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梨洲的明儒学案 全谢山的宋元学案

    一


    我在宋代，已经讲了好几部书。实在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还可说是宋代史学传下。现在要讲到明代。明代人在学术方面，比较汉、唐、宋各代都要差一点。中国这几个大一统的朝代，汉、唐、宋、明，论到学术，惟明最差。这虽没有人详细讲，但显然是事实。我从上讲来，汉、唐、宋三代都有他们学术长处，但又多不同。为何明代又要比较差？这些处，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大问题。主要在明代之废止宰相。


    此下我们讲明代，我想特別只举出一部书，即是淸代黄梨洲宗羲的明儒学案。在明代我想不出举那一部书来作史学名著讲。其次，诸位或许会认为明儒学案是一部理学书，用今天话来讲，是一部讲哲学思想的书，不是一部史学书。这观点要不得。今天我们做学问，都跟著西方人道路，都要讲专门之学。可是诸位读的是中国书，由读中国书来做外国学问，这中间也很困难。如读论语，论语究竟是一部哲学书呢？还是文学书呢？还是史学书呢？很难定。今天诸位倘使是学文的，当然不读论语，因论语不算一部文学的书。又如学史学的，也不会读论语。诸位总觉得学史学，孔子</a>春秋</a>应该看一看，论语便不要看。似乎只賸下要討究中国哲学思想的人，纔来读论语。但我得告诉诸位，诸位究竟还没有脱离了中国，而且此下也將还在中国，做一中国人，乃至一中国学者。如诸位要讲中国歷史而论语一书都不曾读得懂，此人的史学知识，可能是浅之又浅，或许早就可说不会有很大的价値。所以若我们一定要把学问分疆划界，指定这是史学、这是文学、这是哲学，这样一分的话，如韩信军入赵营，拔赵帜，立汉赤帜，赵营早破，不能再存在。所以诸位要觉得我今天讲史学名著而来讲到明儒学案，似乎有些奇怪，其实明儒学案也可说是一部中国的「学术史」。


    讲歷史本有多种讲法，一种是讲通史，一种是讲专门史。如我们讲通典</a>、通考，这是讲政治制度的一种专门史。明儒学案则是讲学术思想的一种专门史。但今天诸位则认为，学歷史不能不懂政治制度，不能不看通典、通考。却没有想到学歷史也该懂得经学、理学这一类。如诸位读两汉书而不懂得经学，这就非常困难。至少诸位读明史</a>而不懂得明儒学案，也就很困难。明儒学案就是讲明代一般学者的思想。诸位纵不想做一通人，一意要做一专家，但在你所专之內总该通。诸位若专治明代史，而不懂得明儒学案，岂不在专中仍有缺？


    其实中国歷代的正史，从司马迁史记开始，本是无所不包的，只要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里產生过大的影响的人物与事情，都在他歷史上记载下来。如史记、汉书里有儒林传，凡属经学、儒学这一方面的人和事和著作，都特別收在儒林传里边。东汉书以下又有文苑传，凡是关於这一时期文学方面的人也都收在这里边。那已经是有了学术史的雏型了。


    但中国的学术史，反而在佛教方面，好像最先具有一种规模。为何呢？因中国正史里不记载佛教方面的事情，因而纔有单独来写的需要。如我上面为诸位举到魏晋南北朝以下的高僧传、续高僧传，等於是一部佛教史，也就是专门学术史的一类。更特別的，是在佛教中间的禪宗，自唐以后，所谓「教外別传」，他们自己创立了一种说法，不立文字，递传递盛，派別分歧，更显得有为他们写一种禪学史的需要。最著名的如传灯录，禪宗各祖师思想的传授、分派、分宗，都在这里。我们也可说，宋代的理学受了禪宗很大影响，至少如宋代理学家的「语录」，便是从禪宗祖师们的语录转来。要讲二程</a>思想，最重大的材料，就是二人的语录了。周濂溪、张横渠还自己写书，但他们所写也都是一条一条的。虽然多用文言写，其所写也就是语录的体裁，只不过由他们自己写下而已。而二程的语录，则显然是白话的，又不是自己写，而由其门人弟子记下。这种语录，当然起於唐代的禪宗。所以我们绝不能说宋代人的理学和唐五代的禪宗没有关係。但我们也不能说宋人的理学即是佛学，或即是禪宗，这话又根本不对。但我们也不能说理学是讲孔孟儒家思想的，和佛家禪宗绝无关係。可见一切学问不能粗讲，应该有个仔细的分別。此所谓「明辨」。


