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初进高警时的校长姓方名表，湖南人，在三月廿九以后，便辞了职。他是否同盟会中人，不得而知。不过，在三月廿九日以后，广州有一家的报纸嘲笑他怕死，把家眷预先迁入沙面租界里。由这点推测，他或许和革命党人有什么联络也难说。还有一位教授英文和算术的教员罗刚，字君毅，听他平日的口气，似是一个革命的青年，也于三月廿九日之后辞职走了。我们是很思念这位教员的。他还在校的时候，不赞成我进这个腐败的学校。他说，我对于英文、数学都学得来，何不到上海去进中国公学。假如我有意时他可以为我写介绍信。我问他，中国公学每年需要多少用费，他说，有二百元的大洋就够了。我便告诉他，我没有这个力量。他只叹了口气，说可惜了，并劝我要努力于英文并继续习代数和几何学。他告诉了我许多求学的方法。态度也很诚恳。故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有先见之明。在那时代，他决定了我的头脑是理科的。


    他走了后，英文由一个福建闽侯人，香港皇仁书院毕业生代授。他还兼任广</a>九铁路工程处的翻译。这位林（？）先生检查了我的英文程度后，也表示不赞成我以十七八岁的青年而进这间无生气的官僚的学校。他劝我到香港进皇仁书院专攻英文。但也是用费太贵了。我告诉了他我的家计不容许我进那家英文专校。


    “每年有一百五六十元就够了。毕业出来，在洋人处办事，比当小巡官好呢。”


    林先生的意识虽然是买办阶级的。但他完全是为我设想。根据他的经验而诚挚地为我指示出路。他的用心是至可感的啊。


    接教罗先生的算术的是在高工预科数学教员卢先生，亦是一个很慈和的好先生。他接着教授我们的四则和比例。


    “一定要照这样计法。要是这样，就不得了啊！”


    这是他在讲坛上惯说的一本调子。他瘦得像吃鸦片的人，并且穿得十分俭朴，故外观不甚好看。他看了我的答案后，便说：


    “你该进工业学校呢。因为你的算法甚熟。”


    方表校长走后，巡警道派了他的第一科长黄伯樵（伯樵是他的别字，他的名叫什么荣）来当校长。他好像是一名举人，为人也非常和气。他不常来校，只是挂挂名而已。但不久，他又去职了。巡警道改委了王广龄来做监督。王广龄是比较有才干的人。在由帝制转变至共和的过渡期中，学校是由王先生负责。


    我从香港回来后，第二天便到学校里来，果然学校当局也在出布告，要学生回堂上课。学校当局大概是一面实行上课，一面向新政府接头。有人说王监督是属保皇党，恐怕迟早要撤换的。我个人是不管那些，因为闲着无事，便每天从城外跑来上课了。不过，看见学校的情形大非昔比了，也不免发生了许多伤感。现行刑律和大清会典当然要废讲了。其他好点的教授多不来上课了。每天至少有三四个教员请假，上一课便玩一堂，而来上课的又是像谭教务长那类的教员。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因是对于学业的前途也感着幻灭，同时即是对于革命，感着失望。


    城里的秩序逐渐恢复了。我们又从城外搬回城里来。听说新校长发表了，姓韦名荣熙，是由革命政府警察厅长陈景华委派的。他们把“高等巡警学堂”改为“高等警察学校”了。我在当时的感想是，“警察”二字确比“巡警”二字好，但是以“学校”代替“学堂”，似乎不甚冠冕了。


    韦校长还很年轻，至多不到三十岁，他在外观上不甚庄严。他初就职召集我们训话时，也格格地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同级的一位廪生看见了他后，回来频频地对我叹气。


    “愈弄愈糟了。你看那些青头仔肚子里有半点墨汁么？我差不多可以做他们的父亲呢！革命革什么屁！”


