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阿Q正传”

    1


    作者的“国民性”的思想


    在《伪自由书</a>》里有一篇《再谈保留》，在这篇文章里鲁迅</a>曾说道：“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a>》，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这“国民的弱点”的另一个名词是“国民性”，也是鲁迅自己用的。所以我们应该说鲁迅写《阿Q正传》的思想正是他早期的一个中心思想，即“国民性”的思想。


    鲁迅把他所谓的“国民性”在《阿Q正传》里概括为精神胜利法，虽然还有别的东西，然而精神胜利法是最主要的。在鲁迅的杂文里本来有许多就是讲精神胜利法，他认为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如在《论睁了眼看》里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藉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这里面说到“亡国”，说到“光复旧物”，很显然是指中国屡遭异民族的侵略的历史说的。同时，如我们在讲鲁迅杂文时已经指出，鲁迅所谓“国民性”，按其实质是指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这里说的“怯弱”、“懒惰”、“巧滑”、“满足”、“堕落”就都是的，是对统治阶级专用的形容词，丝毫没有疑问。鲁迅因为当时还没有阶级观点，他把他所憎恶的阶级性认为是“国民性”，而且他是从爱国主义的感情出发，我们是很可以理解的。《阿Q正传》在两章“优胜记略”之后总结阿Q的胜利（其实是失败的反语）便写道：“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思想就是“国粹”的思想，“国粹”的思想就是亡国的思想，这是鲁迅在《热风》的集子里大声疾呼的。


    “精神胜利法”，我们只要稍为思索一下，与劳苦大众显然是不相干的。鲁迅当时以及后来对此有过深刻的反省，他反省到自己，他不敢说他自己是否也包含在他所暴露的“国民的弱点”里面，如我们所引的《再谈保留》的话。他又要求一般读者反省，如《答〈戏〉周刊编者信》里面说：“果戈里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鲁迅这话的意思也就是要求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反省。我们认为指出这一点很重要，鲁迅所谓“国民性”，不但按其实质是指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在鲁迅自己再作思考之下，反省之下，不是想到自己，就是想到作为读者的一般知识分子，决不是想到工农大众身上去。实生活当中的阿Q其人，鲁迅当然是想到的，如《〈阿Q正传〉的成因》里说，“阿Q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在《阿Q正传》里鲁迅告诉我们阿Q“没有固定的职业”，在《〈出关〉的“关”》的杂文里他又明说“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作者以小城市中这样的阿Q作为模特儿来说明他的意思，即“国民性”（我们认为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性）的思想，是可以的。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则与“国民性”，精神胜利法，决不能说有相干之处。当然鲁迅当时没有阶级观点，然而鲁迅的思想是经得起分析的，我们分析鲁迅所有的文章，他所说的“国民性”按其实质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性。


    2


    “阿Q正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因为是半殖民地，所以要反对帝国主义。因为是半封建社会，所以要反对封建主义。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的，本国的封建主义是外国帝国主义在这个国家里面的基础，所以反封建主义又同反帝国主义分不开。这在我们已经成了常识。这个道理在最初却是极不容易发现，在中国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时才发（现）了这个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真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中国的爱国主义者，都要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要在两个敌人的面前受考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鲁迅是最经得起考验的，他痛恨精神胜利法，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的表现。只是他最早不能懂得阶级分析方法，他把像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怯弱、懒惰、巧滑、满足、堕落的劣根性叫做“国民性”，他揭露它，无非是希望中国发愤图强。就在一九二五年他写的《忽然想到》的题目里还有一条“还是一无所有”，我们在讲鲁迅的杂文时曾抄引过，现在把这一条再抄一遍：


    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这还是鲁迅认为精神胜利的危险。这正是五卅时写的。所以我们说鲁迅写《阿Q正传》，是从满清以来半殖民地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而中国的统治阶级，既堕落，又满足，表现了一种阿Q主义，故鲁迅用一个小说人物的形象暴露之，这应该是合乎鲁迅思想的实际的。


    《阿Q正传》的故事却写的是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鲁迅虽然因为世界观的局限性没有写出新兴的工人阶级来，主观上他不知道中国的希望到底在哪里，但他对于地主阶级表示他的真正的憎恶，客观上就是揭示，中国的问题不是“国民性”的问题，是推翻封建主义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主义，是同时的。《阿Q正传》反映鲁迅思想的特点，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3


    阿Q不是农民的典型


    就研究鲁迅的思想说，与问题的本质无关而属于一个表现性的问题，就是阿Q是否是农民的典型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属于表面性的问题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仅仅是从字面上来的，因为在《阿Q正传》里，未庄是“乡下”，阿Q不是城里人，他在未庄给人做短工，那么从字面上联系起来，阿Q当然是农村中的雇工了。这就是表面性的问题。其实鲁迅笔下的“乡下”，每每是从广义说的，在《一件小事》里他就说“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这个“乡下”就指绍兴城。表面性的问题应该没有多加讨论的必要。现在这个问题在我们研究鲁迅的过程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许多论者都认为阿Q是农民的典型，而且认为鲁迅就是要写一个具有精神胜利法的落后的农民的典型，因为精神胜利法是各阶级所共有，写农民阿Q就是鞭策农民。有的论者又认为鲁迅当时已提出了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样，问题就太大了，确实应该分析清楚。我们先总地提一个意见，如果说精神胜利法是各阶级所共有，那么工人阶级有没有呢？鲁迅写农民阿Q，为什么不写一个工人阿Q呢？鞭策农民阿Q，就不鞭策工人阿Q吗？而且，说着各阶级共有，那么鲁迅已经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了，不然怎么叫做“各阶级共有”呢？这样的“阶级分析方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不是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方法，最重要之点是贫苦的劳动人民是革命的！


