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现在欧美的政治家同法律学者，都说政府是机器，法律是机器之中的工具。中国很多的政治法律书籍都是从日本译过来的，日本人把政治组织译作“机关”。这个机关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所常说的机器一样。我们中国人从前说机关，是机会的意思，从日本人把政治组织译成了机关之后，就和机器的意思相同。所以从前说政府衙门，现在说是行政机关、财政机关、军事机关、教育机关。这种种机关的意思，和日本人所说的政府机关是一样的解释，没有丝毫分别。现在说机关就是机器，好比说机关枪就是机器枪一样。由此便知道机关和机器两个名词，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机关和机器的意思相同，所以行政机关就可以说是行政机器。至于行政机器和制造机器，有什么分别呢？制造机器完全是用物质做成的，譬如用木料、钢铁和皮带种种东西凑合起来，便做成制造机器。行政机器完全是用人组织成的，种种动作都是靠人去活动，不是靠物去活动。所以行政机器和制造机器有大大的分别。最要紧的分别，就是行政机器是靠人的能力去发动的，制造机器是靠物的能力去发动的。


    照前几次所讲的民权情形，便知道近来的欧美文化是很发达的，文明是很进步的。分析起来说，他们的物质文明，像制造机器那些东西的进步，是很快的。至于人为机器，像政府机关这些东西的进步，是很慢的。这个理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物质机器做成了之后易于试验，试验之后，不好的易于放弃，不备的易于改良。人为机器成立了之后很不容易试验，试验之后，很不容易改良。假若是要改良，除非起革命不可。如果不然，要把他当作不好的物质机器看待，变成废铁，那是做不来的。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欧美的制造机器进步很快，行政机器进步很慢。譬如民权风潮，在欧美发生了之后，各国都想实行民权。最早的是美国，美国自开国至今有了一百四十多年，开国时所行的民权，和现在所行的差不多相同。现在所用的宪法，就是开国时候的联邦宪法。那种联邦宪法经过了一百多年，根本上没有大更改，至今还是应用他。至于大多数的制造机器，发明的年代也不过一百多年。在一百多年以前的旧机器，现在有没有人去用他呢？从前的旧机器老早变成了废铁，现在农工商业中所有的机器，没有十年以前的旧东西。因为每过十年，便有此很多的新发明，很多的新改良，没有那一年不是有进步的。说到一百多年以前的行政机关，至今还是应用他。这便是由于用人活动的机关，当中活动的人固然可以随时改换，但是全体组织不容易根本改造。因为习惯太久，陈陈相因，如果不想革命，要在平时去改造，把旧组织完全废弃，那是做不到的。由于这个道理，欧美的物质机器近来很容易进步，进步是很快的；人为机器向来便难于进步，进步是很慢的。


