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近代的妇女生活
3个月前 作者： 陈东原
——民国五年到现在
新潮的诞生时代
新思潮的诞生，必要有他的时势，然后一经倡导，才能不知不觉地惊涛骇浪般的掀起了。那倡导者的才力，也正是时势养成的，时势不过借他的手作揭竿的运动罢了。世界上谈到中国近年新文化的，必归功于“五四”；谈到“五四”的，又必归功于《新青年杂志》；这是显然的事实，也不必——尤其是不能否认的。不过要晓得《新青年杂志》底倡导新文化，也正有他的时势，明白这个道理，便容易明白新潮之所以诞生了。
自光绪二十年（民国前十七年）甲午之战以后，中国妇女生活，开始变动了。一直到民国四年，实算起来，足有二十年。这二十年中，由“无才是德”的生活标准，改到“贤母良妻”的生活标准；由闺门之内的生活，改到学校读书的生活：进步不为不快。但妇女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实在是在《新青年》倡导之后。而“五四”是一个重大之关键。
A 第一期——“五四”以前（理论时代）
（一）初期的《新青年》
陈独秀</a>开始办《青年杂志》的时候，正是袁世凯</a>想做大皇帝的时候。承认了日本底二十一条，筹安会把君主立宪的锣鼓打得震天价响。中国人一个个给这些事弄得昏头昏脑，更不必说到青年了。陈独秀觉得身肩革新中国</a>底责任的，总还是一般青年，所以要来改造青年的思想。第一卷第一号上，有王庸工给他的一封信，希望他于国体问题著论警告国人，他答复道：“按筹安会诸人所持国体变更之理由，……均未能令人满足。……尊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难道他的思想，真与当时的黑暗政治无关系么？不然的。他正是黑暗政治的反动。他说：“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乎其为政府矣。欲以邻国之志警告国民耶？吾国民雅不愿与闻政治。日本之哀的美敦书曾不足以警之，何有于本志之一文？”足见他是痛心于政治，痛心于国民思想，疾首蹙额，无计可施，才转而为青年思想之改造；他之创办《新青年》，能说不是受时势所激励么？
《青年杂志》前四号，对于妇女生活，没有什么新贡献，一卷五号第一篇论文为《一九一六年》，陈独秀才正式主张女子勿自居于被征服地位，勿为他人附属品。这篇论文发表在五年一月，作此文时，正是袁世凯将要做皇帝的时候（袁以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下令承认为帝），陈独秀恨极了当时的状况，所以希望民国五年时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你看他在《一九一六年》中沉痛的喊道：
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划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皙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而非老年；青年而欲达此希望，必扑杀诸老年而自重其青年；——且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
这是《新青年》作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宣言，也就是中国近世新文化运动底第一篇文字了。你看他对于青年革新的希望是如何的强烈，然而：
1916年之青年，其思想动作果何所适从乎？
他说：
第一，自居征服（To Conquer）地位，勿自居被征服（Be Conquered）地位。全体人类中，男子、征服者也，女子、被征服者也；白人、征服者也，非白人、皆被服征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势将以铁血一洗此浃髓沦肌之奇耻大辱。
第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妇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皆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颗炸弹，要炸毁奴隶道德以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新家庭、新民族。新妇女的诞生，也是这篇论文作始的。且不独妇女生活史，即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篇文也有极深的意义与价值。
可是民国五年，终是中国倒运的一年，帝制的风涛才息，尊孔的云雾又起。国会议宪，欲尊孔子</a>之道为国教，这种开倒车的思想，引起全国的纠纷，陈独秀在五年十一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三号上著《宪法与孔教》一篇诋斥此事。下一号上又载《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篇。三纲五常的学说，虽然不是孔子发明的，但孔子之被人利用，实由于此，所以要铲除奴隶道德，非打破孔子的偶像不可，怎么还能以孔教为国教？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他痛斥孔子之道不宜于现代生活，其与妇女生活有关的几处道：
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律以儒家教孝教从之义，父死三年，尚不改其道；妇人从父与夫，并从其子；岂能自择其党以为左右袒耶？
妇人参政运动，亦现代文明生活之一端。律以孔教“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内言不出于阃”，“女不言外”之义，妇人参政，岂非奇谈？
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尚独身清洁之生涯，无所谓守节也；妇人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中国礼教有“夫死不嫁”之义，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为失节，为奇辱。礼又于寡妇夜哭有戒，友寡妇之子有戒，国人遂以家庭名誉之故，强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富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
今日文明社会，男女交际，率以为常；论者犹以为女性温和，有以制男性粗暴，而为公私宴聚所必需；即素不相知之男女，一经主人介绍，接席并舞，不以为非。孔子之道则曰：“男女不杂座。”曰：“叔嫂不通问。”曰：“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是等礼法，非独与西洋社会生活状态绝殊，又焉能行于今日之中国？
西洋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自律师医生以至店员女工，无不有之。而孔子之道则曰：“男女授受不亲。”“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妇人从人者也。”是盖以夫为妇纲，为妇者当然被养于夫，不必有独立生活也。
妇于夫之父母素不相知，只有情而无义，西洋亲之与子，多不同居，其媳更无孝养翁姑之义务。而孔子之道则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命。”“妇顺者，顺于舅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此恶姑虐媳之悲剧，所以不绝于中国之社会也。
在这一段中，你看他所主张的多少意义——妇人参政，寡妇再嫁，社交公开，经济独立和小家庭制度，——都是孔子之道所不许，而他所努力倡导的。他又在次一号答孔昭铭的信中述他打破孔教的根本宗旨道：
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
同号便有胡适</a>之的《文学改良刍议》。说到文学革命，世人莫不归功于《新青年》，不知此事之倡议，尚较其于妇女问题为晚。下一号二卷六号出版于六年二月，有陈独秀之《文学革命论》，同时有吴虞底《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诸子看得明白，以为女子问题与家族制度与社会问题有密切关系，所以同时征求女子问题的讨论。
