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鲁迅的政治路线和文艺实践

    中国近百年来是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中国的社会属于半殖民地的性质，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凶狠的敌人。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它一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就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党教育了全中国的人民。鲁迅</a>在一九三四年《答国际文学社问》里面也就这样说：“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这说明鲁迅把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认得清清楚楚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它的“文化”就是进步人类的死敌，它在落后的国家里比“借刀杀人”要利害得多多。然而在最早期鲁迅确曾为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所鼓动。而又因为中国社会有半封建的性质，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对反对封建文化起进步作用的还是有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历史事实证明，从五四统一战线中分裂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在中国走帝国主义的道路。不跟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战线走就一定倒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没有另外一条路。这个路线问题又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所决定的。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小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政治路线。在反对封建主义时不用说，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尖锐时刻，经得起考验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然站在无产阶级这一面。经得起考验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必然逐渐战胜了自己，最后认识在中国无所谓“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只有“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狼狈为奸企图扼杀中国人民革命。鲁迅就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最伟大的代表。毛主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这话是多么意义深长呵！


    研究鲁迅思想的发展，我们从而可以画出一根红线，鲁迅的思想是跟着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往前走的，同时他的文学活动就是顽强的政治斗争。我们在这个题目之下分作下面的三个节目来说明问题。


    1


    鲁迅全集第一次出现“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鲁迅的笔下是在五卅时期他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斗争一口气说出来的。我们读《华盖集</a>》里《这回是“多数”的把戏》这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鲁迅第一次说着“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做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对中国的绅士们深恶而痛绝之的话。接着就嘲笑反动知识分子说：“‘要是’帝国主义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这就是《鲁迅全集》里第一次出现“帝国主义”的名词。我们把《这回是“多数”的把戏》这篇文章仔细读起来，从表面逻辑看，“多数主义”、“帝国主义”都没有在文章里出现的必然性，然而其中有一种极其实际的逻辑，就是在阶级斗争中敌我分清了，鲁迅同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战，自己所靠拢的是无产阶级阵营，这真是鲁迅的伟大的思想感情的爆发！


    我们再读《华盖集续篇〔编〕》里的《无花的蔷薇》的这一节文章：


    法国罗曼罗兰先生今年满六十岁了。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a>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a>，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


    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


    “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这样把鲁迅的在中国的神圣的国土里不容许帝国主义存在的感情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在鲁迅的集子里也是第一次。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规律的反映，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帝国主义的路，“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定、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但我们必须注意，鲁迅，甚至在五卅时期，他也并没有完全打破“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这证明认识帝国主义是非常的不容易，也就是告诉我们阶级觉悟的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来后，鲁迅很写了一些杂感（收在《华盖集》里），研究这些杂感，我们可以了解鲁迅当时思想里的矛盾。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发展了，他开始感到“我们目下委实并没有认谁作敌。近来的文字中，虽然偶有‘认清敌人’这些话，那是行文过火的毛病。”（《华盖集》90页）这只能是鲁迅自己思想感情的反映，目下决不能不“认清敌人”，而到今天为止“委实并没有认谁作敌”。其实中国人民的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已经给中国人民指出来了的。就是鲁迅说着“没有认谁作敌”的这一篇杂感，开头他也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


    因此我们就觉得含冤，大叫着伪文明的破产。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


    这番话，同一九三四年《答国际文学社问》里面的话，实质是一样的，把“文明”的假面具揭下来，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很明白，帝国主义的“文明”就是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然而鲁迅在同一题目的文章里最后还有一小节，我们把它抄下来：


    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我们认为这还是鲁迅早期学西方的思想。这是鲁迅思想里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国的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作了结论，在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西方是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鲁迅早期学西方的思想是很明白的，他在《狂人日记</a>》里借狂人的口说了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这所谓“真的人”，是指西方人，鲁迅最初“委实没有认谁作敌”，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不可能。他倒是受了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鼓舞认识封建道德的“吃人”。从他认识帝国主义和反抗帝国主义这一思想发展的事实，就充分表现所有鲁迅的写作就是他的政治路线的实践，他的政治路线是跟着无产阶级走的。


    2


    鲁迅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斗争因而认识人民的力量


    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然是认帝国主义作主子，鲁迅在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斗争时因而认清了帝国主义，如我们在上节所述的。同样，鲁迅认识中国人民的力量，也是通过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斗争的过程，我们现在就研究这个事实。读《华盖集》《并非闲话》（二）的这一节：


