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那段时间，最让我痛苦的评论出现在《罗马报》上。那个作者亦步亦趋地模仿《晚邮报》上的文章，是一种非常浮夸的文体，在最后一部分，他反复强调一个主题，就是现在这些女人正在失去控制，看看埃莱娜·格雷科的淫秽小说，就能意识到这一点，简直是粗鄙不堪的《你好，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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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下脚料组成。最让我痛苦的不是那段评论，而是文章后面的签名。这篇文章是尼诺的父亲多纳托·萨拉托雷写的。我想起了小时候，那个男人多么让我震撼，因为他是一本诗集的作者；当我发现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时，对我来说，他好像头上戴着一个耀眼的光环。但现在他为什么要写这篇评论？他想报复我，因为他在小说中的那个骚扰女主人公的已婚男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真想打电话给他，用最肮脏的方言骂他一顿，最后我放弃了。因为我想到了尼诺，我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他的经历和我很相似。我们俩都拒绝成为家人的样子：我从小就开始尝试和我母亲拉开距离，而他已经和他父亲断绝关系了。这种相似性给我带来了安慰，我的怒气慢慢消了。


    但我没有意识到，在我们的城区里，《罗马报》是人们读得最多的报纸，我在当天晚上就发现了。药剂师的儿子吉诺，因为经常去健身房举铁，已经成了一个肌肉发达的青年了，当我晚上经过他父亲的药房门口时，他站在门槛那里，尽管还没有毕业，他穿着一件医生穿的白大褂。他摇晃着那份报纸，叫了我一声，用了相当严肃的语气，因为他在新法西斯社会运动党内部小有成就：“他们写你什么，你看到了吗？”我为了不让他称心，就回答说：“他们写得太多了。”然后我摆了摆手，就走了过去。他有些迷茫，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带着明显的恶意说：“我倒要看看你的这本书，我知道，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


    那只是一个开始。第二天，我走在路上，米凯莱·索拉拉走近我，说要请我喝一杯咖啡。我们进了他的酒吧，吉耀拉一言不发地给我们准备咖啡，很显然，看到我和她男朋友一起出现，让她很烦。这时候，米凯莱说：“莱农，吉诺让我看了一篇文章，上面说你写了一本成人小说，禁止十八岁以下的小孩看。看看吧，谁能想到呢，这就是你在比萨学到的？这就是大学教给你的东西？我简直不敢想象。我觉得，你和莉娜两个人有一个秘密协议：她做那些坏事儿，你写出来。是不是这样？告诉我真相。”我一下子脸红了，我没等到咖啡上来，就和吉耀拉打了个招呼走了。他在我身后，打趣地喊道：“怎么啦，你生气啦，不要走，我是开玩笑的。”


    没过多久，我就遇到了卡门·佩卢索。我母亲让我去卡拉奇家的新肉食店里买东西，因为那里的油便宜。当时是下午，店里没有别的顾客，卡门说了我很多恭维话。你真棒啊！她嘀咕说，做你的朋友真是荣幸，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幸运。最后她说，她看了萨拉托雷的文章，因为有个供货商把一份《罗马报》忘在了店里了。她说，萨拉托雷真不是个好东西。我觉得她的愤慨很真诚。她说，她哥哥帕斯卡莱让她看了一篇《团结报》上的文章，写得非常非常好，而且配了一张很漂亮的照片。你很漂亮，她说，你做的每样事情都让人羡慕。她从我母亲那里得知，我很快会和一位大学教授结婚，然后去佛罗伦萨生活，要住在一套很阔气的房子里。她也会结婚，是和在大路上的加油站工作的一个男人，但不知道会是在什么时候，他们都没有钱。后来，她忽然就说起了艾达，而且有很多怨言。艾达取代了莉拉，和斯特凡诺在一起之后，事情就变得更糟糕了，艾达在两家肉食店里都趾高气扬，而且特别针对她，说她偷东西，对她指手画脚，监视她。因此，她实在忍受不了了，她想辞职，去她未来丈夫的加油站里工作。


    我很认真地听她说，我记得，以前安东尼奥想和我结婚，我们也想在加油站给人加油。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是想让她开心一下。但她脸色阴沉下来了，嘟囔着说：“是的，怎么不行，你在加油站给人加油！真是不可想象，你真是运气好，摆脱了这个困境。”最后她说了一些很模糊的话：“这世界太不公平了，莱农！太不公平了！需要改变这种处境，大家都受不了了。”她说话时，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我的书，封面已经变得脏兮兮、乱糟糟的。这是我在城区看到的第一本我的书，让我震撼的是，刚开始那几页已经变得黑乎乎的，蓬起来了，但后面的纸张都还洁白紧致。“我晚上看几页，”她对我说，“或者没有客人的时候，但我现在才看到三十二页，我时间太少了，所有活儿都是由我来干，卡拉奇家的人让我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九点。”后来，她忽然有些不怀好意地问我：“到那些比较惹火的章节，我还要看多久？”


