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序

    古代所谓的肩负国家重任之臣，与后世所谓的权势之臣的区别，只在于用心的公私不同而已。伊尹</a>、周公、管仲</a>、诸葛亮</a>，他们虽然功绩的成败不同，采用的王霸之术也不一样，但其忠心为国的心意却是相同的。倘若事情有利于国家，纵使招来全天下人的毁谤非议，他们也会毅然不顾，坚决行动，正是由于此，他们最终也会得到天下后世之人的谅解。因此，获得主公的信任越多，他们执政的时间就越久，其所流布的恩德和遗留的仁爱，也就越加深远。


    伊尹、周公的业绩是无法企及的了，但自管仲、诸葛亮以来，有人又把秦国的商鞅</a>、唐朝的李德裕</a>、宋朝的王安石</a>、明代的张居正</a>与之匹配，称为中国六大政治家。广东新会县的梁启超</a>为众人作有传记，但独没有张居正一传，难道是文献不足无法考证吗，还是对张居正的是非论定仍然存有障碍？佘守德君对此书的不完备，常抱遗憾，于是搜罗、查证典籍，依照梁氏编写其他五人的传记的体例，补写成这篇《张居正传》。


    我拜读之后，觉得有如下几个优点：张居正身处明朝衰败之世，遇到的又是昏弱之君，他虽具备像伊尹那样的甘愿担当重任之心，像诸葛武侯那样的鞠躬尽瘁之志，但就其处境的艰难而言，却是更甚于当时的伊、葛。所以，他卑躬屈膝地主动结交太监冯保，为了朝廷大事不回家奔丧，这种宁可自己受委屈也要保全大局的行为，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然而，他生前周围既多嫉恨非议他的大臣，死后又遭受腐儒的诽谤，以致是非混淆，众口攻击。唯独佘君能探知其本心，不随从俗众的议论。可谓见识超群。这是第一个优点。梁氏的文章，谈不上宏深典雅，但笔法曲折，条理明畅，十分容易流传。这篇传记虽然以“传”标名，实质上等同于一部史论，其编写体例也是效法梁氏，这些在例言之中都已详细说明。然而，以文章的体裁衡量之，它虽有悖于传记的传统写法，但从民众的兴趣方面考虑，它却是非常适合阅读的。此谓之“适宜世俗”。这是它的第二个优点。阅读史书不仅能够了解过去，重要的是还能借助古人古事通晓今天的道理。考察历史事件的成败，议论历史人物的得失，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的了。明辨历史事件的善恶，慎重对历史人物作出褒贬，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应该惩治改正哪些事情是应该劝导发扬的了。所以，古人说“殷商可以借鉴的教训并不远，就是前一代的夏朝”；又说“孔子</a>编定《春秋</a>》，乱臣贼子很害怕”；这都是借某一事物或行为来寄托、表达自己的心意。明朝离今天不远，其政治状况和民情风俗，与今天仍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把这些东西编辑成文，作为借鉴，我想一定会不同于那些陈词滥调的书籍。这本书虽然是张居正一个人的传记，但对于明朝中期的政治利弊，它都有详尽地阐述，至于赏罚失当，公然行贿，上下蒙蔽，民情阻塞之类的现象，它更是不厌其烦地讲了又讲。仔细考察作者写在序言中的话，可知本书主旨的深远实在不异于古代盲者唱诵的议论朝政之文。这种“暗含规谏劝诫”的写法，是它的第三个优点。


    本书的不足，在于谈论儒法区别的时候，略有不精到之处。儒家何尝不重视法律的作用，只是随时代的变化有宽有严</a>罢了。全面核查法律的概念与内容，它既是治理国家的准则，国家安定与动乱的关键，也是拯救国家衰亡的重要方法，因此，使用法律要宽严结合，这就像治病用药一样。张居正处在萎弱不振的时代，不用猛药就无法治好长期累积的病症，挽救衰颓的国运，如果观察他平时的用心和言辞，就会发现他像个和蔼的仁者，怎么能说他不是儒家呢？唐尧、虞舜时期的人民是见不到了，那时用法的宽严情况，也很难说明。因为后来的朝代多是依靠法律治理国家，于是人们就说法治胜过礼治，其实这是一种还未探本知原的说法。


    我十分欣赏佘君的这本著作，为其写完序交给他的同时，一并附上这些话希望相互探讨，这也应该是佘君的意愿吧！


    一九四四年八月 汪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