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及其《秦汉史》

    王子今


    史学大家吕思勉</a>（1884—1957）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是一位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人物。


    吕思勉著作等身。他的论著包括：两部中国通史，即《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吕著中国通史</a>》（上册，开明书店1940年版；下册，开明书店1945年版）；四部断代史，即《先秦史》（开明书店1941年版）、《秦汉史</a>》（开明书店1947年版）、《两晋南北朝史》（开明书店1948年版）、《隋唐五代史</a>》（开明书店1948年版）；五部专史，即《中国国体制度小史》、《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上海中山书局1929年版，上海龙虎书局1936年版），后除《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以外的四种收入《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此外，《理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先秦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中国民族史》（世界书局1934年版）、《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等，也可以看作专史。吕思勉就史学方法的探讨，也见于专著《史通</a>评要》（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历史研究法》（永祥印书馆1945年版）等。关于史学研究工具的研究，他又著有《中国文字变迁考》（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章句考》（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字例略说》（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等。


    吕思勉史学论著的丰收，是以他超乎寻常的勤勉耕耘为条件的。据杨宽回忆，“吕先生从二十一岁起，就决心献身于祖国的学术事业，以阅读《二十四史</a>》为日课，写作读史札记，这样孜孜不倦地五十年如一日，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所作读史札记，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他之所以能够不断写出有系统、有分量、有见解的历史著作，首先得力于这种踏实而深厚的基本功”（杨宽：《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版）。这样的“基本功”，没有多少学者能够具备。


    在吕思勉诸多史学论著之中，《秦汉史》是断代史中最值得推重的一部。《秦汉史》也是能够集中体现这位卓越的史学家的科学精神的著作。


    对于吕思勉《秦汉史》的学术价值，杨宽在《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中有一段精彩的概括，我们不妨引录在这里：“《秦汉史》是与《先秦史》互相衔接而又独立成书的。由于作者对《史记</a>》、两《汉书</a>》、《三国志</a>》所下的工夫很深，对于这个时期各方面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十分扎实而有条理。作者认为这段时期内，就社会组织来说，新莽和东汉之间是一个大界线，从此豪强大族势力不断成长，封建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终于导致出现长期割据分裂的局面。”杨宽还总结道：“此书把两汉政治历史分成十一个段落，既作了全面的有系统的叙述，又能抓住重点作比较详尽的阐释。对于社会经济部分，叙述全面而又深入。作者根据当时社会的特点，把豪强、奴客、门生、部曲、游侠作了重点的探讨。同时又重视由于社会组织的变化而产生的社会特殊风气，对于‘秦汉时的君臣之义’、‘士大夫风气变迁’，都列有专节说明。对于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部分，分成许多章节作了细致的论述，其中不乏创见。作者认为神仙家求不死之方，非尽虚幻，不少部分与医学关系密切，诸如服饵之法、导引之术、五禽之戏，都有延年益寿的功效。至于道教的起源，当与附会黄老的神仙家、巫术家有关，当时分成两派流传：一派与士大夫结交，如于吉之流；一派流传民间，如张角的太平道和张修的五斗米道，两派宗旨不同而信奉之神没有差别，道教正是由于这两派的交错发展而形成。”（《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至第6页）


    所谓“把两汉政治历史分成十一个段落”，应是指《秦汉史》全书在“总论”之后就政治史的脉络按照年代先后分列十一章，即第二章《秦代事迹》、第三章《秦汉兴亡》、第四章《汉初事迹》、第五章《汉中叶事迹》、第六章《汉末事迹》、第七章《新室始末》、第八章《后汉之兴》、第九章《后汉盛世》、第十章《后汉衰乱》、第十一章《后汉乱亡》、第十二章《三国始末》。这样看来，首先，吕著《秦汉史》其实并非如杨宽所概括，是“把两汉政治历史分成十一个段落”，而是“把秦汉政治历史分成十一个段落”。其次，是将“三国始末”放置在“秦汉史”的框架之中。前者可以说是杨宽的小小疏误，后者则是值得上古史</a>研究者注意的史学架构设计。