    我在前两次讲演民权，便说欧美对于民权政治至今没有根本办法。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就是因为他们把人为的机器，没有精良去试验。说到物质的机器，自最初发明时代以至于现在，不知道古人经过了几千次的试验和几千次的改良，才有今日我们所见的机器。由现在所见的机器回顾到最初发明时代，是什么情形呢？如果大家读过了机器史，便知道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譬如就发动机的历史说，在最初发明的时候，只有一个方向的动力，没有和现在一样的两个方向之动力。现在做种种工作的机器，像火车轮船，都是有来回两个方向的动力。那个动力的来源，是把水盛在锅内，再用煤在炉底烧很大的火，把水烧到沸腾，变成蒸汽，到了水变成蒸汽之后，便有很大的膨胀力，用一个汽管把蒸汽由锅中导入一个机器箱，这个机器箱，中国话叫做“活塞”，外国话叫做“比士顿”１[英文piston的译音。]。这个活塞就是令机器发动的东西，是机器全体中最要紧的一部分。机器之所以发动，是由于活塞之一端接收了蒸汽以后，由蒸汽之膨胀力，便推动活塞，令活塞前进。蒸汽力在活塞之一端用尽了以后，更由他端注入新蒸汽，再把活塞推回。由是蒸汽推动活塞，来往不息，机器的全体便运动不已。运动的原料从前用水，现在用油，叫做瓦斯油，就是很容易挥发的油，化为气体去推动活塞。各种机器发动的原料，不管他是用水或者是用油，都是一样的道理。由于活塞的运动，往返不已，便旋转机器。我们要想用来做什么工作，便可以做什么工作。譬如行船拉车，就是走路的机器，一天可以走几千里；就是运输的机器，要运多少货物，便可以载多少货物。到现在看起来，是妙极了的东西。但是推到最初发明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最初发明的活塞，构造极简单，只能够在一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过去，再不能够在他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回来。所以当初活塞的运动，只有一个前进的方向，再没有回头的方向。因为这个原因，从前用机器做工便有许多的不方便。譬如最初用新发明的机器去弹棉花，每用一架机器，便要用一个小孩子站在机器的旁边，等到活塞前进了之后，小孩子便要用手把活塞棒拉回来，然后才由蒸汽再把活塞推过去。所以一往一返，便要用小孩子来帮助。比较现在的活塞往返自如，不要人帮助，该是何等的不利便呢！后来是怎么样造成现在这样便利的活塞呢？当中所经过的阶级是什么情形呢？当时做那种机器的工程师，毫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活塞拉回来。至于在那个时候的棉花工厂本不很大，所用的机器力，虽然是只有一个方向，但是在一个工厂之内，只有十多架机器。不过一架机器要用一个小孩子去帮助，有了十多架机器，便要用十几个小孩子。那些小孩子天天去拉那种机器，时时刻刻做一个动作，便觉得很无趣味，很觉得讨厌。因为那些小孩子觉得那种工作讨厌，所以要有工头去监视，那些小孩子才不躲懒。工头一离开了工厂，那些小孩子便不拉机器，便去玩耍。其中有一个很聪明又很懒怠的小孩子，不情愿总是用手去拉那架机器，想用一个方法代手去拉，于是乎用一条绳和一根棍绑在那架机器的上面，令活塞推过去了之后，又可以自动的拉回来。那个小孩子不必动手去拉他，便可以自动的来回，运转不已。由于那一个小孩子的发明，便传到那十几个小孩子的全体。那些全体的小孩子，因为都得了棍和绳的帮助，机器都可以自动，所以大家都去玩耍，不管机器的工作。等到工头回厂之后，看见那些小孩子都在玩耍，都没有站在机器旁边去拉回活塞棒，便惊讶起来说：“为什么这些小孩子不拉机器，机器还能够自动的来往，继续作工呢？这些小孩子是玩的什么把戏呢？这真是奇怪的很呀！”工头在当时因为觉得很奇怪，便去考察机器之所以自动来回的缘故，更把考察的结果去报告工程师。后来工程师明白那个小孩子的方法是很奇妙的，便照他的方法逐渐改良，做成了今日来回自如的机器。


    民权政治的机器，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没有改变。我们拿现在民权政治的机器来看，各国所行的民权，只有一个选举权。这就是人民只有一个发动力，没有两个发动力。只能够把民权推出去，不能够把民权拉回来，这好像始初的发动机一样。但是从前有一个帮助机器的懒小孩子，知道了加一条绳和一根棍，借机器本体的力量，可以令机器自动的来回；至于现在的民权政治中，还没有这种懒小孩子发明那种拉回民权的方法。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民权政治的机器用过了一百多年，至今还只有一个选举权。从有了选举权以后，许久都没有别的进步。选举出来的人究竟是贤与不肖，便没有别的权去管他。像这种情形，就是民权政治的机器不完全。因为这种机器不完全，所以民权政治至今还没有好办法，还没有大进步。我们要这种机器进步，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照前一次所讲的道理，是要把权和能分清楚。


