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伤逝”

    我们把《彷徨》里的《祝福》和《呐喊</a>》里的《故乡》作了比较。现在更从《彷徨》里举出两篇小说来，即《祝福》和《伤逝》，我们认为这两篇小说又很有比较研究的必要。


    《彷徨》同《呐喊》比较起来，鲁迅</a>好像表现了悲观的感情，因为他又孤独起来了，《新青年》时期的战友不见了。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的革命运动前进了一大步，在知识分子当中起了分化，鲁迅思想的发展决定他在现实面前有一段“碰壁”的过程，因此有《彷徨》的思想的表现。《彷徨》的思想充分表现在《祝福》里，《祝福》的祥林嫂实在无路可走，只有死。《伤逝》的子君也是死。但子君的死同祥林嫂的死，大不相同。《祝福》只能说是鲁迅的主观的产物，《伤逝》则反映了客观；祥林嫂的死表示鲁迅对礼教的诅咒，因为他无可奈何，子君的死则是鲁迅集中力量指出一条死路来，也就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向中国社会寻求出路。在写《伤逝》的时候，鲁迅自己的生活已起了变动，他非有行动不可，所以《伤逝》所表现的行动气息就太重，同《祝福》是在个人长期的安定生活状况下抒写诗情，完全是两回事了。


    确实应该指出鲁迅写《伤逝》的时候他长期安定的生活起了变动的事。鲁迅从一九一二年来到北京，个人的职业上没有问题，他在北京教育部做佥事（教员是兼做的，不是他主要的职业），用《灯下漫笔》的话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个人的这种生活下，他写了《呐喊》，写了《热风》，写了《坟》里的大部分文章，《华盖集</a>》里的大部分文章，《野草》除了末五篇外也都是在这时期写的，还写了《彷徨》的前七篇小说。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做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教育部长，将鲁迅免了职，鲁迅就算是在北京失了业。《彷徨》从第八篇《孤独者》起是鲁迅失业后写的。《伤逝》是第九篇。我们认为鲁迅的失业对《伤逝》有决定的影响。本来鲁迅直接参加北京女子师范大学</a>学生反压迫的斗争就促进了他的生活的将要改变，如《“碰壁”之后》里他说：“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到了三一八事变，他纪念他的学生，他说：“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这不是鲁迅感觉到“奴隶”不能长做下去吗？到了写《伤逝》，当然不能说作者是在写自己，但通过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抒写，很可以看出鲁迅当时是对自己有作出行动的要求的，虽然他不知道怎样才算是行动。如涓生在接到“奉局长谕史涓生着毋庸到局办事”的通知后，作为“涓生的手记”的《伤逝》有这一段：“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其余关于“新的生路”的话还很多很多，我们读着，真是“豫感到〔得〕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所以《伤逝》同《祝福》决不是一样，《祝福》只表示鲁迅对旧时代的诅咒，《伤逝》则是誓辞，确切地表示鲁迅到这时要开始“新的生路”，这一篇小说值得我们研究。


    摆在面前的路本来是很明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路。知识分子因为出身的阶级的限制，总是处于一种狭隘的境地，路在眼前视而不见。然而像鲁迅这样的人，有一天能如他的小说的主人公所说：“说做，就做罢！来开一条新的路！”这话的本身就是真正的路的开始，因为真正地开了脚步。不是主观地要开脚步，是社会已经逼得他要离开原有的位置，必须走一条新的路，这就是现实的路。当然，在《伤逝》里，鲁迅并没有离开小资产阶级思想范围的一步。我们对这篇小说的研究，就是要分析小资产阶级作家鲁迅所指出的死路是什么？客观上又是不是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新生的路？换句话说这篇小说如何地反映现实？