    二


    今说到学案。其实「学案」两字，也就是禪宗裹边用的字。「语录」起於禪宗，「学案」也是起於禪宗。明代人第一个最先做的学案，叫作圣学宗传，写这书的人是周海门，就是一个学禪宗的人。从周海门的圣学宗传下面继起有孙夏峯的理学宗传。此两书都在黄梨洲明儒学案之前，明儒学案则是接著此两书而来。此两书我们现在都还看得到，但我们大家读的只是明儒学案，它的价値远超在圣学宗传、理学宗传这两书之上了。明儒学案前后共六十二卷，材料方面搜罗极广，比之周海门、孙夏峯两书广大得多。到今天，有好多明人的集子已经不容易看到；读明儒学案，就可以看到很多。


    明人讲学，一家有一家的宗旨。其实这也都是跟著禪宗来的。讲学有一个宗旨，如王阳明讲「致良知」，就是阳明讲学的宗旨，这就是他思想系统里一中心。后来阳明的许多弟子，各人讲学，还是各人有一个宗旨。明儒学案的有价値所在，就在他能在每一家的集子里提出他一家的一个讲学宗旨来。这是极见精神的。固然，明人讲学各有宗旨，但我们也可说从前人讲学亦各有一宗旨。如墨子</a>讲「兼爱」，杨朱讲「为我」，孟子</a>讲「性善」，荀子</a>讲「性恶」，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要能知孔子、老子</a>、庄子所讲的宗旨是什么？像此之类，你要对每一人所讲，都能找出他一个最扼要、最简明的宗旨。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明儒学案能对明代各家各自提出他讲学的一番宗旨，那是一件极重要当注意的事。


    各家讲学，各有一番宗旨，也就是有其某种一偏之见。或许他的这番一偏之见，正和別人的处於相反之地位。如杨朱为我和墨子兼爱，各是一偏，又是相反。但学问成家，此等处总不能免。明儒讲学，他们虽只在理学的传统中，只要他们成了一家，依然免不了各占一偏，或各自相反。而黄梨洲能在他们的全部著作里，各为他们找出各自的精义，不论是一偏的，或是相反的，他都把来写进他的学案里去。这是明儒学案最了不得的地方。


    后来有人为明儒学案作序，如莫晋刻明儒学案写了一篇序，这已经在道光时候了。他在序上说明儒学案：


    言行並载，支派各分，择精语详。


    记载一个人，不仅记载他的思想，同时还记载他的行事，而每一家的思想又为之分家分派；又说他所选材料很精，而所发挥又很详。诸位要懂得这「择精语详」四个字，初看好像是不同，实际只是一个意义。选择不精，你就无法讲得详。要讲得详，就先要选择得精。如我此刻同诸位讲「史学名著」，倘使我不加一番选择，光是二十五史、十通，一年那里讲得完。所以择不精就语不详。讲学术史也一样。凡是我们对於每一家的学术思想，不能从头到尾滔滔不休，我们须要能「提要钩玄」，那就是择精语详了。所以我们读了明儒学案，能对「一代学术源流，瞭若指掌」。莫晋如此般讲明儒学案，可以说他一点都没有讲过了份。我们要研究明代一代的理学，就得看这部明儒学案。在淸代雍正</a>时，汤赋有一句话，说：


    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山，脉络分明。


    诸位当知，每一代的各家学术，正如一堆大山耸峙在那里。我们要在这一大堆山里分出个脉络，淸淸楚楚，这非对此一堆山的形势眞有瞭解不可。我们治学术史，首贵有见解。如讲古代学术，定要讲汉书艺文志。它在那里讲王官之学与百家之言的分野，在百家之言里又分出儒、墨、道、名、法、阴阳各家；这许多，非刘向、刘歆能如此加以分別，我们就很难弄淸楚。