    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曹操</a>集团、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逐步扩张自己的实力，各自翦灭异己，逐步在局部地域实现了相对的安定，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一般所说的三国时期，自公元220年曹丕</a>黄初元年起，到西晋灭吴，即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280年），前后计60年。三国时期的历史虽然相对比较短暂，可是对于后来政治、军事史的影响却十分深远。三国时期，文化节奏比较急迅，民族精神中的英雄主义得到空前的高扬，东汉以来比较低沉的历史基调迅速转而高亢。同时，各种政治主张和政治智谋也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得以实践。三国史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三国历史人物和三国历史事件在后世几乎为社会各色人物所熟知。历史知识在民间的普及达到这种程度，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将三国史置于秦汉史之中进行叙述和总结，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吕思勉的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和他在《秦汉史》中提出的如下认识有关。他说：“以民族关系论，两汉、魏、晋之间，亦当画为一大界。自汉以前，为我族征服异族之世，自晋以后，则转为异族所征服矣。盖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而深。”（本书第4页）于是秦汉史的历史叙述，至于“三国始末”之“孙吴之亡”（本书第424页至第481页），随后一节，即“三国时四裔情形”（本书第482页至第492页）以与“转为异族所征服”的历史相衔接。近年史学论著中采取将秦汉与三国并为一个历史阶段，在魏晋之间“画为一大界”这种处置方式的，有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的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又题《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版）。


    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谈到人们的历史感觉：“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读“战国之时”的历史，自然会关注秦的统一战争这条主线。而“三国竞争之时”本来即起始于汉末，如果并入汉史一同叙述，则许多人共同熟悉并深心“赞叹”的“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上述四个历史阶段，都归入秦汉史的范畴了。按照吕思勉《秦汉史》的说法，即：“战国之世，我与骑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后则不然矣。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胜异族，自晋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日深，而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也。”（本书第4页）这是从民族史和战争史的角度，指出了秦汉历史的时代特征，“社会”问题亦已涉及，而战国时期和三国时期均被概括到了这一历史阶段之内。


    吕思勉《秦汉史》第一章《总论》开头就写道：“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言，实当以新、汉之间为一大界。”（本书第1页）这其实是十分重要的发现。两汉之际发生的历史变化，除社会结构外，政治形式和文化风格也都十分明显。不过，对于这一历史“大界”的说明，吕思勉《秦汉史》并没有揭示得十分透彻。就此课题进行接续性的工作，显然是必要的。可惜至今尚少有学者就此进行认真的探讨。


    吕思勉对社会生活情景研究的重视，实现了积极的学术引导作用。他在《秦汉史》中于讨论“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之外，专有一章论述“秦汉时人民生活”，分别就“饮食”、“仓储漕运籴粜”、“衣服”、“宫室”、“葬埋”、“交通”，考察了秦汉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宫室”一节，是说平民之居的，甚至“瓜牛庐”和“山居之民”、“以石为室”者。大体说来，已经涉及衣食住行的各种条件。而“葬埋”是死后生活条件的安排，当时人们是十分重视的，研究者自然不应当忽略。已经有学者指出，“重视反映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史”，是吕思勉历史著述的“一个显著优点”，“而这些正是现在通行的断代史著作中缺少的部分”。（王玉波：《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的研究——读吕思勉史著有感》，《光明日报》1984年5月2日《史学》）值得欣慰的是，现今一些学者的辛勤努力，已经使得我们对秦汉时期社会生活史的认识逐渐充实，日益深化。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彭卫《中国饮食史》第六编《秦汉时期的饮食》（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等论著的问世，标志着秦汉社会生活方式研究的显著进步。而吕思勉《秦汉史》作为先行者的功绩，当然是后学们不会忘记的。


    我们还看到，吕思勉《秦汉史》中“交通”一节及“仓储漕运籴粜”一节中有关“漕运”的内容，篇幅达到一万四千字左右，是为空前的对秦汉交通的集中论</a>述。这在中国交通史的学术史上是应当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的。


