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孔子的出现

    人本主义的兴起 春秋</a>以前是神权的时代，宗教宰制了学术。到西周晚年，因社会的纷扰，已有一部分人对天道发生了怀疑。到春秋时，人本主义渐渐起来，宗教便失掉了权威。春秋中年以来，贵族阶级中已经产生出些学者。如鲁国的大夫臧文仲能够立言垂世，他的孙子</a>武仲又因多智而被称为“圣人”（当时所谓“圣人”只是多智博学的意思）。此外，如晋国的大夫叔向，齐国的大夫晏婴</a>，吴国的大夫公子季札，都是当时的大学</a>者，他们往往能够发挥人本的思想。最有名的，是郑国的大夫子产。他既博学多能，又能破除迷信，他曾经说过“天道远，人道迩”的话。他首先打破了一部分封建制度下的旧习惯，他的思想比出世稍后的大圣人孔子</a>还要开明。


    孔子的时代背景 人本主义既经兴起，到春秋晚期，大圣人的孔子便出现了。孔子的时代是封建制度开始总崩溃的时代，已详上章。其时中原各国不但政权落在大夫手里，而且大夫的家臣也有很多看了大夫的榜样，起来代行大夫的职权的。孔子的祖国——鲁国，表现这种趋势最是明显。季、孟、叔三大家的家臣都曾专政和据邑作乱。当鲁昭公伐季氏的时候，事情已经快要成功，只因叔孙氏的家臣竭力主张援助季氏，结果竟把昭公赶出国去。后来季氏的家臣阳虎格外来得专横，甚至拘囚家主，威劫国君，结果偷盗了国宝，据邑叛变。又当孔子得势的时候，曾想毁坏三家的大邑，借此巩固公室，但终因家臣起来据邑反抗，竟使这强公室的运动完全失败。当时家臣跋扈的情形于此可见。同时王室大乱，天子蒙尘，而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局面也已成立。这个时代，真是所谓“冠履倒置”的时代了！


    孔子的略史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昌平乡陬邑（即今山东曲阜县鄹城）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历纪元前五五二年）。他是宋国宗室孔父嘉的后裔。孔父嘉殉华督之难（事见第五章），子孙避祸奔鲁数传之后，到了陬叔纥，是鲁国一位著名的勇士，他也曾做到相当的官职。孔子早年丧父，因为家中贫穷，曾做过委吏（管会计的）和乘田（管畜牧的）等小官。他生性很好学，学无常师，所以能博学多能。壮年曾游过齐国，颇受齐人的敬重。回鲁以后，声望渐高，就有许多从他求学的人。隔了几时，他做了鲁国的中都宰治理人民颇著成绩；不久升任为司空，又被任为司寇。在司寇的任里，他曾辅相鲁定公与齐侯在夹谷地方相会，很替鲁国争回些面子。他因为有才干，被执政季氏所信任，他便想乘机帮着鲁君收回政权；不幸三桓的家臣反抗这个运动，他失败了，只得离开鲁国。从此他周游卫、宋、郑、陈、蔡、楚诸国，始终不曾得志。到他又回到卫国再由卫返鲁时，年已衰老，他也不想做官了，就专心从事于学术事业；弟子愈来愈多，声望也越发的增高，被目为圣人，常为国君、执政、大夫等所咨询。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用《诗》《书》礼乐教导学生，弟子中有成就的颇不少。他死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四七九年），享寿七十四岁。在他去世的时候，鲁君哀公曾亲自制首诔辞追悼他道：“上天太不帮助我们，不肯留一个老成人给我做辅佐，叫我心里很难受。唉！我从此以后没有取法的榜样了！”可见那时他已成了鲁国最有荣誉的“国老”了。


    孔子的伦理哲学 正式的哲学系统是到孔子时才开始建立的。孔子所建立的是一种近于人情的哲学。那种哲学是以伦理为根本，推衍到各方面。他最提倡“孝”和“礼”，以“孝”和“礼”统贯做人和治国，这还是封建时代的见解。他所新创的是“仁”的观念，这是他的伦理哲学的中心。“仁”这一个字，在较古的文籍里，大概只是礼仪周备或多才多艺的意思。孔子把它的意义变更了。孔子的所谓“仁”，有广狭两种定义：狭义的“仁”就是爱人的同情心；广义的“仁”则包括一切的道德，就是指完善的人格。所以孔子的伦理观念是以爱人的同情心为基础而推倒一切的道德上的。但是单说一个“仁”，不大容易使人领会；孔子所提出的较具体的道德名词是“忠恕”。忠就是把心放在当中，诚恳待人的意思。恕就是推己之心以及人，宽容待人的意思。据他自己的解释：自己要想立身闻世，同时也要使他人能够立身闻世，这便是所谓“仁”；其实这也就是“忠恕”。忠恕合起来，便是仁的根本。他又曾对他的学生说：“我的道理是以一件原则贯通一切的。”据他学生曾参</a>的解说，这一件原则便是忠恕，可见孔子是以忠恕贯穿一切的道德的。


    孔子又在许多道德条目中发现出一个抽象的原理，那便是所谓“中庸</a>”。中就是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庸就是平常的意思。“过犹不及”，只要事事合乎中庸，便是事事合乎道德；所以中庸也就是仁的异名。


