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郑州会师前后

    我到长安，仍是住在旧皇城一民十一年时我所建造的督军署中，省政府另设他处，此地已由于右任先生改名为红城（后来石敬亭同志为陕西主席，又改名为新城）。首先来见谈的就是于右任先生。他和我详谈陕西军政党各方情形，讨论今后治标治本的对策和办法，于先生颇有所顾虑。我就请他以驻陕军总司令名义负责办理一切，只管放手做去，我决不干预。至此，他方拟出一个方策，和我斟酌决定。方案是极周妥而切合实际的，可惜还是老毛病，没有兵权在手，尽有好办法，各方面都阳奉阴违，不肯照办。最显著的就是二军、三军，如田玉洁、麻老九等许多人，对之完全不听，使全部好的办法、好的条款，都成废纸。也曾召开一次会议，各部分首脑都经到场，我郑重地说明当前的状况及调整一切的决议与方案。他们当场一口不开，好像完全不成问题似的，可是散会后他们回去，谁也没有笑脸，算能照着办的，是极少数中之少数。那时候革命方在发动之初，我们的景况又太艰苦，军阀张、吴等正在作最后挣扎，百般地设法煽惑挑拨，因此之故，大家都存一种观望不前的心理，只是虚与委迤，看不出谁有什么诚意。


    我到长安不久，各方面相继派遣代表前来见面。中央派郭春涛和邓飞黄二位同志来，随后简又文先生亦来。他们都是派来我处担任政治工作的。蒋先生的代表为彭程万先生，民元时曾为江西督军，李协和先生和他相知，故亦有函介绍。记得那天在西安城东北角地方接见他，我们曾作长谈。他谈蒋先生人格如何伟大，为人如何有作为、有魄力，将来必如何有为云，至今我还不忘。我派一传令员照应他，替他打了一次灯笼，他即赏以十元大洋。而那传令员不识抬举，不肯受他的这钱，并且质问他道：“我也是革命党，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辱我？”第二天彭先生见我，和我谈及此事，夸奖我们说：“我很佩服你们国民军，怎么训练出这种精神和纪律来？”我说：“他们穷得袜子也没得穿，不想能够如此，或许也有人不能这样做的。”其实这是潮流所趋，青年人都和旧时代完全不同了呢！彭先生为日本士官学生，为人深沉，不苟言笑，以后在江西也曾见过面。唐孟潇先派来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为俄国留学生，与刘伯坚为同学，是位共产党。我请他讲演，他当场请听众出题目，希望听什么，他即讲什么。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学问好像极其渊博。阎百川先生代表为南桂馨，我优加款待，希望他回去可以尽力说阎先生早日发动，共同为革命而奋斗。哪知他回山西后，只说西安情形如何赤化，连城也叫做“红城”，把阎先生说得踌躇起来。刘骥、熊斌等各位此时也都成中央代表，来西安接洽一切。代表一多，头绪复杂，他们中间便不免有些闹意见的。我向来是个不讲情面、实事求是的人，但至曲直不明、是非莫辨的时候，也只好听之而已。


    关于当时此间党务的情形，略举数事以说明之：


    此时各方代表及军政党各方人员常常聚会，提出一切迫切问题或是最新发生的事故，大家讨论讨论。有一天一位国民二军的何旅长从他部队驻防的盩厔和鄠县一带来，很愤慨地报告一件事，说他们部队分驻西安附近数县，农民对于纳租、纳税都严加拒绝，每逢征发给养，必受当地农民协会的反对。农协在党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凶横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长官的同意与准许，就私自擅行捕人杀人，有几个乡镇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们用铡刀腰斩。说着他就拿出省农民协会发给各县农协的一封信来，上面说，本党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们看着地方败类，该杀的只管捕杀云云。上面盖有省农协的图章，一点不假。我看他们这个闹法，将来还不知要出什么事，当即把原信送给于右任先生查看。于先生即把省农协的负责人找来，问此信是不是他们发的。那位先生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把信端详了半天，才慢慢嗫嚅着说：


    “图章确是真的，命令可不是我们发的。”


    据他说，农协的关防放在房内桌上，不知道什么人假造指令，偷盖了关防。农协会的关防怎么无人经管，任便人家去窃用？闹出事来，哪个负责？这话就说得十分叫人惊讶。于右任先生也很是焦虑，请他负责赶紧更正，并使以后不要再有同样的事件发生。第二天省党部开会，各方面的人都出席，讨论到这件离奇的公案，有几位党部青年，非常激昂慷慨地发言道：


    “不管农民协会也好，什么协会也好，哪人当杀，就可以杀掉他；只要没杀错了人，管什么法律手续！我们革命，不能怕杀人；怕杀人，还谈什么革命？”


    又有一位青年朋友说：


    “有他们军阀杀人的，难道没有我们杀人的？张作霖他们杀死邵飘萍、林白水，我们就不能杀人吗？”


    他们说得理直气壮，像真有那么回事一般。我当时忍不住狠狠地驳了他们一顿。我说这里有驻陕司令，有省政府，若有你们管这类事，还要他们做什么？正因为军阀草菅人命，我们才起来革命。革命必须有纪律、有组织，革命不是以暴易暴。这种事，今日看来好像成了笑话，但在当时竟是只有他们的做法才算正确。有些人甚至骂我无革命勇气，不敢大刀阔斧地彻底去做，其可笑如此。


    以后开会时候，常常免不掉为这类事彼此冲突。青年朋友总嚷着工农革命，说这个不是，说那个不对，骂张三反动，骂李四封建。另一方面则说：工农革命，不是革革命军</a>的命。革命军队没有饭吃，难道让他们饿死？就是你们不管他们死活，你们也不能任意杀人。总之，这些青年是热情有余，勇气很大，只是如列宁所著的一本书所指说的：幼稚病太深，实在不能担当大事。


    有一次一位妇女代表秦德君女士来见我。她是西北大学</a>某教授的太太，要求我给她们女子参加宣传的工作，我说：


    “诸位女界先进出来献身革命，愿意努力宣传工作，我是十二分地佩服，十二分地欢迎。目前的情形，不只普通民众对革命不了解，对主义没有认识，就是一般官长也不免如此。官长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比民众不懂更其妨碍革命。你们既然热心宣传工作，我想建议你们分出缓急，先向官长们做一番宣传。他们都是男子，你们站在妇女的立场，尽可以把所有关于妇女问题的革命理论，向他们做一番宣传，使一般男子的腐旧脑筋、传统观念，可以改变改变。”


