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平甘援陕

    国民二军自在天津战败，大部退到洛阳一带。收编他方部队太多太滥，其中有吴佩孚的残部，因被吴收买回去，此时突然叛变，以致不可收拾。又因本无训练，纪律废弛，地方受其骚动，百姓都对之衔恨，惹得当地红枪会四起，加以攻击（此亦吴所买弄）。如此一来，遍地都是敌人，处境极为狼狈。当西退之时，某方截袭其后，岳维峻被俘至太原，二军至此只余李虎一部，其余或溃散，或被消灭，已无存者。李乃进兵西安，收拾残部，和三军杨虎等部结合，谋共同抵御敌军的围攻。李、杨等进据西安后，刘某奉吴佩孚之命进潼关夹攻，其械弹给养皆某方供给，故实力颇为雄厚。此时井岳秀等驻榆林，坐观成败；田玉洁、党玉昆，则各占据二城或三城，只管鱼肉百姓，吃喝玩乐；吴新田亦听吴佩孚之命，以汉中为其根据地，整天抽大烟。他的部队原是张敬尧的旧部，纪律败坏，此时无人约束，益发无所不为。这就是陕西地方上一般状况。李、杨等部在西安被刘等四万余敌兵围攻，内少粮秣，外无救兵，只在危城中艰苦撑持，到我们五原誓师的时候，他们已被围了八个月之久。西安城中军民吃食无着，饿毙者狼藉遍市巷，实在已到了“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绝境。我在五原听到那种令人不忍卒闻的惨状，每日所收求援的电文，宛如雪片一般。所以我决定取道甘肃，分为十路，进援陕西，以解西安之围。


    我在五原等部队派遣完毕，准备了一个大概，亦即出发。途中和王铁老同坐一辆汽车，循着汽车道向宁夏进发。我们第一天住在临河，第二天到磴口，因为汽车损坏，在磴口逗留一天，第四天到达平罗，第五天即安抵宁夏。这一条包宁汽车路，完全是石友三督率部队修筑而成，工程颇为浩大。石友三为旅长时，很能吃苦耐劳，也颇有血性志气。孰知不到十年，他为环境所移，闹了一大堆的姨太太，染上了许多恶习，并且有一个时期竟与日本人也有勾结。这种变迁，谁也预料不到。三四年前，他不断地写信给我。我每次回信都和他说，你若能翻然悔悟，努力抗日，就是个有志的男儿，否则，别的话你都不必说，你我从此断绝往来。我对于他的这些劝勉鼓励，不知究生多少效力。


    从五原到临河，沿途的土地很是肥美，适于种植。古时在西北屯田，多在这一带地方。可惜现在人烟稀少，已成一片荒原。人们一直不重垦殖，以致大好田原，白白地荒废了。王英的父亲，是这里一带唯一的一个努力垦荒的人，他的事迹前章已经叙及。他原籍河北大名府，十八岁出来，身边没有一文钱，只穿着一件遮身的小褂来到这远远的河套。几年的工夫，他开辟了几千顷地，掘筑了几十道河渠，使荒原变成膏腴之地。到他中年的时候，已成为冠绝河套的唯一富翁了。他的身材高大，活到八十多岁。这样的人若生在外国，当早已成为誉满世界的大人物，报章为之颂扬，文士给他作传，一定轰动得妇孺皆知了。可惜他生在中国，一生了不得的事业，竟被淹没无闻。


    沿途和王铁老同坐一车，铁老为我讲历史，谈古事，往往微言大义，使我生无穷趣味，得许多教益。当时他所讲的故事，我至今没有忘记。有一个是说燕国使者到楚国送文书，楚相当夜起稿作复。侍者在旁边捧着蜡烛相照，因为蜡烛太低，楚相觉得不便，但也不愿开口，就随手书“高举烛”三字于纸条，以示侍者。文稿既经草成，这个纸条无意中夹了进去，封入文书中。燕国使者携文书回国，燕王打开来看见这个纸条，不懂什么意思。那时燕是弱国，楚则强大，以为楚国来此三字，必有用意，不可漠视，故立刻集合群臣，细加研究。大家研商的结果，都认为是燕国吏治太黑暗，内政不修明，楚国不便直说，故写此三字以示讽喻。“烛高火明”，显然是规劝我们扫除黑暗的意思。我们应当接受其善意，力图整刷才是。于是大家详议所以改革之道。有的说，我们只会空说，而不实做，有好办法好规章而不能实行，这是大弊病，应当改革；有的说，我们只知自私自利，而不能天下为公，不能切切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大病，应当设法改革；有的说，我们不能发扬学术，发扬文化，这也应当改善；有的说，我们苛捐杂税太多；有的说，我们没有注重武备；有的说，我们在上者过于奢逸；有的说，我们不能选贤用能；有的说，我们不知发展农业。把弊病一一揭举出来，分门别类，分配专责，定出办法与计划，下令切实施行。三年后，燕国乃大治。至此燕国向楚国道谢其厚意，送大批金帛财宝前往。楚相不明白其故，暗使人去问燕使。燕使说出“高举烛”的字条，楚相方忆及旧事。楚王至为兴感，谓人曰，这是一件无意的小事，然以燕国谦卑，有从善之心，有革新之志，故以此而大治。若夫骄傲之国，怙恶不悛，讳疾忌医，岂克臻此！这真是一个富有教训的故事。在庐山时我曾和蒋先生谈过，蒋先生亦非常高兴。铁老又谈他为四川灌县知事的一段旧事。他有一次往谒藩台，一等三四个钟头，总不传见。那时拜见上官，例须在号房纳银八两，名为“规矩”，否则不予传达。铁老此次纳了“规矩”，仍不传见，就去质问门房。门房道：“你纳的规矩只有一份，还有叔太爷、婶太太二份没有纳，故不接见。”铁老怀怒起来，说道：“我是个翰林，跑来做知县。我是个冤枉官，我不纳这些外钱。”门房道：“你不纳，就见不着我们藩台”。铁老说：“见不着，我不见就是了。”这时叔老爷出来，气势汹汹问为何不纳，说这是规矩，不可打破。铁老一定不纳。于是即下争吵起来。正吵着，里面即高声传见，叔老爷避去。铁老自以为得计，哪知见了藩台，说了三句话，藩台即举茶杯，下人高呼送客。八两银子，只换了藩台三句话。原来所纳银两少，则藩台见面说话也少，此亦成“规矩”。满清吏治黑暗一至于此！真是令人惊诧。一路上铁老所谈大多此类。这里不一一记述。


    到临河，看到萧振瀛筑的新城，工程不坏，城内一切设施，亦颇有可观，想见他很吃了一番辛苦。我想知道一点百姓对于他的批评，问了几个本地人，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我是谁了，所以无论如何，也没得到他们的真实意见。这时因为缺乏粮秣，兵站长正在这里请求人民帮助，设法张罗。


