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在宜山——最后的一瞬

    他不仅为中国唯一的军事学者，且对政治及文学无不富有天才。他脑子里装的东西实在太丰富。大凡绝顶聪明的人，对学问不肯下刻苦工夫，惟独他绝顶聪明而具有无限的求知欲；大凡极有学问的人，往往恃才傲物，惟独他虚怀若谷，人有一技之长或一得之知无不为之狂喜赞美极提携奖进之能事。


    ——陶菊隐</a>


    百里先生最好客，谈锋很健。他在桂林时演讲了几回，天天又和新知旧交快谈，忽然觉得很累，到医院去检查了一回，血压很正常，别的也没什么，他就放心了。其实是血中毒，表面看不出，否则好好调理，多多休养，不会有什么的。左梅夫人劝他戒酒，他也这么想，可是在交际场中，别人敬他的酒，不能不喝，有时不免过度一点。有一天，他苍白着脸回乐群社，倒在床上动不得，其实，病情已深了。左梅劝他在桂林多住几天，谢绝一切应酬，他却一心一意要到遵义去。那时陆大从长沙西迁，决定以遵义为校址。百里却说：“我到桂林已一星期了，一天不到校，我的心一天不安，我们到遵义再说罢！”这样，他们便乘汽车到柳州，住了两天。那时，百里突然怕冷，晚间冷汗直流，他确乎很虚弱了。他们从柳州出发，途中他胸口作痛，大汗不止。他才知病重，吩咐司机前途遇站即停，前面便是宜山，这样，他便在宜山住下，也就死在宜山。（那时，我正在金华，因为浙赣路连上了湘桂路，所以得讯较早。百里先生的《抗战论文集》，已是金华一家书店先出版的。）


    到了宜山，百里一家，勉强挤在乐群社中，还是一位学生让出一间房子来才勉强住下的。宜山小县，乐群社也很简陋，当地的医药条件当然更差。那时，恰好广州失陷，那儿的军校学生，和从江西泰和转来的浙大学</a>生，都挤在这一小城中，彼此都照顾不了。（看他病的人太多，对于百里和左梅，也是太重的精神负担。）一到宜山时，县政府医生替他打了一针吗啡，他才呼呼睡去。后来听信了浙大校医的话，打了一针黄耆针，照说是该大流汗的，却相反的不曾出汗。一连住了五天，他的病慢慢好了起来，就执意要向遵义出发了。左梅苦劝他，他也不听。他知道有很多军校学生要去看他，他就约他们在乐群社晤谈一回，那是十一月四日上午的事。午后，他看看天气很好，就和左梅母女出去散步一回。（那时，蒋雍、蒋华已先往贵阳，留在身边的只有左梅和蒋和。）途中碰到浙大校医，便路又到浙大走了一转。百里乃是杭州求是书院学生，求是书院又是浙江大学前身，乱离中异乡相逢，彼此都很亲切。下午三时，浙大教育长往访；晚间，陆大教育长周亚卫赶到；他们都谈得起劲，看起来百里精神倒还不错。到了九点五十分，二更时分，左梅梦中醒来，忽听得百里痰声咯咯，叫了几声，也不见回应。连忙起身，按按百里的脉搏，已经停止了。她叫醒了蒋和，拿了手电筒一照，她掀开了百里的眼皮，只见瞳仁已散，不中用了。她们急忙找了浙大校医，打了强心针，也不中用，就此长逝了。他患的心脏麻痹症。（关于百里先生的病情，我手边找不到当年的报刊，只能这么写算了。）百里死时，只有五十七岁，诚如诸葛武侯所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年十月底边，百里在桂林暂息时，曾对记者庄仲文发表过谈话，说：①兵力当求集中使用，而训练新兵，可仍用湘军成法，以营的单位为较适当。军政部只要物色适当之师长人才，由师长认识其师属营长，每营营长，物色其排长八人，班长二十七人；如此则每人所需明了能力与个性者，只数人至三十余人。每营必集中训练，单位不大，隐蔽也容易。有了三个月的训练，自能成一强固之个体。②目前各省公路，因车辆经过太多，大都崎岖颠簸，以致车辆之汽油消耗增加，机件损坏较剧；而汽油机件，均为舶来品，应竭力求其经济使用。故各省应增加修路队，即雇用民工，亦属值得；因民工所费，仍在国内流通也。③一般人因习惯于乘坐汽车，遂视汽车为唯一之公路运输工具；然现在车辆不敷，往往有等候旬日或一二月而未能成行者，殊失其求迅速之作用。故各地应尽量利用公路，而以其它交通工具，如马车、骡车、人力车等，分站任运输之责。即组织挑夫队，每五十里为一站，以搬运行李疏散人口亦可。……如此的，百里说了十要点，可说是他对国事的最后献议了。