（二）盛期的《新青年》
陶孟和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七年一月出版）作了篇《女子问题》，用其社会学者的眼光，指出欧美社会现象促女子问题成为新社会问题之原因，是由于（一）经济之发达，（二）教育职业之发达，（三）思想之发达。他使国人对于女子问题的眼光改变一个方向，要以《欧美》为前车，要国人晓得这是世界潮流，不必抗也不能抗的。他明知中国的经济职业和思想，远逊于欧美，他也知中国社会制裁下的女子无奋发策励的机会，但他以为在今日交通频繁的社会，经济职业思想底发展，极易遍布，现于欧洲昨日之社会的，今日即将现于中国的社会：欧美女子问题之将见临于中国，是没有疑惑的。他的话很不错，在八年后之今日看来，已有不少证实了。
过了四个月，《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了周作人</a>译的一篇与谢野晶子底《贞操论》，认贞操不是道德，这一种新的声音，是最能震惊时人之耳的。论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为贞操若只是女子应守的道德，便是人生的大破绽，这种失调的旧道德，我们是不能信赖的。她觉得道德应使人人能守，人人实践，如使一部分人受另一部分人虚伪压制不正不幸的苦，这决不是我们要求的新道德。但是社会现状怎样呢？她说：
在男子一方面既没有贞操道德自发的要求，也没有社会的强制。若在女子一方面，既然做了人妻，即使夫妇间毫无交感的爱情，只要跟着这个丈夫，便是贞妇。社会上对于女子所强要的，也便只是这种贞妇。甚至于爱情性交都已断绝，因此受着极大的苦闷，但是几十年的仍同丈夫住在一处，管理家务，抚养小孩；这样妇人，也都被称赞是个贞妇。又或爱情已经转在别人身上，只是性交除丈夫外不肯许人；这样妇人，也都被称赞是个贞妇。世间上这样的例，实在很多。
揭了旧道德的假面具，这在青年的心中，是极易燃烧发火的。然则新人的社会就绝对不要贞操么？与谢野晶子说：“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因为他是趣味信仰或洁癖，所以没有强迫他人底性质。人之能绝对爱他底贞操，并不是受什么道德制裁的，乃完全出于其自发，和他爱艺术爱学问一样。他又把贞操比之于财富，在自己有他时，原是极好，但是别人，或有或无都没甚关系。这种态度，实在打破了二千年的旧观，灌注到青年的心中，实发生莫大的影响。后来胡适之在五卷一号（七年七月出版）上发表一篇《贞操问题》。唐俟在五卷二号（七年八月出版）上发表只篇《我之节烈观》：根本的见解都和与谢野晶子的相同。都是从只要女子片面的守贞操这一点下手，作摧枯拉朽的工夫，中国贞操观念之荒谬，给他们指出了不少。后来曾引起蓝志先的讨论，发表在八年四月出版的《新青年》六卷四号。那时《新青年》，早已轰动海内；蓝志先主笔《国民日报》，他的文章，又先在报上发表，更引起北京人的注意：《新青年》的主张，算到成熟的时代了。不久“五四”运动发生了，新青年社所倡导的新思想，藉政治运动之助，遂不胫而走，传遍了国内。
《新青年》上建设的主张，并不在其对贞操问题的讨论，而在其能具体的指出妇女生活之谬误，并指导妇女解放的趋向。胡适之善能以具体的方法指示问题，这是他无论在文字上讲演上得操胜利的原因。《新青年》四卷六号是“易卜生专号”，就是想借易卜生戏剧底具体方法，作指示问题之助的。胡适之说明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有四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这都是中国家庭的写照。他更将易卜生戏剧里的主义，指出为中国当时底对症良药，这最容易灌入人心了。后来他自己又做一篇喜剧《终身大事》，写田亚梅要求婚姻自由未遂，便跟他的爱人逃了，实在更单纯而更有力。此稿发表时（八年三月），虽说女学生没有人敢扮田女士，所以未曾实演，然在“五四”以后，女学校演《终身大事》的倒丝毫不觉奇怪了。
“五四”以前的《新青年》，还有两篇与妇女解放极有影响的重要文字：
一是刘半农</a>的《南归杂感》（五卷二号七年八月。）文中藉着和他夫人闲谈的口气，数说中国妇女的痛苦道：
世界最苦的人类，就是这班中国的女子。
那一班穷苦人家的妇女，吃朝饭，愁晚饭，他的苦恼我不忍说。
那一班富贵人家的妇女，穿短裤、穿丝袜，天天上杨庆和、老宝成办金饰，上大纶、天成剪衣料；他们自以为极乐，其实比街头的老乞妇还苦。然而我现在不愿意评论这些“描金寄生虫”！单就你们这班中等家庭的妇女说，不必愁吃，不必愁穿，每月有三五十元至一二百元的进款，可以酌量使用，也就不能算得很苦了。然而你们是人类，以人类应有的身分评判你们，你们却苦极了：
第一，你们未嫁时，父母不教你们读书：到了十岁以后，却急急要替你们攀亲了。人类是应当有知识的；你们父母却不许你们有知识。人类对于本身有自由处分之权；你们父母却要代为处分，这是养小猪的办法：起初是随便养他；养大了便糊糊涂涂的把他捉出圈去。第二，到你们出嫁以后，因为自己没有知识，所以不得不以“无才”为“德”；因为不能自立，所以不得不讲“三从”；因为一失欢于男子，就要饿死，所以不得不讲“四德”；不得不“贤慧”，不得不做“良妻贤母”。其实所谓“无才是德”，就是“人彘”的招牌；所谓“三从”，就是前后换了三个豢主；所谓“四德”“贤慧”“良妻贤母”，不过是“长期卖淫”的优等考语，和那小报上所登的“房间清洁，应酬周到”，“谈吐伶俐，宾主咸欢”，骨底里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批评，深刻极了。再看他说女子终日的生活是怎样：
我计算你们天天所做的事：——你们早上七点钟起身，自己要梳头，要煮早饭，要上门口买菜，要料理小孩子吃饭，年纪大一点的还要替他穿好衣服，预备好书包，然后送到学校里去；这么一来，已是九点钟了。九点钟以后，要洗早饭的碗筷锅子，要出灰拣菜，（往往五个钱的鸡毛菜，十个钱的绿豆芽，要拣上一两点钟，）洗鱼切肉；不知不觉已近十一点钟了。于是连忙煮饭烧菜，直忙到十二点。吃过饭，洗过脸，约一点左右，看看有什么衣服要洗的，就用热水泡起来洗。人工洗衣，最费时间；大约一双袜子要十分钟，一件短衫要二十分钟。三五件衣服一洗，天已夜了；即使没有夜，人也倦了，总得休息休息，到六点钟，又要预备晚饭，又要洗锅涤碗。晚上要替小孩做鞋子，要修补衣服；余下工夫来，至多只能翻翻《日用杂字》用那半别不别的字，记一两笔零用账。到十点以后，是呵欠催人，快点睡罢。
中等家庭之妇女，实在这般生活的，不但那时，即今日已经解放的妇女，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经结婚生子，仍然要过这般生活；所好的，记账不至于写别字罢了，——实是苦极。但难道不曾雇有仆人吗？他说：
即使家中有一个小丫头，一个老妈子帮着，自己至多只能减少三分之一的忙碌；若有了个吃奶的小孩缠着，还要加忙一倍。请问忙来忙去，忙出些什么成绩来？
他觉得要改造中国的社会，拯救中国的妇女，非先打破了这个“中国妇女生活谱”不可。怎样打破呢？对于先所说的第一项弊病，应当一反其道而行之，父母对于儿女，只担负教育的责任，没有干涉婚嫁的权利和经营婚嫁的义务。对于第二项，却应当先把社会改组了才行。怎样改组呢？他说：
今以我们所住的一条西横街为例：街上所住的人家，大约有五十户；以平均每户有成年妇女二人计算，总数就有一百人。这一百个有用的人，现在正在那里照“谱”行事，当然是过了一世也没有什么成绩的。若能把五十人家联合起来，——
（1）开设公共教养所一处，抚育全街各户五岁（照中国习惯以虚岁计）以下的儿童，约需妇女十人，（至多十五人。）
（2）开设幼儿园一处，教育全街各户五岁以上，七岁以下的儿童，约需妇女五人，（至多八人。）——七岁以上的儿童，当入国民学校；国民学校应当联合了三五条街开设一处，不能混入此项计算之内。
（3）开设包饭所一处，供给全街各户的饭食，约需妇女七人，（至多十人。）
（4）开设洗衣作一处，代替全街各户洗衣，约需妇女六人（至多八人。）
（5）开设成衣铺（兼修补旧衣）一处，代替全街各户料理衣服，约需妇女十人，（至多十二人。）
（6）设公共女仆四人至八人，专司全街各户的清洁卫生，兼送信购物诸琐事。
照这样计算，对于五十家人家生活上需用的妇女，不过四十二人（至多也不过六十一人）；在总数一百人里扣算，就能移出五十八个（最少也有三十九个）空人来。这五十八个人倘能悉数到社会上去做事，中国的社会事业，断断不是现在的烟鬼面目。（所谓社会事业，是指小学</a>教员，医院看护妇，商店售品人及书记等职业；我是绝对不赞成女子参政的，我连男子参政也不赞成。）便是那在本街上做事的四十二人，也已有了职业，也已对社会上尽了个应尽的责任，脱离了“长期卖淫”的耻辱了。
