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结论

    作为外史氏的我写完了《张江陵传》，于是这样说道：


    中国没有大政治家也很久了！不是中国真的没有大政治家的天才啊。政治天才的出现，即使不能经常见到，经过上百年才能见到一次；然而少见确实是少见了，当然还没到没有的地步。然而，纵观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所谓大政治家的，为什么竟旷世而不能一遇呢？这确实不止一方面了。有天才的，而没有卓越的抱负，这也是不行的。有抱负的，而没有独到的主张，这也是不行的。有主张，而不能持之以恒，持之以毅力，尤其不行。这几个方面，都是成为大政治家的必要条件，大概缺一而不可。天才确实少，天才而具备这些必要条件的就更少。这就是为什么渺无边际的两千余年，而所谓的大政治家，就历经很久而不能遇到了。


    啊！我于是就不得不心悦诚服于张居正</a>了。张居正当初只是一介儒生。虽然他小时候颖悟不同于一般少儿；但看他每天所听所看的，迂腐不切时用的八股文罢了，平生心志所期望的，科举禄位罢了。父母亲戚的爱惜看重和督促教导，爱惜、看重、督促、教导在于如此；老师宿儒的期许和鼓励，期许激励于如此。倘若他如果没有超人的抱负，致力于迂腐不切时用的八股文科举禄位而外，驰骋在古典经卷中，广泛地涉猎，以力求使自己的修养提升，后来又进而从事于当代文物典章的探讨，和政治形势谋身治世的研究，旁及于良师益友的面谈，以力求能增加自己的经验；那么他即使有大政治家的天赋，又怎么能而钻研探求他必需的学术，以发挥他固有的天性呢？所以我说：有天才而没有超人的抱负，这也是不行的。假如有此抱负，倘若主张不谨慎，误入迷途，又或者见异思迁，在岐路上徘徊；那么从小处说当然可以挫败自己的计划，从大处说尤其能败坏国家大事，他的罪过并且由此而彰显，功业仍然不能由此而彰显。而张居正，就像医生对症开药的样子，在明朝国势逐渐衰弱的疾源，就判断为纲纪废弛，风俗习气颓废衰惫；在挽救当时国势的方案，就确定为综合考核名实，赏罚严明；在促进复兴的手段，则确定为统一政令，集中相权；在实现复兴的目标，就确定为国势强盛，百姓安居乐业。假使没有如此独到的主张，即使抱负超绝常人，仍然不能展示他的技能。所以我说：有抱负而没有独到的主张，这也是不行的。假如有抱负，有主张了，倘若最终踌躇不决，投机取巧，持有知易而进知难而退的宗旨，没有破釜沉舟行事果断的决心，仍然不能清除当前的障碍，完成不朽的功业。就在众人沉醉张居正独自清醒的时候，正值一个人教导，众人吵闹干扰的关键要冲。他以体恤国家的公正忠诚，任劳任怨，而人们却指责他以“独掌大权，几乎震主”；（《明史</a>·张居正传》语）因为他整顿纲纪，力求振作颓废的风气，而人们却指责他独揽大权，“坏事误国”。（刘台语）尤其令他难以忍受的是，他们在攻击他个人的品德。像高拱</a>的离去，罪责在于当权的宦官，而人们却说张居正依附冯保驱逐高拱，“出卖朋友依附宦官”。（谷应泰</a>《明史纪事本末</a>》评语）夺情的举动，旨意出自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陈氏两位后宫太后，而人们却骂他为“禽彘”（邹元标</a>语）、“过举”（吴中行语）、“遗忘父亲贪取禄位”。（《乞恢圣度宥愚蒙以全国体疏》中引语）做出所有这些蛮横无理的举动，他们的目的当然是假公济私，挟着仇恨报复。在他人意志不坚定，外表强硬，内心虚弱，有的甚至会中途改变气节，阿谀奉承取悦于人。而张居正却不辞劳苦怨恨，经过十几年如一日，坚贞自誓，连续千百次不祥而不改变；甚至不惜以自身为一张草席，任人睡在床上而被屎尿浸渍。（《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书》）推究他的用心，大概只知道竭尽忠诚报效国家，忠贞不渝，至死不变，但于个人的利害得失、生死恩仇，固然早已置之度外了。所以我说：有主张而不能持之以恒，持之以毅力。尤其不行。只有那些有天赋，有抱负，有主张又持之以恒，持之以毅力，然后张居正才能够承当大政治家的称谓而没有愧疚，旷世不能一遇的人，竟然在明代隆庆、万历时期而遇到了。