    她们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每天集合部队官长讲话的时候，总要留一个钟头请妇女协会的先生来宣讲革命理论。头一天，一位女士说女子也应该读书，痛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慢慢就谈到自己的婚姻问题。第二天秦女士来讲，也是先说了一番男女平等的道理，而后说自己婚事的经过。说的道理同是人云亦云，丝毫没有真知灼见，而所谈婚事，又只是自夸如何诋骂父母，如何反对丈夫，如何脱离家庭和离婚</a>的一套。他们共有二三十位，多是些年轻女学生，说来说去，总是那一套。当讲话之前，又扭扭捏捏，你推我拉，不肯走上讲堂，甚至低着头，掩着口，嘻嘻哈哈，种种态度，都使听众不能发生敬重之心。听众往往弄得不耐烦，对之摇头瞪眼。我听了多次，只有一位王女士讲得较有内容（这位王女士后来和刘伯坚结婚），其余简直没一个讲得通的。我觉得她们过于幼稚，怕以后弄不出好结果，所以讲了几次之后，即令停止。我以为她们主要地还应该充实自己，使自己能有生活技能，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同时虚心地、切实地学习，不徒讲表面，不随波逐流，比空谈革命重要多了。这除主观的努力而外，社会的扶植也是必要的。


    西安街市上到处贴满了妇女协会的标语。标语之中，嚷得最热闹的就是“打倒贤妻良母”的一条。一日王铁老到街上走，看见此条标语，觉得奇怪，回来说：“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说：“我也不懂。”在那时，王铁老固然是个老腐败，就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也是常被人家目为封建头脑的。但我不见她们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见她们庄庄重重地读书、讨论问题，更没有见过她们拿枪打靶，到医院去照应伤兵。她们所会的，就是骂父母，骂丈夫，讨厌儿女，讨厌家庭，动不动就离婚。以这些为自己不落后与真革命的条件，我实在不敢苟同。我想她们所企求的，也许是说妇女不仅要做一个贤妻良母而已；除做贤妻良母而外，更要取得与男子共同担当社会与国家的义务与权利。她们的标语应该写“妇女们到军队里去！”“妇女到工厂去！”“妇女到政府机关去！”等等之类，而不应当提出“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使一般人以为他们主张妻不应贤、母不应良，她们所拥护的倒是“恶妻坏母”的主义。我不懂为什么必须做恶妻坏母才是革命，因此对于她们所提的口号也不能同意。有时妇女协会中有代表来找我谈论妇女问题，我就老实说，我只知道无论男女，此时都应该共同努力争取民族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必须民族国家有了自由，而后方谈得上个人的自由。必须相当地牺牲自己的自由，而后方能争取到民族与国家的自由；否则必入死路。而且革命是实干实做的事，不是空口说白话、唱高调，所可奏功的。大家都要两脚踏地，吃苦耐劳，坚毅不拔地奋斗。若只是飘在云彩里，一任自己好恶，胡思乱想，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那时的前进妇女也和一般的青年革命朋友相似，多半是些空想家，多半是些浪漫主义的革命家。我说的这些话，当时自然不能使她们听着入耳。


    但把话说回来，上述种种错误与幼稚的行为，固然无可否认，但在当时革命的初期，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我到西安不久，和于右任先生遵照国民政府发下的命令，设立了政治分会。同时筹划了几个星期，慢慢把驻陕司令部也成立了起来。一切组织与规章定</a>妥之后，于先生向我要人帮忙。我即派李兴中为其参谋长。从此关于陕西政治方面的事，均交请于先生全权负责，遇着有什么困难，我再从旁相助。他没有兵权在手，办起事来未免常常感到棘手，而大军云集，地方过于穷困，难关是打破一道，又来一道，彼此若不通力合作，是无法办事的。


    我们所感到的困难，主要地是在财政方面。这时成立了一个财政委员会，由薛子良为委员长，主持一切。但现状过于穷困，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委员会成立后，也还是一筹莫展。此间被刘镇华围攻八月之久，省城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搜刮得干干净净。省城以内，在围城期间，单说饿死的就有三万多人。富有者以油坊里豆渣饼充饥，一般人民则以树皮草根裹腹，到豆饼和树皮草根吃尽了的时候，就只有倒毙之一途。地方糜烂到这个地步，一时万难恢复，可是大军由五原、甘肃不断地集中到这里来，士兵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穿的破衣破鞋，面带菜色，同时政和党两方面也在急迫需钱。费用如此浩繁，怎么擘划经营，才有办法出来呢？


    但是队伍必得出潼关作战，要出潼关，必得发给一点路费，这是不能动摇的事实。部队出潼关，自灵宝、陕州一直到洛阳，形成一条深沟；南有秦岭山脉，北有黄河天险，中间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连人烟也有限得很。就算不顾革命的纪律，硬着头皮，向经过的地方搜刮，也绝不能搜刮到什么。然而什么事都可将就，大家都饿着肚皮，怎么能够行军作战呢？


    财政的困难阻挡在我们面前，如同铜墙铁壁，丝毫也不能撼动。薛子良一筹莫展，常常被逼得要喝大烟自杀。幸得于右任先生常常劝慰，大家才勉强撑持着。最后实在无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运城办了些纸张，拿来以石印印了一百万元的军用券，票面写明国民联军的字样，以备民间日后可以兑换现款。此事由薛子良主办，三万、四万分发给出关的各部，以为开拔费用。这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再三地向地方宣告我们的苦衷，一再地声明待革命成功之后，一定如数收回。这样的办法，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来已很困难，一出陕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沿陇海线西进的部队，与武汉方面军队在郑州会师后，不久即打到开封。此时孙良诚和石友三在前方纷纷来电说，从武汉出来的友军都用的现大洋，各地人民无不欢迎，唯有我们却一块现大洋也没有，只是拿军用券和人民淘气。就算勉强用了，也处处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对我们部队起恶劣印象。同是为革命奋斗的军队，牺牲流血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试想我接到这样的电报，心里是什么味道？我只好复电安慰他们说，富家子弟出门，自然盘缠充足；贫家子弟哪有办法？牺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们从穷困的西北打出来，他们却来自富庶的南方。来处两样，贫富也就不同了。你们想待遇一致，那还须相当的时候。你们向我发这种牢骚，我有什么办法，只可转陈中央罢了。虽是说得唇焦舌敝，究竟只是空话而已。我知道他们实在处境太难，不得已才向我诉苦，否则他们也不会平白开口的。于是我又三令五申地嘱咐，说所至之地，若友军住村东，我们即住村西；友军住城中，我们即住乡间，免得士兵看见人家情形眼红。


    对部队是这样地办了，对人民却无法可想。一方面用的是白花花的大洋，一方面却只用废纸，如此比着，无论怎样解释，也不能引起人民的好感和信任。于是票子慢慢由一元落到七角，由七角落到三角，最后弄到一文大钱也不值的地步。那时北伐军已经打到南京，宁汉分家已经开始，我请武汉政府设法相助，武汉方面不理；向南京请求帮助，南京也无暇顾及。他们各为自己的问题苦恼着，管不了别人的事。后来此项军用券商由铁路局收用，始渐有起色。