    孔子所悬想的最完全的人格，是仁、智、勇、艺四德合一的人格。以健全的知识和不怕的勇气去推行那同情心的道德再加上精博的艺术（指礼乐文章技术等），这就是完人了。


    孔子的教育哲学 孔子的伦理思想虽然影响于后世很深，但统是平常的道理，没有什么很深刻的见解。他本是一位教育家，所以他贡献最大的倒是教育学说。他首先研究人性，以为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习惯的不同而分歧了；惟有上智和下愚的人是不为环境所改变的。因此，他以为大多数的人都可用教育熏陶成</a>好人。他把人类分成上、中、下三等，以为中人以上可以同他说高深的道理，中人以下便不能这样了。他有了这种观念，所以主张因人施教，补偏救弊。他又以为研究学问应该从粗浅的起，然后循序进入高深（他主张学问以品行为本，文章技艺等等只应用余力去从事）。先要博学多识，然后加以贯通。并且要“毋意（不臆测），毋必（不武断），毋固（不固执），毋我（不持己见）”，才没有流弊。他教人学习与思想并重，学而不思便无所得，思而不学便危险了。他因为教人思，所以他所主张的教育方式是领导的、启发的，而不是强制的和灌入的，这与现在的教育家主张大致相同。


    孔子的政治哲学 他的政治思想，便比较是守旧的了。他看见当时社会政治的纷乱，认为这是封建制度失了常轨所致，所以他主张维持封建时代的制度，遵从周礼</a>。他提出一个“正名”的口号，要叫君臣父子们都依着原来的身份去做应做的事。以为上下有序，贵贱有等，才是治世的正常状态；如果上下贵贱失了次序，那便是末世的紊乱模样了。政治的目的，便是要把失序的紊乱模样改变成为有序的正常状态。他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见他是不主张人民预闻政治的。所以他又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但是，他的政治观点也有较新的地方，他反对当时的“道之（民）以政，齐之以刑”的政治，而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办法。这固然是一种封建化的政治理想，但“德”和“礼”的下及庶民，便是他提倡成的。他又主张一种感化政治，以为“政”就是“正”，要在上位的人持躬以正，用正道去感化人民。他曾把风和草比拟统治阶级的君子和被统治阶级的小人，他说：“君子好比是风，小人好比是草，草是跟着风倾倒的！”这种主义似乎是把封建时代的家族政治“乌托邦”化了。


    孔子的宗教观念 孔子的宗教观念更守旧了。他同商周人一样尊信着上帝，以为老天爷会赏善罚恶。他曾说过：“上天已经把德付托在我的身上了，别人能把我怎样？”这简直是以教主自居了。他又信着命运，以为一切事情冥冥中都有预定的：事的成败利钝，人的生死穷达，都由于命而不由得人们自己安排。这“命”的观念虽然以前已有，但似乎到他更理论化了。


    然而孔子对于宗教并没有什么兴趣，他高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主义。至多不过“祭（祖）如（祖）在，祭神如神在”罢了。他又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又不大说天命，更绝不谈神怪。他的弟子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见他不喜谈高深的玄学。在这里，他却是代表了春秋晚期的人本主义的思潮！


    孔子学术的批评 严格说起来，孔子只是个周礼的保存者和发挥者，他的思想并不见怎样的了不得。但他把古代的制度理论化了，使得这种将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继续维持下去。他的大贡献在此，他所以为今人诟病也在乎此。但这究竟是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所造成的事实，并不由于孔子一人的自由意志所决定！


    士夫阶层的造成 孔子是春秋晚年的礼学大师。原来古代有一种“儒者”，就是靠闠助典礼和传授仪文为生活的人。孔子便是这类人中的特出人物，所以由他开创的学派，后来便称为“儒家”。据传说，孔子做小孩子的时候，平常游戏已知道陈设俎豆，练习礼容。长大后又非常好学，各处向人去打听仪制，所以他在很轻的年纪，便已有了“知礼</a>”的名声。因为“礼”是春秋时最需要的学问，他又能“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所以四方来跟他求学的人多到不可胜数，一般人都期望着上天把他当作木铎去警醒世人。二千年来的私家教育就确立在他的手里。据传说，孔子后来共有弟子三千多人，这虽然近于夸张，但他的门徒众多确是事实。


    孔子开始把学术正式传到平民阶级。他解放了教育的门阀，主张“有教无类”。他自己说过：“从具‘束脩’（十块干肉）来做贽见礼的起，我没有不加以训诲的。”他真是个大教育家，他的门下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既有恂恂文士，又有纠纠武夫；既有贵族，又有平民，又有商人；甚至有盗贼、乞丐之流的人物。他集合了各色各样的人才而以旧日的低等贵族为中心，造成一个新的“谋道不谋食”的士夫集团。从此便有专靠私家教书讲学为生的人，而教书和做官也就成了二千年来读书人的两种职业（在孔子同时，据后世的传说，还有几位大学者，如所谓道家始祖的老聃，名家始祖的邓析</a>，和那“言伪而辨，记丑而博”的少正卯；但这些人物的传说多半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