    即使这样，我对于张居正不能不感慨啊。在《史记</a>》里有言，“家中积累千金的富人，坐卧不靠近堂屋屋檐处”；（《史记·越世家》）在《左传</a>》里有言，“百姓本无罪，因身藏璧玉而获罪”。（《左传》鲁桓公十年）他只是逐渐积聚财富罢了，还仍然知道力求保住自身远离福禄为告诫，期望免于因为有钱财而招祸，他果然于自爱是怎么样的。政治天才旷世一出，而敛财的人却总是有。小人耻于独自为小人，而不愿意别人做君子。以张居正隆重的功勋业绩，威德仪则的庄重，本来已经足够冲撞那些人的嫉妒而绰绰有余。何况又以纲纪作考核，以刑赏为举措。凡是张居正所想要的，都是那些人所不想要的；难道只是不想罢了，讨厌他带来的不方便而急迫请求想要摧毁他的人，这也是很多了。以一个人所想要的，不能抵挡天下人的厌恶而务求摧毁他的人多。那么张居正多久而不成为众人怨尤集聚的地方，众矢之的，一定想要除去他然后才感到痛快？张居正在生前就已经尽尝他们诽谤攻击，但是最终也没能把他驱逐开，于是他身后惨重的灾祸，就成了必然之势了。间或讨论他，认为张居正为国家为人民，当然很多了，而他为自己就未免太少。张居正于各家的学说，几乎没有不看到它的源头，探求它的奥妙，而只是于道家思想，就好像和法家本来的宗旨大相径庭，而不屑一顾。然而，张居正的灾祸就来源于这里了。老子</a>说：“大道真常无为，不变不易，常应常照，常清常静，正因为其无为无作，所以无所不为，普化万物，生育天地，无不含容，无不运载，造化无方，弥纶万有，浩渺无垠。”（《老子》第三十七章）又说：“有意施为，废于自然，必有衰败之时；强守执着，不能长久，必有失去之时。因此圣人无所作为所以也不会招致失败，无所执着所以也不遭受损害。”（《老子》第六十四章）又说：“上古之时，有道之君，顺乎自然，无心自化，百姓仅仅知道有上古帝君的存在而已；次一等的，世风愈降，大道愈乖，皇降为帝，帝降为王，有意以施仁。保民如保赤子，爱民如爱家人，百姓黎民感恩戴德</a>，亲近称誉他；更次一等的，大道愈偷，王降为霸，礼教盛行，政刑严峻，法令苛刻，百姓心生畏惧，不敢犯法违令。最下等的，祸国殃民，造孽作乱。百姓受辱受难，忍辱偷生。”（《老子》第十七章）又说：“天下至柔之物莫如水，天下至坚之物莫如金。最柔弱的水能够自由随意地穿行于金石之间而毫无阻碍。”（《老子》第七十八章）庄子</a>说：“古时候养育天下百姓的统治者，无所追求而天下富足，无所作为而万物自行变化发展，深沉宁寂而人心安定。”（《庄子·在宥篇》）又说：“所以，古代统治天下的人，智慧即使能笼络天地，也从不亲自去思虑；口才即使能周遍万物，也从不亲自去言谈；才能即使能雄踞海内，也从不亲自去做。”（《庄子·天道篇》）又说：“所以，君子是迫不得已才治理天下，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之后才能使天下人的本性和真情得到稳定的保持。”（《庄子·在宥篇》）他们说的无为，无执，无欲，不言，表面上虽然似乎消极，而实际上是以消极为手段，以积极为要点所在，大概作君主南面临御天下所不可少。大概是说无为，不是无所事事的，只是不为所不应当为罢了。所谓无执，不是随顺众人与之浮沉，只是不要执着所不必执着的罢了。