    下面我们用两个题目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


    鲁迅当时的思想不可能提出农民问题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引斯大林的话指示过我们：“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毛主席又说：“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很明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在早期他的思想里不可能有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农民问题。就拿小说《故乡》来说，鲁迅是这样总结农民闰土的景况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这说明农民问题的不容易认识，因为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根本矛盾是地租，鲁迅没有指明出来。鲁迅早期反封建是反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他不能从封建剥削上提出农民问题，他倒是从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出发提出妇女与儿童问题。在《灯下漫笔》里，引了《左传</a>》的“人有十等”，他认为被奴役的“台”同统治阶级一样地是男子当权，“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他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其〔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非〔分〕！”鲁迅本来是一个叛徒，是“不安分”，就是说他的立场总是光明的，但因为缺乏阶级观点，言论就有不得要领的地方，离无产阶级提出的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还要经过质变，我们对此必须分析清楚。决不能说鲁迅早期思想里有农民问题。他的小说《祝福》也正是他思想里没有农民问题的证明。他有的只是妇女问题。如果他思想里有农民问题，他就不写《祝福》这样的小说，写而故事也一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分析《彷徨》里的《祝福》，祥林嫂前后两次的夫家都是农民，最后一次“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是当时农村里可能有的事情，但这不属于中国社会的本质方面，写了来反而显得祥林嫂的死由与她的夫家更有直接关系，也就是与劳动人民有直接关系。总之农民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提得出来，鲁迅在写《阿Q正传》的时候是望不见的了。在《阿Q正传》里，鲁迅对阿Q的革命是取着讽刺态度，借静修庵老尼姑的口说了出来。那天下午阿Q到静修庵。“那还是上午的事。赵秀才消息灵，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为老尼姑来阻当〔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这是讽刺秀才和假洋鬼子“革命”。阿Q下午来静修庵，“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打到黑门上生出许多麻点的时候，才听得有人来开门。


    阿Q连忙捏好砖头，摆开马步，准备和黑狗来开战。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并无黑狗从中冲出，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


    ‘你又来什么事？’伊大吃一惊的说。


    ‘革命了……你知道？……’阿Q说得很含胡。


    ‘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老尼姑两眼通红的说。


    ‘什么？……’阿Q诧异了。


    ‘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谁？……’阿Q更其诧异了。


    ‘那秀才和洋鬼子！’”老尼姑第一句问阿Q“你又来什么事？”在阿Q当然以为是她记得他春天来了，其实她不是的，她是“两眼通红”，她以为“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所以“你又来什么事”，所以“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在这里“你们”这个代名词分明是包括秀才和假洋鬼子和阿Q。鲁迅当时的思想里如果有农民问题，在小说里他怎么会讽刺农民（许多论者认为阿Q是的）要革命呢？鲁迅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讽刺投机的革命家，他认为阿Q也是的，所以当时有人认为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鲁迅答复这个问题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阿Q正传〉的成因》）他明明地没有把阿Q当作农民阶级的农民看待，因为他的思想里本没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农民问题。


    二


    阿Q的形象不是农民


    我们从阿Q的整个形象看，阿Q是不是真的贫雇农？不是，完全不是的。鲁迅以“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贯穿阿Q的整个形象，开始是这样：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


    “哙，亮起来了。”


    阿Q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


    阿Q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这时候，只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但上文说</a>过，阿Q是有见识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再往底下说。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鲁迅在讽刺阿Q的同时也讽刺“未庄的闲人们”，因为两方面都是“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但这个未庄偏有这么多的“闲人”，其中茶馆</a>酒肆的空气很重，不像什么农村。一定要说阿Q是农民，是落后的农民的话，那么鲁迅为什么存心要这样写农民？岂不是怪事！接着是：


    阿Q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


    “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a>，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又是“闲人”的事。而且作者连到“状元”头上去了。在鲁迅小说的空气之下，把阿Q第一和状元第一相关联，是很有风趣的，小说的倾向性也是很强的，鲁迅讽刺阿Q也讽刺状元，原因是鲁迅写阿Q并不是写一个农民。如果一定说鲁迅是写一个农民，那我们认为小说的一切都失败了，这样写农民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也写得太不真实，首先没有作为农民阶级的农民的共性，当然也不能谈阿Q这个农民的个性。未庄也不像什么农村，一见面相互都是“闲人”。


    接着写赌摊，写阿Q押牌宝，我们抄“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的一回：


    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Q的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迭。他兴高彩烈得非常：


    “天们〔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那里去寻根柢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了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在这里，阿Q当然是“本村人”，而“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这岂不是说未庄只有阿Q一个人在这里押牌宝？其实作者是故意弥缝这一句，实际未庄并不是农村，(阿Q也不是农民，“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如《〈出关〉的“关”》所说。然而“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的形象的阿Q写得极其真实，只要读者不拘泥他为农民的话。把这个形象当作农民，这个形象反而不真实了，首先他不能表现农民的共性，当然也就不能谈有农民阿Q的个性，个性必须在共性的基础之上。


    接着写阿Q和王胡打骂，我们完全抄下来：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然而非常渺视他。阿Q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


    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


    阿Q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很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响。


    他癞疮疤块块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


    “这毛虫！”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鲁迅的小说，每每是在一番叙述之后，就插进人物说话，而“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里阿Q和王胡的一人一句就是好例子。对于说话时的动作也真是描写得无以复加。我们再抄下面的话：


    “谁认便骂谁！”他站起来，两手叉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


    阿Q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跄跄踉踉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这句话是孔乙己式的话，说出来合乎鲁迅所塑造的阿Q的人格，但要不拘泥他是农民的形象。


    接着写阿Q挨假洋鬼子的打，我们读：


    这“假洋鬼子”近来了。


    “秃儿。驴……”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


    拍！拍拍！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鲁迅在这里深刻地讽刺“忘却”，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件祖传的宝贝”，这显然与贫雇农无关，拿来写贫雇农就太不真实了。然而鲁迅所写的阿Q的形象极真实，我们谁读着都感得他的人物是从实生活来的，他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问题本来是非常明白的。


    鲁迅刻划阿Q精神还表现在阿Q画花押和临刑唱戏上面，都是鲁迅的最沉痛的文章。我们读：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a>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


    这依然是精神胜利！在“优胜记略”章的最后一句是：“他睡着了。”现在也是“于是他睡着了。”这里的形象决不是农民的形象！如果真是写农民，写农民在大堂上画花押，那就只需要这样的句子：“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这就悲愤极了。又好比被剥削了文化权不认得字的农民，在他被处死刑以前给他一张纸，一枝笔，他说着：“我……我……不认得字。”那就是最沉痛的文章，不需要更多的句子。然而鲁迅写阿Q的画花押也是极沉痛的，因为阿Q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这个形象又极真实，鲁迅刻划出来“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