他这主张，正和后来社会主义者理想中的社会组织仿佛，是一直到现在——八年后的今日，——仍然为一个理想的。理想虽未实现，种子总算已经种在青年的思想里了。
另一篇重要的文字，便是五卷三号（七年九月出版）发表的胡适之的《美国的妇人》，是在北京女子师范讲演的稿子，起首使用具体的方法说出他的意见道：
去年冬季，我的朋友陶孟和先生请我吃晚饭。席上的远客是一位美国女子，代表几家报馆去到俄国做特别调查员的。同席的是一对英国夫妇和两对中国夫妇，我在这个“中西男女合璧”的席上，心中发生一个比较的观察。那两位中国妇人和那位英国妇人，比了那位美国女士，学问上智识上不见得有什么大区别。但我总觉得那位美国女子和他们绝不相同。我便问我自己道，他和他们不相同之处在那一点呢？依我看来，这个不同之点，在于他们的“人生观”有根本的差别。那三位夫人的“人生观”，是一种“良妻贤母”的人生观。这位美国女子的，是一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我在席上，估量这位女子，大概不过三十岁上下，却带着一种苍老的状态，倔强的精神。他的一言一动，似乎都表示这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似乎都会说道：“做一个良妻贤母，何尝不好。但我是堂堂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这就是“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我看这个女子单身走了几万里的路，不怕辛苦，不怕危险，要想到大乱的俄国去调查俄国革命后内乱的实在情形：——这种精神，便是那“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的一种表示；便是美国妇女精神的一种代表。
所谓“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又解释道：
这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换言之，便是“自立”的观念。我并不说美国的妇女个个都不屑做良妻贤母，也并不说他们个个都想去俄国调查革命情形。我但说；依我所观察，美国的妇女，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个“自立”的心。别国的妇女，大概以“良妻贤母”为目的，美国的妇女大概以“自立”为目的。“自立”的意义，只是发〔展〕一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作事。中国古代传下来的心理，以为“妇人主中馈”“男子治外，女子主内”；妇人称丈夫为“外子”，丈夫称妻子为“内助”；这种区别是现代美国妇女所绝对不承认的。他们以为男女同是“人类”，都该努力做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没有什么内外的区别的。
以下他便举了许多美国妇女趋向这个目的的事实，也有几处拿中国妇女目的底错误作比例，说的极其详尽。最后他说出他对于中国妇女的希望道：
我们中国的姊妹们若能把这种“自立”的精神，来补助我们的“倚赖”性质，若能把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来补助我们的“良妻贤母”观念，定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这种“自立”的精神，带有一种传染的性质。女子“自立”的精神，格外带有传染的性质。将来这种“自立”的风气，像那传染鼠疫的微生物一般，越传越远，渐渐的造成无数“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有了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良善的社会决不是如今这些互相倚赖，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说那种“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善良社会绝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微意了。
可见他是在提倡这种“超良妻贤母”的人生观。这个“超良妻贤母”的人生观，与后来章锡琛诸人所倡导的“弗弥涅士姆”（Feminism或译男女平权主义，或妇女主义）很有相同之处。以上两篇文章，算是《新青年》对于妇女问题建设的贡献，而胡适之这一篇，影响更大。
B 第二期——“五四”以后（新生时代）
（一）“五四”运动与妇女解放
欧战时中国经济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各国因战事之故，不能不暂行减少或停止东方贸易，中国的实业家，便藉此作兴业运动，中国各处在那几年内添设的纱厂工厂，也不知有多少。但是手工业的失败，并不起于那个时候，自从任外国自由贸易以后，中国手工业便已失败了，人民的经济生活便已窘迫了。坐而待毙的现象，已渐渐看出。然而工业发达可使社会改变的话，尚不能使一般人明白了解，因为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虽已间接受到西洋工业发达的压迫，但他们亲身离社会工业的状况还远。到得欧战时候，资本家觉得办工厂是一件投机事业了，便办了很多工厂；穷人因为到工厂去可以免却饥寒了，亦遂投身工厂。社会状况，间接直接，发生了很大变化。举国上下，才都感到工业发达与社会的关系。我们也才都有心来接受西洋的近代文明，新文化运动就是站在这一个时势上的。
欧战初停，中国人很以为这是一个自强的机会，满望和会上得着不劳而获的胜利，谁知消息传来，竟是不祥，推源祸始，都是宵小所误，因而发生“五四”运动。一种运动的成功，须赖继续不断的努力，“五四”运动虽然是临时爆发的，如何维持下去，叫他成为有实力有意义的运动，便靠着学理的帮助了。当时遂把这政治运动，看大开来，觉得单独的解决政治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中国的事，是各方面都生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问题……种种问题都与政治有关，蛛丝罗网，不易解决，溯本求源，还是一个文化问题。觉得立足在现代世界，非接收现代文明不可，《新青年》的主张，实在很有道理，于是“五四”运动一班青年，便竭力推扬《新青年》上的主张，打破旧伦常，吸收新文化。假使当时没有那种吸收西洋文明的时势，徒然有《新青年》上的议论，当然也是不得成功的。
“五四”运动的利器是“团体”与“宣传”，没有“团体”的少数人的叫喊，是再也引不起人家注意的，而“五四”时“团体”的结合，是以新的意思结合的。新的意义是没有男女界域的，所以“五四”是促成男女社交的一个好机会。“宣传”是要有内容的，没有内容的叫喊，谁听了也不入耳。“五四”运动既以打破旧伦常，吸收新文化为目的，他们的宣传，自然极力从这方面入手。“五四”时候的出版物，几乎“无地无之”，哪一省哪一县有一个学生会，哪一个学生会是都想出一个刊物的，——铅印也好，石印也好，油印也好。而各地刊物，打开来一看，除却运动消息以外，满是些“思想革命”，“社交公开”，“妇女解放”，“恋爱自由”，“教育平等”一般言论。至少在写这些言论的青年，他们的脑子，无论如何是受了这些思想的陶化了。他们在写稿时候，至少是得多看几本杂志的。《新青年》上的主张，遂不知不觉地走遍了全国。
思想这件东西，一经灌入脑里，是会作怪的。虽然世间尽有要十年百年方可实现的思想，但那切身可行的思想，是最令人跃跃欲试的。“五四”时代所倡导的思想，都是救时良药，尤其是“妇女解放”这问题，人人都感觉急切，并且又是可以“坐而言、起而行”的，所以“五四”时候，妇女就开始解放了。
有一件事不要忘记，便是经济状况的变化。中国自营的实业，原来是堆在沙滩上的宝塔，丝毫没有基础的。欧战停后，外国的经济侵略，山崩海陷般的压到我们中国，我们的旧组织再也支持不住了，妇女们再不能安安稳稳地在家里度她那寄生生活了。经济是如此的窘迫，职业是如此的艰难，生活程度是如此的增涨，一个男子要好好地养活着他的妻室儿女，不啼不号，实在不容易，妇女便不得不入社会去求职业。眼光稍远的人，遂从速让女子读书，以作职业的预备。又因为寻谋职业的原故，男子们老守家园的观念，也打破了。经济既是困难，遗产往往不足维持生活，一家兄弟，各自谋生。宗法势力，到这时候，便不待攻击也倾倒下来了。不过交通底便利，也有很大的影响。宗法观念既破，妇女的背脊上便去了一块重大的压石；这是促成妇女解放的重要时势。
