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在这个殖民地，杰夫·哈蒙德有一大批朋友。他这时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可他刚刚出道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大战爆发时，他是第一批奔赴战场的志愿军，而且表现得相当出色。两年后，他膝盖受伤，不再适合军旅生活，于是就退伍了，佩戴着“杰出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来到马来联邦州。在这个殖民地，他是最优秀的台球选手之一。他跳舞跳得十分漂亮，网球也打得很出色，虽然现在跳舞是不行了，加上膝盖不灵活，网球也打得不如从前，但他善于交际，所有人都很喜欢他。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有着一双迷人的蓝眼睛和一头漂亮拳曲的黑发。一些老于世故的人早就说过，他最大的毛病就是贪恋女色。这次灾祸发生之后，那些人频频摇头，说他们早就料到他会在这上面栽跟头。


    这时，他跟莱斯莉谈起一些当地新闻，新加坡即将举行的赛马会啦，橡胶的价格啦，以及最近有一只老虎经常在附近出没，他差一点儿把它打死。莱斯莉正在担心手头绣的花边不能在预定的日子完成，因为她想把它寄回国去给母亲做生日礼物，于是她又戴上眼镜，把放着枕头的小桌子往自己的椅子跟前挪了一下。


    “你要是不戴这种牛角边框的眼镜就好了！”他说。“我搞不懂，一个美女干吗要竭力把自己往平庸里打扮呢。”


    他这话让她感觉有点儿意外。他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过话。她觉得还是不要理会它比较好。


    “要知道，我可从来不会装模作样，要当个什么美女，如果你问我，我会明白地告诉你，不管你觉得我是漂亮也好、平庸也好，我都无所谓。”


    “我认为你不平庸。我认为你极其漂亮。”


    “你真会说话，”她话里带刺地说。“如果你真那么想，我只会觉得你眼光不行。”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他站起身，坐到她身边的那张椅子上。


    “你大概不会否认，你这双手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吧？”他说。


    他做了个动作，像是要去握她的一只手。她轻轻地打了他一下。


    “别干傻事。坐回你原来的位子，好好说话，不然我就下逐客令了。”


    他仍然坐着没动。


    “难道你不知道我非常爱你吗？”他说。


    她依然保持着冷静的样子。


    “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即使是真的，我也不希望你说出来。”


    他的话使她暗暗吃惊，因为他们认识七年来，他从来没有对她表示过特别的关注。他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他们倒是经常见面；有一次他病了，罗伯特还开车把他接到自己的孟加拉式平房来。他跟他们在一起住了两个星期。但是他们双方的兴趣点各不相同，这种熟人关系始终没有发展成友情。最近两三年来，他们很少跟他见面。有时他到这边来打打网球，有时他们在其他种植园主的聚会上见到他，但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会一个月见不到他的影子。


    这时，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莱斯莉怀疑他来之前就喝过酒。她发现他的举动有些异样，这让她略感不安。她嫌恶地看着他自斟自饮。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喝了，”她依然心平气和地说道。


    他一口气喝完酒，放下酒杯。


    “你以为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醉了吗？”他冷不丁地问道。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难道不是吗？”


    “不，绝对不是。我从第一次看见你，就爱上你了。只是我一直把话藏在心里，现在总该说出来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她站起身，小心地把枕头放在一边。


    “晚安，”她说。


    “我不想走。”


    终于，她开始发火了。


    “你这个可怜虫，你要知道，除了罗伯特，我谁都没有爱过；再说了，即使我不爱罗伯特，也绝不会爱上你这种人。”


    “我有什么可怕的？罗伯特又不在家。”


    “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就喊仆人过来，把你扔出去。”


    “他们听不见。”


    她勃然大怒。她正朝廊台上走去，要是她在那儿喊叫，仆人肯定能听见，但是他抓住了她的胳膊。


    “放开我，”她怒不可遏地喊道。


    “别喊了。现在我可抓住你啦。”


    她张开嘴大声喊道：“来人啊！来人啊！”可是他迅速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巴。她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他就已经把她搂进怀里，疯狂地吻着她。她挣扎着，拼命挣脱他那灼热的嘴唇。


