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3个月前 作者： 毛姆
《呼啸山庄》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能暴露出它们所在的时代，不光是由于其写作风格是同时代常见的，还因为它跟当时的思想气候、作者的道德观以及它们接受或摒弃的偏见完全保持一致。年轻的大卫·科波菲尔完全可能写出《简·爱》这类小说（虽然才能略逊），而阿瑟·潘登尼斯也能写出有几分像《维莱特》这样的小说，尽管劳拉的影响无疑会使他避开赤裸裸的性描写（这种描写给夏洛蒂·勃朗特的书带来辛辣味道）。可《呼啸山庄》却是个例外。它跟当时的小说没有半点儿关系。这是一部很差的小说，又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它丑陋不堪，却又美不可言。这是一本叫人害怕、让人痛苦、震撼力强、充满激情的书。有些人觉得，一个过着幽静单调生活、不认识几个人、对世界毫不了解的牧师女儿，居然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这根本就不可能。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实在可笑。《呼啸山庄》极其地浪漫。浪漫主义总是避免对现实的耐心观察，而是专注于想象的自由翱翔，（时而兴致勃勃，时而黯淡忧伤地）沉迷于恐怖、神秘、激情、暴虐。考虑到艾米莉·勃朗特的性格，还有她那备受压制的强烈情感，《呼啸山庄》正是她按理应该写的那类书。但是从表面上看，这本书倒更像是她那个饭桶哥哥布兰威尔写出来的，也确实有许多人一直深信，他是该书全部或部分的作者。其中之一弗朗西斯·格兰迪曾写道：“帕特里克·勃朗特对我声称，《呼啸山庄》有相当一部分是他自己写的，他的姐姐所言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我们在路登顿福特长途散步的时候，他常常给我讲患病天才的奇异幻想，这些内容都在小说当中得到再现，我倾向于认为，书中情节来自他的构思，而非他的姐姐。”有一次，布兰威尔的两个朋友，迪尔登和里兰德跟他约好在通往基思利路上的一处酒馆见面，相互朗诵自己的诗作；以下是迪尔登在大约二十年后写给哈利法克斯《卫报》的部分：“我朗诵了《魔后》的第一幕，可是当布兰威尔把手伸进帽子的时候（这是他通常存放即兴之作的容器，当时他以为自己的诗稿就放在里面），却发现错把自己‘尝试’写作的一本小说的数页书稿放在里面。他对此感到懊恼失望，准备把这些纸稿放回帽子里，两个朋友都热心地敦促他念念，因为我们非常好奇，想看看他究竟是如何驾驭小说家之笔的。他犹豫了一下，同意了我们的要求，每读完一页就丢进自己的帽子里，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长达近一个小时。故事在某一句中间突然中断，他通过口头告诉我们结尾，还有人物原型的真名实姓，不过由于其中有些人仍然在世，我不好将他们公之于众。他说他还没有为其定好题目，也担心自己遇不到足够大胆的出版商能够对外发行这本书。布兰威尔所读部分中的场景，以及其中出场的人物，都跟《呼啸山庄》一模一样，而夏洛蒂却如此自信地声称那是她妹妹艾米莉的作品。”
此话要么是一派谎言，要么的确属实。夏洛蒂鄙视自己的弟弟，甚至在基督教的道德范围内痛恨弟弟；可我们都知道，基督教道德总是给许多坦诚的仇恨留有余地，夏洛蒂这番未经证实的话，我们不能接受。她或许曾说服自己相信那些自己想要相信的事情，人常常都是如此。这个故事十分详尽，居然会有人莫名其妙地编造它，这实在奇怪。该如何解释？根本无法解释。有人暗示说，布兰威尔写了前四章，而后酗酒吸毒，半途而废，于是艾米莉接了过来。有人称这几章比后面的部分拘谨做作，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根本站不住脚；如果说这几章用笔浮夸的话，我认为是因为艾米莉试图表现洛克伍德是个愚蠢自负的傻瓜，而且成功达到了目的。我毫不怀疑，是艾米莉，也只有艾米莉写了《呼啸山庄》。
必须承认，这本书写得不怎么样。勃朗特姐妹文笔不佳。作为家庭教师，她们喜好浮夸而迂腐的风格，有人还新造了一个词语litératise来指代这种风格。故事的主要部分由迪恩太太讲述，此人是一个来自约克郡的女仆，什么活儿都干，就像勃朗特家的泰比一样；会话型的语体在这里更加合适，可在艾米莉的笔下，她表达观点的方式很奇怪，根本没人会这样讲话。以下是一个典型例子：“我反复肯定说那次背信告密的事，如果该受这样粗暴的名称的话，也该是最后一次了，我借这个肯定来消除我对于这事所感到的一切不安。”艾米莉·勃朗特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让迪恩太太所说的话，她根本不可能懂，为了讲得通，艾米莉又让她说，自己在干活儿期间有机会读了几本书，可即使这样，其讲话之做作也让人瞠目结舌。她不是“读信”，而是“阅览书信”；她送的不是“信”，而是“函件”。她不是“走出房间”，而是“离开厅室”。她把自己白天的活儿称为“日间工作”。她“着手”而非“开始”。人们不是“喊”或者“叫”，而是“喧嚷”；他们也不是“听”，而是“聆听”。让人同情的是，这位牧师女儿竭尽全力要把故事写得温文尔雅，最终却搞得假模假样。可是人们并不指望《呼啸山庄》写得多优美：写作手法高超不见得就是好事。就像有一幅早期的佛兰德绘画《埋葬基督》一样，瘦骨嶙峋的人们那痛苦而扭曲的面庞，他们那僵硬而笨拙的姿态，为画中场景增添了极大的恐怖感和平铺直叙的残酷性，如此一来的效果，比起提香对同一事件的美丽描绘来，倒显得更加震撼和悲惨；所以在这种粗鄙的语言格调中，具有某种东西，能够奇怪地增强故事的激烈情感。
《呼啸山庄》结构臃肿。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艾米莉·勃朗特之前从未写过小说，而她要讲的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涉及整整两代人。这事儿可非常难办，因为作者要让两组人物和两组情节统一起来，必须谨小慎微，不要让其中一组的趣味遮掩了另一组的趣味。这一点，艾米莉做得并不成功。在凯瑟琳·欧肖死后，故事的力量减弱了，直到想象丰富的最后几页才有所改观。小凯瑟琳这个人物不能令人满意，艾米莉·勃朗特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她；很显然，她未能赋予她老凯瑟琳那样富有激情的独立性格，也没有她父亲的愚蠢软弱。她是个被宠坏的、愚蠢任性、粗野无礼的人；对于她受的苦，你感觉不到多少同情。她是怎么爱上小哈里顿的，书中并未交待清楚。哈里顿这个人物十分模糊，除了忧郁而英俊，我们就一无所知了。如我所想的那样，这一故事的作者不得不把岁月的流逝压缩成一段有限的时间，好让读者一眼就将其全面地把握，如同我们一眼就遍览巨大壁画的全貌一样。我觉得艾米莉·勃朗特并不是刻意地想着法儿把颇为一致的印象写成一个凌乱的故事，但我相信她肯定问过自己：究竟如何使之前后连贯；她或许想过，自己这么做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一个人物向另一个人物讲述这一长串的故事。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十分方便，但不是她创造的。然而其不利之处就是，叙述者不得不讲述大量的事情，包括景物描写（任何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做），如此一来，根本无法维持一种对话的方式。毫无疑问，既然你有一个叙述者（迪恩太太），就必须要有一个倾听者（洛克伍德先生）。假如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小说家，或许会运用更好的方式来讲述《呼啸山庄》的故事，但我无法相信：艾米莉·勃朗特运用这种方法是基于他人的创造。
