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北斗》产生与它此后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这刊物若在北平出版，这刊物或可望于最初计划的形式，对于女作家一方面或者逼得出一些好成绩来。但这刊物却在卜海出版，距离她所需要合作的几个人那么远，并且我不久又离开了北京，故这个刊物开始几期，虽然还登了些北方的文章，到后自然就全以上海方面作者为根据，把这刊物支持下去了。


    《北斗》出到第五期时，有被扣留的事情，出到第十一期时，有查封消息。那小书店老板，被捕去过一次，也似乎就为这个刊物。这刊物到后来既并不能如原来计划作去，但在左倾一方面说来，也似乎还不如左联预期那么成功。原因是这刊物虽以上海××作家之群为场面上维持者，稿件的集收却异常艰难。能写文章的仿佛总各自有个理由不肯提笔，用不着提笔的却把文章趸来（来稿虽多，所需要的稿却极少），同时出版的书店，规模又太小了一点，不能使刊物于每期出版时登载多少广告。内地各处则因受地方当局一再没收查禁，寄给个人的虽间或可以收到，寄给书店的照例无下落可寻。（有些不相熟的人，因为无法得到这种刊物，还来信要我为他们想法。当我把这些信转过上海方面时，丁玲</a>总为把刊物照所开地址寄去。）不过刊物虽极难得到使编辑满意的稿件，出路又窄，但刊物给人的印象，却为历来左翼文学刊物中最好的一种。尤其是丁玲自己，对于这刊物的支持，谨值的集稿编排，努力处与耐烦处，留给一般人一个最好的印象。


    那时她的通信处多由这书店收转，因此那书店便常常有政府或租界的便衣侦探顾临，有时作为购买书籍，询问这样那样，有时便索性把一些外来稿件带走。此外且常常有那些很希奇的公务人徘徊，侦查她的来去，但她来时总仍然能很巧妙的把信件带走。有次她到了那小书店，被人知道了，离开书店两分钟，那书店就来了七个人。


    她那么被人注意，不外乎（×××××，××××××，×××））谣言的结果。


    （×××××，×××，×××××××，海军学生若在，犹可说为了××××，××××××，×××××，则不过××××××。但××××，××××，也得××××，××××，×××××××！）


    一千个愚蠢，是那些还想把她逮捕来发一笔小小洋财的人。但这是海啊！上海地方那么大，人那么杂，什么希奇主意不为人去应用过，什么门径不有人去钻寻过！？×××××××，××××，×××××××（××）。人家还想从谣言上找证据弄一笔赏格！


    ……有那么一回事，多少人皆不相信的，但事实却摆在那里，替他们全证明了。


    我还在北京住下时，有个在辅仁大学</a>念书的小朋友，同一个很爱重中国的年青美国人（指萧乾的美国朋友安澜，他们合作办的英文周刊《中国简报》，出至1931年7月29日的第9期，因亏本而停刊。），为了他们所办的英文简报，平时即专以介绍点中国文学作品以及关于文学消息为目的。海军学生等失踪，中国人在麻木中忽视过去了，他们却觉得是一件不能过分忽视的事情，想为几个在中国混乱情形中死去的作家，特别出一期专号，要我们为他们用中文写点关于海军学生的一切，以便翻译成为英文。我答应了他们这种委托，因此写成了《记胡也频</a>》那篇文章。等到文章写成时，谁知简报却已不能继续出版，那文章后来就寄给上海《时报》馆发表。这文章未着手以前，我曾写信去告她，并向她询问关于这种文章的意见。且以为倘若她能写，我就不再动手。来信时却说：


    我目前不能写这种文章，我希望你写。可以少写些，这个人你明白的，三句话就可以说完。还有写时得小心一点，因为家乡那一个，我们还不适宜于把这个人的真实消息送回去！她还以为他在俄国，寄了一张小孩子的相片来，要我转寄过俄国！


