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回 随驾大臣

    我时常在想：如果朝廷上没有了这些外貌似乎很端庄严肃的大臣之后，国家的一切政事，会不会就此停顿；或者只是象一头马丢掉了它的长尾巴一般的绝不发生影响，因为我瞧他们除掉在太后跟前端端整整地站着之外，便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了，所以使我对于他们的能力和功用，不得不发生了一种怀疑。据我所知道，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为着什么事情，从没有一个大臣敢爽爽快快地发表过他的意见的。照理讲，他们的本职原是要辅佐太后——也就是要他们尽量向太后贡献意见，使太后把一切政务，都能处理得中正妥善；但是因为他们过于畏惧太后的缘故，于是太后所听到的，便只是些故意要迎合伊自己的意思的空论，或是那些可以使伊欢喜的谎报。（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我父亲所告诉我的关于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来了。据说自始至终，清廷各大臣所奏给慈禧听的战报，老是“我军大胜”、“我军连捷”的虚话，一直到中国舰队全军覆没，伊还不曾接到确息。唯一的原因，就为各大臣都知道太后听到了战败的消息，一事实上要着恼的，所以没人敢说真话了。）在这一列御用列车上，少不得也有一辆车是指定给这些大臣们栖息的。可是诧异得很，虽然这些随驾大臣——从最高级的到最低级的——都是很拥挤地群聚在一辆车上，而那总管太监李莲英，却是一个人独占着一辆车，且又布置得十分富丽，仅稍次于太后的一辆车而已。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这一辆专供随驾大臣们栖息的车辆的车身上，为着要使他不至和那一辆铁路官员的车辆蒙混起见，在左右两面，都悬着一块牌子，很显明地写着“内务府”三个字。所谓内务府，就是等于现在的内政部。除掉这辆内务府的专车之外，旁的车上，也都有各各不同的牌子悬着，标明是给什么人坐的，或是装载什么东西的，以免大家走错。可是太后的一辆车上，当然是不能挂什么牌子的，不过也有一个特殊的记号，就是两边各漆着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那是用天蓝色漆的，配着金黄色的车身，真是非常的动人。


    这些大臣都以为自己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在外边人的面前，往往十分夸耀。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绝对负责地说，他们的位置，实在是绝不重要的！虽然我的二哥勋龄，也是其中之一，可是我终不能抹杀了事实说假话。论二哥的人品和相貌，有确可以说是很漂亮的，他的服式也不能不算华贵富丽，就是他的学识，如果委任他的人能够用得其当，也不见得会输给人家。


    无奈现在他们不但不能尽量的用其所长，并且连寻常的事情，也不让他做，除掉他的漂亮的相貌，华贵的服工之外，他所能替太后或朝廷效力的，可说是没有了！


    庆善，就是那位内务府大臣，也就是在表面上负责理料一切关于内务方面的政务的人。他的官衔听起来是的确很重要的，然而官衔尽是这样动听，事实上他的职务，却和我们理想中的景象，刚巧相反。在现在的中国国民政府里，或是在美国，及其他的国家，一个当内政部长或是当相等的职务的人，他的政治上地位，总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庆善，便就不同了。他所掌理的事务，都是些很琐屑而很微细的。所以说得确切一些，他实在是等于一个富贵人家的仆从，或是男管家。


    他的“内务”，其实就是“官务”。而他的地位和别位大臣不同的所在，也只是他在宫中接近太后的时候，比别人格外多一些而已。要是在相当的机会上，太后凑巧想需用他，便就近教他干些杂务。这样，他也可以凑此而钻营了。


    无论他的才干是怎样的平庸，他的地位是怎样的无关紧要，可是他的服式，却委实是非常的精致！在本书这一章里，作者所要描写的主要点，就是这些大臣们的服式。他们的服式都是合于标准的，象制服一样的整齐。庆善照例也是戴着一顶小洋伞式的围帽，帽顶上装着一颗珊瑚制的红色的顶子；在满清时代，红顶子就是一品大臣的标记，端的贵不可言！帽子的后部，还有一根孔雀毛制的翎子拖着，当他的脑袋晃动时，往往有耀人的光在闪动。当然，他还不能用“双眼”的翎子，因为这种翎子是一种最荣耀的装饰物，非经朝廷恩准是绝对不许滥用的。