然而不仅如此，我认为人们只要想想她的偏激、她病态的羞怯、她的沉默寡言，就能够预料到她会采用这样的方法。除此之外还能怎样？我们可以从全知的视角来写这部小说，就像《米德尔马契》和《包法利夫人》那样。我觉得将如此残暴的故事当成她自己的某些经历讲述出来，同她执拗强硬的性格是相互抵触的；而且假如她真的这么做的话，难免就会讲述一些希斯克利夫在呼啸山庄之外的故事了，比方说在那几年里，他设法获得教育、赚到大钱什么的。可她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他都是怎么做的。硬要读者接受的事实却并不可信，然而她却偏偏乐意这么做，根本不予理会。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由迪恩太太向她（艾米莉·勃朗特）讲述这个故事，那么就要用第一人称了；但我怀疑，如此一来也会使她跟读者的接触过于密切，这可是脆弱敏感的她所无法承受的。而通过洛克伍德叙述故事的开头，并由迪恩太太向洛克伍德揭开面纱，她把自己藏在了一个双重面具的后面。勃朗特先生给盖斯凯尔夫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这里提一下有一定意义。孩子们还小的时候，由于胆小看不出性格如何，他想要了解一下，于是让他们轮流戴上一个旧面具，因为蒙着脸他们就可以更大胆地回答他的问题了。当他问夏洛蒂世上最好的书是哪一本时，她回答是《圣经》；可当他问艾米莉，他该如何对待她这个麻烦弟弟时，她却说：“跟他讲道理，如果他听不进去，就用鞭子抽他。”
在艾米莉写这部强大有力、激情澎湃、恐怖骇人的书时，她为什么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她在书中揭示了自己内心最为隐秘的本能。她窥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孤独之源，并在那里看见了不能言说的秘密，而身为作家的冲动迫使她一心想要摆脱这副重担。据说点燃她想象力的，是她父亲曾经讲述的发生在自己年轻时的爱尔兰的故事，还有她在比利时念书时所学到的霍夫曼的故事（据说回到牧师住所后，她仍然在读这些故事，坐在炉火前的地毯上，搂着“管家”的脖子）。我倾向于认为，从这些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所写的神秘、暴力、恐怖类故事中，她看到了某些吸引自己狂野性格的东西；我觉得她在自己隐秘的灵魂深处找到了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欧肖。我认为她本人就是希斯克利夫，我认为她本人就是凯瑟琳·欧肖。她居然把自己写进书中的两位主人公，这是不是有点奇怪？一点也不。我们谁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身上都有不止一个人的影子，它们如影随形，十分诡异；小说作者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把个体人物身上杂糅在一起的多重性格客观地表现出来，而他的不幸之处则在于：如果人物的身上没有自己的影子，那么不管他们在故事中是多么地必不可少，他都无法生动地塑造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呼啸山庄》中的小凯瑟琳不能令人满意的缘由。
我认为艾米莉把自己的全部都赋予到了希斯克利夫身上。她把她的狂怒、她的情欲（强烈但却受挫）、她没能得到满足的爱情、她的忌妒、她对整个人类的仇恨与鄙视、她的残忍、她的施虐心理，全都给了他。读者都还记得这件事：她为了很小的一点原因，就无情地挥拳狠打自己喜爱的狗的脸。艾伦·纳西还讲了另一段奇怪的事情。“她喜欢把夏洛蒂领到自己不敢独自去的地方。夏洛蒂对未知动物有着一种极度的恐惧，艾米莉乐于把她领到近前，而后告诉她自己做过什么、怎么做的，津津有味地嘲笑她的惊恐。”我认为艾米莉对凯瑟琳·欧肖的爱，就是希斯克利夫那种雄健的动物之爱；我相信，当她像希斯克利夫那样踢打和踩踏欧肖、拿着他的头猛撞石板的时候，她笑了，就像当初嘲笑夏洛蒂的恐惧一样；我也相信，当她像希斯克利夫那样抽打小凯瑟琳的脸、大肆羞辱她的时候，她笑了。我认为，在她欺侮、谩骂、恫吓自己笔下人物的时候，她会获得一种释放的快感，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她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承受过这种羞辱；我还认为，如同将角色双重化的凯瑟琳一样，尽管她与希斯克利夫进行争斗，尽管她鄙视他，尽管她知道他是个凶残之人，却全身心地爱着他，对自己能够左右他感到欣喜不已，由于施虐心理中还有受虐的成分，所以她十分迷恋他的暴虐、他的冷酷，以及他狂野的性格。她感觉他们之间很接近，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果我认为两人都是艾米莉·勃朗特这一观点正确的话）。“耐莉，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他永远永远地在我心里。他并不是作为一种乐趣，并不见得比我对我自己还更有趣些，却是作为我自己本身而存在。”
《呼啸山庄》是一个爱情故事，也许算是最为奇特的爱情故事了，其中非常奇特的一部分就是：恋人始终保持贞操。凯瑟琳热切地爱着希斯克利夫，对方亦是如此。而爱德加·林顿这个人，凯瑟琳对他只有善意（时而也恼怒）的忍耐。人们搞不明白：不管将面临何等贫困，为什么这两个爱得如此深切的人就没有私奔呢。人们搞不懂两人为什么没有成为真正的恋人。或许艾米莉所受的教育导致她把私通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或许两性之间的性爱令她异常反感。我认为两姐妹都十分性感。夏洛蒂外表平平，从她一侧的脸庞看去，肤色灰黄，鼻子很大。在她尚未成名、身无分文的时候，就有人向她求婚，在那个时代，男士都指望太太能带来一份财产。不过并非美貌才能让一位女士具有魅力；事实上，绝世美貌常常令人战栗：你只愿仰慕，却不被打动。如果有男士爱上了夏洛蒂这样一位吹毛求疵、爱挑毛病的女人的话，必定是发现她具有性的魅力，也就是说他们能隐约感觉到她的性感。当她刚嫁给尼古拉斯先生的时候，并没有爱上他，而是觉得他狭隘、专断、阴沉，而且很不聪明。从其信中显然可以看出，婚后她对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在她眼里，两人都轻佻起来。她爱上了他，而他的缺点也无关紧要了。可能性最大的解释就是：她的性欲最终得到了满足。没有理由认为，艾米莉不及夏洛蒂性感。