    有学者总结说，“吕先生的中国通史（包括断代史）著作是全部著作中的最巨大工程”。这一工作，“把他早期的想法《新史抄》逐步扩大和充实。所谓《新史抄》，其实也是自谦之辞”，“吕先生说的‘抄’，是说写的历史都是有‘根据’的，不是‘无稽之谈’，也非转辗抄袭，照样有独到之功的”。他自以为“性好考证”，“读史札记是他历年读史的心得”。除了继承乾嘉学者重视文献学功夫的传统之外，“吕先生的读史札记还重视社会经济、少数民族历史和学术文化方面的各种问题。因此，他既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遗产，同时又突破乾嘉学者逃避政治现实，为考证而考证的束缚”。


    论者还指出，“写在‘五四’以前的《白话本国史》，在第一编‘上古史’中三次公开提到马克思和他的唯物史观与《资本论》，并说春秋</a>战国时代社会阶级的变化，很可以同马克思的历史观互相发明”。“从这一点来说，吕先生接受新思想的态度是很积极的，是跟着时代的脚步前进的。”《吕著中国通史》抗日战争时期出版于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吕思勉在书中“是有寄托的”，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之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豫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有所启示。”这部中国通史最后引用梁任公译英国文豪拜伦的诗作作为全书总结：“如此好山河，也应有自由回照。……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胡嘉：《吕诚</a>之先生的史学著作》，《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4页至第46页，第50页）回顾悠久历史亦期盼“自由回照”，也是今天的治史者和所有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的共同心愿。


    关于吕思勉《秦汉史》的撰述方式，汤志钧指出，“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政治史，实际上是王朝兴亡盛衰的历史，基本上采用纪事本末体；下编分章叙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上的各种情况，采用的是旧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尽管不易看清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但他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钩稽排比，鉴别考订，给研究者带来很多方便。特别是下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部分，原来资料很分散，经过搜集整理，分门别类，便于检查。”（汤志钧：《现代史学家吕思勉》，《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杨宽也曾经总结说，“吕先生为了实事求是”，“采用了特殊的体例”。这就是，“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包括王朝的兴亡盛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个时期政治设施的成败得失，以及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采用的是一种新的纪事本末体。后半部是社会经济文化史，分列章节，分别叙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具体发展情况，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具体来说，以秦汉史为对象“分别叙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具体发展情况”，《秦汉史》的第十三章到第二十章是这样进行学术布局的：“秦汉时社会组织”，“秦汉时社会等级”，“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秦汉时实业”，“秦汉时人民生活”，“秦汉政治制度”，“秦汉学术”，“秦汉宗教”。首先注重“社会组织”和“社会等级”的分析，将有关“政治制度”的讨论更置于“人民生计情形”、“实业”和“人民生活”之后，体现出极其特别的卓识。在对于“秦汉时社会等级”的论述中，所列“秦汉时君臣之义”和“士大夫风气变迁”两节，其中论议得到许多学者赞赏。这种新体例的创制，带有摸索试探的性质，自然不能说至于尽善尽美，但是对于史学论著中断代史撰述方式的进步，毕竟实现了推动。而且，我们今天看来，也并不认为这种方式会使人们“不易看清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我们以为，对于“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的说明，最高境界是让读者通过对历史真实的认识，获得自己的理解。而作者强加于读者的说教，早已令人反感。特别是简单化、公式化和生硬地贴标签式的做法，往往使得历史学的形象败坏。