    我们在夹板缝中挣扎，弄得焦头烂额，军食军饷毫无着落，自总司令以至目兵都是以“革命饭”吃个半饱不饱；衣服裤子一概没法添制，如叫花子一般。各部自南口退后，转战数省，直到此刻，自然死伤甚多，兵额多不足数。我们一军在河南招募补充兵员，因费用匮乏，非常艰难。日日三令五申，还是办不出成绩。枪弹的补给，亦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新兵无枪，只好每人发给一把大刀，刀是当地定打的，比北平所制品质差得太远。又打大镐、铁锹和大斧，作为兵器。每日朝会议论，总是说着“三粒子弹打到山海关”的口号，其实只是口号罢了。事实上怎么办得到？此外伤者病者没有医药，残废者没有人抬扶，死者连棺材也没有，只以布袋裹着埋葬，名之曰“革命棺”。言之真堪痛心。


    物质方面的困苦无法解除，整顿与训练我却片刻也不放松。此时陕西境内许多部队都有“站起来小，坐下来大”的弊病。这就是说，他们一部实际不过三五百人，但在领饷项枪弹的时候，却总浮报成三四千人，这原是一般缺乏训练的部队的通病。但我不能容许这种不整齐的现象存在，乃着实地加以一番整顿。我看出一般将领都有一种精神上的缺点，就是经不起大的胜败。他们得一小胜，即踌躇满意、骄傲自恃起来，遇一次折挫，又立刻垂头丧气，再也不能振作。这种胜骄败馁的现象，原也是军队的通病。但我们在南口败退之后，方在力争新生命以担当重任。故我于整编训练之中，特别加意于此项的纠正，除将古今中外伟大英雄的奋斗事迹，向官兵作普遍与深入地宣传外，又印发《革命精神书》及《九一七新生命》二种，使官长士兵加工诵读。


    我所住的红城前面，有一广大的空场。所有驻西安的部队如魏凤楼、马鸿逵等部都在此加紧训练，每日天尚未明，就举行朝会。谈话之后，继以问答。先和各级官长问答，问毕，复令各级官长向其士兵问答。朝会完后，操演开始。比如某日课目为刺枪（其他有劈刀，打拳等等）即先教官长整个动作，官长会了，即由他领着队伍，细细教与士兵，而后一一检看。这时已经八点，吹号停操，即在操场上与官长士兵共同吃早饭。自总司令以至目兵都是吃的一样的菜，一样的饭，完全实行同甘共苦的教条。饭后，操练重新开始，目测距离，利用地物以及各种战斗动作，均一一教练，也是先教会了官长，而后由官长去教士兵，切切实实行“兵会者官长先会”之教条（因马部官长多不会操），并废弃徒重形式与统制式的教练。到十点半吹号，召司务长送开水来，喝完水，又操。直到下午四点钟，方得散队伍停止操练。唯留营长以上官长，细问其所部一切的情状，有何困难，发生何事，病者伤者多少，病况伤状如何，而后分别派人去问视伤病。从操场回来，我即率中级官以上到大讲堂，听讲战术及政治讲演，都请由专家名流分别担任之。讲至晚八点，批阅信电，十时始睡，每日都是如此；看见官兵精神及技术显著地天天不同。其中马鸿逵一部原不大整齐，初加训练时，官兵甚以为苦，但两三月后，他们都习惯了，同时进步飞快，气象日见振作。一日，有曾为靖国军旅长小名高景娃的前来见我。时值我们朝会已经开始，他即站在墙根下看着我们教练，从朝会起，一直看到下午四点，先还站着看，到后来蹲着，又后来背靠墙壁坐着。可是看得入神，总是不走，及至见了我的面，和我说：


    “你这么大的年纪，做这么大的官，还是这个干法，你们真是革命军队呀！我们平常只当做了官就是享福，哪儿梦见过这个，我们真是土匪队伍呀！”


    三翻四覆诚恳地说着，满面眼泪和汗水交流，到后来索性掩面大哭起来。我看他如此激动，真是想不到的。即令人拧手巾给他擦脸，婉言安慰之。他在我家同住数日，每天都随同我到操场看一整天，他才知道我们日常功课即如此规定。这位旅长虽为土匪出身，但为人肝胆义气，到处兴办学校，修桥补路，实在是位善根未泯、真诚可爱的人物，要不然他也不会那样地易受感动。


    后来我们出了潼关，任石敬亭同志为陕西主席，石氏卸任即任训练总监之职，负后方教育训练的总责。那时训练总监之下，共有十六个学校，如高级教导团、军官教导团、军士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机关枪教导团、辎重兵教导团、交通教导团、航空学校、军械学校、军需学校、军医学校、警察学校、觉非学校（专教犯罪军官）、军官学校、政训班及学兵团等。十六校共有员生八千余人。石敬亭字筱山，山东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协学兵，前清时曾考秀才，故写作俱佳，记忆力极强，考试常得第一。民元滦州起义时他在七十九标任排长，第三营张建功出而压迫，他首当其冲，九死一生，方逃性命。民国成立，他至绥远任参谋及骑兵营长，以吃苦耐劳，为徐廷荣所赏识。我停兵浦口时，徐介绍他来我处，历任差遣及教导团教官，学生无不敬爱。其为人肝胆义气，勤勉惕励，对主官真心实意，处同僚上和下睦，言动有定则，事事都有计划，国民军训练教育之事，他负责最多，出力最大，功勋是不会泯灭的。后来又任山东主席，毕业于陆大特三期，于战史一门有特殊心得，真是国家有用的大材。


    我们在西安，一面百般设法打破财政的难关，一面加紧训练部队，同时积极筹划出兵潼关。刘菊村和熊哲民二位代表蒋先生来西安，与我共商郑州会师大计。刘、熊二位在我处多年，同甘苦共患难，皆陆大毕业，学识很深。刘足智多谋，长于打算计划；熊则沉默寡言，深思远虑。那时正值桃花盛开，念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语，觉得机会可贵，乃同摄一影，以留纪念。当时军事形势，大略如下：平汉路全线都是奉军盘踞，张学良率部驻信阳南北一带，陇海路直到洛阳亦为其势力范围，万福林即驻洛阳。孙传芳、张宗昌部队在南京、九江、安庆一带，长江下游及津浦线全为他们所有。北伐军从广东出来，直到长沙，一路势如破竹，极是顺利。唯武昌费了很大气力，左右围攻，方始攻下。从此一路进攻南昌，孙传芳等部集结南昌以西以南相对敌。因为攻下南昌，九江即唾手可得；九江下，安庆即易得手。南昌为一重要战略据点，故直鲁联军与孙传芳部拒守甚力。这边左攻右攻，牺牲甚大。然而北伐军锐不可当，又以政治宣传做得好，深得民心，人人怨恶军阀之横暴，对北伐军极力帮助。攻南昌终亦攻下，不久就打到了南京，凡此都有史书详载，这里不必细说。