    有清一代三百多年的历史里，能够得到这种特殊的赏赐的，不过寥寥三四人而已。——其中的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合肥李鸿章。庆善除掉穿着一件长可拂地的天蓝色的箭衣之外，上身还置着一件紫酱色的马褂，这件的紫酱色的马褂上面，还有许多花纹织着。可是因为花纹的颜色同属紫酱的缘故，望去便不很显明了。不过这些花纹的经纬，都是跟其他部分不同的，就是所谓“暗花”。这些暗花大半是花体的“寿”字，“福”字，“禄”字之类，总不外乎表示长命宝贵，福寿双全的意思。在那一件天蓝色的箭衣的上面，为着要和这件马褂相配起见，也有这种相同的花纹织工，庆善这一身衣服的工料，当然是很可观的了！不过以外观而论，象这样的服式，实在可以算是很美丽的了，何况他脚上还登着一双发光而黑缎制的朝靴呢！　　无论任何一位大臣每当他离开了朝廷，出差到外面去的时候，（就是穿行装的时候）他的腰带上就得另外拴上两根白色的丝带，这两根带上各绣着一个字，就是“忠”和“孝”，所以这两根带的名字，就叫忠孝带。他的意思是要使那些当臣下的虽然身子到了外面去，一颗心却老是向着朝廷，永远的忠实服从。依事实而论，这一次这些随驾的大臣们其实都不曾离开朝廷半步，只是在跟着朝廷走；不过说起来总是出差，因此那两根白色的忠孝带，便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每个人的腰带上齐拖着这两根东西，倒象是礼品上结着的彩色缎带一样。在这两根忠孝带的尾端，还有两只小小的荷包，都是刺绣得十分讲究的，因为这些荷包是并无规定的式样，规定的颜色，尽可凭各人自己的意思，随便缝制的，于是种种奇巧的式样，和种种鲜艳的彩色，便漫无限制地给这些人引用起来了，然而这些荷包的功用，却仅仅是装饰而已，实际上竟从没有人利用他们装过什么东西。


    至于那根腰带的本身，乃是用蓝色的丝线所织就的。颜色当然也很夺目，而用以连系这腰带的，照例是一个扣子；这些扣子的式样，也是并无规定的，尽可让用的人自己想出各种花样，因此，这个扣子又象荷包一样地变做了各人夸富炫奇的好资料。每一个大臣都在钩心斗角地计划着，要有一副别人所买不到、想不到的特别扣子，方显得他自己的财势。最普通的便是金扣、银扣，或是铜扣，式样则随各人所好而定制，十九是不相同的。然而这些金银铜一类的东西，毕竟多是极平凡的质料，只有较低级的官员，为财力所限，才不得已而用之一；象庆善就绝对不要了！他的一副扣子是用上好的翡翠所凿就的，——我父亲也有这样的一副扣子——式样是雕凿得非常的精巧，也许是庆善自己欢喜这种式样，也许纯粹是玉工的技巧，那可不知道了。但是我敢确切的担保，象他那样的一副扣子，至少可值库平一千两。照此刻的钱折算起来，须合国币一千五百元以上。庆善的手指上还戴着一只绝大的玉戒，他的价值大概和那扣子不相上下；所以合并算起来，他这全套服色的价值，至少非五千两银子不办，约合现在的中国国币七千元。至于象他这样的服色，究竟有几套备着，可就不是旁人所能知道的了！一个当内务府大臣的人的服色如此富丽，谁也不能说他不配；虽然在事实上他处处还得仰李莲英的鼻息，时常弄些东西去孝敬他。庆善的纬帽上还有一件很讲究的装饰品，就是那插孔雀翎的翎管，也是玉制的，他的式样却和现在最流行的香烟咬嘴差不多。我二哥的服色也和庆善的服多大致相同，虽然他是一位公爵的儿子，而且还是承袭这爵位的人。爵位原来只是一个虚名，有什么实在的用处呢？但看庆善他虽说也是一位一品大臣，却并无什么爵位，然而宫里头和朝廷上的一切政务，他倒有权包揽，只要李莲英不和他捣蛋，他尽可畅行无忌。所以凭实权而论，随便在什么地方，他总比我二哥来得大。其实就是光绪皇帝的弟兄，也没有庆善那样大的权势咧！我敢断然的说，我并不知道一个虚而不实的爵位，能有多少价值？只不过在我们的祖上最初得封爵位的时候，因为这个人确曾有许多特殊的功勋和劳绩，才能博到这个恩赐的缘故，在他开始受爵的短短的一刹那间，便真有一班人向他艳羡着，恭维着；待到他本人一死，他的子孙承袭了他的爵位，旁人就不再因他是功臣的后裔而特加青眼了。