    第二天从临河出发，后面追来一辆汽车，报告我一个连长强迫百姓换马，因而被他的旅长枪决之事。要换一匹马，看起来似非什么大罪，可是军纪必须严明，骚扰百姓的事情尤不可有。我们是新败未久，正在努力整顿，肩上担着艰巨神圣的使命，更要严格地维持纪律，方不致陨越。


    沿路所过的地方都是黄色的砂土，无论是山坡或是平地，看不见一块树木，看不见一块青色的草地，实在贫苦得很。途过三圣宫地方，看见那儿的情形也和皮斯堡陇相似，纯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寨子的范围很大，寨门以内两行大树矗立，建筑都很坚固，墙外湖水，四周都是树木，青葱蓊郁，在此穷荒之境，益发显得如同另一个世界。寨中街道整齐清洁，房屋很为适用，约有百十户人家，并设有学校。沿途像这样的寨子，颇有几个。附近人民的一切事情，都操在外国人之手，此间外国人皆比、意国籍。见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外籍女子，据她自己告我，是十八岁来此地，至今三十多年了。我说：“你真是勇毅，有志气。”她答道：“我们外国女子不像你们中国女子，也不像你们中国男子……”我问她的话什么意思。她说：“我们都读书，都信奉天主，有爱心；又都有强壮的身体和两只天足。因此我们不怕路远，不怕危险，不怕困苦，哪里都好去。你们中国女子，不读书，缠小脚，更不知爱国家爱世人，照传统礼教永远不能离家一步；就是男子，也都老死于家乡，即有远志的，禁不起家属一番劝阻，妻子牵衣一顿哭泣，也就大志全消了。冯先生，您说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中国的实在情形啊？”她同我谈了许多话，我都一一记下，使我感到刀子剜心一般的激动与难过。临行的时候，郑重致谢她同我说的这些好话。这些边疆地方，无论如何是我国本土，我们以其僻远穷荒而弃之，然而外国的女子却来了，开辟得如此整洁美丽。我是一个中国人，如何能不感觉惭愧呢？


    离磴口不远，有一道流砂。所谓流砂，须加说明：比如在北面有一砂堆，经风吹送，一会儿工夫，这堆砂就慢慢移到了南面。这些砂堆，移动不定，故名流砂。汽车在这种砂地上行走，或以木板凿孔，一段段钩连，铺于地上；或以毡毯垫地，否则即深陷于砂中，无法开行。我们汽车行过这道砂地，极是困难，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慢慢移了过去。到达磴口，已是下午六点。


    磴口位于黄河之边，原属阿拉善旗管辖。居民不过数十户，一半是蒙古人，一半信奉回教，汉人也占相当数目，汉回蒙三族杂居，地方十分穷苦。我因要对人民讲话，车子也须修理，在此停留了一天。在街上对民众讲演三民主义，又和蒙人及回民作长时间的闲话，访问本地的风俗人情及其疾苦，彼此之间，都很欢喜。我于此地划设县治，令吴某任县长。吴为人聪明干练，曾为工兵营长，因此地太苦，非有能力者不能办事，故调此职（但后来任巩县兵工厂总办即渐渐学坏）。此间原来所派之兵站人员为一初级官，既无成绩，又得罪了本地人民。此时特换派一中级官任其事，阅历知识较高，办理得好多了。这时黄河已将结冰，天气越发寒冷，我怕后到的部队会遇困难，对于兵站的情事，又特别计划了一番。这一路负兵站总责的是闻承烈（曾为左路备补军头目，排长，随我为兵站总监最久。后来曾任济南市长）。他们为办兵站的老手，可是那时一文不名，这种巧妇也无能为力的无米之炊，的确也难为了他。


    磴口以西，出产一种肉苁蓉，销运广东南洋一带，年达十几万元；其根生砂土中，茎粗一寸，高八寸，随处皆是。别处没有见过。后查本草，方知此物性热力大，为至佳之补品。这儿还产一种甘草，粗的约可一寸，味甘性热，产量亦丰。中国地大物博，真是随地都是宝物。我越想到国家政治的腐败，越是难过；越看见地方物产的丰富，越是鼓起了革命的勇气。


    从磴口出发，道路崎岖，行走越发困难。我想到前前后后，这么多的士兵，身上寒冻，腹内不饱，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跋涉如此艰苦的道路，夜间没有屋子住，都在野地露营，心里不禁时刻悬念。是日下午三点钟，才到了石嘴子。其地为宁夏门户，很是险要。出产丰富，尤以煤为大宗。有绅士郑梅峰，拥有煤井数座，为当地一大富户，约我们到他家休息、进餐。他家房子宽大畅朗，样式也很讲究。他除了煤矿而外，还有很多的盐池和碱池。那天晚上，他款待我们吃饭，办了双鱼、双肉、双鸡、双鸭的酒席，这一桌丰盛的菜肴，一定破费了不少的钱，使我吃着很不过意。据说，这位郑先生颇受地方人士的爱戴，办了许多公益事宜，乐善不倦，绝非那种为富不仁之流可比，所以很可佩服。我以为内地财富是无限的，像石嘴子这种地方，看去极其贫苦，但只要肯干，也可致富若此。我们必须注意开发土地之财，否则真是对不起祖宗。


    我曾在石嘴子周围察看了一番。我设想后面留驻绥远的部队开完，敌军很有跟踪向我们追击的可能，若果然如此，则这一带地方便有构筑阵地，以资拒守的价值。因此便在附近详加踏看，哪儿当为防御阵地，哪里应作攻击阵地，都大致规定了一下，以为日后不虞之备。


    过了石嘴子，就入平罗县境。这儿与石嘴子以东的情况便显出大不相同。人烟稠密多了，气候和暖多了，地方有一种生气勃勃的兴盛气象，不再是那种荒凉贫瘠的样子。两地相离虽并不远，可是竟形成两个世界。


    平罗地势也很险要，可称宁夏北部的门户。时县长名王者宾，他兄弟王者林与我是朋友。从前我在二十镇，驻新民府的时候，他为驻吉林二十二镇炮兵营军需长，后来因为赌博亏累，开小差跑了。民元时候又投我处做事，后来有人保荐，就任此间知县之职。事先他知道我要来，特意坐着骡车跑出很远的地方迎接。相见之后，我问问地方上的情形和民间的疾苦，他都一一详述。一路行来地方太贫，食粮最是困难。到了平罗，看见地方富足，一切都有办法了。谈了一会儿，我便先走，一路找本地百姓们谈谈话，不多一会儿工夫，就进了城，一直到他县衙里歇脚。看见上房里住有女眷，我当是他的太太，便请见见王大嫂。不料有人拦阻我，告诉我，那是他新娶的姨太太，他太太不在此地。我又知道县衙中管事者是他新太太的父亲，种种办法，都叫人不能放心。于是各处打听，结果查出他的许多劣迹，单就征集马草一项而言，即有许多弊病。他亦不能自圆其说。这样艰苦紧张的时期，他又到任不久，竟不知洁身自爱，勤奋办事，反而肆无忌惮地干起这一套来，实在不能逭恕。他从前曾为了一个案件连累他的弟弟几乎抄家，现在不知悛悔。我和他虽是老朋友，亦觉得无法袒护，故将他撤差，以示惩戒。