    “不，不，不，”她喊着。“放开我。我不！”


    后来发生的事情，她有点思路混乱了。对于此前她所说的一切，她都记得非常确切，可是这时她吓得糊里糊涂，恍惚听到他在自己耳边急促地说话。他似乎在向她求爱。他开始不停地倾诉自己狂热的激情。他一直疯狂地把她搂在怀里。她感到无助，因为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男人，而她的手臂被他紧紧地箍住；她的反抗无济于事；她逐渐感到气力不支；她担心自己会晕过去，而他呼出的热气冲到她的脸上，使她感到极度恶心。他吻她的嘴唇、吻她的眼睛、吻她的脸颊、吻她的头发。他紧紧地搂着她，几乎把她憋死了。他把她抱得两脚离了地。她想踢他，可是他搂得更紧了。现在，他把她提起来了。他不再说话，但她知道他的脸色是苍白的，两眼充满了欲望之火。他把她抱进了卧室。他不再是个文明人，而是一个野蛮人了。他正走着，不巧被路当中的桌子绊了一脚。他的膝盖不太灵活，再加上怀里抱着个女人，结果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她趁机从他怀里挣脱了出来。她逃到沙发后面。他迅速站立起来，向她猛扑过去。桌子上有一把左轮手枪。她不是个神经质的女人，只是罗伯特晚上不在家，她原打算等她去睡觉的时候把它带进卧室的。这就是桌上放着手枪的原因。当时，她吓得魂不附体。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她看见哈蒙德打了个趔趄。他大叫了一声。他说了句什么话，但她没听清。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房间，来到廊台上。此刻的她已经陷入狂乱的状态，完全不能自控，她跟到廊台上，是的，是那样的，她肯定是跟了出来，虽然她已全都记不清了，她身不由己地连续地开枪，一枪接着一枪，直到六发子弹全部打光。哈蒙德跌倒在廊台地板上。他蜷缩成一团，血肉模糊。


    仆人们被枪声惊醒，赶到这里，只见她站在哈蒙德身边，手里还拿着枪，而哈蒙德已经死了。她朝仆人们望了一会儿，没有说话。仆人们站在那儿吓坏了，挤成一团。枪从她的手里掉到地上，她一声不响地转身走进起居室。仆人们望着她从起居室走进自己的卧室，转动钥匙把门反锁上。他们不敢触碰尸体，只是惊惧地望着它，激动地交头接耳议论着。很快，仆役长就缓过神来；他服侍这家人已经很多年了，是个头脑冷静的华人。罗伯特是骑着摩托车去新加坡的，汽车留在车库里。仆役长叫司机把车开出来；他们必须马上去见地方助理警官，向他报告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从地上捡起手枪，把它放进了口袋。这位地方助理警官名叫威瑟斯，住在附近一座城市的郊区，离这儿约三十五英里。一个半小时之后，他们开车来到他的家。所有人都在睡觉，他们只得叫醒仆人。不一会儿，威瑟斯走出来，他们向他说明来意。仆役长掏出手枪给他看，证实自己所说的话。地方助理警官回屋里穿好衣服，派人叫来自己的车，不一会儿，他就跟随他们，驱车踏上了夜深无人的公路。他们到达克罗斯比的孟加拉式平房时，天刚蒙蒙亮。威瑟斯跑上廊台的台阶，在哈蒙德的尸体旁边停住脚步。他摸了摸死者的脸。脸已经冰凉了。


    “女主人在哪里？”他问仆人。


    华人仆役长指了指她的卧室。威瑟斯走上前去敲门。没有回应。他又敲了敲门。


    “克罗斯比太太，”他喊了一声。


    “谁呀？”


    “威瑟斯。”


    又是一阵沉默。屋里传来开锁的声音，门慢慢地开了。莱斯莉站在他面前。她没有上床睡觉，身上还是吃晚饭时穿的那件茶会礼服。她站在那儿，静静地望着地方助理警官。


    “是您的仆人叫我来的，”他说。“他是哈蒙德。您做了些什么？”


