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在古史考辨方面的贡献[1]

    王煦华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江苏省苏州市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a>辨派的创始人，这个学派以他编著的《古史辨》而闻名于世。他又是禹贡派的创始人，以他创办的禹贡学会和主编的《禹贡》半月刊而为学林</a>所推崇。顾先生因考辨古史，对古代神话、民俗、古典文学和歌谣也作了不少研究，并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现代神话学、民俗学、古典文学和民间文艺研究等学术领域里的卓越莫基人之一。


    顾先生生于书香世家，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天游、无悔、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康尔典、劳育、周垄、武兴国等。他早年的生活，已见于编入本书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不再赘述。


    建国前后，他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a>和社会教育学院、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暨人文组院士、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1994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先后主持《资治通鉴</a>》和《二十四史</a>》的校点工作。


    顾先生的疑古思想是继承郑樵</a>、姚际恒</a>和崔述</a>的传统的。他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说</a>：“崔东壁的书启发我做‘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a>》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


    顾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对今、古文的看法则来自胡适</a>和钱玄同。他说胡适给他以研究历史的方法，使他对古史有特殊的了解，知道“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钱玄同则使他“辨清了今、古文家的原来面目”，“今文学是孔子</a>学派所传衍，经长期的蜕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凑而成其古文学”（《〈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


    顾颉刚先生以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构成的原因，用民俗学的材料来印证古史则来自他看戏和搜聚歌谣。他说：“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我的研究古史计划》）“使我知道研究古史尽可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用这个眼光去读古史，它的来源、格式与转变的痕迹，也觉得非常清楚。”“用这个方法去看古史，能把向来万想不通的地方想通，处处发见出它们的故事性，所以我取大胆打破旧有的古史系统。从此以后，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答李玄伯先生》）


    另外，顾先生读了罗振玉和王国维</a>的著述之后说“我的眼界从此又得一广”，并受到王国维等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的深刻影响。他说：“古物出土愈多，时常透露一点古代文化的真相，反映出书籍中所写的幻相，更使人对于古书增高不信任的意念。”（《〈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因此，他认为出土古物所透露的古代文化的真相，既可以用来建设真实的古史，又可以用来作为破坏伪古史的工具。


    以上就是顾颉刚先生的主要学术渊源。但是把他引上考辨伪古史道路的却是康有为</a>。1914年，他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a>》、《孔子改制考</a>》，深受影响，《孔子改制考》中所说的“上古史事茫昧无稽”，引起他对于古书上的古史不信任的观念，就有志于推翻伪古史。这年3月，他写的《古今伪书考</a>跋》，是他最早写的辨伪文字。到冬天，他开始写读书笔记，以记录蒐集到的材料和对古史的见解。


    顾颉刚先生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揭露了我国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上有关古史记</a>载的神话传说的真面目，剥去了“经书”的神圣外衣，从根本上推翻了二千多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目，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他的疑古辨伪，不仅具有除旧布新的重大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反封建的重要社会意义。


    顾颉刚先生古史研究的成就，主要是揭示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特别是“经书”上所载的古史，大多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从而把古书中的一些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为进一步科学地研究我国的古代史开辟了道路。下面就从四个方面来说明顾先生在考辨古史上的贡献。


    一、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1922年，顾颉刚先生在起草《最早的上古史传说》时，把《诗》、《书》和《论语</a>》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作比较，发现禹的传说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的传说是春秋</a>末年才产生的，伏羲</a>、神农</a>的出现就更晚了。于是他立了一个假设：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这个假设的意思是说：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不同的古帝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次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记”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这有三个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a>、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a>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a>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我们在这上面，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钱玄同认为这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意见，“真是精当绝伦”（《答顾颉刚先生书》）。胡适则说“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这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他认为可以总括成下列的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胡适的总括说明了如何使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来研究古史传说。


    为了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顾颉刚先生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又提出要打破四项非信史的基本观念：（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a>的观念。