    次日上午十一点钟离开平罗，下午三点便抵达宁夏。到宁夏的这天晚上，就接着刘郁芬转来孙良诚的告捷电，说我军于二十七日早四点解了长安之围，刘镇华已经率部逃出潼关了。接到了这个消息，大家都觉得非常痛快。我为军事的胜利喜，亦为被困八月之久的长安百姓及二、三军庆。这回胜利，关系于国民军北伐者至为重大，比如下棋，得此一着，全局都有了办法。当即分别电告中央，及其他各路军。在这里，我要将此次军事情形，略述一下。


    长安解围的先着，是平定甘肃，甘肃不能平定，即不能解西安之围，亦不能出潼关。故当先说甘肃的胜利。


    刘郁芬以师长兼任甘肃督军，孙良诚和张维玺同在他这一师中为旅长，薛子良为省长。刘是个厚厚道道的人，政治恃薛子良，军事则恃孙、张为</a>之辅助。那时盘踞甘肃的队伍极杂，大家各拥一部分实力，或受张作霖的唆使，或受吴佩孚的委任，都虎视眈眈，集中视线，注意着刘郁芬。他们有的主张静观时变，随风转舵；有的主张积极动作，攫取地盘。态度虽有缓急的不同，但哪一个也没忘掉抓住时机，扩充个人的势力。其中受吴佩孚愚弄最甚者，当数张兆甲和孔繁锦，其次还有吴新田。他们都受吴佩孚的委任。张兆甲据陇东，吴佩孚委他为甘肃督军；孔繁锦据陇南，吴佩孚委他为省长。所以他俩态度最为积极，急要下手。到后来孔把陇南的防地让给了吴新田，与张兆甲集合力量一致动作，一个从陇东来，一个从陇南来，以兰州为目标，向刘郁芬猛烈进攻。


    时我方早有准备，兰州附近的阵地构筑得相当坚固，埋设地雷，安置铁丝网，一切设备，都按照新式战术构成。孙良诚勇敢善战，张维玺足智多谋，两人都具有一种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的精神，没有一处不亲自察看，妥为防备；又加上一团团长赵席聘富有实际经验，长于筑垒与埋设地雷，此回亦大得其力。由于工事的坚固，官兵又能上下一心，奋勇抵抗，张兆甲和孔繁锦猛攻多次，又加几次夜袭，均未得逞。张、孔急切不能得手，而损失太大，只有分途退却。张退平凉，孔退天水，暂时都防守不进。于是孙良诚向陇南追击，张维玺向陇东追击，没费多大气力，即将张、孔解决。孙良诚的性情是务彻底，不妥协，他把张兆甲的部队歼灭的歼灭，遣散的遣散，脚踏实地，毫不将就。张维玺的性情比较柔和一点，一战把孔繁锦击溃，将其部队稍微整理，全部改编。


    当兰州危急的时候，受刘郁芬直辖的尚有驻宁夏的丁镇国一旅。丁为回教朋友，其时见南口失败，兰州受敌，因而徘徊观望，心怀叵测。孙良诚调令其来援，他迟迟不肯受命，而忘记他是国民军起来的。他的部属受本军教育至深，不受其愚。于是孙良诚致电丁旅各团，令不管其旅长如何，只顾自由行动。电到，有陈新民等团即弃其旅长，进兵往援兰州。张兆甲、孔繁锦之败溃，颇得其力。这一下使丁镇国白费心计，至今无颜见国民军朋友。


    却说孙良诚攻下平凉，我即令其进兵入陕，以解长安之围。他接奉命令，便率领部队，向咸阳方面推进。这时刘镇华的司令部设在临潼，长安被他部队四五万围得水泄不通，一个侦探也进不去，城内的人也出不来。这时田玉洁驻三原、泾阳一带，先受吴佩孚的委任，后又受了刘镇华的委任。党拐子驻在凤翔，也暗受吴、刘两人的收买。但在行动方面，他们是只为实际利害打算的，利之所在，什么事情也愿干；否则，谁的命令也不听。所以他们只在一旁，袖手作壁上观而已，真心实意谋救西安友军的，其时仅有邓宝珊一部。邓为人虽慷慨好义，但人单势孤，力量不够，故奋斗多时，亦空有解围之心，并未收解围的实效。


    孙良诚率部到达咸阳，便布置一切，向长安围城军猛烈进击。左攻右攻，苦战约有一月，牺牲甚大，并没有获得显著的进展。其所以不能得手，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孙良诚部不过万人，刘镇华围城军则比他多出四五倍，彼众我寡，悬殊太大。第二，孙部连年转战，已甚疲敝，此次守御兰州，攻占平凉，未及休息整顿，又接着长途跋涉，来解长安之围，困顿之情，可以想见。而敌方则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攻击自属不易。第三，兰州西安间相距太远，道路不便，又值大雨连绵，交通更是困难，以此粮秣不能接济，弹药极感匮乏。第四，他进攻之初，原希望西安城内被围的杨虎、李虎部队可以声应反攻，里外同时动作，以收夹击之功。可是城内部队被围过久，都成疲兵饿卒，已失却反攻的力量，而他们在围困之中，内部又不协调，有的虽仍坚持苦撑，不甘屈服，有的则被敌方威迫利诱，颇有主张投降求和者。第五，他又估计田玉洁、党拐子以及其他方面友军见他发动攻击，必可声援相助。可是实际他们稳坐不动，徒作壁上观。有此几个原因，所以攻围数十日，未获成功。


    我在五原的时候，便洞悉孙良诚在前方的情形，乃令刘汝明、孙连仲、方振武、马鸿逵等部前去增援。同时又知于右任先生到陕，极力奔走，但没有名义，活动颇难，故又加委于先生为国民军驻陕总司令，并委刘郁芬为驻甘总司令，以加重他们调遣的权力。后来到磴口，又委孙良诚为前敌总司令，方振武为前敌总指挥。经过这样的布置，显得颇有头绪。可是援军来得太慢，此时孙良诚的部队在前方，苦战不下，因为雨下得太大，道路梗阻，运输困难，实已到了粮尽弹绝的地步。而敌方却又新运到一批某方供给的子弹，积极企图反攻。孙良诚处此困境，无法支持，势已非退不可。这一天孙与俄顾问薛福林商议，以为后退固然不妥，但形势如此，不退已经不行，乃决计退却。命令已经写妥，送达命令的人已经走出门外，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孙良诚忽然灵机一动，跺着脚大哭起来。他想：


    总司令现在已经离开五原，正在路上走着，各路大军也正在分头进发，不知何时才可入陕，二、三军不知何时才可解围。此时我若一退，必致影响全军士气，武汉方面北伐军亦必受大影响，那时整个国民军完了，革命大业也受挫了。这样要紧时机，我怎么能退？我宁可死在这里，也不能轻退……