    至于潼关内外的情形，吴佩孚在河南巩县兵工厂中住着。刘镇华军出潼关后，退至陕州灵宝一带，据闻得有某方源源接济，枪械弹药，都有扩充。当直鲁联军在苏皖边境与北伐军激烈争夺时，奉军亦已决定南下，同时吴佩孚残部又谋与四川某部及驻鄂北的张联升联合，企图直袭武汉，倾覆国民政府。潼关以外形势如此险恶，陕境以内则有麻老九盘踞同州朝邑，田玉洁占据三原、泾阳，党拐子占据凤翔、兴平一带。这些部队，既不能把他们归入军阀集团，另一方面亦始终不肯打起鲜明的革命旗帜。他们没一方面不派代表前去接洽，要钱、要官、要枪械，但事实又不听任何一方面的命令。他们一直态度暧昧，其目的只为霸占一个地方，只如臭虫一样，死死咬住不放，拼命地吸食民血。若在平时，他们的部队缺乏训练、力量有限，即算发动起来，亦不足为我们的大患。但是我们正要出潼关作战，为贯彻此计划，必须肃清后方，使无后顾之忧。故派部分头予以解决。我军以饷项无着，又受当地农民协会的扰乱，军事进行，甚为艰苦。其中方叔平围同州攻麻老九部，因为物质过于困苦，常常发牢骚。方为真正与士兵同甘共苦的革命将领，每逢宴会，见到一盘菜，亦不免想到士兵的苦状而难过落泪。


    当国民军败退时，岳西峰被山西方面所囚，及至我到长安，数经交涉，才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回陕北老家住了些时候，即来信请在我处同住。我约其前来共事。因他为豫督二年，气质大变，我希望他忏悔自新振作努力。然而他受他方挑拨，并未能做到我所期望的地方。我委他南路军总司令之职，请他收集二、三军旧部，出荆紫关，下南阳，以截击吴佩孚。最初，在红城前面广场每日朝会，他都参加，表示得极为真诚坦白。可是数星期后，他即溜走，给他的任务，全不理睬，一再催促他率部开往南阳，他总不肯动身。哪知他受人唆使，对我已另怀叵测之心。我明白了这个，也就不再指望他了。


    刘镇华驻在陕州，堵着我们的出路。我即派人与之磋商，老实告诉他说：


    “你若愿意参加革命，望快作鲜明表示；若不然，就远远让开路，免得妨碍我们。两条路你都不走，那我们没有办法，只有派队伍再与你周旋。”


    他接到此话，甚是作急，马上派了代表王鸿恩来，随后又连着数次来人，都是痛哭流涕地说明他的心迹，自认过去路子走错，从此誓必改弦更张，听我指挥，共为革命而奋斗。并请我制送青天白日旗前去，又请我派人为他组织政治部，以加紧部队的政治教育。我当他是真心好意，即派令任右民到他那里。任右民是湖北谷城人，曾在武昌外国语</a>学校毕业，为人发奋好学，富有革命性。我驻兵常德时他来我处，后来在信阳，曾为我之代表送信到孙中山先生那里。这次他到刘镇华那边为政治代表，实在费了很大的精力，冒了很大的危险，即为刘在当时一双脚踏着数只船，始终未拿稳主意。他的左右，五颜六色的人物全有，有王老五、蔡老八之类的绿林朋友，也有各方军阀的说客。任右民在那里住着，从刘相待的态度上即可测知我军胜败的消息。我们若打了胜仗，刘即对之十分恭敬，请他一块儿吃饭，饭菜特别讲究，招待特别殷勤；如我们哪一路战事不利，或是张、吴的说客为他另外设谋定计，刘即倨傲怠慢，茶水没人照管了，饭菜也大大减少了。制好送去的青天白日旗，也是随风而转，一会儿张挂，一会儿收藏起来。任右民住在那里，时时可为座上客，也时时准备着做阶下囚，不知受了多少罪。刘如此朝三暮四，我们出潼关的计划势已不能延搁，乃决定派孙良诚、方叔平由潼关出陕州，和他周旋。我到潼关检看沿途所驻部队，见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等部虽都在困苦不堪之中，但都生气勃勃，极是整齐。我一一召集讲话，并以所携《革命精神书》及《九一七新生命》等书送发官兵，以鼓其气。途过临潼，带便观览各处，并题字以留纪念。那时我尚未用功研习白话文，所题文词恐怕都有些粗拙不大清顺。其中题一温泉名香凝池，题桥名任桥；又刻石，于军阀罪恶痛加揭露，于本军中之不努力上进者亦多有讥刺。不久之后，有些人借口修筑温泉，将所题文字一一毁去。—这都是闲话不提。


    那时樊钟秀在河南荆紫关一带与于学忠部激战，以于部力量雄厚，而樊钟秀部缺乏良好的训练与纪律，不能胜，屡次来电乞援。我原派岳西峰由此路出击，岳既不肯奉命，我乃调冯治安、孙连仲、韩德元三部由蓝田武关出荆紫关以援樊军。这次举动，在道义与战略上都是必要的。就道义言，樊是同在一条革命战线上的友军，他在困难之中，我自当尽力相助；就战略言，若樊部不幸溃败，则于学忠无后顾之忧，即可剩出力量封锁潼关，以阻我会师郑州的计划。基于这两个观点，此次派兵援樊，完全出于我十二分的诚意。然而我们处境亦殊不容易，我必得通盘筹划后，方可派兵，总不能冒失从事，于人于己都无益有损。哪知樊部被敌军围困甚急，望援之心过于迫切，只希望援军到得愈快愈好，打得愈猛愈好，可是忘记了我们部队自南口败退，绕道五原宁夏，转战数省，直到陕西，喘息未定，困苦万状。冯治安、孙连仲各部并非例外。他们以疲敝之师，接到援樊的命令之后，枪弹的补充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行军的速度不能如当事者所希望之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樊钟秀不能谅解，等他被于学忠战败的时候，他即把所有愤恨都归到我们身上。为将领者往往以功归己，以过诿人，而不能厚于责己，薄于责人，我对樊也无法解释。


    因为进援樊钟秀，孙连仲部险遭不测。原来在老河口方面驻有张联升部，张为</a>大个儿，河北省籍，自民二以来即为老河口镇守使，向来是个老老实实做官的人。当我们正面军孙良诚、方叔平各部推进至陕州，将刘镇华军击退，续向陇海线进展，而与奉军万福林部交战，正打得激烈的时候，张联升即派孙良诚的表兄为他的代表，前来我处请委，愿受指挥。其日为三月十八日，我即予以三十八军的番号，仍在襄郧驻防。其时，武汉方面接济我们的军需品，由襄河上运，都得经过老河口。孙连仲部此时援樊，即须与张联升接头，而后将子弹分发各部补充。不料他处和刘镇华的作风一样，看见我们此次前线无进展，回头又受了吴佩孚的命令，将我们军用品全部扣留，把我们的人员尽行捆囚，突然翻过脸来，对孙连仲加以猛攻。我接到这个消息，愤恨之余，食不甘昧，寝不安席，只有令正面部队积极前进，以为应援。