    据说，张歆海先生看见两个美国兵打了中国的车夫和巡警，于是三四十个人，后来就有百余人，都跟在他们后面喊“打！打！”，美国兵却终于安然的走到东交民巷口了，还回头“笑着嚷道：‘来呀！来呀！’说也奇怪，这喊打的百余人不到两分钟便居然没有影踪了！”


    西滢先生于是在“闲话”中斥之曰：“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


    这样的中国人真应该受“呸！”他们为什么不打的呢，虽然打了也许又有人来说是“拳匪”。但人们那里顾忌得许多，终于不打，“怯”是无疑的。他们所有的不是拳头么？


    但不知道他们可曾等候美国兵走进了东交民巷之后，远远地吐了唾沫？《现代评论》上没有记载，或者虽然“怯”，还不至于“卑劣”到那样罢。


    然而美国兵终于走进东交民巷口了，毫无损伤，还笑嚷着“来呀来呀”哩！你们还不怕么？你们还敢说“打！打！宣战！宣战！”么？这百余人，就证明着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


    “这样的中国人，呸！呸！！！”


    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我们今天读了这一节文章，鲁迅就像在我们面前一样，我们非常之感动于他的性格。这是一件事。我们还应该研究这节文章里的这两句话：“他们为什么不打的呢，虽然打了也许又有人来说是‘拳匪’。”其实从鲁迅这时的观点上说，他还没有认识义和团反帝的性质，在他自己的文章里叙述义和团的事情也还是用“拳匪事件”字样（后期的文章里就改用“义和拳变”），然而碰到实际斗争，好比这次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斗争，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发反人民的言论，鲁迅就挺身而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他同情于义和团了。这是多么显明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代表帝国主义，一方面是鲁迅，代表中国人民。《并非闲话》（二）的这一节文章，最能说明问题，故我们首先引了来。鲁迅思想的这个转变，开始认识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认识人民的力量，是在一九二五年，我们抄《华盖集》题记的首两段：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也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思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他一方面说他在一九二五年这一年所写的《华盖集》里面的文章比《热风》收的四年的文章还要多，一方面却幽默地说“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显然，这里不是鲁迅个人的“脾气”的关系，是中国社会实际的部分的反映。《热风》的文章（以及《坟》的一部分）是鲁迅的反封建的思想在五四初期尽量表现出来，更具体地说鲁迅是本着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来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所以它在知识分子当中起了反封建的作用。《华盖集》则是鲁迅猛烈地反抗殖民主义的奴化的具体表现，并不是“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又因为鲁迅早期的反封建是反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并不是他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封建的经济基础的问题，他总不免把封建统治思想代表了“中国”，因而不认识中国人民的力量，到了《华盖集》时期，遇到势必划清敌我的阶级斗争的具体事件，就是鲁迅自己所说的“几件小事情上”，鲁迅就认清了敌我，在认识帝国主义的同时认识了中国人民的力量。


    问题就是如此摆得清楚。


    《坟》里面的《春末闲谈》，也是一九二五年写的，我们抄它的两节：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着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a>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蠃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a>”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智识阶级”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路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E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所谓“特别国情”，还有所谓“特殊智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像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下至“特殊智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轶出了前贤的范围。


    这就是瞿秋白</a>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所说的“猛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这种火焰在《热风》里是没有的。我们注意鲁迅一再说的“特殊智识阶级”，以及“上自‘极峰’下至‘特殊智识阶级’”的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认帝国主义作主子的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一样勾结封建残余，这时（一九二五年）是在北京勾结北洋军阀。二年之后就到南京投奔蒋介石</a>了。鲁迅的政治路线到这时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白，在具体的阶级斗争的事件之中他就代表人民同反动的资产阶级作斗争。


