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床边的墙上挂着一把帕兰刀。你们知道，哈罗德就喜欢那些古董。”


    “什么叫‘帕兰刀’？”斯金纳太太问道。


    “别犯傻了，孩子他妈，”她丈夫不耐烦地说。“你身后的墙上就挂着一把呢。”


    他指了指那把马来短刀，不知什么缘故，他的目光一直就下意识地没有离开过那个东西。斯金纳太太倏地蜷缩到沙发的一角，做出一个受到惊吓的手势，似乎有人跟她说她身旁盘着一条蛇。


    “突然，一股鲜血从哈罗德的喉咙里喷涌而出。喉咙上割了一道大红口子。”


    “米莉森特，”凯瑟琳叫唤了一声，嗖地站起身来，几乎是扑向她的姐姐。“凭上帝起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斯金纳太太惊吓得站了起来，两眼瞪着她，嘴巴张得很大。


    “那把帕兰刀已经不在墙上了。它在床上。这时，哈罗德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长得跟琼一模一样。”


    “可我不太明白，”斯金纳先生说。“如果他当时处于你所描述的状态，怎么可能自杀呢？”


    凯瑟琳抓着姐姐的肩膀，愤怒地摇晃着。


    “米莉森特，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解释清楚。”


    米莉森特从妹妹的手中挣脱出来。


    “帕兰刀挂在墙上，我说过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到处都是血，哈罗德睁开了眼睛。他几乎当场就死了。他没有说话，只是喘了口气。”


    这时，斯金纳先生才缓过来，张口说话。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那是谋杀！”


    米莉森特脸涨得通红，用轻蔑而仇恨的眼神瞪了他一眼，使他倒退了半步。斯金纳太太叫道：


    “米莉森特，那不是你干的吧？”


    这时，米莉森特做了一件举动，让他们感到自己血管里的血都凝成了冰。她格格地笑了起来。


    “难道还会是别人干的吗，”她说。


    “我的天！”斯金纳先生嘟囔道。


    凯瑟琳僵直地站在那儿，两手捂着胸口，像是经受不住心脏的跳动。


    “后来怎么了？”她问。


    “我尖叫起来。我跑到窗前，推开窗户。我叫保姆过来。她带着琼从院子那边过来。‘琼别过来，’我喊道。‘别让琼过来。’她找来了厨师，让他照顾孩子。我催她快点。她上来了，我就把哈罗德指给她看。‘老爷自杀啦！’我大叫道。她尖叫一声，就跑出了房门。”


    “谁也不敢靠近。大家都吓得不知道做什么才好。我写信给弗朗西斯先生，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他马上回来。”


    “你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话怎么说？”


    “我说，我从河口回来，发现哈罗德的喉咙被割断了。你们知道，在热带地区，人死了就要尽快埋掉。我弄了一口中国棺材，士兵们就在‘屯堡’后面挖了一个墓。等弗朗西斯先生回来时，哈罗德已经下葬快两天了。弗朗西斯还是个孩子。我可以随便应付他。我告诉他，我发现哈罗德手里握着那把帕兰刀，毫无疑问，他是在谵妄症发作时自杀的。我把空酒瓶拿给他看。仆人们也说，自从我离家到海边去以后，他一直喝酒喝得很厉害。我在吉所罗也是那样说的。大家都挺同情我，政府还给了我一笔抚恤金。”


    有好一会儿，大家都沉默不语。最后，斯金纳先生终于缓过神来。


    “我是专业从事法律工作的。我是一个律师。我承担某些职责。我们这项工作一直是最受人尊敬的。你让我处在一个难堪的境地。”


    他苦苦地思索着，在他混乱的思绪中搜寻那些跟他玩着躲猫猫的词语。米莉森特蔑视地望了他一眼。


    “你想怎么样？”


    “那是谋杀，确凿无疑；你认为我能保持沉默吗？”


    “别瞎扯啦，爸，”凯瑟琳厉声说道。“不准你告发自己的亲生女儿。”


    “你让我处在一个难堪的境地，”他重复说了一遍。


    米莉森特又耸了耸肩。


    “当初可是你们要我说出来的。这件事情我独自忍受了那么久。现在该轮到你们也来忍受了。”


    这时，女仆推开了房门。


    “老爷，戴维斯已经把车停在下面了，”她说。


    凯瑟琳装作镇定的样子说了几句，女仆就退了出去。


    “我们该走了，”米莉森特说。


    “我现在不可能去赴宴，”斯金纳太太惊惶地大声说道。“我的心绪太乱了。我们怎么去面对海伍德一家人呢？更何况，主教还想认识你。”


    米莉森特做了一个满不在乎的手势。她眼睛里依然带着讥诮的神情。


    “我们必须得去，妈，”凯瑟琳说。“要是连我们都不去，那岂不是很奇怪。”她忿忿不平地转向米莉森特。“哎呀，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被这件事情搞得乱七八糟的！”


