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南北军阀混战局面中

    方觊功能济国艰，岂知讣报发宜山！论兵迈古开中外，揽辔澄清志羽纶。天下英才犹待育，云霄立鹤早间关。腥膻遍地迷无路，渺渺征魂可易还。


    忍将老泪哭齐年，童稚情亲倍黯然。岂仅文章垂后世，更无谈笑获随肩。攘夷方急中原日，斋志长悲欲晓天。伯道乏儿苏武妇，我来何处吊新阡。


    松坡早谢韵松亡，黯黯同侪欲息铓。驱狄方期峰井伯，挥戈忽丧鲁灵光。才闻汉节旋殊域，遽报箕星陨鬼方。寂寞宜州山下月，只应黄九与参行。


    龚生虽夭却成仁，殉国亡躯志已伸。还忆伤心严谴日，翻成尽瘁鞠躬身！青灯往昔几年少，白发而今一故人。从此逢秋倍增感，重阳风雨菊花晨。


    ——高子白：《哭百里同学》


    一九一一年以后的南北军阀混战局面，要用几句简括的话来叙写清楚是不容易的。南北的对立，一直那么僵持下去，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会，并没什么结果。而北与北的内部冲突，也一直持续着。不仅此也，皖、直、奉的忽联忽离，以及直内部的保洛异趋，爆出许多离奇场面。而孙中山</a>与陈炯明的内部矛盾，以及粤桂滇川之间的乍离乍合，又是混乱的局面。百里先生带着一颗求统一的热心周旋于群雄之间，他处境当然不会很愉快的。


    冯玉祥</a>驻军南苑时，曾经邀百里到军中去作连续讲演，可是，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三日，冯军对黎元洪的迫宫，又使他十分失望了。他曾对张之江说：“总统的好不好是另一问题，总之，应求政治解决，军人不应该有这样的动作！”研究系那些政人，一直依附着军人来做政治活动，而军人政治一直不会依从宪法。这样的苦果，他们不断吃到了。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七日，吴佩孚应召北上，到北京主持讨奉的军事，他在四照堂点将，威风八面，固一世之雄也。他曾商请百里主持军务，因为百里曾在东北多年，对关外情势比较熟悉，可以胜任愉快的。百里却痛心于翻云覆雨的政潮，婉言谢绝了。吴氏又想请百里指挥两师直军到湖南去防止湘军的北伐，其意因为湘军首领赵恒惕是百里的同学，唐生智又是百里的入室弟子，百里指挥直军，便可以安湖南人的疑虑，也由于百里不愿投入漩涡而谢绝了。


    当时，吴氏自以为打东北具有充分的把握，哪知由于冯玉祥的抽后腿，北京的局面大变，吴佩孚的雄图也就破灭了。百里有着旧时代士大夫的道义观念，在吴氏失意时，辗转到了秦皇岛，访问这位受挫的将军。他才明白旧时代的军人，一直自信力这么强，大势已去，还以为冯的回师，只是延长了他的作战期限，对最后胜利是绝对有把握而不会有多大影响的。他看明白吴氏的不识时务，便移家到上海去，住在慕尔鸣路。他自己到杭州去拜访孙传芳，那是他在士官的同学。这是直系的另一势力，百里心中原有团结直系这两势力的打算，一方面也是他想绾合南北的伏线。至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奉军发生冲突，孙传芳乘机讨奉，而吴佩孚乘鄂督萧耀南的病逝，在汉口另开局面，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自居，直系之中的离合，又打碎了百里的计划了。


    在军阀的相互争夺的演变中，研究系文士也曾提出了联省自治的理想。（这一种政治理论的探讨，曾见于民初的《甲寅杂志》、《裁兵与国防》等专论。）当时，推行联省自治制宪的实行地区，正在苦于南北之战的湖南，谭延闿也是领导人之一。湖南省政府在岳麓山举行名流演讲会，随即制定湖南省宪，百里都曾身与其列。〔1〕同时，浙江的制宪工作，百里也曾参</a>与着。（那还是卢永祥督浙时期。）这些工作也只是昙花一现，无疾而终的。我记得当年梁启超</a>曾手写集陶诗一联赠百里，句云：“相期各努力，别后辄相思。”也可说是研究系那一群朋友的心怀。（孙中山是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倒是赞成联治，这其间，就有各人的自己打算。）


