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9部分

    这种狂热的想法在有些阶段非常真实，在其他时候没那么较真。我记得关于我的知名度，她说了一些很阴险的话。她有一次说：“唉，为了一个名字，生出多少事儿啊！出不出名，那只是用一根小绳子绑着装着血肉、语言、屎和小心事的袋子。”这时候，她一直在开我的玩笑：“解开绳子，埃莱娜·格雷科的那个袋子还在，同样管用，当然有些马马虎虎，没有成就，也没有过错，直到袋子破裂。”心情最糟糕时，她会苦笑着说：“我想把自己的名字解开，拆散，丢掉，忘记。”但其他时候，她会放松一些。比如说，我给她打电话，就是想让她跟我说说她写的东西，尽管她矢口否认她在写东西，竭力回避这个话题，但我觉得我给她打电话时，可能是她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发现她有点忘乎所以，她又说了她的虚无主义思想——那些伟大的人做了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是生来就有那些品质，那有什么可说的，那就像在抽签时抽到好签，那有什么可欣赏的，但她表达地绘声绘色，充满想象力。啊，假如她想的话，她对语言的运用太自如了。她好像有一种秘密意图，想抹掉所有事情的意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开始让我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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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危机是在二〇〇一年冬天降临的。那时候我的状态起起伏伏，但总归还是很有成就感。每年黛黛和艾尔莎都会从美国回来，有时候是独自回来，有时候带着她们各自的男朋友。黛黛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艾尔莎很快就在大学里谋得了一份教职，教授对于我来说非常神秘的代数。两个姐姐回来时，伊玛也会腾出时间和她们待在一起。全家人又重聚了，我们四个女人相聚在都灵的家里，要么一起在城市里闲逛，我们彼此关注，相互很亲密，我们很幸福能在一起待一段时间。看着她们，我想：我真是幸运啊！


    但在二〇〇二年圣诞节，发生了一些让我很抑郁的事。三个女儿都回来了，而且她们待的时间很久。黛黛刚和一个看起来很严肃的伊朗籍工程师结婚了，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哈米德，那时候一岁多，非常活泼。艾尔莎是带着一个波士顿的同事回来的，他也是一个数学家，比艾尔莎还孩子气，很爱说话。伊玛也从巴黎回来了，她在那里学了两年哲学，她带了一个男同学回来，是一个个子很高、有点儿丑的法国人，几乎不怎么说话。那个十二月真是太幸福了，我五十八岁，已经当了外婆，我抱着哈米德，我记得那是圣诞节晚上，我和小外孙坐在一个角落里，看着几个女儿年轻、充满活力的身体。她们都很像我，但又和我完全不同，她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相去甚远，但我觉得她们是我的延伸。我想：我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事情啊！每一步都好像要跌倒了，但我都挺住了。我离开了城区，又回到那里，又成功地摆脱了那里。没有任何东西会把我和我生的几个女儿拉下水去，我们都得救了，我没有让她们任何一个沉沦下去。噢，她们已经属于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语言。她们会认为，意大利是这个星球上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同时她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微不足道、没有前途的角落，只适合度假。黛黛经常跟我说：“你来美国嘛，你可以住在我家里，在那里你同样可以做你的工作。”我嘴上答应了，说迟早都会去的。她们为我感到自豪，但她们谁也不会忍受我太长时间，就连伊玛也一样。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越来越属于她们，越来越不属于我了。但这样也好——我抱着哈米德想——最重要的是这些姑娘都很出色，她们没遇到任何我之前遇到的那些障碍。她们有自己的想法、需求和希望，有着自己的声音、自我意识和展现自我的方法，那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很多人也都没那样的运气。在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一般人都会掩盖世界其他地方的恐怖，当恐怖引发的暴力涉及我们的城市和生活，我们才会受到震动，才会警惕。一年之前我被吓得要死，我给黛黛、艾尔莎还有彼得罗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我从电视上看到飞机撞上了纽约的双子塔，那就像用火柴头轻轻摩擦了一下，就点燃了火焰。下面的世界是地狱，我的几个女儿知道，但没有切身体验过，她们对发生的事感到愤恨，但同时她们都在积极享受生活的幸福，珍惜眼前的机会。她们把自己成功富裕的生活都归结于她们的父亲。但是我，我没有任何优势，我是她们优越感的根基。