    再读阿Q临刑唱戏：


    他省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嚓”的去杀头。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马蚁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见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这不还是精神胜利法吗？我们读着感得鲁迅写得太沉痛了。他当时没有阶级观点，他是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他认为中国人（这三个字是鲁迅常用的名词，这里面没有排斥作者自己）不应该这样，他认为一切所谓“国粹”都是这样！当然，我们只要稍一思索，没有贫雇农是像阿Q的，鲁迅在这里本不是写农民。若说写农民，鲁迅是会写的，如写《故乡》的闰土：“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就在《阿Q正传》里也给我们写了两个关在监狱里的农民的形象：“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鲁迅把这两个农民的形象刻画得多么深刻呵！阿Q的形象当然是深刻的，但他不是农民的形象。


    阿Q的形象是小市民的形象。事情本来是如此。未庄不是真正的农村，同鲁镇一样，是鲁迅所熟悉的绍兴的代替词，所以在它里面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农民，都是些“闲人”。阿Q正是城市里的流浪雇工，农民耕田的事对他并不相干，虽然他是受剥削受压迫的，所以当他奔赴静修庵时，鲁迅曾〔是〕这样写：“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这里的“村外”显然是城外的描写，阿Q不是农夫当中的数了。我们读《阿Q正传》，感觉到阿Q、王胡、小D之间有着共性，就是小市民的共性，当然，阿Q又有阿Q的个性，他不是王胡，不是小D，这一点也是非常显然的。鲁迅写的阿Q是市民当中的数。


    4


    “阿Q正传”反映了辛亥革命和批判辛亥革命


    列宁在论托尔斯泰的时候曾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么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的，鲁迅的《阿Q正传》把辛亥革命的本质方面反映出来了，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件事。


    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本质问题。辛亥革命农民没有参加，结果辛亥革命失败了。那么我们真不能不佩服《阿Q正传》的伟大的记载，鲁迅这时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艺术乃超过当时的任何历史，中国当时的历史家写不出来的东西，鲁迅的小说里有了。《阿Q正传》里记载，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城里举人老爷把箱子运来未庄赵太爷家寄存，因为革命党要进城。而革命党进了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而赵家遭抢。而四天之后阿Q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鲁迅还另外描写了两个乡下人，在监狱里。我们读：


    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


    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


    鲁迅在这里显然不是讽刺阿Q，阿Q的答话是写得极其生动自然的。鲁迅简直是鼓动阿Q造反似的。革命了，而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而一个乡下人因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而入狱，这便是阶级斗争。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在农村里，在政权集中的县衙门，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是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所以《阿Q正传》里面的监狱是如此。所以中国革命还要等待中国共产党起来领导中国农民运动。鲁迅小说的伟大成就，不是作者观点的绝对正确，是作者立场的胜利，每逢写到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时候，作者的立场总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方面，而在描写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场合，好比辛亥革命的县衙门的监狱里，把革命的本质方面写出来了。


    鲁迅当时的观点以为革命有真革命党有假革命党，象“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那大约是《药》里的夏瑜之类是真革命党，象赵秀才、假洋鬼子便是投机分子，是假革命党，小说里给以批判。“阿Q似的革命党”，——鲁迅也分明是讽刺的。他不能从革命的阶级这一伟大的观点出发去考虑问题。《阿Q正传》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从阿Q的形象看起来，在未庄里，独有这个流浪的雇工是欢迎革命的，他对革命的态度，足以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尽管作者没有意思把他来代表农民，但阿Q是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则毫无疑问。我们分析一下阿Q对革命的态度，从而看出辛亥革命之下被压迫被剥削者有怎样的反映，地主阶级又是怎样的反映，革命乃是两个阶级的斗争，那就如恩格斯所说的，“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怎样，也会显露出来的。”（《给哈克纳斯的信》）下面我们就本着这个意思分析。


    当城里的举人老爷害怕革命党进城，把箱子运到未庄赵家寄存，阿Q有这样的反映：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鲁迅在这里把阿Q写得太可爱，太真实，没有一句话不能代表阿Q的性格，代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心理，他好容易说出“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可惜在辛亥革命时代这种声音都淹没了，这种声音在地主阶级压迫之下真是亲切。阿Q说，“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这里的“投降”二字一点没有讽刺，只显得阿Q可爱，显得他真实，他没有法子表达他对革命的向往，（其实“向往”也是作家的词汇！）只好说“投降”了。他不知道象他这样对革命的认识是阶级觉悟。他是很荒唐的人，当然谈不上什么叫做警惕性，所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我们推想，这“一群鸟男女”，“这一种可怜的眼光”，不但使阿Q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便是作者鲁迅也是的，中国的地主阶级确是太可恶，太可恨。阿Q在革命的高潮之下没有警惕，嚷“造反了！造反了！”然而在革命完了之后他是有感觉的，他可能因此很有危险，所以“赵家遭抢之后，……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如果他没有危险的预感，他为什么“而且恐慌”呢？所以鲁迅的小说反映的辛亥革命，表示地主阶级继续压迫人民。


    阿Q嚷着“造反了！造反了！”他走过赵家的门口，“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在大门口论革命。阿Q没有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阿Q临着革命的激昂的感情，（他的感情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地主阶级临着革命的恐惧的感情，在当时社会里是真正地有，鲁迅的小说也真正地写得出。不管作者是有意的无意的，总之把真实反映出来了。


    及至“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赵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渊源，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但因为有剪辫的危险，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托他给自己绍介绍介，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洋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进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鲁迅在这里通过未庄人的意见把辛亥革命的情状极其扼要地绘画出来了，秀才通过假洋鬼子以四块洋钱买得“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洋翰林，”——这就是鲁迅批判辛亥革命。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赵太爷——地主阶级临着革命的恐惧，现在他的儿子进了“自由党”，因此他“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进秀才的时候”，这是他心里一块石头已经落了地，天下太平了，革命是假的。原来他害怕革命，他害怕革命就是害怕阿Q这样的人嚷造反，他简直怕阿Q在街上走路，——这表现着革命是阶级斗争。鲁迅现在写他“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这是多么真实地表现了社会面貌！所以此后赵家遭抢，阿Q快意——而且恐慌！四天之后阿Q被抓进县城里去了。