    那一时期，蒋太夫人逝世了！弔丧使者，有各方面的代表，有一位和百里一同北上的湖南代表龚浩。车过徐州，正当黎明，百里忽对他说：“将来中国和日本作战，津浦、平汉两线一定会被人攻陷的，现代中国国防只能以洛阳、襄阳、衡阳为根据地了！”在军阀混乱时期，他会预想到中日的战争，在那时确乎使这位湖南学生听了大为惊异的。


    在孙传芳的幕后


    百里先生，看明白了吴佩孚的牛性，知道在汉口没有回旋余地，便回到了上海。那时，丁文江任上海市长，陈陶遗任江苏省长，陈仪</a>又驻防在徐州，他以为他们仍可左右孙传芳的意向。孙氏曾对陈仪保证不对广州作战，还曾派周赤忱到广州去（周氏系百里士官同学），其后陈仪到了南京，孙氏又告诉他，已加派陈其采到广州去了（时陈其采任杭州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后来，百里知道孙氏变了卦，又到密室去规劝他，孙用很坚决的话对他说：“我是不想打，你们不要不相信我。”陈仪说：“既说不打，怎么会动员卢香亭第二师开到九江去呢？”孙却说：“这就是不打的用心。目前，江西防务空虚，难保对方不乘虚而入。我方必须增强实力，才可以避免双方的冲突。你徐州的兵，我一个也不动，你放心回去好了。”陈回到徐州，看见了铜鼓、修水双方接触的消息，又电询孙氏。孙氏回电请陈派人和革命军</a>去接洽。陈氏推荐他的参谋长葛敬恩和参谋徐培根。等到他们从南京西上，吴佩孚已完全失败。蒋介石</a>在江西主持军事，他们都不曾碰到面，而江西战事已发生了。


    我们且看丁文江所透露的文献：丁氏之参加孙传芳团体，是有一个小组织：陈陶遗、陈仪、丁文江、蒋百里和刘厚生。然而一参加到里边，知道事情不如此简单。孙传芳要做的事，大者并不与他们商量。孙在军人中，很有才，很爱名誉，很想把事情办好，只是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识太缺乏了。等到孙传芳与北伐军可和可战的时候到了，孙氏并不和他们商量了才（就）决定自己的态度。等到武穴紧张时，丁文江觉得非与孙氏彻底一谈不可了，他便去陈说一番。孙氏说：“我本来也这样想过，不过请你们看这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是孙氏的在武穴的前敌总指挥打来的，大意说：现在听说联帅有与赤军（指北伐军）妥协的谣言，消息传来，军心不振。“赤军”皆南人，我辈皆北人，北人受制于南人，必无好日子过，且必为南人所弄。迫不得已，只有北人大联合云云。孙氏把电报给他们看了，便说道：“我不能不同张家（指作霖、宗昌）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丁氏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氏说：“那就管不得这许多了。”


    又据刘厚生先生的追记：当孙传芳秘密去天津求救于张作霖，给陈陶遗首先知道，便派人到上海去，叫刘厚生到南京去劝说孙传芳。因为刘氏没曾做孙手下的官，还有说话的余地。刘氏拉了丁文江同车往南京。由陈陶遗和孙氏说好了，他们便同去见他。刘氏先问：“孙帅到天津，见到张作霖了吗？”孙说：“我一到天津，就见了大元帅，大元帅见了我，很高兴，开口就说：‘老弟，你来了好极了！以前咱们的事撩在一边，永远不提。以后，咱们是一家人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已打电报叫效坤（张宗昌）来天津，大家商量办法。’”刘氏便轻轻的问孙氏：“看见了杨宇霆没有？”这句话直刺了孙的心，他只说：“那小子！”以下就没有声音了。那之后，就是刘氏的说话。刘氏说了几种江苏人的愿望，他为孙氏设想，本为驱逐奉军而来，结果反迎请奉军来江苏，岂不是“为德不卒”，前后两歧？孙氏听了，约有两三分钟不说话。忽然开口问刘氏有什么意见。刘氏说到孙氏本是应江苏人的请求而来，胜败兵家常事，苏人决不怨他。但是江苏老百姓决不愿再受胡子兵的骚扰了，请他再考虑考虑。孙氏听了他的话。很坚决地回答道：“刘先生所谈，不能说是没有道理。但是我孙传芳脾气不好，我宁可啃窝窝头，不愿吃大米饭。我与国民党是不能合作的。我可以告诉刘先生，蒋介石曾派张群来找过我两次，我已拒绝他了。我对不起刘先生，也对不起江苏人，我抱歉得很！”孙传芳的暮境，就是这么的。