    这位廪生叹够了气，发够了牢骚，便倒卧在床里了。


    的确，新的人物大都比旧的人物骨头轻。纵令他们有高深的新学问，但总赶不上旧时的科名出身的监督教授们态度沉着，言行稳重。


    但是，新校长的尚武精神确实令人佩服。他和他带来的一班朋友，不是穿反领西装便穿武装，决没有拖着长衫马褂的。


    我是最守规则、最重纪律的学生，对于新来的学校当局便表示不抵抗了。由韦校长新聘的教员中，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们以为谭教务长的位置这趟必定要掉了。但他竟那样的神通广大，依然无恙。


    我们又把辛亥年下学期匆匆地读满了。学校当局说，从今后，校历改用阳历了。我当下想尽改就算了，何必如此大惊小怪。改用阳历的结果，第一学期试验提前在阳历十二月杪举下，第二旧历新年不准放假。前者的变更于我无大关系。后者的变更，却妨害了我的归省。那年冬是光复的一年，我更想回家去看一看。于是我便请了假回梅县去。


    在家里刚过新年，就听见省城发生了战乱。民军与民军间的矛盾日见尖锐化的消息，居然传到梅县来了。但我因为假期满了，只向父亲要了十余元，急急地赶出省城来上课。


    在教务处销了假，走向课堂里来时，看见上课的还是寥寥无几。我看见又有些失悔不该来得太早了。并且外面的谣言的确不好。有的说陆兰清和陈炯明要冲突了。有的说王和顺要和陈炯明决胜负了。


    这次，我困在城里听了两日三夜的枪炮声。最初很害怕，到后来一点也不惊恐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战争是怎样的一回事。


    在辛亥年冬有一位同学来约我到他的父亲营部去当一名连长，——前翼中队长。他本人是当军医。——他只是高小毕业，略识初步的化学，便敢挂名军医。——我听见当连长，便战战兢兢地不敢答应。在他们的意思，只是想找一个略知教练的人来充当连长。但找了许久都找不着。因为想当连长的不一定懂教练，而懂教练的却不愿意当连长。在那时代，人才是何等的难觅啊。那位同学又说，他们是准备应援姚雨平北伐的。听见要出发，我更加害怕了。到后来，我荐了一个朋友去代了我的连长的位置。


    同级的王廪生，丰顺人，在同级中他算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确是一个好人，有名士风，在级中落落寡合。他也只和我一个人说得来。以外的同学都不在他的眼中。他对于光复后的警校深感不满。的确，在形式上虽改新了些，但在实质上仍然是非常腐败。从前的好教员都辞了职，而换了一批根底粗浅的教授来教课。比较能使我们满意的，只是陈日平氏的统计学。他的国学虽浅，但他的科学尚可以使我们佩服。至于其他的年轻教授，编起讲义来，文章是支离灭裂，讲起理论来，又漫无系统，使我们未能相信他们真有彻底的研究。并且在那时代，国学程度稍浅，便会给学生看不起的。特别是王廪生，每谈到从前的教授，便有些似白头宫女回味当年的情景，虽未歔欷流涕，但也为之太息不止。他以为高警自光复后，总不及从前庄严神圣了。他所最讨厌的是那几位年岁不满三十的哥儿教授之横行阔步。我“怀忆从前”的程度虽不及王廪生之深，但也觉得高警不如旧日之足怀恋了。其实我是有些想乘革命的机会，出社会去投投机。找着了一个相当的职业时，便从高警退学也无足惜。但是最好是能够一面工作，一面上课。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王廪生。在那时，也确是只有他（是）可以和我商量的朋友。


    “人事变幻无常。你找着了的职业，知道什么时候会掉？没有一块敲门砖，——一个资格，——是不容易在社会上做事的，……一面工作，一面上课么？何苦呢？恐怕也办不到吧。你每天要告假了。那你不单保不住首名，恐怕学校也不答应。……”


    王廪生确是比我老练，他所说的也是经验之谈。其实找职业的事，在那时候，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但自反正以来，级中的同学走了不少了。有的当排长北伐去了，有的当营书记去了。有的在某机关当司书了。有的又在某学校当庶务了。同级的堂兄弟也跟了一个小同乡当一名营书记北伐去了，气得他的举人父亲怒骂他做叛贼，他说：