    于是将原定计划完全打消，立刻把送递命令的人半途截回，将所书命令撕毁。部属看见他如此慷慨坚毅，极为感动，于是重新鼓起勇气，振作精神，苦撑下去。孙良诚这一举，关系于国民革命业绩者实在太大，谁也不应忽视的。


    马鸿逵接到援陕的命令，老不开拔，及至我到磴口，致电问他何故不开拔，词甚严厉，他方调动队伍向咸阳慢慢进行。走了很久，才到咸阳，又复停兵，总不过河，和孙良诚言明，他只可供给枪弹，不能出兵相助。孙良诚便和他说：


    “这样也好，你就供给我们二十万发子弹吧。”马答应了他的要求，拨给他二十万发子弹。他的部队得到这批子弹的补充，士气大为振作。这次解长安之围，马鸿逵虽未作战，但其物质上的帮助，亦是很得力的。


    增调援军中，又有某部，走到长武、邠州一带，也是迟延观望，不肯前进。究其所以如此，也有相当苦衷。因为他的部队，在南口作战，牺牲太大，枪械弹药，一直没有补充齐全，此时加入前线作战，犹疑顾虑，自所难免。可是国民军誓师北伐，哪一部分都是疲敝之余，艰苦奋斗，困难是彼此相同的。何况救人之急，如同自救，当前线如此紧急的时候，他却不顾大局，只管自己打算，未免有些说不过去。在这一点上，后来别人对他还都能原谅，唯有身当其冲的孙良诚，却因此十分恼恨，无论朋友怎样为他解释，孙良诚总是瞧不起他。


    方振武后头紧跟着开来的，是刘汝明的部队；刘汝明后头，还有孙连仲的部队。刘、孙两部援军，总共不到八千人，分作两次开拔。孙由包头开宁夏，刘即由宁夏奔向平凉，前后相差不到两三天的工夫。孙良诚在前方苦撑了数日，刘、孙援军都先后开到，即在咸阳会师一处。彼此见面，不禁悲喜交集。悲的是别后彼此都受了不少的挫折，喜的是经过千辛万苦，又能在一处，共相患难。于是详商作战的计划，决定刘汝明向左路，孙连仲向右路，两面包抄绕袭；孙良诚则由正面出击。三方面同时发动，势如疾风骤雨，使刘镇华部无法招架，刘即下令退却。恰好那退却令错送到孙良诚之手，因得洞悉敌情。于是加紧猛攻，一战即冲入刘镇华司令部，使之溃不成军，狼狈退出潼关。我方获得了巨大胜利。俗语说：“打架要亲兄弟，作战要父子兵。”这话真是不错。此时胜局已决，原先观望不动的各部，也要上来立功了。孙良诚对某部之滑头取巧，极为不满，当即拦截其不许渡过渭河，闹了不小的别扭。


    这回长安解围，孙良诚功劳最大。他以久战疲敝之部，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为国民军北伐，立下稳固的胜利基础，实在值得欣慰。故北伐中，孙良诚功勋实居第一，谁也不能否认。


    长安之围既解，对于陕西的焦念之心，大觉宽慰了。我便在宁夏住下，从事部队的移调，并且训练新成立的部队。原先在五原拨交宋哲元的军官，此时将旅、团、营、连长一一委好，正式编为一师，即委宋为师长。每至早操之先，由我亲自点名训话。


    有些人不明白我的意思，对我说：


    “您这是干什么呢？这些官长，既没有兵，也没有枪，算的什么队伍？”


    我说：“你们不用着急。回头前方缴来枪支，后方补上员兵，马上便可成立新的劲旅。”


    我虽然这样说，大家还是怀疑，宋哲元自己也不敢相信，将来真的能够成立正式队伍。可是不久孙良诚等将缴的枪械从前方送来，苏俄帮助的枪炮亦已运到，当即补充兵员，很迅速地便把一师整整齐齐地成立起来了。


    宁夏为西北重镇，马鸿宾为此间镇守使，马是回教中有学问，明大义之人。其部队我亦检阅点名，官兵多姓马，别姓不过占百分之一二，全是回教子弟。又有新兵队，都无枪支，亦每日按时操练，精神颇佳。我每天尽可能利用时间，亲自整训部队。尤注意官兵的革命教育，除每晨朝会演讲三民主义而外，又编有革命精神问答书，发给各部诵读、答问，借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水准。有刀须磨，有枪必擦，有部队必须勤加训练，这是我毫不放松的。


    此地有道尹姓邵，原为本军司书，由书记军需升任此职，对事尚能小心谨慎，只是政治知识差些。我每到一个地方，照例喜欢探听些当地掌故，以为谈助。我到宁夏，就问邵道尹曾听说这里从前有些什么好官和坏官。他回答说：“还没有打听过。”我说：“不知道志书上有没有记载？”他道：“志书上没有。”我向地方父老问悉，民国前有山东滕县人高善哲老先生为翰林出身，任此间知府，上任时候，两匹骡子，拉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他老太太，他自己在车子外边上坐着。在任数年，所有自己穿的鞋袜，全是他老太太给做。这里从前所筑秦渠、唐渠、清渠，工程草率，致黄河年年成灾。高老先生到任后即着手改造，每日带些干粮及待批阅的公文，打成一个小包，背到野外草棚中坐着，监导民工筑渠。一连五六个月，不问风雨，从不间断。渠成，地方年年丰收，原野一片江南风光，真是万家生佛。民元鼎革，他罢职归田，百姓跪送数十里，依依不舍。此为宁夏百年来最好之官。后来我到泰山住，曾与高老先生见面。那时他已八九十岁，身体很康健，犹能作蝇头小楷，每日服乌鸡丸，夜眠推腹，常令其孙到泰山摘柏叶泡茶为饮料，以此为其养生之要道。他自挂冠家居，教子课孙而外，努力地方公益之事，深得桑梓之敬爱。现已逝世一年多了。


    宁夏宋为西夏国，汉、回、蒙、旗杂居，以回教势力为大。我以为回回只是一种宗教的派别，不当视为一个特殊的民族。回教、佛教、耶稣教、天主教同是世界的宗教，各民族自由信奉；但信奉哪一教，可不能就成为那一族。中国人信奉回教，不当称为回族，正如信奉佛教、耶稣教，不当称为佛族、耶稣族一样。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硬要把信奉回教的人，加一个回族的名词，时间一久，积非成是，信奉回教的人自己也就承认了。如此生出种族界限，互相歧视，真是无谓得很。其实在回教没有传入我国以前，所谓“回族”的人民还不一样是中国人吗？这回我把这个道理和马鸿宾详谈了一番，他也表示了承认之意。