    三


    诸位要读明儒学案，最好能读明儒学案以外的书。如读了王文成全书，再来读明儒学案中之阳明学案，便知其所谓「择精语详」者是什么一回事。最好又能读明儒学案中所未收各集，便更知其所谓「择精语详」者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我们来读明儒学案，不仅是可以知道明代一代的学术思想；即使我们並不是在要做学术思想工作的人，读了这书，也就懂得像如现在诸位所讲如何来「驾御材料」这一回事。一大堆的材料放在这里，都是死的，如何来驾御，使其活起来；如一个大將带兵，如何来统率三军，能叫他们上阵杀敌。所谓「韩信將兵，多多益善」，诸位只知要军队多，不知多了更难办。至少你要有一个编排。


    今天我们读书，仅求在一部书里找一个小题目，然后去找很多材料来讲这个小题目。这样的学问，至少是一种小学问。诸位只能做排长、旅长，不能做师长、军长。我们做学问，要能从一大堆材料里面来支配、来调度，约略等於说是「由博返约」。讲歷史不能截断讲一段，我讲汉史，你讲唐史；在一段里面再讲一件事，我讲汉朝某事，你讲唐朝某事；拼起来並拼不成一部中国史。我们要能见其大、见其全。要如此，便该读从前有此见识的人来写的书。纵是你只要做小学问，也该在学问大处去接受领导，如排长、旅长必该接受师长、军长的命令，我们自己的力量纔能有正当之使用。


    当然黄梨洲是一个讲阳明之学的，他的明儒学案，只以阳明为中心。但我们也不得认为这是他的偏见，或是他的主观。因明代理学本来是以阳明为中心，恰恰梨洲是这一派，他的书当然以阳明为中心。既非偏差，而由他写来，也能胜任。如诸位研究淸人的学案，那就一定该通经学考据，因淸代学术最重要的成就便在此。你若不通经学考据，如何来讲淸代人的学问？所以明儒学案偏重王学是应该的。


    在学案里，每一学案前有一篇小序；每一学案中许多家，每一家各有一篇小传。在这小传的后面，定附梨洲自己对此一家的批评。即在他学案里，也隨时揷进了几句批评或解释。这些都是梨洲的意见。所以这部书固是一部歷史敍述的书，然而里面不断有论断，有批评，不断有梨洲自己意见穿揷。而梨洲意见即是根据著阳明的。梨洲说：


    古人因病立方，原无成局。


    讲学著书，也就等於一个医生开方治病；要看什么病，才开什么方，那有一定的方案。所谓「学案」，亦就是在当时学术中各个方案，都因病而开。梨洲又说：


    通其变，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虽一而不得不殊。入手虽殊，而要归未尝不一。


    这是说，时代变，思想学术也该隨而变。所以要变，乃为来救时病。反其本，则只是一个眞理。这几句话，我觉是讲得非常有意思。即如今天诸位做学问，也该反问一句，我如此做学问有没有毛病呢？诸位一跑进史学研究所，便把文学、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各门，全置脑后，认为都同我不相干；全无兴趣，更不动心。以前孟子四十而不动心，今天诸位一进学校便就不动心。论语、孟子、程朱、陆王，想来诸位不肯读，因对你们想求的学问没关係。在这一层上，我要告诉诸位，这就是今天学术界一个大毛病。我们也应该要「因病立方」。


    曾有人和我討论我所写的国史大纲，他说：你书中只多讲中国好处，不多讲中国坏处。我说：你们大家儘在那里讲中国坏处，我不得不来多讲一些中国的好处。而且中国坏处在我书里不是没有，治乱兴亡我都讲，不是只讲治不讲乱，只讲兴不讲亡。但在你看来，好像我都是在讲中国的好处。但请问，我们在汉、在唐、在宋、在明、在淸，各有一段治平极盛的时候；这些处，我们该不该讲几句呢？我们的歷史，直从上古下来，四五千年一贯直下，到今未断；这些处又该不该讲几句呢？今天我们的毛病，在乎再不肯讲自己好处，只讲自己坏处。我请问：我们中国人太坏了，又怎么在此世界做人呢？今天诸位一出口就是美国好、中国坏。我要向诸位讲一句：美国並非全不坏，中国並非全不好。若说我平生讲话，多讲了中国的好处，也只是「因病立方」，「通其变使人不倦」。否则儘是说美国好，中国坏，那个不知？还要我讲吗！诸位懂得要「通其变使人不倦」，那就知教法也该一天天不断向新。近代的中国人则只说中国人「守旧」。其实有了朱子还来阳明，有了宋儒还来明儒，不也是一番新吗？此下再来淸儒汉学，则又是一番新。


