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全兩學案講到章實齋文史通義

    一


    今天我們接著上次講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還有一些附帶要講的話。這兩學案，一方面收集了很多名家語錄，以及文集裏的東西，另一方面它們都有一篇小傳，是很重要的。我們可以說，在中國史學方面，來寫一種學人傳記，這本來很早就有。如史記、漢書一路下來，都有儒林傳、文苑傳這一類。若使其人在歷史上地位很高，便不寫進儒林、文苑等分類的傳裏去，而為特立專傳。如漢書有董仲舒</a>傳，後漢書有鄭康成傳，皆不幷入儒林傳裏去。文苑傳也一樣，很多大文學家不列文苑傳，如唐書有韓愈傳，不入文苑。總之，在中國紀傳體的正史裏，就包括有學者的傳記。又如前面講到過高僧傳，那就等於佛學家的傳記。後來如朱子有伊洛淵源錄，那就是理學家的傳記。直到黃梨洲寫明儒學案，他為每一人作小傳，也就跟著上面這傳統來。我們可以說，中國史裏有「學人傳」，那是遠有淵源的。而梨洲明儒學案中，每一篇傳都是非常重要。上半截講其人之生平行事，下半截講他的學術思想，並都附加作者梨洲評語。再下是全謝山的宋元學案。他所作傳，從史學上講來，亦有很高地位，有許多材料為宋史</a>所不見。但全氏對每一家思想之衡評則不如黃氏。


    今天我所要特別提出者，全氏還有一種大貢獻，在他的文集鮚埼亭集裏，有很多文章，都是我所說的「學人傳」。他多寫明末淸初一輩學者，如顧亭林、陸桴亭諸人。文章寫得非常好。此與寫學案有相似，而不相干。他純粹是寫他當時的近代學人，有思想、有著作、有行誼、有志節，對後世為學為人可資楷模，有大影響。鮚埼亭集裏此類文章頗多。全氏可說是淸初康雍時代一個講經史學的人，而愛寫學人傳記。下面到錢大昕竹汀，其學術途徑頗與全氏相近。在錢氏文集裏，也有很多學人傳記，如他寫戴東原傳、惠定宇傳等，都是他當時並世的學人。在那時，學術漸盛，有經學家、有考據學家或史學家等，他們都有很多著作、有很多貢獻；為之作傳，都須提要鈎玄，加以擇發。此與宋元學案、明儒學案裏專偏重理學家思想的傳又不同。


    我今天特別舉出全謝山、錢竹汀兩人，此下乾嘉盛世，有不斷的學者，便有不斷的學人新傳；有散篇的，也有彙為專書的。如江藩</a>鄭堂的漢學師承記，共有八卷，後附宋學淵源記兩卷；這便略如宋、元、明學案之例，惟體裁稍變；也可看出在當時所謂漢學、宋學，已然分疆劃界，有了兩個門戶。而此書之特別受人重視，則在他的漢學師承記。因其講經學，為經學家作傳，必然要一種新文體，與前面舊的，為理學家作傳的文體有不同。此項文體，固是全謝山、錢竹汀興起在先，但江鄭堂漢學師承記為每一人作傳，還是自己重寫，並不抄襲全、錢兩家，只在大體上則跟著全、錢兩家這條路來。


    從此以後，有淸一代就有很多的「碑」與「傳」。後人拿來集合起來，成為一部碑傳集。在碑傳集中，每一人每有許多文章，或某人為他作傳，某人為他作碑；而為之作傳者，或不止一人，每一傳內容又或各有不同。在今碑傳集中所收，固是包括了各方面的人，但我們今天値得特別提出來的，則還是講學術人物的一類。因為在這一類中，可說是開了史學一個新路向，為從前所沒有。


    上面講過，正史裏也有像董仲舒、鄭康成之類的學人傳。可是到了淸代，學人傳記就特別盛，而且文體也稍與以前有不同。碑傳集之外，又有碑傳續集、三集、四集等。諸位要研究淸代學術，經學、史學，乃至文學等等各方面，一切有關史料，這幾部碑傳集裏，收羅得很詳備。關於這一類的學人傳，可說只有淸代特別盛。這是淸代一代的學術風氣。而此風應是開於全謝山與錢竹汀。這是應該特別提出的。