    现在还是用机器来比喻，机器里头各部的权和能，是分得很清楚的。那一部是做工，那一部是发动，都有一定的界限。譬如就船上的机器说，现在最大的船有五六万吨，运动这样大船的机器，所发出来的力量有超过十万匹马力的机器，只用一个人便可以完全管理。那一个管理的人，要全船怎么样开动，便立刻开动；要全船怎么样停止，便立刻停止。现在机器的进步，到了这种妙境。在最初发明机器的时候，如果一种机器发出来的力量到了几百匹或者几千匹马力，便不敢用他。因为马力太大，便没有人能够管理。通常说机器的大小，都是用马力做标准。一匹马力是多少呢？八个强壮人的力合垄〔拢〕起来，便是一匹马力。如果说一万匹马力，便是有八万个人的力。现在大商船和兵船上的机器所发出的原动力，有从十万匹到二十万匹马力的。像这样大力的机器，是没有别样东西可以抵当得住的。在寻常的机器，一万匹马力便有八万个人的力，若是那么样大力的机器，管理的方法不完全，那么机器全体一经发动之后，便不能收拾，所谓能发不能收。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从前发明机器的人去试验机器，常常自己打死自己。由于这种结果，在机器界打死的发明家，世界历史中不知道有了多少。外国有一个名词叫做“化兰京士丁”１[英文Frankenstein的译音。这原是英国作家谢利（M．W．Shelley）小说中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就是能发不能收的机器。到了后来，机器的构造天天改良，天天进步，虽然有十万匹或者二十万匹马力的机器，只用一个人便可以从容去管理，没有一点危险。说到十万匹马力，便是有八十万个人的力，二十万匹马力，便是有一百六十万个人的力，若是专有这样大的人力，是不是容易管理呢？现在军队的力量，到了一两万人便不容易管理。机器的力量，就是有一百六十万人之多，一个人还可以从容管理。由此便可见近来的机器是很进步的，管理的方法是很完全的。


    现在的政治家和法律学者，都以政府为机器，以法律为工具。此刻的民权时代，是以人民为动力。从前的君权时代，是以皇帝为动力，全国的动作是发源于皇帝。在那个时代，政府的力量越大，皇帝越显尊严，有了强有力的政府，皇帝的号令才容易实行。因为皇帝是发动机器的人，所以政府的力越大，皇帝高高在上，便可以为所欲为。譬如修内治、勤远略，整军经武，他要想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故在君权时代，政府的力越大，对于皇帝只有利而无害。到了民权时代，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动力，为什么人民不愿意政府的能力太大呢？因为政府的力量过大，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要被政府来压迫。从前被政府的压迫太过，所受的痛苦太多，现在要免去那种压迫的痛苦，所以不能不防止政府的能力。在最初发明机器的时代，一个机器推过去了以后，只用一个小孩子便可以拉回来，由此便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机器的力量是很小的，最大的不过是几匹马力；如果有了一万匹马力以上的机器，当然不是一个小孩子可以拉得回来的。当时因为管理机器的方法不完全，一定要有那样小力的机器，人民才是敢用他。现在是民权初发达的时代，管理政府的方法也是不完全。政府的动力固然是发源于人民，但是人民发出了动力之后，还要随时可以收回来，像那样小力的政府，人民才是敢用他。若是有了几万匹马力的政府，人民不能够管理，便不敢用他。所以现在欧美各国的人民恐怕强有力的政府，好比从前的工厂怕有大马力的机器是一样的道理。当初那种小力的机器，如果不想方法来改良，那种机器一定是永远没有进步，一定是永远还要人去拉。但是后来日日求改良，一直到现在，便可以不必用人力去拉，只要机器的自身便可以来回自动。至于政治的机器，人民总不知道想方法来改良，总是怕政府的能力太大，不能拉回，反常常想方法去防止，所以弄到政治不能发达，民权没有进步。照现在世界的潮流说，民权思想是一天一天的进步，管理民权政治的机器还是丝毫没有进步。所以欧美的民权政治至今没有根本办法，就是这个理由。


    照我前一次所讲的根本办法说，权与能要分别清楚，用机器来做比喻，什么是有能力的东西呢？机器的本体，就是有能力的东西。譬如十万匹马力的机器，供给了相当的煤和水之后，便可以发生相当的能力。什么是有权的人呢？管理机器的工程师，就是有权的人。无论机器是有多少马力，只要工程师一动手，要机器开动，便立刻开动，要机器停止，便立刻停止。工程师管理机器，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好像轮船火车，一开机器，便可以要轮船火车走得很快，一停机器，马上就可以要他不走。所以机器是很有能的东西，工程师是很有权的人。人民管理政府，如果把权和能分开了，也要象工程师管理机器一样。在民权极盛的时代，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政府就是有大力，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见在国民大会上去发表，对于政府加以攻击，便可以推翻，对于政府加以颂扬，便可以巩固。但是现在的权与能不分，政府过于专横，人民没有方法来管理。不管人民是怎么样攻击，怎么样颂扬，政府总是不理，总是不能发生效力。现在世界上的政治不进步，民权思想很发达，无论那一国的人民，对于政治机关的现状总是不合他们心理上的用法。