    我们已经说过，《伤逝》并不是作者在写自己，我们不能把主人公涓生的思想作为作者鲁迅的思想，没有这个必要。但我们分析这篇小说却可以得出鲁迅的思想是什么。同时，涓生的思想如果从小说里得不到批判，我们当然也有理由说涓生的思想就是作者鲁迅的思想。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写道：“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这里的意思是真诚地说女子走出家庭，并没有出路。真正算得上读者的人谁读〔都〕不会讥笑娜拉，说她走后会堕落或回来，或饿死了。《伤逝》里的子君，鲁迅则替她布置了一个死的结局，同时阿随这匹狗（阿随的“随”字不能看出作者的用意吗？这一个字与旧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没有关系吗？）是回来了。鲁迅写得非常之动感情，写得近情近理。所以鲁迅创作《伤逝》的思想，同《娜拉走后怎样》的思想一样，妇女应该“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否则与阿随处的是同一的地位，如果不是“死”的话。这一点我们认为是首先应该指出来的。其次，《伤逝》与《娜拉走后怎样》又不同，因为这篇小说是写男女的爱的生活的，《娜拉走后怎样》写一般的妇女问题。我们如果把两篇合起来，就是，女子应该“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应该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在男子方面也是一样，不要“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须〉生活着，爱〈情〉才有所附丽。”所引《伤逝》主人公涓生的话，我们认为也不妨说是作者鲁迅的思想。因此我们得出结论：鲁迅的《伤逝》是要说明“爱”不能等于“生活”，不能有“盲目的爱”，尤其是女子，那是一条死路，必须揭穿它。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我们再分析鲁迅的这个思想。如果说“爱”是盲目的，那么所说的“生活”，不一样是盲目的吗？“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这话实在比盲目的爱还要盲目。从涓生自己的“求生”就证明它的盲目。我们就查一查涓生的“求生”。当他同子君在一起过家庭生活还没有被局长撤职的时候，是这样：“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写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这自然是“求生”。我们更读这一段：


    我所豫期的打击果然到来。双十节的前一晚，我呆坐着，她在洗碗，听到打门声，我去开门时，是局里的信差，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灯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


    奉


    局长谕史涓生着毋庸到局办事


    秘书处启　十月九号


    这就是生活。“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钞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通过信。”那么这是早就决定了“新的生路”。“终于决定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一面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一面写信《自由之友》的总编辑，说明我目下的遭遇，请他收用我的译本，给我帮一点艰辛时候的忙。”“许久之后，信也写成了，是一封颇长的信；很觉得疲劳，仿佛近来自己也较为怯弱了。于是我们决定，广告和发信，就在明日一同实行。大家不约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无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坚忍的崛强的精神，还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这可见子君对“求生”也是积极的，虽然登“小广告”和写“一封颇长的信”都是涓生的事，——如果子君也来一个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也写信给总编辑，比涓生的小广告和信就能得到“新的生路”吗？


    接着记着：“小广告是一时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不久就共译了五万言，只要润色一回，便可以和做好的两篇小品，一同寄给《自由之友》去。（手记后面又记着有：‘在那里看见《自由之友》，我的小品文都登出了。这使我一惊，仿佛得了一点生气。我想，生活的路还很多，——但是，现在这样也还是不行的。’又记着：‘写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已经有三封信，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两张书券：两角的和三角的。我却单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邮票，一天的饥饿，又都白挨给于己一无所得的空虚了。’）只是吃饭却依然给我苦恼。菜冷，是无妨的，然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虽然我因为终日坐在家里用脑，饭量已经比先前要减少得多。这是先去喂了阿随了，有时还并那近来连自己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阿随留不住了。“它的食量，在我们其实早是一个极易觉得的很重的负担”，“终于是用包袱蒙着头，由我带到西郊去放掉了，还要追上来，便推在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里。”


    涓生还要这样记着：“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这里说了两个问题，一是生计，一是爱人。现在成问题的是生计。生计之所以成问题，是因为自由恋爱的不见容。归根到底是生计没有保障，对她固然没有保障，对他也没有保障。所以涓生的这些话是经不起分析的，“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如果“生路还宽广得很”，正无须乎“远走高飞”！


    “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里去呢？大道上，公园里，虽然没有冰冷的神情，冷风究竟也刺得人皮肤欲裂。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


    那里无须买票；阅书室里又装着两个铁火炉。纵使不过是烧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炉，但单是看见装着它，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书却无可看：旧的陈腐，新的是几乎没有的。


