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夜没有睡，巴不得快点到天亮，好到教育司去看榜。我住流水井张氏宗祠，而教育司则是由旧提学使署改造的。两者之间，有一板薄砖墙相隔，要到教育司去，须从朝观街走过，但也只需五分钟光景，纵令每天叫我走三五十趟，也不觉苦的，只要有放洋的希望。


    我坐在门廊里的食桌旁，望着教育司后园的树林，起了种种的幻想。日光一刻一刻地热烈起来了。坐在屋子里，也感着一阵阵的暑气。


    响了九点钟，我出门了。但走到教育司门首一看，复试的榜还不见揭晓。我很失望地走回来。因为放了暑假，同寓的人大都回乡去了，只有三五个留在省垣谋事的同乡，还住在这祠堂里。此刻他们也都出去活动了。全祠堂里真是鸦雀无声。我在自己房里坐了一会，也觉得是冷清清的，不能再忍耐，便又走出来，从观莲街走出惠爱大街，折向东行，走到财政厅前，再转入双门底大街。踯躅着行了一会，一身流了不少的汗水了。在各书店和照相馆里流览许久，看看近十二点了。我再无意识地走到教育司前来了，望了望墙上，仍不见发贴有什么新榜，我像扫兴地走回来，决意到下半天四五点钟才去看榜，省得空走许多的冤枉路。


    吃中饭的时分，同寓的都回来了。那时代的青年似乎比现在的天真，他们一面吃饭，一面把自己进行职业的经过提出来请大众讨论，以决定其能否成功。同时把所会见的要人们的态度和说话滑稽化，以引朋友们发笑。前两个钟头那样冷静的祠堂，此刻又热闹起来了。我们这班青年都是无事不可对人言，没有一点的秘密，都是活泼不拘天真烂漫的。


    现在的青年，平均起来，确实赶不上民元前后的青年活泼，天真。但这并非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而是证明中国之社会经济基础日趋崩溃。在日本也是一样，今日的青年学生不如二十年前之纯朴了。


    我吃过了午饭和同寓的朋友谈笑了约一个时辰后，便去睡中觉。醒转来时，已经是三点多钟了。我又想跑到教育司去，但给朋友笑了。我只好忍耐着。并且也怕仍然是空流一身汗。其实教育司那边，正是在这时候发榜。


    响过了四点钟，我的胸口跳动着出门了。


    “备取第二！”


    我一面走，一面想及昨晚上萧先生所说的话，我心里有无限的懊恼。


    “如果正取没有两名的出缺，自己不是徒担虚名。这才气死人！花费了我那末多光阴和精神，这并不是上帝的恶作剧！简直是钟荣光的恶作剧！”


    距教育司愈近，我的胸口便愈跳动，双脚也愈颤动，几乎不会走路了。


    刚踏入外门，就看见对过的墙上，高高地贴着一张新榜。但看榜的人却寥寥无几。只有四五个人，其中有一二个人在拼命地抄录入选者的姓名。我也顾不得胸口颤动，足胫无力，忙三步并二脚，走到墙面前来。抬起头来望了望那张复试的榜，在这瞬间，只觉得榜面是花花绿绿的，认不清楚是什么字。我当然是先注意榜的后半段，看是不是考上了备取第二名。但认真一看，我惊骇得心脏几乎要从胸坎里跳出来了。


    “这是什么道理啊！”


    我当时就像服了多量的亚斯匹灵，全头面，全身上都是汗水淋淋了，双脚颤抖得非常厉害了，若不是怕人们笑话，我真要蹲下去了。


    “备取第二名那里是自己的名字呢？”


    但是这榜上明明有自己的名字。自己镇静了一下，审查自己的名字，恰恰占了孙山的位次。


    “自己是殿军呢！萧先生完全看错了！”


    我这样想着，担心自己也会错，因再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名字，果然不错了。考尾名，虽然在名誉上不甚好听，但也不必管了，总比备取第二名好，有治装费港币一百元可领了！


    过后，我才翻过来看前头的榜文了。榜文大意是此次复试结果，经严格的审查，录取西洋留学生正取二十名，备取二名，日本留学生正取三十名，备取五名。其次通告所录取各生，务须留在广州，静候教育司定期派送放洋，届时当另行牌示。