    《阿Q正传》写出了阿Q真正地遭受压迫，首先是赵家的压迫，他的精神确是一个受伤的人。辛亥革命使得他高兴，辛亥革命的结果又使得他害怕，在“恋爱的悲剧”里他吃饭发生问题，在革命的悲剧里他性命发生问题。鲁迅把他的阿Q的人格发展得极其真实，这一点鲁迅自己也是肯定的，所以他说阿Q的人格前后并不是两个。通过阿Q，到后来，即是在辛亥革命当中，他的精神状态有些不正常，然而也足以把辛亥革命的本质方面表现出来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要求革命，表现了革命的阶级的力量。当阿Q自认为他“投降革命党”之后——就是他承认革命，“第二天他起得很迟，走出街上看时，样样都照旧。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不起什么来；……”这就表示他对革命的认识，革命了不应该“样样都照旧”，他不应该“仍然肚饿”。他是正确的。既然“样样都照旧”，既然“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着就没有主意，“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开步，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这就是说没有办法只好同今年春天一样到静修庵去弄点什么充充饥。但春天是从后园进，“阿Q迟疑了一会，四面一看，并没有人。他便爬上这矮墙去，……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终于攀着桑树枝，跳到里面了。”现在是，“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这表示他懂得无视旧秩序了。我们认为他也是正确的。鲁迅当时当然不同我们今天分析他的《阿Q正传》一样分析阿Q，但他是真实地反映现实总是的确的。到了地主阶级赵太爷“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往下阿Q的形象表现着精神失常，他投奔假洋鬼子，他在大堂上公然说“假洋鬼子不准我！”“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等等，我们读着不显得滑稽，只觉得真实逼人，虽然精神失常，表现他的被压迫被剥削的思想感情。他认为革命应该是代表他的利益的。倘若不准他“投降革命党”，他知道在这个太可恶、太可恨的社会里他就活不下去。我们读：


    阿Q正在不平，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Q便怯怯的躄进去。他一到里面，很吃了惊，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Q曾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象一个刘海仙。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


    ……


    听着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的回顾他。洋先生也才看见：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滚出去，你还不听么？”


    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的逃出门外；洋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这里说阿Q“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是非常深刻的。阿Q的精神已经有些失常，但精神失常的原因是铁一般的社会存在反映在他的脑里迫之使然，他嚷过造反，连赵太爷都怕他，而现在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还有路可走吗？接着赵家遭抢，于是阿Q只有死路一条了。


    在衙门里，在大堂上，在官和衙役要他“招罢！”的声势之下，他说着“我本来要……来投……”的胡涂话。“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假洋鬼子不准我！”“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哪里！”“什么？……”“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鲁迅还写了一句“阿Q提起来便愤愤。”这是这个精神失常的人不能满足于精神胜利法！这是鲁迅给我们写的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悲剧。这是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


    5


    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


    我们关于《阿Q正传》的话，不是辞费，是不能不说的。关系作家世界观，关系创作方法。


    鲁迅的创作方法是由鲁迅的世界观决定的。


    什么是鲁迅的创作方法呢？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面鲁迅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在《答〈戏〉周刊编者信》里面他又特别指出《阿Q正传》的创作方法来说：“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这两番话的意思是一样，就是鲁迅小说的人物不是经过阶级分析来的。因为不是经过阶析〔级〕分析来的，所以鲁迅认为作为读者都可以通过这个小说人物联系到自己，因而教育自己。鲁迅小说人物虽然不是经过阶级分析来的，然而仍然是从生活中来的，在生活中见过或听到过，“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二心集</a>》：《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的阿Q便是这样写出来的，而且写得得心应手，“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他的“意思”便是他认为实生活当中的阿Q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而这个毛病正是他常用的名词“中国人”所共有的，所以他以阿Q作为典型，“暴露国民的弱点”，作者自己也包含在内。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件祖传的宝贝”。这就说到鲁迅的世界观上面来了。


    鲁迅早期的世界观可以《〈草鞋脚〉小引》里面的一句话来说明白：“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这说明这种世界观在当时还有它的进步作用，所以“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这又说明这种世界观的局限性，其所谓“人性”（很明白，它与修正主义的“人性论”绝不是一个东西！）就是“国民性”，是“旧的成法”所造成的，所以阿Q精神是“祖传的宝贝”，人类社会之异于生物界，只因为有“祖传”的东西罢了，这就是生物进化论的世界观，在人类社会里排除了阶级意识。


    鲁迅本着生物进化论的世界观创造小说人物，当然也就不知道有阶级分析方法，他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而且从鲁迅的许多别的话联系起来，他所谓“读者”仅限于知识分子。从问题的实质说来，鲁迅的这一点倒是正确的，因为如我们所分析，他所谓“国民性”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与工农大众本不相干。


    以上的问题，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当然一一都作了解决。首先是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他说的“转而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是切切实实地联系了自己的实际的话。“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这说明鲁迅认识了有新的方法。他虽没有说明新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只要联系到这样的话：“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上海文艺之一瞥》）这就是要重新研究，更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就是鲁迅开始注意于阶级的分析。我们认为鲁迅对阿Q的描写是没有错误的，就因为他本没有把阿Q当作农民阶级的农民来写，阿Q是一个市民。如果真是当作农民来写，那绝大的篇幅都是“不必要的滑稽”，如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说那第一章的话，——对农民的“不必要的滑稽”就是错误的描写！到现在，我们读《阿Q正传》，有一点“滑稽”空气吗？没有，读起来只是感到作者的沉痛的感情。鲁迅后来对“读者”的观念也有变化了，“读者”是有阶级性的，如他说：“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这话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其实是为本阶级的读者写作的，鲁迅的写作《阿Q正传》正合乎这个规律。