    以上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大致内容。郭沫若对它评价说：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不同，并多少夹以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夏禹的问题》）


    郭沫若能捐弃早年成见，作出公允的评价，这种重真理超过感情的科学态度，是值得人们称赞和学习的。


    顾颉刚先生所创立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远可上溯于春秋末子贡所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a>》）以及西汉初淮南王所说“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淮南子</a>·缪称训》）；近则导源于崔述的“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补上古考信录</a>》卷上），“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考信录提要》上）。从这些论述中，可见前人虽已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但都没有去深究其内在规律，只是到了顾颉刚先生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才揭开了“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的内在秘密。因此，这个史观既是中西文化交流后长出来的硕果，又是我国历代考辨古史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规律性总结。它的问世是我国辨伪史上的一个重大的飞跃，标志着我国古史考</a>辨之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顾颉刚先生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发表以后，即从事于古史传说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考辨，后来也就没有回过头来对这一史观作理论上的深入系统的阐述。但他对古史考辨的历史作过深入的探索，编入本书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就是论述这个时期古史考辨历史的；而他毕生所作的具体的古史考辨，正是揭示这一时期所伪造的古史。


    二、揭示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地造成的


    历来公认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顾颉刚先生认为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地造成的。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扼要地论述了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由来，他说：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商族认为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为禹是最古的人王。古史传说中的帝王，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论语》中二次连称尧、舜，一次连称舜、禹，可见当时确以为尧、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地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a>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愈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献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在这封信中他就这样揭示了历来公认的三皇五帝古史系统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地造成的。


    1929年，他在燕京大学教中国上古史时，编著了《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一部书一部书地考辨其中的古史传说，但并不是孤立地考证这些传说产生的时代，而是用历史进化论的方法探索其时代背景和承前启后的演变过程，以证明二千多年来公认的古代史实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史传说演变而成的。以后他又把讲义扩充，写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和《三皇考》两篇论文，进一步详尽地论述了战国、秦、汉间三皇、五帝演化的历史，三皇演化的历史则一直叙述到近代。


    三、打破民族出于一元与地域向来一统的传统说法


    两千余年来大家信从《帝系姓》、《五帝德》上的上古世系的说法，以为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出于一元；又信从《禹贡》、《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以为中国的疆域在黄帝时已是“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了，地城也早就一统了。顾领刚先生认为，这些传统的说法不符合先秦的历史实际，都要打破。


    先就民族来说，顾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指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那时人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他认为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是经过春秋以后二百多年的大国攻灭小国的战争，把无数种族合并到一起而出现的。他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中说：“他们为要消灭许多小种族，就利用了同种的话来打破各方面的民族主义。本来楚的祖是祝融，到这时改为帝高阳后人说他就是颛顼了。本来秦是玄鸟陨卵，女修吞而生子的，到这时也是颛顼的苗裔了。赵祖非子，非子也是女修之后，秦和赵就同祖了。本来越是纯粹南方民族，和诸夏没有丝毫关系的，到这时也是禹的子孙了。本来匈奴在极北，越在极南，无论如何联不起来的，到这时都成了夏的后裔了，禹是被称为颛顼之孙的，那么越和匈奴也同祖颛顼了。田齐自称舜后，而舜是颛顼的六世孙，他们也就与秦、赵、楚、越、匈奴为一个系统下的分支了。”商、周是两个很不同的种族，到这时商祖契、周祖后稷，都是帝喾的儿子，变成了亲兄弟，连帝尧也是他们的兄弟。而颛顼和帝喾，又是黄帝的孙子</a>和曾孙。这样就出现了唐、虞、夏、商、周同出于黄帝的说法。晚年，他在《周公东征考证》中对《帝系》的祖先同源说出现的时代作了考证。他说：《帝系》的前半篇把历代帝王的系统从黄帝直贯到周的先世，后半篇则从“颛顼娶于滕隍氏”起转到了陆终氏，以至楚熊渠封子三人为王，和《郑语》说的“惟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正是一鼻孔出气。这就表明写作这篇文字是为楚取得中原统治张目的。因此，它的出现当在楚能问鼎中原的时期，即秦还没有称王，楚威王灭越，统一了南方中国，有力量统一中国之际。这个考证是非常精辟的。《周公东征考证》是顾先生晚年的力作，精义纷呈。但长达三十余万字，本书因篇幅限制，未能选入。


