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古史

    第十章


    秦代之统一与疆土之拓展


    秦始皇</a>的治国内，规模是颇为阔大的。可惜他严刑峻法，又极其奢侈。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法家之学，不知道国家和社会的区别。国家和社会不是一物，所以国家的权力，只该扩张到一定的程度，过此以往，便无功而有罪。法家不知此义，误以为国家的利益，始终和社会是一致的，就有将国权扩张得过大之弊。秦始皇既并天下之后，还不改变政策，这是秦朝所以灭亡的大原因。这种错误，不是秦始皇个人的过失，也不是偶然的事实；而是法家之学必至的结果。


    秦始皇的政策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尽灭六国，统一全国。他自称为始皇帝。有人劝他封建子弟，他不听。而把全国分做三十六郡（秦王政二十六年，自称始皇帝，后世则称二世、三世。是年，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名详见《史记</a>·秦始皇本纪》、裴骃</a>《集解》。但近人王国维</a>曾加以考订，纠正错误。始皇后因增置燕齐地六郡为四十二郡，后又取百越增置六郡为四十八郡，盖皆用六为数。并见王著《观堂集林·三十六郡考》），每郡各置“守”“尉”“监”三个官。（守，汉时称为太守；尉，称为都尉；监，在秦朝是派御史去做的，谓之监御史，汉朝则由丞相派史去做。分全国为十二州，谓之州刺史）又把全国的兵器，都聚到他的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县），铸了十二个铜人和别种器具。又要统一全国的思想，除医药、卜筮、种树的书外，只许博士官有书（博士是太常属官。太常是管礼仪的，博士在秦汉时，都是用学者做的，当时说“官”，譬如现在说“公署”）。民间的书籍，一概烧掉。史官也只许存留秦国的历史。


    秦统一的原因


    秦朝的统一，决不全是兵力的关系。我们须注意：此时交通的便利，列国内部的发达，小国的被夷灭，郡县的渐次设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本有趋于统一之势，而秦人特收其成功。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则（一）他地处西垂，开化较晚，风气较为诚朴。（二）三晋地狭人稠，秦地广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战。（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裁抑贵族的势力，使能尽力于农战的人民，有一个邀赏的机会。该是其最重要的原因。（《吕著中国通史</a>》下册，第376—377页）


    郡县的由来


    县之起源有三：（一）灭国而为之。古书多记灭国为县者；其不记其兴灭建置者，县名亦率多旧国名，可推想其灭国而为县也。（二）卿大夫之采邑，发达而成为县。《左氏》昭公二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五年，蘧启强言：“韩赋七邑皆成县。”此卿大夫采地，浸盛而成县者也。（三）并小乡聚为之。《史记·商君列传》，言商君治秦，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此则国家新设之县，君之者不复世袭者也。凡一县，大抵自成一行政区域。大国之吞灭小国，非改若干小行政区为一大行政区，乃以一国而包若干个行政区域也。故被灭之国，仍为政治上之一单位，不过改世袭之君为任命之官吏而已。边荒之地，则称为郡，本与县不相统属。但（一）郡之地必广大，至其渐次发达，民政加详，则可分设为县。（二）又郡率有兵力，以之保护县；而以县之物力支持郡，亦相甚宜。如此者，县皆易受郡之统属。战国以前，郡皆设于边地；至秦始皇灭六国，觉到处有用兵力控制之必要，乃举天下而分为三十六郡矣。然秦之旧地，固仍属内史也。（《中国文化史》，原为1942年在常州青云中学教授高二中国文化史的讲义，见《吕思勉</a>文史四讲》，第125页）


    秦时疆土的拓展


    他又发兵，把今两广、安南、福建地方打平，置为南海、桂林、象郡、闽中四郡。派赵佗率兵五十万戍守五岭（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皆在两广，与江西、湖南交界之地），这时候，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匈奴为最强，据着现在的河套（河套在秦汉时称河南，唐以后谓之河曲，明以来才称河套）。秦始皇派蒙恬去把他赶掉，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以为北边的防线。（秦朝的长城，大略沿阴山东行，经过热、辽两省的北部，东端要到现在的朝鲜境内；和现在的长城，路线几全然不同。现在的长城，大概是明朝所造，关于长城的始末，可参看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本）


    秦始皇筑长城


    秦始皇帝筑长城，誉之者以为立万古夷夏之防，毁之者以为不足御侵略，皆不察情实之谈也。头曼以前之匈奴，此等小部落，大兴师征之，则遁逃伏匿，不可得而诛也；师还则寇钞又起；留卒戍守，则劳费不资；故唯有筑长城以防之。长城非起始皇，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即皆有之。皆所以防此等小部落之寇钞者也。若所邻者为习于战陈之国，则有云梯隧道之攻，虽小而坚如偪阳，犹惧不守，况延袤至千百里乎？然则长城之筑，所以省戍役，防寇钞，休兵而息民也。本不以御大敌。若战国秦时之匈奴，亦如冒顿，控弦数十万，入塞者辄千万骑，所以御之者，自别有策矣。谓足立万古夷夏之防，几全不察汉后匈奴、鲜卑、突厥之事，瞽孰甚焉。责其劳民而不足立夷夏之防，其论异，其不察史事同也。（《秦始皇筑长城》，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中册，第675—676页）


    秦朝的灭亡


    秦始皇的治国内，规模是颇为阔大的。可惜他严刑峻法，又极其奢侈。打破六国之后，都把他们的宫室，在关中仿造一所，后来又自造一所阿房宫，又在骊山（见第五章）自营葬地，都穷极壮丽。还要相信方士的话，派他们到蓬莱去求神仙。他自己又要到处游行，借此镇压全国。前二一〇年，秦始皇出游，死在现在的河北省里。他的长子扶苏，因谏止他坑儒，被他谪罚出去，到蒙恬处做监军。（古代的太子，照习惯是不带兵的。派他去监军，就是表示不立他做太子的意思）小儿子胡亥，这时候跟随着他。宦者赵高，替胡亥游说丞相李斯</a>，假造始皇的诏书，把扶苏、蒙恬都杀掉。胡亥即位，是为二世皇帝。信赵高的话，把李斯杀掉，政治更乱。


    秦政与法家的短处


    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政治是不能专凭理想，而要顾及实际的情形的，即不论实际的情形能行与否，亦还要顾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391页）


    法家之学，不知道国家和社会的区别。国家和社会，不是一物，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是一致的，过此以往，便相冲突。国家是手段，不是目的。所以国家的权力，只该扩张到一定的程度，过此以往，便无功而有罪。法家不知此义，误以为国家的利益，始终和社会是一致的。社会的利益，彻头彻尾，都可用国家做工具去达到，就有将国权扩张得过大之弊。秦始皇既并天下之后，还不改变政策，这是秦朝所以灭亡的大原因。这种错误，不是秦始皇个人的过失，也不是偶然的事实；而是法家之学必至的结果。（《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二续）》，原刊《光华大学</a>半月刊》1936年第4卷第7期）


    二世篡位必非史实


    古太子皆不将兵。使将兵，即为有意废立，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苏之不立，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二十余子，而胡亥独幸从，则蒙毅谓先王之举用太子，乃数年之积，其说不诬。始皇在位，不为不久，而迄未建储，盖正因欲立少子之故。扶苏与蒙氏，非有深交，而李斯为秦相，积功劳日久，安知扶苏立必废斯而任蒙恬？斯能豫烛蒙恬用，己必不怀通侯印归乡里，岂不能逆料赵高用而己将被祸乎？故知史所传李斯、赵高废立之事，必非其实也。（《秦汉史</a>》上册，第22页）


    秦始皇死的明年，戍卒陈胜，在今安徽地方起兵。于是反者纷纷而起。六国后人，一时俱立。秦朝派兵出去征讨，初时颇获胜利，后来楚怀王（战国时，楚国有个怀王，和齐国联盟。上了秦国人的当，和齐国绝交。秦人趁势把他打败，后来秦国人又诱他去会盟，要求他割地，怀王不听，秦国人就把他扣留起来，死在秦国，楚国人很哀怜他。此时楚国世家项氏，在吴国的旧地起兵，有人劝他立楚怀王的后人，以收拾楚国的民心。项氏听了他，即以怀王的谥法</a>，为其生时的称号）派项籍北救赵（新兴的赵国被围在巨鹿，现在河北的平乡县），刘邦西入关。项籍大破秦兵于巨鹿。刘邦也乘秦朝内乱，二世为赵高所弑，赵高又被新立的子婴所杀，从武关入秦（在今陕西商县之东。这是从河南南阳进陕西的路），子婴只得投降。秦朝就此灭亡，时在前二〇九年。


    楚汉的分争


    秦朝的灭亡，也可以说是封建政体的一个反动。于是六国之后，和亡秦有功的人，都自立为王。当时兵力最强的是项籍，所以封地的支配，实际是由他决定。他自立为西楚霸王（铜山一带，战国时也是楚国的地方，当时称为西楚。霸王的霸，就是霸诸侯的霸。当时所封的人都称王，项籍是诸王之长，所以称为霸王），建都在现在的铜山县。刘邦则封于汉中，称为汉王。分封才定，山东、河北方面，已有不满现状起来反抗的人，项籍出兵征讨。汉王乘机，打定关中。合好几国的兵，直打进楚国的都城。被项籍还兵打破。汉王乃坚守荥阳、成皋一带（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这是黄河的一个渡口，守此，楚兵就不能渡河而北。成皋，今河南汜水县，其西境就是虎牢关，守此，楚兵就不能向西）。有萧何留守关中，替他补充军队和粮饷。而派韩信打定山西、河北，绕出山东，彭越又在楚国后方捣乱。于是楚国兵少食尽，乃和汉约以鸿沟中分全国（当时的一条运河，从今河南省城附近东南流，和淮、泗两水通连）。约定，项籍东归，汉王背约追击他。项籍走到乌江（大江的渡口，在今安徽和县南），自刎而死。汉王遂即皇帝位，是为汉高祖。时在前二〇二年。秦亡后，全国纷争了五年，又统一了。


    汉初史事多传说


    （汉初史事多）此等性质的传说，至汉初实尚不乏，断不容轻信为事实。试举俗所谓鸿门宴之事为例。范增说：与项王争天下者必沛公，岂是事实？且军门警卫，何等森严，安有樊哙能撞倒卫士，直达筵前，指责项王之理？古人筵宴，中间诚有离席休息之时，且或历时颇久，然亦必有一个限度；乃汉高祖可召张良、樊哙等同出，与哙等脱身回向本军，张良度其已至，然后入谢。筵宴间的特客，离席至于如此之久而无人查问；带有敌意的宾客，与数人间行出军，亦无人盘诘，项羽</a>的军纪，有如此之废弛者乎？张良献玉斗于范增，范增受而碎之，骂项王“竖子不足与谋”，且当场言“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增年已七十，素好奇计，有如此之鲁莽者乎？种种事迹，无一在情理之中。然则汉高祖与项羽此一会见，真相殆全然不传；今所传者，亦一则想象编造的故事也。此等传说，在秦汉间实未易枚举。且如指鹿为马之说，又岂可以欺孩稚邪？（《中国史籍读法》，见《史学四种》，第206页）


    第十一章


    两汉之政治概况


    汉初，承全国大乱之后，专务休养生息。到开国后约七十年的时候，国内颇为富庶。汉武帝是个雄材大略的人，他对外国用兵，替中国开拓了不少疆土。可惜他性好奢侈，既要开疆拓土，又要营宫室，求神仙，还要出去巡游。财政不足，就用了许多言利之臣，以致民愁盗起，国内几致大乱。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以当时中国之国力，如得严明任法之主而用之，所立之功，虽十倍于汉武可也。（汉武）虽能摧匈奴，通西域，县朝鲜，平两越，开西南夷，实当时中国国力与四夷相去悬绝，有以致之。


    汉初的政治


    汉高祖即帝位后，把功臣中功劳大的，都封做王，小的封做侯，然异姓封王的，不久都灭亡，都大封子弟和同姓为王。高祖死后，儿子惠帝懦弱，高祖的皇后吕氏专权。惠帝死后，吕后就临朝称制，又封诸吕为王。吕后死后，大臣共讨诸吕，迎立高祖的庶子文帝。汉初，承全国大乱之后，专务休养生息。文帝在位，尤其恭敬节俭。他的儿子景帝，也能谨守他的政策。所以当武帝初年，就是汉朝开国后约七十年的时候，国内颇为富庶。


    汉时民生仍窘迫


    《史记·平准书》说武帝初年的情形道：“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真可谓国富民安了。然而又说：“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兼并是该行之于穷困之时的。富庶之日，如何反行起兼并来呢？可见其所谓富者，不过总计全国的富量，有所增加，而并不是均摊在众人头上。所以这时候的富人，固然远较天下初平时为富，穷人则还是一样；而贫富相形之间，其悬殊或者反较大乱初平时为甚。（《中国社会变迁史》，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244—245页）财富总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a>故。所以汉代的人，提起当时的民生来，都是疾首蹙额。（《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127页）