    中国此刻正是改革时代，我们对于政治主张实行民权。这种民权思想，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我们近来想学欧美的新思想，造成一个完全的民治国家。最初想造成这种国家的时候，一般革命志士都以为完全仿效欧美，步欧美的后尘，把欧美的东西完全抄过来，中国的民权便算是很发达，便可以算是止境。当初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全错。因为中国从前的专制政体过于腐败，我们如果实行改革，打破了专制以后做建设的事业，能够学到象欧美，就比较上说当然是很好。但是欧美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社会的现状是不是心满意足呢？如果我们细心考察欧美的政治社会，所谓革命的先进国家象美国、法国的人民，现在还是主张改良政治，还是想要再来革命。他们革命不过一百多年，为什么还要再来革命呢？由此便可以证明我们从前以为学到了象欧美便算是止境，那便是不对。由此便知就令是我们学到了象美国、法国一样，法国、美国现在还是要革命，我们到了百十年之后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因为法国、美国现在的政治机器还是有很多的缺点，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像这样讲来，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象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我们步他们的后尘，岂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还再要起革命吗？若是再起革命，那么此次的革命岂不是徒劳无功吗？


    我们要现在的革命不是徒劳无功，想存一个长治久安之计，所谓一劳永逸，免将来的后患。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得到呢？欧美的方法可不可以完全搬到中国来行呢？我们试拿欧美最新的物质文明说，譬如交通上最要紧的东西是铁路。东方国家仿造铁路最早的是日本，中国近来才知道铁路的重要，才知道要建筑铁路。所以中国仿造铁路，是在日本之后。但是用中国和日本现在的铁路来比较，中国和日本的火车，大家如果都是坐过了的，便知道日本的铁轨是很窄的，车是很小的；中国的沪宁和京汉铁路，那些铁轨都是很宽的，车是很大的。为什么中国建筑铁路在日本之后，所做的车和轨还是比日本的宽大呢？就是因为中国所学的是欧美的新发明，日本所学的是欧美的旧东西，若是中国建筑铁路，不照欧美的新发明，只学日本的旧东西，可不可以算是满足呢？欧美从前只有那样的窄铁路和小火车，日本最初去学他，便在无形之中上了大当。我们现在建筑铁路，可不可以也学那种不便利的旧东西呢？但是中国近来建筑铁路，不学日本不便利的旧东西，要学欧美很便利的新发明。所以中国现在的铁路好过日本，这所谓是后来者居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


    我在前一次讲过了，欧美对于民权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彻底。因为不彻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冲突。因为民权是新力量，政府是旧机器。我们现在要解决民权问题，便要另造一架新机器，造成这种新机器的原理，是要分开权和能。人民是要有权的，机器是要有能的。现在有大能的新机器用人去管理，要开动就开动，要停止就停止。这是由于欧美对于机器有很完全的发明，但是他们对于政治还是没有很完全的发明。我们现在要有很完全的改革，无从学起，便要自己想出一个新办法。要我们自己想出一个新办法，可不可以做得到呢？中国人从经过了义和团之后，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总是信仰外国，不敢信仰自己。无论什么事，以为要自己去做成、单独来发明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步欧美的后尘，要仿效欧美的办法。至于在义和团之前，我们的自信力是很丰富的。一般人的心理，都以为中国固有的文明、中国人的思想才力是超过欧美，我们自己要做到什么新发明都是可能的事。到了现在，便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殊不知欧美的文明，只在物质的一方面，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专就物质文明的科学说，欧美近来本是很发达的。一个人对于一种学问固然是有特长，但是对于其馀的各科学问未必都是很精通的，还有许多都是盲然的。他们的物质科学，一百多年以来发明到了极点，许多新发明真是巧夺天工，是我们梦想不到的。如果说政治学问，他们从前没有想到的我们现在也想不到，那便是没有理由。欧美的机器近来本有很完全的进步，但是不能说他们的机器是进步，政治也是进步。因为近两百多年以来，欧美的特长只有科学，大科学家对于本行的学问固然是有专长，对于其馀的学问象政治哲学等，未必就有兼长。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来证明一证明。