    我于五月一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六日即到潼关督师。这时我们派遣的正面军孙良诚、方叔平、郑大章等部已由阌乡东进，灵宝、陕州、观音堂、渑池等地都次第为我们占领。刘镇华退向铁门新安一带，获得奉军援助，构筑了坚固阵地，预备作最后挣扎。方叔平于二十三日进至磁涧，奉军万福林部五旅之众，又结合张治公等部，已在娘娘庙杨家沟一带筑了三道坚固阵地。奉军武器精良，炮火极为猛烈，二十四日激战整天，没有得手。二十五日孙良诚以石友三为右翼，方叔平为左翼，派第一、二师绕袭敌方右侧和后路，以郑大章骑兵抄袭洛阳以东和偃师一带，二十六日拂晓开始总攻，戮力鏖战，刘军大溃。孙良诚、方叔平部冒着弹雨爬入新安城，占领了这一个重要据点。万福林亦支持不住，狼狈溃退。此役缴获枪支三四千，俘斩无算。我军于饥寒疲敝之余，竟能攻下这样坚城，获得这样的大胜，实在难能可贵。这一下，把自南口败退以来的颓气完全振作起来了。


    同时，从武汉北上的张发奎将军所部，亦在信阳郾城一带与张学良部激战。奉军受日本帮助，器械除沈阳自造者外，尤多日本出品。从他们的司令部直到团部，都聘有日本顾问，为之谋划一切。可是张发奎部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旺，素有铁军之誉，又处处得到人民之援助，每次战役，奉军在何处开炮，铁军即前仆后继地向何处猛扑，必将其阵地连同大炮一并夺得，而后甘心。结果使得奉军连炮也不敢放，虽有精良武器和日本顾问，亦都无法能起作用。激战多时，奉军终被击溃，退向郑州。


    在黑石关又经一次激战。我军以骑兵越过巩县，向汜水、郑州方面攻击，方叔平部由登封小道抄至密县，北伐军亦同时在平汉线向郑州压迫。奉军四面楚歌，恐慌万状，分作东北二路溃退。我军遂于三十日占领了郑州。


    我军乘胜追击，亦分兵东北二路：北路万福林部节节后退，过了黄河，将铁桥炸毁，使我军不能渡河进击；可是我们赖有铁路工人相助，他们真有办法，被毁铁桥，急切不能修复，即用木料垒于河中浅处，不数日即成坚固桥梁，追击各部全数安渡过去（若无民众相助，万万不能过河）。东追部队于六月一日亦将开封占领。会师中原的计划，至此已完全实现。


    自从潼关出兵以至占领开封，这一段军事调度指挥，均由孙良诚负责。故第一功勋应属之孙良诚，其次方叔平出力最多。那时处境艰苦，实非笔墨所可尽述，他们能克服困难，立此功劳，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既得胜利，原来的投机取巧、首鼠两端之徒，都纷纷前来输诚。刘镇华部于退出新安即已溃不成军，张治公则派人前来要求改编或是缴械。最可笑的是张联升，他看着我们连获大胜，知道势头不对，乃又观风转舵，倾向了我们，立刻将我们的人员释放，所扣械弹如数送还。那时吴佩孚被逼，不能在巩县立足，经过老河口奔向四川，张联升即隔河予以猛烈炮击。此举出吴意外，死伤至惨。吴秘书长张煌言</a>，亦被打死，吴夫妇九死一生，狼狈逃出性命。张联升即以此次功劳，作为向我们表示忏悔的进见之礼！这等人不明是非，不知道义，一心一意只要谋富贵、保妻子，哪边失势，就打击那边；哪边成功，就倾向哪边。我觉得中国大半就是坏在这等人身上。


    这期间，在长安也有一些可记的琐事，带便在此一述。


    在长安的期间，为了公务的必要，和我过从最密的要数于右任先生。那时于住省长公署改造的省政府内，我常大早起来，到那边找他谈话。每次总在街上买一种糯米、红枣、豆子之类合熬名为“京糕”的食品，随身带了去，和于先生一块儿吃，每人各吃一斤，作为早餐。此物又是美味，又富于营养，真是平民的燕菜。往来城中东北与西北的角上，沿途所见，最触目的就是肮脏污秽。阳沟往往深达一二丈，垃杂与臭水填得满满的，其中最多的是牛羊骨头。我以为这是有用的东西，至少烧成灰，也可以肥田，何至弃在沟中腐烂，为害公共卫生？我说了多次，因在用兵之时，谁也无暇注意。西门北首空地中还常见有一种雁群，比家鸭为大，形状甚是美观，往往一群二三十只。看见人走近了，它们才慢慢飞开，在别处从未见过。据本地人谈，即是《诗经</a>》上《关关雎鸠》篇之所谓雎鸠。


    由于城中街市的不清洁，急要提倡扫除，以重卫生。此事得各方面赞成。俄顾问谈及他们国内凡公益之事，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参加，收效较多。我赞成他所说的，于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亦都出马。我们俩同抬垃圾筐，满街清理。人家见我们如此，也都热心地动手。这样的大扫除曾举行数次。我的希望是能将街上垃圾污秽搬入田中作肥料，化有害为有用，一举两得，并人人经常办此。可是后来看见臭水沟和店铺里后院，依旧污秽堆积，并未因此而保持长久的清洁。这也许是我们计划不周，办法不好，也许是我国社会积习太深，不易革新的缘故。


    长安被围之时，军民各界饿死的人太多，有的已埋，有的则仍停柩房中，或暴棺野外。乃与于先生商议，筑一大坟，将暴露的棺柩悉行掩埋，共有二三千具。又将昔日第十师义地扩大范围，将国民联军此回因守城及解围而阵亡的官兵一一入土。同时开一盛大追悼会，宣传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之事。以后每逢纪念日，即往祭祀；清明节我亲率官兵上坟添土，以示生共患难死不相忘之义。又建一大碑，说明西安解围的经过。本来还打算建座祠堂，曾在城外看定李先生祠的附近地基，价亦已讲好，只以经济拮据，军事亦太紧张，终未得愿。


    有一位胡兰生大夫，原在上海行医，他是我的朋友浦化人牧师的老同学。在五原誓师的时候，医药方面过于缺乏，浦化人和我谈及，说胡先生内外科都好，愿自备盘缠并携医药器物，到我们部队中来随军服务。对此至仁至义之举，我极表欢迎，当即电约。及至胡先生赶到包头，不巧正碰上张作霖对韩复榘“送客”的时候。他人地生疏，躲无可躲，逃无可逃，结果把所携医学器具，完全丢光，长途步行，来到西安。因为劳顿过度，一到西安，即患伤寒病，热度极高，鼻孔流血，卧在医院中。我常常去探看他，每次总以鲜花相送，以表敬佩挂念之忱。胡先生真是一个伟大的医生，他为献身革命，效忠祖国，不惜破家荡产，万里绕道相投，不为名，不为利，定要和我们一块儿来受罪。当其脱险到军之初，犹力疾每日为官兵诊病，及至病得沉重时候，日夜呓语，仍是挂念着官兵的伤病，这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现在已任中央军医署署长之职，当更能为国献其所长了。