    无产阶级的作家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如果不用阶级分析方法，那是不可想像的。阶级分析方法是要指出革命的力量来，如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做的那样。作家就“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主席《讲话》）因此，作为“读者”的对象就是人民群众，具体地说就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所有这些，都与鲁迅创造《阿Q正传》的情况有根本的歧异，即资产阶级世界观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歧异。如果我们判定鲁迅写阿Q是写农民阶级的农民，鲁迅在《阿Q正传》里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那就等于否认世界观的决定作用了，而这是不可能的，作家的世界观正是作家的阶级烙印。经过我们对《阿Q正传》的分析，问题明若观火，鲁迅是旧的世界观，旧的创作方法。


    然而我们认为《阿Q正传》是现实主义的杰作。《阿Q正传》之为现实主义的杰作，我们仍然是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的。鲁迅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鲁迅从欧洲资本主义文化吸取民主主义，因而他在中国反对封建主义；中国在历史上屡遭异民族入侵，近百年来更抵抗不住西方强国的侵略势力，因之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在鲁迅又极重。鲁迅的反对“国粹”的思想，正是从他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来的。还是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说的话：“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小资产阶级作家鲁迅就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他的《阿Q正传》，到今天还是经得起我们分析的，他的要求中国革命的热情，他对“国民性”的揭露正是他所憎恶的本阶级的阶级性的揭露，他的立场总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方面。


    6


    两种讽刺


    鲁迅早期反封建是用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观点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他不能辨别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因而把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混在一起，这个情况反映在鲁迅小说和早期杂文里。这是一。


    鲁迅的立场总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上面，表现他的鲜明的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思想感情，我们读鲁迅小说和杂文，都是如此。这是二。


    因为上述两种情况，在《阿Q正传》里乃有两种讽刺。我们拿《阿Q正传》同《风波》作比较。在《风波》里只有一种讽刺，就是从上述一的情况来的。《风波》里的人物有两种，一种是七斤、七斤嫂、九斤老太、八一嫂、六斤，是农民的一面；一种是有遗老臭味的赵七爷，虽然同《阿Q正传》的赵太爷的身份有些不同，但代表乡绅一流的人物。而鲁迅对两种人物的讽刺是一视同仁，通过张勋复辟几天之内的“风波”。《阿Q正传》对静修庵“革命”一段的描写同《风波》是一样，鲁迅对赵秀才、假洋鬼子同对阿Q的讽刺其性质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上有些差异。《风波》写辫子而已，没有展开到阶级斗争上去。《阿Q正传》在客观上写的是阶级斗争史，于是有鞭策阿Q的讽刺，作者完全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阿Q的立场上，同讽刺地主阶级就显然不是一回事了。如写阿Q挨假洋鬼子的打：“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这就讽刺得利害。这就是告诉阿Q：“这是打在你的头上！”而阿Q“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这就讽刺得利害。这就是告诉阿Q不应该“忘却”！《华盖集</a>》里面有一篇《忽然想到》，在那里鲁迅写道：“康圣人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也。”这就是鲁迅讽刺本阶级，对被讽刺者不存什么希望。


    我们再看鲁迅讽刺阿Q的“求食”。“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鲁迅明明是告诉阿Q应该求什么东西。


    7


    鲁迅自己关于《阿Q正传》的话的分析


    鲁迅在一九三三年的《再谈保留》和一九三四年的《答〈戏〉周刊编者信》两篇文章里关于写《阿Q正传》的目的的话是一致的，他是把他早期常用的名词——“中国人”的毛病揭露给中国的读者，他认为谁都应该反省，他自己也在内。从鲁迅的思想来分析，以及根据他当时用的“读者”这个名词的内容，在“中国人”这个名词内，虽然他不可能说明白不包括工人和农民，按其实质是不包括工人和农民的。像阿Q、王胡、小D等城市里的市民，鲁迅当然不排斥在内，所以《阿Q正传》的阿Q就有那么些毛病。重要的是一点，鲁迅写阿Q不是为讽刺阿Q而讽刺阿Q，是教育作者本阶级的读者。


    好像有一个矛盾。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的序里，鲁迅把“百姓”和“圣人之徒”分开了，他明明是把阿Q当作一个百姓来写，写出他的沉默的灵魂来。《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面他又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话应用到《阿Q正传》上，岂不十分恰当，阿Q正是一个不幸的人。我们认为这仅仅是词句上的矛盾，分析鲁迅的思想感情，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只能说明一个一致。分析鲁迅的思想感情，百姓和圣人之徒，他总是分开的，所以在《阿Q正传》里，阿Q和赵太爷他分开了，表现在作者对他的小说人物爱憎分明。然而在词句上有些地方他又不能分开，比如《阿Q正传》里他写“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我们能因此说《阿Q正传》同俄文译本《阿Q正传》的序有矛盾吗？不能。没有比这句话更能反映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复杂思想感情的：“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同“国粹”、“中国精神文明”等指的是一个东西，明明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百姓“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就是思想上也受了统治阶级的统治。鲁迅要替百姓写出来！他写了一个阿Q。词句上有矛盾的地方，在《阿Q正传》里作者写着阿Q那思想“样样合于圣经贤传”，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只能说明一个一致，就是鲁迅的人民的立场是在任何时候坚定不受动摇的，又因为观点上缺乏阶级分析，分不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有时又分出来了。鲁迅不可能写一个“圣人之徒”作为他对“精神上的胜利法”的讽刺的对象，因为讽刺他就是鞭策他，就是同他站在一个立场上。然而鲁迅的《阿Q正传》，明明是因为中国从满清以来处在半殖民地地位，鲁迅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讽刺“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首先是讽刺“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荒谬。而他的小说人物只能是阿Q，一个被压迫被剥削者。因此，在俄译本《阿Q正传》的序里，对着“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说话，他把“圣人和圣人之徒”作为他所反对的，他以阿Q代表中国的百姓。当然，还是缺乏阶级观点，所以他说他“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以阿Q的传记概括“中国的人生”，显然就不是对中国社会作阶级的分析。