    “父为清臣，子为叛贼。”这是如何的反动的思想。


    父子的冲突是在社会转变期中至寻常的现象。在二十年前已经见着了。德国表现主义作家们所描写的，由我们看来并不算希奇。但是儿子成功了。他从北伐归来，有了数千元和数担白皮箱，父亲也便恕宥了他的叛逆的罪过。


    我想，同学们都在活跃。这一个说进行什么职位，那一个又说在运动某要人，甚至于有想猎取县长的。自己何以这样无能，这样的不活动？我也试去访问过几位新在教育界做小官的朋友，但他们的态度都变了，非常倨傲的，使我不敢把来意说出口了。也有几个态度圆熟一点的人便以教训的口吻来劝我，岁数尚小，当努力求学。这话是不错的。我在辛亥年冬，才满十八周年呢。嗣后，我便不再作何种野心了，决意在高警毕了业再说。


    我在那时候，学识欲非常高炽，精神体力也极强健。可惜没有许多书给我读。我觉得那些法政讲义只是贫弱的食物，不足于厌我的饥肠。我听了一个友人的劝告，除多读古文之外，便学习公牍。一部分的余剩的精神则消耗于稗史小说方面了。我从小就爱读小说。旧小说差不多都翻完了。在辛亥革命前后，我对文艺的鉴赏力也进步了一点，鉴赏的对象由石印的《红楼梦</a>》、《品花宝鉴</a>》、《花月痕</a>》等改变为《茶花女史遗事》、《迦茵小传》，及《东方杂志》上的《碎琴楼》了。我觉得兴业何诹的《碎琴楼》，实可以和日本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并称，并且同是用新体文言写成的。


    那个要我到他父亲的营部当连长的同学王君，定购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我看见，很觉羡慕，向他借阅。他慨然地答应了。我拿回来，便无日无夜地在读。当时学校的功课实在清闲。我的黄金似的光阴和精力，就这样地浪费了。假如在那时代若有像日本的高等学校（大学</a>预科）或德国的Gymnasium来容纳我时，我的学问和体格，当能得到更好的锻炼吧。


    壬子年，才上课不久，转眼又夏始春余了，气候在岭南开始了它的炎热，所谓新纪元</a>的民国元年又快过了四分之一了，广东的政局也比较安定了。当局遂有为新国家造就人才的表示，即是决定选考东西洋留学生。招考的章程发表了后，便有不少的青年群集到省城来。


    这次的招考分两个机关主持，由都督府主持的是以有功民国为主要条件。这明白是革命要人们的从属太多，无法安插，只好开辟了这一“遣派出洋留学”的新路。由教育司主持的是纯粹的普通科学的考试。有人说，钟荣光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多录取他所主持的岭南大学生，不幸的是，有许多美国留学生特事老远地由西半球赶回来夺取官费的。这是钟荣光没有预想到的。


    我在都督府是报考西洋，用张伟民的名字，其实，我对于革命那里有什么功呢？我只捏造了些事实，说我在潮汕光复时，跟着张醁村尽过义务，投过炸弹。都督府的填册处只有几本册簿，一任来填册的人乱涂乱写。填了姓名，籍贯，年龄，及祖宗三代之后，便略叙有功民国的经过，无需相片，也无需报名费，手续竟是那样的简陋。由这些事实就不难推知在未考试以前，当局早已经把应派出洋留学的人们决定了。


    高警的英文教员，福建林先生，不知何故在这学期只上了一星期的课，便不见踪影了。韦校长为我们请了一位了不起的英文专家，即是他的族叔，韦霞城。据说，这位先生在伦敦住了二十余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法律科，也曾在该国当过律师。以中国人在英国当律师，还怕英国话说得不好吗！要他来担任我这一级的英文，完全是割鸡用牛刀了。我们这级的英文程度，平均而论，只是和现下的小学</a>五六年级的相当而已。我是在矮子阵中比高，英文程度稍好了一点。因为我总算念过了四年的英文。这位韦霞城也劝我不要再顿在这间老朽的高警学校，怂恿我去报考留学。