    梨洲虽承王学传统，但不抹杀程朱，故说：「理虽一，不得不殊。」今天诸位纵说美国好，但移到中国来，仍得要殊。梨洲又说：「入手虽殊，要归未尝不一。」中国人虽讲孔子，与西方人讲耶穌殊了，但何尝不归於要爱人？中国虽自秦以下走上了大一统局面，与西方歷史之列国分爭，又是入手殊了；但中国人也何尝不归於要讲治国平天下？不是要自求亡国呀！今天由美国人讲美国，中国人讲中国，大家从长处发扬下去，將来还可归一，何必定要灭了自己来归他人呢？做学问也是同样，做人、做国家社会也是同样。不能把中国人一齐抹杀，硬要学外国。做学问也不能把人文科全抹杀，定要学理科。我们看看今天的美国，理科固是比我们的强；至於他们的政治理论，实在有些不能使人心服。这几天诸位看报，当知下面去更要荒唐。他们快会承认共產主义，或许中国也就要踢出联合国，这不是不可能。我们中国人总认美国人话是对，第一就不该反攻大陆，第二便是臺湾独立。试问，我们要和美国人做朋友，又如何做法？诸位要做生意，应可学美国人。要杀人，使用核子武器，也可学美国。至於说打仗，未必美国人便打得好。大砲拼命轰，飞机拼命炸，大队躲在后面不动。南、北韩战爭是如此，南、北越战爭还是如此。轰炸几天以后，大队军人休假去了，一跑就到香港，到臺北。来了怎样，诸位都知道。有的是美金，吵吵闹闹一番又回去。你说世界上那有这种军队。但这些我们那能批评，只不眞实效法便够好。下面南、北越战爭不知演变如何，但明显可说的，美国人会厌倦，会比北越人先厌倦。正为美国人在那里厌倦，所以有「嬉皮」，所以打仗不高兴，要讲和，要使战爭越南化。美国当然也有许多好处，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上多讲几句美国人的不好处，也所谓「通其变使人不倦」。若儘说美国好，老不变，也易使人倦。但若我们讲了美国人许多坏话，寻根究柢，应该要讲到他们的学术思想上去。今天我们的学术界，尤其是文史哲方面，则似乎只想当排长、旅长，而遥奉外国学人，认作我们的师长、军长，乃至大统帅。虽然指挥不详明，但我们的箭头刀锋已儘向自己。所以对中国自己的，总是敌意多，善意少，攻击胜过了引发。无怪要说我的国史大纲是说得中国好处太多，坏处太少。


    今天诸位研究史学，其实也都是美国人一套。但话得说回来，美国一套，其间也儘有可效法的。即如做专门之学，挑个小范围也可以。明儒学案不也是在小范围裹挑个小题目，而成了大著作吗？不是说做学问不该做专门之学，而是那一人能四面八方兼通？明儒学案是我一部很喜欢看的书，实在觉得它是一部很好的书。诸位不要认为不在自己的学问范围內，便置之不理。譬如游山玩水，遇有閒暇，不妨一试。我们要养成一种性情，肯到一个未到的地方，看一番未见的天地，那总好。诸位若能抽出一个时间读一部明儒学案，也不失为一种娱乐。要使你能看一点你完全不懂的东西，这也会长本领。鄕下人从来不曾进过城，等於一个城里人从来不曾到过鄕下。我劝诸位，倘使你是城裹人，有空便该去鄕下一玩。倘使你是鄕下人，有空宜去城里逛逛。诸位学史学，我意不妨试读明儒学案，就如城里人不妨去鄕下玩玩。若能多玩几趟，你这人自然也会慢慢儿变。如此般的通其变，也可使你好学不倦。


