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3个月前 作者： 沈从文
我过北京时，独自住在燕京大学</a>租借的达园，我的九妹便陪同这个女作家住在上海。那时节，上海的空气慢慢的变了。海军学生的事，政府方面似乎明白了过去处置的过分，正极力在那里想把过去那点恶劣印象从一般人的记忆里拭去。
丁玲</a>在上海住下，已不必担心突然被捕。于是若干大学的文学会，皆有了丁玲公开演讲的消息。凡是来请她的，她明明白白知道那方面学生分子复杂，到那里去谈话放肆了些，激烈了些，说不定将来还会累及来邀请她的学生坐牢。但无论如何她总到场，去时既不如何预备，也不怎样做作，只洒洒脱脱</a>的把想要说的话说它一阵，到无话可说时，这演说便结束了。
“演说”这两个字未免太严重了些，且那么充满了无聊绅士臭味，对于这个朴素老实湖南女子，实在不很相称。她欢喜的是二三知己毫无拘束的谈天</a>，一切应对浸透了亲昵与坦白，且许可随随便便的，断续不一的谈下去。如今要她站到讲台上，同三百五百年青大学生对面，也还依然用的是那么一种谈活风度来演说，但听者却已完全不同了。所以从多数听讲者说来，对于她的演说是缺少所预期的成功的。不过若许可听讲者越过了一般演讲形式的藩篱，便能够从那演讲中，看出这女作家富于感情的气质，以及从那些略见滞塞朴讷无华的言语里，体会得到这个女子蕴藏着一个如何对于人类宽博容忍与爱好的心。
那时节她既不能用写小说来把自己生活支持下去，朋友中的主张多是：在上海教书既容易，有机会教书时，不如去教一点书。
但她却明白她自己不适宜于到学校中去讨生活。她欢喜大学生，只似乎为的是从他们那儿可以学许多，却没有什么东西教他们。她在五月末由上海写信给我说：
……×××，×××，都说我可以同白薇一样，不妨教一点书。我明白这种事情在某种人作来算不得坏打算，但我却太不行了。我不教书！倘若我当真还应当放下这枝笔，转到一分新的生活里面去，对于我相宜的，恐怕不是过大学去教人，还是到下层社会里去得点教训。
我这些日子东奔西走，忙于演讲，来听讲的照例总那么多人，话说完时还得被年青大学生围着，询问这样那样。他们都那么年青诚实和谦虚。可是人却非常感到疲倦了，尤其是当我从台走下来，离开那些大学生时，说不出的一种空虚压在心上。这样年青人能从我这方面得到些什么呢？我又能给他们些什么呢？我很不高兴！我觉得演讲已够无聊了。
想象我这样的性格，真是使自己难过的性格。从明天起打算多写些文章，没有人印，没有人看，也得写。我最相宜的工作，还是不放松这枝笔！社会是那么宽泛的，需要各样的人在各样合式工作中，极诚实的干下去。勇敢的死需要人，坚忍的活更要人。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力，报酬再少，环境再坏，也必需支持下去！
这里已经很热了，都只能穿一件单衣。同九九看电影两次，不好。……
那时节那个翻译已开始常常来到她面前，作出“听候使唤”的柔驯忠诚神气，陪她出去玩玩，或陪她到朋友处走走。但这去两人合居的本题自然尚远。倘若这个女子，海军学生的失踪，碎了她的心，这个翻译在她面前时，她还是不会快乐起来的。不过她正为数月来的忧愁，惶恐，穷困，劳苦所包围，身心俱十分疲倦，为那翻译的殷勤处与忠顺处，于是一堆无法排遣的疲倦日子，却居然被打发走了。
六月二十三她给了我一个信，提及她办《北斗》杂志的计划。
……上海实在住腻了，心飞得很远，但只是一个折了翅膀的鸟，成日困在抑郁中。不过想到能飞去的地方，也不会成为怎样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就用“算了”作为安慰。只有任时间流来流去，流到完了那天就完了吧。下半年你教书我决不想教书，我觉得无味。现在有个新的小书店，请我替他们编一个杂志，我颇想试试。不过稿费太少，元半千字，但他们答应销到五千时可以加到二元或二元半，因此起始非得几个老手撑台不可。我意恩这杂志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而且得几位女作家合作就更好。冰心，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淦女士等，都请你转请，望他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这杂志全由我一人负责，我不许它受任何方面牵制，但朋友的意见我当极力采纳。希望你好好的帮我的忙，具体的替我计划，替我写稿，拉稿，逼稿。我们自己来总要比别人的好一点方好。你说是不是！？