    “澹宁”杂谈


    百里先生在南京幽居时，曾经研究佛理。他曾有所启悟，以“澹宁”为号，即取诸葛孔明</a>所谓“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意。我本想零零星星还写一些百里语录，一转想，不必那么酸，那么若有其事，就把一些可记的，写成了杂谈（上、中、下）三节。


    上


    百里和徐志摩</a>先生带点乡亲关系。


    百里说：“哪一年是记不起来了。志摩大概是刚进了大学，我住在上海二马</a>路的三泰客栈，因同乡人的关系，志摩和他父亲，随便在我的房间里进进出出。他的父亲因我而认识了君劢，也因我，君劢也看见了志摩。君劢有好几个姊妹没有出嫁，看见志摩，也很欢喜他。那时，志摩也没有定亲。志摩父亲，一知道公权、君劢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起了心，而且想成就这一段亲事。志摩从小是富于感情的人，被他父亲这么一说、那么一劝，也没有什么坚决的表示。在一个很难描写的环境中，总之张幼仪、徐志摩在‘我啦’硖石的丝业公所里结了婚，不是拜天地而是文明结婚的。”


    “志摩出国之前，在北京见过林徽音（因），那时的她，虽然年纪小，但已经很动人的了。梁公子送徽音（因）欧游，还是两条小辫子在头上甩了甩。那时，志摩的热情、思想、文学的天才正在欧洲开花。毛头小姑娘大起来是快的，尤其是海风一吹，欧洲物质文明的环境里一住，看她像春光里的花苞，经过一阵和风，经过一阵阳光，经过一阵雨露，开了，开了！天生成的尤物，到世上来找美的，找情的，恰巧遇到了志摩。好极，好极了，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封信。志摩回来了，徽音（因）病倒了。有一天，志摩去打电报，电报稿子一拿上去，电报局的发电员就说：‘为什么，这电报刚才已经发过。’志摩弄得不懂，结果一查，电报的大意是相同的，不过早一步去发电的人，是张幼仪。‘原来如此。’志摩好像做了一个梦，刚醒了的样子。”


    和陆小曼</a>那段姻缘，也是在那个时候成长的。志摩由于百里的关系，认识了小曼。有一天，志摩在小曼住的旅馆里的床上，留给小曼一封信：这封信所造成的后果，是志摩与幼仪离婚</a>，小曼与王赓离婚，然后小曼与志摩结婚。


    ［太戈尔（今译泰戈尔，下同）访华，在北京天坛举行欢迎会。当时有人写道：“林小姐徽音（因）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太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a>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


    白朗宁有一首诗，题为至善之境，诗云：


    真理，比宝石还光亮，


    信任，比珍珠还纯洁，


    宇宙间最光亮最纯洁的信任，我认为


    全存在于一个女人的蜜吻里！


    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记中写道：“须知真爱不是罪。（就怕爱不真，做到真的绝对义，才做到爱字。）在必要时，我们得以身殉，与烈士们爱国、宗教家殉道，同是一个意义。”


    百里先生，一直是怀念着志摩的。


    中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二日晚间，百里先生曾应银行界的邀请，在汉口总商会公开演讲。


    他说：“兄弟本是军人，照理打仗去。现在时代不同，银行界先生们要找我演讲了。以前我只知向他们要钱，买军火，打仗去，现在不单如此了。回想从前，要觉悟到时代是变了。从前我们靠农吃饭，一家有一块地，此外什么都可不管。诸位念过古文，都可知道陶渊明</a>的一篇《桃花源记》，这十足代表农业时代的孤立思想。试看现在我有一块‘桃花源’，你们来不来？可是，这是仙家的地方。


    “现在来讲我们国家危急的事吧？问题可以分做三个：第一个是外交，第二是军事，第三是经济。现在是在打仗时期，军事当然是前提，可是在这前提的前面，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交’，也可以说：外交是军事的先锋。可是，照军事上说，拿破仑有过一句话：‘军事最重要的有三样：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这样就可知道，军事实力的基础是经济。


    （这时，百里把黑板上表明外交、军事、经济的三个圈子擦了，用粉笔画一株树，树上画三条线，一面画，一面说：“我不会画画，不要以为我在画梅花。这一株树，可以表明我刚才说明有连带关系的重要。我们看，这树根等于经济，这树身等于军事，这树叶等于外交。”）