    对于以《秦汉史》为代表的吕思勉的断代史研究，严耕望曾经著文《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予以评价。他写道：“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其实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抄书，何况他实有许多创见，只是熔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显豁耳。”对于《秦汉史》等论著的撰写方式，严耕望也有自己的批评意见：“不过诚之先生几部断代史的行文体裁诚有可商处。就其规制言，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撰史者溶化材料，以自己的话写出来：要明出处，宜用小注。而他直以札记体裁出之，每节就如一篇札记，是考史体裁，非撰史体裁。”又据钱穆</a>的说法，就《秦汉史》这几部断代史的写作初衷有所说明：“不过照宾四师说，诚之先生这几部断代史，本来拟议是‘国史长编’。”严耕望说，“作为长编，其引书固当直录原文。况且就实用言，直录原文也好，最便教学参考之用。十几年来，诸生到大专中学教历史，常问我应参考何书，我必首举诚之先生书，盖其书既周赡，又踏实，且出处分明，易可检核。这位朋友极推重赵翼</a>《廿二史札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邪？只是厚古薄今耳！”（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大陆杂志》第68卷第1期）关于“撰史体裁”和“考史体裁”的区分，本来只是个别学者的意见。借用这一说法，应当说传统史学以“考史”居多。不过，在西方史学传入之后，“撰史体裁”压倒了“考史体裁”。其实，史学论著的体裁和形式本来应该允许多样化。苏轼</a>诗句“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东坡诗集注</a>》卷二八），指出了自然之美“各有态”的合理性。清人陈维崧</a>笔下所谓“燕瘦环肥，要缘风土；越禽代马，互有便安”（《毛大可新纳姬人序》，《陈检讨四六</a>》卷一二），也强调了多样性的自然。此所谓“风土”，本义是空间概念，或许也可以移用以为时间概念，则古人“王杨卢骆当时体”（杜甫</a>：《戏为六绝句》）诗意，似乎也隐含其中。


    时下最被看重的史学成果的载体，是所谓学术论文。现今一些学术机构的价值评定系统，对于论文的品评，又有若干附加的条件，例如刊物的等级，摘引的频度，篇幅的长短等。实际上，论文这种形式的通行，其实对于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史学而言，是相当晚近的事。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史学所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论著，并非是以今天人们眼界中的“论文”的形式发表流传的。我们看到，即使在20世纪论文形式开始兴起之后，一些史学大师的研究成果，其实也并不是以这种整齐划一的定式生产出来的。有的学者认为有必要为高校历史学科的学生选编史学论文的范本，如果严格按照现今的论文格式规范要求，说不定王国维</a>、陈寅恪</a>等学者的许多杰作也难以编列其中。清乾隆</a></a>《御选唐宋诗醇</a>·凡例》写道：“李杜名盛而传久，是以评赏家特多。韩白同出唐时，而名不逮。韩之见重，尤后于白。则品论之词，故应递减。苏陆在宋，年代既殊，名望亦复不敌。晚出者评语更寥寥矣。多者择而取之，少者不容傅会。折衷一定，声价自齐。燕瘦环肥，初不以妆饰之浓澹为妍媸也。”关于诗人“名望”所以差异，论说未必中肯，然而最后一句，却指明了内容和形式之关系的真理：“燕瘦环肥，初不以妆饰之浓澹为妍媸也。”学术的“品论”和“评赏”，应当首先重视内容，形式方面的“妆饰之浓澹”，不是判定“妍媸”的主要标准。


    所谓“札记”，其实就曾经是传统史学的“当时体”。许多中国史学名著当时都是以“札记”的形式面世，而后亦产生了长久的历史影响的。王应麟</a>的《困学纪闻</a>》、顾炎武</a>的《日知录</a>》、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陔余丛考</a>》等，虽著者或谦称“睹记浅狭，不足满有识者之一笑”（赵翼《陔余丛考小引》），而内心实有“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和“自信其书之必传”（顾炎武《与杨雪臣书》）的自负。这些论著在后来学人心目中的等级和价值，在史学学术史上的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些论著均以札记形式存世。近世史学学者仍多有沿用札记形式发表学术创见者。如顾颉刚《浪口村随笔》（上海合众图书馆1949年油印），后经增订，辑为《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10卷本《顾颉刚读书笔记》（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经顾颉刚先生亲订，并由后人整理，学术价值尤为珍贵。此外，陈登原《国史旧闻》（三联书店1958年版）、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贾敬颜《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吴承仕《检斋读书提要》（北京师范大学</a>出版社1986年版）、罗继祖《枫窗三录》（大连出版社2000年版）等，也都是治史者不能忽视的名著。有的学者将论文、札记、报告以及演讲稿的合集题为“札记”，如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说明对“札记”这种学术形式的看重。吕思勉《秦汉史》等书有“札记”的痕迹，丝毫不减损其学术价值，反而使史学收获的样式更为丰富多彩。对于其价值甚至“过于赵书”即超过赵翼《廿二史札记》的意见，我们虽未必百分之百赞同，但也愿意在进行学术史评判时以为参考。


