恨了，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只图舒愤懑发牢骚而做了一泻无遗的尽情揭露。由于主观爱憎的泛滥无归，就影响了作品的质量，造成了“溢恶失实”的过火局面。盖所谓“公心”也者，除了作者有比较正确的爱憎倾向之外，还得有恰如其分的“良史”风度和明辨是非的分析能力。吴沃尧之不如吴敬梓，就是由于他不够客观，不够冷静，不够深入，不够严肃，因此他只有浅薄的谴责而缺乏深刻的讽刺。还有作者的立场模糊（甚至说立场反动）、思想矛盾也是使作品的感染力不够强烈的原因之一。正由于作者在思想、立场上模糊动摇，他不能很好地把握到客观事物的本质，只能就事物的表面现象做一些叙述。为了在这种叙述中加进作者自己疾恶如仇的情感，同时又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打中要害，作者便只有力求在现象的描绘方面做过多而夸大的渲染来达到泄愤的目的。这样一来，表面上好像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实却因为对事物缺乏根本的理解，只能形成浮光掠影的冷嘲热骂。这就是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言违真实”的道理。因此读者一眼就可觑破作者所要表达的全部内容，再也不发生那种“谏果回甘”的滋味了。何况《怪现状》本是在刊物上连载的通俗读物，为了迎合半封建半殖民地小市民阶层读者的口味，作者自不免有迁就徇俗之处，这就更无法使作品能自始至终保持均衡的水平了。
再有，吴沃尧对题材的处理也不及吴敬梓。吴敬梓在取真人真事为作品蓝本时并非没有经过选择。第一，在《儒林外史》里，吴敬梓所写的人和事基本上都是为其全书的主题服务的。第二，《儒林外史》中的人和事绝大部分是作者本人生活中最熟悉的。比如《儒林外史》里就根本没有“大观园”里的或“天子脚下”的人物，这正是吴敬梓忠于艺术的地方，因为他没有曹雪芹的身世也没有到过北京（关于《儒林外史》庄绍光入都的一节描写只着重说明庄本人来去的过程，对北京城并无深入描绘）。第三，吴敬梓对素材有割爱的勇气。《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几乎全是“特写镜头”式的，即使他写杜少卿也绝对不连篇累牍，巨细不遗。这就使得《儒林外史》具备了主题集中，人物形象饱满，笔墨精悍的优点。至于吴沃尧对于题材，则不免细大不捐，包罗万象，有很多并非作者很熟悉的材料，只是为了猎奇凑趣，才一股脑儿塞进作品里去。这样一来，很多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也不能为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服务的冗材赘料，也都被网罗在书内，形成驳杂不纯、珠玉与泥沙混在一堆的情况。于是一部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作品竟不免成为供读者茶余饭后消遣的“话柄”，以致大大损害了全书的价值。这也正是谴责小说终于不能同《儒林外史》那样的讽刺小说媲美的主要原因。
最后，我们再谈一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结构。还是先从《儒林外史》的结构谈起。有人认为《外史》的结构太散漫了，可长可短，不成间架。其实不然。第一，把很多短篇的情节场面串成长篇而为一定的主题服务，这是吴敬梓很了不起的创造。第二，《儒林外史》中每一情节的安排联系，都是经过一番匠心考虑的。这里不能一一分析，有机会我当专写一文论《外史》的结构。第三，《儒林外史》的首尾前后的布局皆有其必然的道理，绝对不是偶然东拼西凑起来的产物。等到晚清的谴责小说，就没有如此谨严了。像《官场现形记》，在从甲情节过渡到乙情节的地方，往往非常勉强，确乎有可长可短之嫌，而且有的材料也都是“话柄”，可有可无，甚至有了反而多余。吴沃尧在这一点上要比李宝嘉（伯元，《官场现形记》的作者）在行得多，他把主人公“九死一生”和几个骨干人物如吴继之、文述农以及几个被否定的主要对象（如苟才和“九死一生”的伯父）先固定下来，又把做生意的由盛而衰作为主要线索。对于空间上的安排，作者也比较有层次：先是“九死一生”的故乡，然后沿江各大小城市，着重点在于上海，最后集中到北京。这就使全书首尾贯穿，有了起伏照映，而不致使全局涣散零乱，也不致信笔所之大跑野马。其最大的毛病还是由于题材上的庞杂造成的：有些材料显然是被硬塞了进去，致使有些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情节毫无必然联系，严重地损害了布局的谨严和集中。所以读者在读此书时，往往随处有“告一段落”的感觉，而在读《儒林外史》时，却给人以一气呵成的印象。这就是两书的优劣所在了。