    “打仗可以不打，但是不能不吃饭。生活究竟是什么？人不是专靠一件东西就可以生活的，所靠的在于物与物的交换。物与物的交换，凭的是货币，可知道经济还是生活的根据。外国是工业国家，所以有轮船，有机器、车子。车、机、船的产生，原来是运东西的，这是它本来的用途。但是船变为海军，车变为陆军，机变为飞机等等，到了上一回欧战，车已经变成了‘坦克车’。因此就知道靠它吃饭的东西，一变而为打仗的东西。不过这中间发生一个紧要的问题，就是要彼此联络得好，否则出毛病。有的外交办得不好，骂军人不会打仗。可是有的打败的国家，才出有名的外交家。同时说后方经济没有准备，所以打败仗，这也不能说。要知道我们买飞机、大炮，都要钱。而且我们的军械也不比人家坏，这不能不说政府有相当的在外交上的努力。但是来迟了一点。这不能怪政府，要怪老百姓，因为，钱都不容易拿出来，我们要怪自己觉悟不早。所以现在我们这一个国家，这三条线也联通了，仗也打对了。


    “分析开来，还有国际问题，彼此能联络，就行，不能联络，就不行。我们再看报吧，一时说打，一时说不打。德与法打起来了没有？法空军部长忽然去访德，英声明与法联。伦敦《太晤士报（泰晤士报）》说：捷克打苏联去了，可和平了。堂堂世界大报放这样一个大屁！从这些零零碎碎的论调，虽然可看出外交是什么，解释各种矛盾，要靠各人自己的脑筋去想。现在不能把我脑筋中的自画像拿来作标准的。假使听听，德、法、英各个的批评似乎都对，假使一个人脑筋里，放得太多了，会中毒的，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立场。


    “讲到银行，如其还是固有那套想法是办不好的。像先前的钱庄，借钱只看人，这个人行就放款给他，不行就不放，只凭老板两只眼睛。这种唯利是图的消极方法，已受了世界潮流的推荡，站不住了，倒下去了。现在的银行单做押款是不行的了，应注意到事业上去，不应注意在算盘上，还应注意到内地去，到农村去。再说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欠了钱非还不可，去借钱，银行老板问他借钱做什么？他说：‘借来买肉吃，我不吃，不能活，不能活如何能还钱？’老板借钱给他了。银行界对国家，对国家的生产的事业，也要负相当的任务，单靠一张凭据是靠不住的，要用脑筋才对。三利均利，独利必不利，这是原则。我是研究军事的，到银行界来讲演，也是这道理。”


    下


    百里先生写了《国防论》，接着又写了《新兵制与新兵法》，这都是他接在鲁登道夫《全民族战争论》之后有所发挥的著作。他在序文中说</a>：“马拉松长距离的竞走员，纵然落了后，也要竭尽能力，用最大的速度前进，这是将来得锦标的唯一条件，也是运动家对于自己应负的道德责任。今夏在庐山，原想把‘未来’全体性战争的若干基础条件，做一种研究，谁知道卢沟桥的炮声，已经将‘未来’推进到了现在！咳！时间走得比我们快，我们也只好甘心做夸父罢。”有一位朋友告诉百里，说：京沪路车中有两位旅客，批评百里的《国防论》，说是其中的文章有些言之过早，有些说得太迟。百里说：“我对于这两位不知姓名的批评者，颇有知己之感。”


    百里说：“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无备。”此是古人成语。只这一个“备”字，已经可以将军队动员（即动员），与民事动员（即总动员）意义解释明白。而“不可一日无”，更将动员（兼军队民军而言）之精神表现出来。“备”字有两种意义：一是预备之备，所谓“凡事预则立”，这是战略上的唯一精义，所谓先发制人（不必一定先动兵），用这个预字评判古往今来的胜败，可以说没有不准的。“预就胜”，“不预就不胜”，这是历史的铁则。所以孙子</a>第一篇的末尾就说：“未战而庙算胜者”云云，就是说，要想胜，必要求之于未战之先，就是“预”。你也预，我也预，到底谁胜谁呢？这又有备字的第二义，就是完备之备。所谓“体不备不可以成人”。我们一天生活上需要种种东西，一件不齐全就感觉苦痛，况且再加打仗这件大事。从前军队要开差就要拉夫，我说这名为“有手没脚”，如同废物一样。一声要动，就要先装一条假腿，这就是不能“动”，就是动员的“反面”。这个完备的意义，也可以说是致胜的唯一条件。其实与上文“预”字意义相联。比方我们新造一个家庭，要一天之内将各式家具备齐，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前几天准备，还得你仔细想，开一个账单（动员计划书），得去住一天，试验一下，恐怕临时缺少东西（动员练习），桌椅碗筷，得默过数目（动员检查），这才够得上说完备。由这完备意义，我开辟了动员这个“总”字。总字就是“无所不备”。德国是军队动员之祖，但是现在高级军官，还是太息痛恨的说：向来主张全国皆兵的国家，而当年二百万青年，还没有受过军事教育。平常以为有了金子，无事不可以解决，哪知到了战时，金子不能变子弹（德国陆军部之言），金子不能当饭吃。这就是不完备就打败仗。至于“不可一日无”，就是说总动员这件事，要天天用心，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记得民国七、八年间，京汉路上发生了一件和汽车相冲撞的事，因为一列车在半路上不能走了。人家就问：“列车上照例有电话机，不是可以随时在沿线上接通电话吗？”车务人员回答道：“电话本来是有的，因为几多年没有用过就坏了。”这就可以证明有人当初设备计划时完全，过几时就不行了。这才是所谓“腐”与“败”。不是电话机会腐败，是人的精神腐败了。