    而《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的问世，当时也是史学界的一大盛事。至今我们依然可以时常在其中得到学术营养。其中甲帙“先秦”184条，乙帙“秦汉”120条，丙帙“魏晋南北朝”101条，丁帙“隋唐以下”56条，戊帙“通代”65条。我们看到，秦汉史料所占的比重也是相当可观的。


    对于吕著《秦汉史》选取资料主要注重正史的情形，严耕望有这样的解释：“至于材料取给，只重正史，其他史料甚少参用，须知人的精力究有限度，他的几部断代史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正是一项难能的基本功夫，后人尽可在此基础上，详搜其他史料，为之扩充，发挥与深入、弥缝，但不害诚之先生四部书之有基本价值也。”


    吕思勉《秦汉史》等史学论著在引录史料的时候也难免千虑一失。严耕望说：“引书间或有误引处，但以这样一部大著作，内容所涉又极广泛，小有错误，任何人都在所难免，不足为病。”（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大陆杂志》第68卷第1期）这样的意见，我们也是赞同的。


    此外，吕思勉治史存在的另一问题，也已经有学者指出：“吕先生虽然认识到地下古物‘足以补记载之缺而正其伪’，‘而在先史及古史茫昧之时，尤为重要’（《先秦史》第5页），他却过于怀疑当时‘伪器杂出’，没有能利用甲骨、金石，补古代文献之不足，使他在古文字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不能更好地为考订古史、古书工作服务。这不能不给他的古史研究带来损失，是不应‘为贤者讳’的。”（邹兆琦：《吕思勉先生与古代史料辨伪》，《蒿庐问学记》，第78页）这一问题，在《秦汉史》中的表现，读者朋友应当也会注意到。对考古文物资料的不熟悉，也容易导致对文献资料理解的误见。例如“交通”一节关于交通道路建设，吕思勉言“边方又有深开小道者”。所据史料为：“《汉书·匈奴传》：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曰：‘建塞徼，起亭隧。’师古日：‘隧谓深开小道而行，避敌钞寇也。’，（《秦汉史》，”本书第630页）如果有关于西北汉简中烽燧资料的知识，则可知颜师古</a>注的错误。“亭隧”的“隧”，是不可以解作道路的。好在后辈学者学习先贤重在继承其学术精神。面对今天丰富的出土资料，新一代秦汉史研究者自会有自己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路径的选择的。


    中青年治秦汉史者可能更要努力学习的是吕思勉等老一代史学家刻苦研读文献的“硬功夫”（黄永年说），“踏实而深厚的基本功”（杨宽说）。前引杨宽说吕思勉“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严耕望说，“世传他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的读过三遍，是可以相信的。”（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大陆杂志》第68卷第1期）又黄永年回忆吕思勉时写道：“吕先生究竟对《二十四史》通读过几遍，有人说三遍，我又听人说是七遍，当年不便当面问吕先生……。但我曾试算过一笔账，写断代史时看一遍，之前朱笔校读算一遍，而能如此作校读事先只看一遍恐怕还不可能，则至少应有四遍或四遍以上。这种硬功夫即使毕生致力读古籍的乾嘉学者中恐怕也是少见的。”（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学林</a>漫录》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二十四史》通读七遍、四遍或者三遍，今天的学者似乎已经难以做到或者说也确实没有大家都这样做的必要了。但是支撑这种“硬功夫”、这种“踏实而深厚的基本功”的内心的学术理想和科学精神，确是我们必须继承的。而就研究秦汉史而言，无论有怎样先进的电子图书检索手段可以利用，认真地通读“前四史</a>”，仍然是无论如何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要取得秦汉史研究的新收获，要推出“有系统、有分量、有见解的”秦汉史学术论著，应当说“首先得力于”这一条件。这是我要对愿意学习秦汉史的青年朋友们说的一句诚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