    若再推而上之，則從黃梨洲明儒學案來。因全謝山就是跟著黃梨洲而寫宋元學案的。我們要治理學，固該看黃、全兩學案；而我們要治淸代人之經史學，則最好要能讀他們的碑傳。如說諸位要知道錢竹汀一人的學問，他的著作和文集內容都很龐大，不如先讀有關他的幾篇碑傳，你就知竹汀之學為當時所看重的，他對當時學術界所公認為有貢獻的，都扼要有所敍述。你要知道其他各人亦如此。故淸代的幾部碑傳集，雖不能說是史學名著，而實際上，在當時史學方面，乃是一種極可寳貴的新風氣與新途徑。


    不幸到了我們民國以來，這一風氣也就斷了。在社會上，一個人死了，也不能有人來為他寫碑、寫傳。有寫的也不像樣，無史學價値。這究是可寫的人少了呢？還是能寫的人少了呢？如淸末之有康有為，至少此人在淸末民初關係極大，他也算是一個學術界中的人；但沒有人能提綱挈領就其生平與其著述，要言不繁、詳而不漏地為他來寫碑傳。又如章太炎</a>、王國維、梁任公諸人，他們死得遲，可是也該有人能像從前碑傳集裏所收的那些樣子來為他們寫傳、寫碑。但近人無此筆力，又無此學力，此項責任擔不起，卻費幾十萬字來為他們寫年譜。年譜並非要不得，然而費了數十萬言為一人寫一年譜，試問教後人要費幾許精力來讀？後人無此精力，則惟有置之不理。若能如淸代人，寫一篇碑傳，便能把某一人之一生和其學術著作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費幾千一萬字，原原本本、提綱挈領寫下，介紹給大家看，那是何等重要的事！而現在已沒有了。這是多少危險、多少淒涼的事呀！


    如梁任公的朋友丁文江，為梁任公作一年譜，厚厚兩大册。篇幅之大，固是超前，也當絕後。而且年譜中所寫還是一方面的。當知我們寫書不能這麼寫。史學衰落，不僅專在史學上，也連帶在文學上。我們今天已然沒有了寫史的筆力，而且亦沒有讀史的心力。回視淸代人工作，豈不內愧。


    我們現在並不要讀史，只要在歷史裏面找材料，東找一點，西找一點，把史書當成一堆材料看。於是只有史料，更無史學。宜乎此下的著史體例也該大變。然而我們並不能從材料中變出學術來，卻要把學術盡變成材料化；這究竟是否該如此變法呢？


    我們且講學術史。如史、漢有董仲舒傳，後漢書有鄭康成傳，固是前史矩镬，已述如上。又如韓愈為柳宗元</a>作碑，蘇軾為韓愈作碑，此等皆是文學作品，與史傳小有別。又如講朱子生平及其學問，則必讀黃勉齋行狀，為第一最可考信的資料。又如講程明道，則必讀程伊川碑，可作為衡評之準則。此等不是在文學上見長，乃是在學術上有其地位。現在人不講究文學，做學問則各鑽一牛角尖，誰也不瞭解誰，各人以專家自命；為他人作傳之事，自就無從談起。所以此下像淸代碑傳集一類文字會成絕響，不能再續。如此一來，怕會不見再有學者。正如目前風氣，只知讀書，不關心到書背後之作者。而就整個史學言，若不看重傳記，此下的史籍不僅外貌變，內容及其意義也將隨而大大地變。而我們實只是盲目地在變。那是大可憂心的事。


    再就整個學術言，亦是只注意學者所著一部一部的書，讀者則只在他書裏去找材料；整個學問只剩有一部部的書與一堆堆的材料，而沒有了一個個的人。但果眞在學術界沒有了人，書與材料也會沒有。學術到此也就無可再講了。我所以要特別提出來告訴諸位，當知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兩書，對史學上實有大貢獻，大影響，因它開了史學上一條極有意義、有價値的新路。可是到了民國以來就衰了，到了今天就斷了。這眞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


    二


    我們再另講一點。自明儒學案、宋元學案以後，尙有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後來又有唐鑑的國朝學案。上面說過，全謝山、錢竹汀，以及江藩的漢學師承記，乃至碑傳集裏所收文章，大體上說，皆是一種學人新傳，而這許多學人則都比較偏於講經史之學的。因於學人不同，所以為他們作傳記，文章體例也有不同。至於重來講理學的，則如唐鑑的國朝學案。但那時還在道光年間，淸朝還有向下一大段，所以此書應該不能算是一部「淸儒學案」。而且此書內容也沒有多大價値，遠不能比以前的明儒、宋元兩學案。待到淸代完了，就有人想來寫一部從頭到尾的淸儒學案。照例也自該有此一部學案的。而且宋元學案裏也並不純是講理學的才收，我們儘可仿宋元學案例，來一部淸儒學案。