    他又说：世界的军事家注意到“动员”这件事，是发源于普法战争。当时德国人有埋头苦干的精神，而他们又有天生成的爱秩序的性质，所以事前细针密缕，一件一件的想到做到，得了大胜，完成了德国统一的大业。所以“动员”二字的根源是从德国来的，原名Mobilmachung有两种意义，可以作为“做具”，可以作为“做动”，意译起来就是“装备起来”、“做到能动”。现在一般人将“动员”两字，作“调兵”解是错的。“总动员”这个名词是欧战以后才发生的，就是对于战前专心于“军队动员”失败的反动。试举一例，兵工厂要一名熟练的技工，至少要三年，要一名工头，至少要五年以上。法国人口少，全国壮丁一起编入军队。第一次接触了，就感到武器以及弹药补充不足，所以竭力扩充各种工场。又只得从作战前线，把工人、工头调回来。在那时，才知道“汗”与“血”，有同等的价值。一个好人民，不一定要拿枪才算好汉；拿一把锄头，一根米突尺，也是为国尽劳的英雄。国民总动员，不是全国人一齐拿枪上战线，是全国人民，打仗的拿武器，种田的拿锄头，织布的织布，做工的做工。现在打仗，专靠血还不行，还得靠汗。


    未完成的杰作


    百里先生晚年，他想写两本书，一本是《世界军事学》，他自己估价很高，谓可占两百年的地位。另一本是《日本军略的失败》。他自己说：六十岁以后，要开始写自传，可奈他只活到五十七岁便死了，两本军事专著和自传都不曾写成。我此刻在写他的传记，只觉得他的话，直到今天，还有时代的意义，才来引述的。我以为他是编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军事剧，可惜碰不到好的导演，因此演得一塌糊涂，等到好的导演上场，他却已经死去了。


    我似乎该引述几段精彩的话来证明他的远见。百里曾说：军队动员是军队为主体，向国内吸取一部分材料，而加以组织；总动员以国家为本体，将国内一切的一切，镕铸（熔铸）锻炼起来，成功整一个的国力；有这个力量，国家才能自保，人民才能活命。意义明白了，如今且谈办法，办法有两个原则：第一对于各项需要的数字，事前要自己有一定的标准。同时要算计事实上时间的可能性。比方我们现在在牯岭，有一个朋友打电报来说：“我要到庐山来避暑，请你替我预备一下。”我只好回他：“另请高明，我不干了。”为什么？因为电报里没有说明到底来多少人，几时到，试问怎样的预备法。如果一个人，替他在饭店订一个房间就是了，但是时间不定，那旅馆的费用是谁担负呢？如果带家眷，那就得租房子。家眷人数有多少？房子就能多少。所以战时第一步，需要多少人与物，限多少时间内完备，是预备的先决条件。各国动员法所以要极端秘密，就因为这个道理。军队动员计划泄漏了，人家就可确实知道你最先可以出多少兵。总动员计划泄漏了，人家又可以知道你最后有多少力量。


    第二个原则是要分功，要各部分责任分明，同时又要联络精密。这又分两种说法：一是事业的分功。战国时代，许行尚且不能织裕而后冠，何况现在总员。既然要求“无所不备”，这明明不是一个机关、一种社会所能做到的事。所以第一，要一个机关只担任一件事，有错处唯他是问，推诿不到别处去。管粮食的，管衣服的，管交通的，管卫生的，管人的，绝对不许一人办两事，或两人办一事。这是一种分功法。二是机关的分功。军队有军队的责任，行政机关有行政的责任。各国动员令里，都有一条禁令：“凡动员实施时，下级机关不得向上级机关请示。”各军队及行政机关，上级下级各有预先定好的一定的事务处理法。某人某日应做某事，写得明明白白，这一张总纲名曰动员历。根据这一张历，各人又有一本书名曰动员手簿。他自己实行他的任务，也详细地记载着。团长时时要检查他部下的手簿，看看是否齐全，彼此有没有冲突。……军管区司令官，每年要实地练习一回，桌上研究一回。总合说来，大抵愈到下面愈分，愈到上面愈合。平时愈细致，战时愈简单。参谋本部在计划时，要细到一针一线都要用脑筋，而当动员实施时，要大到只用一个电报通知几个单位，注意几个大军的联络就完事。所以各国当动员令下之日，总司令参谋总长，是国内唯一闲空的人。他要抽出时间精神来，用他的心眼来，如同饿猫捕鼠的样子，看定敌人，不放他一点松。以上两个原则，实行的责任者，当然是中央当轴。但是打仗不是靠两种军队一时的拼命，是两个国民永久的赛跑。因为要有长久时间的赛跑，所以才要这总动员。这是恰恰同“办差”的性质相反。办差的目的，就是只求上官一时的欢心，东凑西拼来敷衍一时，事后就一切不管。这是世界上最不经济的最难持久的一件事。