    那些惹火的章节。


    过了一会儿，我遇到了怀抱着玛丽亚的艾达，玛丽亚是斯特凡诺的女儿。在卡门给我讲了那一通话之后，我很难对艾达客气起来。我恭维了一下她的女儿，我说孩子的衣服很漂亮，耳环也很美。但艾达有些不耐烦，她跟我说了安东尼奥的情况，说他们开始通信了，他在信里说，他结婚生子了，但那不是真的。她说，我让安东尼奥的头脑坏掉了，他现在不会爱别人了。然后她又说到了我的小说。我没看，她首先向我申明，但我听说那本书不适合放在家里。然后她好像有些气愤地说：“如果孩子长大了，看到那本书，那怎么办？我很抱歉，我不会买的。”最后她补充说：“但我很高兴你能赚钱，祝你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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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这让我怀疑，这本书之所以卖得很火，是因为无论那些充满敌意的报纸，还是支持我的报纸，都指出了这本书里有一些大胆的性描写。我甚至觉得，尼诺提到了莉拉在性方面的问题，是因为他觉得和一个写出类似内容的人，可以随便谈论这些话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我非常想见莉拉，我想，不知道莉拉会不会像卡门那样，也找了一本来看。我想象：晚上，在工厂干完活之后，恩佐孤单单一个人在房间里，她带着孩子在另一个房间，尽管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但她还想看我写的书，她抿着嘴，皱着眉头在看那本书，带着她专注于某件事时的表情。对这本书，她会做出什么评价呢？她会不会也觉得，这本书火起来，只是因为有几页比较过火的描写？但是，她也许并没看这本书，我怀疑她没有钱买，我应该带一本给她。我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后来我放弃了。我还是觉得，莉拉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我就是无法下决心去找她，我没时间，我需要尽快学会很多东西。而且，我想到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她的大衣外面套着一件围裙，在工厂的院子里，她站在篝火前，把《蓝色仙女》扔在火里烧掉了——那是她和童年的最后告别，我们之间的路已经越来越远了。也许她会告诉我：“你看到我的生活了吧？我没时间看你写的书。”我想，我还是继续走自己的路吧。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那本书真的卖得越来越好了。有一次，阿黛尔打电话给我，她还是用那种混杂着讽刺和温情的语气对我说：“假如继续这样下去，你要发大财了，不知道到时候你会拿可怜的彼得罗怎么办。”然后她把电话给了她丈夫。她说，圭多想和你说几句。我很激动，我和艾罗塔教授说话的次数很少，我觉得很尴尬。但彼得罗的父亲非常客气，他对我的成功表示祝贺，还开玩笑说，那些批判我的人太保守了，他提到了意大利漫长的中世纪，他赞扬我对意大利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他没有具体谈论任何关于小说的内容，他当然没看过那本书，他非常忙，但无论如何，他能肯定我、欣赏我，这让我很高兴。