    徐世昌</a>做民國大總統退位後，就來寫他的淸儒学案。此書雖似比唐鑑的書好些，也實是一部沒有多大價値的書，遠不能和黃、全兩學案相比。一則此書似出眾手為之，你寫一人，我寫一人，由眾手各自搜集材料，分頭來寫。此如正史中之「設官修史」，出於眾手，便不易見精采。何況是學術史，更貴能成一家言。必該由作者自己意見，才能寫成一體例，有條貫，不僅是零碎材料之堆砌。零碎材料之堆砌，何成學術，又何足言思想？如宋元學案，全謝山死後遺稿，能受王梓材、馮雲濠看重，替他編輯出來。中間偶有一些添補或移動，都極為謹愼，務使不失為全氏的一項著作。寫正史尙貴出一手，寫學術史更該有編者獨有的見解。司馬遷所謂「成一家之言」，貴能由客觀中有主觀，由主觀中有客觀；那能只是一堆材料，由許多人來拼寫。像唐鑑，自己並無眞知灼見，而主觀甚深，他的國朝學案固是要不得；而徐世昌書，義理、考據、辭章三方面只是一堆材料雜湊。其中也不能說沒有幾篇寫得較好的，而總合起來，則並不見淸儒學術之精神與得失所在。貌似神非，實不能與黃、全兩書並列。


    我們寫學術史，至少要知一家之學必有其來龍去脈，這即是他的學問所走的一條路，所以稱之曰「學術」。亦可說「學派」，學必有派，即是言一家學問之源流。言學術、學派則必言師承，但言學派師承卻並不是主張門戶。門戶之見要不得，而師承傳統則不可無。今人不明此意，如說專家，又言創造，則變成各自走一條路，更無源流師承可言。於是高抬方法，重視材料，一切學問只變成一套方法，一堆材料而已。又要說客觀，不許有主見。如是則那些做學問的人轉不佔重要地位。如此往下，恐將會沒有學術可言。


    淸代人講學問，當然經學最為重要。吳派、皖派，都是講的經學。理學在淸代一蹶不振，因此也更沒有程朱、陸王之分。但江藩的漢學師承記，究竟主觀太深、太偏了，縱是再寫了一部宋學淵源記，只見是分壁壘，立門戶。而唐鑑書則入主出奴，更屬門戶之見。像徐世昌的書，則實是無見。從江書到唐書到徐書，正可見淸代中晚期學術之每下愈況。當知搜集材料也須有見。自無見解，該收的不收，而不該收的反收了。這樣搜集來的材料，即論參考之用，也不很大。


    我自己曾寫過一部近三百年學術史，此書在北京大學作講義用。那時梁任公剛過世，他就先有一部近三百年學術史，是在淸華大學的講義。他死後，有書舖私自把他書出版，他家人提出訴訟，說這書版權當屬梁家，書舖不能隨便出版；於是此書當時就被禁止流通。而此書受大家看重，還是偸偸私賣。但我正在當時又要來重寫一部。諸位只把我書同梁任公書對讀，便知兩書觀點乃至所收材料，竟也可說完全不同。梁任公在他寫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前，又先寫了一部淸代學術槪論。隨後他自己對概論之書不滿意，所以來重寫近三百年學術史。而我寫的又與梁書不同。諸位若要研究此一方面，至少如江書、唐書、徐書、梁書和我所寫，都須約略一看。主要在瞭解方法與材料之外，尙別有所謂「學問」，那是極端重要的一件事。我們儘說「述而不作」，但如何「述」法，儘不容易啊！


    在抗戰時，國立編譯館要編一部宋、元、明、淸四朝學案做普及本，邀我參加來寫淸代學案。字數時間都限定。我在成都寫了一年，共成四十卷。因那時生活苦，我沒有能叫人重抄一遍，徑把原稿寄到重慶。可是後來此稿擱置久不印，直到抗戰勝利復員，聽說這稿裝在一個箱內，掉在長江裏了。