    汉初的大封同姓，原是为防制异姓的，但是到后来，同姓诸王，倒成为政治上的一个问题了。景帝时，吴楚七国，到底起兵造反，给汉朝打平，于是把诸侯治理百姓和补用官吏的权柄一齐剥夺。这时，列国规模，与他郡县相差不远。武帝时从主父偃的弱藩之策，又命诸侯将自己的地方，分封子弟，于是诸侯都变作小国。诸侯只得衣食租税，不许就国。汉初的封建，就名存实亡，而郡县制度就逐渐推到全国了。


    秦汉时之新局势


    秦汉时之新局势：一、内战乍息，民生获苏。尤其交通上之限制废除，得以完成广大之分工，国富总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象。二、统一则国力强盛，便于对外；然中国在此时，开始与骑寇相遇。三、封建制度告终。秦尽废封建，经楚汉之争、汉初之翦灭异姓、吴楚七国之乱，而封建之实，遂荡然无存焉。此时之政情：一、民主政治之废坠。此由（一）民意无表现之方法，如古之大询于众庶等。（二）民意之表现为习惯，习惯愈不适于时势，则拘束之力愈弱。故君主之地位，日益神圣。最后，遂谓其权系受之于神，而非受之于民，两汉、新莽之言符瑞是也。（此节与西方颇相似）二、地方自治之废坠。古之国，等于后世之县。国君等于县令，县令实不能躬亲办事，而地方公务悉废矣。三、放任政治之形成。贵族既倒，处于治者之地位者，为官僚阶级，同时亦即成为榨取阶级。而此时于官僚阶级，非铲除之时也，于是取监督之方式矣。政治上之首领，理宜加以监督。但监督者少，被监督者太多，势不能给，则唯有将所办之事，减至最小限度，使其无所藉以虐民。中国之良吏，每劝人民早完国课，少打官司，免得与吏役接触，此正与政府之取放任主义同。顾亭林讥后世大官多，小官少。而不知其在昔时之政治上，只重监督官僚阶级，不使虐民，兴利治国，固在其次也。自汉以来，中国之政治向如此。（《中国文化史》，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137、138、139页）


    武帝的文治武功


    汉武帝是个雄材大略的人，他对外国用兵，替中国开拓了不少疆土，其事都见下章。他在内治上，也有几件著名的事情。第一，他置五经</a>博士，是国家设立太学之始。（当时仅就固有的官吏中，拣其有学问的，替他招致弟子；既未营建校舍，亦未设立教官。博士本非学校教师，但后来设立太学后，教师未曾别立名目，即以博士为名）第二，他命郡国选举孝廉，是科举制度的先声。（此时未有考试之法，但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是从此制变化而成的，参看本书第十八章）第三，他又听董仲舒</a>的话，重用治儒家之学的人。于是春秋</a>、战国时各学派之中，儒家之学，就归于一尊了。可惜他性好奢侈，既要开疆拓土，又要营宫室，求神仙，还要出去巡游。财政不足，就用了许多言利之臣，以致民愁盗起，国内几致大乱。幸而晚年悔过，能够与民休息。昭宣两代，政治也都算清明，才算危而复安。


    评汉武帝


    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以当时中国之国力，如得严明任法之主而用之，所立之功，虽十倍于汉武可也。汉武严而不明，任喜怒而不任法。置宿将而任椒房之亲；又任严酷之吏，以深文随其后；虽能摧匈奴，通西域，县朝鲜，平两越，开西南夷，实当时中国国力，与四夷相去悬绝，有以致之。计其所失亡，中国转远过于夷狄，盖国力之浪费者多矣。（《古史</a>家传记文选</a>》中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19页）


    前汉的灭亡


    汉朝离宗法社会近，很看重宗室和外戚。元帝以后，政权入于外戚王氏之手，王氏中又出了一个大人物，汉遂为其所篡。这个人就是王莽。王莽以公元九年篡汉，改国号为新，他是鉴于汉时社会贫富的不均，要想实行社会政策的，他的魄力，可以算是很伟大。惜乎行之不得其法，弄得举国骚然，新莽亦终至灭亡。


    两汉间社会文化一大变


    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自西汉以前，言治者多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以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汉、魏之间，玄学起，继以佛学，乃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东汉以后，志士仁人，欲辅翼其世，跻世运于隆平，畀斯民以乐利者甚多，其用思不可谓不深，策划不可谓不密，终于不能行，行之亦无其效者，实由于此。故以社会演进之道言之，自东汉至今二千年，可谓误入歧途，亦可谓停滞不进也。（《秦汉史》上册，第197页）


    后汉的兴起


    后汉光武皇帝，是前汉的宗室，他以新莽之末起兵，和湖北地方的群盗连合，当时军中先有汉朝的宗室刘玄，号为更始将军，大家立他做皇帝。大破莽兵于昆阳（今河南叶县），汉兵分路入关，关中群盗亦起，王莽为乱兵所杀。更始移都长安，为群盗所制，政治紊乱。关东流寇赤眉入关，更始遂败亡。光武先别为一军，出定河北。后来把赤眉打破；割据或扰乱一方的人，亦都打平。建都在洛阳，所以史家亦称为东汉。


    后汉国力远不如前汉


    后汉自公元二十五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二二〇年为魏所篡止，共计一百九十二年；若算到公元一八九年董卓行废立，东方起兵讨卓，实际分裂之时为止，则共得一百七十五年；其运祚略与前汉相等，然其国力的充实，则远不如前汉了。这是因为后汉移都洛阳，对于西、北两面的控制，不如前汉之便；又承大乱之后，海内凋敝已极，休养未几，而羌乱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汉之盛之故。两汉四百年，同称中国的盛世，实际上，后汉已渐露中衰之机了。（《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15页）


    后汉的乱亡


    光武、明、章三帝算是后汉的治世。和帝以后君主每多幼稚，母后临朝，外戚专权。皇帝长大了，因满朝都是他的党羽，只得和宦官谋诛灭他，结果宦官又因之专权。在这两种恶势力互相消长之下，国政日趋不振。到桓、灵二帝的时代而达于极点。灵帝死后，子少帝年幼，太后的哥哥何进当国，要想诛灭宦官，而太后不肯。何进乃召外兵进京，以胁迫太后，宦官大惧，把何进杀掉。何进的官属，遂举兵大杀宦官。正在纷乱之际，凉州将董卓带兵入京，政权遂尽入其手。董卓把少帝废掉，立其弟献帝。行为又极暴虐。东方州郡，起兵攻击他。董卓乃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东方的兵，都纷纷自占地盘，不能追击。旋汉朝的宰相王允，和董卓的部将吕布合谋，把董卓杀掉。而卓将李傕、郭汜，又起兵为卓报仇，攻陷长安。献帝为其所制，久之，乃得逃到洛阳。因地方残破已甚，召曹操</a>的兵入卫。从此大权归于曹操，汉帝只剩得一个空名了。


    汉朝政治制度的劣点


    汉朝的政治制度，有两个劣点，是引起三国以后的分裂和战乱的：


    （一）秦汉时代，外官本分郡县两级，郡就直接隶辖中央。一郡的地方只有后世一府这么大（边郡也有很大的，然地广人稀，文化经济都落后，依旧没有实力），其势不足以反抗中央，所以柳宗元</a>说：“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见其所著《封建论》）后汉灵帝时，黄巾贼张角造反，虽然旋即打定，然而余党扰乱的很多，乃将向来专司监察的州刺史，改为州牧，变成了地方行政官吏，一州地方，有现在一两省大；又值纪纲废弛之际，州牧遂多据地自专；郡太守和有兵权的人，亦都纷纷割据，遂成为分裂之局。（汉武帝置十三州部，每州置一刺史以督察郡国，司隶校尉为中央官吏，督察京畿，不在十三州部之列。后汉并朔方于并州，改交趾为交州，合司隶校尉部仍为十三州，汉末又改刺史为州牧，威权愈重）


    秦汉官制特色


    秦汉官制的特色：（一）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宰相是个副贰天子，治理天下的；九卿等官，也各有独立的职权，都是分治天下众务的；不是天子的私人。到后来，纷纷任用什么尚书</a>、中书、侍中做宰相；把九卿的职权，也夺归六部；于是所任用的，全是天子玩弄之人，君权愈张无限。（二）是外官阶级少而威权重，和后世大不相同。这个有好处，亦有坏处。（三）则这时候去古还近，地方自治的意思，还有存留。《汉书</a>·高帝纪》：“二年二月癸未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可见得这时候，对于三老等官视之甚重，和后世名存实亡的，大不相同。（《白话本国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71页）


    （二）秦汉承战国之后，其兵制尚有征兵制度的意味。百姓到二十三岁，都隶名兵籍，归各郡的都尉。讲肄课试，到五十六岁，才得免除，汉初用兵，还都由郡国调发的。武帝以后，因用兵多了，免得骚扰平民，乃多派“罪人”（亦有并不是罪人的，如贾人、赘壻都是，不过取其不是普通农民而已。赘壻大抵是没有田产的人。本章末节所论，可参看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二编第八章第一、第四两节）出兵打仗谓之“谪发”。虽然于人民有益，却是人民因此和当兵渐渐的生疏了。后汉光武因图减省起见，把都尉裁掉，民兵亦因之而废，此时被中国征服的异族多入居塞内，渐渐用他当兵（如当武帝时，外族内附而用以为骑者， 就置有越骑校尉等。宣帝时调羌骑卫金城。这都是借外族内附而用以当兵的例子），遂至异族强而本族弱，造成五胡乱华之祸。


    秦汉间兵制一大变


    秦汉之世，为中国兵制之一大变。古代兵农合一之说虽诬，然至战国，业已成为举国皆兵之局。一统之后，疆理既恢，征戍之途弥远。夫地大人众，则不必举国皆兵，而后足以御侮；征戍远则民劳，不得不加以体恤；于是罪人、奴隶与异族之降者杂用。盖自秦已启其端，至汉武之世而大盛。更经新室之乱，光武崛起，急欲与民休息，而民兵之制遂废。国之强弱，诚不尽系乎兵；兵之强弱，亦不尽系乎制度；然使民兵之制犹存，终必略加以训练，不致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略之而不能抗矣。然则典午以降，异族之凭陵，武夫之跋扈，其原虽不一端，要不得谓与民兵之废无关系也。（《秦汉史》下册，第675页）


    第十二章


    两汉疆域之开拓与对外交通


    秦汉是我国疆域开拓的时代。秦始皇开其端，而汉武帝成其功。当张骞使月氏时，今甘肃西北境，尚属匈奴。却好匈奴的王，守今甘肃西北境的来降，汉朝以其地为郡县。西域的路，自此开通。汉朝曾出兵远征大宛。又把公主嫁给乌孙，和他共攻匈奴。宣帝时，在今新疆的中部，设立西域都护，保护天山南北两条通路。西域都是些小国，汉攻匈奴，并不能得它的助力，而因此劳费殊甚，所以当时人的议论，大都是反对的。但是史事复杂，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西域是西洋文明传布之地，与中国陆地相接，自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西的文明，实在是恃此而交流的。且西域之地，设或为游牧民族所据，亦将成为中国之患。汉通西域之后，对于天山南北路，就有相当的防备，后来匈奴败亡后，未能侵入，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


    汉初域外的形势


    秦汉是我国疆域开拓的时代。秦始皇开其端，而汉武帝成其功。汉初，匈奴以阴山为根据地，东击破东胡，西击破月氏，后又征服漠北诸小民族，和西域三十六国（历史上所谓西域，有广狭两义，此处是初时狭义的西域，专指天山南路，后来自此以西的地方，亦都称为西域）。月氏先逃到伊犂河流域，又为乌孙所攻。逃到阿姆河流域，征服大夏，就是西史的巴克特利亚（Bactria，即今之阿富汗国境）。其西安息，则是西史的帕提亚（Parthia，即今之伊朗国境）。更西条支，乃叙里亚之地。［当公元前四世纪之末，中国战国时候，马其顿亚历山大王，征服亚洲西部，死后其部将据叙利亚（Syria）自立，是为条支，后其东方，又分裂为帕提亚、巴克特利亚（Bactlia）两国，即中国所谓安息及大夏］再向西，就是罗马帝国，当时所谓大秦了。（大秦一名犂靬，见《后汉书</a>·西域传》。当时或系专指叙利亚。近人张星烺谓系指罗马帝国在东方的领土为大秦。参看《东西交通史料汇篇》卷一页八《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一文）从安息向东南则到印度，从前谓之天竺，亦谓之身毒。从辽东向东，半岛的北部为朝鲜，南部为三韩（马韩、弁韩、辰韩）。再渡海而东，就是现在的日本，当时称为倭人。


    以上是域外的形势。而秦时已隶版图的闽、广、安南，此时亦自立为南越、闽越两国（南越是秦朝的尉，据两广安南之地自立的。闽越是春秋时越国的子孙，灭秦有功的。汉朝封为闽越王，在今福建闽侯县，还有一个，封于浙江的永嘉县的，为东瓯王，因为闽越所攻击，自请举国内徙江、淮间）。云贵两省秦时略有交通，汉时复绝。自此往西北，在四川和陕甘两境上的异族，当时总称为西南夷。再向西，便是青海境内的羌人了（在大通河流域，当时谓之湟水）。