    马丽娅罗莎对我也热情洋溢，说了很多赞赏的话。刚开始，她好像要跟我谈论我的书，但后来她改变了话题，用非常激动的声音对我说，她想请我去米兰国立大学，她觉得我非常有必要参加那里的运动——难以抵挡的潮流！你明天就出发，她激励我说，你看到法国发生什么了吗？我当然知道，我一直在听收音机，那是一台脏兮兮、油乎乎的蓝色收音机，是我母亲放在厨房里的。我说，我知道，太棒了！在巴黎第十大学、拉丁区的街垒。但她好像比我知道得更多，而且还参与其中。她想和其他几个同伴一起去巴黎，她让我和她开车去。我有些心动，我说好吧，我会考虑的。去米兰，然后去法国，抵达闹着学潮的巴黎，面对粗暴的警察，整个人投身于最近几个月最炽热的运动中去！出国，继续几年前我和弗朗科走过的那条路。如果我能和马丽娅罗莎一起出发，那该多好啊！她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开放的女孩，现在，她可以完全投身于这个世界上的运动，她像男人一样，已经彻底掌握了政治语言。我欣赏她，没有哪个女孩子像她一样，勇敢地破坏旧世界。那些年轻的英雄——鲁迪·杜契克、丹尼尔·孔·本迪，他们能冒着生命危险，来面对反革命的暴力，就好像战争片里那样，只有男人做得到，女人很难模仿他们，只能爱他们，理解和跟随他们的思想，为他们的命运而痛苦。我想到，马丽娅罗莎的那些同伴之中可能会有尼诺，他们互相认识，这也可能。啊，遇到尼诺，和他一起投身于那场运动之中，和他一起冒险，那真是无法想象。那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厨房里非常安静，我父母在睡觉，两个弟弟还在外面闲逛，埃莉莎关在洗澡间里洗澡。出发，我明天早上就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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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发了，但不是去巴黎。经过那年风波不断的政治选举之后，吉娜让我到处去推广我的书，从佛罗伦萨开始。我先是受邀到师范学院，邀请我的女教授是艾罗塔家一个朋友的朋友。在充满动荡气息的大学里，我给三十几个男女学生做了一场讲座。首先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很多女生，比我公公在报纸上写的还要糟糕：她们穿衣打扮都很低俗，在表达自己时过于激动、语言混乱，总因为考试的事儿生气，对老师很不满。在那位教授的引导下，我谈论了学生运动，还有法国发生的事情，我很振奋。我炫耀了我学到的东西，我对自己很满意，我觉得自己的表述很清晰，充满自信。那些女生非常欣赏我说话的方式，还有我懂得的很多事情，以及我在陈述世界的那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我说得井井有条。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尽量避免提到自己的书，谈到我的书会让我很不自在，我很害怕出现类似在我们城区里我的那种反应，我更喜欢用我的语言综述一下《悦读》或《每月评论》杂志里提到的思想，但我被邀请到那些地方，目的就是为了谈论我的书。有人要求提问，开始的问题都是围绕着书中的女主人公，她为了摆脱出生的环境做出的努力。只有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姑娘，我记得她很高很瘦，说话时经常被一种紧张的笑声打断，她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在这样一部优雅流畅的小说里，会出现“一段色情描写”。


    我很尴尬，也许我脸红了，我语无伦次地说了很多社会原因，最后我说，需要坦率地表现人类所有的体验。我强调道，包括那些难以启齿的事，还有那些我们对自己都不愿意说的事。最后的这句话讨得了大家的欢心，我又重新找到了自信。那位邀请我来的教授对我表示赞赏，说她会考虑这个问题，并且会写信给我。


    她的认可让我脑子里原本就不多的几个观念固定下来，很快就成了我反复说的话。在公众面前，我有时候是用一种风趣的语气说，有时候用一种悲情的语气说，有时候言简意赅，有时候会引申出一段长篇大论。有一天，在都灵的一家书店里，面对很多读者，我用一种潇洒的语气在谈论我的书，觉得非常自在。即使有人用热情或者挑衅的语气，问起书里描写的在沙滩上的性事，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我已经有了现成答案，而且会说得让人心服口服，并获得认可。


    在都灵，是塔兰塔诺教授陪我去参加读者见面会的，这也是出版社的安排。他是阿黛尔的老朋友了，他很自豪地说，他当时真是有先见之明，发现了这本书的潜力，他非常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听众，和一段时间以前他在米兰用的语气一样。晚上，读者见面会结束时，他表扬了我，说我在短时间内进步很大。然后，他还是用以往那种充满善意的语气问我：“他们说书中的性爱描写是‘下流的章节’，您为什么会欣然接受呢？您为什么自己也这么对公众说呢？”他跟我解释说，首先，我的小说除了沙滩上的那个情节，还有其他更有意思、更加精彩的章节。其次，那些看起来有些大胆的描述，其实很多女孩子在写作中，都会遇到的。最后他总结说，色情，在很多好的文学作品——真正的叙事艺术中都会出现，有时候虽然跨越了界限，但永远不会下流。


    我脑子有些乱——那个非常有文化的男人想婉转对我说的是，我小说里的那些“罪过”，其实是非常轻微的，是可以被原谅的，而我每次那么大张旗鼓地解释，好像那些东西是致命的一样，我错了。总的来说，我太夸张了，我迎合了公众短浅的目光。我想：现在够了，我不要表现得那么低三下四，讨好别人，我要学会对我的读者说不，我不应该让自己降到他们的水平。我觉得下次一有机会，我就会用一种比较严厉的语气，回应对那几页内容提出问题的人。


    晚饭是在一家宾馆的餐厅里，是出版社为我们预订的，我有些尴尬，但还是饶有兴趣地听着塔兰塔诺引用的文学作品。他再次声明，我是一位相当纯洁的女作家，他称呼我为“亲爱的孩子”。他说，亨利·米勒，还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有天分的女作家，她们描写的性事是我现在也无法想象的。我把这些作家的名字都写在了本子上，同时，我心里开始琢磨，这个男人虽然表扬了我，但他一定认为，我并没什么天分；在他眼里，我是一个侥幸获得成功的小姑娘；甚至那些最吸引读者的章节，在他看来也不过如此，只能震撼到那些懂得不多的人，但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会觉得这没什么。