    最近我在寫研朱餘瀋(1)，又在淸代寫了陸桴亭、陸稼書、錢竹汀三人。此三人，在我以前所寫近三百年學術史裏，只偶爾提到，未有詳寫。而且我此所寫，又與寫三百年學術史作意不同，因此寫法也不同。此三篇，主要是在寫朱子學在淸代之展演與傳述，而三百年學術史則主要在寫淸代一代學術前後之轉變與遞承。兩書宗旨不同，則運用材料自將不同。而且我的三百年學術史與此最近三篇，亦與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寫法不同。兩學案都在前邊立一篇傳，下面鈔列他很多話。我的近三百年學術史，前面也有一傳，但並不重要，重要在下面。我卻一氣呵成一篇文章，不是雜鈔很多話，偶加案語，如兩學案。最近我又寫了一部朱子新學案，只寫朱子一人，而寫了一百幾十萬字。書中分八十餘題，每題寫一篇，都是從頭到尾整篇的。這又把從前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的體例變了。所以我稱此書為新學案。下面我們寫學術史，體例會再有變。要之，必從我們自己源頭上變下來。我們本可有新的傳記，但卻有人說，中國文學裏沒有傳記文學，於是一輩人都要追隨西方來寫傳記文學，一時風起雲湧，如秦始皇</a>傳啊，唐太宗</a>傳啊。但此等新作品，較之史記、漢書、新、舊唐書，在體例上是否進步了呢？卻沒有人管這些。好像中國固有舊的全不是，只有學西方新的才是。但我總不免要問，我們作傳記，究該是文學的，抑是史學的？此是首先一大問題。而宋元學案下到碑傳集一路的變化，無論研究思想、研究文學，此是在中國自己近三百年來文學、史學上一大進展，諸位也該拿來仔細一讀，再把來和西方傳記文學作一比較才是。


    我再附帶講到一位錢基博子泉，這是我同鄕無錫人，又是我本家。他寫了一書，名現代中國文學史。實際上，這書也很像明儒學案、宋元學案之類，他把淸末民初許多文學家，每人一傳，綜合敍述。他書體裁或許和我的近三百年學術史比較更接近。當然還是有不同。他書裏都是現代人，如康有為、章太炎、梁啟超、胡適之、王國維，近代有名學者，他書裏都有，都是很詳細的一篇一篇為他們作傳。在我近三百年學術史裏，則只寫到康有為，有一長篇，以下便不再寫。因我此書只寫死了的人，不寫活在這裏的人。稍後，章太炎死了，我時在北平，燕京大學邀我去作一番講演，我為此又把太炎的章氏叢書從頭到尾翻讀一過。當然我可為他寫一篇新的傳記，補進近三百年學術史裏去，只是我當時沒有做，只用一篇短的文章記我的講演。後來有太炎所講國學槪論出版，把我這篇講演筆記也附在底下。我那篇講演辭雖很簡單，但我認為已提出了太炎學問長處。我這兩天，正在寫一篇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的介紹文，我又花三天工夫把他的書從頭再看一遍。


    我講這些話，要諸位知得傳記文學不易寫，尤其是學人傳記更不易寫。寫某人之事，應懂得在那時代與此人此事相關之事；此不易。寫某一學者之學，應懂得其人之學，以及此學之源流地位；更不易。所以史家也未必能寫學人傳記。如太史公史記寫孟荀列傳、老莊申韓列傳，內容似很簡略，但非有大學問大見識，便不能如此命題。明儒學案之勝過宋元學案，正為黃、全兩人自己的理學修養有高下。而徐世昌淸儒學案之並無學術價値，理由也在此。


    諸位天天讀書，其實也可說未讀書，因只是注意或翻查了些書中材料，並未讀其書之內容。諸位認為材料即是內容，豈不大錯！所以我勸諸位，不妨去讀一過黃梨洲的明儒學案。這不是要諸位去研求陽明學派，做一理學家，只是在歷史名著中有關學術史方面的，諸位至少應讀此一書而已。


    三


    今天我要在黃梨洲、全謝山兩人以後，再特別提到章學誠實齋和其書文史通</a>義。中國傳統講學問，多只是實事求是，就這一套學問講，卻不講到怎麼來做這一套學問。你讀他的書，如看人繡出的鴛鴦，卻不知他怎麼一針一線地來繡。在中國很少有所謂「槪論」般的書，如史學槪論、文學槪論等。或稱「通論」。此等書極少。我們在史學方面講過一部劉知幾的史通，文學上有一部劉勰的文心雕龍。在我很看重劉勰文心雕龍，更在劉知幾史通之上；我已在前講過。第三部書，便是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文學、史學兩方都講。近代人常把此三書同稱。我現在講史學名著，應該講史通，再講到文史通義，卻不去講文心雕龍了。