（五）
一部小说的起源，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在一个小说家的首部作品中（就我们所知，艾米莉一生只写了一部），如果说有满足愿望，或者个人自传的成分，并非没有可能。可以想象得出，《呼啸山庄》纯粹是幻想的产物。谁能知道，在那些漫长的不眠之夜中，或者当她整个夏日都躺在盛开的石南花丛中的时候，艾米莉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性爱幻想？人人都能看出，夏洛蒂笔下的罗切斯特跟艾米莉笔下的希斯克利夫是何其相像。希斯克利夫或许就是个私生子，是罗切斯特家的某个小儿子跟利物浦遇到的一个爱尔兰女佣生的。这两个人全都皮肤黝黑、残暴无情、面相凶恶、精力充沛、激情四射、神秘莫测。两者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塑造他们（以满足自身急切而受挫的性欲）的姐妹俩性格不同。不过罗切斯特是具有正常本能的这位女士的梦想，她渴望沉迷于这位专横而无情的男性；而艾米莉则把自己的刚毅气概、她的桀骜不驯和粗野性情，全都赋予到了希斯克利夫身上。不过照我猜测，姐妹俩塑造这两个粗野固执之人的主要原型，还是他们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牧师。
如我所言，艾米莉有可能完全凭空想象出《呼啸山庄》的结构，但我并不认为真的如此。我本来就该想到：造就一部小说的有效想法，就像一颗坠落的星星，是绝少突然出现在作者脑海中的；大多数情况下，它还是来自作者自身的经历（往往是情感经历），或者即使是别人告诉他的，也具有很强的情感魅力；而后，他的想象开始分娩，人物和情节一点一点地从中出现，直到最终成品问世。可是很少有人能够知道，将激发作者创造力的火花点燃的线索是多么地细微、事件（从表面上看）是多么地琐碎。当你观察一株仙客来的时候，心形的叶子围绕盛开的花朵，淡漠的花瓣摆出一副任性的样子，仿佛它们都是随意长出来的，似乎很难相信：如此诱人的美丽，如此缤纷的色彩，居然来自一粒针头大小的种子。所以说，只有凭借生殖力强的种子才能够结出不朽的著作。
在我看来，人们只有阅读艾米莉·勃朗特的诗歌才能猜测出：究竟是什么感情经历导致她从写作《呼啸山庄》的残忍苦痛中寻求解脱。她有大量的诗作，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平庸，有的动人，有的有趣。她最拿手的似乎还是自己礼拜天在霍沃思教区教堂所吟唱的赞美诗，可即使是那些平庸的诗作也掩盖不住下面的强烈感情。其中的多首诗歌来自《冈德尔岛纪事》，这是她跟安妮在小时候为了自娱自乐而虚构的一个小岛的历史，而艾米莉在长成大姑娘之后还继续为《纪事》写诗。或许她发现这是一种释放自己痛苦情感的便利方式，由于她天生含蓄，不愿用其他任何方式表达这种情感。其他的诗歌好像就是直抒胸臆了。1845年，即艾米莉去世前三年，她写了一首名叫《囚徒》的诗。就我们所知，她从未读过任何神秘主义作品，可她在这些诗作中对神秘体验的描述让我们无法相信，它们居然没有透露出她对个人交往的认识。她使用了跟神秘主义者几乎相同的措辞，来刻画自己在同上帝分开后内心所感到的苦恼：
啊，可怖的阻隔——巨大的苦痛——
当耳朵开始倾听，当眼睛开始凝视；
当脉搏开始律动，当大脑再度思考；
灵魂将感知肉体，肉体将感知枷锁。
这几行诗无疑反映出一种感受很深的体验。为什么有人认为艾米莉·勃朗特的爱情诗不过是练笔之作？我应该想到：他们显然指的是她陷入爱河、爱情未被接受，由此备受伤害。她是在靠近哈利法克斯的洛希尔女子学校教书时写下这几首诗的。此时她十九岁，没什么机会接触男性（而且我们也知道她对男人唯恐躲之不及），而根据我们对其性格的猜测，她很可能爱上了不知哪一个家庭女教师，或者是某个女孩子。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爱。可能由此引发了很大的苦恼，足以在她受伤的心灵这片沃土上埋下种子，让她创作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奇特的著作。我想不出还有哪部小说里，痛苦、狂喜、爱情的残酷得到如此有力的阐发。《呼啸山庄》有很大的缺点，但没有关系，这就像掉下来的树干、遍地的石子、挡道的雪堆一样无关紧要，它们并不碍事，毕竟不是咆哮着沿山腰而下的阿尔卑斯山洪。你无法把《呼啸山庄》同其他任何一本书进行比较，只能将其比作埃尔·格列柯伟大画作中的一幅：在一片昏暗沉闷的景色中，几个细长而瘦弱的身影姿态扭曲，被神秘的情绪所迷惑，屏住了呼吸。一道闪电滑过阴暗的天空，为此情此景增添了一份神秘的恐怖感。
十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一）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他的父亲是一名贵族，在莫斯科的圣玛丽医院担任外科医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格外重视，因为在他被宣判有罪并被剥夺头衔（虽说头衔不高）的时候，他感到十分沮丧；而且刚一获释，他就敦促有势力的朋友赶紧为他恢复头衔。但是俄国的贵族头衔跟欧洲其他国家的并不一样，比方说，在政府供职达到一定位置就可以得到，而且似乎意义也不大，无非就是把你跟农民和商人区分开来，让你觉得自己是个有身份的人。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属于清贫专业人士的白领阶层。他的父亲为人严厉，不仅放弃奢华享乐，甚至连舒适生活也不要，为的就是好好教育自己的七个孩子；为了让他们承担起人生的责任和义务，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教导他们要适应艰辛与不幸。他们拥挤地生活在医院的两三间房子里，都是医生的宿舍房。绝对不允许他们独自外出，没有零花钱、没有朋友。除了医院的薪水之外，医生还做一些私人门诊，过了一段时间，在距莫斯科数百英里的地方买了一处小房产，自此之后，母亲带着孩子们在那里度夏。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自由的滋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六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当医生的父亲把最大的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带到了圣彼得堡，送他俩进了军事工程学院学习。长子米哈伊尔因体质太差而未被接纳，于是费奥多尔便同自己唯一关心的人分开了。他孤独而忧伤。不知是不愿意还是没能力，反正父亲没给他什么钱，导致他无力购买诸如书本和靴子这类的必需品，甚至连常规的学费都交不起。安置下两个大儿子之后，医生又把另外三个孩子寄放在他们莫斯科的姑姑家里，然后放弃行医，带着最小的两个女儿归隐到乡下的田庄里。他沉溺于饮酒，对孩子异常严厉，对农奴更可说是残暴了。终于有一天，他们杀死了他。