    汉平匈奴


    秦末，中国大乱，匈奴又入据河套。汉高祖自将去打他，被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县）。后来用刘敬的计策，把宗室女嫁给他的单于，和他讲和。是为中国以公主下嫁，与外国结和亲之始。武帝初想约月氏共攻匈奴，派张骞往使，因月氏无意报仇，不得要领；后来才决意自行出兵攻击。先把他逐出漠南，又屡次派兵到漠北去打他，匈奴自此衰弱，到宣帝时又有内乱，其呼韩邪单于，遂入朝于汉。郅支单于逃到西域，为汉人发西域兵攻杀。


    论武帝征匈奴


    汉武帝东征西讨，所开拓者颇广，后世盛时之疆域，于此时已略具规模，读史者或称道之。然汉人之议论，则于武帝多致讥评。（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令列侯、二千石、博士议，夏侯胜即言武帝无功德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见《汉书》本传。《史记·大宛列传》之叙事，《汉书·西域传赞》之议论，于武帝皆深致讥焉。而《汉书·武五子传赞》，言之尤痛。）何哉？予谓是时之开拓，乃中国之国力为之，即微武帝，亦必有起而收其功者，而武帝轻举寡虑，喜怒任情，用人以私，使中国之国力，为之大耗，实功不掩其罪也。汉世大敌，莫如匈奴。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又是时匈奴，殊无民族意识。试观军臣单于以嗜汉物，几堕马邑之权，然仍乐关市可知。贾生五饵之策，欲以车服坏其目，饮食坏其口，音声坏其耳，宫室坏其腹，荣宠坏其心（见《新书</a>》），非处士之大言，其效诚有可期者也。使武帝而有深谋远虑，当时之匈奴，实可不大烦兵力而服。即谓不然，而征伐之际，能多用信臣宿将，其所耗费，必可大减，而所成就，反将远胜，此无可疑者也。《史记》言卫青仅以和柔自媚于上。霍去病则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大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此等人可以为将乎？较之李广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者何如？李广利之再征大宛也，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马三万匹，军还，入玉门万余人，马千余匹而已。史言后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其不恤士卒，亦去病之类也。天子尝欲教去病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此去病不学无术之明征，亦汉武以三军之众，轻授诸不知兵法之将之铁证。世顾或以是为美谈，此真势利小人之见。世多以成败论人，其弊遂中于读史，皆由势利之见，先有以累其心也。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好冒险以立功名；不知义理，徒为愚忠；皆与后世绝异。即以李广之事论之。广与程不识，俱为边郡名将，匈奴畏之久矣。又尝俱为卫尉，天子知其能亦久矣。征胡而择大将，非广、不识辈而谁？乃汉武之所任者，始则卫、霍，后则李广利也。以椒房之亲，加诸功臣宿将之上，不亦令战士短气矣乎？（《秦汉史》上册，第129—131页）


    汉通西域


    当张骞使月氏时，今甘肃西北境，尚属匈奴。张骞在大夏，见今四川临邛县的竹枝，问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从身毒买来。”张骞因此想到从四川西南出，一定可通西域。汉朝就因此通西南夷。然通西域的路，依旧没有走通。却好匈奴的王，守今甘肃西北境的来降，汉朝以其地为郡县。西域的路，自此开通。汉朝曾出兵远征大宛。又把公主嫁给乌孙，和他共攻匈奴。宣帝时，在今新疆省的中部，设立西域都护，保护天山南北两条通路。西域三十六国都属都护管理。


    史事“祸福”难豫烛


    西域都是些小国，汉攻匈奴，并不能得他的助力，而因此劳费殊甚，所以当时人的议论，大都是反对的。但是史事复杂，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一）西域是西洋文明传布之地。西洋文明的中心希腊、罗马等，距离中国很远，在古代只有海道的交通，交流不甚密切，西域则与中国陆地相接，自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西的文明，实在是恃此而交流的。（二）而且西域之地，设或为游牧民族所据，亦将成为中国之患，汉通西域之后，对于天山南北路，就有相当的防备，后来匈奴败亡后，未能侵入，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所以汉通西域，不是没有益处的。但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迁，并非当时所能豫烛。（《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04页）


    汉平朝鲜


    朝鲜在战国时，属于燕国。秦末，燕人卫满率众避难，逃到朝鲜，自立为王。汉朝兴起，约为外臣，传子及孙，引诱汉朝逃人，南方辰国（即三韩之辰韩）要入朝，又被阻住。武帝因命将征讨，平定朝鲜，置为郡县。


    汉平两越及西南夷


    秦立闽中郡，不久便废。汉兴，封越君（百越酋长）为闽越王。到武帝时，闽越和东瓯（今浙江永</a>嘉）常相攻，东瓯自请迁居内地，武帝依从。并派兵灭闽越，也迁其民于内地。南越是赵佗所立的国，汉封为王，传子及孙，其相吕嘉杀王，发兵造反，武帝遣将平定，尽有今两广、安南之地，置为郡县。武帝又平定滇国（今云南昆明）、夜郎（今贵州遵义）、邛、筰、冉、（今四川西境）诸西南夷，也置为郡县。


    后汉的武功


    王莽时，中国大乱，匈奴和西域都背叛。后汉光武时，匈奴又因内乱，分为南北。南单于降汉，入居中国塞内。公元八九、九一两年，和帝命窦宪大出兵以攻北匈奴，北匈奴逃到西域，后来转辗入于欧洲。当东胡为匈奴所破时，其余众分为乌桓、鲜卑两族。汉武帝时，招致乌桓，居今辽、热境上，助中国捍御匈奴；鲜卑在其北方，北匈奴亡后，其地遂为鲜卑所据。明帝末年，班超带着三十六个人，出使西域，攻杀匈奴的使者，说降诸国。明帝死后，汉朝无意经营西域，召他回来。而西域诸国，多有留着他不肯放的。班超亦愿意立功，遂留居西域。即发服从诸国的兵，把不服诸国攻下。这真是古今罕有的奇功了。


    历代的治边方略


    中国历代，对于属地，系取羁縻政策的。政府或设官以管理其通路，如汉朝的西域都护是；又或驻扎于几个要点，如唐朝的都督府是。此等官吏对于服属的部族，加以管理，有违命或互相攻击或内乱之事，则加以制止。防患于未然，使其事不至扩大而成为边陲之患，此即所谓守在四夷。但中国的政情，是以安静为主的。不但向外开拓，即对于边疆的维持，亦不能费多大的国力。所以到服属的部族真个强盛时，中国所设的管理机关，就只得撤退。再进一步，就患仍中于边陲了。历代的武功，除西汉一朝，去封建时代近，其君主及人民，都略有侵略的性质外，其余如唐朝及清朝，实都不过如此。看似武功煊赫，拓土万里，实则都是被征服者的衰乱，并不是中国的兵怎样的强。总而言之，开疆拓土，甚至于防守边陲，在中国政治上，实向不视为要务。（《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a>八种》，第188—189页）


    汉时的海上交通


    汉时，海路交通，亦已极发达，从广东的合浦入海，能通行到印度洋沿岸［《汉书·地理志》说：中国当时的航路，到黄支为止。黄支，据近来人考据，说是印度的建志补罗（Kancipura）］。西域商船，也有聚集于安南的东京湾的。中国的丝，在欧洲最为著名，与黄金同重同价。罗马人久想和中国人通商，但终为条支人所隔。班超平定西域后，派部将甘英到罗马去，亦为条支人所阻。直到一六六年，大秦王安敦（以年代考之，该是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生于一二一年，没于一八〇年），才遣使从日南徼外（汉郡名，在今安南之境），献象牙、犀角、玳瑁，这是历史上记载中欧有国交之始。至于民间的交往，那自然久在其前了。倭人在前汉时，有百余国到乐浪郡来献见。公元五七年，乃有直达中央的。光武帝赐以“汉委奴国王”之印。这颗印，现在已在日本的筑前发现了。


    第十三章


    两汉之学术与宗教


    春秋战国之世，诸子百家之学，本是立于平等地位的，汉初还是如此。从武帝以后，儒家在学校、选举两方面，都占了优势，别一家就不能和他竞争了。汉时儒家之学，就是所谓经学。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从大体上说，则汉人去古近，对于古代的事情，知道得总要多些；所以汉人的经说，无论今古文，都为后人所宝贵。史学在汉朝，亦颇发达。司马迁</a>之《史记》，班固</a>之《汉书》，所谓正史，都是沿用这一种体例的。文学的发达，韵文较散文为早。散文至西汉而达于极点。东汉以后，渐渐的开出骈文的风气了。秦汉之世，懂得“祠灶”，讲究神仙的，都称为方士。当时的社会，迷信的空气很浓厚，遂成为后来道教的根源。后汉时，佛教在社会上，渐渐的流行了。但只是宗教上的迷信，还不大讲到他的哲理。


    汉代的崇儒


    春秋战国之世，诸子百家之学，本是立于平等地位的，汉初还是如此。从武帝以后，儒家在学校、选举两方面，都占了优势（见本书第十一章），别一家就不能和他竞争了。这也有个原由：学术的趋向，是要适应环境的。战国时，列国竞争剧烈，整饬政治，训练人民，最为紧要，所以法家之学见用。汉初需要休养生息，所以从高、惠时萧何、曹参做宰相，以至文、景时代，都谨守着道家清静无为的政策。到武帝时，海内业已富庶了；武帝又是好大喜功的人；要讲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那自然儒家之学，就会应运抬头了。


    中国学术之分期


    吾国学术，大略可分七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一也。两汉之儒学，二也。魏晋以后之玄学，三也。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四也。宋明之理学，五也。清代之汉学，六也。现今所谓新学，七也。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入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先秦学术概论</a>》，第1页）


    文字的变迁


    汉时儒家之学，就是所谓经学。经学有今古文之分。讲到这个问题，又要先晓得文字的变迁。中国的文字，从发明以后，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递有演变，今已不尽可考，但所用的总是圆笔，这种字，后世称为篆书（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见《法书考</a>》）。秦时，行政上使用文字较多，向来的写手不够用，乃叫徒隶帮着写，徒隶是不会写字的，画在上面就算，于是圆笔变为方笔，这种字人家称为隶书，虽然写得不好，因其简便，反而通行了。以上所说是笔画形状的改变，字体的构造，随时代而不同，自然也是有的。一时不觉得，积久之后，就大相悬殊了。


    秦汉时文字变迁最烈


    秦汉之世，为我国文字变迁最烈之时。综其事：则字形变迁之多，一也。字数一面增加，一面洮汰，二也。文字之学，成于是时，三也。行文渐以古为准，浸成文言分离之局，四也。书法渐成艺事，五也。盖文字之用，远较先秦时为宏，故其变迁之烈如此。自经此大变后，其势遂渐趋于安定矣。（《秦汉史》下册，第734页）


    汉代的经学


    古人的读书，多数是用口辗转传授的，不必都有本子，但是传之久了，总有人把他写出来，所用的，自然是当时通行的文字。汉初讲经的人，虽然亦有派别，大体无甚出入。到前汉末年，刘歆</a>（刘歆，字子骏，前二三年被王莽所杀）等人，才说鲁共王曾</a>破坏孔子</a>的旧宅，得到许多古书。此外，自然还有从别一方面来的，都藏在汉朝的秘府里。他们以此为据，说前此传经的人，经文有缺误之处，久而久之，相信这一派说法的人，对于经文的解释，也就和前此的人，有不同的地方了。人家因称这一派为“古文”，而称前一派为“今文”。汉时，国家所立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之学。（前汉末年，曾立过几家古文，后汉时复废）但在后汉时代，私家教授，古文之学，颇为盛行。古文家虽说比今文家多得了些古书，然都无传于后。文字异同之处，只多无关紧要。重要的，倒是经说的异同，今古文的短长，我们不讲经学，无须去评论他。从大体上说，则汉人去古近，对于古代的事情，知道得总要多些；所以汉人的经说，无论今古文，都为后人所宝贵。


    汉代的史学


    史学在汉朝，亦颇发达。前代的历史材料，都是零零碎碎的。汉武帝时，司马迁才把他采集起来，做成功一部《史记》。后汉时班固又用其体例，专述前汉一朝的事情，谓之《汉书》，后世所谓正史，都是沿用这一种体例的。