    又从前曾为我参谋长的蒋鸿遇先生此时亦病在西安，住西北城角一蒙古喇嘛庙中养息。他在民元革命时，曾为云南护国军营长，速成三班学生。此次因乘火车在大同撞车，受了震动，自此患病，忽轻忽重，医治无效。我于公务之余，每星期去探视他两三次，见面握手长谈，极是亲热。蒋为人有骨气，可称国家大材，惜未能使其大大展施，想起来真是对不起他。


    有张凤翙者，民三时我过此，他正为陕西督军，曾为陕西议员，是一位老革命党。这回我到西安，特意访请他出来，给以高等顾问名义，希望他可以为地方出些力。哪知他住了数日，即不辞而别（某日约同阅兵，找之已走），潜赴山西运城。我想定是受政客们的挑拨，以我们这里为太左太红，背地里拿话恫吓他，使他不安之故。以他一位革命家，我竭诚请他出来，而他竟如此溜走，使我无法向他解释。


    甘肃省党部一面和当地的军政互相摩擦，一方面他们自己内部亦互相水火，分出所谓胡派、汪派，左派、右派的名目，彼此掣肘捣乱，纠纷层出不穷。我在西安时，他们常来告状，我唯有下工夫为之调处。把甲方请了来，谈一回；又把乙方请来，谈一回，总是劝他们消释偏见，以大局为重。有的还以我的话为然，有的则当着面就和我辩驳起来，说什么斗争到底决不妥协的话。我说对敌人应当斗争到底，不能妥协，对自己人为什么不可以让步？他们把原则完全用错了，徒为意气之争，然而他们总不悔悟。


    随着军事的进展，党派的纠纷，已经普遍地从内部的酝酿，而日益表面化。当我离开西安之前，一日接到武汉方面来电，说他们发现西安共产党部发出的宣言，问我是否知道此事。我并不知道西安有所谓共产党省党部，很觉得纳罕。把省党部的负责人请来问问，他们也不知道。在陕西省党部中，刘伯坚是共产党，于右任先生是国民党，我也是个刚上跳板的国民党。党部里面种种明争暗斗，我虽不明白其错综复杂的具体情形，但我知道显然有此事的存在，而且我也知道像那样闹下去，将来必定会出大乱子，而影响整个的国民革命的完成。我方时时刻刻以此为忧。不久省党部与所谓西安共产党部，各发宣言，都说得乱七八糟。我一再地劝告，我说中央并没有叫我们这样做，若闹出事来，该谁负责？我以为党员的行动，应以中央的命令为准绳，中央无此命令，而轻举妄动，自起纠纷，即无异替军阀们做了工作。一天，又听到许多青年朋友大唱其《国际歌》。青年们到外国一趟，即将其所见闻的新奇东西搬回本国来，却不问于中国是否适合。英美留学生搬了些瓷盆、瓷马桶、钢琴、沙发回来，苏俄留学生搬不着这些物质的享用，即把《国际歌》之类搬来。我的顾问乌斯马诺夫和我说道：“我是第三国际代表，我来中国，上面给我的命令是帮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阶级斗争，亦与第三国际无关。”一再地要我查明事实真相，禁唱此类歌曲，免得对他起误会。人家真正第三国际的代表对我们的革命是这样的态度，而我们一知半解的青年，却定要那个干法，乌斯马诺夫的话，我极其佩服。我将这番意思一再地告诉大家，但也无效。


    在潼关会议的时候，忽然有人提出倒蒋的口号，同时街上也贴满此种标语。最先提出这口号的是唐孟潇先生的代表。此人曾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口才颇佳。他长篇大论讲演，言辞富于煽动力，许多朋友都从而附和。我总觉得不是味道。刚刚还是一致拥蒋，转过脸来，就是倒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目前正是军事紧急的时期，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所有力量，都当集中于此，不容分化。现在孙、张、吴、褚之类还保有着他们的实力。奉军在平汉、陇海线张牙舞爪，急图卷土重来。我们的境况如此之困，反动势力尚是如此强大，我们革命阵容内兢兢业业、团结一致，犹虞不足，岂容再有分裂？于是我和他们说：“我和蒋先生，不如你们和他的关系深，历史久；但你们昨天还是拥护蒋总司令，今日忽又翻脸要打倒他，究竟是什么道理？你们说出了道理，我也赞成，否则，你们打倒他去，我还是照常干我的。”同时薛子良等也依照我的意思与刘伯坚等力争。唐先生的那位代表看见我们态度如此，没有再开口，不久就走了。


    国共分家开始了，武汉方面的清党运动也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这事波动到我们这边，人人都感惶惑与不安。比如黄少谷，原是李大钊先生介绍来我处的，他就极力表明，说自己虽是李所介绍，但并不是共产党，请我相信他云云。我就向大家宣告，军中当听主官的话，不可随人做主，也不要轻听谣言，自己扰乱自己。此事关系太大，万不可轻举妄动，我们必得明白了底细，而后再作区处。如此三翻四覆地说，人心才稍稍安定。


    那时我正住在潼关，指挥前方军事，并检阅陆续开拔的部队。一日在野外对部队讲话，我力说此时大家当精诚团结，万不可自己捣乱云云。散后我即回文庙中批阅文电。此时我们总司令部中人员都在庙中另一边聚会。一位青年在那里讲演，对我刚才野外讲话的意思大发议论，有几句话刺进我的耳朵，他说：


    “我们是一致要求倒蒋。可是有一个人现在庇护他。在今天，庇护他的就是军阀，就是反动……”


    我慢慢走到那边去，看见那位青年朋友大约十八九岁，不过初中毕业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职员。他还继续讲他的，肆意诋毁，热心和勇气真是有的，他说：


    “我们定要倒蒋，谁不赞成，谁就是反动；我们就连他一块儿打倒！”


    我忍不住地说道：“我已经一再地和大家讲过，我们不要轻举妄动、随声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们自有主张。你现在又说这些话做什么？你要倒蒋，你倒你的去，我们还不到时候！”


    那青年就激昂慷慨地和我顶起来，还满口唱些：“自由”、“平等”的高调，说我不应当以自己的地位，来“专制”“高压”云云。我以为军中纪律必不可破坏，当即令人予以逮捕。后来刘伯坚等向我说好话，方把他释放。这样的青年兄弟，不知道什么叫做军队的纪律，什么叫革命的纪律，完全凭着血气之勇和一知半解的知识，胡冲乱闯。真使我难过痛心。翌日在文庙外空场中举行朝会，官兵以及全体政治工作人员都在场，我于讲话时节着重于解释所谓“平等”两字的意思。我说：