    我對章實齋的學術，在近三百年學術史裏有一專篇。今天講章實齋，只就史學名著這課程的一面講，當然與在近三百年學術史裏所講有些地方會略不同。普通說，章實齋是淸代一史學家。較細地講，章實齋的貢獻特別在他講「學術史」方面。章實齋自己沒有寫過有關歷史的書，只寫了些地方志；雖亦有關史學，但究已是史學旁枝。所以我說章實齋所貢獻最大處，應在他講學術史方面。


    章實齋講歷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處，他不站在史學立場來講史學，而是站在整個的學術史立場來講史學。這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也等於章實齋講文學，他也並不是站在文學立場來講文學，而是站在一個更大的學術立場來講文學。這是章實齋之眼光卓特處。我也可以說，我同諸位講了一年的史學名著，我自己也並不是只站在史學的地位上來講史學。若如此，這就會像劉知幾。而我是站在一般性的學術地位上來講史學，所以我要特別欣賞章實齋。


    章實齋講史學，最重要的，他提出了所謂「六經皆史」之語。這「六經皆史」四個字，陽明也講過。章實齋自己說，他的學問屬於「浙東學派」，是直從陽明下來的。章實齋又稱顧亭林為「浙西學派」。章實齋這一講法，我並不認為很可靠。首先是陽明學派下邊沒有講史學的人；在整部明儒學案中，只有唐荆川一人講史學，可是他不是陽明學派裏一重要的人。其次，章實齋文史通義所講的這一套，實也並不接著黃梨洲、全謝山一套來。我很欣賞章實齋從學術史觀點來講學術，但他自己認為他是浙東學派，從陽明之學來。這一點，我實並不很欣賞。那麼該問章實齋的學問究從那裏來？我想他特別是從漢書藝文志來，又兼之以鄭樵通志</a>，而創出了章實齋討論古代學術一項重大的創見。章實齋何以能注意到當時人所並不注意的這兩書？在我想，此與淸廷編修四庫全書一事有關。他因注意分類編目之事，而注意到鄭樵校讎略與漢書藝文志。他自居為陽明傳統或浙東史學，則是不値我們認眞的。


    講中國古代學術，章實齋有其極大的創見。可說從來講學術流變，沒有講到這一方面去。而他是根據了漢書藝文志，在大家讀的材料中，發明出大家沒有注意的見解來。此實難能可貴。所以我們要研究章實齋的學說，該先看漢書藝文志，卻不是要去讀陽明傳習錄與明儒學案。這事很簡單，我告訴諸位，諸位要自己有兩隻眼睛，要自己有見解。我今天講章實齋，而第一句像是先駁了章實齋。他提出所謂浙東之學，自己講他學問傳統來源，而我就有些不信。在我認為，研究他的學問，該看重他講古代學術史，從漢書藝文志入門，然後纔有「六經皆史」一語。他說：


    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託於空言。


    這是說，六經只是古代在政治一切實際作為上所遺下的一些東西，並不是幾部空言義理的書。我們也可以改說，六經都是「官書」。也可說，六經都是當時衙門裏的檔案。或說是當時各衙門官吏的必讀書。這幾句話，也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謂的「王官之學」。六藝略是王官之學，也即可稱是貴族之學。這些學問，後來慢慢兒流到民間，才有諸子百家。漢書藝文志就是特別講了這一點。而我們近代學人如胡適之，他就最先寫了一篇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他沒有想到僅憑幾年外國留學所得的新觀念，無法便把來推翻兩千年前的舊說法。而且如此一來，古代學術史也就無法講。所以民初以來，講古代學術思想的，只從春秋</a>末老子</a>、孔子</a>講起，上面便不再提。胡氏又寫了一部章實齋年譜，來提倡章氏史學。他不想，既是主張「諸子」不出於「王官」，則章實齋「六經皆史」一語亦就無法講。他既要提倡章實齋史學，而又要推翻漢書藝文志，實把章實齋最有心得的在古代學術史上提出的精要地方忽略了。


    章實齋根據漢書藝文志，而對經學與百家言則顯有軒輊。他說：


    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


    這樣講法，實是章實齋的不是。我們是現代人，學術眼光放大了，並不定要尊經抑子。但近人又震於章實齋之名，反而對此無駁辭，卻來駁漢書藝文志的諸子出王官論。那眞是太無是非別擇了。