    四


    我们讲到明儒学案，便要牵连讲到宋元学案。宋元学案有一百卷，全谢山所编。黄梨洲在写完了明儒学案之后，接著又想写宋元学案。因明代理学都跟宋代来，他们所討论的也多是宋代人討论的问题，所以由明儒学案往上应该研究宋元学案。但黄梨洲写完明儒学案已经是七十、八十的人了。我们不再详细考他此书从那年写到那年，但已经是在梨洲的晚年；同时再来写宋元学案，没写多少，梨洲就死了。他儿子黄百家又接著来写。又有梨洲两个学生，黄开沅与顾諟，相与分辑，但也並不曾完成。到后，就再有全祖望</a>谢山来修补。所以黄本的宋元学案是个未成之稿。全谢山的修补，据说得十居六七，是在黄氏原本一大半以上了。但全祖望修补了这部宋元学案，也就逝世了。他的这分稿子付刻还在后。担任此工作的有两人，一王梓材，一玛云濠。学案由此两人审定。全书分四部分：


    一是「黄某原本，全某修定」。黄某指梨洲、百家父子及梨洲两学生，已是四人工作。修定是有加以修正改定。


    一是「全某补本」。此是黄本所没有的。


    一是「黄某原本，全某次定」。次定即排比次序。


    一是「黄某原本，全某补定」，这里便有全氏增补。


    在每一卷下，均由此两人来分別注明。今天只说是全祖望的宋元学案，但实际上並不是一手所成。


    梨洲死在康熙</a>乙亥年，谢山死在乾隆</a></a>乙亥年，前后恰已六十年。明儒学案在梨洲死时也还没有刻本。梨洲死后，始有一部「贾刻本」，距梨洲死已十八年，此在康熙时。后来又有一部「郑刻本」，在乾隆时。中间也隔了四十六年。梨洲死到有郑刻本，则已经过六十四年了。我们现在都用的郑刻本，贾刻本怕有许多靠不住。至少第一卷、第二卷先后次序凡例有调动。


    全谢山死在乾隆二十年乙亥。自从乾隆十一年到乾隆十九年，八年时间，几乎是不断地在修补宋元学案。到了二十年谢山死后，他的稿子留在某一人的家里。后来有一学使去谢山家鄕，问起谢山宋元学案的稿子。那时有两个考生，即是王梓材、冯云濠，听了学使问起，纔来查究这稿子。找到了拿来刻，已经是道光十八年，距离全谢山死已经八十四年。而王梓材、冯云濠两人又来作宋元学案的补遗。因为全谢山本也是把许多材料来补黄梨洲父子的，他们依此再来加补。此稿在道光二十一年完成，共一百卷。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就是七七抗战那一年，上海光华大学的校长张寿鏞，他是一个银行家，来刻一部四明丛书，把王梓材、冯云濠的宋元学案补遗一百卷刻进了。这一百卷书，从宋元学案刻后到这时，前后又隔了九十七年。


    我讲这番话，要使诸位知道宋元学案一书完成经过不简单，不容易。诸位不要认为淸代一代就是讲考据之学，实际上黄梨洲明儒学案写在康熙时，全谢山宋元学案写在乾隆时。宋元学案之刻本，还是在道光十八年；下面宋元学案补遗之传刻，则已经在我们对日抗战时。若我们从明儒学案开始，讲到宋元学案补遗，这三书专讲宋、元、明三代理学的，差不多就经过了淸代整个两百六十八年。此事有这样子的不容易，实大値我们的警惕。本来这一段时期，理学已衰微，若使没有黄、全这一批人这一番努力，今天再有人要来整理这一工作，將更见困难。今天我们又要说「復兴文化」，试问学术不兴，文化的灵魂何在？但要復兴旧学，那又是谈何容易？


    五


    我们再试把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两书作一比较，便见此两书之不同。明儒学案由黄梨洲一手写出，而梨洲自己又是讲阳明学的，明儒理学的最主要中心就是阳明学，所以梨洲此书易见精采。若说到宋元学案，主要的当然不在陆象山。由陆王学的梨洲来整理宋元学术，他的见解和批评，就不免有偏。程朱、陆王的门户，不能融化。而且梨洲宋元学案遗稿没有多少条，下面是他儿子同他两个学生；他们的意见未必能如梨洲，又未必能一样。更下来，全谢山在年轻时，就在北京认识了李穆堂。李穆堂是江西人，最喜欢讲象山之学，他对理学抱有偏见。象山、朱子讲学有异，所谓「朱陆异同」，李穆堂对此问题，所抱门户之见太深，未能持平。全谢山在很年轻时就得到李穆堂赏识，他们是忘年之交，谢山不免也要受穆堂的影响。