    对于《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面的话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就是鲁迅所谓“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是指着城市的市民说的，如《药》里的华老栓，《明天》里的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阿Q也正是的。若工人和农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人，鲁迅当时虽没有这个伟大的观点，但在他的思想范围里决没有把劳动人民作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倾向。就是《风波》里的七斤，鲁迅也是这样写的：“七斤虽然住在农村，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从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锄头柄了”。像《阿Q正传》所写的监狱里的两个乡下人才是真正的农民，这两个人的形象就不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形象；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健康的形象。阿Q确乎属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之类，他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但如果说鲁迅是为疗救这个不幸的阿Q而写《阿Q正传》，显然不合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了。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是鲁迅自己说的：“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8


    “阿Q正传”的语言和小说技巧


    无论小说和杂文，鲁迅的表现方法一概是白描。然而在鲁迅杂文的语言里常常夹些成语进去，如他讽刺当时自以为识路的“导师”，他写着：“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这里面用了“而立”这个成语代替“三十”。又如他不屑于作某些事情的研究，他写着：“但这都听凭学者们去干去，我不想来加入这一类高尚事业了，怕的是毫无结果之前，已经‘寿终正寝’。”这里面用了“寿终正寝”代替“死”。很显明，这种用法加强了他的杂文的讽刺作用和战斗作用。小说的语言主要是表现形象，表现形象就完全以白描为能事，不需要象杂文那样说反话，所以鲁迅小说的语言是道地的规范化的白话，简直同杂文相反，以不夹用成语为原则。独有《阿Q正传》是例外。《阿Q正传》里写未庄人对阿Q做偷儿，先是“敬而远之”，后来是“斯亦不足畏也矣”，写阿Q的年龄也是“他将到‘而立’之年”。这是从杂文带来的空气。因为《阿Q正传》最初是为报纸的“开心话”栏写的，作者不是真正地在那里写小说。连忙乃把它当作小说来写。我们现在论《阿Q正传》的语言，是从小说语言的角度来看，其同杂文夹用成语一事，先在这里把它指明一下。


    我们认为《阿Q正传》的小说语言有三件事我们应该学习，一是形象写得生动正确，二是词汇用得亲切自然，三是充分发挥了汉语的长处。现在把这三件事分别说明之。


    首先看鲁迅笔下的形象。如写阿Q赌钱输了，“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又如戏台底下他赢了又给人抢去了，这样写：“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迭。他兴高彩烈得非常：


    ‘天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这种形象就叫做生动，就叫做正确。生动不容易，生动而正确就真不容易。生动尚容易夸大，生动而正确就是不夸大。


    又如阿Q向吴妈下跪说着“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之后，他找不着工作做了，肚子饿了，只好到老主顾的家里去探问，这家里“一定走出一个男人来，现了十分烦厌的相貌，象回复乞丐一般的摇手道——


    ‘没有没有！你出去！’”这是在“生计问题”章里。在恋爱的悲剧之后，在生计问题之下，阿Q真是狼狈不堪，鲁迅小说所描绘的这个形象再好没有了，就是生动，就是正确。到了阿Q从城里回来，“中兴”以后，“这阿Q的大名忽又传遍了未庄的闺中”，“于是伊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缺绸裙的想问他买绸裙，要洋纱衫的想问他买洋纱衫，不但见了不逃避，有时阿Q已经走过了，也还要走上去叫住他，问道：


    ‘阿Q，你还有绸裙么？没有？纱衫也要的，有罢？’”这个形象比起前面男人十分烦厌的相貌来，不能算第一，也算第二了。


    又如写阿Q和小D互相拔辫子，“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进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约半点钟，——未庄少有自鸣钟，所以很难说，或者二十分，——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额上便都流汗，阿Q的手放松了，在同一瞬间，小D的手也正放松了，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丛去。


    ‘记着罢，妈妈的……’阿Q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罢……’小D也回过头去说。”是生动正确的描写。在“同时直起，同时退开”的形象之后连忙接一句“都挤出人丛去”，把许多人围着看的情形都写出来了，同在赌摊挨打爬起来连忙接一句“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一样地不容易写，然而鲁迅写得极容易。还有，阿Q，小D挤出人丛彼此回头说了一句话，同阿Q骂王胡，王胡回骂阿Q一样地是鲁迅会写对话，即是在一番叙述之后再由人物的极简单的对话把形象表现得生动，如闻其语，如见其人。


    又如写阿Q逾墙走进静修庵的菜园，发现一畦老萝卜，“他于是蹲下便拔，而门口突然伸出一个很圆的头来，这分明是小尼姑。”把不久前受了阿Q的欺侮的小尼姑的形象该写得多么好！小尼姑不敢近前，老尼姑出来了，责备阿Q不该偷萝卜，阿Q胡乱回答她，“阿Q没有说完话，拔步便跑；追来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这本来在前门的，不知怎的到后园来了。”鲁迅的语言不多，而来得极快，黑狗的神速如在纸上！“黑狗哼而且追，已经要咬着阿Q的腿，幸而从衣兜里落下一个萝卜来，那狗给一吓，略略一停，阿Q已经爬上桑树，跨到土墙，连人和萝卜都滚出墙外面了。只剩着黑狗还在对着桑树嗥，老尼姑念着佛。”多么生动而正确的形象！


    在第二次，即在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的时候，阿Q再到静修庵去，“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打到黑门上生出许多麻点的时候，才听得有人来开门。”这种描写，把里面的人，把外面的人，把庙，都写出来了。里面的老尼姑，知道她的庙门再不能打，就出来了。接着一段又真写得好，出乎阿Q的意外，也出乎读者的意外，也就是作者“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话，就是形象真实。“阿Q连忙捏好砖头，摆开马步，准备和黑狗来开战。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并无黑狗从中冲出，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当老尼姑从门缝里告诉阿Q赵秀才和钱洋鬼子已经来“革过一革的”之后，“阿Q很出意外，不由的一错愕；老尼姑见他失了锐气，便飞速的关了门，阿Q再推时，牢不可开，再打时，没有回答了。”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的表达作用，什么都能表达，只怕作者自己的脑子里没有生动的东西要表达。阿Q这时关在静修庵的大门外，该写得多么好！