我现在把我的计划告诉你。杂志为月刊，名还未定，（你替我想想看！）每期约八万字左右，专重创作和新书</a>介绍，最好能常常有点有“趣味”而无“下流气味”的小文章。坐庄的人全靠我自己（我愿将全力放在这上面）和你。
想多找些老文人的文章，尤其想多推出几个好点的女作家，如上述的几个，还有沉樱也很好。八月若赶不及出创刊号，九月也好。第一期或出一特大号，这样一定要有几篇长的好的大创作。我自己愿来一篇，你顶好也来一篇。你再好好的做一篇批评；单论一部书或一个人；这书这人都要有影响的才好。第一期，一定希望冰心或其他一人有文章登载。你最好快点替我进行，过几天便可登一预告，说是：“丁玲主编的杂志，已有了这些已成名的有地位的女作家来合作”。这真是动人的新闻。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同意。事情还刚刚开始，一切计划皆不落实，你可多多为我想一想。上海的施蛰存</a>我也要他的稿子。北平有什么新的诚恳的小文人，我们愿意不放弃他们。
我已在开始写文章了，我想有个刊物必可逼迫自己多写一点。
…………
生活既那么沉闷，若死守在上海，一事不作，自然使远近朋友替她担心。既不愿意放下那枝特具迷人力量的笔，如今又恰恰有那么一个刊物来逼迫她写作，逼迫她作事，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故当她把信寄到我手边时，我就为她各处去信，请大家帮她把这刊物办得热闹一点。同时且去告给她我对于这刊物的一切意见。我那时本已预备过青岛去作事，同时且估计歇两年手不再来写小说的。她的来信虽不妨碍我过青岛的汁划，却似乎又非得把我停笔的预约毁掉不可了。
听说丁玲来编刊物了，高兴帮忙的人实在很多，冰心第一个就为她写了一首长诗，其他的人也先后把文章寄去。但我自己却不曾写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刊物由她来编，必不许仍然如《红黑》月刊那么无所谓的敷衍下去，方成为一个像样的刊物。故我一方面为她向北平熟人讨取文章，一方面就去信告诉她说：
若刊物只是要几个名人做幌子，第一期有了那么一些篇章也很够了。若你以为真实的应当用这刊物来逼迫督促，使一般女作家的写作风气活泼起来，你是不是觉得你作编辑有些不相宜处？
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在记海军学生那个篇章中，我对于一般文学的论战的意见，便说到过如下相似的话语：争持谁是正统原近于精力的白费，毫无裨于事实。若把文学附属于经济条件与政治环境之下，而为其控制，则转动时代的为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文学无分，不必再言文学。若否认文学受两者控制，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然则文学论者所持论，仍无助于好作品的产生。不问左右，解决这问题还是作品。一个作者接受了某一主张并不能成为历史上的“巨无霸”，他所需要的还只是对于他作品制作的努力！多数作者皆仿佛在少数“院派教授”
与“新海派教授”，“绅士”与“斗士’，一种胡涂争论下而搁了笔，且似乎非争论结果就不敢轻易动手。谁超越这个唁唁不已的局面，埋头傻干，谁就被谥为“无思想的作家”。什么“思想”？发洋财，或近于发洋财一类奇迹吧？对于奇迹的憧憬，一点侥幸感情的扩张，大致便是所谓“思想”了。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后，帝王与神同时解体，这两样东西原本平分了这个民族的宗教情绪，如此一来”信仰”无所适从，现状既难于满意，于是左倾成为一般人宗教情绪的尾闾，原是极其自然的结果。因此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能够不依靠某种政体的理想生存的，也自然而然成为所谓“无思想”的人了！……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在那时期曾轻视过文学，真打量过离开这分生活！在回她讨论新刊发展的一封信上，我说过一些近于牢骚的话语：
…………
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两者皆尊敬文学，同时把文学也俨然近于溺爱的来看待。文学“是什么”，虽各有解释，但文学究竟“能什么”，却胡涂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作忘士，对于文学则惟只知在它的产生，与产生技术，以及产生以后对于它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实分量同价值，不许它把价钱开得太大，也就是不许人对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础皆固定在我知识上，而不在权威或时髦理论上。目前大家所争持的似乎同我毫无关系。他们既称为作家，我想想，假若我无法参加这一切理论的检讨时，是不是还宜于来接近文学事业，真成为问题了。