    好在我到那里去也并非为看书。另外时常还有几个人，多则十余人，都是单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书，作为取暖的口实。……”这“几个人，多则十余人”，难道是同涓生一样，“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吗？他们或者正是“求生”而没有生活的路哩！所以涓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不自觉地替不合理的社会辩解。从他的手记看来，他倒是“求生”，并不是只为了“盲目的爱”，子君也是“求生”，并不是只为了“盲目的爱”，因为“求生”而没有生活的路，加上自主的爱情遭受封建观念的压迫，于是把自主的爱情排斥于生活的路之外罢了。在合理的社会里，自主的爱情本来是合理的，是许可的。涓生的问题主要地还是盲目地“求生”，在手记里他自己就写着：“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涓生就是没有看见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如果看见了，他就知道他此刻是在那里盲目地“求生”。因为是盲目地“求生”，不能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本来就没有生活的路，于是就幻想：“生活的路还很多，我也还没有忘却翅子的扇动，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这样的想法，确乎如涓生自己说的，“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所以卑怯的原故，强有力的人们所以强有力的原故，又是涓生所不能知道的，卑怯是阶级的软弱的表现，强有力也要阶级的强有力。


    “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这只能说明涓生不能“勇猛地觉悟”，不能“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因而幻想子君“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很分明，局限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圈子里，就很难有“觉悟”，也很难有“新的生路横在前面”。“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必须有阶级的觉悟。那样，子君“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倒不是必须的，正是“必须携手同行”！


    然而涓生只能幻想着：“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他努力把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告诉给子君。他还怕她有顾虑，“临末，我用了十分的决心，加上这几句话：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这样，他以为子君可以“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及至子君给她父亲接回去，人告诉他，他在手记里记着：“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鲁迅在这里是批判涓生，因为子君给父亲接回去，是鲁迅写的。及至人告诉他：“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他又认为子君是“无爱”而死。他这样记着：“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与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很显然，这是幻想。子君的命运，是找不到新的生路的小资产阶级的死灭。我们只读涓生对子君走后的记载：“我转念寻信或她留下的字迹，也没有；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这是我们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现在她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这说明子君虽然同涓生分离，并不是“无爱”，更不是“盲目的爱”，她是“求生”，并教给涓生“求生”，郑重地留以“生活材料的全副”。所以子君的死是找不到新的生路的小资产阶级的死灭，不是“无爱”的死灭。涓生对子君，当然不是“我已经不爱你了”，他怕的是一同灭亡。他认定：“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如果在他的话里不用“生活”二字，用“革命”，那他的话才是正确的。涓生自己的生活否定了他的话。我们且看子君走后涓生的生活。“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这只能暴露他遭了生活的压迫。“想到旅费，并且嘘一口气。”“一切请托和书信，都是一无反响；我不得已，只好访问一个久不问候的世交去了。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同窗，以正经出名的拔贡，寓京很久，交游也宽〔广〕阔的。


    大概因为衣服的破旧罢，一登门便遭门房的白眼。好容易才相见，也还相识，但是很冷落。我们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这同子君的回到父亲家去，不是同样的“生活的路”吗？而子君给父亲接回去了，涓生还以为“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脑后受了一击”。所以我们说涓生是盲目地“求生”，是正确的。“我还期待着新的东西的到来，无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无非是死的寂静。”结束这故事的是阿随。“那是阿随。它回来了。”于是涓生也不能不离开这冰冷的家，“也不单是为了房主人们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为着这阿随。但是，‘那里去呢？’新的生路自然还很多，我约略知道，也间或依稀看见，觉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还没有知道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是的，从涓生的手记看，他是没有知道跨进新的生路的第一步的方法。