（二） 教育上的解放与缺点
“五四”后妇女解放的先声，便是教育上的解放。怎样可以提高女子的人格？非男女教育平等不可。要教育平等，便是不问男女，都受一种“人的教育”，不应把男女教育分开，男女共学的办法，宣统三年学部开中央教育会议，即订初等小学可男女同学。民国元年教部成立时，通电申明宗旨，中亦有初等小学可男女同学的话。民国四年更定高等小学男女同校者须各编学级。于此可见，“五四”以前所定小学校男女共学的办法，不过为的教育行政方面底便利，在小地方不能举办女子小学时，女生可入男校另编学级，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断不是想要男女受同样教育的。社会上也很觉这种办法不好，所以徒有此类的规定；而小学校之真正男女同学，还是“五四”以后的事。民国九年时，男子小学校之容纳女生，女子小学校之容纳男生，几乎全国都有了。
“五四”以前，中国并没有自己办的女子高等学校。教会办的，北京有个协和女大，南京有个金陵女大，福州有个华南学校，转是中国女子受高等教育的地方。民国六年，北京女子师范开办国文教育专修科一班，次年又办手工图画专修科一班，虽然有了改建高等师范的准备，究竟还没有完全成立。“五四”是民国八年上学期的事，那年秋天，有女生王兰、奚贞、邓春兰三人，要求北京大学</a>开放女禁，那时考期已过，只能准许旁听，审查合格允许旁听的，便一共有了九位女生。蔡孑民在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上演说，说到北京大学开女禁的情形，最滑稽了，他说：
从前常常有人来问：“大学几时开女禁？”我就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国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不过以前中学毕业的女生，并不来要求，我们自然没有去招寻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当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从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言行录》四四五，六）
他这话看来滑稽，实则可以箝教育部之口，拒反对者之标的的。不久南京高等师范也就招收女生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次年也完全成立。到现在，除属专门的技能职业，如交通税务之类外，全国的大学算都是男女同学了；不过还有两个专门教女子的大学。（清华现尚无女生，听说不久要招女生了。）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民国十一年度全国受高等教育的女子，除教会学校的不计外，已有六百六十五人！这就是“五四”解放的成绩。这六百六十五人的分配是：
这是十一年度的情形，现在当然更有增进了。
中国女子有正式进大学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从“五四”开始的，前面说的很明白，可是为什么又于民国九年时把北京女子师范正式改为高等师范呢？把北京女师改为女子高师，立意原在“五四”之前，那时初级女子师范毕业的学生，无处升学，所以有办女子高师的必要，可是在现在看来，——就理论说，女子须同男子受一样的人的教育；就实际说，女子高师或女子大学的规订科目，亦并无和其他大学不同之处；——高等教育，似乎没有为女子专设的必要。但是现在国立的女子大学竟有两处，不独表示女子教育的缺点，只能作女生不能入其他大学时的收容所；且适足养成女子学校学生的惰性。三千年来的思想，认女子的能力较男子的薄弱，新潮诞生快十年了，尚不能矫正这种见解，这是妇女在教育上的解放还未完成的事。
维新时代筹办的学，是以贤母良妻为目的的，所以先以女学归之家庭教育法，其后方归学部。其女子师范的宗旨，不过是“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助家计，有益家庭”。民国初年，对于这个目标，承认了一半，说是“造就小学校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不说关于家庭的话了，是那时对于贤母良妻主义已有疑窦的原故。又创办女子中学，也是希望女子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好打破贤母良妻的范围。但终不能决然说女子中等教育就完全与男子的一样，所以比男子中等学校课程多家事缝纫等科。这中间便隐然留着一个很大的漏洞，把女子教育的宗旨，弄得“扑朔迷离”，不知所向了。教育女子的方针，究竟应和男子的一样呢？不一样呢？贤母良妻的呢？超于贤母良妻的呢？若说应和男子一样，为什么要多学家事缝纫等科？若说以贤母良妻为教育标准，只学了家事缝纫便可以做贤母良妻了么？中国的新教育，原就是科举式的，只顾经过学校阶级后，有什么资格，能混什么差事，（当教员也是一种差事。）完全不想到教育与学生生活应有什么关系。所以学校尽管办得热哄，效率依然是很小。女子教育，宗旨既然不明，便只得在旧生活的大海里，随着新潮，高一浪、低一浪的，度他飘摇无定的生涯。
今日的女子学校，完全抛弃了他的责任，他的学生，将来应否和人结婚，结婚后应否负维持家政教养子女的责任，他是一概不管的，他只按照那带着漏洞的部章，把教科书尽量向学生脑里塞去。学生生活上发生了这种重大问题时，那只好听凭她的环境去解决，只好让她自己在那新旧冲突的潮流中挣扎，学校给予她的知识，是与她无丝毫裨益的。这是个多大的缺点！弄到现在，几乎全国的人都要承认教育对于女子不过是一种妆饰品了；受教育的女子，几乎全被斥于家庭之外了；（意思是说她们没有维持家政的能力）这是个什么结果！
高等教育，不必把女子和男子分开，却有两个大学使她和男子分开；中等教育，原是把女子和男子分开的。实际上却又没有分开的教材与教旨！不是矛盾么？
我的意思，高等教育是造就专门人才的；专门人才有什么男女的分别？所向的目的既相同，所用的教材又相同，即不说男女同校还有别种利益，已经应当同校了。
至于受中等教育的女子，我的意思，无论她将来是升学是谋职业，都应在与学制衔接的功课外，授以一种女性特需的教育，以别于男子。“女子治内”的思想，自然完全不适于现在社会了；但断没有谁主张把女子天赋的才能，精神的特质，和其兴味、感情、美丽一笔抹杀，而使之以男子为人生极则的。妇女主义者也绝不要求免除母性之责任、光荣和困苦的。所以女子除受人的教育外，还应有她自己应受的教育。新时代的女子，如果以为家政一类东西可以不学，似乎和从前纯以贤母良妻为目的有一样的错误罢。爱伦凯把母性的教育分为三种课程：
第一种课程，是国家经济学，及处理家政之本的卫生上和审美上的原理，这课程虽没有包含种种实际的练习，但把家庭科学的第一原理，教示青年女子了。
第二种课程，是卫生学，心理学，及关于教育一般具有康健状态及带病的性质的小孩的学理。
第三种课程，是青年妇女们在为母之前或为母以后生理学上及心理学上的应知的学理及人种改良学的根本原理。（《妇女十讲》页一四六）
新妇女虽然都是具“超于贤母良妻”的人生观的，但贤母良妻的知识，似乎应当知道。失却母性的女子，或不知怎样做女子的女子，说她便是能尽“超于贤母良妻”之责任的人，这一定是欺人的话，信不得的。教育家——尤其是女教育者，应当仔细想想这问题，求一个解决的办法；爱伦凯的主张，或者就有参考的价值了。
（三） 职业上的解放与其痛苦
女子之投身工厂，初不由“五四”开始，但男子学校之容纳女教师，到是“五四”以后才有的事，现在当教师这件事，已变成女子最普遍的职业。除此之外，从事商业的也有，如京、津、沪、粤以及诸大都会，往往有令女子营业的商店。女子在职业上，算已得了解放，只要有可做的事，便可被人延用，不致因“性别”不同而见外于男子了。
可是今日从事职业的女子，并不是因为她没有了从前那种在家里做主妇的责任，也不是因为她们没有小孩子要等她们去教养，而她们不能不舍身到社会来谋职业，什么原故呢？经济的压迫呀！西洋因为工业生产品价廉的原故，家庭的经济愈益缩小，家庭的劳动异常减少，从前需要妇女在家做的事，如磨谷、制麻、纺纱、织布、洗衣、漂布、酿酒、煮调肥皂、制造蜡烛、制造各种果汁，及为健康目的用的药草饮料、浸渍果实、保存食品，又制衣服、烤面包、运水、饲猪、养鸡等工作，因为工作合作的扩张，已不必妇女去做了。西洋现在家主妇所须做的，只有煮饭、打扫、教育儿童，况且即是这些职务，也因为有自来水管、煤气炉、电灯及煤气灯、中央暖气管等类，又因设立有学校、幼稚园等，家主妇的责任也大减轻。即以教养儿童论，除幼稚园等减轻她们担子外，又甚行“两儿制度”。她们现在已不必忙个不休了；有才干的，遂不愿跼蹐于家庭小范围之内，因而要从事职业。至于那因经济压迫必得自谋生活的，自然更不用说，但她无论如何，比中国今日寻谋职业的女子，总还要幸福得多。