    我们再读一九二六年的《学界的三魂》（《华盖集续篇〔编〕》），把鲁迅的这一篇文章同《热风》里的杂感比较起来研究，就看出鲁迅到这时确已认识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意义，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换句话说鲁迅开始有了阶级分析的观点。同时很显然，鲁迅思想的这一跃进，是他同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战的巨大的胜利。下面是《学界的三魂》的一段文章：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话：“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些农民革命军</a>。”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乘势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这样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正确的分析，在一九二六年出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中不是易事，尤其是同《热风》时期鲁迅自己的思想比较起来。我们研究鲁迅思想的变化感得有意义的是这样的话：“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鲁迅的感情完全不像说一桩历史事件，像说自己今天切身的一件事，这表明鲁迅是多么地置身于今天的阶级斗争之中，从自己的“被谥为‘土匪’”而认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字里行间就以“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为痛苦。下文接着就说：“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意思就是替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划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下面鲁迅就发表他对中国当时社会的意见了，因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勾结封建势力而引起的：“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接着又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进步。”这些话真值得我们研究，在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有其重要意义。他当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斗争当中有深刻的感性认识，他说的“学界”，用科学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他所谓“还走着旧道路”，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勾结封建势力。他所说的“‘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其实质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农民运动。


    我们再读一九二六年他写的《写在〈坟〉后面》里面的这样的话：“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这些话，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有些愤激，因为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是批判的接受。然而我们体会鲁迅当时说话的感情是非常的迫切，而且表现他的思想的巨大的发展，他能够认识“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他的这个思想又是与“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对立起来的。他所说的“中国的聪明人”是指什么人呢？就是《坟》的题记里所说的“我的敌人”，就是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之一句话，置身于具体的阶级斗争之中，鲁迅的思想进步了，他认识了人民的力量。


    为得说明问题起见，最后我们举出《热风》里的一篇《圣武》来稍加分析，看它与《华盖集》以后的鲁迅的思想有怎样的不同。《圣武》的全文是：


    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


    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


    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嚇！”这话也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从新的说罢，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然而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因为历史的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a>，称作“圣武”，便好看了。


    古时候，秦始皇</a>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a>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现在简单地说，便只是人类中的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a>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


    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早期的反封建是以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来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他不能像中国共产党人一样从一开始就指出了中国人民的敌人之一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着农民和地主两个阶级。他说着“也有过几个人的”，实际这就是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个人主义思想在鲁迅思想里的表现。他说着“中国的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实际就是说历史上中国只有封建思想。历史上中国只有封建思想，这是不错的，因为是封建社会。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充满了阶级斗争，即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它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鲁迅在《热风》时期是没有认识的。应该说，他所谓“刀与火”，所谓“来了”，就是历史上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而他与“圣武”混淆起来（“圣武”是皇帝的另一个词儿）。刘邦，项羽，做了皇帝想成仙，死了要造坟，都是地主阶级的人物和地主阶级的事情，不能代表“中国历史的整数”。总之鲁迅在《热风》时期以封建统治思想代表了中国历史，又以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来反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思想，到了《华盖集》时期他的思想进步了，他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农民。


    附说一事，《圣武》篇末“新世纪的曙光”有些论者认为鲁迅指的是十月革命，这是断章取义。鲁迅在《我之节烈观》里面也说：“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他还是《文化偏至论》里面的论点，他认为二十世纪不同于十九世纪，所以不同，他概括为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这就是他的“新世纪的曙光”的含义。《圣武》的主题思想正是“非物质，重个人”。鲁迅在《热风》时期并没有认识到二十世纪是十月革命的世纪，人类进入了集体主义的世纪。


    3


    鲁迅在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我们在前面两个节目里说明鲁迅的政治路线和文艺实践反映小资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政治路线，鲁迅在前进的道路上是跟着无产阶级一边倒，他认识了中国人民的力量。鲁迅因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鲁迅思想的发展，从鲁迅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充分表明党的统一战线的科学价值。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党领导它，而且改造它，正是这个规律，所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在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鲁迅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概括地说了一些话。他是承认突变的，“但我们知道，所谓突变者，是说A要变B，几个条件已经完备，而独缺其一的时候，这一个条件一出现，于是就变成了B。譬如水的结冰，温度须到零点，同时又须有空气的振动，倘没有这，则即便到了零点，也还是不结冰，这时空气一振动，这才突变而为冰了。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二心集</a>》：《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自己的转变就是他的这些话的现身说法。我们在前面两个节目里所说明的问题，也就是研究鲁迅转变“几个条件已经完备”。从党的统一战线说，是客观规律发挥作用，从转变者的主观方面来研究，要说明其详细的过程，这是我们对一个问题从两个角度的说话，所说的不是两件事情。就鲁迅的转变说，究竟什么是“这一个条件一出现”的“这一个条件”呢？我们看他在同一个时间的两次的话，就是一九三二年四月写的《三闲集</a>》的序言和《二心集》的序言。在《二心集》序言里说“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在《三闲集》序言里则提到“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二心集》序言所谓“事实的教训”，在《三闲集》序言里也说了的：“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这就是“事实”的教训。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两篇“序言”一齐看，先是他的旧的思路的轰毁，就是破，接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从《三闲集》的序言看，还有一个因素，我们认为也是重要的，就是革命文艺的作品的“蛊惑”作用，鲁迅指的是《铁流》和《毁灭》两部著作。他用着“蛊惑”两个字，显然是反话，他确实受了这两部著作的鼓舞，从这两部著作他相信人类的“新人”，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典型。他说着“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就正因为他在广东目睹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因而有了阶级觉悟，接着就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革命文艺的作品”推动他起了转变的作用。这样就有了三件事，一是事实的教训，一是社会科学的理论，一是革命文艺的作品，其中社会科学的理论又贯穿了一切，这一个条件一出现，鲁迅就从进化论走到阶级论了。在《〈草鞋脚〉小引》里也就说得很明白：“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这说明中心问题是阶级意识的觉醒。