    “报考西洋，怕你的英文程度不够，因一切科学全要用英文作答案。你试去报考东洋吧。考日本留学的也要试验英文。日本文反为是随意科。”


    给他一鼓励，我心里有些活动了。然而一想着自己的普通科学之浅陋，又未免要垂头丧气。我平素，虽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敢自夸，也极不愿意听他人说自夸的话。这大概是教会教育的长处。我在广益学校，从入校时起，至毕业时止，都是以第一名通过去。在警校从第二学期起，也占住首席。我虽然只是十八岁，但还是常低着头走路，低着头温习讲义。这样的年轻，何以竟颓萎到这个样子！无他，这完全是经济的压迫和生理上起了大变化的结果。好奇心驱使着我会跟那些朋友到河南尾，陈塘南，及东堤一带去看堂子班了。


    现在我要自夸一句了。我几次都能悬崖勒马没有堕落下去。同时在学问上也是一样。我知识欲很强，也努力读书。不幸的是因境遇所迫，失掉了学习普通科学的权利。回想起来我当时是何等可怜的一个学生啊！想进五年的完全中学的余裕都没有啊！因为要报考留学，便想到自己的普通科学程度的残缺，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终于流了几滴眼泪。


    再翻招考留学生的章程来一看，不是明白地写着必须受验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几何等科学么？并且附加着说，报考文法科的须加试法制、经济，报考理工科的须加试图画、三角。我当报考文法科。我对于法律虽觉其无问题，但是对经济学仍然是门外汉。故我最感困难的是几何和经济学两科。


    知道了单报考留学日本的竟达千人以上，而自己的普通科学又这样的浅陋，故欲报名而中止者数次，我当时，真有些怕徒自找苦吃，也有些爱惜那毫洋两元的填册费。


    此外尚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即当填册时，不单要四寸半身相片，并且要呈验中学及与之相当的学校的毕业文凭。我只有广益学堂的毕业文凭。虽然没有写明是小学程度，但也未写明是中学程度。我担心这张文凭拿出去立即会发生问题，连填册都不许可了呢。


    我也预早写信去告诉了父亲，想拿广益学堂的文凭去混考一下留学。信寄出去后，我想父亲是一定极端赞成我之有这种进取心的。但是父亲的回信，使我失望了。他也和我一样预料着了上述的种种的困难，叫我还是安分一点，把高警读卒了业算了，不要白花了填册费。在父亲的见解，断定我是100％无考上留学的可能。读至父亲说莫白花了填册费一节，我有些气愤起来，对父亲的吝啬抱了点反感了。但读至后面，父亲说“汝如有兴会，又不怕辛苦，就去试试也可以”，自己又稍觉宽慰了。


    但我仍然是怕徒劳无效，踌躇不决。为要准备代数与几何，我走去访问卢先生，欲向他借数学书。


    “对啰！你这样年纪轻轻，从高警毕业出来，有什么用处？你该早些去填册。”


    我的刚低落下去了的勇气又给这位数学先生激励起来了。有一次到卢先生家中去，恰好碰着国文教员何子贞先生也在那边。他一看见我便称赞我的国文成绩好。他说，一阅我的作文卷，就知道我不是从新学堂出身的，一定是特别专攻过国学来的，我告诉他，我只从父亲念过《左传</a>》、《国语</a>》、《战国策</a>》及唐宋八大家</a>而已。他更加称赞。后来他听见我想报考日本留学，亦极力地激励我要去填册，莫错过了机会，两位先生同时称赞我是一个自爱的小孩子。


    受了韦、卢、何三先生的鼓励，我决意报考了。但对于同学则极力守着秘密，不过后来在考试的那几天，我向学校请了假，同学立即知道我是投考留学去了。


    我的文凭果然发生了问题。那个主管填册的人看见这张粗陋的，即非小学，又非中学的文凭，踌躇了许久，不敢填发收据给我。等了一刻，他说，要拿进去问过教育司，幸得钟荣光是一个十分平民化的人，没有半点官僚习气，所以这个填册主管人可以把文凭直接送给他看。若是在前清那就糟了，到处的机关，都使出下级小吏来打官话，那末，我的文凭早给填册主管人掷向纸屑篓里去了吧。