中国今日从事职业的女子怎样呢？
女教员们，一周担任二三十小时功课，回家还要带小孩子，烧饭，洗衣，晚上还要改卷子，预备功课，一有闲暇，还想打毛绳衣，做小孩鞋袜，即使雇有女仆，有许多事还是要亲自做的：这生活该有多苦！但这是平时的现象，如果又怀了孕，便不得不为生育着急了。差不多的时候，便得暂停职业，一个孩子出了世，精神衰颓了一大半，对于职业，就要发生厌倦了。所以那结过婚的女子，从事职业总是站不长久的。因为这样，便发生两种现象：（一）从事职业底未婚女子，认结婚是一件可怕的事，为衣食的原故，不得不牺牲那可爱的青春。晚之又晚，到头来往往失却了结婚的机会，感受晚婚—甚至不婚底痛苦的女子，现在中国智识阶级里多极了。（二）晚婚既痛苦，一般未婚的女子，遂不能不认职业为不愉快的事情了，于是还恢复她们的旧观念，以为只有作家主妇是她们自然的职业，很急切地要找一个有家产的男子去嫁了。如果因经济压迫，一时不得不从事职业，她觉得那种职业也不过是大海中无聊的航行，一旦得驶入结婚的港口里，她便要立刻弃去她所憎恶的职业活动的。因为如此，女子还是不能“自立”。婚姻的习惯，还是没有改进，多数解放的女子、恋爱结婚的，自以为打破了一切，谁知结婚不久，才晓得自己还没有解放，还要受男子的保护。数千年来的锁链，仍旧套在她们的项上。
何以中国女子在职业上感受如是的痛苦？那是因为我们家庭组织还是原始的形式，没有把家庭劳动弄得简单，还不能与妇女分工的情形适合之故。所以我们亟应有一个新的组织。在新的组织未曾实现以前，妇女一面未曾完全脱离家庭的枷锁，一面又作了工资的奴隶了。在两层的压迫底下，妇女的痛苦实在比男子更甚。即使如此，因为已解放的职业范围太小之故，求职业而不得的妇女日多，她们还怨苦不迭哩。新的组织是什么？刘半农《南归杂感》里已经道着一些了，在本章第八节里我们还要说到。
（四） 婚姻上的解放与其不足
“五四”以后，婚姻自由的观念，在智识阶级里似乎已经普通化了。大多数人已经觉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可是纯粹恋爱的结合，总还只有少数人敢去尝试。男女双方，即使互相了解，有了结婚的程度，他们总还得要求家庭的同意，另外转托人来作媒，行那请庚定亲的种种手续。至于那纯粹由家庭解决的，更不用说了。这种婚姻手续，同宋代的还差不多，如：
一、请庚 父兄请人作伐，向女家介绍，女家如可同意，即将庚帖送至男家。
二、探问 请庚帖后，如能合意，则各须探问两家境况及人品；探问不足，继之以卜筮。——这一层在先由个人同意的，自然无须了。
三、定亲 探问合意，卜筮得吉，于是择吉日行定亲礼。是日男宅以首饰（名曰六礼，或以全金，或以半金，或以银币代之，亦有全不用者）及茶叶、果子、礼帖，（用“致意”及“求允”二帖）等盛诸盘中，遂至女家，女家受之，而还以礼帖（致意帖，八字帖，允帖）及喜糕等。
四、报期 定亲后如欲结婚，必先卜定吉日，复托媒人报诸女宅，名曰报日期，女宅允许，即可实行，否则仍须重选。
五、行盘 结婚前数十日或一二日，男宅必送礼物至女宅，名曰行盘。先由女宅说定所须用之首饰、衣服、礼服及银币等，男宅即于是日送往，女宅受之，并还以新郎礼帽、礼鞋及喜糕。
六、妆奁 结婚前一日，女宅所办之妆奁，必送至男宅。其妆奁之多少，亦视贫富而定，有四橱八箱的，有二橱四箱的，亦有仅用数箱的，外此则有各种台凳及各种铜器瓷器。此等器具，大都只美观而不实用。旧式女子，以此为自己荣辱所系，所以定要外表好看；即现在受教育的女子，亦不能免。女学生毕业后辛辛苦苦的去作教员，所得的收入并不供给家庭，目的只为在增置自己嫁奁的，也常见的很。
七、迎娶 结婚那一天，男宅用执事花轿或马车等至女宅迎接新妇，新郎亦于此时至女宅，名曰揖岳，是古时亲迎的意思。轿至女宅时，女宅必索银若干，名曰门包，数如不餍，则以花轿不得进门为要挟。轿入门，新妇服礼服，披红纱，令阿弟扶上轿，此时母女分别，须得痛哭，不哭则受讪笑；且有以为哭声洪大则男宅将来必富之迷信，此在受过教育的女子，真有“左右做人难”的光景。
八、结婚 结婚须择一定时，过所择时则不吉。轿回宅，新郎衣礼服，喜娘引新妇出轿，与新郎并立，连以新绿长巾，点花烛，奏乐，掌礼者喝礼，向南北各四拜，均由喜娘为之牵引，新郎新妇，无异傀儡。拜跪毕，乃由亲友执花烛送至房中，执花烛者在前，新郎新妇在后，好事者每蹒跚不前，竟有只隔数屋而行数十分钟者，藉以苦新人。既至房，同坐于床沿，继又祭祖待新人，次乃行相见礼，先父母，依次及于伯叔兄弟姊妹亲戚等。礼毕，长者有觌仪给新人，新人亦须以觌仪给幼辈。
这样仪式，还普遍的行着；比较解放的，只不过把事情变</a>简单些，结婚一项，不用花烛拜堂等等，而改为什么“文明结婚”，换戒指、立婚书等等；其余情形，大都仍旧；实在是不澈底的解放。也有那举行“宴会式”结婚仪式的，大都在外乡大都会的居多，在家庭所在的地方，是不易办到的。至于那完全自由的结婚，废止一切手续的，简直是少有。如果有这样的事，除非是脱离了家庭的关系。其实中国的婚姻制度，只受宗法组织的牵掣，宗法组织破坏时，婚姻制度自然就会改的；到比西洋受宗教牵掣的婚制，易于反抗些。
以上是说旧的婚姻仪式，近代还保存多少的，但结婚须根据爱情，并非不是多数人公认的，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底婚事，已经不像从前一味固执了。因为这个原故，社会上反产生两种极端的现象：一是结婚的极难，一是结婚的极易。
那结婚极易的，往往在公园里，戏院里，会场上，或其他地方，男女偶相接近，便致相爱，不久之后，就结为婚姻，——此类事实，各地都有，大都会更多。他们自己，未尝不自以为是恋爱。但他们能于很短的时间内，努力达到其结婚目的，对手方之是否适于为配偶，当然没有考察的余地。这完全为两性的情热所驱使，如加本特所谓急于寻觅他情热的喷火口罢了；该是怎样的危险！不独自相认识的如此，即由朋友介绍，因而匆促相爱的，也是一样的粗率。不过尚易于由朋友方面知道对方的一点情形，比较自相认识的，究竟还胜一筹。
怎样是结婚极难呢？上一节说的从事职业的女子，认结婚为畏途，便是酿成“结婚难”现象的原因之一。还有那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在中国也渐有“结婚难”的现象了。本来在大学读书的，已往往耽误了她鲜艳的青春，使她在戴上学士帽时，失了从前那吸引男子的魔力：谁知大学的教育，又易于使她不自觉的养成一种高傲的观念，往往就看不起男人。她们以为男女关系是一种精神上的伴侣，一种兴趣和主见的结合，去发展人生能力的。与其不能使自己得到什么好的机遇，到不如终生从事职业，反可在经济上行动上得着自由了。
以上两种现象，——结婚的极易和极难，似乎都不是健全的社会应有的。粗率的结婚，容易结不幸的果子，是很明显的事实。结婚的极难，甚至于不婚，也是不幸的事。就人性说，男女两性，都有结婚的必要；男子无论是从事职业或受高等教育，都无害于他结婚的权利，为什么女子从事职业或受高等教育就要牺牲她结婚的权利呢？如果说女子的性欲，天然较男子为淡薄，她们可以不结婚的，试问这话有什么科学的根据？假使社会组织不同现在一样，性的道德也不同现在一样，而使女子有和男子一样的自由，试问女子性欲的表示，还像不像现在一样的淡薄？现在的表面淡薄，完全是过度压抑的结果啊。就社会说，社会的改进，全恃其中份子之身体、智慧和道德的品质之加良，这种优良的份子，是靠着优良父母的卵翼，有很好的家庭生活和很完备的教育的，受到高等教育的女子，自然是优良孩子的最好的母亲，她若牺牲了这光荣的职责，便是她对社会不能尽她底唯一的义务了。我们固然希望那受高等教育的女子，能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子一样，替社会服务，为一般可怜的人，缺乏智识道德的女同胞们，有病的儿童和青年们牺牲，但在健全的组织之下，做两三个小孩的母亲，并不至于妨害一个女子之为社会服务。自然也有那特别称为“男性的女子”的，她丝毫不感觉结婚有什么幸福，甚至她有厌憎小孩的（这已有点病像），那末我们听凭她不生育去。但是大多数受了现社会的束缚，因而以独身主义相号召的，便确是现社会的病象。这种病象，是应当设法救治的。救治的方法，除改新社会组织，使家庭不复贻累女子，或教养子女不使女子感觉痛苦外，极力使社交容易，也是中国急切的事。社交如能真正公开，真正容易，粗率结婚的毛病便可得救了；结婚困难的毛病，也可减轻不少。在美国，男女同校大学里女生结婚率，比那纯粹女子大学学生的结婚率高些，就是因为和男子交际的机会多些的原故。中国的男女社交，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放手行去，仍然是扭扭捏捏的故态，这真是一件大大的缺点！