    鲁迅把这一篇故事题着“伤逝”。我们认为这个题目应该帮助我们思考。经过分析，《伤逝》所反映的主人公涓生的思想是容易明白的；通过小说，作者鲁迅的思想也是容易明白的。涓生的思想认为子君应该离开家，应该“求生”，作者鲁迅的思想添了子君的死和“那是阿随。它回来了。”那么，子君岂不是没有生活的路吗？是的，岂独子君，即涓生，他又何尝有生活的路呢？《伤逝》的故事做了证明。这是客观上鲁迅小说的价值，它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小资产阶级是没有什么叫做“新的生路”的，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路。主观上鲁迅是极力把死路给读者指出来，同时，“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当然，这才叫做“战士”（“战士”这两个字出在涓生的手记中）！只是“活路”是什么？他同他的小说的主人公一样，还是不知道的，因为出身的阶级局限着。这篇小说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作者鲁迅确信有跨进新的生路的“第一步的方法”，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篇故事的题目——“伤逝”，如果我们联系到鲁迅自己当时以及后来的生活。不但涓生应该有跨进新的生路的“第一步的方法”，同样子君也有的，根据“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在故事里，子君给父亲接回去，接回去死了，那是鲁迅刻意的暴露，给女子指出死路来。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问题不是有男与女子之分。


    总结上面的话，盲目的爱是没有出路的，是死路，盲目的“求生”同样没有出路，是死路。鲁迅的《伤逝》不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是生活的实践，于是客观上他指出了两条死路，于盲目的爱之外更指出了盲目的“求生”这一条，这一条其实还是主要的。虽然是盲目的“求生”，然而“我豫感到〔得〕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这是行动的气息非常之重，我们应该说鲁迅的《伤逝》等于他的杂文集《坟》是用来埋葬过去，迎接新生，如瞿秋白</a>曾经指出的。


    最后我们谈一个问题，即易卜生的娜拉和鲁迅的子君这两个典型的问题。根据恩（格）斯关于易卜生的研究的指示，以及我们对鲁迅的《伤逝》的分析，问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阶级的差异。恩格斯是把挪威的小资产者同德国的小市民作比较，“比起德国的可怜的小市民来，他们是真正的人。同样地，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要高出不知多少。不管易卜生的戏剧有着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世界，一个虽然是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的，然而比起德国的来，却要高出不知道多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物，还有着自己的性格，有着开创的能力，能够独立地行动，虽然从外国人的观点看来不免有点儿奇怪。”（《给爱因斯特的信》）这是说，同样是小资产阶级，易卜生所反映其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是能够独立行动的，所以易卜生戏剧的典型人物，如挪〔娜〕拉，能够独立行动，这个独立行动者给易卜生写得太真实。这是一层。其次，如恩格斯所指示我们的，“挪威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混杂着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十七世纪英国和法国的情形大概就是如此——乃是几百年来社会的正常正〔状〕态。”恩格斯更说，“只是到最近，这个国家里才零散地出现了一些大规模工业”。恩格斯这话的意思同普列汉诺夫所说“那地方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是一样的。这样，娜拉这个艺术形象产生的根据及其价值，是很明白的了。作家创造人物，当然并不需要真人真事，但人物的生命从哪里来？又从何而有其价值？那就全在乎这个人物的社会根据。鲁迅所创造的子君，是中国社会的产物，她有她的生命，她有她的价值，她的生命表现在她的反抗封建的勇气，她的价值在于她反映了真实的阶级性，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决不能独立行动，子君的命运在当时不但应该教育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而且应该教育整个的小资产阶级。中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路是唯一的，否则就是灭亡。“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当恋爱之初子君这话说得极其自然，就是涓生所欣赏的“大无畏”。这确乎是中国的娜拉。及至后来，涓生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而且和她闲谈，“称扬娜拉的果决”，但娜拉岂由自己的情人指使着做，所以涓生在话出口之后，“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她还是点头答应着倾听，后来沉默了。”这是真实的形象。