    当我这么想时，发生了一件让我很失落的事情。三个女儿把她们的男人带到了一面书架前，书架上放着我的书。极有可能的是，她们从没读过其中任何一本，可以肯定一点，我从来都没看到过她们读，她们也没跟我提过。现在她们拿起其中一本开始翻阅，甚至大声读了其中一些句子。这些书产生于我生活的环境，源自曾经吸引我和影响了我的一些思想，我一步一步地跟随我的时代，在反思中构思了这些故事。我指出了那个时代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展示出来。我已经设想了不知道多少次，会让这个世界实现救赎的改变，但这些都没实现。我用了那些日常的语言来说明日常的东西。我集中分析了一些主题：劳动、阶级矛盾、女性主义、边缘人。现在我听着自己写的那些句子被随意念出来，感觉很尴尬。艾尔莎——黛黛要尊重我一些，伊玛很慎重——用带着讥讽的语气，朗诵我的第一本小说，她还读了关于男性捏造女性的章节，还读了那本得过很多奖的书。她的声音巧妙地突出了那些文字里的缺陷，还有过于激昂的话。我曾经作为不容置否的真理支持的那些意识形态，现在已经过时了。尤其是她读的时候突出了一些词汇，她会把那些听起来没有任何意义、已经被弃用的词汇，饶有兴趣地重复两三遍。她到底在做什么？就像在那不勒斯那样开个玩笑吗——我女儿的语气当然是从那里学到了——她一行一行地读，是不是在展示，所有那些和翻译版本整整齐齐排在一起的书，其实没什么价值呢？


    我想，只有艾尔莎的同伴——那个年轻的数学家觉察到我女儿已经伤害到我了。他打断了艾尔莎，把书从她手里拿了过去，向我请教关于那不勒斯的事情，就好像那是一个想象中的城市，就像那些勇敢的探险者探索并报道的地方。节日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但从那时候开始，我内心发生了变化。我时不时会拿起我的书看几页，我觉察到那些文字的脆弱。我一直以来的不自信越来越明显了，我越来越怀疑我的作品，还有我的能力。但同时我想象莉拉写的那本书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假如刚开始，我想着那是一个草稿，我很乐意和她一起进行修订，做出来一本书，通过我的出版社进行出版，但现在那本书成了一个完成的作品，就像是一块真理石，让我的那些书黯然失色。我惊异地想：从她的电脑文件里，迟早会冒出来一篇小说，会不会要比我的小说好得多？是不是我从来都没有写出一本值得记忆的小说，而这么多年，她一直在写一本传世之作？莉拉小时候写《蓝色仙女》时表现出的天分，让奥利维耶罗老师很震撼，现在她老了，她会不会展示出她所有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她的书会成为——可能仅仅对于我而言——我失败的证明。读了那本书，我会明白自己本应该怎么写作，但我却没做到。这时候我曾经的自我要求、努力不懈的学习、我出版的每行字每页纸都会黯然失色，就像暴风雨来临的大海，乌云覆盖了一切，连紫色的地平线也会消散。作为一个来自落后地区的作家，我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最终会展示出贫瘠可怜的内涵。我几个女儿的成功，我获得的名利，甚至是我的最后一个情人——一个理工大学的教授，比我小八岁，他有一个儿子，已经离了两次婚了，我每个星期都会去他山上的房子和他约会，这些都不再让我觉得满意。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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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小心，不想让抑郁的情绪占上风，我给莉拉打电话的次数也少了。我已经对她不抱希望了，但我很害怕，我害怕她会对我说：你要不要看看我写的东西，我已经写了很多年了，我给你发电子邮件。假如我发现她闯入了我的工作领域，让我之前写的东西变得不值一提，我很清楚自己有什么反应。我当然会像面对《蓝色仙女》时那样，充满崇拜和欣赏，我会毫不犹豫地发表她的作品，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所有人了解到它的价值。我已经不是那个几岁大的小女孩，发现了同桌有惊人的天分，现在我是一个成熟女人，已经有稳固的地位。莉拉自己也经常说——有时候是开玩笑，有时候很严肃：“埃莱娜·格雷科——拉法埃拉·赛鲁罗的天才女友。”那种命运和角色的忽然转化，会让我彻底毁灭。