    英国从前有一位大科学家，在近来世界上的学问家之中，没有那一个能够驾乎他之上的，是叫做纽顿１[令译牛顿，下同。]。纽顿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很聪明很有学问的人。他在物理学中，有很多超前绝后的发明，最著名的是“万有引力”。纽顿推出来的“万有引力”，是世界上头一次的发明，是至今科学中的根本原理。近来世界上许多科学原理的新发明，没有那一种能够驾乎万有引力学说之上的。纽顿对于科学既是有这样的特别聪明，试看他对于别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聪明呢？照我看起来，却有大大的不然。有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证明纽顿做事，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聪明的。纽顿一生除了读书、试验之外，还有一种嗜好，他的嗜好是爱猫。他养了大小不同的两个猫，出入总是跟着他。因为他很爱那两个猫，所以猫要怎样行动，他便怎么样去侍候。譬如他在房内读书、试验，猫要出门，他便停止一切工作，亲自去开门让猫出去。如果猫要进到房内，他又停止一切工作，去打开房门让猫进来。那两个猫终日总是出出入入，弄到牛顿开门关门，是麻烦不堪的。所以有一天，牛顿便要想一个方法，让那两个猫自己出入自由，不致扰乱他的工作，总是去开门关门。他所想出来的是什么方法呢？就是把房门开两个孔，一个是很大的，一个是很小的。在纽顿的思想，以为在门上所开的大孔，便可以令大猫出入；在门上所开的小孔，便可以令小猫出入。像这种思想还是大科学家的聪明，这件事实还是大科学家做出来的。照普通的常识讲，开一个大孔，大猫可以出入，小猫也当然是可以出入，那么开一个大孔便够了，又何必要枉费工夫多开一个小孔呢？在常人都知道只要开一个孔，大科学家的纽顿偏要开两个孔，这是不是可笑呢？科学家做事，是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聪明呢？由此便可以证明，科学家不是对于件件事都是很聪明的，科学家有了一艺的专长，未必就有种种学问的兼长。


    欧美科学在近几十年以来，本来是进步到了极点，所以做出来的物质机器有往返的两面动力，来回可以自动。但是做成的政治机器，还只有一面的动力，人民对于政府的权力只能够发出去，不能够收回来。我们现在主张民权，来改造民国，将来造成的新民国一定是要彻底。要造成彻底的新民国，在欧美的先进国家无从完全仿效，我们自己便要另想一个新办法。这种新办法，欧美还没有完全想到，我们能不能够想到呢？要答复这个问题，自己便不可以轻视自己，所谓妄自菲薄。此刻民权潮流传进中国来了，我们欢迎这种潮流，来改造国家，自己的新办法是不是完全的想到了呢？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独立国家，从前政治的发达，向来没有假借过外国材料的。中国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进的国家，外国的材料向来无可完全仿效。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我们要达到这种目的，实在是有这种资格。不过欧美现在的民权政府，还是不能完全仿效。他们的政府已经成了旧机器，我们要另外造出一架新机器，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此刻想要造出一架新机器，世界上有没有新材料呢？现在散在各国的新材料是很多的，不过要先定一个根本办法。我在前一次所主张的分开权与能，便是这一种的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定了之后，去实行民权，还要分开国家的组织与民权的行使。欧美的根本办法没有想通，不能分开权与能，所以政府能力不能扩充。我们的根本办法已经想通了，更进一步，就是分开政治的机器。要分开政治的机器，先要明白政治的意义。


    我在第一讲中，已经把政治这个名词下了一个定义，说：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现在分开权与能，所造成的政治机器就是象物质的机器一样。其中有机器本体的力量，有管理机器的力量。现在用新发明来造新国家，就要把这两种力量分别清楚。要怎么样才可以分别清楚呢？根本上还是要再从政治的意义来研究。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比有十万匹马力的轮船机器，那架机器能够发生十万匹马力来运动轮船，这便是机器本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一样，这种自身的力量就是治权。至于这样大的轮船，或者是要前进，或者是要后退，或者是要向左右转，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师，用很完全的机器，才可以驾驶，才可以管理。有了很完全的驾驶、管理之力量，才可以令那样大力的轮船，要怎么样开动便是怎么样开动，要怎么停止便是怎么样停止。这种开动、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轮船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样，这种管理的大力量就是政权。我们造新国家，好比是造新轮船一样，船中所装的机器，如果所发生的马力很小，行船的速度当然是很慢，所载的货物当然很少，所收的利息当然是很微。反过来说，如果所发生的马力很大，行船的速度当然是极快，所载的货物当然是极多，所收的利息也当然是极大。假设有一只大轮船，其中所装的机器可发生十万匹马力，每小时可以走二十海里，来往广州、上海一次，在两个星期之内可以赚十万块钱。如果是另造一只极大的轮船，其中装一架新机器可以发生一百万匹马力，每小时可以走五十海里，照比例算起来，那么来往广州、上海一次，只要一个星期便可赚一百万块钱。现在世界上最快的大轮船，每小时不过走二三十海里，如果我们所造的新轮船每小时可以走五十海里，世界上便没有别的轮船能够来比赛。我们的轮船，就是世界上最快最大的新轮船。创造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在国家之内，所建设的政府只要他发生很小的力量，是没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事业当然是很小，所成就的功效当然是很微。若是要他发生很大的力量，是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事业当然是很大，所成就的功效也当然是极大。假设在世界上的最大国家之内，建设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岂不是驾乎各国之上的国家，这个政府岂不是无敌于天下的政府？