    到了青岛这文章快要写成时，我又去信告她文章的内容与字数。下面是她关于这本书第二个回信：


    ……记也频能准我看一看吗？我也常常想为他一生做一长传。然而一想到效果，便觉得太费力了。我这人真是个不合理的人，讲实利讲到这样子！不过我想我总可以写一点出来，在我个人对于他的纪念。但这是以后的事。如今你能写，我非常高兴。


    这个信从上海发出的日子是九月二十九。到十一月二十九，却来了第三个信。


    《时报》上的文章我觉得你太主观了。尤其是关于“一幕悲剧的写实”那一段。当日也频写时原本全是臆造，我不愿小气，不同他计较。而你又忘却你自己，用这作材料，无乃冤枉丁玲之至！


    这本书从《时报》登载以后，拿过光华付印时，一切便是她所经手的。当时那篇文章在某一小节中，提到几个人在萨坡赛路搬家的故事，她觉得有了些错误，我以为她要改的尽管改正。但等到她把全部分稿件看过之后，大约她已看明白这错误并非我的疏忽，且在那本书尾的声明中，我又业已提出关于这本书的目的与得失。故当这书付印时，她便尽它还是照原来的稿样。不曾有所加减。但那个海军学生较长的传记，则大约因为她后来生活上的变动，出于她自己意料以外，就无机会再与世人相见了。


    最后一次我们的见面，是在二十一年的夏天。我过苏州去有点事情，转到上海，从发行《北斗》的那个小书店管事人方面，问明白了她同住的那个翻译某通讯社的办事处，按时到他那地方去，就见着了那个业已与丁玲同居将近一年的××君。穿一件白纱反领短袖衬衫，身个子不高不矮，肩膊宽宽的，手臂短而结实。这人既衣履整洁，脸儿又白白的，一眼望去，还以为是一个洋行中的写字生与售货员。从身材上与眉眼间看去，不必开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贯不出福建广东。我把我的名字告给了他以后，他便显得十分高兴，问了我一些青岛方面的情形。当我同他谈话时，一面我就思索，我在什么地方或者会见过他。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丽华公司？……中国旅行社？是的，我一定记错了人。但无论如何，把这一个放到那些地方去做点什么事情，实在是不怎么不相称的。但这个人却使我生了一分敬意，因为就言谈风度而言，实在是无可疵议的人物。就才具而言，这人若不在××做事，却去×××××手下做一个帮手，说不定比某某部次长还能干些。


    可是不知为什么原因，一见了他我就有点疑心。仿佛这人脸就白得使人惑疑。


    当我在青岛听说她快要同这个人住下时，我因为这关系来得近于奇突，写信给她，就告她一切必得谨慎一些。自己业已不是小孩子了，既明白各处全是陷阱，仿佛倏然而来的爱情，即或不是一种有意作成的陷讲，它将如何影响到她的事业，也总以多考虑些日子较好。然而她实在倦于拈起“爱情”这两个字来较量，出乎几个老朋友意外，也好像这出乎她自己意外，居然同这个男人住下了。如今见到了这个人后，我那点疑心还依然存在。“脸那么白，如何能革命？”是的，我真这样疑心那个人。照我经验看来，这种人是不宜于革命的。


    同他离开时，我便向他约好，请他转告丁玲，第二天过我住处去，时间最好是下午五点钟。到了那个时候，有人拍我的门，门开后，一个胖胖的女人，穿了一件淡蓝薄洋纱的长袍，一双黄色方头皮鞋，在门边向我瞅着。如非预先约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这人在大街粗粗的一眼瞥过，我是不会认识的。我们还只分手一年，好像变得已太多了。


    她说，“久违，从文。九妹好吗？她怎么不来？”说完时又望望身后那一扇门。我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我问她：“怎么，出门还不方便吗？还有……”


    她不说什么，笑着，把手理着脑后的长发，在临窗背门那一张靠椅上坐下了。


    “生活好吗？”


    “就是那么过日子。”


    “工作呢？”