    《史记》体例多沿袭而非新创


    《史记》为正史中第一部，后来的史书，都系沿袭他的体例。盖当太史公时，前代所留诒的史材，除述制度的典礼以外，其述人事的，可分为（一）《春秋》，（二）《系世》，（三）《语》，三者。《史记》的年表、世表，系据《春秋》《系世》制成；本纪、世家，有兼据《春秋》及《系世》的，亦有更益之以《语》的；而列传则大致系根据于《语》。知此，则知后世之正史，以人为纲，以致将事实寸寸割裂，要看一件大事，必须兼阅本纪及许多篇传，殊觉不便，其咎实不在于史公。因为史公所据的材料，是各有来源，本不相干的。照古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例子，异来源的材料，本不以之互相订补，并不使之错居一简。譬如《齐世家》和《管晏列传》，《鲁世家》和《孔子世家》，便是各有来源，不能搀杂的。《史记》的多复重、矛盾，即由于此。而《史记》的列传，所以忽详忽略，或分或合，莫名其妙的，亦由于此。譬如管仲</a>、乐毅，是何等大人物？然而《管晏列传》中，所详叙的，只有管仲和鲍叔的关系，述其相桓公霸诸侯的事反甚略。乐毅亦然，于其外交及军事，并没有详叙，而只备载其和燕惠王往返的书函。老子</a>为什么要和韩非</a>同传？《孟子</a>荀卿列传》中，为什么要兼载这许多人？而又语焉不详？后世史学家、文学家想出许多说法来，总不能使人满意。如其不用私知穿凿，而但就古书义例求之，则可以一语斩尽葛藤，曰：其所据的材料，本来如是而已。普通列传，传者以人为主，则史公亦以人为主而传之。类传的传者，以事为主，则史公亦以事为主而传之。这种体例，如其说是好的，史公不应尽冒其功；如其说是坏的，史公不能尽尸其咎，正和后来的史家，袭用《史记》的体例，只负模仿的责任，不负创作的责任一样。（《古史家传记文选》上册，导言第11—12页）


    汉代的文学


    文学的发达，韵文较散文为早，春秋战国是散文发达的时代，至西汉而达于极点。东汉以后，句调求其整齐，字面求其美丽，渐渐的开出骈文的风气了。诗在古代，都是可以合乐的，五经中的《诗经</a>》，就是如此。《诗经》大体是四言，汉时变为五言，渐渐的不能合乐了。汉武帝曾采集各地方的民歌，立了一个机关，谓之“乐府”，叫精于音律的人，替他定了谱，会做文章的人，按谱填词，诗中就又开出乐府一体。


    韵文、散文与骈文


    文学的发达，韵文是先于散文的。韵文之先于散文，乃因其时文字寡少，亦且文具缺乏，书写艰难，所以把要记的话，作成简短的句子，更加之以协韵，以便讽诵而广流传。然虽如此，这种精简的句子，到底不与口语相合，不与口语相合，即不能达意而无遗憾，所以到文字增多，足以代表口中的每一个音，因而能代表口中的每一句话，而文具亦较完备，书写觉得便利时，我们便照着口中的言语写下来了。这便是散文时代。到西汉末年，所谓骈文者，渐渐兴起。骈文的特征，是语句的整齐。（一）无甚长甚短之句；（二）句多对偶，相对偶之句，长短相等。此其出之于口，即为音调的啴缓。啴缓的音调，和散文变化繁多、忽缓忽急的音调，究竟哪一种美呢？这是随着各人的好尚，和时代的风气而有不同的。在西汉末年，则群以啴缓为美，此为骈文兴起的主要原因。同时，骈文还有两个较次要的条件：即对于词汇加以选择，务求其可以引起美感；喜引用故事，并不正式叙述，而只以一两语包括之，此即所谓用典。其目的，在于使人从简单的语句中，得到丰富的想象，所以骈文在原则上忌用生事，因为既不叙述，而用生事，则为人所不能解，不但无从想象，抑且转生扞格矣。然则用字亦当以熟为贵，而汉人辞赋，每多喜用生字者，则以其字在当时实并不生，虽罕见，然与语言相合，正如今人用形声之法的造新字，亦为人人所能解也。（《论大学国文系散文教学之法》，写于1951年，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89—491页）


    道教的起源


    中国古代宗教上崇拜的对象很多，用理论把他分起类来，则为天神、地祇、人鬼、物魅四种（名见《周礼</a>·春官 》）。列国分立时代，交通不甚发达，所以其势力都只限于一地方。秦汉之世，此等懂得“祠灶”的，以及燕、齐之间，讲究神仙的，都称为方士。（讲祠灶的，抑或称为巫）当时的社会，迷信的空气很浓厚。所以像秦皇、汉武等雄主，也很相信他。后汉末年，有张角创太平道，借着符水治病，聚集徒党造反。又有张陵，自称在四川山中学道，创五斗米道。（学道的人，都出五斗米，所以谓之五斗米道。本篇文字变迁和古文经发现的始末，可参看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第三章）张角、张鲁等，虽然不久灭亡，然而此等迷信的流传，迄不能绝，遂成为后来道教的根源。


    佛教的输入


    佛教的输入，旧说以为在公元六七年，是汉明帝派人到西域去请来的，其实不然（佛教输入问题，可参看梁启超</a>《饮冰室文集·佛教之初输入》），因为明帝的哥哥楚王英，已经相信佛教了。佛（释迦）在世的时代，大略和孔子相差不远（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当周灵王二十一年；释迦生于公元前五五七年，当周灵王十五年。又孔子没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当周敬王四十一年；释迦没于公元前四七八年，当周敬王四十二年。故二人完全同时）。佛没后，其教北行至大月氏，南行至锡兰。中国同西域和南洋交通后，这两条路上，都有输入的可能。到底是什么年代，从什么地方输入的？则现在还难确答。后汉时，佛教在社会上，渐渐地流行了。但只是宗教上的迷信，还不大讲到他的哲理。


    第十四章


    两汉之社会概况


    汉代是一个封建势力崩溃未尽，商业资本愈益抬头的时代。汉朝救济政策：一是法律上重农抑商，二是减轻田租。但是法律上的抑制，并不能减削他们经济上的势力。当时学者的议论，法家注重节制资本，儒家注重于平均地权。王莽的变法，综合儒、法两家的议论，规模可谓很阔大，计划也可以说很周详。然而行之不得其法，于是天下大乱。从此以后，就再没有敢说根本改革的人了。汉朝的风气，接近于封建时代，战国以来的任侠心理，仍然在民众间憧憬着。所以中流社会中人，慷慨激发的很多。如张骞、班超等人物，在后世是很少的。东汉儒生尊尚气节，光武、明、章诸帝，表章节义，敦厉名实，其影响委实不小。


    汉代社会情形


    汉代是一个封建势力崩溃未尽，商业资本愈益抬头的时代。当时的富豪，可分两种：其一是大地主，包括（一）田连阡陌，（二）和擅山泽之利的人；其二是实业家，包括（一）大工，（二）和大商（当时的工业家，大概自营贩卖，所以混称为商人；但照理论分析起来，实在包括工业家在内，如煮盐和制造铁器便是）。贫民则“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董仲舒的话，见《汉书 ·食货志》），很为可怜。


    汉之刻剥其民为史所不详者多


    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今河北正定县），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悦）。何之言，实文过免罪之辞。闻安民可与行义，劳民易与为非矣，未闻天下匈匈，可因之以兴劳役。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岂有先为过度之事，而冀后世之无所加者乎？论史者多称何能镇抚关中，实则其为茧丝殊甚。彭城之败，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是时楚、汉战争方始，则其后此所发，皆本无役籍者可知也。是岁，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食货志》言秦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即此时事也。废重作轻，而又放民私铸，物之腾踊宜矣。顾归咎于民之逐利，可乎？然则汉之刻剥其民，而为史所不详者多矣。（《秦汉史》上册，第55页）


    汉朝救济政策


    汉朝救济政策：（一）是法律上重农抑商。如不许贾人衣丝、乘车，和市井的子孙不得学习为吏之类。（二）是减轻田租。汉初十五而税一；文帝曾将田租全行豁免；景帝以后，复收半额，计三十而税一，可谓轻极了。这两种办法，是受晁错</a>贵农重粟之论的影响很大的。但是法律上的抑制，并不能减削他们经济上的势力，而当时私家收租，要十取其五；公家的田税无论如何减轻，也总无补于事了。


    汉时钱价贵，人民负担仍重


    汉朝的赋税，可分为三种：一是田租，就是古时的税，是取得很轻的。汉初十五而税一。文帝时，因行晁错入粟拜爵之令，到处都有积蓄，于是全免百姓的田租。到景帝二年，才令百姓出定额的一半。于是变为三十而税一了。后汉初，因天下未定，曾行什一之税，后来仍回复到老样子。一是算赋，亦称口赋，又称口钱。这是古时的赋。人民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出钱一百二十个，以治库兵车马。从七岁到十四岁，每人出钱二十个，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个钱，以补车骑马。这一笔税，在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轻，然而汉代钱价贵，人民的负担实在很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上册，第103页）


    当时学者的议论


    学者的议论，分为两派：（一）法家，是注重节制资本的。武帝时，桑弘羊曾行其策，把盐、铁和酒，都收归官营；又想出“均输”“平准”两法，官自贩卖物品。然官营事业，都极腐败，徒然破坏富豪，贫民仍未见其实惠，而且反受其害。（当时官办事业，腐败的情形，可参看《盐铁论</a> ·水旱篇》）（二）儒家，注重于平均地权，激烈的要恢复井田制度，缓和的，也想替有田的人立一个最大的期限，谓之“限民名田”。二者都成为空论，没有能实行。


    汉世言社会改革之主张


    社会始于公产，自公产之制破坏后，人心便觉其不安。先秦诸子无不欲举社会彻底加以改组者，而其改组社会，必藉政治之力。此固近世工业革命以前，欲改革社会之通蔽也。汉世学术，皆沿自先秦，其中最有主张者为儒、法二家。今表示前汉、新室之世重要之议论及制度如下：


    先秦诸子之主张至新莽而彻底实行，实行之而失败，自此无复敢言彻底改革者，视社会之病态，为无可如何之缺陷矣。（《本国史复习大略》 ，写于1944年，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44—645页）


    王莽的变法


    到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议论。（一）把天下的田，改名王田，不许卖买。一人有田超出百亩的，责令分给九族、乡党。（二）重要的实业，收归官营。（三）拣几处大都市，立司市之官，令其求得各物的平价；有用而滞销的东西，照本钱买进，到物价昂贵时，则照平价卖出。（四）经营各种事业的人，都要按其所得收税，由当时新设的泉府，将来借给贫民。王莽的变法，规模可谓很阔大，计划也可以说很周详。然而行之不得其法，不但不能建设起一种新秩序来，反把旧秩序破坏了。于是天下大乱，王莽亦随之灭亡。从此以后，就再没有敢说根本改革的人了。


    王莽之败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的共同失败


    王莽的变法，成功的希望是不会有的，其理由已述于前。固然，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但这只是枝节。即使手段很高强，亦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根本上铸定要失败的事，决不是靠手段补救得来的。但是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因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王莽只是集此等意见的大成。经过这一次改革失败之后，人遂群认根本改革为不可能，想把乱世逆挽之而至于小康的思想，从此告终了。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至此遂告长期的停顿。（《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95—96页）


    汉朝的士气和武风


    汉朝的风气，是接近于封建时代的，而战国以来的任侠心理，仍然在民众间憧憬着。所以中流社会中人，慷慨激发的很多。如张骞、班超等人物，在后世是很少的。不过两汉比较起来，东汉似较西汉为厚，一般儒生尊尚气节，虽导源于王莽的僭汉，而光武、明、章诸帝，表章节义，敦厉名实，其影响委实不小。后汉桓、灵二帝时，宦官专权，亲党遍布州郡。诸名士列官内外的，或直言指斥，或尽法惩治，宦官乃诬为党人，加以禁锢，后来又加以逮治。诸名士很多慷慨就戮的，其有逃亡的，所至之处无不“破家相容”，这就是党锢之祸。这种风气，在社会上竟酿成一种清议的特殊势力，而以后魏晋的清谈之风，则又是这种势力的反响。


    士大夫阶级之变迁


    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之特质：（一）自视与平民不同。（二）勇于战斗。（三）不好利。观西汉之世，贾谊</a>、董仲舒之议论最可见之。其时文臣如公孙弘、盖宽饶；武臣如张骞、傅介之、常惠、陈汤、李广、李陵、班超等，均尚属此风气中人。但社会之组织既已变迁，风气终必随环境而改变，遂至奢侈嗜利颓废。晋初之石崇、王戎、王衍等是其代表。以一时论，无中等阶级为国之桢干，是其弊；以永久论，特殊阶级消泯，是其利。（《本国史复习大略》，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48—649页）


    第十五章


    三国之分裂与晋之统一


    后汉从黄巾之祸起，再加以董卓的扰乱，各处州郡，纷纷割据，就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了。三国的分裂，可以说是两种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余习。人心是不能骤变的。在封建时代，本有各忠其君的心理，秦汉以后，虽然统一了，然此等见解，还未能全行破除。试看汉代的士大夫，仕于州郡的，都奉其长官为君，称其机关为本朝，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便可知道。又其一则为南方风气的强悍。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


    后汉的分裂


    后汉从黄巾之祸起，再加以董卓的扰乱，各处州郡，纷纷割据，就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了。当时地最广，兵最强的，割据幽、并、青、冀四州袁绍。而吕布在徐州，袁术在扬州，亦有相当的兵力。曹操是割据兖州的，后来汉献帝召他入卫，他因洛阳残破，把献帝迁都到许昌，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刘备在徐州，和吕布竞争失败了，投奔曹操。曹操表荐他做豫州牧。和他合力，把吕布、袁术打平。刘备和献帝的近臣合谋，要想里应外合，推翻曹操，曹操把他打败，刘备逃到荆州，投奔刘表。曹操南征荆州，刘表恰巧死了，他的儿子，把襄阳投降曹操。刘备逃到夏口（汉水的下流，古时亦称夏水，所以汉水入江的口子，称为夏口），和在江东的孙权合力（当时袁术只占扬州的北部，扬州的南部，都是孙权的哥哥孙策打定的），把曹操在赤壁打败（山名，在湖北嘉鱼县）。刘备就将荆州全行恢复，又西取益州，国内就成为三分之局了。