    填册主管人过了一会，手中拿着我的文凭，脸上浮着微笑，慢慢走出来了。自他进去以后，我的胸口就跳个不住，而背上也发了一阵冷汗又发一阵冷汗。此刻看见他脸上的微笑，便起了一阵的推测。他在暗笑我的文凭不值钱么？他是为我的文凭可以适用而替我庆幸么？


    “dim（怎样）？”我问他。


    “得啰。”他填了一张文凭收据和填册费收据给我了。


    “已经报了名，要准备功课了，上帝要保佑我一战成功，使我无负诸先生的期望，也免得同学在失败后来嘲笑我，而我也可以由此一捷，从经济的逼迫之下解放出来。”


    我从教育司署出来，在途中觉得头脑有点发热，只顾胡思乱想。


    “考上了日本留学，有港币百元的治装费，到日本后，每月又有日金三十七元半的官费可领。……”


    想到这里，真是心花怒开。


    “我不再写信回家去了，要等到留学考试的结果发表以后，——不论成功失败。——领得一百元港币的治装费，要买些什么呢？硬化得像门板一样的棉被，实在失掉了防寒的性质，到香港去时，须得买一件红毛毡了。去年冬实在冻得人害怕了。同学们十中七八有手表，自己也非买一个手表不可了。还要买些什么呢？好一点的帆布学生装。不要再穿白竹布的制服了。还有黄皮鞋，也得买一双。此外，……此外，……最好有余裕时，再买一副墨晶金丝眼镜，装束起来，同学中那一个赶得上我漂亮呢？……


    走到祠堂门前来时，才像从梦中惊醒过来。我还欠包饭的二伯母的债，积至一百二十毫以上了。单就这部分的亏欠来说，对于留学考试，实在有济河焚舟的必要。不然，对家中的父亲，真是报销不出了。


    “港币一百元！天鹅肉，自己在做梦！”


    我登时像完全失掉了水分的植物，萎缩起来了，我想，假如考不上留学日本，今年暑假决意不回家了。否则无法可以弥缝这笔亏欠。让父亲的盘川寄来了后，便借一个口实不回家去。


    我在暗默里准备那些普通科学。在高警，我平素很罕告假的。因为要考留学，我想，这学期非放弃首席不可了。于是对于比较不重要的或可以借抄同学的笔记的科目，我都请了假，回寓里来翻读普通科学。我向我的朋友李思远，一个测绘学校生，借了代数、几何等教科书来温习，我还向高等学堂的学生侯铁义先生处借了一部几何讲义来参考。“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那可以形容我在那时习普通科学的情状了。星期日李思远出来，我也请过他指点。结果，代数很有进步，几何却和打石头一样，格格不入。


    这次报考留学，不单我自己全无自信，一般同学和朋友也都不相信我的程度。然而，在历史上，在天地间，本有许多奇迹，非一般人所能预料得着的。那真可以说是神佑啊！


    考试地点在双门底旧方言学堂，后改甲种商业学堂的校址。因为将近暑期，只在上半天考试。初试一连考了三天，报考西洋的是怎样的人才，我不得而知。至报考东洋的，大部分是广东高等工业学生占了十之八九，尽是志望理工科的。他们对于日文也有相当的程度。在及第的三十人中，也由他们占了近半数了。


    考过了初场，我觉得是绝望了。因为试题拿出了来大家看后，都说太容易了。最多是中学二三年的程度，便可望及第。读者试想，我当时听见是何等的伤心啊！据在试场中的经验，自己连中学二三年的程度还不够啊。


    “习了两年多的法政科学，有甚用处呢？”


    疲倦地倒卧在床上，自己不住地叹息。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只是算术和英文，有80％至90％的成绩。代数只算出了五六成，此外各科完全没有自信。