此时的费奥多尔十八岁。他的成绩不错，尽管没什么热情，在完成学院的课程之后，被任命到作战部的工程部门工作。凭借他在父亲地产中的那一份，以及自己的薪水，他一年能拿到五千卢布。如果换成英国货币的话，这笔钱在当时值三百镑多一点。他租了一套公寓，迷恋上了桌球，四处挥霍钱财，一年之后，他辞去职位，因为他觉得作战部的工作“跟土豆一样乏味”，此时他已债台高筑。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直欠着一屁股债。他是个无可救药的挥霍之徒，虽然其铺张浪费令他陷入绝望，可他从未有足够的信念来抵制自己的任性。为其作传的一位作家曾表示：他在自信上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胡乱花钱，因为这样可以给他一时的强大感，由此满足他过度的虚荣心。在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不幸的缺点使其陷入令人何等痛心的困境。
还是在学院里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经开始创作一部小说，如今业已完成，此时的他已决定以写作为生。该书名叫《穷人》。他在文学界谁也不认识；不过他有个叫格里戈洛维奇的熟人跟一个叫涅克拉索夫的人很熟，此人正打算办一份书评，格里戈洛维奇就提出把这个故事给对方看看。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晚才回到住处。他整个晚上都在给一个朋友念自己的小说，并与之进行讨论。清晨四点，他走回家。他没有睡觉，而是打开窗户坐在窗边。门铃声吓了他一跳。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索夫情绪激动地冲进屋来，眼里几乎噙着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他。原来他们已经开始阅读这本书，而且是轮流地大声朗读，当他俩念完后，虽然时间已晚，还是决定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出来。“即使他睡觉了也没关系，”两人互相说道，“咱们把他叫起来。这事儿远比睡觉重要。”涅克拉索夫第二天就把稿子交给了当时最重要的评论家别林斯基，而他也是跟那两位一样激动不已。小说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出名了。
他对出名还不太习惯。有位帕纳耶夫·格罗瓦切夫夫人曾这样描述他在刚刚见面时留给自己的第一印象：“从第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新来的人是个性格十分紧张而敏感的小伙子。他又矮又瘦，浅色的头发，脸色很不健康，灰色的小眼睛焦虑地瞄来瞄去，苍白的双唇始终不安地抽动着。几乎在场的每个人他都认识，可他似乎很害羞，并不参与大家的交谈，尽管为了消除他的拘谨，让他感觉自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一员，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引他讲话。不过在那个夜晚之后，他频频来看我们，那股矜持劲儿也开始消失：他甚至开始……参与到争论中来，其中观点上的纯粹对立似乎促使他去揭每个人的短。事实上，他的年轻气盛，再加上紧张的性格，令他失去了一切自控能力，导致其过度夸耀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自大与自负。也就是说，突然间显赫地跻身文坛让他有些眩晕，文学大家的赞誉也令其不知所以，于是他就像众多易受情绪影响的人一样，在那些按部就班进入文学界的青年作家面前，不能掩饰自己的成就感……透过他爱挑别人毛病的表现，以及自以为是的口气，说明他认为自己比同伴们高出不知多少倍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疑心各种鄙视自己才华的企图；从每一个坦率的字眼儿中，他都能看出轻视自己作品、冒犯自己个人的目的，他常常怀着一种愤恨不已的情绪来到我们这里，这种情绪往往挑起争吵、向想象中的所谓毁谤者发泄他积压在胸口的怒气。”
由于获得了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签了一部小说和几个短篇的合同。拿到预付款后，他继续寻欢作乐，朋友们出于好意对他进行了批评。可他跟他们吵了起来，甚至包括为他付出很多的别林斯基，因为他不相信对方“仰慕之情的诚意”；他自认是个天才，是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债台高筑，被迫匆忙工作。长时间来，他都患有轻微的神经错乱，如今病了，他害怕自己会变疯，或者得上结核病。在这种情形下写出来的短篇故事很不成功，长篇小说也是不值一读。曾经对他不吝溢美之词的人们，如今开始激烈地攻击他，他们的意见相当一致：他已江郎才尽了。
（二）
一天清晨，即1849年四月二十九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被带到了彼得保罗要塞。原来他参加了一个青年人组织，其成员都受当时风行西欧的社会主义观念影响，他们决心要实施某些改革措施，特别是解放农奴、取消新闻审查制度，这些人每周聚会一次商讨意见。为了秘密传播组织内成员所写的文章，他们还竖起一台印刷机。警察早已经盯上他们一段时间了，所有人在同一天被捕。在牢里呆了几个月后，其中十五个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死刑。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他们被带到处决的地点，可就在士兵准备行刑时，有信使来报，死刑改成了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在鄂木斯克监狱蹲了四年，之后当了一名普通士兵。当他被带回彼得保罗要塞后，他给哥哥米哈伊尔写了这样一封信：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们被带到了西蒙诺夫斯基广场。在那里向我们宣读了死刑判决书。让我们亲吻十字架，匕首在我们头上折断，而我们的丧服（白衬衣）也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当中有三个人被带到木栅前准备处决。我是这排人里的第六个；他们让我们每三人一组，所以我在第二组，已经没多会儿工夫可活了。我想念你，哥哥，想念你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唯有你占据我的心头；我这才头一回意识到，我有多爱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有时间拥抱了站在身旁、向我道别的普莱斯切夫和杜洛夫。后来，退军号响起，被押到木栅前的人又都被带了回来。有人向我们宣读，沙皇陛下赦我们不死。然后又宣读了最终判决……