    那个阶段一切都还不错。我的外表看起来还比较年轻，生活很充实，工作也还忙碌，在社会上有一定声誉，这让我不会想太多，我只是偶尔会感到不悦。后来的几年就非常难过，我的书卖得越来越不好，我失去了出版社的工作，我的身体在发胖变形，我感觉自己老了，而且担心后面的生活会变得贫穷黯淡。当我按照十几年前的思维模式工作时，我就应该意识到，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包括我自己。


    二〇〇五年我去了那不勒斯，我遇到了莉拉，那是非常艰难的一天。她身上的变化更大了，她尽量想表现得友好，有些神经质地和所有人打招呼，话很多。看到出现在城区每个角落里的非洲人和亚洲人，闻到陌生饮食的味道，她显得很兴奋。她说：“我没有像你一样去世界各地旅行，但是你看，世界自己跑到我跟前来了。”在都灵也一样，世界各地的人都涌了进来，我喜欢她轻描淡写地描述这种变化。但只有到了城区，我才意识到那里的居民发生了变化。基于一种坚实的传统，以前的方言很快被接受了，那种神秘的语言正在通过不同的发音方式、不同的句法和情感，悄悄地发生着改变。楼房灰色的石头上有一些临时的牌子，以前的那些合法不合法的交易和新买卖混合在一起，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暴力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也就是那次，我们听到消息说吉耀拉的尸体出现在小花园那里。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她是死于心脏病，我以为她是被杀死的。她仰卧在地，看起来非常庞大。她的变化应该曾经让她很痛苦，她以前很漂亮，她选择了英俊的米凯莱·索拉拉。我想，我现在还活着，然而我感觉自己和她一样，像一具庞大的身体了无生机地躺在那个荒凉的地方。我的心境的确是这样的，我虽然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体，但我也无法接受自己，我走路时越来越不自信，我的所有表现，已经不再是我几十年来习惯的样子。从小到大，我感觉自己和吉耀拉那么不同，但现在我发现我和她那么像。


    莉拉好像没太关注年老的问题。她一边大声说话，一边很有力地做手势，跟来往的人打招呼。我没再问她的那本书的事，我觉得无论她对我说什么，我都不会舒心。那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抑郁，我不知道自己能抓住什么。问题已经不在于莉拉的作品，还有她的写作品质了，或者说，我已经不需要她对我的威胁才能感受到：从六十年代末到现在，我写的那些东西已经失去了分量，我已经不像十几年前那样可以在公众场合畅所欲言，我已经没有读者了。见证了那场悲惨的死亡之后，我意识到我焦虑的性质变了。现在让我觉得烦恼的是，我写的任何东西都没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那些顺利出版的书取得了小小的成功，让我几十年都生活在幻觉里，让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但忽然间这个幻觉淡去了，我没办法再相信那些作品的重要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莉拉的一切也已经过去了：她在父母留下的小房子里过着黯淡的生活，不知道在电脑上写满什么样的见闻和想法。我想象，或许有这种可能，她的名字——就像她说的小绳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她成为一位老女人时，或者在她死后，会和一部非常重要的、唯一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和我写的成千上万页纸不同，她只有一本书，她从来都没享受过我写那些书时享受的成功，但她的书会流传下去，在几百年后还会有人不停地读了又读。莉拉拥有这种可能，但我已经浪费了自己的机会。我的命运和吉耀拉的一样，但莉拉的命运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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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样放任自流地过了一段时间。我工作很少，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出版社和其他人也没让我做更多的事情。我不见任何人，我只是和几个女儿通电话，每次时间都很长，我坚持让她们把话筒给我的外孙和外孙女，我像小孩子一样和他们说话。艾尔莎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康拉德。黛黛给哈米德生了一个妹妹，叫做埃莱娜。