    回教礼拜寺在这里极多。回教徒最洁净，晨起沐浴而后才做礼拜，礼拜五次，要沐浴三次。沐是沐，浴是浴，两不相混。沐，洗头；浴，洗身。查辞典中，沐浴二字的注释，亦是如此。另外还有两次，是洗鼻子和下身。我们北方普通人民，有一年难得沐浴一次的，比起回教徒的办法来，实在显得太不卫生了。我也在回教的礼拜寺中沐浴了几次，设备很是便利合用。法用一木桶，高悬，桶底钻有许多小孔，用时拧动关头，贮在桶中的水，便如雨一般地淋将下来，喷满人身。现在欧美各国有淋浴之法，和这个同一原理。我觉得这比普通澡堂里，许多人同时挤在一个热水池中洗澡，清洁卫生得多了。我对回教朋友，极力赞美其沐浴的习惯和方法，他们都很高兴。除爱清洁一点外，回教同胞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第一，人人虔诚奉教，忠孝仁爱的教训深入人心；第二，风俗勤劳淡朴，人人皆有职业，无游手好闲的人。宁夏遍地种烟，回教吸烟者万人中难有一人，这都是事实，我们不能不佩服。


    护军使衙门建筑很堂皇，里面的布置设备也富丽阔绰。城内有一条街，也全是马云亭的房产。回教人民，彼全皆以“老表”相呼，但似此众贫我富的现象，不免使人觉得碍眼。后来马仲英率部到宁夏，愤而将其使署及房产全部放火烧毁了。


    这时有清室端王住此，这人就是主张练义和团事者。义和团失败后他被充军至新疆，民国成立，仍不能回北平，即寄寓于此。这回我曾和他见面，已经很是衰弱了。


    宁夏地方富庶，原野多稻田，东南方面出碱，稍远处尚产盐，都是大青盐。宝藏无穷，只因交通不便，人民资本又太小，所以业务不发达。若政府能帮助人民，大规模地从事开采，运销全国，必可抵制外国碱而有余。此地又产“枸杞”，曾见北平、保定一带所产者，不过尺把高，粗只一指，这里的树却高达一二丈，小的亦有五六尺。此物行销西南各省，视为贵重的补品。西南一山之隔，为阿拉善旗。我特划为县治，希望能够在地方上筑民渠，以兴水利。若能像高善哲先生一样地认真办理，则蒙古平原，将有数万顷肥田出现，即不能成为农区，亦可成为牧区。那时西北荒原必大大改观。


    我在宁夏约住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日早晨，即向平凉出发。在路上，汽油用完了，无处购买，后来设法买了一桶煤油，勉强对付，竟也支持了半天，唯烟太大。煤油能代汽油，这是第一次尝试。过宁安堡不远，汽车忽又坏了，我留下几个人看着修理汽车，自己换了一辆车赶路。后来知道那车损坏的原因，是因为夜间没把水箱里的水放出，那时雪夜寒天，水箱即被冻炸裂。用人真不是容易的事，这回一是坐车者不懂道理，二是开者没有责任心，不然哪会有这等乱子？


    越过固原，这是陕、甘、蒙、回交壤的重镇，清代设提督于此。民国九年地震，猛烈震动达五分钟之久，全城成为一片瓦砾，死伤至多。这回我所看见的固原城，还是到处断壁残垣，满目荒凉。我住在城西小客店中，同本地回回父老，谈了些从前左宗棠来此平回乱一些的事，大家还是很带情感。


    从宁夏到平凉，一路深沟绝壑，险势天成。马路为张兆甲等所筑，工程过于草率，高高低低很是难行，只算比没有强些。我沿途且走且修路，汽车行驶还得十分留心，否则必出危险。这一次曹浩森（日本陆大毕业，为国民军参谋及参谋长多年）他们坐的一辆车，便因车夫不慎，以致翻车，跌到二三丈深一个山沟中。曹先生受伤最重，在平凉医院住了很久，才慢慢痊愈。


    那时大雪之后，途中积雪已被扫除，但远山近野，仍是一片耀目的银白世界。汽车在积雪满枝、槎枒夹道的柳树中迎风疾驰，饶有一种意趣。那些柳树，都是昔年左宗棠在此地主持着栽种的，可惜现在无人保护，被居民砍作烧柴，沿途所见的，已经零落稀疏，行列不复整齐了。过了好长一条深山狭谷的险道，平凉便豁然在目。时冯治安部驻此，安树德（孙良诚部旅长）为此间镇守使，邓鉴三为道尹，他们都出城相迎。进城之后，住张兆甲宅，高楼大厦俨如皇宫。一镇守使，竟如此阔绰。坐定，冯治安和安树德等来报告当地军事政治各方面情形，知道有一军械库在此，便对他们说：


    “你们回去，把库里的枪械细细点查。凡能够用的，另外开一个清单拿来我看。”


    他们走了不大会儿工夫，忽然听得城里西北角上“轰通”一声，仿佛暴雷似的，室中门窗玻璃都震碎，屋上的瓦也跳得多高，全城为之震动。我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乱子。最初还以为是地震。我一面派人去查问原因，一面即和王铁老到门口探看究竟。一会儿一位外国牧师抱着头满脸流血，惊慌失色地跑了来，口里叫道：


    “了不得！一定发生了战事啦！”


    因为这天是圣诞节，他们正在做礼拜，忽然大响一声，一根木梁由屋顶打入礼拜堂里，把堂中打个乱七八糟，东西打坏不算，还有多人受伤。他们以为是我到了，战事又发动了。接着有许多父老，亦哭泣而来。其中有一商会会长，也是吓得口紫面乌，对我唉声叹气，问是不是发生了战事。我着实向他们安慰了一番。不久派去的人回来，据说是西北城角地洞里，原藏着大量火药，冯治安部有六个号兵，常在那一带练习吹号，看见那儿露出火药引线，有一小号兵玩火，不谨慎，竟把火药燃着，顿时爆发起来，造成这场不小的虚惊。话虽如此说，但我自己猜想，恐怕还是一个阴谋。因为张兆甲是平凉本地人，他这次被孙良诚打走，当有多少余党，残留在地方上，这事定是他们干的。不然何以恰在我来的时候爆发？何以如此之巧？假如我迟半个钟头进城，就正好碰着，这事完全是冯治安、安树德等疏于警戒所致。久战部队，往往容易如此大意。后来我和王铁老在街上往来散步数次，人民知道并无战事，方才放心。


    平凉这一带，地处西北边陲，风气闭塞。人民对于革命的道理，还十分有隔膜，又加张兆甲等多年盘踞，在地方有根深蒂固的势力，其党羽多受吴佩孚委任，潜伏各地，人民难免不受其影响，因而兴风作浪，为革命阻力。我一到这里，即看重此点，用种种方法，从事于民众工作。除文字及口头宣传而外，又开了多次军民联欢会，由政治部编出许多新戏，都以帝国主义必须打倒，军阀势力必须铲除，民众力量最为伟大，革命主义终必胜利等等的道理为主题。内容通俗，形式简单，每次演出，都很受观众的欢迎。经此一番宣传，收得不少的功效，不但使人民对革命日渐了解，且使军民打成一片，互相帮助，亲热得如同一家人一般。自民元以来，此地即少受政治的波动，这一回总算把革命的浪潮灌注了些进来，留给人民一些难以消灭的印象。