在《死屋手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监狱生活的恐怖。其中一点值得注意。他记述道，一个新犯人刚来两个钟头，就能跟其他犯人相处融洽、亲密无间。“可是对于一个绅士或者一个贵族，那就另当别论了。无论他怎么样不摆架子，脾气有多好，人有多聪明，自始至终都会受到其他人的一致痛恨和鄙视的，决不会有人理解他，更不会有人信赖他。没有谁会拿他当朋友或同志，或许过上几年，他不再成为大家的出气筒了，但他依旧无依无靠地生活，也摆脱不了自己是个孤独外人的痛苦念头。”
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属于这种类型的绅士；他的出身跟他所过的生活一样，都极为普通，除了短暂的风光之外，他一直穷困潦倒。他的朋友兼难友杜洛夫广受爱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承受着孤独和痛苦，而这些痛苦，似乎至少在部分上是由于他性格上的缺陷引起的，包括他的妄自尊大、生性多疑、烦躁易怒。不过这种处于两百同伴当中的孤独感，又驱使他重新依靠自我：“通过这种精神上的隔绝，”他写道，“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岁月，对之进行细致的剖析，查究我之前的生活，严格冷酷地审视自己。”《新约全书》是唯一一本他可以拥有的书，他不停地读来读去。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可谓巨大。自此之后，他处事谦恭，极力压制自己正常人的欲望。“在万事万物前，你都要谦卑起来，”他写道，“想想你过去的生活，想想你在未来能够成就什么，想想你灵魂深处潜伏着多么巨大的恶毒、卑鄙、邪恶。”牢狱生活至少暂时遏制了他那自负而专横的情绪。出狱时的他不再是一名革命者，而是一名王权和既定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一名癫痫病患者。
关押期满后，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的一处小驻地做士兵，以此来完成刑期。那里的生活异常艰辛，可他却坦然接受这种痛苦，认为这是对自己所犯罪过应有的惩罚，因为此时的他已认定，自己参与的改革活动是严重错误的；他写信给哥哥说：“我绝无怨言；这是我的十字架，我理应背负它。”1856年，通过一位老校友的从中调停，他得以离开军队，生活也比先前略为好些。他交朋友、恋爱，恋爱的对象叫玛丽亚·德米特耶夫娜·伊莎耶娃，是一个政治流放犯的妻子，带着一个儿子，丈夫由于酗酒和肺病已奄奄一息；据形容，此人中等身材、美貌绝伦，苗条、热情、高贵。关于她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生性多疑、嫉妒、自寻烦恼。他成了她的情人。然而过了一段时日，她的丈夫伊沙耶夫被转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驻扎的那个村子迁到了大约四百英里开外的另一个边疆驻地，并且死在了那儿。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写信求婚，对方犹豫不决，部分上是因为此时两人都一贫如洗，还因为她已经爱上了一位名叫佛古诺夫的“品格高尚、有同情心”的年轻教师，并且成了他的情人。深陷情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妒火中烧，可是他有一种伤害自己情感的热望，再加上作为小说家，他又有一种把自己看成是小说人物的倾向，因此他做了一件具有其典型特点的事情，就是宣布佛古诺夫比自己的亲兄弟还亲，他还恳求自己的一个朋友送钱给对方，好让玛丽亚·伊莎耶娃得以同自己的情人成婚。
不过，他不需承受什么严重后果就可以扮演一个宁愿牺牲自己也要让心爱人幸福的伤心人角色，这是因为这位寡妇一心想发财，佛古诺夫虽然“品格高尚、有同情心”，却身无分文，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今已是一名军官，对他的赦免不会久拖，而且他也没有理由写不出成功的书来。两人于1857年成婚。他们手头没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出去借，直到没钱可借了，他又再次开始文学创作；但是由于以前蹲过监，他必须获得出版许可才行，而这并非易事。婚姻生活也不容易过，事实上是很不如意，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归结于妻子生性多疑、喜欢胡思乱想。他没有注意到，其实他自己也十分急躁、喜欢争吵、神经兮兮，对自己缺乏信心，就跟当初第一次成功的时候一样。他开始动手写各式各样的小说片断，然后放到一边又写别的，最终没有多少作品出来，而且也毫无价值。
1859年，由于他本人的请求和朋友们的影响，他获准重返彼得堡。哥伦比亚大学的欧内斯特·西蒙斯教授写了一本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既有趣味又有启发，他在书中不无公正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来重获行动自由的手段非常可鄙。“他写了爱国诗歌，一首是庆祝亚历山德拉皇后生日的，另一首是关于亚历山大二世加冕的，他还为尼古拉斯一世驾崩写了挽歌。他向当权者以及新登基的沙皇本人写求援信，在信里声称自己热爱年轻的王室，他把王室描绘成普照众生的太阳，他还宣布愿意为沙皇舍弃自己的生命。对于以前的罪行，他都供认不讳，但坚持说自己已经悔改，并在为自己曾经丢弃的想法受难。”
他携夫人和继子在首都定居下来。从当初作为罪犯离开这里，距今已经十年了。他同哥哥米哈伊尔联手创办了一份文学期刊，刊名叫《时代》，他为这份刊物写了《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刊物很成功，他周围的环境也宽松起来。1862年，他把杂志交由米哈伊尔照管，自己则去游览西欧。对于本次游历，他并不满意。他发现巴黎是“一座令人极度厌倦的城市”，那里的人唯利是图、心胸狭窄。对于伦敦穷人的苦难和有钱人的虚伪体面，他都倍感震惊。他还去了意大利，可他对艺术不感兴趣，在佛罗伦萨呆了一个星期却没有去乌飞齐美术馆，而是靠阅读维克多·雨果的四卷本《悲惨世界》来打发时间。罗马或者威尼斯，他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返回俄国。他已不再爱自己的妻子，对方感染了肺结核，如今成了慢性病患者。