    百里先生说总动员是以国家为主体，将国内一切的一切镕铸（熔铸）锻炼起来，成功一个国力。这“一切的一切”，到底是甚么东西？他说，大约可以分为三件事：一曰人，二曰物，三曰组织。


    各国的国防经济学家对于“人”，大致注意三件事：①数量，②统一的意志，③健康。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数量，这是我们雄飞世界，又是维持世界和平的基本，我们要十分利用这伟大的数量。姑且不谈军事上应当怎样利用这数量。就谈经济，不是现在需要工业的物质建设么？如今各国关税壁垒如此之高，要是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多数的消费者，那么工业建设，竟是绝路；如果工业稍有点进步，又要同世界上暴发户一样，抢殖民地，抢商场，斗得大家不安。翻转来看外国：意大利独身税每年收一亿吕耳。德国平民结了婚，国家有一千马克津贴，生了三个孩子就不要还钱。欧战之后，我们在法国参观议会，一个势力很小的保守党员起来说，我的太太，生了十一个儿子，于是哄堂拍掌，把一个大多数赞成的议案打消。可见各国对于这数字如何苦心经营。


    不过人数虽多，如果内部包含太复杂，多了反危险。有某个国家（指日本）自己以为有了一万万人口了，其实，内中包含四千万有反抗性的被压迫的异族，战时还得派兵镇压，反不如六千万的干脆。反看我们黄河、大江、珠江之间，没有像欧洲阿尔卑斯山那样的山脉，可以阻碍交通。尤其是黄河大江间竟是一片平原，容许我们汉族三千年的同化工作（辛苦艰难到近代才完成），有同一的文字、信仰、习惯，最近且发展了近代国家的意识。所以我们要自信。


    他又说：“我们要竭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要镂心刻骨地补救我们的短处。短处在哪里，就是健康问题。我们因为贫穷，平时就营养不足；卫生知识薄弱之故，恶性病就不断地蔓延。”他举了他在邹平看见几张表，那年二月一个月，邹平一县生了七百三十余人，死了六百二十余人，而从○岁到一岁之间的死亡率，占了三百多。他又看了女子死亡的比例，则女子中年死的多，老年死的少，就是有用的人死亡得多，没用的人死得少。以村治十年的邹平尚且如此，其它更可想见。（百里说，我们还是感谢村治，要是没有这个统计，我们连这个危险还不知道。）百里说健康问题就是道德问题。他注重国民运动，他有一回到了中欧，一个维也纳市民告诉他：“我们败了，我们穷了，我们造不起运动场，买不起皮球。我们靠这一条破裤子来救我们的国家。”所以百里在维也纳就写了一篇《破裤救国论》。原来，那边人的习惯，大家都有条牛皮短裤，这条裤子，可以从曾祖传到曾孙。它的好处，一方面可以保护着腹部，一方面走倦了可以到处休息。奥国虽是穷光蛋，在世运会中也得了几个头奖，百里说这才是国民运动。至于花几百万块钱的运动场，几十块钱买一副外国网球拍，不过是一种富家子弟的游戏罢了，万万够不上说国民运动。他说：我们讲健康，要打穷主意，不必看富样子。（我们要注意妇女，要注意儿童，这才是总动员的员，即人的基础。）


    百里有一年去参观捷克的秋操，看见了斯拉夫的毛厕（英美人骗了全世界人的钱，才够得上说“没有卫生设备的房子不能住人”），在中欧斯拉夫民族还要用粪肥，但有条例，要造毛厕就得两个。每个上面有一个盖，盖上有一把锁。一个毛厕倒满了，就得锁上。过了一个月才准开用，所以一个存，一个用。因为封闭一月之后，它自会发酵，毒菌自会消灭了。从这些小的地方，他看出了现代国家动员的路向来。