    在平凉接韩复榘从包头来的电报，报告张作霖调动军队，进扰我们后方，他留守包头，已经颇感威胁。我一面作必要布置，一面当即令其开拔。此时前前后后的部队，都在一种艰难的境遇之中，有的伤兵、病兵太多，无法处置；有的枪弹都缺，亟待补充；有的无衣无食，将濒绝境。要粮饷、要弹药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每一封展开来，都使我神经感到紧张，心里感到苦痛。在我们前面，是一个每年百三十万元收入的穷陕西；在后面，是一个更为穷荒的甘肃。这种种难关，如何打破？搁在我肩上的重责，又如何担当？身处此境，不由我不心焦如火，眠食难安。一天我把文件批阅完毕，走到屋外练了一套柔术，手里拿着棍子，在廊檐下来回地转着，满口里唱着河南坠子，西皮、二簧和秦腔之类，藉以遣散积闷。小声儿唱了一两个钟头，觉得心头轻松了些。这时王铁老正在旁边坐着，对我说道：


    “事情有办法了！”


    我问何以知道。他说道：


    “平日只见你整天的愁眉皱眼，批阅着文件电稿，个个人都向你要东西，要饷项，把你弄在夹板缝里过日子，没法儿处理。长此下去，心身都受不了，假若病了，怎么得了！今天看见你能这样开脱排遣，事情就有办法了。你应当每日行之，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经铁老如此鼓励，我就天天在公余之暇，唱歌散步以资休息。如此精神方觉轻快，身体也少受损伤。一路来我们的生活极是简单，住宿是随遇而安，食则大锅菜：白菜、豆腐、粉条杂煮一起，名为“革命菜”。哪个吃，哪个自去盛一碗，无人照应。衣则随身一套，难得更换一次，以致弄得满身虱子，甚以为苦。


    过往的部队到了平凉，我都一一点名，骡马、枪支以及弹药，亦都按单点验，应当改编补充的一一予以改编补充，使之整整齐齐。凡部队开上前方，都要经过此间。经过此间，都要如此办理。又每天举行朝会，各军军长以及各路总指挥，也都一样地排班点名，点到谁，谁就立正答“有”。每次开会，王铁老总是站在我旁边参观，看见此种精神，于是夸奖说：


    “凭你的精神，张作霖、吴佩孚都打倒了。他们对于高级将领，是以赌博、妓女来联络；你却对他们点名，点到谁，谁就立正呼到，像对普通士兵一样。而他们也那样地严肃敬事，一丝不苟。拿这一点两两比较就可知道谁胜谁负了！”我答道：“我们现在八字还没见一撇儿，不要太说好了罢！我们实在还不够得很，我们还要多多地努力才行。”


    此时每天朝会，都由我亲自讲一段三民主义；出操之前，又讲一段革命史，或是总理遗教。每天都是如此，从不间断。有一夜我梦见孙总理，他和我拉手，十分亲热和蔼。他告诉我说：


    “唯有真正地爱护民众，方可实行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完全是为民众的。”


    那时我和铁老同住一屋，同睡一个热炕，一路行军，都是如此。醒来之后，我就喊着铁老，把梦谈给他听。铁老说：“你的心一天到晚放在革命上头，到处都挂着总理遗像，到处都讲总理的遗教和主义。朝于斯，夕于斯，口而诵，心而唯，你一定会做这梦的。孔子</a>常常梦见周公，也是这一样的道理。”


    有一件事是最叫人伤心难过的，就是伤病的弟兄，长途行军来到平凉，有些人走不动，半途上搭便车。那时天气太冷，久坐不动，脚部都被冻得失了知觉，每到一个地方，找店投宿，就急得着火取暖。哪知脚部久冻，一触火气，立刻皮肉泛成乌紫，冻烂不可收拾。如此而冻断了脚，成为残废者，不下二三十人，这都是士兵缺乏卫生知识，官长又大意疏忽的缘故。我查悉这些情由，急着分派人员，拦前截后地去向各部队关照，令沿途注意此事，落店后，当先以冷布擦脚使暖，不可急于烤火。那些断脚的弟兄，遭此无妄之灾，真是可怜极了。


    这时刘定五先生从西安到平凉来看我。刘为陕西省长，新旧学问都有根底，为人正直耿介。民国十二年国务院开会，以索饷事，他与财政部长大吵一场，前面已有记述，可见其为人之一斑。这回见面，和我详谈西安被围八月的经过情形。那时城中军事首脑为杨虎、李虎二人，杨、李都和他同住一处。八月光景，未尝稍离，每至形势危迫，处境艰困时候，刘即为他们讲讲《史记</a>》和《纲鉴》，把些历史上的英雄义烈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以振杨、李之气，坚杨、李之心。又因被围太久，境状太难，弄到后来，军纪颇有懈怠的地方，亦赖刘先生极力向杨、李等申说民众必须爱护，父老必须敬重，军纪必须整饬的道理，使地方秩序得以维持。西安之围方解，杨、李极为颓丧，大有再也不当军人的意思。刘又再三劝勉，使之振作精神，继续为革命效力。西安被围八月，始终屹然不动，刘定五先生的功劳实在不可泯没。


    平凉附近有一位县长名王子元，陕西三原县人，原籍山东，为人很有学问，做事踏踏实实，又能勤劳耐苦。那时大军源源过境，由宁夏至平凉一路，粮草最为艰难，唯独王县长办得整整齐齐，使过往的大军，得到莫大的便利。王县长并没有三头六臂，何以能够办得特别好？其故即在于他能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他的难处，人民都视如自己的难处。那时恰好大雪纷飞，粮草征集之后，运输方面更是困难，而王县长自己既能苦干实践，又得人民的切实帮助，难题终都迎刃而解。所以地方官若真能爱民亲民，什么事都好办，否则什么事也办不好。又平凉东北有名董子冈的地方，产粮最丰，相传其地一收，可供三年之用，普通地主之家，每家有屯粮达数千担者。粮都屯地窖中，因黄土极厚，非常干燥，故不湿不潮，不冷不热，可以久屯多年，不致败坏。那地方甚是宽大，地形也特殊之至，山沟往往阔达五、六、七、八里，人站两边，相呼可闻，然而下来一走，却是很远。这里粮食，每元可买三十斤，比别处便宜数倍，完全因为交通不便，故有这个现象。所以不收成灾，丰收亦成灾，有人提倡交通救国，恐怕不独此地为然。


    一天，圣诞节，大雪不止。我有点感冒，正在房里坐着，忽然我的顾问乌斯马诺夫派他的翻译送来一只大鸟，说是刚才打猎回来，把这个送我，作为圣诞节的礼物。那鸟周身白羽毛，展开翅膀，长达数尺，平常不大见过，据说名为“地鹏”，问及本地人，谓即所谓天鹅地鹏之鹏。我觉得他不该如此做，就和翻译说：“我请他来当顾问的，不曾请他来打猎。这是一种珍贵的鸟，把它打死，如何对得起我们国家？他以一个外国人，未得地方当局允许，就擅自行猎，我们的法律也不能容许。”