就在他动身出国几个月前，时年四十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对方当时想在他的文学期刊上发表短篇故事。她的名字叫波琳娜·萨斯洛娃，二十岁，还是处女，长得很漂亮，不过，为了表现自己学问高深，她剪了短发，戴着副黑框眼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很是着迷，返回彼得堡后，他就引诱对方发生了关系。而后，由于一位投稿者的倒霉文章，导致杂志被禁，他决定再次出国，理由是治疗自己的癫痫病，一段时间来，病症愈发严重，可这只是个借口；他是想去威斯巴登赌钱，因为他想好了一套如何把庄家的钱全部赢来的办法，他还订好跟萨斯洛娃在巴黎约会。他把妻子留在了距离莫斯科有段距离的弗拉基米尔，从贫困作家基金会借了些钱便出发了。
在威斯巴登，他输掉了大多数钱，而他能离开赌桌，仅仅是因为他对波琳娜·萨斯洛娃的热情超过对轮盘赌的热情。他俩原计划一同去罗马，可就在等待他的时候，这位自由的年轻女士又同一位西班牙的医学学生有了一段短暂的瓜葛；对方遗弃她后，她心烦意乱。对于这种事，女人是很难泰然处之的，她拒绝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恢复关系。而他接受了这一局面，并且提议他们应当以“兄妹身份”同赴意大利，反正她也无所事事，于是便同意了。这一安排并不成功，其中的麻烦就是，他俩手头紧张，不得不时常当掉一些小饰品，经过几个礼拜的“感情伤害”之后，两人分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俄国，发现妻子生命垂危。六个月后，她死了。他给一个朋友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的妻子，这个深深爱着我、我也极度爱恋着的人，在莫斯科停止了呼吸，她是在患肺病去世前的一年转到那儿的。我一直跟着她，整个冬天一刻也未曾离开她的身边……我的朋友，她爱我极深，而我对这份感情的回报也是无以形容；然而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并不幸福。等哪天见到你，我会告诉你全部情况的。不过眼前我还是要说，撇开我们在一起的生活不幸福不谈，我们本不该失去彼此的爱，而应当相互依靠，苦难越重，依靠越深。在你看来可能有些奇怪，但这却是事实。她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高尚的女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些夸大自己的爱妻之情。那年冬天，他两赴彼得堡，为的是打理跟哥哥一同创办的一份新杂志。该杂志已不再像《时代》那样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米哈伊尔在得病不久后去世，留下一大堆债务，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自己必须照顾他的遗孀和子女、他的情妇以及情妇的子女。他向一个富有的姑妈借了一万卢布，然而到1865年，他宣告自己破产。此时的他手上有一万六千卢布的债据，还有五千卢布的口头债务。债主们都很不好对付，为了躲避他们，他再次向贫困作家基金会借钱，另外还签了一本到期交稿的小说，拿到一笔预付款。凭着这些钱，他去了威斯巴登，想再到赌桌上去试试运气，同时也见见波琳娜。他向她求婚，对方拒绝了。很明显，假使她爱过他，现在也不再爱了。我们可以推测，她当初跟他也是因为他是一位知名作家，而且作为一个杂志的编辑，也对她有利用价值。可如今杂志被禁，他的外貌一直不怎么起眼，而且他已经四十五岁，秃头，还有癫痫病。对于一个女性而言，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在身体上让她反感的男人对她垂涎三尺更让她恼火的了，坦白讲，如果他再不肯接受对方的拒绝，她就会逐渐痛恨他了。我猜想这就是波琳娜当时的情况。有关她变心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让自己很有面子的解释。我将在后面适时谈到这一点及其对他的影响。他们把钱全都赌光了，于是他写信向屠格涅夫借钱，他刚跟人家吵过架，心里还厌烦鄙视对方。屠格涅夫寄给他五十泰勒，凭借这笔钱，波琳娜得以去了巴黎，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在威斯巴登呆了一个月。他身上有病、穷困潦倒。他只能静静地坐在屋里，以免触动食欲却又无钱满足。他实在困苦不堪，便写信给波琳娜要钱。而此时的她似乎已卷入另一桩韵事，好像也没回信。他开始写一本新书，他自己说是迫于无奈、争分夺秒。这本书就是《罪与罚》。最后，他给一位西伯利亚时期的老朋友写的求助信得到回馈，他得到足够的钱离开威斯巴登，又在这位朋友的进一步帮助下设法回到了彼得堡。
还在写《罪与罚》的时候，他想起自己签过合同，要在某一天之前交付书稿。根据他所签署的不公正协议，假如他不按期交稿的话，出版商有权出版他随后九年的所有作品，而不用付给他一分钱。最后期限即将到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束手无策。此时，有个聪明人建议他雇个速记员；他照做了，二十六天后，便完成了一部叫做《赌徒》的小说。这个名叫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的速记员只有二十岁，相貌平平，可是她高效、能干、耐心、忠实，而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度崇拜；1867年年初，两人结婚了。他的继子、他哥哥的遗孀及其子女，都料到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供养他们了，便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儿充满敌意，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实在过分，搞得她十分可怜，于是她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离开俄国，他又一次债台高筑。
这一次，他在国外呆了四年。起初，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感到同这位知名作家一起生活很难。他的癫痫病愈加严重。他脾气暴躁、做事轻率、爱慕虚荣。他依然同波琳娜·萨斯洛娃保持信件往来，这可无助于安娜内心的平静，但是作为一个极富理智的年轻女人，她把不满都深埋在自己内心。他们去了巴登巴登，在那儿，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开始赌钱了。他照常输光了一切，也照常给所有会帮他的人写信要钱，要更多的钱；可钱一到，就马上输到赌桌上了。他们把手头一切值钱的东西全都典当了，搬到越来越便宜的公寓去住，有时候甚至没钱吃饭了。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怀孕了。以下是他写的一封信的节选，此时他刚刚赢了四千法郎：