    他们用幼稚的声音说出非常清楚、准确的话，这让我想起了蒂娜。在我心情最阴郁时，我确信莉拉写下了她女儿的故事，写得非常细致，我越来越确信，她把女儿的故事和那不勒斯的故事融合在一起，用一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具有的率真写出来，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会获得惊人的效果。然后我明白那只是我的一种想象，我不由自主把我的焦虑、嫉妒、敌意和情感都搅和在一起。莉拉没这方面的野心，她从来都没有过野心，要做任何扬名立万的事，都需要爱自己，但她告诉我，她一点儿也不爱自己。在最抑郁的那些夜晚，我甚至想象她故意把自己的女儿弄丢了，是因为她不想看到自己的延续：她的讨人厌、她的邪恶，还有那种漫无目的的智慧。她想把自己抹去，那是因为她受不了自己，她一直都无法容忍自己，她一辈子都是这样，这使她把自己封闭于一个小小的活动范围，当这个地球在打破所有地域的限制时，她却越来越封闭。她从来都没坐过火车，没去过罗马。她从来都没坐过飞机，她去过的地方少得可怜，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为她感到惋惜，我会笑几声，起身来到电脑前给她写邮件。我曾无数次跟她说：“你来找我吧，我们一起待一阵子。”那时候我很肯定，莉拉并没写稿子，她永远不可能写什么稿子。我一直高估了她，她永远不会写什么流传百世的东西，这让我心情好一些了，但同时我又觉得深深的遗憾。我爱莉拉，我希望她继续存在，我希望我能使她继续存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任务。我确信她从小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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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那本题为《友谊》的小说，就是在那种虚弱的状况下诞生的。当时我在那不勒斯，是一个下雨天。当然了，我很清楚，我把莉拉的事情写出来，这违背了我们之间的约定，我知道她一定会受不了。但我相信，假如这本书写得很好，她最后会对我说：“我很感激你，有些话是我没勇气说的，你替我说了出来。也有这种可能，那些觉得自己注定要从事艺术事业的人，尤其是要从事文学的人，他们写作时就好像那是上天赋予他们的使命，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赋予他们什么使命，是他们自己授权自己成为作家。我们在听别人说这些话时，会感到懊恼：你写的这些破玩意儿，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看了让人觉得很讨厌，谁让你写的。”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我写了一篇小说，有好几年我一边希望，一边又畏惧莉拉也在写这个故事，我甚至想象着她笔下的每个细节。我这么做是因为她身上的所有一切，或者说我从小归到她身上的一切，在我看来，都要比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更有意义，更能打动人。


    我在一家小宾馆的房间里完成了初稿，那个房间有一个小阳台，正好可以看到维苏威火山，也能看到半圆形的灰暗城市。我本应该通过手机打电话给莉拉，告诉她：我写了我们、蒂娜还有伊玛的故事，你要看吗？只有八十页，我可以去你家里给你大声读一遍。我没有那么做是因为担忧，她不仅明确地禁止我写她，也禁止我提到城区里的人和事。过去我提到城区时，她迟早都会找机会告诉我，我写的书很糟糕。尽管她会用很痛苦的语气，但她会说：要么你就讲述事情本来的样子，乱七八糟堆在一起，要么你就按照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个故事主线。我既不能做到第一点，也不能做到第二点。因此我没理会她，我心想：她一定会像往常一样，说她不喜欢那本小说，她会假装什么事儿也没有，过几年她会让我明白，或者对我直说，我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我想，假如由她决定的话，实际上我不应该出版任何东西。