    谈到“物”，百里先生概括地举了三类：①原料，②动力，③动用此种原料动力的工具，即人类的“能”。他说：就原料的大势说，中国如果好好的干，在世界上至少可以占第三位。第一是美国，第二是苏联，第三就是中国。（如果英国能永久保持他的海权，当然是首屈一指。）其余欧洲各国，没有能比得上。不过我们切不可以地大物博自豪，实际上天然物产的博，并不如我们想的那样阔绰。我们的原料，不过说够敷衍，决说不上丰富，我们尤其不可浪费。一块煤里含有多少宝贝，随便把它烧了，就是浪费。瞎开矿，把矿脉弄坏，尤其大浪费。就军用原料说，小小一颗子弹，头是白铜壳（铜与镍的合金），后面一个小铜管。现在这“铜”同镍，就发生问题。白铜的烟袋，黄铜的脚炉，看不见了。要知道一支烟袋，或脚炉，可以用上几代，所以觉得家家都有。现在是一种消耗品，要没有价值低廉的大量生产，就会不够自给。再说这个弹头里的铅，中国因为锑产很丰富，还有办法。不过铜管底下梧桐子大的一个雷管，可就费事了。他是水银、酒精、硝强合制成的东西。贵州的水银，一九一八年，曾出过六十四万磅，还是粗制品，怕要卖出去，请人家制造过再买进来。酒精厂是有了，技术上也还有问题。……上文不过举一颗子弹的例子，飞机、大炮、战车那更复杂。不过大家不要怕，一法通，万法通，一颗子弹有了办法，别的事也会有办法。大的新鲜的未必是难，小的常用的未必是容易。


    说到动力，他说，白种人本来没有怎样了不得，宗教、道德、法律、政治说得天花乱坠，千万不要震惊，实在就是一件事。因为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白种人用它，所以竟把世界征服了。蒸汽机就是人造动力的原祖，由此进为汽油动力、电气动力，所以现看一国的强弱，不算人的多少，不算地的大小，就看他全国的动力有多少。打仗是一种力，动力多就强，动力少就弱，一丝不许含糊。这个动力的应用可以分为两部：一是生产，一是运输，事实是相联络的。至于人类的能力，实在比任何原料为重要。原来欧洲中心的瑞士，既没有煤，又没有铁，可以说够不上做工业国，但是瑞士人说：“我们有脑子。”没有煤，可用水发电；没有铁，可以用合金代替，因此反而迎头赶上过人家一切。回看瓦特的蒸汽机，真觉可笑可怜，所以我说脑子也是原料的一种。


    百里十分看重组织，懂得组织就是力量。他说，他在欧洲参观几件事业，几个工厂，这种事业，一动就是几亿，他灰心了。他想：照这样说来，拿中国预算的全部，做一两件事还不行。那国家还有救吗？后来又想，意大利是有名的穷国，德国竟可以说是一个“穷光蛋”。他们哪里来的钱？他就发见“组织”这件事。有组织无钱可以有钱，无组织有钱可以变为无钱。如果一块钱可以在四万万人中走一转，这一块钱就发生了四万万的作用。怎样才会转？就是靠组织。比方德国用七十亿元造国道三十万万里的工价，工人拿工资来买面包，买衣服，可是买不到美国橘子吃，印度绸穿，这就是组织。这个钱，就德工人手中流到商人农人手里。如果有余，又流到国库里去了。四十亿的材料费，水泥是自己的，石头是自己的，测量用的器具材料，都是自己的。那么国家花去了七十亿元，不过在人民口袋里兜了一个圈，一文不少的又回来了。但是这条国道，又可以做交通用，又可以做要塞用。（因为七层水泥上，到处可以放重炮了。）拿一个来造了敌人不能预料的要塞，长久使用不坏的交通，多么巧妙！这是靠甚么？就是靠“组织”。他看了几种外国的军事学，又回来看中国实际情形，也发见入手方法的一个要题：外国人所苦心的是原料不足问题，中国应当苦心的，是组织不健全问题。他说了几个有趣的例子，历代的开国元勋，都是在前朝亡国时代养成的。处置得好，捣乱的能力，能变成建设成功。他的一个朋友，因为续弦置备家具，家中人怕红木椅子弄坏，放在钢丝床上，过了一个时候回来，那张床坏了，你能怪红木家具太重了么？我相信百里先生这本军事学写成的话，一定很有意义的。


    未完成的“自传”


    昨天，一位朋友很恳切地和我谈到蒋百里先生，他说：“百里能活到七十岁就好了。”这样，他一定写成他的自传了。而今，我所写的传记，只能算是一格而已。无可奈何，我且留一段他所写的自传如次：