    “一个兵身高四尺，另一个兵高有五尺，是否应当截长补短，以求平等？（有些兵们不明白意思答曰“应当”！）骑兵骑马，步兵步行，辎重兵还要担驮东西，你说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把马卖了，一律步行，或是大家都该骑马，以求平等？（兵们也答“对的”！）长官用脑，日夜策划，士兵一到地方，即可休息，你说怎么办？是应该都用脑策划，是应该都要休息？职责所司不同，团体必有纪律，革命不是作乱，不可以平等之类名词挑拨感情，不然，什么也不要想干！”


    前方军事既已进展到郑州，武汉方面的部队亦陆续到达。政府及中央党部许多朋友亦多到了郑州，派刘菊村和熊哲民二位到潼关约我前去会晤。此时我已调宋哲元、石敬亭来西安主持后方。石时为参谋长，为人能耐苦实干，任劳任怨，宋亦忠诚实在，能够担当（后来西安闹的很多麻烦，多赖石、宋二位调处，未出乱子。唯三原、泾阳各部队，不听命令，麻老九、党拐子等时时相机扰乱。宋明轩一步步予以收拾，亦得安度过去）。我即由潼关出发郑州，从灵宝乘火车前往。我们自在包头撇了火车，走了数千里千辛万苦的路到了陕西，此时听到火车的叫声，人人觉得欢喜高兴。在车厢一路大唱其打倒军阀帝国主义的歌，声震天地，真是热闹。同行者有何其巩。我在车中仿出师表文调，拟一词和宁汉分裂的文稿，拿给何看，何只说好好好，不置一词。想来必是我那文作得不通，没有评改的价值，而他又不肯明言，所以如此表示。我受此刺激，即立下决心，要发奋学写文章，以求明白写文章的甘苦与方法。后来在汾阳、在泰山，曾请许多朋友为我讲文改文，自恨天资鲁钝、进步太慢。但我定时时要做小学生，时时抱一重新学习之志，努力不懈。我如今年六十，比之先贤梁灏，我尚是个青年呢。


    在新安，下车看验工事。自灵宝至新安，看古代战场。楚霸王攻秦，坑秦师二十万，信陵君统六国之师攻秦至函谷关等等，都在这一带地方。在洛阳亦曾下车走看，其地有芒山，即邙山，满山皆古代坟墓，曾经多次发掘，百姓亦结为发掘队，掘得古物，出售于外人。上有司马懿墓。又距洛阳城南不远，有关帝冢，有谓冢中只埋一头，又有谓只有一身子，没有头，都曾去凭吊一番。关帝冢南为伊阙，两山相对，望之如阙，《水经</a>注</a>》称为大禹疏以通水者。洛水由此经过。石壁上有许多大佛像，都少鼻缺腿，毁损不全，不知何人所为。说是樵夫砍坏的，我看他们不见得有这个工夫。也许是因为魏晋各代以佞佛亡国，后人故恨而毁之，以为他们并无灵验，自身都不能保，怎么能保佑人民？不知这个猜度对否？其他满壁皆刻字，即所谓龙门十二种的便是。笔画斜歪，如修脚刀形状，甚不方正，然以其是晋字或魏碑，人多争购拓本，以资临摹。王铁老甚不佩服这等字，以为不过当时工匠的手笔，说他们不一定识字，哪会写得好字？后人泥古，总以为古代的就是好的，值得模仿的，其实可笑。我以为铁老的话不为无见。


    我从潼关动身时，邓演达先生曾来，听说也是为活动反蒋。因有人告诉他我们的态度，故未对我开口。此次途中同行，因为没有人为我们介绍，所以也未深谈。及至到了巩县，我去参观兵工厂，又遇到邓先生。听他对工人讲话，态度恳挚，言辞有条有理，很可佩服。工厂中实行八小时制，沐浴及其他卫生设备，都颇按真正的改进，绝非徒尚空谈者可比。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a>、徐季龙、顾孟余、谭组安、孙哲生、唐孟潇等先生亦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觉得实在愧不敢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自十月十一日开始，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商量组织河南省政府并设立开封政治分会的事。军事方面，解决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军，都由我们二集团军负责肃清。唐孟潇所部各军，一律撤回武汉，借以整顿休息。


    此次得与张发奎将军晤面，为最可高兴之事。张将军为人诚挚爽快，人品学识都是第一等的，真是党中忠实同志，军中有作为的将领。哲生、季龙两位先生和我详谈武汉的情形，指出许多方面，令人看不下去。第一是夸张的宣传，例如每一次的开会，总说到了二十万人，或是十多万人，而实际到会的人众连一万也不够。第二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只以商店一项来说，就有百业俱废的趋势。他们在衣铺定做两套衣裤，过了约期，老是取不到手。质问老板，老板说，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游行示威，工作连天地停顿着。他们仅只回店来吃饭，吃完饭，又出去开会或是游行。我们本要停止营业，可是停业又要受工会的处罚。现在勉强开着，事实上等于停业。你们做的衣服不要说两个星期不能交货，就是再过两个月，还是不会做得出来。市面上情形如此，其他方面可以想见。第三，各机关团体依旧不脱旧时散漫泄沓的恶习。比如开会，仅是十几个人的一个会议，召集起来也不容易，往往规定两点钟开会，四点钟还不能到齐。会桌上水果点心摆得满满的，西洋点心、美国橙子，一切都是穷奢极华，旧官僚的习气全都学会了。他们从未想及自己正在干的是什么事，人民百姓过的什么日子，前线上拼血肉的弟兄们吃的什么？他们说的这种种情形，都无半点夸张，因为我此次回到郑州，连开会议，亦有同样情形。汪精卫就多次不曾出席。我忍耐不住，因编一副对子，给他写好送去，那联文是：


    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对联而外，再加一张横批，是“官僚旧样”四个字。这虽未免过于刻薄，但确是当时革命政府官吏的写实。听说汪对此甚为恼恨，在许多朋友面前骂我。


    又得见何云樵先生，承谈湖南情形，也是糟成一团。兵们带了三元、五元或十元、二十元回到家乡，当地农民协会就要对之收税，甚至加以拘禁；说大家都是无产阶级，私人不当随意受用此钱。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都被农民协会拘捕，当土豪劣绅惩办。何先生所部都是湖南人，此时驻在河南，时刻怀念家乡，不能安心，急着要回湖南老家去。何先生家的亲属亦有被拘押者，何先生亦很气恼。这都是当时的事实。