    四


    關於此問題，我們應該分兩方面講。一方面講他的「六經皆史」。此四字中的這個「史」字，我們近代學者如梁任公，如胡適之，都看錯了。他們都很看重章實齋，但他們對實齋所說「六經皆史」這一個「史」字，都看不正。梁任公曾說：賣猪肉舖櫃上的帳簿也可作史料，用來研究當時的社會經濟或其他情況。這豈是章實齋立說之原義？章實齋文史通義裏所謂的「六經皆史」這個「史」字，明明有一個講法；即在文史通義裹就特寫了一篇文章名史釋，正是來解釋這「史」字；並不像我們近人梁、胡諸氏之所說。所以我要勸諸位，讀書定要讀原書，不要輕信別人講他書的。如諸位要研究陽明學，定要讀陽明自己的書，不要只去看黃梨洲明儒學案。當然梨洲是一代大師，明儒學案是傳世名著，讀了也可有個入門。可是今天我們的學術界，就並不能根據我們的當代大師一句話來做我們的入門，反恐將無門可入。因我們現代學術界很多話都像是不負責任的，經不起再拿原書來一翻，便見毛病百出。你自然會知道實在並不是這樣一回事。


    章實齋明明說：


    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


    他是說六經都是古代的「官司掌故」，如我們說現在教育部、外交部多存有許多檔案，有些是教育部、外交部的職官必需時時翻閱的；此等檔案叫做「史」，掌管這些檔案的人也就叫做「史」。此「史」字猶如說「書吏」，他所掌管的這許多檔案也叫「史」，這即是「掌故」，猶說老東西叫你管著。六經在古代，便是各衙門所掌的一些文件。所以說是「王官之學」。那麼我們眞要懂得經學，也要懂得從自身現代政府的「官司掌故」中去求，不要專在古經書的文字訓詁紙堆中去求。這是章實齋一番大理論。淸代人講經學卻都是講錯了路，避去現實政治不講，專在考據古經典上作工夫，與自己身世渺不相涉；那豈得謂是經學？這一個大問題，諸位讀我近三百年學術史便知。我說淸代下面的今文學家主張經世致用，就從章實齋「六經皆史論」衍出，故從章實齋接下到龔定庵。這一層，從來沒有人這樣講。今天我也不再詳細講。但將慢慢兒向下專講他的史學方面。


    章實齋所謂六經皆史之「史」字，近人只有王國維有篇文章叫釋史，闡發甚是。王國維說史字篆文作「」，上面「」是一枝筆，下面「」是一隻手，一隻手裏拿著一枝筆，就是個書記。只有王國維這樣講法，纔講正了章實齋「六經皆史」的「史」字。


    所以諸位要讀書，我告訴諸位一句話，首要在眞讀本書，不要追隨時代，人云亦云。胡適之怎麼講，梁任公怎麼講，這是時代聞人。追隨時代聞人，那是時代風氣。章實齋勸人做學問，即教人千萬不要追隨時代風氣。在章實齋那時的時代風氣便是講經學。如惠定宇、戴東原在經學上的一些考據訓詁，依章實齋意見說來，這不算是經學。他說古代眞經學都是王官之學，主要在衙門裏實際政治上，故說「六經皆史」。今天諸位講史學，也還是空言。諸位研究史學，而絕對與現實政治、外交、國家、社會、民生沒有絲毫關係，只在書本上去找材料來拼湊，認為那就是史學了。章實齋就要反對這一層。章實齋時代的風氣和今天我們的時代風氣又不同，但為學不該追隨時代風氣則總一樣。


    然則章實齋又如何告訴我們做學問究該從何處做起呢？他說學問應該從自己「性情」上做起。他又說，他的學問從浙東、從王學來，王學就是講自己性情的，講我「心之所好」。他又說：他年輕時先生教他讀訓詁考據書，他都不喜歡。待他讀到史學，就喜歡。任何人做學問，都該要在自己性情上有自得，這就開了我們學問之門；不要在外面追摹時代風氣。我想對章學誠的史學暫緩不講，只就這一番話，便可做我們的教訓。其實每個時代都一樣。這一層，我在近三百年學術史裏曾詳細發揮過。在他以前，人多講經學。在他以後，像是沒有人來講史學，仍還講經學，然而講法不同了，就講出了龔定庵這許多人來。但是愈講愈壞，講出了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那時的今文學派，便是考據經學走上了絕路。但這是另外一件事。


    以上是我講他關於「六經皆史」的理論。下面將對章實齋史學方面多講幾句。在我的近三百年學術史裏，則注重在他反經學方面、反時代方面講。我在那書裏，並不是要提倡講某一種學問，只在近三百年學術史這條路上，指出其趨勢與缺點，自然該和我現在所講有不同。好了，我們今天只講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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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編者按：研朱餘瀋中各文分別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㈥㈦㈧，未獨立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