    那本书出版了，我有很久都没有受到过那么多赞赏，得到大家的承认让我觉得很幸福。《友谊》的出版，避免让人们把我列入那些大家都认为已经过世，但实际上还活着的作家。我以前的书又继续在书店销售了，读者又对我产生了兴趣，虽然我已经很年老了，但我的生活又变得丰富起来。刚开始，我觉得那是我到那时候为止写得最好的一本，但后来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了，是莉拉让我开始痛恨这本书。因为书出版之后，她一直拒绝和我见面，她拒绝和我谈论，她也没有骂我或扇我耳光。我不停给她打电话，给她写了无数邮件，甚至回到城区和里诺交谈，但我一直都没有见到她。同时她儿子也从来没对我说：我母亲这么做，是因为她不想见你。他像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嘟哝了一句：“你知道她的，她现在老是在外面，手机要么一直关机，要么就忘在家里，有时候晚上也不回来睡觉。”我不得不想到，我们的友谊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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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这本书什么地方得罪她了，是整个故事还是某个细节。我觉得，《友谊》好就好在它很通畅，用很简洁的方式讲述了我们俩的生活，揭示了命运的反复无常，从我们丢失两个布娃娃开始，到后来蒂娜的失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想了很长时间，她生气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故事的结尾？相对于小说的其他地方，在结尾时我更多地采用了想象和虚构。在这本书里我讲述了真实发生的事：莉拉试图让尼诺关注伊玛，在尼诺面前称赞伊玛，但她在和尼诺说话时，一时疏忽把蒂娜弄丢了。但很明显，故事中虚构的部分让读者可以感同身受，但对真实经历过这些事的人来说，那是一种可耻的写法。总之，我有很长时间都相信，这本书最成功的地方也是让莉拉最受伤害的地方。


    但后来我改变了想法。我确信，她躲着我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我讲述那两个布娃娃的方式得罪了她。我通过艺术手法夸大了它们消失在地窖里的时刻，我放大了失去那两个布娃娃给我们带来的伤痛，为了达到感人的效果，我给其中一个丢失的布娃娃起的是那个失踪的孩子的名字。所有这些，都自然而然让读者把孩童时代丢失的“假女儿”和成人时期丢失的真女儿联系在一起。莉拉一定觉得，这是一种不诚实、哗众取宠的写法，就好像我利用我们童年时代一个重要的时刻、她的女儿，还有她的痛苦来赢得我的读者。


    我只是在说我的推测，我需要和她面对面，听听她给我解释让她愤恨的事。我有时候会感觉很愧疚，我理解她。有时候，我很痛恨她做出的选择，正好在我们都老了，需要相互关怀和支持的时候，她把我完全排除在她的生活之外。她一直都是这样：当我不顺着她的意思来，她就会把我排除在外，她惩罚我，破坏我写了一本好书的乐趣。我很恼怒，现在她上演的这出人间蒸发的剧情，除了让我担心，还让我很生气。这也许和小蒂娜没什么关系，也许和蒂娜的幽灵也没关系。莉拉一直都在想着蒂娜，有时候她是一个四岁的女孩——这是最无法忘记的，有时候她已经长大成人，但模样不是很清晰，就像伊玛一样，是一位三十岁的女人。也许，一切只是和我们俩有关：她希望我能做出她的环境和本性阻止她做的事情，但我没办法达到她的期望，她为我的不足感到气愤，为了报复，她把我贬低得一无是处，就像她对自己做的。我日复一日地写作就是为了赋予她形状，塑造她，让她平静下来，这样我也会平静下来。


    尾声　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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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这个故事，我自己也无法相信，我感觉这个故事永远都不可能结束。写完之后，我很耐心地重读了几遍，主要目的并不是要修订这些文字，而是为了查看莉拉有没有进入我的电脑对这些文字进行了修改，即使是只字片语。但我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句子都是我一个人写的。莉拉经常威胁我，说她要进入我的电脑里，她其实没那么做，也许她也做不到。一直以来这都是我作为一个对网络、电缆、链接和电子一无所知的老女人的想象，莉拉并没有介入这些文字，这都是我写出来的东西。或者我那么投入地想象她可能会写的东西，还有她的写法，我已经没办法区分什么是我的，什么是她的了。


    通常，在我努力写作时，我会打电话给里诺，问他母亲有没有消息。他什么都不知道，警察只是把他叫去三四次，给他看了一些没人认领的女尸，失踪的年老女人很多。有几次我自己也会回那不勒斯，在城区他住的房子里和他见面。那套房子更晦暗、破败了。莉拉真的什么也没留下，任何属于她的东西都找不到了。至于她儿子，我觉得他比平时更加茫然，就好像他把母亲从脑子里彻底抹去了。