    欧美到了今日，为什么还是只造有大马力的机器之轮船，不造极强有力的政府之国家呢？因为他们现在的人民，只有方法来管理大马力的机器，没有方法来管理强有力的政府。而且不要小马力的旧船，另外造一只大马力的新船，是很容易的事。至于国家，已经是根深蒂固，有了没有力的旧政府，要另外造成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说到我们中国人口，有了四万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土宽阔，物产丰富，都要在美国之上。美国成了现在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没有那一国可以和他并驾齐驱。就天然的富源来比较，中国还应该要驾乎美国之上。但是现在的实情，不但是不能驾乎美国之上，并且不能够和美国相提并论。此中原因，就是我们中国只有天然的资格，缺少人为的工夫，从来没有很好的政府。如果用这种天然的资格，再加以人为的工夫，建设一个很完全、很有力的政府，发生极大力量运动全国，中国便可以和美国马上并驾齐驱。


    中国有了强有力的政府之后，我们便不要象欧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因为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想造成的新国家，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欧美从前不敢造十万匹马力以上的机器，只敢造十万匹马力以下的机器，就是因为机器的构造不完全，管理的方法不周密</a>，所以便怕机器的力量太大，不敢管理。到了现在，机器很进步，机器本体的构造既是很完全，管理机器的方法又是很周密，所以便造极大马力的机器。我们要造政治的机器，要政治的机器进步，也是要跟这一样的路走，要有构造很完全和有大力的政府机关，同时又要有管理这个机关很周密的民权方法。欧美对于政府因为没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所以他们的政治机关至今还是不发达。我们要不蹈他们的覆辙，根本上要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分开权与能。把政治的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府权，一个是人民权。像这样的分开，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把人民当作工程师。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


    现在机器的构造很进步，不但是有机器知识的人可以来管理，就是没有机器知识的小孩子也可以来管理。譬如现在所用的电灯，从前发明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因为电是和雷一样，是很危险的东西，如果管理的方法不好，便打死人。因为这个缘故，从前发明电的科学家不知道受过了多少牺牲。因为所受牺牲太多，危险太大，所以发明了电光很久，还不敢拿来做灯用。后来发明了管理电的方法很周密，只要一转接电钮，便可以开闭。这样一转手之劳，是很便利很安全的，无论是那一种没有电学知识的人，不管他是城市的小孩子，或者是乡下极无知识愚民，都可以用手来转他。所以现在便把极危险的电光拿来做灯用。其他各种机器的进步，也是和这一样的情形。比方最新发明大机器，是飞天的机器，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最初发明的时候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像从前广东的冯如，他是什么人呢？就是制造飞机的人，就是驾驶飞机跌死了的人。在从前发明飞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用这个机器去飞，所以制造飞机的人又要做飞机师。最初做飞机师的人，一来由于管理这种机器的方法不周密，二来由于向来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样来用这种机器。所以飞到天空之中，常常跌到地下，死了许多人。因为死了很多的人，所以普通人便不敢去坐飞机。现在管理这种机器的方法很周密，许多人都知道飞到了天空之中，像鸟雀一样，来往上下，非常的便利，非常的安全。所以就是普通人都敢去坐飞机。因为普通人都敢去坐这种机器，所以近来便把他用作交通的机器。好像我们由广东到四川，道路很远，当中又有敌人，水陆路的交通很不便利，便可坐飞机，由天空之中一直飞到四川。