    “丢了小洋二元！算了！算了！”


    第二天上体操的那一堂，散队后，体操教员姓刘的——一个二十二三岁的美少年，据说是南京陆军中学生，——走来问我，“你考留学去了，是吗？考得怎样？”


    我很惊异，何以他也知道我考了留学，我只回答他，顽顽（玩玩）而已，也考得非常不得意。


    不满一星期，初试的榜揭晓了，录取了五十余人，榜上居然有我的名字。最初，我只当是眼神昏花，看错了。但再念了一遍，仍然有我的名字。


    大概广州各报纸都有把被录取的人数和姓名登载，所以学校的教职员和同学，凡留意考留学生这件事的，都知道我初试及格了。有许多同学还故意来开顽笑，向我道喜。


    初试的及格更增加了我的苦闷。回想到己酉年的测绘学堂复试的失败，我真是精神颓丧，深恐这次又是徒劳一番。并且高警的学期试验也迫近目前了。若两鹿俱失，将来的懊丧将何如呢？但是我尽管这样想，心里仍不愿放弃这个复试的权利。一不做二不休。勇往直前地干吧。我再下了决心。


    同学和朋友们对于我的初试及格似乎十分留意，常来问我对于这次考留学的感想。他们虽然是出乎好意，但在我实觉着过于烦琐了，还有些同学来问我去不去复试的。他们会这样问，不外由于两种见解，一是学校学期考试的期近了，一是因我初试虽及格，但名次太低，恐终无希望吧。我便乘这种心理，扬言我放弃了留学复试的权利。又因为遣派有功民国者出洋留学的人选早已经内定了的风声传播了全五羊城，他们想教育司的录取留学生恐怕也难免不做人情吧。所以多数友人和同学也决定我之初试及格，是拿来陪衬的。复试之后，更无希望了。我表面也承认了这个事实，以之为一理由，其次又以自己的普通科学不够程度为理由，扬言不再参加复试了。同学们便停止了对于我的关心，——投考留学的关心。但是，在复试那两天，我又向教务处告了假。


    复试的英文、数学等问题出得非常之艰深。我记得代数竟有多元四次方程式。我除历史、地理按照常识、空空洞洞地解答了后，对于其他科目，在卷里面虽然涂写了些，但可以说是等于白卷。


    “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坐定给同学们冷笑了！”


    出了试场之后，回味了一下自己答案的空虚，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唯有一路叹息走回寓里来。


    我填册用的相片是反领西装，而头上也是分发的文装。初试之后，天气实在太热了，我便把长发剪了，改文装为圆头陆军装了，并且复试时，我还是穿着竹布长衫进场的。当对相片的时候，钟荣光走到我的桌位边，把头左倾一下看了我一会，再右倾起来相我。相了我的脸，再看相片。他总觉不妥，以为是捉住了枪替，忙叫了一个监堂的职员来问原人和相到底对不对。那个职员说，我刚对过了一遍，不会有错，只是剪了头发，变了服装而已。钟荣光才笑着走开了。


    复试后的那天，我仍然不到学校里去。第一是怕看见同学，不好意思。第二准备向他们扯谎，我是到香港去了，今天晚上才回来的。复试的成绩好时，还比较有勇气上课去。复试的成绩太坏了，深恐教职员和同学都会向自己嘲笑着说：“你那样不自量地要走去投考留学，现在失败了，就回来了么？”他们只须向自己笑了一笑，自己也就可以直觉着这个讽刺吧。


    过了两天，我才把卢先生借给我的书送还他。他也断定我无及格之希望了。因为单就数学一科说，实在太深了，不是我的程度所能负担得起的。他只是安慰着我说：


    “教育司的出题者真混帐！头场出那样粗浅的题目，复试场却出这样艰深的题目，太岂有此理</a>了。”