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恳求我，说四千法郎就该满足了，让我马上离开这儿。可是还有机会呀，完全可能轻而易举地赢回一切。要举例子吗？一个人除了自己赢的钱，他还能看到别人赢上两万、三万法郎（他是不会看到那些输钱的人的）。这个世界上有圣人吗？钱对于我来讲，比对他们重要。我下的赌注比我输的钱还要多。我开始失去自己最后的那点儿资源了，这令我怒不可遏。我又输了。我当掉了自己的衣服。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当掉了她的所有东西，包括她最后的小装饰品（真是个天使！）。她给了我怎样的安慰，在这该死的巴登，我们躲避在铁匠铺上面的两间小破屋里，她是多么疲惫啊！终于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输光了。（唉，这些德国人真可耻。他们一律都是些放高利贷的、恶棍、流氓。房东知道我们还未收到钱是无处可去的，于是抬高价钱。）我们最后不得不逃离巴登。
孩子出生在日内瓦。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赌博。当他把本该供养妻儿生活必需品的钱输掉的时候，心里非常悔恨，可口袋里刚有几个法郎就匆忙赶回赌桌。三个月后，孩子夭折了，这令他痛不欲生。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又怀孕了。两口子极度拮据，为了给自己和妻子买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向临时认识的人借钱，这个十法郎，那个五法郎的。《罪与罚》大获成功，他着手写下一本书，书名叫《白痴》。出版商同意每月给他寄二百卢布；可是他那不幸的虚弱身体让他困顿不已，被迫一再索要预付款。《白痴》未能让对方满意，他又开始写另一部小说，《永久的丈夫》，之后则是一部长篇小说，英文名叫作《群魔》。与此同时，迫于形势（我指的是当他们已经透支掉自身信用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妻儿搬来搬去。但是他们十分想家。他从未克服内心对欧洲的憎恶。巴黎的文化与荣耀，休闲安逸，德国的音乐，阿尔卑斯山的壮丽，瑞士风景明媚、神秘莫测的美丽湖泊，托斯卡纳的优雅迷人，佛罗伦萨的艺术宝藏，对他全都没有触动。他觉得西方文明过于资产阶级，颓废而堕落，并且坚信，它即将土崩瓦解。“我在这儿正变得愚钝而狭隘，”他从米兰来信说，“我急需俄国的空气和俄国的人民。”他觉得如果自己不回俄国的话，根本无法完成《群魔》。安娜也渴望回家。可是他们没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已把相当于连载版权费的钱款全都预付给了他。前两期小说已经登载在杂志上，由于害怕得不到继续连载的机会，出版商先把钱汇去买车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返回圣彼得堡。
这是在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岁，离去世还有十年。
《群魔》颇受肯定，对当时青年激进分子的批评使得该书作者成为保守界的朋友。他们认为他对政府反对改革很有利用价值，便给他在一家报社提供了一个收入很高的编辑职位。报纸名叫《公民报》，由政府资助。他在那里干了一年，而后由于跟出版商意见不合辞职离开。安娜说服丈夫，让她自己出版《群魔》；这一尝试大获成功，从此之后，安娜推出他各种版本的作品，获得丰厚利润，结果他终其一生不再缺钱。他余下的几年，寥寥数语即可带过。他以《作家日记》为题写了大量应时之作。这些文章广受欢迎，他开始以导师和先知而自居。这种角色，没有几个作家不想承担。此时的他已是一个狂热的斯拉夫优越论者，在充满兄弟情谊（他将之视为俄国人民的特殊天赋）、渴望为全人类奉献的俄国民众当中，他看到了医治俄国乃至全世界病症的唯一希望。此后的事态发展说明：他实在过于乐观。他写了一部小说，名叫《少年》，后来改叫《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声誉日隆，到他1881年突然去世的时候，已被许多人视为当时最伟大的作家。据说他的葬礼曾是“俄国首都历史上最受人关注的公共集会之一”。
（三）
我已设法不带评论地讲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生平。给人的印象就是，此公的性格极难接近。虚荣心是艺术家的职业病，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都不例外，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大谈特谈自己和自己所写的作品，似乎根本不曾想到别人会感到厌烦。而且他还缺乏自信心，也就是现在的所谓自卑心理。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公然蔑视其他作家。一个性格坚强的人，决不会因为蹲了几年牢房就变得卑躬屈膝；他觉得这一判决是自己反抗当局应得的惩罚，但这并不妨碍他尽全力争取赦免。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在讨好权势时自我卑屈到何种地步。他完全没有自控能力。当他被激情冲昏头脑的时候，什么审慎、得体，全都无济于事。所以当他的第一位妻子病入膏肓、来日不多时，他撇下对方，跟随波琳娜·萨斯洛娃去了巴黎，只是在被那个轻浮女子抛弃之后，才又重新回到妻子身边。不过最能表现其弱点的，还是他对赌博的热衷。这个癖好导致他时不时地陷入贫困。
读者都还记得，为了履行合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部短长篇，名叫《赌徒》。这部作品写得不怎么样。其主要意义就在于，他在故事当中把左右受害者的心理感受描写得十分生动；在读过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虽然赌博给他带来了屈辱，给他及其所爱的人们造成了痛苦，由此引发诉讼（他从贫困作家基金会得来的钱是为了确保其写作，而不是让他赌博用的），需要不断求人（人家给他钱都已经给烦了），为什么面对这一切，他依然无力抵抗诱惑。他这人爱出风头，凡是具有创造天赋的人，不管从事何种艺术，或多或少都会这样；他曾描写过一连串的好运如何满足自己这个丢脸的偏好。旁观者围坐一团，盯着这个幸运的赌徒，仿佛他是一个超人。他们赞叹不已，他成了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个承受病态怯懦心理之苦的不幸者来说，这是何等的宽慰啊！赢钱的时候，他如痴如醉，感到浑身充满力量，觉得自己就是命运的主人，他的聪慧、他的直觉如此之可靠，简直可以支配命数。