    “甲午年，我十三岁，从海盐到硖石别野斋念书。我的堂兄，即肖初的父亲，八月里要去乡试，怕这第三场策论里有关时局的文章，所以叫我替他用细字来抄夹带。因为这个理由，去问街上的钱庄里借了一张《申报》来。因为有些消息可参看，同时，又可抄点论说，预备对策的论文。我记得中间还有一篇大骂李鸿章</a>的文章。‘新知识’就在那个时候开始的。这就是甲午战争，从此，刺激了我的新知识，我学会了看报。也在那时，平壤、牙山、大东沟、九连城、威海卫、刘公岛，这些地理上的名词，很熟的挂在嘴边。那时候找不到一本地图，无意中，不知在谁的家中，看见一张地图，因为边界上涂颜色的关系，就使我注意到海参威和珲春这只角上。


    “我还记得那年秋天，在海宁天宁寺里，来了两个陌生卖字的人，先是一个朝鲜人，后来一个仿佛有点安徽人的样子，住了二三个月就走的。现在想来，无疑的是日本的侦探，因为这两个人写的字是十七帖，如果那时有人拿正楷来考他们一下，一定会露马脚。仿佛那时中日双方也都有了警戒的样子，所以来了一位城营。他姓卞叫宝骏，年纪很轻，说的一口安徽话，我们一点不懂，大家说他弯舌头，也常常在教场里下操。那年秋天，我的先生回家去了，所以我常常到教场里去看操。这件事情顶好玩的，看他们一对一对地舞刀，还看他们射箭。箭靶子是三个红星，射中了有人打鼓的，卞先生面前，摆了一张板桌子，双折的皮凳子，一本名册，一支朱笔。听见锣声一响，在那名册底下，圈个圈子，两个人操枱枪，我们还看见过操步枪的。我们顶喜欢看的是操藤牌，最好笑的，那时候考的武童生，考‘马箭’。那个童生，穿的红绿色衣服，而且脸上多少抹一点红胭脂的样子，骑在马上，右手拿韁绳，左手拿一支弓，用手指夹着一支箭放在肩上。这位武教师就同这位童生挽了韁绳拉了马，慢慢儿兜圈子，旁边差不多有两百米长的一条马槽。这位教师带了他的马在马槽的一端兜了一个圈子，那匹马如飞向槽里跑去。马槽旁边有三个箭垛，平均分配在槽的中间。但离槽不过二三尺远，马一跑开就看见马上的先生，身子仆在马背上，这只弓仿佛向横射去的样子。第一支射了，要想第二支拔出来射的样子，我们在后方注意中不中。不过，我听别人说，这种马箭全在乎手脚快，中不中倒不在乎的。在这城守营卫门里边传说了一件事，说不知哪一位协台，上司叫他打靶，三枪不中，就革了官。


    “那一年冬天，我父亲故世，也就是我开始受社会振荡的第一课。我的伯伯，本来是三年前（壬辰）科的进士，但是没有殿试就回来了，所以乙未年要去补朝考。他写信回来，就说有‘公车上书’那么一回事。他做了一篇文章，议的是贾山立言，但是没有被他们所采用。过了一个多月（大概五六月里，天气热了），《公车上书记》还有《普天忠愤录》这两种书，放在我们先生的桌上。但是我们没有看，只等先生出去了或先生睡午觉的时候，才拿来略略翻一翻。那时候，除了念四书</a>五经</a></a>之外，桌子上只有《小题正鹊》，（八股文选</a>）诗韵。我的先生，特别为我托人买一部《江汉炳灵集》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公车上书记》、《普天忠愤录》二书，看起来，同小说那样有趣，也和小说那样的容易懂。”


    这真是尝试一脔，百里的自传，一定是串说了一串有趣的故事的，可惜看不到了。


    附：哭亡父蒋公百里


    蒋英


    凭空像一个霹雳般地，我接到你的噩耗。当时我正在欧洲这个多事的角落里快乐兴奋地用着功。即刻我的神经立刻痉挛起来，心也震动了！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你不久以前离开欧洲时的容貌，为祖国奔走的矍铄精神，谆谆嘱我埋首上进的声音，没有想到那些竟成为永诀的遗言了，我仰天痛哭，我几乎发了狂！我想起这时家中披麻带素的妈妈，想起了可怜无恃的手足，我好像听到她们绝望的嚎啕，我意识到了自己永恒的孤单！我失措了，我像一只掉在沙漠里的羔羊。可是，我又恍然的安定下来，决不能，我决不信您会离开我们的。我们几个孩子需要你，临危的祖国需要你！你不能弃下国难当头的祖国独自飘然而逝！你忍得弃了你的白头偕老陪你奋斗一生的妈妈么？你更不能丢下你这一群弱小毛羽未丰的孩子。我等待，我希望能再得到你健在人间的佳音。然而一天，两天——我绝望了！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一片无尽头的黑暗，我看不见太阳，甚而也没有了星光。我的生活</a>失了光明！只有黑夜——连续不绝的黑夜呀！我怎么能活下去呢，没有了你的向导，没有了你的鼓励！