    三国分裂的心理因素


    三国的分裂，可以说是两种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余习。人心是不能骤变的。在封建时代，本有各忠其君的心理，秦汉以后，虽然统一了，然此等见解，还未能全行破除。试看汉代的士大夫，仕于州郡的，都奉其长官为君，称其机关为本朝，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便可知道。又其一则为南方风气的强悍。赤壁战时，孙权实在没有联合刘备抵抗曹操的必要。所以当时文人持重而顾大局的，如张昭等，都主张迎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主张抵抗，和孙权的意见相合。《三国志</a>》载周瑜的话，说曹操名为汉相，实系汉贼，这是劫持众人的门面话，甚或竟是事后附会之谈。东吴的君臣，自始至终，所作所为，何曾有一件事有汉朝在心目之中？说这话要想欺谁？在当时东吴朝廷的空气中，这话何能发生效力？孙权一生，最赏识的是周瑜，次之则是鲁肃。孙权当称帝时，说鲁子敬早有此议，鲁肃如此，周瑜可知。为什么要拥戴孙权做皇帝？这个绝无理由，不过是一种崛强之气，不甘为人下，孙权的自始便要想做皇帝，则更不过是一种不知分量的野心而已。赤壁之战，是天下三分的关键，其事在公元二〇八年，至二八〇年晋灭吴，天下才见统一，因这一种蛮悍的心理，使战祸延长了七十二年。（《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23页）


    三国的鼎立


    当刘备西取益州时，孙权想夺荆州，刘备乃将荆州和他平分。后来曹操平定汉中，刘备又把他夺取。因命守荆州的关羽</a>，出兵北伐，孙权乘机袭取荆州，关羽败死。曹操死后，儿子曹丕</a>，于二二〇年，篡汉自立，国号魏。刘备和孙权于次年亦相继称帝，刘备国号汉，史称蜀汉，孙权国号吴。刘备出兵攻吴，为陆逊所败，惭忿而死，托孤于诸葛亮</a>。诸葛亮是个绝世奇才，把区区的益州，治理得很好，国富兵强，屡次出兵伐魏，惜乎天不假年，大功未成，死在军中，蜀汉自此就渐渐的不振了。吴则本来是自守的时候居多。


    凡事少用机谋


    关羽的败，是刘备方面的一个致命伤。因为失去荆州，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的一路了。从汉中向关中，道路是艰难的；魏国防守之力，亦得以专于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未必不由于此。


    这件事情，如其就事论事</a>，关羽的刚愎而贪功，似应负其全责；如其通观前后，则刘备的急于并吞刘璋</a>，实在是失败的远因。倘使刘备老实一些，竟替刘璋出一把力，北攻张鲁，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张鲁既下，而马超、韩遂等还未全败，彼此联合，以扰关中，曹操倒难于对付了。刘备心计太工，不肯北攻张鲁，而要反噬刘璋，以致替曹操腾出了平定关中和凉州的时间，而且仍给以削平张鲁的机会。后来虽因曹操方面实力亦不充足，仍能进取汉中，然本可联合凉州诸将共扰关中的，却变作独当大敌。于是不得不令关羽出兵以为牵制，而荆州丧失的祸根，就潜伏于此了。


    不但如此，刘备猇亭之败，其祸机实亦潜伏于此时。伐吴之役，读史的人说他是忿兵，也未必是真相的。刘备到底为什么要去征吴呢？大约自揣兵力，取中原不足，而取荆州则自以为有余。殊不知吴、蜀的兵力，本在伯仲之间，荆州既失，断无如此容易恢复之理。旷日持久，就转招致猇亭的大败了。然其祸根，亦因急于要取益州，以致对于荆州不能兼顾之故。所以心计过工，有时也会成为失败的原因的，真个阅历多的人，倒觉得凡事还是少用机谋，依着正义而行的好了。（《三国史话</a>》，开明书店1943年版，第87—88页）


    晋朝的统一


    魏文帝</a>曹丕篡汉后，传子明帝，性极奢侈，魏朝的政治，就此紊乱了。明帝死后，嗣主年幼，大权落入武官司马懿之手。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前后相继执掌魏国的政柄。司马昭时，乘蜀汉衰弱把他灭掉。他的儿子司马炎，就篡魏自立，是为晋武帝。于二八〇年灭吴，全国就又统一了。从董卓入洛阳至此，共计九十二年。


    魏晋为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


    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五胡之乱，起于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虏，而中国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建武元年，至陈后主祯明三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并于北。隋文帝虽云汉人，然民族之异同，固非以其种姓而以其文化，此则不独隋室，即唐室之先，亦未尝非武川族类也。唐室武功，超轶汉代，然实用蕃兵、蕃将为多，与汉之征匈奴，纯恃本族之师武臣力者异矣。自唐衰而沙陀入据中原，虽不久覆灭，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又纷纷窃据，甚且举中国之政权而盗之。盖自五胡之乱至清之亡，凡历千六百有八年焉。（《两晋南北朝史</a>》上册，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1—2页）


    第十六章


    中华民族之新融合


    晋朝统一后，不久而五胡乱华，东晋立国南方，北方自立的，共有十六国。后来北方再并于后魏，南方则传宋、齐、梁、陈四代，是为南北朝。从西晋到南北朝，统一只有三十七年，分裂倒有二百七十二年。这个长期的分裂，其大原因，是两汉时代，所接触的异族太多，一时不及同化，政治上又措置不善之故。从东晋到南北朝，北方始终为异族所占据。当时异族割据的，多用其本族人或其他异族为兵，所以汉人在政治上很难翻身。直到南北朝的末年，才靠民族文化的力量，把他们全行同化。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政治，是衰败的；民族的潜势力，却是优越的。


    两晋南北朝总说


    晋朝统一后，不久而五胡乱华，东晋立国南方，北方自立的，共有十六国。后来北方再并于后魏，南方则传宋、齐、梁、陈四代，是为南北朝。从西晋到南北朝，统一只有三十七年（晋武帝虽于公元二六五年篡魏即位，而于公元二八〇年始灭吴，统一全国，故从二八〇年，推算至三一六年，只有三十七年），分裂倒有二百七十二年。这个长期的分裂，其大原因，是两汉时代，所接触的异族太多，一时不及同化，政治上又措置不善之故。经这一次扰乱之后，中华民族却又融合了许多新分子了。


    两晋南北朝非黑暗时代


    两晋、南北朝之世，是向来被看作黑暗时代的，其实亦不尽然。这一时代，只政治上稍形黑暗，社会的文化，还是依然如故。而且正因时局的动荡，而文化乃得为更大的发展。其中关系最大的，便是黄河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的民族，分向各方面迁移。（《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44—445页）其大成就有四焉，而皆与民族之动荡移徙有关，故民族之移徙，实此时代中最大之事也。四者唯何？一曰士庶等级之平夷。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三曰山间异族之同化。四曰长江流域之开辟。（《两晋南北朝史》上册，第5页）


    晋初五胡分布的形势是：匈奴、羯在山西（羯是匈奴的别种，因其居于羯室得名。羯室，在今山西辽县）；氐、羌在陕、甘；鲜卑在今辽热、察、绥，以至宁夏、甘肃之境。匈奴刘渊乘晋朝内乱，自立为帝，灭西晋，史称前赵，为后赵石勒所灭。石勒是羯族，据中原大部分，后并于前燕。前燕慕容氏是鲜卑族，据有辽东、辽西、河北地方（辽东为太守公孙度所据，其子渊，为魏所灭），后为氐苻坚所灭，是为前秦。苻坚吞并北方，又想灭晋，晋兵抵抗，苻坚大败于淝水（在今安徽寿县），遂为羌姚苌所灭，史称后秦。东晋刘裕北伐，灭后秦。


    五胡之乱的远因


    晋时五胡之乱的先声，实在是后汉时的羌乱。羌乱的原因，据班彪说：是“数为黠吏小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以致于此。（见《后汉书·羌传》）而既叛之后，郡县之吏，都无心于守土。强迫人民，迁徙至内地。以致死亡流离，不可胜计。朝廷命将征讨，也拥兵自守，全不以寇贼为意。中央政府的大臣，又像清平世界，没有乱事一般。以致当时有个有志之士，唤作王符</a>的，恨极了，在他所著的《潜夫论</a>》中说</a>：应该叫这班大臣子弟去当兵，免得他们看着百姓的流离死亡，不以为意。然而小吏黠人，侵夺降羌，政治家固然有不加管束之罪，社会上为什么会有这种人？又为什么要听其横行呢？这个，社会与政治，也应分负其责的。譬如石勒，是个羯酋。在其未起事之前，曾被晋朝的并州刺史掠卖到山东，做人家的奴隶。当时的掠卖，并非偶然的事情，是大规模的，是有意的。掠了许多人，两个人合戴一面枷。（见《魏书</a>·石勒传》）这还成什么话？然而官掠人卖，也要有人买。我们再看《南史</a>》《北史</a>》，知道当时四川地方，有一种人唤作僚。僚人程度甚低，往往自卖或相卖。于是梁、益二州（梁州今汉中，益州今成都），就岁岁伐僚以自利。把他卖给人家做奴婢。于是“公卿氓庶之家，多有僚口”。就知道当时贪利之徒，待异族的酷虐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果然全社会人，个个都不造业，哪得会有恶报呢？所以我说：五胡之乱，政治和社会，是要分负责任的。（《中国民族演进史》，第95—97页）


    淝水战后，鲜卑慕容氏复起，一据山东为南燕，一据河北为后燕，一据关中为西燕。又有鲜卑拓跋氏起于绥远，据平城（今山西大同），史称后魏，灭后燕，和在热河的北燕。南燕，为东晋所灭。在甘肃的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西秦，先后兴起，最后仅余西秦、北凉二国，又有在陕北的夏国，夏灭西秦。夏和北凉，都为后魏所灭。还有据四川的成国，为东晋所灭。东晋为刘裕所篡，国号宋，和后魏对峙，为南北朝。


    南北朝的大略


    南北朝初年，南朝的疆域还不小，然宋文帝北伐不胜，魏太武帝反自将南下，直抵江边，遂成北强南弱之势。历宋、齐两朝，迄不能振作。到梁武帝</a>时，南朝颇为太平，而北朝从孝文帝南迁以来，风俗渐趋奢侈，留守北边的将士，因待遇不及南迁的人，也心怀不平。这时候，魏明帝在位，太后胡氏专权，政治大乱，北边和中原，乱事蜂起。秀容川的尒朱氏（秀容川，在平城之北。尒朱氏是北方部落的酋长，受封于此的），起兵定乱，又因暴虐，为高欢所灭。魏主靠着关中的宇文泰以抵御高欢，高欢亦别立一君，魏遂分东、西。高欢死后，其将侯景来降。梁武帝想乘机恢复河南，然亦未成功，侯景反在境内造反，都城被陷，梁武帝忧愤而死。元帝立国江陵，遣陈霸先等打平侯景。而江陵为西魏所陷，元帝被害，陈霸先立其幼子于江东，旋篡位，是为陈武帝。北方，东、西魏为高氏、宇文氏所篡，是为齐、周。后来齐灭于周，周又为外戚杨坚所篡，是为隋文帝，南下灭陈，统一南北。


    异民族的新融合


    从东晋到南北朝，北方始终为异族所占据。（北齐说是渤海高氏，渤海是汉郡名，为今河北东南境，然高欢久居北方，早和鲜卑同化了。宇文氏亦是鲜卑）异族的酋长也有骄淫暴虐，十足现出野蛮人的性质的；也有平平稳稳，颇能接受汉人的文化的。其中最热心摹仿汉人的要算魏孝文帝。他因为要求汉化之故，不顾阻力，从平城迁都到洛阳。迁都之后，禁胡服，禁胡语，易姓名，还强迫鲜卑人和汉人结婚。从大体上论起来，五胡的文化，都较汉人为低。其同化于汉人，自是当然的结果。唯当时异族割据的，多用其本族人或其他异族为兵，用汉人的很少，所以汉人在政治上很难翻身。直到南北朝的末年，才靠民族文化的力量，把他们全行同化。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政治，是衰败的；民族的潜势力，却是优越的。