    我们再看阿Q关在监狱里的形象。“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根据阿Q自己之所见，他“被搀”，他被“推”，他“跄踉”，那间屋子小，栅栏门是整株树的编织品，他的身子刚推进去，这个门就阖上了，所以跟着他的脚跟！屋里面没有窗户，一面是栅栏，三面是墙，乍进去眼前是黑的，“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我们读了这种文章，真感得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种艺术能够无微不入什么东西都写得下来！


    二是鲁迅用的词汇亲切自然。如写阿Q在戏台底下一心赌钱，这样写：“做戏的锣鼓在阿Q的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舂〔桩〕家的歌唱了。”这里“在耳朵里”与“在十里之外”读起来多么妥贴，真令人感得语言之可爱。又如在“生计问题”章里，“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但至今还没有见；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这里面的“拾得”，“没有见”，“寻到”，“四顾”，“空虚而且了然”，真把意思都包括尽了，干净极了，亲切极了。又如写阿Q在那监狱的屋里了，“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这里面的“忐忑”，“不很苦闷”的“苦闷”，以及“比这间屋子更高明”的“高明”，都是经过很好的选择的形容词。又如写阿Q画花押，“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枝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这里面的“送到”面前，“塞”在手里，以及阿Q“吃惊”，“魂飞魄散”，写起来极容易，语言的力量有千钧之重！还有，“他的手和笔相关”的“相关”，用得多么自然，在意义上真是亲切。


    写赵家遭抢之夜，遭抢之后，“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象羲皇时候一般太平。”这里把寂静真写得有趣。这里的“象羲皇时候一般太平”，以及笔在手里阿Q“魂飞魄散”，真显得鲁迅会利用成语，没有比这更好的词汇了，亲切而自然。


    鲁迅对状词的运用极有分寸，也值得我们注意。他每每通过状词把某一种环境同人物的心理都刻划出来了。好比阿Q欺负得小尼姑哭，阿Q就“哈哈哈！”在这个“哈哈哈”之下鲁迅写着：“阿Q十分得意的笑。”酒店里的赏鉴家们也“哈哈哈！”在这个“哈哈哈”之下鲁迅写着：“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后者的笑为什么要少一分呢？应该要少一分的，这一分表示他们赏识阿Q去了，他们也就是“十分得意的笑”。总之这两个“哈哈哈”不雷同。又如在“恋爱的悲剧”里，“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阿Q两手去抱头，拍的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一些痛。他冲出厨房门，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这里面指节很有一些痛的“很”字，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的“仿佛”，都用得极真实，阿Q因为是冲着要出去，而背上之痛又确不如指节之痛不可当，故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了。又如“赵家遭抢之后，未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这里两个“快意而且恐慌”，其程度与性质并不同，作者都给我们表现出来了，只是因为分别用了两个状词，一个“大抵”，一个“也”字。


    第三件事我们说鲁迅的语言充分发挥了汉语的长处。这本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事，岂有汉语作家而不发挥汉语的长处的？实际上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一般作品上的语言，因为表面上讲“语法”的原故，读起来乃不顺口，——不顺口就是不合乎汉语的习惯，也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汉语语法来。回头我们读鲁迅的文章，乃发现鲁迅的语言，如他自己说的，“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阿Q正传》就是令我们读得顺口，也就是鲁迅充分发挥了汉语的长处。我们举几个显著的例子。鲁迅是很考虑到语法的，好比他写有这一句：“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就照欧化语法讲起来，这句话是完完全全地有规则的句子，同时鲁迅的这句文章读起来最顺口，也就是合乎汉语语法，也就是鲁迅造句要发挥汉语的长处。到了这样的句子：“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我们读着就有些感慨了，鲁迅的这种好语言，也就是汉语的好处，我们现在的作家的作品里日见其少了。大家一见认为合乎语法的句子我们不举例，我们举几句读起来最顺口的句子，最生动的句子，如：“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这里面因为加标点符号的原故，好象是新式句子，其实是道地的汉语。又如：“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这是写王胡捉虱，在旧小说里可能不说“两个又三个”，而说“两个又一双”，总之都是好语言。又如赵家遭抢，阿Q可能是听得枪声，鲁迅这样写：“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又不是爆竹。”这表现汉语的长处。我们再举下面的一段：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得精光象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象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


    象这样的叙述的语言，生动不用说，也不会有意义不明白的顾虑——意义是非常明白的！简单地说是读起来顺口，读起来顺口就是听起来入耳，听起来入耳就是合乎汉语的规律。象这一段话里面，是有许多汉语的规律可寻的，我们不能多说。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在现在作家的作品里，反而少有鲁迅这样顺口的语言，原因仿佛是受了欧化语法家之累！


    以上是关于《阿Q正传》的语言我们要说的话。其次，我们从《阿Q正传》来看看鲁迅写小说的技巧。我们想提出两件事，一是刻划人物，一是结构。


    关于刻划人物，我们只谈次要的人物，主要的阿Q我们就用不着再谈。把这些次要人物刻划的方法指明出来，鲁迅写人物的本领我们就差不多懂得了。先看吴妈。我们读“恋爱的悲剧”章里下面的四段：


    “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


    一刹时中很寂然。


    “阿呀！”吴妈楞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这里面的“一刹时中很寂然”，该多么地传神，吴妈听了万万听不到的话，简直在那里思索其意义！突然“阿呀！”，突然发抖，突然往外跑，后来听得哭了。后来又由阿Q眼中写出：


    少奶奶正拖着吴妈走出下房来，一面说：


    “你到外面来，……不要躲在自己房里想……”


    “谁不知道你正经，……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邹七嫂也从旁说。


    吴妈只是哭，夹些话，却不甚听得分明。


    这里把少奶奶也刻划出来了，她怕吴妈在房里寻短见，那么就连累了她赵家。把专门替赵家办事的隔壁的邹七嫂也刻划出来了。而对吴妈更有补充，她哭不用说，其中“夹些话，却不甚听得分明”，是真会刻划，可怜的她是要替自己辩白，针对着邹七嫂的“谁不知道你正经”的话。


    关于邹七嫂后面还有补充，就是，“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伊们一见阿Q走来，便个个躲进门里去。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而且将十一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