    注：丁文江，地质学家，曾任上海市长。陈陶遗，同盟会会员，曾以参加革命被端方所捕，破格获赦，故改名“陶遗”。刘厚生，实业家，张季直的左右手。他们都是江苏人。百里和陈仪，都是浙江人。


    不如意事常八九


    我和百里先生相识时，很年轻，不懂事，他是我的父师之辈，一半是尊敬，不敢以小人之心来度他。后来，看看他生前的文献以及他的朋友们，如陈陶遗、丁文江的文献，还有前几年逝世的冷御秋先生的闲谈，才知道百里在那一段时期，自有他们的如意算盘的。他们这一群，把传芳从杭州捧到了南京，逐出了奉系的军队，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孙氏原想请百里做总参谋长，他辞了不做。孙氏又准备请他做江苏省长或上海市长，他推荐了陈陶遗做江苏省长，丁文江做了上海市长。陈仪第一师驻防徐州，在东南这一角上，已经有了布置。而百里自己，又和夫人左梅化装到了汉口，就吴佩孚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司令的总参谋长职务。他的心头，显然是想把直系两大势力联络起来，共同对付关外的张。不仅此也，和他密切相关的唐生智，正在用湘军力量和广东国民革命军相呼应。他就想通过唐生智的关系，让吴佩孚和蒋介石来携手，结合了孙、吴、蒋、集团来对付奉张。哪知吴佩孚的想法和他绝不相同，他所说的“讨贼”的“贼”，乃是无定向风。他认为奉张可以打倒，广州的革命军，也可以打倒，而目前最使吴切齿的，乃是冯玉祥的国民军。他的决策则是联张以讨冯，这就和百里的想法完全相反了。当百里从上海西行时，已经派刘文岛到了广州，和国民党方有所联络，哪知，吴佩孚的本意乃是联张讨冯以后，正准备回师来迎战北伐军的；又和百里的预想南辕北辙了。他到汉口以后，才知道吴佩孚的英雄之梦，旧军人的习气，蔑视时代环境而欲统一天下的豪情，都是不可救药的。


    最有趣的讽刺，是他在汉口联军统帅司令部，居了总参谋长的名义。（吴和张的联络，却由张宗昌居间，并不让百里知情的。）而孙传芳也以联军总参谋长的职位等待他，一面，蒋介石正在兴师北伐，也对刘文岛说，请百里先生来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百里听了莞尔微笑：“我是生来只能做幕僚长的命吧！”


    在吴大帅的那边，蒋百里是尊而不亲的，见面时，吴氏总尊之为“先生”。有一天，吴大帅做生日（三月初七），大帅夫人张佩兰邀了一些夫人打牌暖寿，左梅也在座。左梅因为不惯这种官场应酬，事前向大帅夫人告罪，说大寿正日，她不能来，因为她没有礼服，而且不惯于应酬。吴夫人却派靳云鹗夫人专诚邀请，她以盛情难却，百里又从旁鼓动了她，才勉强与宴。那天华堂盛会，夫人们都是珠光宝气，备极豪华，只有左梅朴素无华，泰然相处。有一位次长夫人问她：“蒋嫂子，你的先生做什么官的？”左梅说：“没做什么官。”那夫人讶然道：“不做官怎么过日子的？”左梅只是笑笑。别人告诉那位夫人，蒋百里乃是当代的诸葛亮</a>。她回家问了自己的丈夫，才明白在刘备眼前，诸葛亮是比关云长</a>、张飞都尊而且亲，亲而且信些。其实，吴佩孚并不是刘玄德，而蒋百里的时代，也已不是诸葛亮的时代了。


    吴寿那天，靳云鹗夫人被安排在一个很不适当的席位上，或许张佩兰以为熟托，不会使她不快意的。谁知靳云鹗和吴佩孚的分手，就在这一天种了根。百里看明白了吴佩孚的主意，他就托辞和左梅东归上海。百里留书推荐他的好友唐天如做吴大帅的秘书副处长。百里一去，唐也转到香港做隐士去了。“夕阳无限好”，吴大帅的末运，也就在汉口注定了。他的大轴戏，乃是南口之战，打垮了冯玉祥，而汀泗桥之战，却被北伐军所打垮。