    汉以“柔和”的方式同化异民族


    当时的龙争虎斗如此，后来却如何终于同化了呢？这个可说：全是由于民族文化的优劣。文化便是生活，生活劣者总不得不改而从优。我们试看《晋书</a>·北狄传》说：当时的匈奴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则可知其时匈奴的生活，实已很接近于汉人。所以《王恂传》说：太原诸郡，以匈奴、胡人为田客的，动有百数。又如《后汉书·冉夷传》说：他们“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避暑反其邑”。可知当时汉族和异族，人民之间，关系亦已极其密切。设非有五胡之乱，政治上的逆转，同化得总还要快些。这是说普通人民。若说五胡中的贵人，和中国的文化，亦已很为接近。如刘渊，《晋书·载记》上说他文武兼资。尝耻“随、陆无文，绛、灌无武”。这些话，或者不免增饰。然而总不全是子虚的。此外五胡中的酋长，除极无道的外，亦没有不读中国书的。齐文襄执政，延师以课诸弟，即其一例。（《北齐书</a>·孝昭纪》）文化之为物，是最能使人爱慕，而忘掉人我的界限的。两种文化相形之下，亦是最易使文化劣等的民族，自惭形秽，而愿意舍己从人的。如此，积之久，自然有像北魏孝文帝这种人，自愿革除胡化，同于华夏了。我们只要看：胡、羯的运命短，鲜卑的运命长；尔朱氏终败，而高欢卒成；愈到后来，愈是接近于汉族的得胜，便见得汉族同化的力量，在无形中逐渐进行。只有一次（冉闵大杀胡、羯），汉人露出很鲜明的民族色彩。其余则大概都是忍辱负重，在平和中，靠着文化的优越，潜移默化地，慢慢地把胡人同化于我的。基督说：“哀恸者福矣；饥渴而慕义者福矣；矜恤者福矣；施和平者福矣；为义而遭迫害者福矣。”汉民族真足当之而无愧了。然而为人当刚柔得中，民族亦然。一味柔和，虽胜于强暴之徒，亦不是民族的全德。（《中国民族演进史》，第100—103页）


    第十七章


    两晋南北朝之文化与社会


    两晋南北朝，以学术思想论，倒也很有特色的。汉儒都喜欢注古，就不免有“泥古”之弊，因此激起思想上的反响，有喜欢讲哲学的风气，又和佛教的哲学相接近。五世纪初年，大乘经典，渐渐流行，士大夫相信他的也不少。因为和异族接触的多了，本族的文化，就因之而起变迁。世家大族在政治上既占优势，生活自然要宽裕些，养成一种优游暇豫，不肯做事情的习惯。起自中下阶层中较有活气的人，参与政治的机会较少。三国时代，南方士大夫的风气，还是颇为剽悍的。晋初的周处</a>，还很有武烈之风。倘使元帝东渡以后，晋朝能多引用这一班人，则除为国家戡乱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敌忾心，必有功效可见。然而大权始终为自北南迁的贵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类的人物，直到晋末，才得出现于政治舞台之上，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损失。


    玄学和佛学


    两晋南北朝，以政治论，虽然衰败；以学术思想论，倒也很有特色的。汉时儒学盛行，儒学都喜欢注古，就不免有“泥古”之弊，因此激起思想上的反响。三国中叶（魏废帝正始年间，正始，自二四〇到二四九），北方就有喜欢讲哲学的风气，他们在儒家的书中，注重《易经</a>》；在道家的书中，则取《老子》《庄子</a>》，很热心地互相讲论。他们这种讲论，谓之“清谈”，所讲论的学问，谓之“玄学”，很有许多高妙的见解。因此又和佛教的哲学相接近。佛教有大、小乘之分，大乘的哲学，比小乘更为高妙。初期盛行的，都是小乘，到五世纪初年，大乘经典，才渐渐流行，士大夫相信他的也不少。


    清谈者未必不事事


    晋代为玄学时代，其风起于正始时。玄学之兴起，实为汉世儒家泥古之反动。故其重要之观念，为重“道”而遗“迹”。道者今所谓原理，迹则事实也。谈玄者谓之清谈，世皆訾其误国。然清谈者未必不事事，不事事者亦不必皆能清谈。谓不事事误国可，谓因清谈而不事事者误国可，清谈而勤于事，固不能谓其误国也。正始诸贤，皆有志当世之士，则其明证。其后或为司马氏所戕贼，或则隐晦以求自全，此乃军阀之罪恶，岂可释之而罪学者邪？玄学之蔽，乃在承新莽改革失败之后，不复敢言社会革命，而徒欲移易人心，遂至陷入唯心论。观鲍敬言之无君论，徒能斥现行政治之恶，而绝无办法可知。次则其人虽有学问，而不胜其物质之欲，不能自振，且冒于财利。此已为学者之失，而非其学之咎矣。（《中国通史晋朝部分纲要》，写于1952年，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31—632页）


    中外文化的和合


    因为和异族接触的多了，本族的文化，就因之而起变迁。这时候，论建筑则有寺、塔；论图画则有佛画；论雕刻则有佛像（现在河南洛阳伊阙，山西大同武州山的佛像，都是后魏时所刻），都是从印度来的。而音乐从西域输入的亦不少。衣服的式样，本有南北两派，南派是宽博的，北派是窄小的。（可参看林惠祥《文化人类学》第三篇第六章九十九页，商务印书馆本）中国的衣服，本近南派，到这时代，衣裳和深衣渐渐的没有人着了，径用从前衬在里面的袍衫做外服，而便服则多着裙襦；靴也渐渐的通行。再进一步，就要以袴褶为外服了。（参看本书第四章。古人穿在外面的短衣，衬在里面的反有长衣。单夹的叫衫，装绵的叫袍。靴是北族之物，中国所没有的。褶是一种较短的外服。袴褶服既不着裙，亦不着袍衫，径以袴为外服，隋唐时，天子亲征，中外戒严就着他，其源也是起于南北朝）古人都是席地而坐，就坐在床上，也是跪坐的。这时代则渐用“胡床”，垂脚而坐。这些，都可以说是受北族的影响。


    道教的成立


    因为佛教输入，而道教也随之而形成。道教的根源，是古代的方士和神巫，已见第十三章。玄学盛行以后，他袭取老、庄的哲理；佛教盛行以后，他又摹仿他，造作经典，装塑神像；宗教的条件，渐渐完具。五世纪初年，嵩山道士寇谦之</a>，自称遇见老子，叫他改正张陵的伪法，后来又说老子的玄孙李谱文，命他统治嵩山周围百万方里的土地。北魏太武帝相信他，把他迎进京城，筑坛传教。从此以后，道教就算作一种大宗教，和儒、释并称了。


    儒释道三教并立


    中国向以儒、释、道三教并称。三教并立之原理：（一）孔教专行于政治社会方面，放弃灵魂界之地盘，以让释、道；（二）释、道皆专于灵魂界，而放弃政治社会方面，故不与俗界生冲突；（三）此为中国之宗教与欧洲大异之处，故中国无教争之祸。至释、道二教，在教旨上，实无根本之区别，所以能并立者，则因旧日迷信之对象，不易铲除。佛教虽并不排斥中国之旧信仰，且企图将中国之旧信仰编入彼教之中。然究为来自国外之宗教，不能悉数网罗。道教则在教理上远非佛教之敌。故二者亦不得不并立。此为政治所承认者，其流行于民间者，仍时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为缘，而为其鼓动之工具。异族入据之时，则又含有民族主义，如元、清时白莲教及太平天国是也。（《本国史复习大略》，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51页）


    文学与美术


    这一期的文学，就是所谓骈文。虽然不切实用，却也很为美丽。中国的字，因其构造的繁复，亦成为美术之一。隶书源起，本是为求应用的，后来也变成美术品，当时的人别称为八分书。其专供应用的，则成为现在的正书。（八分书笔画之末，有向上之势，谓之“挑法”。隶书的笔画，都是秃的，现在的正书，乃对于行、草之名，实在就是隶书。所以从前人善写正书的，历史上往往说他善隶书。现在多以八分书为隶书，正书另是一种，实在错了。本章文字的变迁，可参看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第四、第五章）然正书和求快捷的行草，亦都成为美术。这时期中，最工于书法的，为晋朝的王羲之</a>，后人推为“古今之冠”。（见《晋书》本传）


    门阀的兴起


    文化的发达如此，为什么政治上会弄得这样糟呢？这个不能不归咎于社会的不好。从秦朝以后，古代的封建制度，在政治上虽已消灭，贵族在法律上，虽已失其地位；然其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不容易一时消灭的。汉朝用人，不论门第，所以他们在政治上不占势力。三国时，魏因其尚书陈群的建请，采行九品中正的制度，于各州置大中正，各郡置中正，令其品评当地的人物分为九等，而尚书凭以选用，中正的评论，只讲门第，不论好坏，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说话。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就占了便宜。加以五胡乱华，中原人物，流离迁徙，他们到了一处新地方，还要标明旧时的郡望，以表示尊贵（如王氏标明为琅邪的王，崔氏标明为博陵的崔之类，因为别地方的王姓、崔姓，门第未必都是好的。本问题可参看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二编下第三章第七节）；流俗也就尊重着他。他们在政治上既占优势，生活自然要宽裕些，养成一种优游暇豫，不肯做事情的习惯，反自以为高尚。读书人不必说了，就做官的也是如此，所以后来的人，称此为“清谈误国”。然而当时，这一班人，倒是处于重要的地位的，这就当时的政治，所以腐败的一个大原因。


    门阀政治之危害


    魏晋以降，门阀制度渐次形成，影响及于选举，高位多为贵族所蟠据，起自中下阶层中较有活气的人，参与政治的机会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败。三国时代，南方士大夫的风气，还是颇为剽悍的。自东晋之初，追溯后汉之末，不过百余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物，未必无有。晋初的周处，即系南人，还很有武烈之风。倘使元帝东渡以后，晋朝能多引用这一班人，则除为国家戡乱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敌忾心，必有功效可见。然而大权始终为自北南迁的贵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类的人物，直到晋末，才得出现于政治舞台之上，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26页）


    第十八章


    隋之统一与唐之继起


    公元五八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从此到七五四年，即安禄山造反的前一年；从大体上说来，总算是治平盛强之世。论史者率以汉、唐并称，其实非也，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其于先汉，则了无似处。汉、唐并称中国盛世，贞观、永徽之治，论者以比汉之文、景。然非其时之君臣，实有过人之才智也。唐太宗</a>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文帝，更无论梁武帝。武后以一女主，而易姓革命，开旷古未有之局，论者多以为奇，其实无足异也。若谓皇帝之名，本无足歆，居之，徒足招人讥议，且授人以攻击之柄而自蹈危机，何必为是？则试问至二十世纪，袁世凯</a>何以犹冒不韪而为之，以致身败名裂乎？从来居权势之地者，多无学识，亦罕能深思远虑，不能以读史者之见衡之，求之深而反失之也。


    隋唐的概说


    公元五八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从此到七五四年，即安禄山造反的前一年，共一百七十二年；虽然有盛有衰，有治有乱，然从大体上说来，总算是治平盛强之世。安禄山反后，唐朝就入于衰亡时期了。


    汉唐并称，了无似处


    论史者率以汉、唐并称，其实非也。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其于先汉，则了无似处。何以言之？


    先汉虽威加四夷，然夷狄之入居中国者绝鲜，后汉则南单于、乌丸、鲜卑、氐、羌，纷纷入居塞内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乱华之祸。而唐代亦然，沙陀入据中原，犹晋世之胡、羯也。蕃、浑、党项，纷纭西北，卒自立为西夏，犹晋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据东北，与北宋相终始，亦与晋、南北朝之拓跋魏极相似。一矣。汉有黄巾之乱，而州郡据地自专，终裂而为三国；唐有黄巢之起，而长安之号令，不出国门，终裂而为五代十国。二矣。不特此也，汉世儒者，言井田，言限民名田，法家则欲行均</a>输，筦盐铁，初犹相争，至新莽遂合为一，功虽不成，其欲一匡天下，措斯民于衽席之安，其意则皎然</a>也。而自魏晋以来，人竞趋于释、老，绝不求矫正社会，而唯务抑厌其本性，以求与之相安。本性终不可诬也，则并斯世而厌弃之，而求归于寂灭，为释、老者虽力自辩白，然以常识论之，岂不昭昭如此耶？夫举一世而欲归诸寂灭，是教社会以自杀也。教社会以自杀，终非社会所能听从，故至唐而辟佛之论渐盛，至宋而攘斥佛、老之理学兴焉。然宋儒之所主张者，则以古代社会之组织为天经地义，而强人以顺从古代之伦纪而已；人心之不能无慊于古道，犹其不能无慊于今日之社会也。而宋儒于此，亦唯使人强抑其所欲求，以期削足而适履，此与言佛、老者不求改革社会，而唯务抑厌人之本性者，又何以异？此又其若相反而实相类者也。世运岂真循环耶？非也。世无不变之事，亦无骤变之物，因缘相类者，其所成就，亦不得不相类，理也。然则自后汉至于南北朝，与夫隋唐、五代之世，其因缘之相类者，又何在也？（《隋唐五代史</a>》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隋朝的治乱


    隋文帝是很勤政爱民的。当他在位时，有善政也有秕政，而尤以偏听皇后独孤氏的话，立炀帝为太子，这桩事最为失策。炀帝即位之后，骄奢异常。隋朝是建都在长安的，他却以洛阳为东都，开了一条运河，从黄河通到淮水里，接连现在淮南运河；又开通了现在的江南运河。他坐着龙船往来于洛阳、江都之间。虽然开运河是利交通的事，然工程太大，一时民力不及，还要如此恣意巡游，自然国家元气要大伤了。他又巡幸北边，招致塞外诸异族，发大兵三次征伐高句丽；就弄得民穷财尽，乱者蜂起。