    我回到城区是因为两场葬礼，先是我父亲过世了，然后是莉迪亚——尼诺的母亲也过世了。我没有出席多纳托的葬礼，并不是因为怨恨，而是因为那时我在国外。当我回城区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时，城区很骚动，有一个年轻男人在图书馆入口那里被杀了。当时我想，这个故事可以一直持续下去，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没有任何资源的孩子，为了提升自己，他们从那些破旧的书架上拿书来看，就像我和莉拉小时候那样。现在，那些诱人的空谈、许诺、欺骗和流血事件，妨碍了我的城市还有整个世界真正变好。


    回去参加莉迪亚的葬礼那天是个阴天，整个城市好像很安静，我自己也觉得很安静。尼诺出现了，他一直在高谈论阔，开玩笑，大笑，就好像我们参加的不是他母亲的葬礼。我看到他发胖了，整个人笨重浮肿，成了一个头发稀少、身体粗壮、不停自我吹嘘的老男人。葬礼结束后，摆脱他并非易事。我不想听他说话，也不想看到他，他让我想起了被浪费的时光，白白的辛苦。我很害怕他会留在我的脑海里，会让我和周围一切都变成他那样。去参加这两场葬礼时，我都事先预留了时间去看帕斯卡莱。在那些年里我一有机会都会去看他，他在监狱里学习很努力，他学完了高中课程，最近他取得了天文地理专业的毕业证书。


    “假如我知道要得到高中毕业证和大学学位，只要有空闲时间，关在一个地方，不用担心赚钱养家的问题，把一些相关的书都背下来，那我早就学成了。”有一次，他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


    现在他已经是一个老先生了，说话时平静安详，他比尼诺要耐老，他在我面前很少说方言。小时候他父亲教给他的那些高尚理想，他一个字都没忘记。莉迪亚的葬礼之后，我去看他，我跟他说了莉拉失踪的事，他笑了起来。他说：“她一定在某个地方，做那些充满智慧和想象力的事儿。”他有些感动地说起了小时候，我们在城区图书馆遇到的那次，老师给那些借书最多的人颁奖，结果第一名是莉拉，后面全是莉拉的家人，其实都是莉拉在用她家人的借书证在借书。啊，鞋匠莉拉，模仿肯尼迪夫人的莉拉，艺术家和装修设计师莉拉，工人莉拉，程序员莉拉，莉拉总在同一个地方，但总是那么出格。


    “谁把蒂娜带走了？”我问他。


    “索拉拉兄弟。”


    “你确信吗？”


    他笑了，露出几颗坏牙。我明白他说的不是真的，也许他根本不认识蒂娜，他也不关心这事儿。但他想表达的是他不容置疑的信仰，那是基于他小时候在城区的经历建立的信仰，虽然他一直在读书，已经取得了大学毕业证书，他背负着那些秘密使命走南闯北，还有算到他身上的那些犯罪行为，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信仰。他对我说：


    “你想不想知道，是谁杀死了那两个混蛋？”


    在他的眼睛里，我忽然看到了一种让我害怕的东西——一种无法消除的怨恨。我说不，他摇了摇头，脸上的笑容保持了一会儿。他柔声说：


    “你看吧，莉拉想清楚了，会出现的。”


    但我还是没有任何关于她的线索。回那不勒斯的那两次，我在城区里散步，出于好奇我会向周围的人打听她：没人记得她，或许他们假装不记得。我也没能和卡门聊聊她，罗伯特死了，她离开了大路上的加油站，和一个儿子住在福尔米亚。


    我写了这么多到底有什么用。我的目的是抓住她，让她回到我身边，我可能到死都不会知道自己有没有做到。有时候我想她到底消失在哪里了。在深海？在一个只有她知道的裂缝或者地道里？还是一个里面装满强酸的旧浴缸里？还是在她详细谈过的、以前留下的炭坑里？在荒山里，一个被遗弃的教堂地下室里？还是在莉拉非常熟悉，但我并不知晓的那些诸多的空间里，她现在和她女儿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