    关于少奶奶即秀才娘子后面也有补充。阿Q从城里回来以后，赵太爷要向他买便宜东西，“‘阿Q，你以后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尽先送来给我们看，……’


    ‘价钱决不会比别家出得少！’秀才说。秀才娘子忙一瞥阿Q的脸，看他感动了没有。


    ‘我要一件皮背心。’赵太太说。”这里当然刻划了好几个人物，我们提请注意的是少奶奶即秀才娘子。能够有几许的文字？人物太清楚了。鲁迅刻划人物的方法，都是少少的叙述，再加上人物的声口，如他自己说的，“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关于吴妈，最后还有，就是阿Q在枪毙以前，在游街示众的车上，“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现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工了。”“车子不住的前行，阿Q在喝采声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似乎伊一向并没有见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少少的叙述把在城里作工的乡下的吴妈完全刻划出来了。


    关于静修庵的小尼姑和老尼姑，也都是用同样的刻划方法，少少的叙述，短短的插话。如阿Q望见小尼姑来了，“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


    ‘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这真是小尼姑，一句话把她就写出来了。及至阿Q走近去，摩她，笑她，鲁迅又用他的惯用的刻划方法“‘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阿Q又拧她的脸，旁边酒店的人又大笑，“‘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这真是乡下小尼姑的话（她们恭维人的时候是“多子多孙！”恨人的时候是“断子绝孙！”），受了欺侮只有远远地哭着说。前面的话是“满脸通红的说”，“赶快走”。老尼姑则是老于世故，当阿Q爬进她的菜园的时候，小尼姑不敢出来，“然而老尼姑已经出来了。”一句话就刻划了老尼姑的出来。“阿弥陀佛，阿Q，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阿呀，罪过呵，阿唷，阿弥陀佛！……”就是老尼姑出来的话。当秋天阿Q来革命的时候，“‘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老尼姑两眼通红的说。”这话“两眼通红的说”，真是老尼姑，她已经挨了赵秀才和假洋鬼子的栗凿，她的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已经拿去了，所以她两眼通红。所以鲁迅的叙述，鲁迅小说人物的说话，合起来是鲁迅刻划人物。


    鲁迅笔下的小D，分明同王胡是两样的性格，小D一出场就给我们认识了，然而只有极少的叙述，极简单的插话。阿Q正愤慨于小D夺去了他的饭 ，“几天后，他竟在钱府的照壁前遇见了小D。‘仇人相见分外眼明’，阿Q便迎上去，小D也站住了。


    ‘畜生！’阿Q怒目而视的说，嘴角上飞出唾沫来。


    ‘我是虫豸，好么？……’小D说。”阿Q我们当然都是熟悉的，然而我们实在是佩服小D的神气，即是说鲁迅把他刻划得好。


    便是地保，鲁迅也把他刻划出来了，首先他来得快，当阿Q正在感觉得赤膊冷，布衫留在赵家，“然而地保进来了。”“阿Q，你的妈妈的！你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简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没有睡觉，你的妈妈的！……”他能够使得阿Q没有话说，要送他加倍的酒钱。


    便是不留姓名的酒店里的掌柜也刻划出来了，“掌柜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


    ‘嚄，阿Q，你回来了！’


    ‘回来了。’


    ‘发财发财，你是——在……’


    ‘上城去了！’”阿Q在这里固然是善于回答，其所以善于回答是因为掌柜的妙问。所以鲁迅善于刻划掌柜。“掌柜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多么合乎掌柜的叙述。


    其他如赵司晨、赵白眼等，都是以极少极少的文字刻划出不同的人物来。


    再说小说的结构。结构最难的是自然，因为既然是结构，总不免有些做作，做作的东西就令读者感到不自然。《阿Q正传》的结构却是自然，读者知道某些地方是作者在那里结构，然而这结构的本身给人以艺术的欣赏了。大凡写故事总要把这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指明出来，《阿Q正传》的故事发生于未庄和县城，这两个地方的联系取得非常之巧妙，不令读者感到读到未庄又跳到县城去了，这是结构自然之一；就时间说，故事发生在宣统三年，特于第七章标明“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这一标明就不枯燥，即是说辛亥革命了，而第七章以前的故事就从这一年的春天写起，在第三章第五段标明了，“有一年的春天”，即是宣统三年的春天。而在宣统三年的春天以前倒也有了不少的故事，在第三章第四段作了一个总结，说是阿Q“得意了许多年”。所以故事的头绪是很清楚的，从未庄到城里，从春天到秋天，读者读着忘记作者的结构了，就是结构自然。


    我们举出几个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关于结构。如第五章“生计问题”写阿Q在未庄生存不下去，要到城里去，写得多么有趣：


    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来，拾起萝卜便走，沿路又检了几块小石头，但黑狗却并不再出现。阿Q于是抛了石块，一面走一面吃，而且想道，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寻，不如进城去……


    待三个萝卜吃完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


    这哪里是“结构”？这是刻划人物！（多么地象阿Q！）然而作者明明是为得故事作一转折，是结构作用。总之在大家的笔下，不为结构而结构，总要写得有趣。


    第五章的末尾已经说明阿Q要进城了，而在第六章的开始又来一枝奇兵，阿Q忽然从城里回来了，这真是出乎读者的不意，而读者读起来非常之满意：“在未庄再看见阿Q出现的时候，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人们都惊异，说是阿Q回来了，于是又回上去想道，他先前那里去了呢？阿Q前几回的上城，大抵早就兴高采烈的对人说，但这一回却并不，所以也没有一个人留心到。……”这是鲁迅的结构，这叫做“语不惊人死不休！”


    写阿Q的“进城”就是为得写赵家的遭抢，写赵家的遭抢就是为得写阿Q的被抓进城，这些都是结构的自然。而在故事中叙出赵家的遭抢来又是多么写得自然，“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待酒店要关门，才踱回土谷祠去。


    拍，吧～～～！


    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他正听，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看那人便是小D。


    ‘什么？’阿Q不平起来了。


    ‘赵……赵家遭抢了！’小D气喘吁吁的说。


    阿Q的心怦怦的跳了。……”这些地方都表示鲁迅不是为结构而结构，本来是小说的结构作用，而写起来是刻划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