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鲁迅早期思想里的矛盾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在鲁迅作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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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鲁迅</a>早期的作品，对今天的青年说，需要有一枚钥匙，才能好好地打开库藏。我们现在在这个题目之下就试着做这件事，从鲁迅早期的作品里找出普遍存在的东西来。


    我们归纳为下面的三点。


    一、如《“草鞋脚”小引》里面所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这就是鲁迅自己的思想的线索。“人性的解放”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而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性质，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期，过了时的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势力之下，它是显得非常空洞的。我们读《华盖集</a>》里的《忽然想到》（六）：


    现在，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他们活有余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


    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a>”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


    这是鲁迅早期作品的第一个特点：民主主义思想，而反映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


    二、鲁迅早期反封建是反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因为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能了解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这一规律，所以在他反封建的范围里也包括中国的农民。如《狂人日记</a>》借狂人的口说：“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大哥是地主阶级，当然是代表礼教吃人的，而鲁迅把佃户同地主阶级相提并论。这是观点上的问题，缺乏分析。但我们最要注意，鲁迅的文章在写出两个阶级对立的时候，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如狂人对大哥——也就是鲁迅站在佃户的立场上对地主阶级说的话：“……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这说明鲁迅早期作品的又一个特点：他在观点上缺乏阶级分析，而他的立场总是同人民站在一个立场上。


    三、鲁迅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因此他常常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说话。他笔下的“国民”、“百姓”，每每是指小资产阶级和一般的市民。他有“国民性”的观念，但他所谓“国民性”，按其实质主要地是指中国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也包括小资产阶级及一般的市民。他不曾具体地考虑到占绝对大多数人口的中国农民，更不用说他当时没有想到现代中国还有“新兴的无产者”。我们读《华盖集》里面的一篇《通讯》，他说：“我现在住在一条小胡同里，这里有所谓土车者，每月收几吊钱，将煤灰之类搬出去。搬出去怎么办呢？就堆在街道上，这街就每日增高。有几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见了这些人家，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


    姓名我忘记了，总之是一个明末的遗民，他曾将自己的书斋题作‘活埋庵’。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持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这里是都市居民对每月出几吊钱搬运煤灰的事引起的感慨。所谓“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显然不是大多数的国民，是鲁迅他自己这一阶层的人。就在这《通讯》前面的一篇《忽然想到》（四）里，有“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的话，其下文所引的“国民性”的具体事例是：


    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


    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


    这所说的是做颂扬清朝武功的文章的汉奸的阶级性，不是“国民性”，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并没有关系。鲁迅笔下的“国民性”，都要作阶级性看，这是我们读鲁迅早期作品必须注意的第三点。


    2


    我们分析《灯下漫笔》，作为怎样读鲁迅早期的杂文举例。


    灯下漫笔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a>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以上是在一九二五年北洋军阀时代一个“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的人发的感慨，换句话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从他自己的阶级的利益发的感慨。鲁迅特别憎恶反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所以任何时候都要讽刺他们一下，就是所谓“特殊智识阶级”，这篇文章里也就有这个名词。鲁迅所说的“乡下人”，也是“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他们也乐意收受银行的钞票，行使钞票，这些人当然不是贫雇农，这一点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北洋政府的中、交银行钞票停止兑现，于是人们“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在当时中国有英美等外国银行，这反映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当中、交钞票“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这就是《写在〈坟〉后面》里面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地〕解剖我自己”的实例。这种解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a>》，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以上是鲁迅概括过去中国的历史。用科学的话来说，鲁迅所概括的历史情况是阶级斗争史。鲁迅的这篇文章是一九二五年写的，鲁迅的思想里还没有一九二六年写的《学界的三魂》里所表现出的“农民革命军</a>”的思想，也就是说在《灯下漫笔》里鲁迅还没有很好地认识阶级斗争。虽没有很好地认识阶级斗争，但鲁迅最反对复古派以及“特殊智识阶级”一齐鼓吹的中国的“精神文明”——封建文化，所以在这文章里也就说了“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的讽刺的话。总之鲁迅没有明确的阶级斗争的观点，而他所反映的是阶级斗争的事实。鲁迅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所以他认为在历史上“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不属于“强盗”，也不属于“官”。因之他对于黄巢、张献忠的论述就不能不有偏见。他说：“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些话就表现鲁迅缺乏阶级分析，至少我们要分析“敌他的”是什么人？分明是地主阶级。“降他的”是不是就是先前“敌他的”呢？也可以说是很分明的。“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鲁迅当然不是拥护“奴隶规则”的，是主张粉碎的，但鲁迅在这里的态度还是“中立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正是农民起义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农民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改朝换代的时代。鲁迅的划分时代的语气也还缺乏积极乐观的精神，也就是不完全符合科学的分析。科学的分析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九五页）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a>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鲁迅说他也不了然“现在入了那一时代”，不完全是反话，他是不了然。“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应该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种感情，在鲁迅的笔下常有，《故乡》里“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话也就是的。我们现在受了党的教育，知道社会发展规律就是道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走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近百年史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在鲁迅的这段文章里就反映了：“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莫名其妙的战争”指当时的军阀混战，是外国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军人在中国搞势力范围因而打起来的。内战而“租界”和“教堂”比较的“稳”，这就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很显然，现代的“奴隶（的）时代”如果“做稳”了，那就不是什么“暂时”不“暂时”的话，也不是什么“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而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殖民地。所以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鲁迅在写《灯下漫笔》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朦胧地把希望寄托于“现在的青年”，到了《二心集</a>》时便完全觉悟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我们在这里又应该注意鲁迅笔下的“百姓”指的是什么人，“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很显然，这“百姓”是小资产阶级以上的人。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祐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以上就是半殖民地中国现实的反映。“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的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西洋人“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中国的军阀混战从住在中国的白人看来当然等于看把戏，所以“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当时的军阀同皇帝一样出门要清道，不许行人通过，而洋人地位在封建势力之上，所以“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这是洋人在中国也不怕绑票，绑票的孙美瑶还借他们的光。虽然他们受了虚惊，他们在中国的土匪手下，其地位是如泰山之安的。“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殖民主义者怎么会“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呢？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翻了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了，到了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大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杜勒斯之流就死不甘心地诅咒新中国</a>。所以杜勒斯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a>》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是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些话就十分明显地表现了鲁迅的立场和他的观点。鲁迅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这是决定鲁迅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因素。“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这就是鲁迅的根本精神，他站在轿夫的立场反抗坐轿的人，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但鲁迅的观点还摆脱不了旧民主主义的思想，“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他不是否认“共和”二字，是说“共和”在中国没有实现。“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是旧民主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革命必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则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状况就不能改变，这是鲁迅思想所不能及的。然而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给我们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还有我们在上文所引的“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西洋人）的时候了”等等。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是从他的伟大的立场来的，所以鲁迅从未表现过改良主义的气氛，他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当初他认为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后来他觉悟了，就是阶级觉悟，“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我们分析鲁迅早期的思想，又必须注意鲁迅早期常常把人性解放的要求同阶级斗争混淆起来，这也正是他的民主思想的表现。如他在这里引了《左传》“人有十等”的话，诚如瞿秋白</a>所说的，“他渐渐的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的层层压榨”，但说到最下一层“仆臣台”的“台”鲁迅并不休止，他更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思想上偏于要求人性的解放，就对妇女与儿童问题注意得多，在明明是讲阶级斗争的时候，把问题分散了，因之不能解决问题。这是鲁迅的局限性。


    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很明白地摆出了鲁迅早期思想里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民主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现实的矛盾在鲁迅思想里的反映，而鲁迅的作品正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