    在榜下的墙面前立了一会，汗水也稍稍停止了。我此刻有余暇来查看及格者里面有没有我相认的朋友。我发见（现）了两个朋友也入了选。


    我走出教育司的外门首来后，又还有些不放心，自己真的是考上了正取第三十名。于是再折回头，进去看榜。自己的名字，明明是在第八行第二名！（因为每行四名）在自己的名字下面，是空白。至备取是另行起写的。


    “此刻不会错了。要打个电报去吓吓父亲呢！”


    我这样想着，向外走了一二十步，还是有些担心，自己会看错，同时也疑心自己莫非是在做梦。我又翻转身走回那面墙下去。我对于这张榜，有些恋恋不舍似的。可惜当时没有把它拍照下来呢。


    在回寓的途中，仍然是全身渗着汗，不过没有初看见榜时流得那样厉害吧了。双足仍然是在微微地颤抖着，我想像我当时的脸上，也一定发青的，因为流汗实在流得太多了。


    回到祠堂下，同寓的人也都回来了。因为是晚饭的时分，并且从其他公寓还来了几位朋友和堂兄弟。他们看见我的脸上发青，又没有半点笑容，料定我是失败了，很客气地不来问我。到后来，还是那个跟姚雨平北伐过来的堂兄弟先开口问我：


    “出了榜么？怎么样？”


    “我要打电报了！”


    我这句话却引得他们都笑起来了。


    随后又来了二三个朋友。其中一个是方言学堂毕了业的堂兄。他们都是报考西洋留学的，早看过了榜。


    “你真好彩！”


    他们一看见我，便这样说。我也有些得意的笑起来了。


    “你考上了留学，该给我打一下才做得！”（做得是可以的意思。）


    那个方言毕业的堂兄便拿起黑纸摺扇，向我的肩背上打了一下。


    “也要给我打一下才做得！”


    北伐的堂兄也过来向我肩膊上打了一掌。


    “我也要打一掌！


    一个从乡出来乘革命的机会，想谋职业的堂兄，也笑着赶了过来。


    但是我逃了。


    真理是永久不变的。譬如“世态炎凉”这个真理，真个是千古不灭的。自考上了日本留学，一般朋友都很明显地改变了态度，而我的人生观也从那一天起，由悲观的改变为乐观的了。平时当友人们聚在一块儿谈笑的时候，自己只是坐在一隅，静听不敢多嘴，尤害怕他们谈及家事。现在我抬得起头来和他们说说笑笑了。以前我常沉着头走路的，现在也稍稍昂起头来走路了。从前我的态度行动会那样悲观的，消极的，忧郁的，虽然是大部分由于我的天性——神经质的，怀疑的性质——使然，但受境遇的压迫，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榜发后，差不多每天都到教育司去一趟，看看有没有特别的布告。半个月之后，果然看见有新的牌示了，但只是通知西洋留学的。叫他们于某月某日在香港青年会聚集，准备放洋。对于东洋留学的，却只字未提。我感着轻微的失望了。觉得钟荣光不该对我们志望日本留学的人，作不平等的待遇。


    西洋留学所以须从速放洋的理由是，旅途太远，须赶及暑期后进各学校。至于日本和中国只隔一水，旬日可达，故可以从缓。经教育司这样解释后，我们唯有再静候它的第二次的牌示。


    到了八月下旬，我们终于等到了领百元港币的治装费了。教育司仍然是叫我们到香港青年会聚集。这却难为了我。因为我不单没有赴香港的旅费，并且还欠了包饭的二伯母一百余毫。


    知道我是一名官费留学生了，而马上又有港币百元可领，北伐的堂兄便借了一百毫给我，我才得动身赴香港。尚欠一部分的伙食费，则准于领得治装费后寄还与他。


    我觉得无论什么艰难，我都得忍受。无论什么利益，我都可牺牲。我只望能早日飞渡到三岛上去。我当时的感情，的确有点像久困樊笼，一旦获得解放的鸟儿，想急急地高飞上天空中去。


    记得是新历八月廿五日，我只一个人了搭了“播宝”省渡，在平时是买大舱票的，这次买了尾楼票。搭尾楼本不稀奇，但我的晚餐在今晚是小洋一元的全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全餐的大菜，不可无以纪念。时在民国元年，岁次壬子，八月廿五日，夜七时！