（五） 性态度之亟应改革
社交所以不解放，就是性态度未曾改革的原故。中国虽已有多数人知道结婚须有当事人爱情的，但一面仍把性的行为看得太重大，使男女两性隔离得非常之远。由于这种态度发生的弊病，比较由于社交解放发生的，不更大些么？在性行为看得太重，男女隔离得太远的环境里；男性只认女性为“玩好殖民”的对象，女性不过是男性豢养的家鸡，虽然可以任意把她去宰割，但一不经意时，可以被“鸡扒子”一把粟的引诱而变为人家底鼎脔的！私通和奸通的故事，在过去的中国还少吗？现在中国所发生的流弊，——粗率的结婚等，——也还是从前的病根啊！二千多年前的“七岁不同席”，“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表面似乎已经物化了，但他的灵魂，还依然在中国人的心中作祟。
结婚的困难，不用说，也正是社交不解放的原故。人们之相与，没有什么绝对不能了解的，平时有人对于另一人憎恨、厌恶，断不是那一人生就有被人憎恨厌恶的性质，只不过这一人对于他不完全的知道。如果他多一分的相知，必定就多一分的了解，在这同须挣扎的人生里，必定可捐除误会而同情了。在这社会里，倘若有抱独身主义的女子，她往往只是因为得不着她理想的配偶而然的，社会上一定很可怜她，殊不知她自己原是一个瞧不起所有男子，不知道所有男子的人，她从何选择她理想的配偶？所以社交的真正解放，也能够帮助解决“结婚难”的问题，是无疑的。
我们现在切要的工作，是要能使少年少女对于异性的关系，有深切的了解，下明确的判断，最要紧的，便是使他们从早充分看惯了异性。
我们从前性的道德，是要女子独守的，男子爱别的女子不要紧，女子若爱了男子，便要罹终生的不幸，这种观念，近代还是保存在。不知已结婚的丈夫不应当把妻室死死守着的，如果那样，往往会把夫妻关系弄得索然无味。“夫妇互相容许远离而自由行动，常常把他们结在绝对的同情的索上，这样自由的天真烂漫的婚姻，却因了自由，愈成为吸引的。因为生活范围的推广，愈使婚姻生活丰富，活气增加，在某种意味成为不可破坏的。”——这是加本特在《爱的成年》里的主张，而为本间久雄极力赞颂的。“见章译《妇女问题十讲》，页四四。”浪游越远的人，越是思念他钓游的故乡。故乡底繁盛，不必能比他所游的地方为好，所以格外思念的原故，是由于他眼界宽了，心的度量大了，能见到故乡的美处的缘故。生活范围扩大——社交推广后，对于夫妻的关系，也能特别感到好处而原谅，也就是眼界放宽，度量扩大了的原故。
旧式的丈夫，对于妻室太监视了，自然谈不到解放，做妻的不但结婚以后没有自由，就当她做女时代，又何尝自由？不知自由，她的生活永远是枯燥的单调的从一的。和这种女子结婚，她只能做你一个顺从的奴隶；你和她在一块，也只能过枯燥的单调的生活。不会有活气的。但即是新式的社会——半解放的社会，由恋爱而结婚的夫妇们，多数仍不能感到自由的真味，这也是旧病的遗毒，太把妻子监视了，太不使女子有社交欲了，太看重奴隶的贞操了。
旧社会把性的片面道德看得太重要，对女性防伺得太严，又有什么好结果呢？据司法部的记载，十四年度五月至九月五个月间，司法部覆准执行死刑的人犯，其中因杀死本夫（被告者为男子）和杀死亲夫（被告者为女子）而罹死刑的，竟有百分之四十而强，（见下表）这种事实，无异宣告旧道德的破产！法律的无效！（意思是说法律没有威畏百姓使他不去犯罪的能力。）
司法部覆准执行死刑人犯统计
（据《司法公报》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期。）
中国民间，向来有对于通奸男女之极不人道的惩罚，这种惩罚，往往为法律所默认，不以为罪的。但是男女通奸的事并不因此而减少，现在看来，只不过暴露人民的野蛮残忍，对于性的态度之无理罢了。例如十三年八月七日《民国日报》曾载有这样一则新闻：
九江日前江水急流中，突由上流漂来一方木板，上面有人。义渡局急放救生船上前捞救，近视之，则板上仰卧一活着的少年妇人。上半截裸体，下半截仅穿一单裤，手足被人用铁钉钉住，不能伸缩。两腿间放一男子之头，鲜血模糊，并树一木标，上书“救者男盗女娼”字样。救生船见其情形奇怪，遂置不理。该妇人叫曰：“请你们将我之板翻转，俾得速死。”驾救生船者亦不加询问，遂将船驶回，而以所见情形告人。众谓此必奸杀案，但也应捞起以告官厅，从严追究。后以该木板顺流而下，救之不及，不知到底流于何处。（转录周建人《性道德的变迁》，《民铎》六卷二号，页六。）
枯守无爱情的夫妇关系，结果会闹出这样不人道的事来，谁说中国的旧道德尚有维持的价值？假使离婚</a>是容易的，当她和别人有爱情时，她便可和丈夫离开，也不至有如此残酷或杀夫的事了。
童贞的重视。现在并没有比从前淡薄，社交之不能公然解放，与离婚的困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的离婚，在男子是得着新生活了，在女子仍然无异于宣告了死刑，——即使她是经济能以独立的，再婚的机会总是很少。所以有许多人主张已经结婚的男子，应当原谅他的对方，竭力创造恋爱；而在女子方面，如果她的婚姻不幸，应该努力和旧社会的势力奋斗，提出离婚，好打破旧社会的陈见。这种意见是对的，我们并且更应希望，离婚的女子，都容易得着再嫁。这种女子多一个，对于性的陈见便可减少一分；这种女子不使社会认为怪诞的时候，便是性的陈见完全打破的时候！（近代已定婚约的，悔婚的非常多，大都是男子不愿意父母代定的婚姻，遇着这样情形的女子，应当极力怂恿父母和男家解约，否则无爱情的婚姻，是比暂时不嫁更苦的。）
总之，童贞的观念不打破，性的态度便不容易改变，寡妇便不容易再嫁，离婚也不容易实行，是女性不能自立的致命伤！
（六） 山额夫人之来华与制育运动
中国是著名“多子”的国家，但“贫不举子”的现象，汉代已经有了，两千年来，溺女堕胎的事，更遍行于社会。由此可见，中国虽无科学的制育方法，而人民为经济压迫的原故，已有制育的实际行为，中国人并不是天然愿意多子的。不过那拙笨的方法，往往害了母体的生命，否则即忍心害理做那残杀的事，太觉可怜罢了。所以堕胎是受法律干涉的，有心的人对于溺女也极力攻击的，汉时的王吉，南北朝的颜之推</a>，就是这类人的代表。清末林纾</a>作的《闽中新乐府》，也有一篇《水无情》，为“痛溺女”而作，那诗道：
孰道水无情，无情能作断肠声，孰道水无情，有情偏浸出胎婴。女儿原是赔钱货，安知不做门楣贺。脐上胞衣血尚殷，眼前咫尺鬼门关。阿爷心计忧盐米，苦无家业贻兄弟；再费钱财制嫁衣，诸男取妇当何时。阿娘别有皱眉事，乳汁朝朝苦累伊。床上缝鞋袜，镜上梳头发；还要将来再费钱，何如下手此时先？一条银烛酸风烈，一盆清水澄心洁；此水何曾是洗儿，七分白沫三分血。此际爷娘心始安，从今不着一些难。所恨儿无口，魂儿不向娘亲剖：“娘亦当年女子身，育娘长大伊何人？若论衣食妨兄弟，但乞生全愿食贫，——岂知聋瞆无头脑，一心只道生男好。杀女留男计自佳，也须仰首看苍昊！”
男儿是人，女儿也是人，为什么就不使她有生存的权利？但社会的偏视和经济的压迫，逼出这种现象，你就再拿苍天的威力震惊他，他亦未尝能改的。近几年来，贫困的现象，益发扩大，人民的生活，益发艰难，生命更不值钱，任黑暗社会中行那溺婴堕胎之事的，还能少吗？科学的生育节制，在中国实是急切需要的事。
近世倡导生育节制（Birth Control或译产儿制限）最力的，是美国山额夫人（Mrs.Margaret Sanger）。夫人在一八八三年生于纽约之高宁，曾从事看护业十四年，眼见贫民家庭受子女之累，生活非常艰难，有许多人，往往因堕胎而死，所以觉到生育节制的必要。于是出版一种小册子，名曰《叛逆妇人》（The Woman Rebel），宣传节制生育的方法，邮送到贫民窟。美国联邦政府及纽约的市政厅，都以这册子为猥亵的印刷物，控她以刑事罪，依照法律明文，寄件人及收件人，应该处以五千元的罚金和五年以内惩役的。然此事大受世人的注意，英国名人威尔士、加本特等致书美国总统威尔逊，说夫人此举，完全是道德的行为，不该与一般猥亵出版物同视。经详细调查之后，遂宣告无罪。此事的结果，实在可说美国政府已经默认了产儿制限运动。
后来山额夫人又与其妹皮尔恩夫人（Mrs. E．Ayrne）共同在纽约贫民窟设立产儿制限讲授所，又被捕入狱。皮尔恩夫人在狱中绝食，因此惹起纽约市妇人非常的同情，集合许多同志从事于请愿的运动。再派特别委员调查，又宣告无罪。自此以后，产儿制限一事遂大为世人所注意。夫人主持的产儿制限会，已有二十余所，并刊一种杂志，名《产儿制限评论》。欧洲各国也纷纷办有产儿制限讲授所。
民国十一年七月，将要在伦敦开国际产儿制限大会，她去赴会，绕道东方。这年三月，她就从美国到日本，日本政府禁止上岸，后来强制她不许宣传方法。四月中旬，遂由日本来中国。
夫人到北京后，应北京大学之请，讲演《产儿制限的什么与怎样》，由胡适之翻译，当时听讲的十分拥挤；讲稿传出后，更是轰动一时，认为是甘霖玉露的也有，认为是奇谈趣语的也有。但是中国社会弥漫着的“性”的玄秘的空气，总算她第一个来打破的！中国从前何尝有人把“性交”的事拿在大庭广众中演讲的哩？她这一次的演讲，除下了生育节制的种子外，还创始了一种好的态度，使中国人知道“性”的事情，原来还是值得用科学方法去讨论的啊！