    于是我把邓道尹和县长请来，问其何以不管外国人在地方擅自行猎？请他们查出法令，去和乌斯马诺夫交涉，让他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可随便玩忽的。乌斯马诺夫闻而十分惭愧，问怎样才是，我说：


    “第一，得认错；第二，不得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我们是革命军</a>队，此等处万万不可大意。”


    许多朋友觉得我处置得太过分，使外国朋友失了面子。我说：


    “这个不然。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因为给人留面子，就连国法军纪也不要。我们不能独外，他犯了错，我自必有纠正他的责任，若不然，我何以对国家与人民？这是大关键，不可丝毫放松。”我如此一说，有些朋友就觉得很对。我们一路行军，缺乏一架无线电，和两湖方面的国民革命军难得通消息，极感不便。我把此事和乌斯马诺夫谈及，请他设法办一架，无论买或租或借都可。可是一直没有下文，不知道是没有办成抑是他根本没有去办，至今尚觉纳罕。我平时看见他发一次电报，总要经过四五次的翻译。我问其是何道理，他说国际无线电人人都可以收，必须经过多次手脚，才可以保守秘密。我看见他用豆字代莫斯科一词，又以狗字代豆字，又用树字代狗字，又以土字代树字，如此一译再译，别人接此电文，莫名其妙。这种机密办法，已成一专门学问，比之我们随便雇一录事或书记任之者，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来到平凉，本想多住些日子，把后方部队彻底整理一番，而后再到西安去。因为此时于右任先生已在长安，一切事情都有他负责，我可以放心。谁知事有不然者，其时陕西在大乱之后，境况艰难，恢复秩序，真不容易。最成问题的，就是驻军很多，为了粮饷的问题，几个首脑闹着意见，亟待解决。第一，就是孙良诚对方振武不满，不许方军开向渭河以南，追击敌军，这前面已经述过；第二，就是刘汝明率部到了潼关，在地方上弄了点钱，给兵士办了些鞋袜之类，而孙良诚部出力最多，吃苦最大，却没得一点实惠，因而彼此之间，颇感不快；第三，各方军队急需粮秣，而陕西太穷，于右任先生无法应付。于先生和他们说：


    “当没有解围的时候，你们的部队，饿得没法，跑到孤儿院里去借粮，最后只剩一袋了，全院的孤儿，向他们跪求，他们才没有把那一袋借走。现在陕西的人民，也已经穷得和只剩一袋粮食的孤儿相同了，你们给他留下这最后的一袋粮吧！”


    军队方面听了这话，非常气愤，李虎就说：


    “谁是孤儿？我们的官兵才是孤儿！我们现在正是为绝粮的孤儿设法，使他们不致饿死！我们一直以来，热血拼命，从不后人，现在不能不顾我们死活！”


    他们争持不下，意见越闹越深，使得我再也不能在平凉停留下去。因此只好提早些赴西安，免得问题闹大。从平凉出发，取道泾川，沿途道路极坏，一边走着，一边修筑。到了泾川，看见人民捐献粮食，非常地踊跃。原因是这里得了一个大好丰年，也是因为交通不便，不能向外运销，故粮价出奇地便宜，麦价每元六十斤，白面每元五十斤，其他杂粮更是价贱。因此之故，兵站上收买征集粮食，便很容易。四乡人民运送的粮食，堆满了几座土房子，柴草也堆积如山。我和百姓谈话，他们都说：


    “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出些粮食，不算什么。”


    他们把粮食纷纷运到县政府里去，肩摩接踵、络绎不绝。中国的人民，真是可敬可佩，只要官吏军队真正为大众谋福利，他们实在是不惜牺牲一切以助之的。（也许因为这些粮食来得太容易，那天我去看屯粮的屋子，见麦子撒满地上，左右前后，随处都是，人们践踏，狼藉不堪。我看了十分难过，乃召集负责人员，大加申斥一顿。）


    从泾川到长武，是我民国二年时候走过的路，一路走着，如逢旧友一般，处处都觉得熟悉，处处都值得察看。到了长武，已入陕境，闻附近有古碑，有人约我去看。我因当时无比闲情，不曾去看，失掉机会，引为可惜。听说其中有褚遂良等所书者。这时此间有一班随随便便的部队，一会儿说是二军，一会儿说是三军，今日向地方要钱，明日向地方要粮，为非作歹，人民苦之。我令童玉振负责解决之。童旅长费了很大的麻烦，才把他们遣散改编，办得很是完善妥当。大乱之时，敌人为害人民者往往有限，反倒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军队，更为可忧。


    由长武至邠县途中，宿在一家小小的村店中。因为我们随从简单，人民都不相识，这一晚旅途劳顿，我和王铁老睡得很早。刚刚躺下就听到有人敲门，操着甘肃口音，连吵带骂。进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发威风，极是横蛮，使人家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叫副官不要干涉他们，看他们究竟闹些什么出来。他们带着三匹马，自己闯入店中，那马拴在门口树上，就把树皮吃个干净。店中只有三间房，人已住得很挤，他们就和我同屋而住。他们渐已知道我是什么人，慢慢老实了起来。我找他们谈话，自称是二、三军的人，是为送信，经过此地。于是我对他们好言劝说起来，我说人民以血汗供养着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为人民谋幸福，谁要欺侮人民，我们就和谁拼命。我们为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他们苦害我们的人民的缘故。你们的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们的亲戚、朋友、邻里也是百姓，你没有出来当兵的时候，也是百姓，我们怎么可以欺侮百姓呢？这样地和他们谈着，他们竟痛哭起来，由衷地表示了懊悔的意思。可见兵队都是好的，只因官长不负责任，使失教育，又加耳濡目染，养成恶劣习气，而不自知。只要把他们的良心加以揩拭，他们就立刻知所悔悟了。当日他们没有等到天明，就动身走了。


    第二天到达邠州，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太王居邠之邠。历史写周太王在此，羌人前来侵凌，太王事之以币、帛、犬、马，百般委屈退让，都不得免。后来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他的土地，于是太王迁往歧山以避之。我觉得这是后人的附会。拿我的意思揣度，定是当时周太王势孤力弱，对羌人的侵略不能抵御，不得已被迫而走。后人为要替其所鼓吹的谦让的美德说教，乃故意将事实加以歪曲。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读书于此等处必不可失察。