    他还告诉我，由教育司传出来的消息，在复试场中，十中八九是交白卷的。我一听见，才死下去了的心又有点活跃起来了。我想，大家都是白卷，那我还有希望也说不定呢。


    父亲在乡里也关心我这趟的留学考试，问我考试的经过，并要我把前后场的题目都寄回去给他看。在从前，无需父亲的要求，我都会自动地把考试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写信报告给父亲知道，但是这次的考试，把我考伤心了。父亲不是早预料着我无及格的可能么？那末，父亲也和同学一样，在暗笑我之不度德不量力呢。故对于父亲的来信，想暂置不复。但后来又想，横直是失败了，早报告给他知道，省得老人家在明知其无希望之中，作侥幸的一线之希望。我便写了一封信寄给了父亲，告诉他，并非自己考得不好，实在是自己普通科学程度太缺乏的缘故。在复试场中，几乎全交白卷。对于留学海外，今生今世总算无望了。


    又过了二三天，我的头的懊恼平复了许多，觉得留学日本一途既无希望，那末，仍然要紧紧地抓住这个“高警毕业”才对啊。于是我又像从前一样热烈地上课了，学期试验的日期也发表了。


    复试的榜，过了两个多星期，仍未见揭晓。明知其是绝望了，但未见发表，心里总不肯甘休。父亲的第二封信又来了，责备我前次那封信写得太不敬了，满纸怨怼之词，好像怪父亲没有送我进完全中学习普通科学似的；并指出我信中所说是前后矛盾。因为我信里明明说过复试场的各科试题过深，是大学本科程度，要大学生才有及格的可能，这也是社会转变期中的一幕吧。然而有了做父亲的经验后，便更觉得自己往日之不孝了。不过水总是朝低处流的。父亲比上帝还要宽大，他可以完全饶恕儿女们的过失。


    我总觉得仍有一缕的希望，决意等发表后再复父亲的信。


    学校的学期试验刚刚考完了，同祠堂里住的同学尽都束装动身回乡去了，但复试的结果，仍然没有揭晓。幸得学校的学期考试，我的各科答案仍然做得很好，似乎仍可以抓住首席。不过我心里常想，我愿意把我的首席的夸耀去掉换港币一百元！


    学期试验考过了的第二天，有一位同乡在教育司里当科员的萧养渠先生走来看我们。他以前也来过几次了的。这次他一看见我，便摇着手笑向我说：


    “你没有希望。……”


    我不等到他的话说完，我的双足已经颤抖起来了。只是当时没有镜子可照，大概脸上也在发青吧。我不是早就预定了自己的失败么？何以听见萧先生的这句话，竟比听见宣告我的死刑还要痛苦。我一时没有话回答。


    “你是备取第二。我刚刚看见了草榜。……”


    听见他说我考上了备取第二，我又像刚才断了气的人恢复了一点气息般的精神稍为镇静了一些。


    “投考其他的学校，备取是绝对有望的。但是这是留学，马上有花边兜（领）的。谁愿意放弃这样的权利？除非正取中死掉了两个人。这是无可能的。”


    给萧先生这样一分析，我的那颗半死半活的心再次跌落横膈膜里去了。我想考上了备取，比落选的人精神上还要苦痛了。我唯有恨上帝了！


    “明天定规可以发榜了。不过，你可惜了。备取第一，或许还有点侥幸。你的备取第二，恐怕难了。……不过也难说。”


    萧先生临行时，再这样对我说。他走了后，我愈想愈心痛，真是想流眼泪了。我想，上帝何以竟这样的恶作剧啊！


    痴想了半天，后来就自暴自弃了。


    “纵令补不上正取，不能到日本去。但是上了备取，总算见了榜，可以解嘲</a>了。”


    那天晚上，熟思了一夜，觉得教育司发表备取者的姓名，是非常不妥的。在这个场合，只能空洞地发表备取的额数。至于姓名，须俟有出缺时发表才合道理。


    “下半年，仍然要跟他们抄黑板么？仍然要习那些无聊的法政科学么？”


    自投考留学试验后，我对那些什么法、什么法的科目，忽然发生厌倦了。觉得那些数理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但自己对于这类理科，唯有望洋兴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