生育节制的原理，就是阻止精虫与卵子之结合而避免受孕的，方法虽然微细，目的却远在人种的大问题上。英国著名经济学者马尔塞斯说，世界人类如像目前这样繁殖下去，每二十五年，人口须增加一倍，这种增加是几何级数的；但世界生产的增加，即使有很大的努力，也只能是等差级数的：所以人种简直有绝灭的危险。用种种方法来限制人口增加的，是为“马尔塞斯主义”。后来“新马尔塞斯主义”主张用科学的避妊法来代替别种不近情的限制人口办法，“生育节制” （Birth Control）遂大为世人所注意，所以又有人称之为“产儿制限”。
今日中国，到处有人满之患，产儿制限尤为切要。山额夫人来华之后，北京和上海，都有人组织研究节育的团体，可是不久之后，都销声匿迹了；这是很可惜的。固然现在所用方法，尚未能完全便利，但继续倡导与研究，是必需的。固然山额夫人也曾劝我们贫民病人和下级社会下手，但宣传此事于贫民病人和下级社会的，总还靠知识阶级的青年男女。
生育节制的利益，即舍开限制人口会使国家富强、社会健全而论，尚有种种切身的好处：
一、生育节制能使母亲生她愿意生的孩子，她身体不好或操劳过度时便可不生孩子，减少了她多少的痛苦。
二、生育节制能保存丈夫对于她的爱好，妇人生育的间隔时期较长，夫妇幸福的生活便多些，爱情更浓些。
三、因为贫穷无知的原故，有许多小孩不能得健全的养育，幸而长大，也只能做一个苦力，或自儿童时起，即须做自食其力的事，做一个愚民，一生没有幸福的日子。
四、生育节制可以免遗传病从父母传到子孙。
五、因为有这方法，青年不妨较早结婚，待他们经济足以维持时再生育小孩，可以免除卖淫和他种不正当的性交。
六、生育节制可免子女众多之累，使家庭成为平安和谐的家庭，使男女有自由发展的机会。
……
以上所说的利益，对于女子终身的幸福是尤其重大的，所以制育的事，女子实在应当居主动的地位。最好是妇女们自己研究、自己主张、自己实行、自己互相传告。虽不必把生育节制的方法彰明的列为妇女功课之一，（但欧美已有很多的讲授所了，我们即认之为妇女教育的一种功课，又有什么不可？）受教育的妇女们，似乎都应以没有制育的知识为可耻！更进一步说，在今日的中国，至少至少，须要有一位像山额夫人这样的女子，苦口婆心，以殉道的精神，为同胞妇女谋幸福的！
无限人口的增殖，是最大的罪恶，我们知道的：无后为大的观念，是宗法的产物，实际已不存在的：那末制育运动，还有什么顾忌呢？从前上海和北京两处的制育研究会，是男子做主动的，虽然失败亦已不值回顾，将来应该有妇女做主动的组织的。
（七）参政运动与其理论
女子参政运动难道民国初年失败后从此就应烟销火灭了么？不然的。“五四”以后，女子既有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顿时女界中好像产生了一些人才，她们对于这事，自然是秣马厉兵，跃跃欲试。民国十年以后，政权分崩的现象，渐渐显现，联省自治的呼声很高，国人都想用良好的政治来解决国是。所以一班学者，高唱其好政府主义。这空气传染到大学里边的女生，她们便觉得她们应当舒展起来的机会到了，所以第二次的参政运动以起。
十一年暑假的时候，北京中国大学女生万璞及法政专门女生周桓、石淑卿等，联络女子高等师范学生同发起参政运动。七月二十五日开筹备会于法政专门学校。既而意见不投，分裂为二：万、周等组织女子参政协进会，女高师诸人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
这一次的参政运动，是与民国初年不同的，那时采用了“武”的方法，这时却是“文”的。可是参政协进会开成立会时，竟遭警察的干涉，不得已遂改为讲演会。拟在国会正式开会之后，为女子参与全国政治的要求。宣言上说她们底目的是：
一、推翻专为男子而设的宪法，以求女权的保障。
二、打破专以男嗣为限的袭产权，以求经济独立。
三、打破专治家政的教育制度，以求知识的平等。
细心看去，前两项到是在法律上应当争得的，第三项却真不必，民国成立后的教育制度，就没有不平等的规定，女学校如果有与男学校不平等的训练，那是思想作祟，不是制度作祟的。且慢批评，再说她们的方法，旗帜甚是鲜明，就是：要求女子的参政权！
女权运动会的目的，较参政协进为大。她们在八月十三日开茶话会招待新闻界和学界，很得他们底赞助。二十三日开成立大会，其后陆续举行几次公开讲演，刊女权运动特号，会员说有三百人。她们的宣言有七条纲领，是：
一、全国教育机关一概为妇女开放。
二、女子与男子平等的享有宪法上人民应享的权利。
三、私法上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承继权，财产权，行为权等，一依男女平等的原则，大加修正。
四、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
五、刑法上加入“同意年龄”及“纳妾者以重婚罪论”的规定。
六、禁止公娼，禁止买卖婢女，禁止妇女缠足。
七、依“同工同酬”及“保护母性”的原则，制定保护女工法。
中国男女在法律上所享权利向来是不平等的。女子的行为，在法律上应受限制，《民律草案》第九条云：“达于成年，兼有识别力者，有行为能力，但妻子不在此限。”又同律第六第七条，“不属于日常家事之行为须经夫允许”。则夫妻之间，妻在法律上是不独立的。至于继承权，女子的希望更少，有亲子的自不消说，没有亲子的，财产应由嗣子承继。如无亲子，又无嗣子，其财产由一种规定的次序定应承受遗产的人，即：
（1）夫或妻（2）直系尊属（3）亲兄弟（4）家长（5）亲女（《民律》第一四六八条）。亲女的地位，在承继遗产上面是如此低的，所以简直少有袭产的希望。离婚问题，在法律上男女也不平等。纳妾的事，是法律上承认的。“同意年龄”，中国刑法上并无规定，不过如有与十岁以下幼女通奸的事，我们通常总认为是强奸的，“同意年龄”（age of consent）意即青年女子未达法定年龄时，如有与男子通奸情事，无论如何，应认为男子诱惑，不当认为女子已表同意，男子须受刑法的处分。中国的“同意年龄”既无规定，完全靠人情以维持，便不能给幼年女子以充分的保障。人口贩卖与娼妓营业，不只蔑视女子人格，并且违背人道，然各国法律，对此二事都无澈底殄除的决心与办法。女子职业，在中国尚无绝对的自由，选业的范围很狭，渐有不足支持的现象。即使有与男子同样的工作，其酬劳也难同样，而生育子女，尤无适当的保护，——由于以上种种不平等的待遇，所以女子有要求参政的必要。因为男子纵然不尽是自私自利的，有些地方，不是忽略了，便是遗忘了，原谅了，要专靠男子来齐平男女的权利，那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这就是参政运动根据。参政运动不过是一种手段，他的意思就是女权运动。
女子参政实行后，女权可以伸张，那时对社会，对国家，对她们自己，以至于对男子，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看：
一、女子参政对于女子思</a>想上的影响 选举制度有一种政治教育作用，女子得选举权后，对于种种政治问题，应比从前留意，于是她的眼界可以扩大，她的智识可以增加，她的判断力可以较前敏捷。
二、女子参政对于家庭生活的影响 反对女权的人，以为女子参政后，家庭生活必大受影响，不知女子如不以政客自任，则执行选权，事亦至简，不必妨及家庭职务。又有人疑夫妻如政见冲突，易生离异；不知男女若都有政治思想，结婚时彼此思想必多一致，思想一致，夫妇关系，转可随之巩固。
三、女子参政对于女子生活的影响 参政后，女子职业的范围较前扩大，如司法行政各种官吏，女子都可充任，女子求生，较前容易。“同工同酬”的原则，这时也有些工作上可实现了。
四、女子参政对于女子权利人格的保障 参政后，可使结婚的女子财产权与男子平等；父母可以不吝惜女子上学：孕母与寡妇可得特别辅助；“同意年龄”可以规定得很高。
五、女子参政对于儿童保护的贡献 女权派认儿童教育、儿童卫生、贫儿救济、儿童道德种种问题，须待女子参政始能完满解决；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女子切身问题，而女子的性情能力最能帮助这些问题好好解决。
六、女子参政对于男子恶德的纠正 男子种种恶德，其影响不仅及于本身，并且间接的害及妻子，要求参政的女子，对于禁妓、禁酒、禁赌、禁烟等事，都要竭力主张。
七、女子参政对于政治道德的贡献 女权派以为女子道德较男子纯粹，倘令女子加入政治，尚可刷清政治上恶习，增进一般人的政治道德。不过这要看当地男子政治道德如何而定，如果男子政治道德十分卑下，女子也未必就能“中流砥柱”的。
八、女子参政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 一般关心人类前途，关怀人道的人，在女子身上，存绝大的希望，他们以为爱和平的心理，女子远胜男子，如今女子参政，人类战争或可消灭。（以上参观王世杰《女子参政之研究》，北大出版部。）