    在邠洲我住县政府中，就近查看班房和监狱，看见内情的黑暗，令人寒心。监狱在县府旁边，牢子不许犯人躺坐，在地上泼些水，使之结成厚冰，又故意把窗户堵死，使气不能流通，黑暗如活的地狱，入其中者无不即病。班房即在县衙内，其中的囚犯，青年、老人都有。问他们犯的何罪，有的是因为官府征车，而自己无车；有的因为官府要草，而自己没有草，因此被扣。牢房是一种装着木栅的狭笼子，每房一丈见方，最多只容得二十个人，却囚着六十多个人互相挤着。人群中放一个大尿缸，大小便都在其中行之，桶中尿锈厚及数寸，臭气熏天，令人窒息。据一位曾坐过班房的告诉我，每至犯人无法受得了，若偷着就木隙门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牢子即以鞭对木栅狠打，骂着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子</a>们在这里吃啥？你发什么糊涂，还要呼吸新鲜空气！”


    犯人明白其意，有钱的给以十元钱，说：“你辛苦，这个请你吃茶。”牢子放开笑脸说：“你的好意思，我不能不受。”于是放他到外面来，那里桌上摆着茶碗和花生盘。犯人刚刚坐下，就听见嚷着说：“巡房！查班！”于是又急急地被拉入笼中。查班的走近看见，又是对着笼子一阵鞭子抽打，大骂一顿。牢子就和这犯人说：“只有我的不行，还得有他的一份。”于是再拿出十元。这些都是配好的一套。想呼一口新鲜空气，竟如此之难。我看见这种情形，心里痛如椎刺。我以为牢子们所以敢于如此，完全因为县官不去查看，并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我把这位代理县长找来，问他何以掩耳盗铃，不加改革。他说积重难返，一时没有办法改革。我就把为我预备的县府中的几间上房让出，请那些犯人去住。同时请那个县长和我同去打扫牢房。我和他亲自把那几个缸抬出，叫他嗅嗅那臭味，问他如此凌虐人民，良心觉得惭愧否，并令趁早切实铲除积弊，不得再有怙恶不悛的事情。


    这种暗无天日的情形，不只邠州一地如此。我连着经过长武、永寿等数县，都是大同小异。有更可恶的一种，便是一个平白无辜的百姓，可以被衙役瞒着县长，任意拘押起来，从而加以讹诈，这是整个的吏治问题，原非临时整顿所可了事的。但身为县长苟能正直不欺，胜任尽责，则亦必能弊绝风清，收到局部改革之功。


    邠州以东有一个县份，县中设立县党部，负责人员从长安派去，都是些十七八岁的青年，空有热情，不明事理，对于革命主义，只是一知半解，而无切实具体的认识。他们以为革命一起，人民对于国家就可以解脱所有应尽的义务，不必再负什么责任。于是他们一到地方，就向人民宣传，叫人民不完粮、不纳税。有军队过境，要粮草，要车马，他们又向百姓宣传，反对摊派差役，反对征发军用物品。自以为如此才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弄得过境军队吃喝无着，苦痛万状，于是酿成军队和党部两方面的冲突。结果那些党部青年，被驻在当地的二、三军大打一顿，被逐出境。我到邠州后，因为我是西北党部代表，他们两方都来我处告状，互相以反革命的罪名相骂。我以为军队擅自殴辱党员，固然不好，但因为那种幼稚错误的宣传，致陷军队于不利的现象，党员们亦不能辞其咎。当时党员中有年长老成者，约我前去讲话。我到那里召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军民大会，向民众发问道：“军阀祸国殃民，应该不应该打倒？”答道：“应该打倒！”“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压迫我们，使我们民族国家不能翻身，不能抬头，应该打倒吗？”“应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打倒，究竟谁去打呢？”答：“主要还靠军队。”“军队没饭吃没衣穿，没有粮草马匹，可以打仗吗？”答道：“不能。”于是我说：“只靠军队，是无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须人民与之合作协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这样的问答数次，又经详细地讲解，大家才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过来。那天到会的人很是踊跃，我站在一个戏台上大声讲话，把嗓子都说哑了。末后我问一个老人，我说的这番道理，究竟对是不对，比你们以往听的那番道理如何？他笑着回答道：“他们说的那个痛快。粮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用革命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当时会场空气，极是融洽，事后军民之间的隔阂打破了，党与军之间的意见也化除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我知道像这样的纠纷别地也同样存在，所以特意编出数十个问答，说明军民合作的必要，送请政治部采用，广为印发，俾使党政军民之间，不致再有冲突。因为这问答小册，体裁通俗，说理明白浅显，故颇收功效。


    和上述一事类似的，还有一件党政冲突的事。一天我接到刘郁芬呈请辞职的电报。我不明白什么原因，觉得奇怪，问他有何困难，何不说个明白。原来甘肃省党部负责人为宣侠父和延国符二位。他俩办有一个报纸，对政军各方首脑，滥加诋毁。五原誓师之后，大家多已正式入党，而他们还是皂白不分地谩骂。已经入党者，他们骂为投机分子；那些没有入党者，则骂为官僚军阀或反动分子。无论写文讲演，一律持这样的论调。刘郁芬每出席会议讲话，他俩总要起立辩驳谩骂，简直使刘无法自处。刘自己把他们的言论寄给我看，别人也纷电陈述</a>他们的言行，指责为什么不把力量对付敌方，偏要在自己阵内捣乱？省党部负责人，岂可如此幼稚，如此荒唐！于是我即以西北党代表的资格，把延君（宣君已认过）自兰州押解了来，数日后才释放。其实两个人都是聪明有为的脚角，只是对于政治无具体认识，缺乏实际的磨炼，故不能顾大体、明大义，循走正确的道路。我想两位今日回想到当年的作为，自己亦必哑然失笑。


    由邠洲过来，到永寿县，经过一个大深沟，看见水源充足，而周围全是荒土。若能把那水流稍加变动，即可使附近荒土都成肥田。然而官吏不重民生，人民自己无水利知识，无兴办水利的能力，以致水源白白流出，大好土地亦都废弃无用了。我一路和王铁老谈论兴办水利的事，以为水利一事关系西北民命。第一得有钱，第二得有人，第三得有安定时间，少一件亦不易为力。谈着心里又是难过，又是兴奋。前行到了乾州，也和在邠州一样，参观班房和监狱。县中有一所模范监狱，表面上办得很是不坏，颇有一种崭新的气象。我在此停住数日，二军、三军都派有代表来，邓宝珊先生亦来，我一一接见谈话。问问他们的困苦，说说三民主义，又把如何整顿军纪，又如何爱护人民以及过去失败原因，今后使命的完成等等问题，切实加以讨论。连天聚晤，都是以这类迫切问题为谈话中心。


    时杨虎和于右任先生等连电催促，我们即动身赴西安。车过咸阳，田玉洁和麻老九等二、三军朋友来接。其时他们仍受吴佩孚、刘镇华的愚弄，没有完全断绝关系，我和他们谈话，处处予以暗示，希望他们知所改变，不要入于歧途。过渭河不远，于右任先生和许多朋友前来欢迎。其中有各界民众团体的代表，排着行列，极是整齐严肃，我一一握手，在街外坐着谈了一会儿，当即开车进了阔别多年的长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