    历代开凿之河运


    中国地势，西高东下，大川皆自西徂东。故其交通，东西易而南北难。自河域通江域之运河，相需最亟。古代以人工开凿者，盖有二焉。一为邗沟，一为鸿沟也。娄敬言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则自泛舟之役以来，其利迄未尝替。至后汉明帝时，而引汴渠自荥阳至千乘之大工程出焉。盖当时富力，皆在山东，故亟谋自长安通齐地之水运也。东晋以后，富力渐集于江淮，则运道亦一变。隋开通济渠，自东都引谷洛入河，又自河入汴，自汴入淮，以接淮南之邗沟。自江以南，则自京口达余杭，开江南河，凡八百里。唐世江淮漕转，二月发扬州，四月自淮入汴，六、七月至河口，八、九月入洛。自此以往，有三门之险，欲凿之而未成，乃陆运以入于渭。此自东南通西北之运道也。宋都汴京，水道四达。东河通江淮（亦曰里河），西河通怀孟，南河通颍寿（亦曰外河，今惠民河其遗迹也），北河通曹濮。四河之中，东河之利最巨，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之货，皆自此入汴。岭表之金银香药，亦陆运至虔州入江。陕西之货，有入西河入汴者。亦有出剑门，与四川之货，同至江陵入江者，盖东河所通，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元有天下，始引汶水，分流南北，以成今日之运河，历明、清无改。（《中国文化史六讲》，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140—141页）


    隋唐的兴亡


    隋末发乱的：在北方，以河北的窦建德，河南的李密、王世充为最强；南方的萧铣，据江陵，地盘最大。长江下流，亦有好几个据地争衡的，后来都给杜伏威所并。太原留守李渊，因拒突厥不利怕获罪，听他次子世民的话起兵，先取关中，以为根据地，旋平河西陇右。刘武周根据马邑（马邑，今山西马邑县），南侵并州，亦给唐王李渊父子打败。公元六一八年，李渊即帝位于长安，是为唐高祖。同年，李密为王世充所破，投降唐朝，旋又借名出关，要想自主，被唐朝伏兵击杀。世民伐王世充，窦建德来救，世民分兵往御，一战而擒。王世充也就投降。又遣兵打定萧铣，杜伏威亦来降，其余割据一地方的，虽然很多，都不曾费什么兵力。隋朝平陈后，共三十年而亡；隋亡后不过五六年，国内又平定了。


    唐初到开元的治乱


    唐高祖起兵后九年，传位于世民，是为太宗。太宗是个贤明英武的君主，任用房玄龄</a>、杜如晦为宰相，时人号为“房谋杜断”。又有魏征，能直言谏诤，他多听从。所以在位时，政治清明，国内太平，武功亦盛。世称“贞观之治”。


    评唐太宗


    汉、唐并称中国盛世。贞观、永徽之治，论者以比汉之文、景，武功尤远过之；然非其时之君臣，实有过人之才智也。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文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若高祖与高宗，则尤不足道。其能致三十余年之治平强盛；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于人力也。（《隋唐五代史》上册，第66页）


    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死后，子高宗继立。初年遵守太宗的遗规，政治亦颇好。后来宠信武后，任其干预政事，治迹遂衰。高宗死后，武后废其子中宗而立睿宗。旋又废之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周。武后自高宗时判决奏事，至称帝，先后五十年，年八十二，才因老病，被宰相结连卫兵，胁迫她退位，而使中宗复位。武后也算得一个奇才。惜乎专图扩张权势，滥施爵禄，以收买人心；又用严刑峻法，以图遏止反抗，受害的人很多。外患亦亟，国威几乎坠地。中宗复位后，宠爱皇后韦氏，任其所为。韦后也想学武后的样子，而才具不及，中宗为其所弑。睿宗的儿子隆基，起兵定乱，奉睿宗即位。不久就传位于隆基，是为玄宗。中宗时，政界污浊的情形，较武后时更甚。直到玄宗出来，任用贤相姚崇、宋璟、张九龄</a>。姚能治事，宋为人方正，张亦能直言；竭力整顿，政治才复见清明，世称“开元之治”。玄宗在沿边设立节度使，加重其兵权，镇服四裔，唐朝又见兴盛。然边兵既重，而玄宗在位岁久，又宠信杨贵妃，怠于政事；开元以后，就变成天宝之乱了。


    评武后


    武后以一女主，而易姓革命，开旷古未有之局，论者多以为奇，其实无足异也。专制之世，政权谁属，人民本不过问；天泽之分既严，称兵废置，往往有反叛之嫌，苟非握大权，拥强兵，自度全国莫能与抗者，亦多不敢为是；此历代篡夺之主，所以获安其位也。母后临朝，有帝王之实者，本自不乏，特未尝居其名耳。武后在高宗时，盗窃政柄，已余二十年，其形势，又非她临朝摄政者比，实既至矣，易其名何难？特视其欲不欲耳。武后为纵恣而无忌惮之人，有以旷古未有之局歆之者，自将试为之，而革命之局成矣。若谓皇帝之名，本无足歆，居之，徒足招人讥议，且授人以攻击之柄而自蹈危机，何必为是？则试问至二十世纪，皇帝之名，更何足歆？袁世凯何以犹冒不韪而为之，以致身败名裂乎？从来居权势之地者，多无学识，亦罕能深思远虑，不能以读史者之见衡之，求之深而反失之也。（《隋唐五代史》上册，第123页）


    第十九章


    隋唐之武功与对外交通


    中国之史，非徒中国一国之史也，东方诸国之盛衰兴替，盖靡不苞焉，即世界大局之变动，亦皆息息相关，真知史事之因果者，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此其故何哉？世界各民族，因其所处之境不同，而其开化遂有迟早之异，后起诸族，必资先进之族之牖启，故先进之国之动息，恒为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先进之国，在东方为中国，在西方则在地中海四围。东西民族之动息，亦各有其时，月氏、匈奴，皆自东徂西者也；铁勒、突厥、回纥、沙陀、黠戛斯，则自西徂东者也。东西民族动息之交替，实在唐世，读隋唐、五代史者，于此义亦不可不知。


    隋唐时域外的形势


    隋唐是武功昌盛的时代，要说这时代的武功，先得把当时域外的形势，作一个鸟瞰。北族从鲜卑侵入中原后，继其后的为铁勒。鲜卑的分部柔然，利用他和北魏相抗。南北朝末年，柔然衰了，为起于阿尔泰山的突厥所灭。周、齐分争，怕突厥和敌人连合，都很敷衍他。突厥因此益骄。西域诸国，两晋时代，国交上无甚关系（只有前秦时代，曾遣吕光征服西域诸国，然未及旋师，苻坚已在淝水战败；吕光自立为后凉国，亦不久即亡），然其人来到中国的很多，商业上的往还亦很盛（当时称西域人为胡，历史上所谓胡人的，大都是西域人。甘肃省西北部，始终是中国和西域互市的地方）。尤其是佛教，从西域输入的不少。南北朝时，大月氏已被印度笈多朝所灭，嚈哒继兴。［嚈哒二字，就是月氏的转音。自大月氏灭亡后，月氏余种，仍留在吐火罗（古之大夏，今之阿富汗的巴克特里亚地方），又乘印度之衰而复起，且侵入印度。及为突厥所破后，印度乌苌王灭之］ 后来嚈哒又为突厥所破，从天山北路向西，直抵欧洲，中间包括巴尔哈什湖、咸海、里海区域都服属于突厥。


    在朝鲜半岛上，当西汉末年，汉族的威力，渐渐失坠。其地的土著民族，自立为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到三国时代，汉族的威力，渐渐失坠。东晋时，前燕侵入中原后，辽东空虚，遂为高句丽所占，对中国颇为桀骜。百济也和他联合，共攻新罗，新罗却是倚赖中国的。热河境内为鲜卑遗族奚、契丹所据。吉、黑两省：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是靺鞨所据；黑龙江流域，是蒙古人的祖先室韦所据。青海境内，和四川的北部，是前燕慕容廆的庶兄—吐谷浑在西晋时侵入的，并征服其地的羌人。雅鲁藏布江流域，有印度阿利安人侵入，为吐蕃之祖。（《唐书》所说吐蕃的起源，是传闻之辞，不足为据。此说系西藏人自述之辞，该可信些。参看拙撰《中国民族史》第十二章）


    东西民族动息之交替在唐世


    中国之史，非徒中国一国之史也，东方诸国之盛衰兴替，盖靡不苞焉，即世界大局之变动，亦皆息息相关，真知史事之因果者，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此其故何哉？世界各民族，因其所处之境不同，而其开化遂有迟早之异，后起诸族，必资先进之族之牖启，故先进之国之动息，恒为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先进之国，在东方为中国，在西方则在地中海四围。东西民族之动息，亦各有其时，月氏、匈奴，皆自东徂西者也；铁勒、突厥、回纥、沙陀、黠戛斯，则自西徂东者也。黠戛斯虽灭回纥，而未能移居其地，西方东略之力，至斯而顿，而东方之辽、金、元、清继起焉。辽之起，由其久居塞上，渐染中国之文明，金、元、清则中国之文明，先东北行而启发句骊，更折西北行以启发渤海，然后下启金源，伏流再发为满洲，余波又衍及蒙古者也。其波澜亦可谓壮阔矣。五胡乱华之后，隋唐旋即盛强，而沙陀入据之后，则中国一厄于契丹，再厄于女真，三厄于蒙古，四厄于满洲，为北族所弱者几千年，则以铁勒、突厥等，皆自西来，至东方而其力已衰，而辽、金、元、清则故东方之族类也。东西民族动息之交替，实在唐世，读隋唐、五代史者，于此义亦不可不知。（《隋唐五代史》上册，第4页）


    隋朝的武功


    隋文帝得天下后，用外交手段离间突厥的大可汗及其主西方的可汗，突厥由是分为东西。东突厥给隋朝征服，西突厥至炀帝时亦来朝。炀帝曾发兵侵掠吐谷浑，在青海附近，设立四郡，又招致西域诸国，前来朝贡。戍守和供帐，所费不赀。又发大兵亲征高句丽，被高句丽打败。再发大兵往征，到第三次，才得高句丽请降的虚名。而天下骚动，内乱遂起了。


    炀帝纵侈，裴矩罪不可恕


    炀帝之事四夷，始于西域，导之者裴矩也。矩于外交，不可谓无才，然时边方无衅，勤远略徒以劳民；炀帝之纵侈，矩宁不之知，顾又长逢其恶；其罪实不可恕也。（《隋唐五代史》上册，第33、34页）西域诸胡，则本和中国无大关系。他们大抵为通商而来。在两利的条件下，不失怀柔远人之意就好了。而炀帝动于侈心，任用裴矩，招致西域诸胡，沿途盛行供帐。甚至有意使人在路旁设了饮食之肆，邀请胡人饮食，不取其钱，说中国物力丰富，向来如此的。胡人中愚笨的，都惊叹，以为中国真是天上。其狡黠的，见中国也有穷人，便指问店主人道：你这白吃的饮食，为什么不请请他们？店中人无以为答。如此，花了许多钱，反给人家笑话。（《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166—167页）


    唐初的武功


    隋末大乱，突厥复强，群雄在北边的，都称臣奉贡。唐高祖亦曲意和他联络，唯突厥侵寇仍不绝。太宗即位后，于六三〇年，遣李靖</a>把他灭掉。西北诸君长，共上太宗“天可汗”之尊号。铁勒诸部中有薛延陀，继居漠北，又被太宗遣李世灭掉。回纥再居其地，就很恭顺中国了。对于西域：太宗曾征服天山南路诸国，西突厥则到六五七年，才被高宗遣苏定方灭掉，中国的属地，就直达波斯（今伊朗）。


    唐高祖曾称臣突厥


    历代为中国患的，莫甚于北狄；而所谓北狄，尤以起于蒙古地方的，最为切近。隋唐时代，在这方面的，为突厥、回纥。当隋时，曾乘突厥内部的分离，运用外交手腕，一度使之臣伏。然及隋末，突厥之势又强。当时起于北方的群雄，都称臣于他；即唐高祖亦所不免（此事唐时的史官，已隐讳掉。所以在历史上，没有正式的记载。只在《突厥传》里，太宗既灭突厥之后，口里露出一句，说：从前太上皇为生灵之故，所以“奉突厥，跪而臣之”）。不过此时高祖并非中国的共主，不能代表中国国家，算不得中国的耻辱罢了。（《中国民族演进史》，第118、119页）


    东北诸族，奚、契丹、靺鞨、室韦等，亦都来朝贡。西南则吐蕃盛强，侵犯四川西边。太宗发兵把他打败。旋许其请和，把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公主好佛，吐蕃开始接受汉化，信仰佛教。其时北印度的乌苌国强盛，唐僧玄奘</a>前往游学，对他盛称太宗威武，乌苌王就遣使来朝，太宗命王玄策往使，适乌苌王死，权臣篡国，发兵拒玄策。玄策发吐蕃、泥婆罗的兵（现在尼泊尔之地），把他杀败，擒送阙下，这是中国兵威，对西南所至最远的一次。只有高句丽，太宗自将往讨，仍未能得利，直到高宗时，才遣苏定方灭百济，遣李（避太宗讳，去世字）灭高句丽。日本派兵来救百济，被刘仁轨同新罗王大败之白村江口（在朝鲜全罗道），这些征服和来降的国或部落，唐朝都就其地设立都督府、州，即以其君长为都督、刺史，听其自治，是为羁縻府、州。唐朝另就边要地方设立“都护府”，或“都督府”，驻兵防卫，加以管理。