    附：蒋母杨太夫人墓志铭


    梁启超


    海宁蒋方震丧母既虞，衔哀述先德。且寓书启超曰：“忆昔国难，同伏香港舟中。先生作家书，方震涕不敢侍，窃避以号。今几何时，而方震亦为无父母人也。方震微先生无与归。吾母微先生亦莫能传。知在矜爱，敢乞铭诔。”呜呼！方震书所述者，丙辰四月事。启超方以讨袁世凯</a>在军中，吾父二月弃养。遗言勿许召启超，启超不自省其通天之罪。间数日，辄以书起居吾父，谓父健在，念游子之方而已。方震时方左右我，观而哀之。今方震亦以奔丧归，触前事而增痛也。启超与方震交逾二十年，居同学，出同游，天下事则同患难，以故知其行谊及其家世最稔。今兹衔恤，疚戚亦同。启超虽不文，于兹铭则义焉得辞。谨按太夫人海盐氏，实龟山先生之裔，二十四传而至笛舟先生，以绩学闻，即太夫人父。太夫人生而孤，无昆弟，茕独依母居。七岁，遭洪杨乱，困横转徒，数年始定，而母旋没。太夫人年十三耳，又越十有二年，始嫔于蒋。蒋故浙西名族，方震之王父讳光煦，字生沐，以善校勘，能文章，为道咸间学者宗，所称东湖先生也。东湖有子八人，其某讳学烺，字泽久，则方震父，东湖诸子，皆儒冠袭家业。泽久先生独以先天有肢体疾，弗与。以启超所闻于其里中长老，则其童幼时所历，颇与后稷隘巷平林事相类。故蚤失学而三十始聚。然性绝聪异，卒能以医学起其家云。太夫人之来归在乱后，家已中落，别下斋鞠为茂草，藏书荡然矣。归一年而举方震，又十三年，太夫人年三十有九。而泽久先生没。方震无同怀兄弟姊妹，与太夫人同也。方震语启超曰：“吾母自堕地以迄盖棺，其所历殆非恒人所克堪。髫年避乱，尝饿走一日夜，从乡人乞菜粥，哺外王母，侍外王母疾；风雪夜，涤中衣，腕际龟裂，泪渍之，倍痛焉。杨氏世传能截竹为衣，竹似珠，善辟暑，母精其艺，因得自力于衣食。犹且以其间读书史，晓畅义理。自方震始学语，唐诗、孝经</a>及朱子小学</a>，皆母授也。父故羸，尝以肝疾损目，不能视者积年。母布衣木簪，拮据内外，尝曰：‘昔人所教，勤俭持岁，若井臼缝纫之劳勚，米盐布帛之撙节，易为耳。若乃无米之炊，量出以计入，斯真难。而于其间侍病人，令其心气和平，教幼儿，令其神志发越，则尤难。’”呜呼！此太夫人良道甘苦之言。而古圣贤豪杰终身在忧患中，犹能出其学以格君而泽民者，又岂有他道哉。太夫人之善教，盖其天性。方震以独子，相依茹荼蘖，而所以督教之者未尝稍宽假。有过必痛责，责己则丁宁引喻。发其真悔，往往平子相峙而泣。方震弱冠踸踔，将游学海外，顾恋母不忍去，太夫人曰：“行矣！吾不以流俗人望汝，亦不以流俗人自待。汝夙孤露，能奋自树立，乃所以为孝也。”方震学成，服公职，稍有所入，以奉母。母则出之以创振坤女学，而躬自董理之。硖石之有女学，自太夫人始也。方震学问文章，世之贤达多能知之，其他日事业所就，盖未可测。视时会何职耳，顾启超久与游。独深敬其天性过人，盖尝间关数千里，两度急其友蔡锷</a>、戴戡之难。既不可救，归时则与启超相对作孺子泣。又制行绝介，位至将军，而粥恒不继，曾不屑有所攀援，亦未尝戚戚。虽饥不忘天下，嘻！是皆秉太夫人之遗传及其身教，以克有是也。太夫人生清咸丰五年乙卯正月十三日，卒民国十二年癸亥三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九，以某某年某月某某日葬于某某之原，宜铭。铭曰：墨氏教任，损己而益所为，斯道久绝于士大夫，而匹妇能蹈之，其将成教于厥子，以起一世之衰，后之续人鉴者视此辞。


    注释


    〔1〕1921年1月，湖南省成立“湖南自治根本法起草委员会”，蒋百里以学者名流身份在开幕式上作《论军事与联省自治》演说，并参与起草《湖南省宪法草案》。省宪中规定的义务民兵制，即为百里的建议，对湖南裁兵问题有相当的贡献。并曾撰《五十年来的湘军》一文，对湘军抱以很大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