    《崑传说和羌戎文化》，是顾先生90年代初写的一篇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戎历史的长文。它说明羌、戎至少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和中原发生关系极早，自甲骨文到《诗》、《书》全都有记载。所谓华夏之族不少由羌、戎分出，不过其中进握中原政权的已自居为华夏，而停留在原来地方的则仍称羌、戎而已。中国正统文化，实在都从羌、戎区域里发源，及至传进了中原，然后大大地扩展。崑是他们的宗教中心，这些宗教的仪式传进了中原，于是有“封禅”的大典礼；这些宗教的故事传进了中原，于是有整整齐齐的一大套中国古史。中国古史人物是由神话人物转变而来，而这些神话人物则由羌、戎的宗教故事而来。因此，羌、戎的宗教故事转变成了中国的古史。这是顾先生20世纪90年代研究古代羌、戎史后对中国古史及其神话人物的来源提出的新说。


    再就地域来说，顾颉刚先生认为秦、汉以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关于三代的疆域，他在《古史地域中的扩张》一文中说：夏的国都有说阳城的，又有说帝丘的、晋阳的、安邑的，反正离不了现在河南省的北部和山西省的南部，带着一点儿河北省的南端。商大约起自东北，灭夏而占有中原，比夏多出了东北方。周灭商而入主中原，地方又扩大了一些，增加了西边的老家渭水流域，又新辟了南土，延伸到申、吕、许，即今河南省的南部。然而始终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人民以为统一寰宇之计。春秋以后，楚国疆域日大，始立县制；晋国继起立县，又有郡；至战国而郡县制普及。此时，越灭吴，统一了东南；以后楚东向灭越，又南越洞庭，西越巫山，统一了淮水和长江流域。秦灭义渠和蜀，统一了西北和西南。齐向海边开拓，燕向东北开拓，越向北部开拓，又统一了许多异族的地域。因此，中国的地域统一，是经过夏、商、周三代的不断扩大，战国二百余年的兼并，到秦始皇</a>完成的。《禹贡》、《职方》、《王会》以及《尧典》和《史记》等所说的地域一统，是战国、秦、汉时的情况，而不是如这些书上所说的自黄帝以来早就定局的地域。因此，必须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而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顾颉刚先生还对九州与四岳和五岳等作了探索，发表了很多论文，有不少精辟的创见。他认为西周时尚没有九州的观念，更不必说殷和夏。九州本是战国人的理想制度，汉武帝时，南北东西都新辟了很广大的疆土，就采用了这个理想的制度来区划天下。四岳和五岳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四岳是姜姓之族的原居地，及齐人、戎人东迁而徙其名于中原，是两周时事，为民族史及地理上的问题。五岳是大一统后因四岳之名而扩充的，且在地域上平均分配，视为帝王巡狩所到的地方，是汉武、宣时事，为政治史及宗教史上的问题。顾先生还写过不少其他古代地理的论文进行深入的探索，限于篇幅不能多述。另外，顾先生又创办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学术团体和专业刊物来倡导和组织古代地理的研究，以探索古代民族和地域的实际情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四、考订古书著作时代，为研究古史传说的演变打好基础