上述诸项，便是女子参政的理论。
参政运动虽然曾两度失败，但中国如果仍然行代议制度，女子参政必有实现的一日，而且这日子亦不是很远的，最早广东临时省议会，即曾限定女子有选权，前后曾于一百六十名女选民中，选出女议员十人。前几年湖南省宪规定男女同等，王昌国女士被选为议员。最近国民政府又有何香凝女士做实业厅长。这都是以证明中国妇女有参与政治的能力，并且政治舞台上也能容纳女子了。自然，女子参政是女子自觉的表示，并不是仅仅希望造出几个女政客的，争求参政的女子，若不仅以政客自期，女同胞的幸福，便可靠她创造了。
（八）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下之妇女
在二重压迫下的中国女子，他们的生活，何尝就自由、幸福？有许多人，为自由的生活而奋斗，故极力鼓吹新的制度，与新的组织之产生。氧气是遇不得火的，所以从社会主义流入中国后，到处是“风声鹤唳</a>，草木皆兵”；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虽然很少，社会主义的思想已传播得很普遍了。我们固不能说中国在什么时候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在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时，也许全国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也不一定。近十年来，妇女生活虽已有若干改变，回首过去的三千年，好像妇女们已将十八层地狱，跳完十七层了，更尽一层，便登天堂；这个天堂，便是社会主义下的生活。
前面曾经说过，寻求职业的妇女，一面又有家庭的牵掣，终竟不能给她们自立，完全是因为原始形式的家庭组织，不足以应妇女分工的情形所致，所以我们亟应有一种新的组织。妇女分工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我们没有力量抵抗他实现的，要想减轻过渡时代的痛苦，惟有早一日实现新的组织。这种组织，刘半农在《新青年》五卷二号上即曾略略说过，现在更有重新细说的价值。德国社会学大家Müller-Lyer在他的《社会进化史</a>》里，说旧形式的家庭如何繁琐，新式家庭如何简便，道：
我们的家庭，一直到现在是小营业的性质，有极琐细的管理。在六十个小家庭中，必有六十个妇女为管理家庭的事务，到市场购买货物，生六十个灶炉的火，调理数百小罐锅的食料，洗刷无数的器具等，又都用辛苦的手工，因为机器还没有适用于这样的小营业中。——若在一个组合的家庭团中，欲胜任这种种工作，还要比较的优良、廉贱、少辛苦，有了十分之一的妇女便够了。假使把六十个小家庭结合为一有机体，设一个总厨房，雇一个专门的厨司，即得以极小的劳费，制出更夥多的且手续更麻烦的食物。各个家庭以升降机与这个总厨房相连，无论何时得输送他们所要的食物与饮料，摆列在食棹上。在这个大家庭组织中，也可用节省劳动的家庭机器，这些机器，早已发明，但是还未采用。如一个洗濯机在数分钟内能够洗净数百个碟锅；中央暖气管节省搬运煤炭的事务；一个真空</a>扫除机，打扫住宅的灰尘；刷靴机，煤气灯，电气灯，冷热导水管，蒸气洗濯机等等，足可减少妇女一切辛苦的、微琐的、现在正在愁叹的事务。（据陶译，商务本，页二三八。）
他把新组织优越之处，说的已详，他更以为，现在妇女在小家庭里的劳动，不独比这种新组织为辛苦，而国民所耗费的物质与劳动力，若以经济眼光计起来，一天也当值百万。社会主义对于将来家庭的布置，也是这样的。Meta Stern Lielenthal在其《将来的妇女》中说</a>：
到了将来，二十个家庭的妇女，用不着人人在家中厨房里做饭，由社会雇用三四个妇女或男子在一个适中的地点组织一所厨房和膳厅，用最好而轻松省时间的方法替这二十家做饭。这三四个作厨子的都是很好的专家，经过了相当的训练的，如同医生一样，因为佢们对于社会的卫生也是很关重要的。……将来的厨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与现在的厨子不同，佢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像现在的厨子只是一家的奴隶，而佢们都是社会的公仆。（谌译，天津《妇女日报社》印本，页二五。）
做饭是这样社会化的，其余洗濯、熨烫、裁缝、扫除等等工作，都可以社会化的。家庭中的工作既完全移到社会上由专家分担了，将来的家庭自然变成最甜蜜最使人们快乐的地方，女子也尽有时间从事于社会的分工了，她才有充分发展其自由的个性之机会。
将来的妇女都到社会上去工作，社会给以丰赡的工资，经济完全独立，便不要为衣食问题去结那长期卖淫的婚姻了。她们的工作，也不是做工资奴隶，因为工场就是个适合卫生的场所，人们为排遣生活起见，每日自愿去作一个短时间的劳动，而工作的代价，就可使她享安全快乐的生活了。将来的妇女，只知道结婚是一种随自己意志的爱情选择一个完美伴侣的行为，除此以外，毫无作用的。将来也不会有因经济的阻碍使两个相爱的男女不能结婚的事。乙女用不着怀疑到：“甲男是否能供给我的生活</a>？”因为她是自己供给的。甲男也用不着管乙女是否会做饭，（除非她的职业是厨子，）因为他可以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经济的障碍既除，身心也健康，知识也充足，生活状况自然会好，男男女女都有正式结婚的机会，不会有三四十岁还不结婚的人了。
社会主义看结婚仪式是一文不值的东西，那时结婚的男女，只要有法律上的声明，也许不要什么仪式了。现在人对于这一条到很怀疑，以为如果这样，必定演出乱婚的现象，直至一个男子不知道他第二天的妻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小孩子找不着亲生的父母为谁而止。这话实在似是而非。恋爱没有不是自由的，社会主义不过主张破除一切人造的不必需的障碍，任当局者有绝大的自由选择权，不受丝毫外力的干涉。如果对恋爱自由有怀疑，那末只要问：文明人类是否有乱交的天性？今日也有过恋爱婚姻而快乐的人们，他们婚姻的维持是否完全靠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他们今天是否愿意把昨天所爱的人斩然抛弃再去找今天的人？归根说来，这个问题就是全体或大多数的人们是否都喜欢过不安定的生活，或愿意把佢们所心爱的人随便抛弃？读者自己或读者的朋友，如果有相爱的伴侣时，一定可以证明，你们的相爱是不会以法律的变迁而变迁的，是不因外力的干涉而巩固的。因为这个原故，废止婚姻仪式，是不必怀疑的，婚姻制度，不妨还有，不过令其绝对自由罢了。
结婚后生了孩子，便要发生问题了，一般人以为“儿童公育”是收不着好结果的，对此很是怀疑。其实社会主义的妇女，并不是把抚育婴儿的责任都让给别人的。在社会主义之下，妊娠的妇女如果身体虚弱，便应停止其工作；从小孩生下来一直到不吃奶的时候，母亲更一概停止社会生产的工作，离开她的职业去专作母亲；国家对于她的工薪，还不丝毫减少。小孩稍为大一点的，便可于母亲出外工作时，把他送到育婴院，就同现在把更大一点的儿童送到幼稚园一样。模范育婴院的内容，就是学校教育的最低基础。一切设备必求最适合于儿童，各种教养方法都必经过深刻的研究，所以育婴院对于儿童的好处要比理想的家庭还好得多。那时儿童每天在育婴院所待的时间，正和他母亲到作工场的时间相同，不过那五六小时。母亲工作完后，便可到育婴院把小儿领回家了。
育婴院的保姆自然须要有很专门的育婴学术，但别的女子，个个人也都要有看护婴孩的知识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于儿童的责任与教育方法，将有大规模的教授与实习。个个女子都要学会看护婴孩；儿童学将成为女子教育的必修科；这样，一个小孩刚生下来就可得着好的看护，在家中亦如在育婴院一样，所以那时儿童的死亡率很低。
不但儿童的死亡率不能像现在那样高，儿童天才的发展也比现在大，因为那时青年男女都要受怎样作父母的教育，不独女子应当得“贤母良妻”的知识，男子也须学得“贤父良夫”的知识，——那时是没有这些名词的，不过意思的确是这样，——所以做父母的都知道怎样使未来的小孩康健聪敏。年少的妻子对于养育儿童所受的痛苦，都认为是最重要最神圣的母亲事业，并且她也有这种学术和志趣去胜任这种事业。
妇女既得有自由发展个性的最大机会，母性又得着最大的保护，便是澈底的妇女解放实现的时候。不独妇女从地狱升到天堂，就是男子——以至于全体人类，都可以升到天堂了！
中国妇女生活的进化，现在正趋向着这个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