    “你在青岛才真算是工作，我们在上海，什么都无聊！吃饭，借债，冒了险去做些无结果的事情。”


    “但我看你好像事情作得很好，听人说也是那么一句话。忙不忙？”


    “混日子。日子太长了，也得忙碌些，方能把每个长长的日子推开。”她望见我桌上一个信封了，认得那种字体，是谁写来的，就来同我谈那个人，问我过苏州去婚姻有了些什么结果没有。我不想先就谈这件事。我又问她日子过得怎么样，且说及那个只见一面的白脸少年，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坏。她就轻哂着说：“一个忠厚本分的人，一个正派人。”


    “一个体面人，一个绅士风度的——”


    “不，许多方面还像小孩子呢。”


    “那么，生活必很像个样子了。老实说，远远的想象着，我们为你很担心。”


    “你如今见我那么胖，便应当‘放心’了。”


    “还是不很放心。日子就日常生活方面说来，过得怎么样？”


    “同住公寓一样，各人每天有各人的事务，把时间安排到自己那分工作上去，晚上在一处，”说到这里她似乎有了些害羞处，停了一停便轻轻的说：“我们都异常客气，同朋友一样！”


    我们把话停顿了一会。我想起那个海军学生生前的一切。大约她也想起了海军学生，便感慨不尽似的说：“人老了，一切看得都十分平常了。”


    我说：“看得平常一些。也许是把生活侧重在事业上面去了吧。你近来是不是——”她想避开这个问题不谈，只问我：


    “在上海可以住多久。”且接着就又问我青岛怎么样，下半年预备在青岛还是预备来上海。


    后来说到家乡方面的情形，方从小皮夹里掏出一张小孩子相片，相片的背面，一望而知是那老太太的手笔，很工楷的写着这孤雏爸爸妈妈的小名。小孩子样子业已长大了些，面目不大像小时节的神气了。见着了这相片同相片上的文字，使我记起一年前送小孩回家那一幕，记起到了她家中，在如何情形下看我们自己发出的信件，半夜里小孩哭醒时，那老太太又如何忙匆匆的爬起来，抱了小孩于满房子打转，把地板踹得轧轧作声。直到如今，这老太太把相片寄来，还将两个名字并排的写着，丁玲的回信，也就可想而知，每次需要多说若干空话不可了。一面还是把离得远远的一家人，紧紧的缚成一束，一面却是死去的业已早就死去，生存的又有另外一种生存方法。在这儿我不愿再谈下去，也不能再思索下去，故我们不久，又提到另外一些熟人生活来了。


    说到白薇的病，说到××的文章，说到北平教书匠×××与××的各种故事，说到上海许多每星期开会作家的种种。


    后来问她《北斗》倩形，她就说没有方法得到合用的稿件，也没有方法使它不至于被禁止。因为《北斗》稿件，她告给了我一些左翼方面的事情。因为提及新作家，她告给我一个湖北女工人所写的小说，登在某一期上，要我看看。因说及文章，我问她自已的文章，她就说：


    “我有时真想摔了这枝笔。思想越来越沉闷，感情越来越懒散，提到生活，生活到连自己有时也十分怀疑。虽仿佛明白了怎么样来活是最合法的，但人总是人，并且自己底子是那么一个充满了感伤气息的脾气，虽在自己一份工作上，不敢懈怠，但总好像还缺少点什么东西，方能很倔强的支持下去。我们家乡河街上铁匠铺，打刀时每一把刀都应当安点儿钢方能锋利，像我们这种人，也得想方法安点钢！”


    我说：“照我看来这话也只是你在老朋友面前说的话。一个人在熟人面前，原本就好像特别软弱一点。但当你只是一个人独自在一处时，你不会那么想的！”


    “这自然的。可是一切的倔强，一面是环境造成，一面也似乎是本身性情造成。我以为我的性情，只是…”