    爸爸，你是我生命的火炬，失了你，让我永远和黑暗接近罢！好！让黑暗吞蚀了我，那样我还许在梦中拜见你，听你的声音，作你吩咐的事。唉！爸爸，真的快来看我吧！你不会嫌柏林太远的罢？六年前那时你刚从南京回来。咱们一家重聚，是多么快乐呀！每次你上街回来，总是大包小包的水果带回来。照例老佣人总会站在楼梯上跑叫声：“老爷，你回来啦！”我们便打雷打鼓似的从楼上跳下来。这个喊，那个的叫。呀，什么广东荔枝啰，新会桔啰，外国香瓜啰，葡萄啰，说不尽的好东西。十只手，来得快，一会都抢光了，你总是说：“给妈妈留些啊——给妈妈留些啊！”于是又是一齐闹着去找妈，妈妈不是在书桌上记账，就是坐在沙发上结毛线衣。于是一家子便坐在一块儿，有时谈正经的，有时闹着玩，家，真是说不出来香甜呵！


    两年后，病魔插足到我们那乐园的门槛了，一向多忧的大姊被它侵袭了。一个月、两个月，终不见起色，于是一家都慌张起来。最慌张的还是您！什么中国郎中、外国医生都请到了，你急得连客也不会了，门亦不出了，整日闷在屋里看书。最后，还为了想随大姊的心愿，一家都搬到北平去，为她养病。哪知三个月后，我们重踏津浦路时，大姊已经一病不起地长眠了。您那时脸上两行流不尽的泪，真是表示出天下最伟大的父爱啊！唉，爸爸！我们何福，竟蒙您这般的怜爱？可是我们现在又有何罪，竟半空中失去了您——我们的光明，我们的一切。还记得大姐临终时，她左手搂着您，右手搂着妈妈，带着满足而惭愧的微笑，同你们道了永诀。有人在旁边看见了都说：大姊真有福气，能有这样熨贴的父母！唉，现在想起您竟一人在陌生的小城中，左不见妈妈，右不见孩子们，空房冷榻的就这样悄悄地去了，连一声再会也没有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可悲的呢！


    记得一九三六年，我们随您一同来欧。初在维也纳城外住家，开始学德文。有一天，您刚从德国参加秋操完毕回来，我们为了欢迎您，大家一同下厨房，妈妈大显身手，做了一大桌菜，我们一面细嚼，一面高谈，乐气融融，渐渐南欧媚人的夜幕垂下了，妈妈命我们上床后，自己亦预备休息。哪知她胃病复发，不能安睡。她不愿再打扰我们，自己又不愿起来，所以还是躺在床上自言自语地说：“唉，至外国来，真不如在国内享福。如果在国内的话，只要一嚷：‘老三妈——小脚娘（家中十九年的老佣人）一定要连跑带跳地下楼拿热水袋，现在只能忍着算了。”哪知道，您听见了这话竟一个人悄悄地走到厨房去，生着了火，静静地一面抽烟斗，一面守着水壶，水开了，装满热水袋，再回房去，悄悄地把水袋搁在妈妈床脚，一声不响地又去看书了。第二天妈妈把这事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互相怔忡着，我们骄傲您这位充满了人性的父亲呵！


    最后，我们来到德国，您把我们的一切学校手续安定好了，在进学校的前一天，您还带我们到动物院去玩。那时柏林动物院的大狮子刚养了四个小狮，我们好奇心重，特意一人去抱了一个小狮子，一块儿照了一张像。后来您把照片寄给我们时，还在相片后面附着这几个字：“垂老雄心犹未歇，将来付与四狮儿。”唉！爸爸：两年前柏林的狮子已经能跳出院吃人了，我们还如此幼稚呢，您怎忍竟弃下我们在这险艰的人世呢！


    严冬去而复来，大姊逝世已经四年了，却始终没有重来过，您此去什么时候再来呢，从前死神把大姊从妈妈怀抱中攫去时，我们时常从母亲心坎里，听到这几个血泪的字：“你们五姊妺，正好比我的一只手，如今大姊去了，好像人家把我的拇指割了一般，怎么能叫我不痛心呢！”唉，爸爸现在您又走了，为妈妈想，不是比人家割了她的心还痛呢！唉，我们是失去了心的妈妈，失去了光明的孩子们呀！


    爸爸，您真的去了吗！不，不，您不能去呀，小妹的唐诗还没有背完，我书桌上Schiller的Anoder Gtloeke也何曾讲完了呢！呀！还有许多书，我们需要您那生动有趣的解释呢！回来！爸爸，祖国需要您，我们不幸的这一群需要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