    《三闲集》序言里鲁迅用了“感谢”两个字，这好像不重要，其实重要，“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事实是党教育群众的方法也适用于鲁迅，群众教育群众，群众又自己觉悟。不久鲁迅就接受党的领导，他在上海领导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


    从一九三〇年起鲁迅最后七年所写的八个杂文集，《二心集》到《且介亭杂文</a>》（三集），其战绩之辉煌，充分表现鲁迅对敌作战的勇气与对人民的信心，不是“呐喊</a>”，不是“彷徨”，是鲁迅自觉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诗史。在一九三五年写的《且介亭杂文》序言里鲁迅自己这样说：“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a>》，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谦逊的话，然而自信，是诗史，光辉灿烂，应该包括八个杂文集。


    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在反革命方面，“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这一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如大家所熟知，这里引的都是《新民主主义论》里面的话，我们以之为纲来研究鲁迅的杂文，就可以看出它如何是诗史。


    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通过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现出来了，这是合乎规律的，在鲁迅的《伪自由书</a>》里就给我们留下了两篇富有形象性的文章，刻划了一个典型。这两篇文章是《王道诗话》和《“光明所到……”》。我们附说一事，两篇里的《王道诗话》是瞿秋白写的，当作鲁迅写的发表出来，所以又可以说是他们两人集体写的。鲁迅当时署名干。我们读《王道诗话》：


    “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么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a>》，见《胡适</a>人权论集》序所引。）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叫做”实验主义。


    但是，这火怎么救，在“人权论”时期（一九二九—三〇年），还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卖价格做出来之后，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登载胡博士的谈话说：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么？自然，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


    （下略）


    这记的是一九三三年的事情。何将军是湖南军阀何健。《字林西报》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报纸。胡适嘴里的“政府”、“镇压”，就是帝国主义通过他替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帮凶，欺骗中国人民，事情就是如此明白。


    《“光明所到……”》同《王道诗话》是针对着同一具体事件在十天以内（一九三三年三月五—一五日）写的，发表在同一个刊物上。这两篇文章真是照妖镜，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才的嘴脸都照出来了。这两篇文章又充分表现了“杂文”这个文学形式的艺术价值和时代特征，它同一切的艺术一样富有概括性，写出来的是社会的典型，所不同的是它取材于时事，丝毫不能有虚构的成分，它在当时的政治效果极大，是巷战的匕首，致敌以死命，而读起来，用鲁迅自己的话，给人“愉快和休息”，就是有生聚教训的功用。“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南腔北调集</a>》：《小品文的危机》）总之鲁迅的杂文永垂不朽。我们还是读他这一篇的原文：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


    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


    幸而我这回看见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


    “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无新式标点，这是我僭加的——干注。）


    我于是大澈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


    （下略）


    “民权保障同盟”是当时民主人士的一种组织。鲁迅这篇文章就是揭露帝国主义的奴才胡适向主子献媚，《字林西报》把胡适的话揭载出来，就等于欺骗中国人民说“民权保障同盟”错了，所以实质上是胡适代表帝国主义替专制主义说话。


    《二心集》里的一篇《“友邦惊诧”论》，我们完全抄下来：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a>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藉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


    “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南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记载反革命方面的难得的史料，是一篇诗史。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中国的反革命政府则向帝国主义献媚镇压、诬陷、杀戮爱国学生。