    考订古书的著书时代，是研究古史传说演变过程的极其重要的基础工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就是初步确定了一些古书著作的时代，拿它和书上所说的古史时代进行比较而发现的。那时顾颉刚先生排了两个表：一个是看书上说的什么时代就放在什么时代，例如置《三五历年纪》、《春秋命历序》于太古，置《尧典》、《舜典》、《皋陶谟》于唐、虞，置《逸周书</a>》、《穆天子传</a>》于西周；一个是看它们作于什么时代就放在什么时代，例如置《虞夏书》于东周，置《易传</a>》、《竹书纪年</a>》、《胠箧篇》于战国、秦、汉间，置《命历序》、《五帝德》于汉，置《帝王世纪》、《伪古文尚书</a>》于晋，置《路史</a>》、《三坟》于南宋。把这两个表比较起来看，就会发现作得越后，越是排在前面。为此，顾颉刚先生对古书著作时代作了大量的考订，下面就略述他论及的各种古书著作时代。


    《周易</a>》经传的著作时代，顾先生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中，推定卦、爻辞作于西周初叶，《易传》则至早不得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


    《尚书》的著作时代，他在给胡适的《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中把《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分成三组：第一组，《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辞》和《秦誓》十三篇，在思想上、文字上都可信为真。第二组，《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无逸》、《君奭》、《立政》和《顾命》十二篇，决是东周间的作品。第三组，《尧典》、《皋陶谟》和《禹贡》三篇，决是战国、秦、汉间的作品。后来在《〈尧典〉著作时代考》中又说《尧典》出于武帝中年以后。在《〈禹贡〉评注》中又考定《禹贡》是公元前3世纪的作品。在《〈逸周书</a>·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中考证《世俘篇》实作于殷、周之际。


    关于《诗经》，他认为是一部入乐诗的总集，是西周至东周的作品，他在《读诗随笔》中认为，可以假定这部书辑</a>集于战国中期。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左传</a>》和《国语</a>》是战国时的作品，《仪礼</a>》是春秋末年或战国初期的作品，《论语》辑集于战国初期，《礼记</a>》大部分是西汉人所作。他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又说：“依我考定，《左传》是纪元前三百年间所著，约当赧王初元。《墨子</a>》书决是‘墨分为三’之后所作。”而《论语》中的《尧曰》章，他在《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中以为“这章文字，早则出于战国之末，迟则当在秦、汉之交”。


    《周礼</a>》的著作时代，顾先生在《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中说，“这原是一部战国的法家著作，散亡之余，为汉代的儒家所获得，加以补苴增损”而成。至于《公羊》和《穀梁》，他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说：“战国诸子以及汉人所引《春秋》常是《公羊传</a>》里的文字，可见这本传出来很早。《穀梁》则是西汉中叶以后的作品。”


    《老子</a>》的成书年代，顾先生在给钱玄同的《论〈诗经〉经历及〈老子〉与道家书》中以为“当如梁任公先生说，是战国末年的书”。后来在《从〈吕氏春秋</a>〉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一文中改变了看法，以为在汉初。他说：“《老子》一书的编成是西元前3世纪下半叶之事，其发展则在西元前2世纪。”《庄子</a>》这部书，顾先生在回答钱玄同《论〈庄子〉伪书》中说：“《庄子》是战国、秦、汉间‘论道之人’所作的单篇文字总集。”后来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又说：“《庄子》实在是一部道家丛书”，“《庄子》各篇的著作时代，从战国中期起，到西汉末年止，约经过了三百四十年”。


    《山海经</a>》的著作时代，顾先生在给何定生的《论〈山海经〉书》中说：“《山海经》一书，从所记之故事及地名上看，可信为战国时书。”《穆天子传》，顾先生在《崑传说和羌戎文化》中从它的著作背景为赵武灵王西北略地，推定它当作于战国初赵武灵王末年。


    顾颉刚先生考订的古书著作时代，当然不能都视为定论，而且在他自己的一生中也在不断地修订，但他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使存在的问题朝着解决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顾先生著述宏富，内容广阔，且大都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为此可以入选的文章很多。但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只能选入有关他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揭示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几篇论文。这是他主要的学术贡献，由此可以推定他在20世纪史学史上的地位。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日


    【注释】


    [1]本文原</a>为王煦华先生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古史辨自序》撰写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