    我二哥的箭衣、马褂、纬帽，可说跟庆善的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腰带上的一副扣子。他那副扣子是用二十四开的外国金所制造的，一起接连着三个金环，用一段极精致辞的细链系着。这三个金环的分量都是很重的，但是打磨得十分光滑，上面还有许多花纹凿着；我二哥欢喜用字，所以他的环上都是凿着无数的字。这副扣子的大部分虽然都是金的，但也有好几方上好的翠玉镶着，因些更比庆善的来得好看。二哥的忠孝带上的两个花包，也有极美丽的花纹绣着，颜色更是配得非常的鲜艳夺目。二哥自视很高贵，他觉得朝中的一班大臣没有再能胜地过他的，尤其是因为他自己曾经受过西洋教育。在那个时候，中国官员懂洋文的还不多，所以他是格外的难能可贵了。


    这倒是不错的！


    我二哥的相貌原是长得很俊雅的，再加上了他戴的那一副夹鼻眼镜，这生相儿可就更够瞧了！不过他戴这眼镜的本意，实在不是为着好看的缘故，只因为他的眼睛有近视的毛病，不戴眼镜，简直一些东西都瞧不出来。提起他这副眼镜，我又连带的想起了一桩笑话。虽然眼镜之在中国，已有了百余年的历史，不能再说是一种新奇的东西；可是象勋龄戴的这副夹鼻眼镜，却还并不多见，至少限度，以朝廷上是没有第二个人戴这种同样的眼镜，——外边也许是有的。根本原因，大概还是因为戴这种夹鼻眼镜非鼻梁较高的人不办，所以在别处，戴的人也不多，而勋龄的鼻梁，却是很高的，尽可极不费事的把他的眼镜夹起来。当我们初进宫的时候，二哥第一次上朝，太后就让他站在一个很优异的地位上，因此，别的朝臣对于他都是非常的注目，其中有一位最好奇的人，竟象看什么西洋镜似的尽把他的视线钉住二哥的眼镜出神。最使他触目惊心的，大概是那一根一端系在眼镜上，一端系在钮扣上的金链。因为他觉得这一根金链的一端，虽是在二哥的马褂钮扣上系着，可是那链的本身是软的，何以能够托住那眼镜，使他不掉下来呢。于是他就格外目不稍瞬地注视着了。二哥的脾气原是很滑稽，很顽皮的，他瞧这官员老是向他的眼镜瞧着，便存心和他开一次玩笑。他故意把自己的鼻梁一皱，那眼镜便立刻掉了下来，慌得这官员来不及的抢上前去，伸出了手想替他接住；可是这眼镜有金链系着，掉到二哥的腰间，便不再掉下去了，只在那金链上转动。这样可就更使那官员着魔了。


    “啊！”这位大臣已忍不住叫喊起来了，他的眼睛是睁得比平常大了一倍。“再试一次让我瞧吧？”　　二哥真的依着他又试了一次。这位大臣瞧了，便咧着嘴尽笑，并请求二哥把这副眼镜借给他自己试试看。可是他闹了好半晌，甚至把他的鼻子也擦红了，还是夹不上去。理由很简单，不过是我二哥的鼻梁很高，所以能用夹鼻眼镜；而这位老先生的鼻梁却是扁得象没有一样，自然夹不上去了。