所谓的无欲不言，也不是空占着职位而不做事，因害怕有所顾虑而不敢说话的意思，只是借无欲以使自己做到“没有骄奢淫逸，没有声色货利，没有纵情嗜欲，无论是治世还是修身都没有过度的、夸大的、极端的行为。立身修道无过无不及，从容中道，无为而自化。”（《老子》第二十八章）凭借不言以使百姓潜移默化于无形罢了。道家的政治原则就在这里。其预期的目的，就有如老子所说的“ 深知进取有为，争强好胜之气，却能持守柔弱和顺之性。能够如此，虚静无为，柔弱处下，就如同水流入溪谷一样，虚怀若谷令天下人归心。如此谦下处卑，就会常德恒在，道不离身，这样就能返归于纯真质朴、无私无欲的境界如同那初生的婴儿一样。”（《老子》第二十八章）庄子所说的“统治天下是地位最高、权力最重的了，却不能因此而妨碍自己的生命，更何况是其他的一般事物呢？只有忘却天下而无所作为的人，方才可以把统治天下的重任托付给他。”（《庄子·让王篇》）要是做到这样，然后人们开始各自“无私欲邪念，无巧心欺诈，古朴淳厚，善良诚实，俭朴淡泊，少私寡欲，耕作而食，凿井而饮，自食其力，不图奢华，不追求异物，不贪享厚味。一日三餐，以五谷蔬菜为饱，以粗茶淡饭为香；以布衣御寒，以葛麻防暑。不求华丽锦绣，不贪金银财宝，不远徙猎取华丽之饰，过着悠然自在的美好生活，没有过多的非分之想。 凿户牖为居室，可遮风挡雨，可安身而居。不求豪华广厦，不贪图高床奢具，即使茅屋草庵，陈设简陋，却安贫乐道，自在无忧，心中无欲无求，安享自然无为之乐，安然过着简朴而充实的自在生活。”（《老子》第八十章）却不知道有君主。他们对于君主甚至不知道有，更还有什么百姓亲近他称誉他呢？更不用说心生畏惧，受辱受难，忍辱偷生了。这就是道家理想的目的，为张居正所厌恶，而就因此招来诽谤和灾祸；张居正所秉持以自我坚守的，固然以淡泊宁静、公正廉明为旨归，特别是对于当时因循懈怠玩忽职守的民风，就憎恶他如同仇人，扑灭他都唯恐不及。他在当时的君臣，大概也像老子想要使“能返归于纯真质朴、无私无欲的境界如同那初生的婴儿一样”。只有老子想把最柔弱的水自由随意地穿行于金石之间而毫无阻碍，他的态度是有如慈母；而张居正就本着法家综合考核名实赏罚严明的立场，他以严厉的父亲。严父之与慈母，对于所生育的万物爱惜保护而抱有期望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他的态度有严</a>厉和慈爱的差别，固然已经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应了。因此张居正即使以忠诚来事奉君上，以公正来驾驭下属，而当时君臣上下，不利于他积极有作为的措施，众人想除去他然后才感到痛快，畏惧受辱况且不足以称他们的心意，难道又亲近而赞美他吗？假使张居正在法家整齐严肃之中，稍微加入一些道家柔慈的成分，我知道人民一定会爱戴而赞誉他的，不知道有君上，闻风而动从容就范，而同化于无形了。这样张居正为国家为人民的主张，固然还可以贯彻执行，而用张居正不停谋求自身安危来看当时张居正所已经做的不是很多吗？张居正才智超群，纵然忽略了道家无为不言的宗旨，怎么就能忘记千金怀璧的告诫呢？他固然明明知道崇尚严厉施行威权不利于自身，只能激发为国家为人民的热忱，而不惜打破得失毁誉的关头，甘受天下人的诋毁凌辱而不避。啊！这实在是千古绝大的悲剧，而和古往今来的忠臣孝子殊途同归了！中国不乏有心人，能不为他放下书而三叹吗？