当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艺术水平还是相当高的，这里不过是求全责备之意。试一检《晚清小说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问世的小说，在数量上是非常大的，就连吴氏本人也还写了不下三十种。但是未被时间淘汰的作品却屈指可数，《怪现状》应该说是吴氏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出作品之一，足见它不论在思想水平或艺术成就方面都是具有独到之处的。本文只是重点地谈了几个问题，恕不全面论列了。
附记一 读《我佛山人笔记》四种，发现有两条材料是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所未列入的，现在附记在这里。至“果报”一则，《史料》已载，无须转引了。
辛卯入都，道出天津，访友于水师营。见营兵肃队奏军乐，乐止，寂然无哗。问：“何故？”曰：“供金龙四大王也。大王昨日来，今供于演武厅。”问：“可观乎？”曰：“可。第宜肃穆尔。”导至厅，厅外立披执者七八人，植立屏息，目不少瞬，若木偶然。登厅则黄幔高悬，爇巨烛二，香焚炉中。掀幔以进，得方几一，上设漆盘，盘中一小蛇踞焉。审之，无异常蛇；惟其首方，如蕲州产。以其盘屈故，不辨其修短，细才如指耳。乘友不备，捉其尾，将提起之。方及半，友大惊，力掣余肘，乃置之。迨一脱手，而盘屈如故矣。时李文忠督直隶，委员来拈香，神辄附于营卒，数其无礼。文忠闻之，乃亲至谢过云。此真百索而不可解者。（《趼廛随笔·金龙四大王》条）
……以吾所见，堂堂显宦之子，明明以嫖死，以色痨死，且死于通都大邑众目昭彰之下，犹得以殉母闻于朝，特旨宣付史馆，列入孝子传者矣，遑论乡曲小人也哉！（《趼廛续笔·某富室子》条）
前一则即《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八回前半“笑荒唐戏提大王尾”的本事，后一则即指的是《怪现状》中第八十五、八十六两回所写的陈穉农。另外，蒋瑞藻《小说考证》所引的《缺名笔记》云：
我佛山人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实近日说部中一杰作，不在南亭亭长《官场现形记》下也。书中影托人名，凡著者亲属知友，则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当代名人如张文襄、张彪、盛杏荪及其继室、聂仲芳及其夫人（即曾国藩之女）、太夫人、曾惠敏、邵友濂、梁鼎芬、文廷式、铁良、卫汝贵、洪述祖等，苟细绎之，不难按图而索也。
张文襄（即张之洞）和张彪当是第八十二回中所写的侯中丞和侯虎，聂仲芳即第九十回、九十一回中所写的叶伯芬，曾惠敏（即曾纪泽）当然就是书中所写的那位叶伯芬的大舅爷了。而梁鼎芬和文廷式，就是第一百〇一、一百〇二回里面写的温月江和武香楼。至于卫汝贵，疑即第八十三回里的叶军门（这个叶军门也可能指的是叶志超，卫、叶当时皆败于日本），第六十六回中的侯翱初，则据《海上花列传》知为当时上海文人袁翔父。至九死一生之确为吴沃尧本人写照，单从广智书局出版的此书初印本眉批和总批里就能明显地看得出来。兹摘录本书第一百〇八回末批语如下：
上回之觅弟（按，事见第一百〇七回，叙九死一生到山东沂水县赤屯庄觅弟经过）为著者生平第一快意事，曾倩画师为作《赤屯得弟图》，旋以迁徙流离，不知失落何所。……
此回之治丧（按，指第一〇八回九死一生到宜昌奔其伯父之丧的经过），为著者生平第一懊恼事。当时返棹，道出荆门，曾纪以一律云：“此身原似未归魂，匝月羁流滋泪痕。犹子穷途礼多缺，旁人诽语色难扪。而今真抱无涯戚，往事翻成不白冤。回首彝陵何处是，一天风雨出荆门。”以见此虽小说（原书误作“语”），顾不尽空中楼阁也。
不仅指出九死一生与著者之为一而二、二而一，且保存了一首吴氏的律诗。从前有人替《孽海花》作人名索隐，我以为晚清小说可作索隐者甚多，这一方面可以使读者知道本事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一面也可供研究近代史的人作为参考。如果把《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也大致“索隐”一番，也许还不算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事吧。而且目前如果不作，再过若干年，说不定就没有人能作了。
一九五七年作
一九八一年二月改订
附记二 “五四”以后，与这类小说相近者有张恨水的《春明外史》。这也是一部值得注意并加以索隐的书，对于治民国史的人有足资参考处。只是人们好像还无暇及此，等到这个世纪过完，恐怕连这一类的书都无人能读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