    斯金纳太太不知所措地望着她的丈夫。他走过去，伸手把她从沙发上扶起来。


    “恐怕我们还是得去啊，孩子他妈，”他说。


    “可我还戴着一顶帽子，上面装饰着哈罗德亲手送给我的白鹭羽毛呢，”她呜咽着说。


    他搀着她走出房间，凯瑟琳紧随在后，米莉森特跟在他们一两步后面的位置。


    “这事儿啊，慢慢地你们就会习惯的，”她慢条斯理地说道。“一开始，我心里也一直放不下，可现在会有两三天都想不到它。看来不会有什么危险。”


    他们没有答理她。他们穿过门厅，走出前门。三位女士坐在汽车的后座，斯金纳先生坐在司机的旁边。车上没有自动起动器；这是一辆旧车。戴维斯走到车前，用手摇动曲柄发动引擎。斯金纳先生转过身，忿忿地朝米莉森特瞪了一眼。


    “你不该让我知道那些事情，”他说。“我觉得你很自私。”


    戴维斯回到驾驶座上，于是他们坐车前往卡农家的花园宴会。


    铁行轮船公司


    哈姆林太太靠在长椅上，懒洋洋地看着乘客们从舷梯上过来。船是夜里抵达新加坡港的，从拂晓起就开始装货，整整一天绞盘都在吵个不停，不过她这会儿已经习惯了它们不停的噪音了。她在“欧罗巴”餐厅里用过午餐之后，因为无事可做，就坐上人力车，穿梭于这个城市里的欢快而拥挤的街道。新加坡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方。有马来人，虽说他们是这里的土著，但在城里的日子却不很惬意，人口也少；有中国人，他们灵活、机警、勤快，成群结队地聚集在街头；有皮肤黝黑的泰米尔人，光着脚，走路悄无声息，好像异乡的旅客；有时髦而富足的孟加拉人，他们轻松自如地应付周遭的环境，而且自信满满的；有狡黠谄媚的日本人，他们似乎总在忙着一些紧急而绝密的事务；有英国人，他们戴着遮阳帽或白色鸭舌帽，或是坐在小汽车里飞速驶过，或是悠闲地坐在人力车里，摆出一副不动声色的派头。这些形形色色的统治者，用微笑而漠然的态度维持着他们的统治。这时，哈姆林太太感觉又困又热，等待着海船再次起航，开始她那横跨印度洋的漫长的航程。


    当那个医生陪林赛尔太太上船时，哈姆林太太张开大手挥动着。她是个身材魁梧的女人。她从离开横滨之后就一直坐着这艘轮船，并且以她敏锐的兴趣关注着这两个人之间亲密关系的进展。林赛尔先生是英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同来东京的海军军官。对于医生如此关心自己的妻子，这位海军军官表现得十分冷漠，这使她感到奇怪。另外两个男人也从舷梯上走过来，他们都是新乘客，她试图从他们的举止上猜测他们到底是单身还是已婚，借此聊以取乐。在她近旁，一群男人正坐在藤椅上，从他们的卡其布套装和宽边白帽子来看，她猜他们是种植园主。他们把甲板上的船员指使得团团转。他们都灌了不少酒下肚，大声地谈话，嬉笑的样子几近于胡闹，显然，他们在为其中的一个人送行，但哈姆林太太无从判断那个将与她共度航程的人究竟是哪一个。开船的时间渐渐迫近，乘客们陆续到达。杰夫森先生也到了，他神色庄重地缓步踏上舷梯。他是领事，这次回英国是为了度假。他是在上海登船的，登船之后不久就跟哈姆林太太套起了近乎，但她这会儿实在没有调情的兴致。一想到这次打道回府的缘由，她就眉头紧锁。这次圣诞节她要在海上度过，远离那些对她还有点儿在乎的人，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心里有一阵微微的纠结。有一桩心事，不管她怎么坚决地把它推开，却总是持久地占据着她的心房，这让她烦恼不已。


    起航的铃声嘹亮地响起，坐在她附近的那几个男人突然一齐动了起来。


    “好吧，我们得快点儿了，否则就要被船带走了。”其中一个人说。


    他们站起身，向舷梯方向走去。他们互相握手，到这个时候她才看清楚他们是在为谁送行。哈姆林太太注视的那个人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只是她实在没什么可看的，才把眼神在那个人身上多留了一会儿。他是个大块头，六英尺多高，肩膀宽阔，体格强壮，穿着一套邋遢的卡其斜纹布衣服，帽子扁塌而破旧。他的朋友们让他独自留在船上，然后越过码头，再转身致意。哈姆林太太发现他说话时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口音，他的嗓音饱满、响亮、充满热情。


    林赛尔太太已经走下船舱，医生也过来坐在哈姆林太太身边。他们互相交流着白天遇到的一些闲碎的奇闻。铃声再次响起，他们所乘的轮船拔锚起航了。那个爱尔兰人最后一次向他的朋友们挥了挥手，然后优哉游哉，踱着步走到他搁着报纸和杂志的椅子边上坐下。他朝医生点了点头。