    我说我有点儿累了，我搀扶着和我共餐的人站起来——他喝得有点儿多，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肚子很大，一副美食家的样子，一绺绺白发耷拉在耳朵上面，他的耳朵很大，脸红扑扑的，鼻子也很大，嘴唇很薄，眼睛很灵活，他抽烟很凶，手指是黄色的。在电梯里，他想拥抱我，亲吻我，尽管我挣扎着想推开他，他还是不放弃。我接触到他的肚子，还有他满嘴的酒气，那感觉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到那时候为止，我从来都没想到过，一个年老的男人、我未来婆婆的朋友，那么善良、有文化，却会表现出那副样子。我们到了走廊里，他赶忙向我道歉，他说那都是酒的错，他很快进到他的房间里，关上了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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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吃早饭时，还有坐车去米兰的一路上，他都在很动情地说着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段时光——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一种非常真切的忧伤，但当他提到现在的革命气氛时，那种忧伤消失了，变得充满热情，我觉得这种热情也是真诚的。这种激情，他说，正在席卷年轻人，还有老人。我一直在点头，打动我的是他的劲头，他想让我觉得，在我面前，他过去的激情又回来了，我对他有些同情。后来，他提到了他的个人经历，我很快推算了一下，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五十八岁。


    到了米兰，我让他在距出版社没几步远的地方把我放下车，我告别了这位陪同我的人。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我有一点晕乎。在路上，我想尽量摆脱和塔兰塔诺的身体接触带来的不适，但我还是有一种被玷污的感觉，类似于我们城区里的那种污秽。在出版社里，我受到了热烈欢迎，不是几个月前的客气，而是一种愉快和得意的祝贺，好像在说：我们多明智啊，我们料到了你很棒。甚至是接线员也出来向我祝贺，她从电话间里出来拥抱了我，她是唯一真正为我感到高兴的人。那个吹毛求疵的编辑，就是负责修订我的书的人，也第一次请我吃饭。


    当我们坐在一个距离出版社没几步远、空荡荡的小餐厅里，他就开始跟我说，我的文字里有一种迷人的东西。在我们吃饭的间隙，他建议我不要躺在功劳簿上，我应该开始着手准备下一本小说。之后他又提醒我，那天三点我要去一趟米兰国立大学，我在那儿有一个读者见面会。这个见面会和马丽娅罗莎没什么关系，这次出版社通过自己的途径组织了一批学生。我问他我到了那里之后该找谁。那个和我一起吃饭的权威编辑用自豪的语气说：“我儿子会在学校门口等您。”


    我从出版社拿了行李去宾馆，在宾馆没待几分钟就去大学了。天气酷热难耐，到了大学，我看到到处贴满了标语，还有很多红旗，众多参加斗争的人们，还有一些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纲领，到处都是大声说话、谈笑和鸣笛的声音，有一种令人焦虑不安的气氛。我在那里转了一圈，想找到任何一个和我相关的东西。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黑头发的男生撞了我，他跑过来，匆匆忙忙地撞到了我，打了一个趔趄，等他回过神来，马上就跑开了，就好像有人在追他一样，但他身后没有人。我记得，有一阵阵很清晰的喇叭声，刺破了让人窒息的空气。我记得有一个金发姑娘，身材很娇小，她拉着一个很粗的铁链子，声音很响，她大声对一个人喊“我来了！”，一边催促着。我记得这些，是因为我在等着有人认出我、走近我，我拿出了笔记本，摆出一副作家的样子，把看到的情景都记了下来。但过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人来。这时候，我留心地看着那些贴在墙上的纸张和通告，想找到我的名字，或者那部小说的名字，但没有找到。我开始变得有些焦躁，我放弃了询问学生，我不好意思提到我的小说，因为四处墙上都贴满了标语，上面提到的问题要比我的小说重要。我发现自己怀着两种全然不同的情感：我非常喜欢那些高调的男生女生，喜欢他们肆无忌惮的声音和举动；另一面则是我从小就有的对混乱的恐惧，当时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混乱可能会席卷我，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无法对抗的权威人物——校工、教授、校长或者警察，会当场把我揪住——我总是那么听话，结果受到了惩罚。


    我不想把这当回事儿，在一群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学生面前讲那老一套，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回宾馆，我要享受我作为成功女作家的生活——旅行，经常在餐馆里吃饭，在宾馆里睡觉。但这时候，有五六个姑娘急急忙忙从我前面经过，她们都拎着包，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她们向前走去，走进吵吵嚷嚷的人群，走进号角声里。走着走着，我走到一间挤满人的教室前面，正好在这时候，教室里传出了一阵愤怒的喊叫。那几个姑娘进去了，我也跟着她们小心翼翼地进去了。