    宁汉两方意见越闹越深，但真实内幕毕竟如何，我一点都不清楚。此次参加郑州会议的朋友，有的曾共患难，有的为我素所钦敬。他们都是个中人，我正想乘着会议完毕的时候，和大家详细地谈谈，把各项问题讨论讨论，商量一个办法。可是想不到他们突然间说走就走，怎么也留不住。我到车站送行，问他们何以来去如此匆忙，都说武汉有要紧事亟待料理，故不能耽搁。我心真是有点纳闷，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陈某拍给他们一个电报，说我已与蒋先生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唉！这话哪里说起！曾参</a>的母亲方在织布，有人告诉他说，曾参杀人了，曾母不肯相信；第二个人又来说，曾参杀人了，曾母觉得可疑；说到第三次，曾母竟相信曾参真的杀人了。谣言之可怕，有如此者。此事至今想来，一方面我以为是许多朋友那时恐怕还不真认识冯玉祥</a>是个什么人；一面我也要承认自己的过错。我的错误在哪里？就是这个老粗太老实，太坦直，不会周旋应酬。我若是能随和随和着请请客，说些好听的门面话，使大家—其中汪精卫一人最有关系—心里痛快痛快，当也不至如此。我一生吃亏就在此类地方，老毛病恐怕总改不掉了。


    我在郑州，住一所教会的空屋子中，有一位济汴学校校长史爱礼来见我。史为美籍，个儿与我相似，大眼睛，话语缓，很是温和典雅。民十一时我们结识，算是一位老朋友。他在地方热心公益，很得人民爱护，教务之暇，致力于畜牧之事，在他学校中养着许多牛羊鸡鸭，牛和鸡都有“种牛”、“种鸡”和“肉牛”、“肉鸡”之分。“肉牛”、“肉鸡”专供人们吃的。对于配种之事，极是考究。比如以一种矮牛，和高牛交配，所生小牛品种即特别优良，价钱也大。羊和鸡鸭也都注意择种。我对这种生产事业，素感兴趣。我说，农家若多能经营此类副业，即可增加收入，否则将益见贫穷。他又拿出许多畜牧杂志给我看，各类家畜的饲养与选种之研究，都各有专刊，各有专题。人家对于事业真肯实实在在地用心研究，殊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又谈在彰德有一外籍牧师，亦喜畜牧，一日坐树下看书，冷不防被自己养的一头牛一头顶过来，竟被顶死。这也是从未听见过的事。那时我常和他谈自己想到欧美各国去读几年书，他极是怂恿，并要我制办西服，把他的西服拿给我试穿，教我穿用和打领结等等。我就常穿他的西服见客。后来到北平，曾自制西服，穿着总觉得不惯。我觉得西服有两个大缺点，一是领子太硬，又用钉子钉，用带子缚，不但烦琐，也太不合卫生，工资材料手工都太贵，非一般平民力所能胜。此外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全身都是零碎布块拼凑而成，若衣服破旧了，连一块整布也找不着。我素不喜中国的长袍大褂，以为使人委靡懒怠，必须改良。常听说高丽人喜穿长袍坐在树荫下喝茶谈天</a>，缓游终日，全国如此，结果亡国。若说高丽之亡，即亡在穿长袍上面，自然失当，但穿长袍养成懒惰习性，却是真的。而且用布也太不经济，剪掉下摆的布，以送甘肃同胞，有多好？何苦多此下摆，糟蹋布料，又妨碍行动。记得南京举行第一次国民会议，讨论衣服的问题，一位朋友说，我们男子又无月经，何须此下摆蔽人眼睛？觉得这话真有意思。但我以为亦不可定要模仿西洋衣服，那也太繁文缛节。我常穿的乡农的短布褂裤，我自己觉得极好，但人家总以为奇怪。中山先生提倡的中山服，今日已渐盛行，这才是中西兼长，至美至宜的服装，我真佩服极了。


    洋浦线上的北伐军此时已经占领徐州。蒋先生和胡展堂、李德邻、白健生、张静江、李石</a>曾、吴稚晖、李协和等各位先生都将陆续到那里约我前去会晤。我亟欲借此机会能对宁汉之间的纷争，尽一番调停之力，所以欣然前往。车到归德，看见站上满满的数列车队正要向北开行，派人打听，知道是湖北某某两部分的部队，此刻已为高某所收编。高为二军朋友，资格实在不老，而所收编的两部将领，都比他资格老得多。我在郑州时，高曾来见我，谈到收编的事，我就老实和他说：“你的能力和志气都是很可钦佩的。不过你的资格都不及他们，若他们意在利用你以为掩护，将来你必后悔。”我的话说得太坦直、太露骨，当时他很不乐意。但后来我的话果然证实，所收编的两部在重要时忽然叛变，临走时还说：“吃孙喝孙不谢孙，不要你性命就算人情了。”一个人做事，若不揣度别人，衡量自己，也不慎察环境，到头不得良好结果，是当然的事。


    我们的车子过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先生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我于此等处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骄傲怠慢，实是想不周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情。我们同坐一车，且走且谈，一直到了徐州，许多朋友都来见面。他们都住花园饭店，大家聚谈，讨论的就是北伐和清党的两个主要题目。我是坚持团结一致完成北伐的主张的人，故仍本着平素态度，极力说我的调和宁汉的意见，以为分则必致功败垂成，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时时巴望着我们分裂，我们必得以大局为重，竭力相忍为要。又举太平天国之事为例，左说右说，全是我心坎中的话。当时颇蒙大家赞同。吴稚晖先生十分高兴，便自告奋勇地替我拟了一个通电的稿子。我仔细看了数遍，改了数处，因为此时我的立场应该站在当中，说话无偏无倚方妥，而吴先生代拟之稿，则不免稍偏南京，有些地方太不像调停者的口气。这个电稿左改右改，唯恐把事情弄糟，直到自以为十分妥当，而后发出。但汪精卫仍是极不高兴。等我回到郑州，他即来电报骂我。后来我才知道汪的脾气，凡事都要占个第一，若不恭维他是第一，不说他应高高站在蒋、胡之上，叫蒋、胡全受他的支配，则他必不高兴，必要相骂。这就是所谓“领袖欲”。这毛病不但可毁自己，亦可毁国家。我当时旨在调停纷争，故对于他的电骂，亦只好含忍不理而已。


    次日承许多朋友在花园饭店开一盛大欢迎会。我讲演的题目是“南赤北赤交流”。因为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都说我们赤化，南赤就是蒋介石，北赤就是冯玉祥。我说，诚如所言，我们是赤化了，哪里赤化？就是赤心赤胆，流赤血以救赤子；除此而外，我们何处赤化了？接着吴稚晖先生也以“紫气东来”为题，说了一回欢喜高兴的话，当即与蒋先生联名，共发一个坚持北伐的通电。


    此时我看清了一点，就是奉直鲁以及孙传芳等军阀依旧保有相当实力，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我们。倘若得到帝国主义者的援助，趁着宁汉分裂的时候，重振旗鼓，大举袭来，则我们国民革命的前途必受巨大打击。因此我一面赶着从徐州返回河南，作一切必要的布置，一面仍继续连电劝告宁汉两方，消释意见，团结努力，以完成北伐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