    十四　学习鲁迅和研究鲁迅的方法


    我们要学习鲁迅实践真理。根据我们的研究，鲁迅认识因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算是早的，他一认识他就接受了，跟着青年同志们一道，要以身殉之。长期相信进化论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确非易事，比如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写的《答有恒先生》里还有这样的话：“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这只能说是一颗赤子之心说的话。他早期所做的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工作，中国人民永远纪念他的功劳，而他认为四万万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因而他不至于“死无葬身之所”。这最能说明鲁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他的思想的特点，他攻击革命的敌人，而他又不认识革命的群众。把《答有恒先生》里的话同一九三一年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比较，对我们的教育就真大，因为我们清楚地看见鲁迅受了教育，最后他认识到而且相信他正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鲁迅也并不是否认过去的成绩，他知道自己这方面的力量，所以他说“我们的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但问题的核心表示在这样的话：“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这就是鲁迅晚年的生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给鲁迅以力量。我们必须懂得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艰苦过程，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给我们自己以力量。


    我们要学习鲁迅以政治为灵魂。所有鲁迅的文章，都是为革命的事业写的，为政治斗争写的，为中国的青年写的，为要中国的青年懂得政治写的。他没有为自己个人写的东西。他的文章永远放光芒，在当时是政治的光芒，主要是揭露敌人；到今天就是教育的光芒，他为我们树立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榜样。为政治服务是鲁迅著作的灵魂。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要帮助青年接触这一颗以政治为灵魂的伟大的灵魂。


    研究鲁迅的方法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我们的体会，阶级分析的方法才真正是革命的方法。我们简直应该有运用这个方法的嗜好，然后我们对主席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的指示如呼吸于空气之中，活动于阳光之下，因而获得我们自己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研究鲁迅是一块试验田。鲁迅早期的思想属于民主主义的范畴，在中国是有其革命性质的，因为有反封建的作用，他本人又从不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他充分表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宝贵性格。他的《狂人日记</a>》本来同十月革命没有关系，而这一篇反封建的檄文促进了当时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包括最早的共产党人。像一阵子的及时雨一样，鲁迅的《狂人日记》，风一吹就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形势登上了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于是而中国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主要之点是无产阶级领导。在鲁迅早期的著作里，如《狂人日记》，就是没有反映“新兴的无产者”，因为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又是革命的，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所以鲁迅早期的著作就是彻底地反封建，同时表现他是最坚决的爱国主义者。近百年来中国的爱国主义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的目标来要等待中国共产党的出世）。所以鲁迅后来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早期的“党同伐异”的伟大精神（从实际斗争中学来的）发展而为光辉的党性，最顽强地最有效地反抗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从辛亥革命以前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鲁迅同资产阶级没有联系。而他早期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这说明他的思想是受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用来批判中国的封建文化，而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本不是独立地创造文化的阶级。当他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看不见“新兴的无产者”的时候，他不免于失望，因为找不到革命的力量。他晚期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表现了他的乐观主义，就是相信群众的力量。我们通过对鲁迅这个具体人的研究，就可以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价值和创造意义，所以然是经过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的，鲁迅就代表了小资产阶级，代表了资产阶级文化在中国发生的革命的作用，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鲁迅从来没有依靠它，在中国“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是革命阶段论，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有鲁迅的杂文和小说都作了反映。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伟大代表人之转入社会主义文化、共产主义文化，那更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只要从鲁迅的勇于自我改造便可知道，在当时他深以“左翼作家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为可惜，这说明不断革命论。指导我们的自始至终是阶级分析的方法，鲁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处处表现他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鲁迅的方向说明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发展到今天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


    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到一件事，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其最大的幸福，因为有党的领导。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的知识分子，如赫尔岑，正是没有这个幸福。我们读列宁论赫尔岑的怀疑论和悲观论的话：“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纪念赫尔岑》）鲁迅的思想不也曾表现悲观失望的情况吗？他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经历了五四后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而其时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日趋于成熟，鲁迅终于成为共产主义者。这说明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党的领导与作家的进步的关系。鲁迅没有列宁所说的赫尔岑的“不幸”，他有中国人民共有的幸福。还有，鲁迅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一样，他早期并没有农民革命的思想，最正确的说法应该说他早先是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最后是共产主义者。列宁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因此，我们不同意有些论者把鲁迅也称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不符合鲁迅思想的实际，也不符合鲁迅所处的时代的实际。鲁迅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农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