    现在中国有了民权的思想，但是关于这种思想的机器，世界上还没有发明完全，一般人民都不知道用他。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应该先来造好这种机器，做一个很便利的放水制，做一个很安全的接电钮，只要普通人一转手之劳便知道用他，然后才可以把这种思想做成事实。中国人得到民权思想本是在欧美之后，好像筑铁路是在日本之后一样。日本筑铁路虽然是在我们之先，但是所筑的铁路是旧东西，不合时用，我们新筑成的铁路是很合时用的东西。至于我们在欧美之后，要想有什么方法才可以来使用民权呢？这种方法想通了，民权才可以供我们的使用。若是这种方法没有想通，民权便不能供我们的使用。如果一定要去使用，便是很危险，便要打死人。现在世界上有没有这种方法呢？在欧洲有一个瑞士国，已经有了这几部分的方法，已经试验了这几部分的方法。这是彻底的方法，是直接的民权，不过不大完全罢了。至于欧洲的那些大国，就是这不完全的方法还是没有试验。因为试验这几部分之方法的国家，只有瑞士的一个小国，没有别的大国，所以许多人便怀疑起来，说这几部分的方法只有在小国能够使用，在大国不能够用。欧洲的大国为什么不用这几部分的方法呢？这个理由，就是象日本已经有了小铁路，再要改造大铁路，便要费很久的时间，花很多的钱，是很不经济的事。因为畏难苟安，注重经济，所以他们的先进国家就是知道了这些新式的发明，还是不采用他。说到我们中国，关于民权的机器，从前没有旧东西，现在很可以采用最近最好的新发明。


    关于民权一方面的方法，世界上有了一些什么最新式的发明呢？第一个是选举权。现在世界上所谓先进的民权国家，普遍的只实行这一个民权。专行这一个民权，在政治之中是不是够用呢？专行这一个民权，好比是最初次的旧机器，只有把机器推到前进的力，没有拉回来的力。现在新式的方法除了选举权之外，第二个就是罢免权。人民有了这个权，便有拉回来的力。这两个权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这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这好比是新式的机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由机器的自动。国家除了官吏之外，还有什么重要东西呢？其次的就是法律。所谓有了治人，还要有治法。人民要有什么权，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种法律，以为是很有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决定出来，交到政府去执行。关于这种权，叫做创制权，这就是第三个民权。若是大家看到了从前的旧法律，以为是很不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后，便要政府执行修改的新法律，废止从前的旧法律。关于这种权，叫做复决权，这就是第四个民权。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前讲过了的，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四万万人要怎么样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有这四个民权来管理国家的大事。所以这四个民权，就是四个放水制，或者是四个接电钮。我们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来水；有了接电钮，便可以直接管理电灯；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这四个民权，又叫做政权，就是管理政府的权。


    至于政府自己办事的权，又可以说是做工权，就是政府来替人民做工夫的权。人民有了大权，政府能不能够做工夫，要做什么样的工夫，都要随人民的志愿。就是政府有了大权，一经发动做工夫之后，可以发生很大的力量，人民随时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总而言之，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便要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的指挥。好像外国的旧兵船，从前如果是装了十二门大炮，便分成六个炮台，要瞄准放炮打什么敌人，都是由许多炮手去分别执行，做指挥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现在的新兵船，要测量敌人的远近，在桅顶便有测量机；要瞄准放炮，在指挥官的房中便有电机直接管理。如果遇到了敌人，不必要许多炮手去瞄准放炮，只要做指挥官的人，坐在房中，就测量机的报告，按距离的远近拨动电机，要用那一门炮，打那一方的敌人，或者是要十二门炮同时瞄准，同时放炮，都可以如愿，都可以命中。像这样才叫做是直接管理。但是要这样来直接管理，并不是要管理的人自己都来做工夫，不要自己来做工夫的机器，才叫做灵便机器。


    人民有了这四个大权来管理政府，要政府去做工夫，在政府之中要用什么方法呢？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机关，去做很好的工夫，便要用五权宪法。用五权宪法所组织的政府，才是完全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机关。有了这种的政府机关去替人民做工夫，才可以做很好很完全的工夫。从前说美国有一位学者，对于政治学理上的最新发明，是说在一国之内，最怕的是有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不能管理；最希望的是要一个万能政府，为人民使用，以谋人民的幸福。有了这种政府，民治才算是最发达。我们现在分开权与能，说人民是工程师，政府是机器。在一方面要政府的机器是万能，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又在他一方面要人民的工程师也有大力量，可以管理万能的机器。那么，在人民和政府的两方面彼此要有一些什么的大权，才可以彼此平衡呢？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权刚才已经讲过了，是要有四个权，这四个权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个权，这五个权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我们要详细明白这两种大权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图来说明：