    远溯黄氏父子，本讲阳明之学；谢山根据黄氏书来补修，而他自己对於理学，也可说本来没有深入；他那时已经是乾隆时代了，理学已衰，全谢山不免把考据之学来讲理学。在整理史料方面，他是用著很大工夫的。诸位若看他的宋元学案里面所收的人物和著作，还讲到很多零散事情，眞是有他的了不得。全谢山就是一个博学的人，他所收的材料，还有很多超出於宋史</a>之外。全谢山本来想修补宋史，他在宋元学案中每一篇小传，就有很多远比宋史详確。他这部书在材料方面实是花著极大工夫的。至於在他书里还有未尽收的材料，就再收在王梓材、玛云濠的一百卷补遗中间。若我们把全谢山的宋元学案再及王、冯二氏的补遗仔细用功，就会使我们的兴趣脱离了理学思想，而注意到史料方面去。


    我在年轻时，当然我的知识还不够，但我很想重写一部宋元学案；因我觉得全氏宋元学案里有关於讲思想学术的部分，有不够，极重要的反而没有收。我当时很喜欢看欧阳修的书。欧阳修虽不是一理学家，但宋元学案里有欧阳修。当时我觉得，倘使我来重修欧阳修的学案，就有很多材料应当抄进去。似乎全谢山或许拿了欧阳修全集，只看他讲经学的，隨便抄几条；这就不够触及欧阳修本人的思想。我也曾拿了明朝人的集子来同明儒学案对看，固然也有我认为很重要的材料而明儒学案里面没有收的，可是还不多。若把宋朝人集子来同宋元学案对看，我便觉得有很多材料应该要的而他都没有收。我很年轻时就有此想法，要来重写宋元学案，而直到今天没有下笔来做这个工作。


    其实要做这个工作，在材料方面，全谢山的书已下了大工夫。其事並不难，难在识见方面，要对每一家能讲出每一家的学术思想之精神所在。而在宋元学案里，特別讲的不见精彩的就是朱子这一篇。因为朱子的著作太多了，语类、文集，光是这两部书，就有两百几十卷；隨便在里面抄几句来勉劝我们做学问，这就不易见得朱子讲学之宗旨精神所在。所以我到今天再来写一部朱子新学案，这是我很年轻时就有这想法的。我此刻虽然只写朱子一人，可是对於宋元理学的整体，朱子以前乃至朱子以后，我有一种看法，或许可以补我们看宋元学案时所看不到、看不出的。特別是有许多话和宋元学案里的讲法根本不相同。但无论如何，宋元学案还是我们大家应该要看的一部书。它仍不失为中国像样的一部学术史，只和梨洲的明儒学案取材轻重有所不同而已。


    在宋元学案里，每一学案就有一张表，这是明儒学案所没有的。这些表，乃是王梓材、冯云濠的工作，根据了全氏书而加进去的。总之，此书实在是一部眾手所成之书，经过了很长的时期。因此我们读明儒学案，可以懂得明学；读宋元学案，就不很省力能懂得宋学。固然他书中所抄材料不少，然而还有太多的材料他也无法抄。主要是在对宋代理学之认识不够，便就说不到所谓「择精语详」了。现在我们只能根据他的材料来自己做学问，而且还有许多材料为他所未收。而更要的，是我们不能根据他书中的讲法来做学问。如黄百家，如全谢山，他们有许多按语和评论，往往会引我们走入歧路。但至少我们可以说，这宋、元、明三朝的学案，是中国一部大的学术史的结集。而我今天特別要向诸位讲的，是讲这两书写成到刊行的经过，特別如宋元学案；要我们知道，一项学问，往往不是能由一个人在一个时期所完成，须有人帮忙，继续做下去。学术乃是一番共业。至少在这一点上，诸位读宋元学案一书，便大可欣赏。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