    关于反革命的“围剿”和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再读《伪自由书》里面《天上地下》和《“有名无实”的反驳》两篇，以及《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九里面的一段宝贵的记载。我们学习鲁迅，首先要学习鲁迅是以政治为灵魂，我们读他的文章若不能从这方面得到教育，是可惜的！《天上地下》写着：


    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炸进去之一例曰：“日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


    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在详查中。……”（同日《大晚报》北平电）


    应了这运会而生的，是上海小学</a>生的买飞机，和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


    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


    （下略）


    这记的是一九三三年的事情。今天的青年们恐怕不能完全体会鲁迅“两股好文章”的话说得如何的沉痛，中国的统治阶级历来就是这样亡国的，在半殖民地时代的国民党统治尤其如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有名无实”的反驳》最能反映转变后鲁迅思想的光辉，我们把它完全抄下来：


    新近的《战区见闻记》有这么一段记载：


    “记者适遇一排长，甫由前线调防于此，彼云，我军前在石门寨，海阳镇，秦皇岛，牛头关，柳江等处所做阵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万元，木材重价尚不在内……艰难缔造，原期死守，不期冷口失陷，一令传出，即行后退，血汗金钱所合并成立之阵地，多未重用，弃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五月十七日《申报》特约通信。）


    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第一，他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为化了三四十万大洋建筑了防御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总算还好，他没有想到进攻）。这是不懂策略：防御工程原是建筑给老百姓看看的，并不是教你死守的阵地，真正的策略却是“诱敌深入”。第三，他虽然奉令后退，却敢于“痛心”。这是不懂哲学：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额手称庆”，实在高兴得太快了。这是不懂命理：中国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痴呆的排长，难怪他连叫两个“不幸”，居然自己承认“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其实究竟是谁“有名无实”，他是始终没有懂得的。


    至于比排长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说，他们只会“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弟兄，处于今日局势，若非对外，鲜有不哗变者”（同上通信）。这还成话么？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以前我总不大懂得这是什么意思：既然连敌国都没有了，我们的国还会亡给谁呢？现在照这兵士的话就明白了，国是可以亡给“哗变者”的。


    结论：要不亡国，必须多找些“敌国外患”来，更必须多多“教训”那些痛心的愚劣人民，使他们变成“有名有实”。


    这就是鲁迅认识了人民，中国人民要抗日。怎么叫做“使他们变成‘有名有实’”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以工人农民为根本的力量。


    再读《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九里面如下的话：“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这记的是“一二九”时的事情。这说明鲁迅重视人民，把人民跟统治者分别开来。


    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鲁迅领导左翼作家联盟，捍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地，其结果是敌人溃不成军。我们必须注意，这方面的文章，不完全是用笔来写的，“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鲁迅自己也随时准备用自己的血来写，当时的斗争是残酷的。我们谁都记得《二心集》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在这篇文章的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大凡血写的文章，有两个特点，首先要从它替人民所立下的功勋来读，其次看烈士留给同志们的记忆。关于它的功勋，鲁迅写道：


    ……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现在，军阀的报告，已说虽是六十岁老妇，也为“邪说”所中，租界的巡捕，虽对于小学儿童，也时时加以检查；他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已将一无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敌人。而他们的这些敌人，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当时被蒋介石匪帮暗杀的有柔石</a>、胡也频</a>、白莽（殷夫</a>）、冯铿</a>、李伟森</a>等五个作家。鲁迅的这篇文章，同他所有的文章不同，因为笔不能代替血，所以它显得没有文辞，它表示悲愤化为力量，鲁迅已经同革命的劳苦大众站在一起。


    同革命的劳苦大众站在一起，这个力量该有多么大，这是鲁迅在晚年勇气和信心倍加的来源。在反革命方面，作为“剿灭革命文学”的“武器”，在鲁迅看来，直等于鬼魅，那是当然的。他揭穿当时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和“第三种人”反动阶级的本相，写了许多有力的文章，我们只从《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且介亭杂文》）这一篇里抄一些直截了当的话：“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a>，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a>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然而这须经过极辛苦的试验，火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料就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有些人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据报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掉下去的。