    就这个图看，在上面的政权，就是人民权，在下面的治权，就是政府权。人民要怎么样管理政府，就是实行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要怎么样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


    至于这九个权的材料，并不是今日发明的。譬如就政权说，在瑞士已经实行过了三个权，不过是没有罢官权。在美国的西北几省，现在除采用瑞士的三个政权以外，并加入一个罢免权。至于选举权，更是世界上各国最通行的民权。所以就世界上民权的情形说，瑞士已经实行过了三权，美国有四分之一的省份已经实行过了四权。他们在那几部分的地方实行这四个民权，有了很周密的办法，得了很好的成绩。就是这四个民权，实在是经验中的事实，不是假设来的理想。我们现在来采用，是很稳健的，并没有什么危险。至于说到政府权，从前都是由皇帝一个人垄断，革命之后才分开成三个权。像美国独立之后便实行三权分立，后来得了很好的成绩，各国便都学美国的办法。


    不过，外国从前只有三权分立，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五权分立呢？其馀两个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两个权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古时举行考试和监察的独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像满清的御史，唐朝的谏议大夫，都是很好的监察制度。举行这种制度的大权，就是监察权。监察权就是弹劾权。外国现在也有这种权，不过把他放在立法机关之中，不能够独立成一种治权罢了。至于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外国学者近来考察中国的制度，便极赞美中国考试的独立制度，也有仿效中国的考试制度去拔取真才。像英国近来举行文官考试，便是说从中国仿效过去的。不过英国的考试制度，只考试普通文官，还没有达到中国考试权之独立的真精神。所以就中国政府权的情形讲，只有司法、立法、行政三个权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馀监察权和考试权还是独立的。就是中国的专制政府，从前也可以说是三权分立的，和外国从前的专制政府便大不相同。从前外国在专制政府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权都是由皇帝一个人垄断。中国在专制政府的时候，关于考试权和监察权，皇帝还没有垄断。所以分开政府的大权，便可以说外国是三权分立，中国也是三权分立。中国从前实行君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分立，有了几千年。外国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有了一百多年。不过外国近来实行这种三权分立，还是不大完全。中国从前实行那种三权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壁，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我们在政权一方面主张四权，在治权一方面主张五权，这四权和五权各有各的统属，各有各的作用，要分别清楚，不可紊乱。现在许多人都不能分别，不但是平常人不能分别，就是专门学者也是一样的不能分别。像近来我会见了一个同志，他是从美国毕业回来的。我问他说：“你对于革命的主义是怎么样呢？”他说：“我是很赞成的。”我又问他说：“你是学什么东西呢？”他说：“我是学政治法律。”我又问他说：“你对于我所主张的民权，有什么意见呢？”他说：“五权宪法是很好的东西呀，这是人人都欢迎的呀！”像这位学政治法律的专门学者，所答非所问，便可以知道他把四权和五权还没有分别清楚，对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还是很糊涂。殊不知道五权是属于政府的权，就他的作用说，就是机器权。一个极大的机器，发生了极大的马力，要这个机器所做的工夫很有成绩，便要把他分成五个做工的门径。民权就是人民用来直接管理这架大马力的机器之权，所以四个民权，就可以说是机器上的四个节制。有了这四个节制，便可以管理那架机器的动静。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个权，就是要有五种工作，要分成五个门径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要有四个权，就是要有四个节制，要分成四方面来管理政府。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有了这些做工的门径，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人民有了这样大的权力，有了这样多的节制，便不怕政府到了万能没有力量来管理。政府的一动一静，人民随时都是可以指挥的。像有这种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发展，人民的权力也可以扩充。有了这种政权和治权，才可以达到美国学者的目的，造成万能政府，为人民谋幸福。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至于民权之实情与民权之行使，当待选举法、罢免法、创制法和复决法规定之后，乃能悉其真相与底蕴。在讲演此民权主义之中，固不能尽述也。阅者欲知此中详细情形，可参考廖仲恺君所译之《全民政治》。


    注释：


    据孙文讲演、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民权主义》（广州一九二四年八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