    “他想强奸我，我就开枪打死了他。”


    “上帝啊！我说，你最好出来说话。你必须把事情真相原原本本地跟我讲一下。”


    “现在不行。我做不到。你必须给我时间。派人叫我丈夫回来。”


    威瑟斯是个年轻人，面对这种超出他职责范围的紧急情况，他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处理。莱斯莉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最后罗伯特赶回来之后，她才向他们两人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从那以后，尽管她一次次地重复讲述这个事件，每一次就连最小的细节都没有改动。


    乔伊斯先生在反复思考的是开枪问题。作为辩护律师，他感到棘手的是，莱斯莉不止开了一枪，而是六枪，而且验尸报告表明，其中有四枪是离受害人很近的时候开的。人们很容易认为，受害人倒下之后，她就站在他的身旁，把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在他的身上。尽管她对此前发生的一切都记得非常准确，但对于此时的情形，她表示记不清了。她的脑子一片空白。这表明她愤怒得无法自控了；但是，谁也不会相信像她这样一位娴静、端庄的女子会愤怒得无法自控。乔伊斯先生与她相识多年，一向认为她是一个不容易激动的人；在悲剧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她的镇定自若是令人惊叹的。


    乔伊斯先生耸了耸肩。


    “事实上，我觉得，”他心想，“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一位最体面的女人身上会隐藏着什么样的野性。”


    有人敲门。


    “进来。”


    那个华人职员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他关门的时候是轻轻的，带着谨慎，但是果断，然后朝着乔伊斯先生的办公桌前走过来。


    “先生，能否打扰您一会儿？我有几句话要私下跟您说，”他说。


    那个华人职员每次说话都字斟句酌，乔伊斯先生一直对此隐约地感觉到颇有兴趣，这时他正微笑着。


    “没什么打扰的，志成。”他回答。


    “我要跟您说的事情是微妙和保密的。”


    “有话就直说吧。”


    乔伊斯先生发现了那个职员狡黠的眼光。跟往常一样，黄志成穿着当地最时髦的服装。他脚上是闪亮的漆皮鞋和鲜艳的丝袜。他的黑领带上别着镶有珍珠和红宝石的饰针，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颗钻戒。洁白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镀金的钢笔和一支镀金的铅笔。他戴着一只镀金的腕表，鼻梁上架着一副隐形的夹鼻眼镜。他轻轻地咳了一声。


    “这件事情和克罗斯比太太的案件有关，先生。”


    “是吗？”


    “我得知一个情况，先生，在我看来，它会使这个案件表现出不同的面貌。”


    “什么信息？”


    “先生，我得知的情况是，有那么一封信，是被告写给这个悲剧中遭遇不幸的受害人的。”


    “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过去的七年中，我毫不怀疑克罗斯比太太会经常给哈蒙德先生写信。”


    乔伊斯先生一向很赏识这个职员的精明，他说这番话，是故意掩盖自己的想法。


    “那些是不必怀疑的，先生。克罗斯比太太以前肯定和死者过从甚密，比如请他一起吃个饭，约他一起打网球。我刚得知这个情况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封信是在哈蒙德先生死的那一天写的。”


    乔伊斯先生的眼睛一眨都不眨。他依然面带微笑地望着黄志成，跟往常一样颇有兴趣地听他讲话。


    “这是谁告诉你的？”


    “我是间接从我一个朋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的，先生。”


    乔伊斯先生知道不应该再追问了。


    “您一定还记得，先生，克罗斯比太太说过，在案发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她没有跟哈蒙德先生有过来往。”


    “你手里有那封信吗？”


    “没有，先生。”


    “信里说了些什么？”


    “我的朋友给了我一份抄件。您要过目吗，先生？”


    “看看吧。”


    黄志成从上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的皮夹子。皮夹子里装着各种纸片、新加坡纸币和香烟卡片。一会儿，他从这一大堆东西里抽出半张薄薄的便笺纸，放在乔伊斯先生的面前。信上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