绅士骂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战者一种永不厌嫌的副题，我觉得真不必需！其实两者正差不多，就因为两者还是人，坏的一样的坏，懒的一样的懒，至于好的，也还是一样的好。造谣谩骂对于根本问题有什么益处？但若干人的成败，显然皆有从此处下手的情形，我觉得对于这风气无法攀援，故预备不再让自己在这事业上鬼混。照理说来，使一个人阔大不凡，实不在乎如目前一般人所谓有无思想，却只看这人有无魄力。一些无用的人，即或从小到大吃长斋，生来既无补于佛教的兴衰，死后也不会成佛。有些人毫无一个君子的品德，他却可以做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类的事业来。有气魄的人的沉默，比小小东西呐喊</a>动人多了。你不觉得吗？为了社会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欢迎小丑。我想离开这分生活，过几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帮我们把社会习气修正了一些。
…………
上海来信却说：
不要发牢骚，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来吧。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绩来修正一切海上习气的一个刊物？！为什么不赶快把文章寄来？我问你。稿件你一定为我催催，顶好在七月二十号以前能寄来。我还欢喜同他们能够直接通信，你可不可以将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我更希望他们能对于丁玲和善一点，亲近一点，没有事的时候，将丁玲当个朋友，同我在纸上说些不客气的空话。自从九九走了后，我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要人爱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几个那么相熟，那么不拘束，那么可以发点小脾气的朋友可实在太难了。九九到了北京不为我写信，我难过得很！刊物取名曰《北斗》，这个名字你以为怎么样？
天气热，流汗使人生气。既预备过青岛，到了那里你看看，住得安稳，我想想我要来青岛玩时也容易多了。青岛海滩真美丽，抓起一把砂子，你就可以看出若干螺蚌的残骸。那是一本真的历史，不过只是用这些小小生命写成的历史罢了。我到过青岛，忘不了那个地方……
她并非忘不了青岛，还只是记忆着同海军学生从济南逃过青岛小住的一段生活罢了。刊物征稿在北方既极其顺利，南方似乎也有了许多朋友帮她的忙，故她生活似乎又乐观了一些。七月里寄信过北京时，感情便活泼的很多了。信上说：
……看见她们一些奶奶们都将要为我们这个杂志而重新提起创作的趣味，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事。她们或许要更来认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们有了一点可贵的成绩，我觉得这也还是我们的成绩呢，所以我很快活。假如我能将她们一切已成的，过去的女作家们，已经为一种好的生活营养着，无须乎怎样去努力了的，还和一些新的，充满着骄气和勇气，但不知道怎么样去努力的年轻的女作家们，联结在一块，于一种亲切的友好的形式下握起手来，无间无怵的往前走去，大家会在生活里面感到充实有意义得多！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我觉得，真是常常觉得，对我好的人大多了。我常常会为这些难过，会觉得太对不起这些人；这些并不在我面前而感到很切近的一群。他们爱我，他们喜欢我的作品，他们希望我，希望我更能写出些好的东西，而我呢，我觉得过去简直骗了这一批人。我的成绩还不应当得到朋友那么多的尊敬与爱好。我的力量有限，生活又那么一个样子，只能让别人失望！我看我自己的缺点，比什么还看得清楚，我只是个纸扎的老虎，现在好像完全怕人拆穿，怕失去一群人的好意，勉强把这纸扎的空虚囊袋填满起来，填的大部分却是稻草！一个人经验太少读书太少怎么行？我还得去学，若我有一分勇气，还应当放下这枝笔，再到另外一种人群里去学习！你说“我担心你在绅士方面的成功，将使你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一句相当的话可以表示我感谢你的意思。你说得是。不过，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成功的，我正惭愧在这方面的小小成功！