    从此以后，勋龄的这一副夹鼻眼镜，便成了他同僚们的好奇心的集中点了；一直到我们搭着这一辆特备的御用列车，从北平到奉天去的时候，这种好奇心还不曾完全消灭。


    因为太后这一次上奉天去的主因，纯粹是为着要去谒陵，并不是要去处理什么军国大计，沿路也只是随意看看风景，并不打算作一天半日的勾留，所以除掉我二哥和庆善之外，伊就不再带旁的比较重要些的大臣了。但是我二哥和庆善两个人，却照例的各自带着许多随员。庆善大概带五个或六个，有的算是帮他办杂务的，有的算是帮他办文书的，然而在事实上，这些人所能为庆善效劳的，可说真是很少的。至于文书方面的事务，那是更少了，——简直是没有。本来，这种吃饭不做事的美缺，原是庆善存心照顾他那些亲戚的，因为他那亲戚都是很懒的角色，虽然想赚钱，却不愿实实在在的工作，于是各人都利用着亲戚的关系，强迫庆善安插他们。这一种情形在中国，可说是很普通的，无论那一个人，只要他自己弄到了一个可以有权用人的位置以后，他的那些亲戚故旧，便立刻会把他包围起来，强迫他尽量的引用私人，多多益善。而在满清官场中，这种情形是尤其的普遍。


    我二哥当然也不能例外，他的随员究竟有多少，我虽不知确数，但是我可以保证他们除了陪坐着谈天之外，断没有别的工作了。其实当二哥引用他们的时候，原来也不希望他们做什么工作。这样读者就不难想见我们家里的情形了：不但我二哥有这么许多清客式的随员，便是我四弟，也照样有好几个养着，我父亲所有的是更多了；这三起人马合并后的总数，至少就有二三十名了。所以无论我们自己的屋子怎样大，或是向人家租下来的屋子怎样大，却永远不会有空的房间了。而且往往不够。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父亲，我二哥，或四弟，便得另外再化一笔钱，到外面去租些屋子，好让这些寄生虫们安居。


    话虽如此，在朝廷上也全亏了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臣，穿着花花绿绿的肃立着，才能点缀成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而在这一次的旅途中，又全亏了勋龄和庆善的这些随员们点缀其间，方不致尽失朝廷风度。


    虽然，严格的讲起来，这一次随太后上奉天的一班随驾大臣之中，除掉勋龄和庆善两人，真够得上算是大臣之外，其余的一班人，倘若不客气一些，尽可不必把大臣的头衔送给他们；但是我以为极应该也称他们为随驾大臣，否则便是不公允。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一群人所担任的职务！简直完全是一样的，除非在朝见太后的时候，庆善和勋龄所站的位置，总是在最先，此外便并无什么区别了。说到站的位置，我们就不得不称颂一声爵位的可贵了。前面我虽然已经再三的说，爵位是一种虚名，绝无丝毫实益的，可是在朝见太后的时候，我二哥毕竟靠着他这个公爵的头衔，每次总是站在庆善的前面，就是站得和太后格外近一些；这种待遇，在那时候算是一种极光荣的事情。


    庆善是清宫中的一个男管家，凡一个男管家所能管的事情，他大概也可以完全管得到；而我二哥却是等于太后的一个侍从副官，虽然没有实权，地位却总比一个男客家来得高，因此他就可以站在庆善于的前面了。


    一路上，我们的列车往往因为太后一时的高兴，便命令它停止下来；而每当车子停的时候，庆善和勋龄所率领着的一批“随驾大臣”，便得一齐走到太后跟前来侍候。太后对于这些人的名字，官衔，和他们个人的短短的历史，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知道。虽然他们侍立在伊面前的时候，伊对他们似乎并不怎样注意，可是这些人的服装和举止，却没有半些能够逃出伊的灵敏的视线以外去的。


    “他们都是打扮得很富丽的！”伊常是这样的感慨着：“他们的浮华，他们的官架子，在旅途中，的确可以增加我们不少的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