    我对于这个问题不置可否，只想起海军学生生前给她的一切。一只鸟儿若根本无一个固定的窠巢，她得到一个可以安顿她的身心的地方，她很快的就会弄习惯了。但这只鸟若住在某一处业已多年，忽然却改了一个新窠，新的地方即或能使她温暖，必仍然不能使它不寂寞的！


    但是一切人各有自己一分命运，性格强一点，所负的重量也就多一点，性格随和一点，便无往而不宜了。她的性情表面上看来仿佛十分随便，灵魂却是一个地道农人的灵魂。为了服从习惯重义而轻利。为了与大都市的百凡喧嚣趣味不合，故大都市一切，凡所有使一般人兴奋处，在她便常常感到厌烦。她即或加入了左翼运动，把凡是她分上应做的事，好好的尽力作去，但到了另外一时，使她能够独自温习她的一切印象时，觉得浅薄讨厌的人，也许就正是身边那几个人。


    她认识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处与矛盾处，以及这个社会中（某一阶级）某一问题，某一种人心灵，所有的错误与矛盾，控制支配她的信仰与行为的，还是她那一分热情。她自己便是一种矛盾，这矛盾如同每一个农民把生活改移到都市住下时同样的情形。即或活得再久，即或在那里有作有为，这工作是不是她真正要作的，总留下一个疑问！她批评她自己说：


    “我可惜不读点哲学书，因此纵不缺少把自己加入社会生活的热情与理想，但我却不能认识自己，不知尊重自己，实在说来就是缺少了一点自知之明。我看来单纯其实井不单纯，但复杂又并不使我复杂到如×××。我在各种生活各样人事上，训练过我的感情，但从不在一本书上训练过我的理性。一般人称赞我，我自己却决不原谅自己的短处！”


    …………


    我们又谈到关于“一二八”上海战事的一切情形，当战事发展时，她到了前线去做了些什么事情。还听她述叙当日关于（徐家汇有组织的罢工，关于×××××，××××××××，关于××××）××许多问题。


    她谈及这些事情，我总感觉到一点儿莫可名言的忧郁。把她的一分生活经验同本来性格两相比证，仿佛使我读了一本悲剧的上半部。我把这本书暂时覆着，不及翻阅，先去猜想那结局，我沉默了。


    一个人原自有他自己的那一分，别人的选择是毫无用处的。我不劝她读什么哲学书，也不劝她如何努力去为理想而把她自己弄得更坚强起来，只问她家乡小孩需要些什么，我当买一点寄给那老太太。且问她要不要买点应用的东西，譬如衣料，袜子，稍微好看一点的手巾，可以同去买来。这些东西在过去一时，这个女作家显然是并不怎样疏忽过来的。


    看看她那身装扮，我有点儿难过，说了一句笑话：“一切记忆还很年青，人也不应当比印象老得太早！”


    她便苦笑着说：“我什么时候年青过？”


    她于是重新同我谈起家住苏州那个脸庞黑黑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在吴淞一个大学读书时，她便为我特别在吴淞看望过一次，故同她也有一面相识。那女孩子原很欢喜她，且尊敬她，我告给她我这次来苏州一些新鲜事情后，她笑了，带了一点儿嘲谑的态度，在我面前称赞了另外那个黑睑女孩子许久。


    两人分手时皆说，“过不久再见。”且估计着：冬天我不能过上海，隔年春天她或者就可到青岛去，看我同我的九妹。


    日子过去了。


    同一年的冬天十二月，我再从青岛搭车过上海，在苏州把那个黑脸女孩子邀过上海去看她，到她所常来往的××教授家中询问她的住处，却无什么结果。第二天因为青岛方面的来信。我们便匆匆离开上海了。一到青岛不久，接到了她的来信：


    在××家里听说你同你那黑脸的未婚妻来了上海，找寻我却找不着。我以为你们还会再来，等了三天，还不见你们，这真是残忍的事！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住在上海说话的人太少了。又不能离开上海。青岛地方好，几人玩得很好时，莫忘记另外地方的一个朋友。