……生活就是工作，工作也就是生活，把自己精力凝聚在某一点上面去，是的，人人应当那么办！你且等着看，倘若我过去日子，真如你所说的“被不幸的命运绊了一跤”，那么，“应当爬起来再走”的气概，又回到我身边来了。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
这点雄赳赳的气概，是否能始终一贯的支配这个女作家的行为？而且这气概，是刊物的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呢？
从别一方面我稍稍知道了一些事情。对于这些远道传来的消息，本来我不能加上什么意见，但这消息若果不纯出于小报的谣言，则恰是她的新的迈步。（同海军学生在上海参加××××，×××××××时相似。）把自己信仰生活交给一个情人或一种主义，固然是两件事情，一个人在这方面需要自己考虑处，却同样严重。当海军学生在××××，××××，×××，（直到被派）×××××××（时），我总觉得这个人还缺少对于自己能力与才气的认识，总觉得自己既不能认识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就更可怀疑了。如今又似乎她到了应当认识自己较多一点的时节了。我去信询问她这事情的究竟，来信却说：“你为我担心的事我想不成问题。我不是很年轻的人了，已经没有听一个男子在我面前说傻话作呆样子的趣味了。处世接物都不会给人一点所谓‘女人’的意义，所以虽随便一点也不会给人误会，传说的种种是不会有的。你明白我，就也应当知道我不满意做一个‘情人’业已多日了！”
我想起《马丹波娃利》这一本书。自然这是两个灵魂，两种典型，两份生活。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却不能把我当时的想象，安置到别一方面去。
我八月里过青岛后，上海的消息更不同了一点。我觉得事实并不令人惊奇，只是这个广东人代替了那个福建人，个人方面或有所得，社会方面却不免受了些损失。温室原只适宜于培养一点小花小草，至于十围的松树，百尺的桶木，不在大气中严寒酷暑里长养，却移到温室里去，实在是一种不可修正的错误！
但这是谁的过失？泥上的气息，白日的光，在人类本性上莫不各有一个共通的观念。爱的，谁不怀了一种期待？憎的，谁不极力逃避？但所要的何尝是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的。近在身边的又何尝不恰恰是讨厌的？这世界上原有种种理由，使得每个人各自孤单的守在一小点上，把生命不吝惜的空费。一个为生活弄衰弱了的心，明白她的已无从再来服侍她。（海军学生用热情使她认识了“爱”，且用生死离别诠释权衡这个字的意义与分量，几年来的种种遭遇，使她业已厌倦了再拈着这个字儿来思索。）正为了厌倦，忽然有一个谨饬忠顺的男子，处处表示希望能够来照料她，侍候她，想同她在一堆过日子，这勇敢处同痴憨处皆使她只有苦笑。但苦笑之余，她自然就不让这男子再走开了。
她说：你明白，我不满意做一个“情人”业已多日了。新的生活想来还可以用得着那句老话。我当时想：在这方面她放下了缚束自己情感成为一束的努力，很平常的同一个男子在一处，对于她也可以说是很合理的行为。因此听到她的消息后，还很为她快乐。直到第二年后，在上海一品香饭店见及了她，我方明白我的估计有了一部分不对。为什么原因两人会同住下去，我并没有分析错误。至于两人同住以后的生活，我原本猜想一定很好，从事实上我方明白已弄错了。温室实在不是这个湖南女子应住的地方。
……人同天气一样，一天一天的焦躁和萎缩下来了，怎么办？我真像蠢了一些，像迟钝了一些。看不到什么好文章，自己也更写不出好东西来，恐怕真只好让我比年青的一些人赶上前去了！我常想起一些过去，温习那些过去，只是苦笑。……一个是死了，一个是那么无希望了，只看你的拼命吧。
日子，一堆怕人的日子呵，如何在毁我……
检查一下日子，她这个信是二十一年冬天寄到青岛的。去《北斗》的开办已一年又四个月，她同那朋友同住也将近一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