    “那个人你认识吗？”哈姆林太太问道。


    “午餐前，有人在俱乐部介绍我们认识的。他叫加拉格尔，是个种植园主。”


    经历了码头上的嘈杂和出发时的喧闹之后，船上显得异常宁静，令人惬意。轮船在汽笛声中徐徐地驶过布满青苔的嶙峋的悬崖（铁行轮船公司的停泊点是一处优美僻静的小海湾），出来后进入主海港。所有国家的船只，客船、拖船、驳船、货船，都停泊在这里；越过防波堤，你看到成片的本地民船，它们的桅杆聚在一起，像一望无际的森林。在傍晚柔和的灯光下，忙忙碌碌的景象被涂上一层奇异的神秘色彩，你觉得所有那些船只的活动在那一刻暂时消歇，仿佛等待什么特别事件的发生。


    哈姆林太太一向睡觉时间不长，天一亮，她就习惯性地走上甲板。当最后的星光褪去，日色逐渐占据天空，她那困扰的内心也得到一丝抚慰，在那一天中绝早的时辰，镜面般的大海纹丝不动，似乎大地上一切忧愁都微不足道。光线还很黯淡，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愉悦的颤动。但是第二天凌晨，当她像往常一样走向上层甲板的尾部时，却发现已经有人先她一步了。那是加拉格尔先生，他正注视着苏门答腊岛低平的海岸线。日出像一个魔术师，在它的召唤之下，海岸线从黑暗的深海中浮现出来。她感到吃惊，又有些恼怒，她还没来得及转身，他已经发现了她，朝她点了点头。


    “起得早啊，”他说，“要来支烟吗？”


    他穿着睡衣、拖鞋，从睡衣口袋里掏出烟盒，递给她。她犹豫了一下。除了一件晨衣，一顶用来压住乱发的饰边小帽，她几乎什么都没穿，她猜想自己看上去一定很糟；当然，她感到心烦意乱，还有别的原因。


    “我觉得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是没有权利再去在意她的外貌的，”她微笑着，好像他一定知道她脑子里盘踞着什么虚荣的想法。她拿了一支烟。“你起得也挺早啊。”


    “我是干农活的。我长年以来都是早上五点起床，我都不知道怎么改掉这个习惯哩。”


    “你这个习惯在国内可不太受欢迎啊。”


    他脱了帽子，所以现在她看他的脸更加清楚了。他的相貌虽然谈不上英俊，但很亲切。当然，他有一点儿胖，但他的五官，年轻时没准是挺好看的，可现在却十分厚实。他的皮肤有些发红，还带点肿胀。但他的黑眼睛很活泼，虽然他看上去少说也有四十五岁，头发却依然又黑又密。他给人的感觉是强壮有力。他是个粗笨而普通的下等人，而哈姆林太太，要不是船上这么混乱不堪，断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必要跟这种人搭讪。


    “你是回国度假吗？”她大胆地问道。


    “不，我回国就不再回来了。”


    他的黑眼睛闪烁了一下。他是个健谈的人。最后，哈姆林太太必须下船舱去洗个澡，可就这一会儿，他已经跟她讲了好多他自己的事情。他在马来联邦州生活了足足二十五年，过去十年里，经营一家南方的种植园。那里的生活是寂寞的，和所谓的文明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赚了些钱，在橡胶浪潮中，他的生意做得不赖，凭借着跟他那副乐天知命的相貌不相配的精明，他把自己的储蓄投资到政府债券中。但随着经济开始衰退，他也准备退休了。


    “你是爱尔兰哪里人？”哈姆林太太问道。


    “戈尔韦。”


    哈姆林太太曾经驱车途经爱尔兰，印象中，她依稀记得那里有一座阴郁的小镇，粗糙的石头仓库，荒颓残败，面向阴森森的大海。一片荒芜，夹着细雨，寂寞、偏僻，这是她对那里的感受。难道这就是加拉格尔先生即将度过余生的地方吗？当他谈起那个地方时，语气里充满孩子般的迫切。他的活力和那个灰色的世界相比显得那么不协调，这勾起了她的好奇心。


    “你家人都住在那里吗？”她问道。


    “我没有家。我的爸妈都死了。这世界上没有我的亲人。”


    他做好了所有计划，他花了二十五年做这些计划，现在，他很高兴可以将这些计划倾囊而出。这么多年，所有这些话他都只能跟自己倾诉。他打算买幢房子，再置办一辆汽车。他还要养马。对于打猎，他不是很上心；早年在马来州的时候，他猎到过不少巨大的野兽，但现在他已经兴味索然。他不理解为什么要去丛林里射杀那些野兽；他在丛林里生活得太久了。但是，他会打猎。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胖了？”他问她。


    哈姆林太太笑了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我敢说你准有一吨重。”她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