    几个派别在进行激烈的辩论，无论是挤在教室里的人，还是聚集在讲台边的几撮人，他们都很激动。我站在门边，随时准备离开，其实我已经想离开了，因为整个教室乌烟瘴气、群情激愤。


    但我又想搞清楚状况，我觉得，他们在讨论纲领的问题。当时的情景是：有人在叫喊，有人沉默不语，有人开玩笑，有人大笑，有人像战场上的传令兵一样，快速地走来走去，有人对什么事情都不关注，还有人在学习——没人会觉得，他们可能达成一致。这时候，我已经习惯了那种喧闹和气味，我希望马丽娅罗莎也在里面。那里有好多人，男性居多，帅的、丑的、优雅的、不修边幅的、暴力的、惊恐的还有有趣的。我带着好奇，看着那些女生，我觉得我是唯一一个单独出现在那儿的女人。有些女生——比如说我跟着她们来到这里的那几位，她们挨得很近，在拥挤的教室里分发传单，她们一起叫喊，一起欢笑，她们之间保持几米远的距离，都很小心，以免走散。她们有可能是老朋友，也可能是临时认识的，她们组成一个团体，也许是为了获得进入这间混乱的教室的勇气。她们受到这种斗争场面的吸引，决定面对挑战，但条件是彼此不分开，就好像她们在安全的地方已经事先说好了，假如一个人离开，其他人也会跟着离开。其他女生则要么和女同学在一起，要么和男朋友在一起——她们夹杂在男生的群体里，会做出一些很私密的动作，表现得很豪放，她们愉快地跨越了安全线，但我觉得她们是最幸福、最自豪，也是最前卫的。


    我感到自己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我出现在那里，假如要沉浸在那些烟雾、气味之中，要融入其中，我也应该大喊几句，但这里的气味，让我想起了安东尼奥身上发出的味道，还有当我们在池塘边耳鬓厮磨时他的呼吸。我真是太可怜了，一心一意地追求学业，基本上没怎么去过电影院，从来都没有买过碟片，我从来都没有成为某些歌手的追随者，没收集过歌手签名，我从来都没去听过音乐会，我从来都没有喝醉过，我少数的性经验也是偷偷摸摸地，在不安中、在担惊受怕中进行的。但这些女生呢，她们的状态都差不多，她们应该活得很潇洒，面对这种彻底的改变，她们要比我更加有准备，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和她们一样。也许，她们觉得出现在那里，出现在那种氛围里，不是一件出格的事情，而是一种正确、迫切的选择。我现在有一点儿钱了，我不知道还会赚到多少钱，我想，我可以弥补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哦，或者不行，我太学究了，太无知了，太有控制力了，太习惯于冷静地生活，存储那些思想和数据，我太接近于婚姻和最后的归宿了，总之我太愚钝了，我把自己安置在已经日薄西山的秩序里。想到最后一点，我有些害怕。我想，我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这里每个动作，每句话，都是对我付出的努力的嘲弄，但我没走，而是挤进了拥挤的教室。


    一个很漂亮的女生马上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脸上的线条很优美，黑色的长发披在肩上。她肯定要比我年轻，看到她之后，我没办法把目光移开。她站在一群看起来充满斗志的年轻人中间，一个大约三十岁的男人，就像保镖一样，紧贴着站在她身后，那个男人抽着一根雪茄。让她与众不同的，除了美貌之外，是她怀里还抱着一个没几个月大的婴儿，她正在给孩子喂奶，同时还关注着事情的进展，时不时会叫喊几句。那个小孩穿着天蓝色的衣服，小腿和小脚都露在外面，他的嘴离开了奶头，但他妈妈没把乳房收起来，她的白衬衣扣子解开着，胸部鼓胀，她皱着眉，嘴半闭着。当她意识到儿子不再吃奶，就又机械地把奶头给他。