    她在上海没有像亲戚中兄弟姊妹的那么一种朋友说话，大约也是一件真事。一个年轻轻的人，有幻想，有梦，在情人面前，在同志面前，会用对于未来的空话，把自己同对面一个人的生活，很轻快的过下去。如今的丁玲，照她自己说来也不是那种人了。一点幻想一点梦，在一切经验下早已全被压碎了。即或××方面，事务如何紧张热烈，总是不行的，即或同志再多，但人与人之间，却缺少把某种感情粘附起来的友谊。正似乎为了寂寞，她便为自己弄得许多责任，这责任若经过一度处理性的抉择，则在得失之间稍稍加以取舍，必需作的就作，用不着担负的就摔掉，同时自己也就可以轻松自由了许多。但她并不较量这种堆积到身边的义务。要她为×××捐款不推辞，要她为×××过工厂去××也作，要她编一本关于创作的书作为供给×××××××的用费，她毫不迟疑答应了这件事，要她把熟人若干私信集起来，为××××筹一笔钱，她不管如何，又把这事情办妥了。在义务中打发了若干日子，糟蹋了不少精力，她不觉得苦，也从不抱怨谁。危险的她不吓怕，麻烦的她不厌嫌。她极力去学负责，极力去学做事，就为的是只有那么过日子下去，她方可以把自己那点生命中的活力磨尽。这点生命的活力，有若干人是在一份很幸福的爱情中，或一种很亲切的家庭生活中，或某种庸俗的交际中，以及一切不同事业中，被慢慢的消磨，随了日月的交替，成为社会历史的陈迹的！


    似乎正为了那点活力，在一切事务中还不能使她安静，她三月里给我的一个长信中，还有那么一段话语：


    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来感觉得有些太陈旧了。一个二十五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厅中同一个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或读点情诗，写点情诗，消磨一个接连一个而来的日子，实在是种废料！这些人不敢去思索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有的由于愚蠢，有的却由于狡桧，亏他们总找寻得出一个逃脱责任的理由，说出来时却又俨然极其合理。我正想写一本书，写一个与这种通常人格截然相反的人格，这个人比目下许多人也许还更懂得做英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同时她也看得极其清楚，在如今的中国，作一个真的好公民，义务方面还有一些什么事。我预备把她坚实卓大的性格写出来，且很残忍的让她在一切不幸的下贱生活里去受折磨，还让她在那一点为真理而有所寻觅的路途中死去，你能不能贡献给我一点意见？


    这是一个问题，由我方面作成的答案，只是：“你尽管写去，照你打算作去，这就是我的意见。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正需要的是这种人，朴素、单纯、结实、坚强，不在物质下低首，也不在习气下低首。她即或不能如贵妇人那么适宜于在客厅中应对酬酢，只许可她贴近这个社会最卑贱的一方面，但因此她却见了多少日光下头的事情，自己的心也就为这真实的大多数人类行为而跳着，有什么理想，就是‘怎么样把大家弄好’，不是‘怎么样把自己弄好’。这种修正历史的行为，决不是一个人做得了的工作，为了使这工作另一时在这块地面上还有继续的人，把第一个结束在一个寂寞凄惨的死亡里，也是必然而且必需的事情！”


    …………


    她自己是用她的生死作成了这样一本故事的缩影的。


    这本书似乎正等待另外一个人去完成。我希望中国不久就会有那么一本巨著，出自一个女性作家的手中，若这作者还缺少所要写的那一分生活上的经验时，便先去得到那分经验。一切东西必在日光雨露下方能生长，一个人也如此！有多少活人，现在虽好好的活着，我们总仿佛这个人多一个或少一个，对于社会毫无关系。但有些人死去了一百年或一千年，却使我们尽怀想着不能忘记。她告给我们的是“活的方法”，要做一个活人，就得去日光下学习，不怕死。且明白应如何把自己的力量搀入社会里去。


    …………


    …………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成于北京


    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六补校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