    李岳瑞</a>评论武侯诸葛亮</a>，说得真好，他说：


    所谓注重在崇尚亲近古人的，一定要先了解古人所处的时代，考察人类进化的程度在今天是怎么样的同与异，然后摘取他的学术、功业、言论、行事，和现在过去的形势逐个比较来衡量，什么适合古代而不适合今天，什么即使经历百年而不会改变。古人已经远去了，而他们的精神却永远不会消失在宇宙之间，有能帮助后来人效法的方法。历史家有助于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治理就是这样。不是这样，那都是空谈无补的世俗的学问罢了。（见原书第三编叙论）


    我曾经拿这句话来审察张居正的历史，然后才知道他在我国政治史上确实占有超然不拔的地位，并且他影响天下后世，足可以帮助后人来观察效法，实在是最深远最巨大。就时间而言，张居正执掌朝政的时候，正值明代国势兴盛衰败绝灭延续交相转变时期，而张居正实际上就是掌管着由衰败转向强盛的枢纽。当时一般社会的病态，其为纲纪废弛，因循懈怠玩忽职守。而张居正则致力于用法家严肃整齐的精神，挽救当时懈怠玩忽的人群。就空间而言，当时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大帝国，君主专制的国家政体，早经生长而成熟，人民权利的主张固</a>然还没有萌芽，而民族观念是以外患日益逼近而逐渐抬头，民生思想也因内乱交替而日益趋向尖锐。而张居正的政策，对内只以安定人民生活作为首要任务，对外以保卫民族为前提。再就张居正的学术功业而言，当时通行的学术是儒家学说，政治基础为儒家的礼治主义；同时道教的思想，也因为君主的尊崇而占有优势。而张居正则致力于以法家的法治主义打破这种儒道混同的传统政治，以贯彻他富国强兵的目的。至于考察他生平的政绩，那么张居正用人和行政，属于管理方面的设施；张居正的教育政策，属于教育方面的设施；张居正的理财政策，属于蓄养方面的设施；张居正驾驭将领的策略和军事战略，司法与治理盗贼，属于卫护方面的设施。以张居正所处的时代，而能具有如此的学术，造成如此的功业，普遍观察以往的历史，以下的当然就不用说了，就在古今所说的大政治家中寻找，学术功业能和张居正相等的，有几个人呢？我所说的“张居正在我国政治史上确实是一个占有超然不拔的地位的人”，就是指这个。


    即使这样，张居正对于民族国家的贡献，当然还不止于如此。曾经看到社会上所说的伟人，其丰功伟业没有不是烜赫一时的。然而，当时荣耀，现在已经淹没了。寻找他们恩泽后代常常可以用来敬重和取法的，几乎是如凤毛麟角了。然而我在这里又不得不以张居正为特别优秀了。张居正死后距离现在已有三百多年了。这三百多年中，几经世事变迁，万事万物改旧出新，现在和过去比较，几乎像另外一个天地。其中各种事物，受时代的淘汰，不再为世人所记起的，这大概不知道有多少。而张居正的学术功业，却是卓越挺立，价值常常出新。除了过去是专制，现在是民主，国家政体各有不同外，凡是张居正在政治上的宗旨与措施，在当时享有超然不拔的地位，在今天几乎没有不足以为后人所取法的。难道只是模仿罢了，正是因为他历时已久，就越容易发现其永久的价值。正如法治主义，张居正紧握不舍，而也是欧美列强立国的基础，是富强的根本。如综合考核名实，张居正所津津乐道，而也是今天主管行政的成功的关键，是不二的法门。正如集中相权，难道不是今天内阁制度的起源吗？正如管理、教育、蓄养、卫护，难道不是今天建立国家方法的因素吗？广泛地考察史书，学术功业和张居正不相上下的人当然也不乏其人，然而寻求能像张居正经历百年而不改易，作永垂后世人的典范的，又有几个人呢？我所说的张居正影响到天下后世，足可以帮助后人观察效法的就是这个措施。


    天才的大政治家是世间少有的，而张居正的抱负与主张，这正好与他的天才相发扬、相辉映，而且又以恒心和毅力作助力，张居正确实是天之骄子！张居正的学术、功业已彪炳于当时，永垂于后世，张居正的精神已经在人间不朽，小小的毁誉得失，当然不奇怪张居正把它视之为比较小的得失，不值得计较啊。过去忠介公海瑞</a>评论张居正，说：“精于谋划国家，拙于谋求自身。”啊！世上还有像张居正那样善于谋划国家而拙于谋求自身的吗？我原意持鞭驾车来跟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