    在这个吵吵嚷嚷的教室里，到处都乌烟瘴气的，这个孩子让我觉得很不安，而那个女生看起来不像一个正常的母亲。她外表很秀丽，虽然比我还小，却要承担起抚养儿子的责任。看起来她好像在抗拒自己的身份，她和那种全身心照料自己孩子的年轻女人没有任何共同点。她一边在叫喊，一边在做手势，有时候会发言，有时候生气地笑着，用鄙视的动作指着某个人。然而，儿子是她的一部分，他在找乳房，有时候会叼不住乳头。他们一起形成了一组晃动的影像，好像一幅画在玻璃上的画，而玻璃随时都可能破裂——那孩子也许会从她怀里掉下去，一个不小心的动作，手肘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会碰到他的头。后来，马丽娅罗莎出现在这女孩的身旁，我很高兴。我想，她终于出现了。她真是活跃，脸上熠熠生辉，她真友好，她跟那个年轻母亲非常亲密。我摇了摇手，但她没看到我，她在那个女生耳边说了些什么，然后就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她出现在围着讲台的那堆人中间。这时候，从侧门闯进来一群人，教室里的人稍稍平息了一些。马丽娅罗莎做了一个手势，得到了大家的回应，她抓住麦克风，简短地说了几句，整个拥挤的教室安静下来了。这时候，有几秒的时间，我觉得在米兰，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我自己的不安，好像有一种力量让我脑子里的阴影全部消失了。在那几天里，我有多少次想到过我早期的政治教育？马丽娅罗莎把麦克风给了她旁边一个年轻人，我马上就认出了那个人——弗朗科·马里，我在比萨最初那几年的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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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科·马里还是老样子，声音依然很炽热，充满说服力。他还是具有那种组织语言的能力，他从一些普遍的切入点，一步一步谈论到我们每日的体验，然后自然而然地揭示这些事情的意义。当我现在描写这个场景时，我意识到，我基本上想不起来他的身体特征，我只记得他脸色苍白，没留胡子，头发很短，我也想不起来他的身体——那是到那时候为止，我唯一像拥抱丈夫那样拥抱过的身体。


    等他发完言之后，我向他走去。他惊讶得两眼放光，拥抱了我，但我们很难说上话，因为人群非常混乱，要么有人拽着他的一条胳膊，要么有人用手指着他，很严厉地对他说话，就好像要和他吵架一样。我挤在那些围在讲台周围的人中间，非常不自在，我也看不到马丽娅罗莎，但这时是她认出我来了，她拉了一下我的胳膊。


    “你在这儿干什么？”她很高兴地问我。


    我没有告诉她，我错过了一场见面会，我说我是偶然经过的。我指着弗朗科对她说：


    “我认识他。”


    “马里？”


    “是的。”


    然后，她充满热情地谈起了弗朗科，嘀咕了一句：“他是我请来的，我要负责任，你看看这马蜂窝。”她还说他晚上会住在她家里，第二天出发去都灵，她邀请我也去她家里住。我接受了，虽然我已经订了宾馆，真是遗憾。


    学生大会一直在继续，中间有几次气氛非常紧张，一直让人提心吊胆。我们在天快黑的时候才离开大学。除了弗朗科，那个年轻的母亲也跟我们一起走了。那姑娘叫西尔维亚，还有我之前看到的那个抽着雪茄的三十多岁的男人，他叫胡安，是一个委内瑞拉画家。我们所有人一起去一家馆子吃饭，那是我的大姑子马丽娅罗莎熟悉的馆子。我和弗朗科聊了一会儿，我就发现，他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的脸上好像覆上了一层面具，可能是他自己戴上的，竟然和他的面部线条完美贴合，他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慷慨陈词了，现在他有些收敛和退缩，他会斟酌词句。在我们看似亲密的交谈中，他从来没有提到我们之前的关系，是我提到那段关系的，我抱怨说他再也没有写信给我。他不愿多说，嘟囔了一句：“事情本应该这样。”关于大学，他也说得很含糊，我明白，他没能从大学毕业。


    “有其他事情要做。”他说。


    “什么事情？”


    他似乎有些厌烦我们之间过于私密的语气，就转向马丽娅罗莎说：


    “埃莱娜问有什么事可以干。”


    马丽娅罗莎很愉快地回答说：


    “干革命。”


    这时候，我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那空闲时间呢？”


    胡安这时候温柔地摆弄着孩子握紧的拳头，西尔维亚坐在他旁边，他很严肃地说了一句：


    “空闲时间，我们为革命做准备。”


    吃完饭后，我们都钻进了马丽娅罗莎的车子，她住在圣安布罗焦区一套很大的老房子里。我发现，委内瑞拉画家在那儿有一个类似于工作室的地方，那是一间非常凌乱的房间。他带着我和弗朗科进去看他的作品：非常大的画幅，上面绘制着非常拥挤的城市，像照片一样精细，但他在画面上钉钉子，还用一管管色彩、一支支画笔、调色板、调色碗，或者通过油松和破布破坏了这些画面。马丽娅罗莎对他评价很高，但她一直在对弗朗科说话，看来她最在意的人是弗朗科。