    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以上是一个鬼魅，所谓“民族主义文学”。


    鲁迅接着写道：“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迷，对于他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手。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不为它所击退。”后来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上海设立“书籍杂志检查处”，“第三种人”就“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这都叫做“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所以鲁迅说：“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向前看，在这个运动十二年之后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运动，一九三一年用五个青年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其功勋永垂不朽。


    再说血写的文章留给同志们的记忆，首先是留给鲁迅的记忆，鲁迅写了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一篇有名的文章，中国的青年都读过了，它的意思却实在是不容易体会。鲁迅自己也说：“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可见有许多文章，是不容易懂。“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藉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忘却”就是再不要总是记住同志们的血痕，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战斗。“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青年们很怪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个题目，记念为什么“为了忘却”？这种文章，不只是一个作家在写作品，鲁迅写时有毛主席说的精神，“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我们在这一个节目里最后还要举两篇文章，从而看出鲁迅对敌作战的狠和准，同时他爱祖国爱无产阶级的感情就是一张洁白的纸，写出来的天真无瑕的文字把敌人打得寸骨寸伤，我们读了又好像走进了春日的花园，怡情悦目，足以培养我们的坚强的党性。这是文学史上的奇事，包括古今中外。这两篇文章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和《“题未定”草》（一至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篇幅不长，我们完全抄下来：


    梁实秋</a>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牠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牠的主子，正是牠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牠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晨报》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这篇文章，是集体主义的作战，响应同志们攻打资本家的走狗，从此这乏狗再也吠不出声来。这就叫做胜利。原来他是挂“文艺批评”的招牌的，写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所以是“有智识的教授”。然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他用了他的政治标准，也就是比起刽子手来更加下贱的伎俩，指自己的论敌为“到××党去领卢布”，那他的文章的阶级性还用问吗？所以他是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把他做一个典型，就是鲁迅的这个题目：“‘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的这篇文章，虽然不是小说，形象性非常之大，用了这么小的篇幅。


    《“题未定”草》（一至三）是揭露西崽相，也是一个典型。这篇文章写得长，是鲁迅的杰作之一，我们简单地谈一谈它的特点。鲁迅的长文章都是抒写他的悲愤的，我们说它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点也不夸张，他的笔就是掉得动，掉到面前来又像跟你弹琴似的，令你爱听。早期写的如《说胡须》，看它头一段：“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慄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这是一个壮士的声调，谁也没有想到下面是要谈他的胡须的故事。因为他的经验多，他的知识丰富，爱国情切，遇事关心，在任何时候都表示他的坚强的态度，鲁迅的《说胡须》自有他的“离骚”空气，我们爱他的“发出连 不断的感慨来”，爱他的长文章，爱他的信笔挥写一气呵成。到了晚年就更不同了，他没有感慨，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他辛勤地工作，他不放松任何阶级敌人，《“题未定”草》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本来只不过要给“‘圆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乐，除非你扫了他的兴头”的西崽相扫一扫兴头，而一提笔，我们的巨人的各个方面表现得可敬可爱，主要的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的爱祖国的感情，相形之下奴才在天地之间算得一个什么呢？“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这是鲁迅说他本来是躲在书房里翻译《死魂灵》。他又说他工作时“冷汗不离身”。我们要学习他的辛勤工作。“到得烦厌，疲倦了的时候，就随便拉本新出的杂志来翻翻，算是休息。这是我的老脾气，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灾乐祸之意，其意若曰：这回是轮到我舒舒服服的来看你们在闹什么花样了。”所以《“题未定”草》就是鲁迅翻译《死魂灵》的休息时写的，他的气魄该有多么大，他的精力该有多么饱满，他的思虑是上下古今无所不至，好像孙悟空纵身云端，视察妖怪一样。妖怪现出原形，林语堂</a>自鸣得意地说：“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历史地’为形容词，‘历史地的’为状词，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辫子”。巨人轻轻一句，其实是当头一棒：“其实（是）‘地’字之类的采用，并非一定从高等华人所擅长的英文而来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在奴才的意识形态里，天下只有英文。林语堂摇头摆尾地说：“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巨人当头棒喝之：“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剌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诃德》，纵使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所以“英文”“英文”，是奴才的“媚”。从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在任何时候是拥护正义、爱祖国、憎恶奴才的。什么样的奴才就给以什么样的打击。


    我们从鲁迅所开辟的战场可以得到一个规律，就是，胜负之数无须到战场上去决定，决定于敌我的阶级力量的对比，梁实秋、林语堂、“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经得起革命文学的一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