“我只有一次要展现我的意志，一个小时之内，我将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的赌徒宣言。“伟大的是意志。记住七个月前在轮盘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吧。啊！这是坚强决心的显著例子。我输掉了一切，一切呀。我正要出赌场，发现马甲口袋里还有一个荷兰盾：‘好歹我还有吃饭钱，’我内心思忖。可是走出一百步之后，我改变主意，转身又回去。我押上这个荷兰盾……当你身处异乡、远离家人朋友、不知道下顿饭在哪儿的时候，却押上最后一个盾，最后一个，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感觉。我赢了，二十分钟后，我走出赌场，口袋里装着一百七十盾。这就是事实。有时候，这就是最后一盾能够实现的奇迹。假如我当时灰心丧气了怎么办？假如我不敢冒险了怎么办？”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式传记由他的一位老朋友斯特拉科夫所撰写；为了这部著作，他还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艾尔默·莫德在其托尔斯泰传记中刊载了这封信，下面是其译文的删节版本：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都要抵抗一种厌恶感，努力压制自己的憎恶……我无法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是一个善良或者快乐的人。他道德败坏、放荡堕落、忌妒成性。整个一生，他都被自己的激情所困扰，这激情足以让他变得愚蠢可怜，不那么聪明，也不那么险恶。我在为其做传的时候明显意识到这些感受。在瑞士，他当着我的面粗暴对待用人，对方不服，对他说：“可我也是个人啊！”我至今还记得这席话当时对我的触动，它是针对一个始终向他人宣扬人道情怀的人所说的，反映出在自由瑞士所盛行的人权观念。这样的场景一再出现；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最糟糕的就是，他对自己的肮脏行径毫无悔过之心，反倒以此为荣。他对肮脏行径十分着迷，对此甚为洋洋自得。维斯科瓦托夫（一位教授）曾告诉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吹嘘自己在浴室里强奸了一个被自己家庭教师领来的小女孩儿……尽管如此，他依然喜欢多愁善感的情怀和高尚的人道梦想，正是这些梦想，再加上他的文学要旨和作品倾向，使他深受我们的喜爱。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小说都极力为其作者开脱，它们说明了恶贯满盈和高尚情操完全可以比肩而立……
的确，他的感情十分脆弱，他的博爱徒劳无益。他对“常人”（与知识分子相对）的了解甚少，却指望他们复兴俄国，他毫不怜悯他们的悲苦命运，强烈反对那些试图缓解平民疾苦的激进分子。对于穷人们可怕的悲惨状况，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把他们的苦难理想化，从中找出一种生活方式。他为他们提出的，是宗教与神灵的慰藉”。
小女孩儿被强暴的故事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们极度不安，他们羞于谈及。安娜声称，他从未向她提过这一部分。斯特拉科夫的描述显然来自道听途说；但为了加以证实，他记载说，不堪自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之告诉一位老朋友，对方建议他向自己在世上最恨的人坦白，以此作为悔过。这个人就是屠格涅夫。他曾经热情地奖掖过初涉文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经济上帮助过他，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西方人”，有贵族气派，且资财丰厚、功成名就。他曾对屠格涅夫忏悔，对方则默然倾听。陀思妥耶夫斯基停顿了一会儿，或许（就像安德烈·纪德所说的那样），他期待着屠格涅夫能像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某个人物那样，张开双臂拥抱自己、淌着热泪亲吻自己，而后两人便可重修旧好。可什么也没有发生。
“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须得告诉您，”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道，“我必须得告诉您，我深深地鄙视我自己。”他等着屠格涅夫讲话，可对方依旧默不作声。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火了，他高喊道：“但我更加鄙视你。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而后迈步走出房间，砰的一声甩上了门。他失去了一幕其他作家都力不能及的场景。
奇怪的是，他在自己的书中两次使用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情节。《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承认自己有过同样的不体面行为，而《群魔》有一章里的斯塔夫罗金亦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不肯将其出版。或许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恶意模仿屠格涅夫。这实在是既无聊又愚蠢，其结果只是令一部本就不成形的作品更加没有样子，目的似乎仅仅是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一个发泄怨气的机会。他并非第一个以怨报德的作家。在跟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结婚之前，他曾极不明智地把这个丑恶的故事讲给自己追求的一个女孩儿听，不过是当故事讲的。而我觉得这就是实情。他喜欢贬低自己，就跟他小说里的人物一样，而且在我看来，他把这些针对别人的可耻行径讲成自己的个人经历，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相信，他指责自己犯下的这些让人恶心的罪行会是真的。我冒昧地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白日梦，让他一时间既兴奋又恐惧。他笔下的人物频繁做白日梦，很可能他自己也跟着做了起来。由于自然的禀赋，小说家的白日梦常常比普通人更加准确、更加详尽。有时候，这些白日梦十分自然，以至于他可以将之用于自己的小说，然后就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看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很可能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两度在小说中运用了这个可耻的故事之后，他便对之不再感兴趣。或许这就是他从未告诉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