    我不明白状况，我窥视着他们。当然，胡安住在那里，西尔维亚也住在那里，她抱着她的孩子米尔科在房子里自如行动。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年轻的母亲和画家是一对夫妇，他们租住在这套房子里，但我很快改变了想法。实际上，那个委内瑞拉画家整个晚上对西尔维亚都表现出一种漫不经心的客气，但他经常把手搭在马丽娅罗莎的肩膀上，有一次还吻了她的脖子。


    刚开始，大家都在聊胡安的作品。对视觉艺术，弗朗科一直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我们所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除了西尔维亚，她的孩子之前一直都很乖，忽然间却大哭起来，根本没法平静下来。我希望弗朗科能提到我的书，我很确信，他会说一些比较敏锐智慧的话，就像他谈论胡安的绘画那样。但他一直都没有提到我的小说，想到这些，我心里有一丝酸楚。后来，弗朗科说了一句关于艺术和社会的俏皮话，委内瑞拉画家无法忍受，他才改变了话题，说到了意大利文化的落后，选举之后的政治格局，对社会民主党的妥协，还有学生运动和警察的镇压，以及“法国的教训”。两个男人之间的辩论马上变得白热化。这时候，西尔维亚不明白米尔科到底怎么了，以及他需要什么。她从房间里出去又回来，大声地责备孩子，就好像他是一个大孩子。她抱着孩子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或是去房间里给孩子换尿布，她时不时会抛来一些反对意见，都是别人说过的现成的话。马丽娅罗莎说，在法国的索邦大学，他们已经创办了一些托儿所，给那些参加罢课的学生提供服务，可以帮他们照看孩子。她还提到了六月初的巴黎，天气很冷，而且爱下雨，学校在罢课，工人在罢工，但她没能亲眼看到（她后来没去，这让她觉得很遗憾），这是一个朋友写信告诉她的。弗朗科和胡安漫不经心地听着这两件事，但没忘记他们之间的争论，辩论越来越激烈了。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三个女人都非常困倦，都等着那两位斗士耗完他们各自的气力。这让我很烦，我等着马丽娅罗莎能加入谈话，我自己也想加入谈话，但是弗朗科和胡安根本不给我们机会。这时候，那个孩子哭得更厉害了，西尔维亚也变得越来越粗暴。我想到莉拉在怀着詹纳罗时，比这个女孩还年轻。我意识到，在参加那场学生大会时，有一种东西促使我把她们俩联系在一起——也许是莉拉在尼诺消失之后，在和斯特凡诺分开时，她所感受的那种母亲的孤独吧。莉拉那么美，假如她抱着詹纳罗来参加这个大会，那她会更加迷人，她要比西尔维亚更有决心，但莉拉已经被排除在外了。我在大学教室里感受到的那股浪潮，可能也会席卷那不勒斯的城郊，但她住在那个地方，可能完全感受不到发生的一切。太遗憾了，我觉得有些负罪感。我应该带着她离开、绑架她，让她和我一起旅行，或者强化她对我的影响，把她的声音和我的声音混合起来。似乎在那时候，我觉得她在说：“假如你不吭气，你让那两个人一直说，那你就会像一件摆设，一盆放在房子里的植物，你至少应该帮一下那姑娘，你可以感受一下有个孩子是什么体验。”总之，我脑子很乱，种种情绪涌上心头，时空也变得恍惚。我一下子站了起来，带着一丝担忧，从西尔维亚手里轻轻地接过孩子，她很乐意把孩子交给我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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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米尔科一下子就吸引了我，那孩子长得很好，他的手胖乎乎的，手腕和腿上有红扑扑的肉褶子。他多漂亮啊！他已经长了很多头发，眼睛的形状很精致，脚很长、很精致，散发着醉人的奶香。我小声跟他说了很多赞美的话，我抱着他在房间里转悠，哄他睡觉。两个男人的声音越来越远了，虽然他们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讨论得很激烈，但我感受到一种新体验、一种乐趣。孩子的热气就像一阵无法控制的热潮，他身体很柔软，让我所有感官都变得敏锐，就好像怀里这个完美的小生命，激发了我的温柔和责任心。那种感觉非常强烈，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他，让他免受来自房子的每个阴暗角落里隐藏的威胁。米尔科应该感受到了这些，他安静下来了，这也让我很愉快，我觉得自豪，因为我能让他平静下来。