    到了香港，住在名利栈。我认识了几位同赴日本的朋友。钟荣光聘了两位老留学生来做我们的领袖，以便沿途招呼。一个是东京帝大选科生陈虞光，现在是上海有名的医生了。一个是姓梁的，忘记了他的名字，因为我是和陈虞光接头的多。


    我们的治装费由教育司会计姓关的老人带了来。我们因为想添置些旅具，希望治装费能够快些发下来。但是廿六日只在客栈里闷坐了一天，不单不见关会计的踪影，连所谓领袖们陈、梁两先生也不见来了。激得大家大骂钟荣光混帐！因为廿三日那天下午，在教育司开茶话会时，钟荣光叫我们要于廿六日在香港聚集。我们现在都到来了，但教育司的代表还不见落来！


    当开茶话会时，教育司钟荣光对我们说，廿七日下午有天洋丸开往日本。若有六十人以上，船票可以打八折，即有四十五元，便可坐二等舱位了。廿六晚上，十二点多钟，才见陈领袖走来告诉我们，关会计搭今天的夜渡刚刚到来了，叫我们明天七点就到青年会去，有话说。陈领袖并且说，乘天洋丸的事，恐怕靠不住了。因为第一批赴日本的不满六十名，该轮船公司不肯打折扣。


    第二天一早，我们早点也没有吃，便赶到青年会来。关会计也只说天洋丸是来不及了，不过这一二天之内，有法国和德国邮船开往日本，二等、三等由各人随意买票好了，只要同船。他说完了话，便请大众合照了一张相片。照了像，他又叫我们散队，等到十二点前后，再来青年会领治装费。


    但是领治装费时已经由陈梁两领袖征求了大众的同意，决定趁廿八日下午开行的法国邮船赴横滨，三等票二十七元半，除了船票后，只有七十二元半可领了。我和一个同乡姓蔡的共领一百四十余元，这是关会计要求我们共领的，因为他手中实在缺乏十元的钞票。当我从关会计接过那张百元的钞票来时，心里便想。


    “这是我最初一次拿百元的钞票！不至于同时是最后一次吧！”


    我因为剪短了头发，那张相片又发生了问题。因为关会计年纪老了，并且是近视眼。幸得陈领袖说明是对的，并且为他解释，此次决不会有和相片不符的学生来领治装费了。纵令有弊病，也是考试时候发生的弊病了。


    领了钱，我和这位同乡蔡保权君便赶到先施公司里来。我照预定的计划，最先买一张羊毛毡，其次是买表了。因为我听见过老前辈们说，用钥匙开发条的表最经用。我便买了一个备有钥匙的银壳表。但是买了回来后，给同客栈的朋友们看见了，都笑了起来。问他们有什么好笑，他们说，这样的银壳表只有顽固的南洋伯才要了，那有新学生买这样的古董货呢？我想，已经买了，有什么办法，只把它装进衣袋里。但常常借看时刻为名，把它摸出来玩赏呢。


    听了陈领袖的忠告，我买了二十圆的日本金票，准备初上岸时的缓急。因此我放弃了我的墨晶金丝眼镜了。


    廿八日下午，要下船了。关会计很客气地来送行。


    我把行李安置好了后，走出甲板上面来看时，轮船已经蠕动了，我朝着广州方面，暗默地叫了一声：


    “祖国！别了！学不成名死不还！我不知道今后要在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你啦！”


    我当时的心情真有些像初出征的军人一样，异常的悲壮。但同时也起了很多廉价的感伤。至于我的精神是十分痛快的。只恨缺少一个情人来为我挥泪了。


    “你看那码头上不是有许多姑娘么？假如她们中之一个是我的情人或妻时，我当如何的伤感啊！”


    轮船早出了鲤儿门，那些黛色的海岛，愈望愈远了。巨轮般的太阳，渐渐地趋近西方的天脚下（地平线）。低头看了一会下面的深蓝色的海水。几匹白鸥在上空翱翔。船躯开始播荡了。


    “明天一过汕头，我便和我的父亲一刻一刻地隔远了！”


    三等的仆欧走来叫我们，他是广东宝安人。


    “快到下面去！吃晚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