    当我回到房间里时，西尔维亚坐在马丽娅罗莎的膝盖上，听着两个男人的讨论，中间只是插入一些神经质的感叹句。她看了我一眼，看到了我抱着孩子的陶醉，她忽然站了起来，不怎么热情地说了句谢谢，就接过孩子，把他放到了床上。我若有所失，回味着米尔科留在我身上的热度，有些沮丧地坐了下来，脑子很乱。我希望孩子再哭起来，假如西尔维亚让我帮忙的话，我就可以去哄他。我这是怎么了？渴望孩子？想做妈妈？想喂奶？想哄孩子睡觉？想要结婚生孩子？为什么当我摆脱了我母亲，觉得自己安全了的时候，我母亲忽然从我的肚子里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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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男人的针锋相对，还有法国的事件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都让我很难集中注意力倾听，但一声不吭坐在那儿，也让我无法忍受。我想说一说巴黎的运动、我读的资料，还有我的看法，有一些话一直在我脑子里纠缠。让我惊异的是，马丽娅罗莎那么厉害，那么自由，这时候却一声不吭，只是面带微笑在支持弗朗科说的话，这让胡安变得不太自信，有时候甚至有些烦躁。我想，假如她不说话，那我就会介入，否则我为什么不回宾馆，我为什么要答应来这里？我知道答案。因为我要在我的老相识面前，展示出我现在的样子，我希望弗朗科能意识到，他不能像以前一样，像对待一个小姑娘那样对我，我想让他意识到，我已经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想让他当着马丽娅罗莎和别人的面，表达对另外这个我的赞赏。这时候，我看到孩子安静下来了，西尔维亚带着孩子消失在房间里了，她和孩子都已经不需要我了。我等了一会儿，最后我找到了一个机会，说我不赞同我前任的说法，那个不赞同的意见是我临时发挥的：我自己也不是很确信，我的目的是对弗朗科表示反对。我就是那么做的，我脑子里有一些模板，我把这些模板和一种佯装的自信结合起来。我斩钉截铁地说：“法国阶级斗争的准备程度，并不能让人感到放心，现在让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我认为还有些为时过早，时机并不是很成熟。”我的语气很坚定，我担心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会忽然打断我，说一些话，又自己讨论起来了，把我排除在外。但他们在专心地听我说，所有人，包括西尔维亚都在听我说，她已经把孩子放到了床上，踮着脚尖回来了。我说话的时候，弗朗科和胡安都没有表现出不耐烦，而且我有两三次提到“人民”这个词时，那个委内瑞拉画家还点了点头，这种认可让马里很烦。他用带着讽刺的腔调说：“你是说，从客观上而言，现在的局面还不是革命？”我熟悉他的这种语气，这意味着他想通过取笑我来捍卫自己。这时候，我们针锋相对，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了起来。“我不知道你说的‘客观’是什么意思。”“意思是采取行动是无法避免的。”“假如是无法避免的，你现在还在袖手旁观。”“不，革命者的任务不是做那些‘可能’实现的事，在法国，那些学生做了‘不可能’的事情，教育的机器已经被打破，已经不能恢复了。”“我敢说，那些已经变化了的事情，还会再发生改变。”“是的，但没人向你，或者其他人申请一张盖章的证明，证明现在的局面在客观上是革命的，学生们只是采取了行动，没有别的。”“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等等。直到后来，我们都沉默了。


    这是一场不太正常的对话，不是因为对话内容，而是讨论的热烈语气，根本就不遵守谈话的规矩。我在马丽娅罗莎的眼里看到一种神情，好像在说：假如你和弗朗科这样说话，那你们之间除了是普通的大学同学，一定还有另一层关系。“你们过来帮我一个忙，”马丽娅罗莎对西尔维亚和胡安说。她要拿一架梯子，要给我和弗朗科找床单。胡安和西尔维亚跟她去了，胡安在马丽娅罗莎耳边说了些什么。


    弗朗科盯着地板看了一会儿，他抿了抿嘴唇，就好像为了挤出一个微笑。他带着一丝温情说：


    “你还是之前那个小资产阶级。”


    这是很多年之前，他给我贴的标签，当时在他的房间里，我很担心被人发现，这是他取笑我的话。因为当时眼前没别人，我很冲动地脱口而出：


    “你才是小资产阶级，你的出身、文化，还有你的行为，都属于小资产阶级。”


    “我不想惹你生气。”


    “我没有生气。”


    “你变了，比以前霸道了。”


    “我还是老样子。”


    “你家里都还好吧？”


    “还好。”


    “你特别在意的那个朋友呢？”


    这个问题忽然冒了出来，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在过去，我和他谈论过莉拉吗？我是怎么谈论她的？为什么他现在忽然想起来了？是什么让他联想到了莉拉，而我并没有注意到。


    “她很好。”我说。


    “她在做什么？”


    “她在那不勒斯郊外一家香肠厂上班。”


    “她不是嫁给了一个老板了吗？”


    “那场婚姻最终还是失败了。”


    “下次我去那不勒斯，你要介绍她给我认识。”


    “那当然。”


    “你给我留个电话，还有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