    唐玄宗</a>时的武功


    唐朝的武功，到高宗时而达于极盛。然吐蕃的猖獗，亦起于此时，青海和西域两方面，都很受其扰害；突厥遗族，亦时有反侧。到武后时，突厥竟复有唐初的疆域，契丹也叛变过一次，河北大受蹂躏。玄宗即位后，才把吐蕃打退，恢复黄河上游之地，东突厥亦于七四四年再为中国所灭，从此不能复振了。


    隋唐的对外交通


    对外的交通，可分水陆两路说。陆路：在隋朝时候，通西域的路共有三条，（一）自天山北路出黑海与里海间抵欧洲。（二）出葱岭到波斯。（三）出葱岭到北印度。唐时，又加（四）从安南经云南、缅甸到印度的一条路。（五）从这条路上，还可分支达柬埔寨，和海路衔接。海路：欧洲和中国是久有交通的。据阿剌伯人的记载：公元一世纪后半，西亚细亚的商船就达后印度半岛。第三世纪，中国商人，渐次西航，由广州达槟榔屿，四世纪到锡兰，五世纪到亚丁，终至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当时的狮子国（今锡兰），实为世界商业的中心，中国人、印度人、马来人、波斯人、犹太人等诸民族经商者，都荟萃于此，直到七世纪末，阿剌伯人才代之而兴（据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故在八世纪初期，因他们直航中国，其时广州、杭州、泉州诸地，又成为东亚的贸易中心。然则盛唐之世，正是中国和阿剌伯海权交替的时代了。南洋群岛，隋唐时代，来朝贡的亦颇多。隋炀帝曾一度用兵于流求，那就是现在的台湾了。（见《北史·流求国传》，又《隋书</a>》已有流求之名。该书云：“自?鼊屿一日便至。”则当指今之台湾。又《元史</a>》云：“流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澎湖诸岛与流求相对，天气清明时望之，隐约如烟如雾。”可知元明前，犹指台湾为流求）


    第二十章


    隋唐之政治与学术


    秦汉时的宰相，是有相当的权力，而地位亦颇尊严的。然自武帝以后，其权已渐移于尚书；曹魏以后，又移于中书；刘宋以后，又参以门下。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长官为相职。总之，政治上正式的机关，其权恒日削，而皇帝的秘书和清客一类的人，其权恒日张。外官的变迁正相反。内官的权限，日趋于轻；外官的权力，却有日趋于重之势。“三老”“啬夫”“游徼”，都是自治职。秦汉而后，日益废坠，至隋唐而荡焉。其故则由于民能自治，与君主专制不相容也。考试的法子，到唐代而其法才大备。然有考试的好法子，而所考的都是无用的东西，却是可惜了。租庸调法，不夺其私有之田，无田者则由官给，以渐平均地权，其立法之意诚甚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


    隋唐政治概观


    隋唐的政治制度，是承袭魏晋、南北朝的。西汉的政治制度，沿袭秦朝；秦朝的制度，虽为古今官制上的一大变局，也有多少从列国遗留下来的成分在内。所以从东汉以后，就渐起变迁。魏晋、南北朝，都是承着这个趋势的。隋唐时代，乃因既成的事实，而加以整理。


    隋唐的官制


    秦汉时代，相权颇重，到东汉则渐移于尚书，曹魏时又移于中书，刘宋时又移于侍中。隋唐时代，乃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相职（侍中为门下省的长官）。中书和皇帝面议办法，门下省加以审查，由尚书省行下去。尚书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统辖诸司，各为全国所职掌的最高行政机关。各机关分立，处事虽极精详，不免嫌其迟滞，所以后来，三省长官，不大除人，但就他官，加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目，其人就算宰相。实际上，中书、门下两省，亦是先行合议的，并非事后逐件审查。御史一官，其初该是帮皇帝看文书的。看文书要审查其办法的合不合，所以后来变为弹劾之官，在隋唐时亦很有威权。


    历代相权之变迁


    秦汉时的宰相，是有相当的权力，而地位亦颇尊严的。然自武帝以后，其权已渐移于尚书；曹魏以后，又移于中书；刘宋以后，又参以门下。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长官为相职，而中书、门下，尤为机要。后来两省长官，不复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平章事等名目，即为宰相。其事务，则合议于政事堂。政事堂初在门下省，后移于中书省。宋元之世，遂以中书省为相职。中书、门下等官，其初起，虽是天子的私人，至此其权力又渐大，地位又渐尊了。明世，乃又废之而代以殿阁学士。清代，内阁之权，又渐移于军机处。总而言之，政治上正式的机关，其权恒日削，而皇帝的秘书和清客一类的人，其权恒日张。（《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49页）


    外官：从汉末州郡握兵后，中央的权力，总不甚完全（参看本书第十一、十五章）。两晋以后，喜欢侨置州郡（譬如现在辽宁省，为日本强占，辽宁省的人有逃到河北的，就在河北省里设一个辽宁省，就是所谓“侨置”。这是由于当时的政治，还未完全脱离属人主义的原故），州的疆域，就渐次缩小；后来竟至与郡相等，隋唐时乃并为一级，于其上设置观察等使，仍为监察之官。


    内官日轻，外官日重


    外官的变迁，则和内官正相反。内官的权限，日趋于轻；宰相九卿等，有独立职司的官，职权多见侵夺。外官的权力，却有日趋于重之势。秦汉时代的两级制（郡县），到汉末改设州牧，就变成三级制。隋朝统一以后，当时的所谓州，已经和前此的郡，区域大小，并无分别了。于是把州、郡并做一级。唐朝也沿其制，而于其上再设一个道的区域。以后，把天下分做四十余道，各置观察使。这种使官，都称为监司之官。他的责任，只是驻于所察诸郡中的大郡，访察善恶，举其大纲，并不直接理事，颇和汉朝刺史的制度相像。然而到后来，往往侵夺州郡的实权，州郡不敢与抗。而且这时候，已经是军人的世界了。有军马的地方，就都设了节度使。凡有节度使的地方，任凭有多少使的名目，都是他一个人兼的。于是中央政府，毫无实权，可以管辖地方，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了。（《白话本国史》第二册，第42—43页）


    秦汉时，县大率方百里，每十里为一乡。每乡都有“三老”管教化；“啬夫”管收税，听讼；“游徼”管巡查，禁止盗贼，这些都是自治职。实际上，县令等于古代一国之君，一切民政，要他直接办理，是来不及的，全靠这种自治职，能够实心办事，政治才得推动。汉朝此等自治职，地位还很高；也真有相当的权力，能够办事。魏晋以后，此等规模，却渐渐废坠了。这是中国政治，所以废弛的一个大原因。


    地方自治与君主专制不相容


    盖中国自治之废，既千余年矣。（秦汉而后，日益废坠，至隋唐而荡焉。其故则由于民能自治，与君主专制不相容也）民间利害切己之事，虽多出于自谋，特由政治疏阔，官不为谋，无可如何而然，非法之所许也。唯其非法之所许也，则人民于自治之权，失之已久，一旦授之，未必遂能自有。又向之自治，出于人民之自谋，则必其智之所及，智及之，力自足以监察之。且其所举至简，则亦无利可图，而事非法之所许，则又无权力可藉，故虽不能兴大利，尚不至转蒙其害也。（《本论》，写于1916年，见《吕思勉诗文丛稿》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页）


    隋唐的选举制度


    学校，只有在西汉时代，真是学问的重心。因为其时社会的程度还低，研究学问的人，究竟不多，学者求师和求书都难，所以各地方的人，真有到京城里去求学的。（据赵翼</a>《陔余丛考</a>》卷十六“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但东汉时代，私人讲学已盛，赵氏之说，实在只可指西汉）东汉以后，情形就渐渐的变了。三国以后，则学校有名无实，不过是贵族或读书人的一条猎官的捷路，而人才的拔取，就移到科举。科举的前身是汉朝的郡国选举，是不加考试的。于是请托、运动等弊端百出。后汉以后，考试的法子，就渐次兴起，然都不是常行的。直到唐代，而其法才大备。唐朝的法子，是会应试的人，先向地方官报告；地方官加以考试，择取合格的，送进京城；由礼部再加考试，这是举士，称为“乡贡”。“乡贡”以外，别有制举，由帝王亲自主试，甄拔非常的人才。又举士与举官不同，前者不过得到一种国家承认的出身，后者才能由国家授以官禄，是由吏部主试的。关于举士所设的科目甚多，常行的为明经、进士两科。明经试经书，只重记诵；进士试诗、赋，更不切实用。有考试的好法子，而所考的都是无用的东西，却是可惜了。


    科举与考试不可混为一谈


    科举制度，所考的东西，有用无用，是一个问题；考试制度本身的好坏，又是一个问题。帖经、墨义和诗赋，虽然无用，论考试制度的本身，确实是公平的。因有科举制度，所以能够逐渐将等级铲平；因有科举制度，所以人民向学的，不待劝勉而增多。这都是科举制度，给予我们的好处。（《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二册，第23页）世之论者，率多混科举与考试为一事。因科举之有弊，遂并考试而不敢言。殊不知科举之弊，在于所试之非其物，而不由于考试。考试之法，唯有一弊，必不可免者，即应试者之所学，但求其足以应试而止，他皆不问。王安石</a>变法之后，所以叹“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图变秀才为学究”也。然使所试者为有用之事，则应试者终必略有所知。苟去其所试之物，而保留考试之制，夫固未尝不可行，且行之而必有利者也。（《考试论》，原刊《光华期刊》1928年第2期）


    隋唐的兵制


    隋唐的兵制，是很为有名的，就是所谓府兵。府兵之制是起于北周的，到唐朝而更为完备。其制：于重要的去处，设立折冲府，有折冲都尉以下许多武官；百姓名隶兵籍的，都属于折冲府，以农隙教练，有事时征集，命将统率出征；事罢归来，依旧各归其府。这一种制度，没有养兵之费（不过隶名兵籍的，也要“蠲其租调”），而可以得多兵之用；兵无屯聚之患，亦不至无家可归，难于遣散；确自有其优点。惜乎承平既久，有名无实。到玄宗时，连皇帝的卫兵，都调不出来，而要改用募兵了。


    中国历史上的“兵”


    唐朝的兵制，也是沿袭南北朝的。近人南海康氏说：“中国承平的时候，可以算是没有兵。虽然有唤作兵的一种人，实在是把来供给别种用场，如以壮观瞻等，并不是要他打仗。”这句话最通。秦汉时代，承袭着战国的余风，全国还有些尚武的风气；东汉而后，就渐渐显出无兵的样子了。从五胡乱华起，到南北朝末止，却可以算得一个长期战争，其中东、西魏（周、齐）对立的时候，竞争尤其剧烈；所以产出一种略为整齐的兵制。有名的“府兵”制，是起源于后周的。到高宗武后时，久不用兵，府兵法就渐坏，至于宿卫不给。宰相张说</a>，就请募兵宿卫，谓之“彍骑”。玄宗时，这种宿卫的兵，也是有名无实，诸府又完全空虚，内地竟无一兵，而边兵却日重。所以安禄山一反，竟无从抵御了。（《白话本国史》第二册，第48、49页）


    隋唐的法律


    中国的法律，是定于晋、唐两朝的；刑法则定于隋朝。秦朝所用的法律，是战国时魏国宰相李悝所编的《法经》，共只六章（李悝所作《法经》，共六篇：曰《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及《具法》是），不够应用，汉时乃逐渐增加。专制时代，命令是和法律有同等效力的；成案则当时名为“比”；亦可引用，条文既已繁多，编纂又极错乱，奸吏遂得上下其手。汉时屡有编纂之议，始终未能成功。晋初，才编成一部有条理的《晋律》，此法历代相沿，《唐律》也是以《晋律》为本的。唐以后编纂法律的，有金、明、清三朝，都以《唐律》为本，《清律》又沿袭《明律》。所以中国从采用西洋法律以前，历代的法律，可以说根本上是相同的。


    至于刑法：则古代本称“伤及身体”为刑，和“死”为对称。因为死亦是伤害身体的，所以又称死为“大刑”。拘禁及罚作等，皆不称为刑。儒家说：古代风俗淳朴，用不着刑罚，只要有一种办法，叫犯罪的人，觉得羞耻就够了。如犯死罪的人，叫他穿一件无领的衣裳就是。这种办法，儒家称为“象刑”，因又称伤及身体的为“肉刑”。汉文帝曾把肉刑废掉，死刑之外，只留髡、笞两种。然笞法实际多至死亡，“髡法则又仅剔其毛发”，不足以资惩创，所以刑罚轻重，很难得其平（此说根据马端临</a>《文献通考</a>·刑考序》）。周、齐时，徒、流之法，才渐次兴起。到隋时，乃定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各分等级，从此以后，也就历代相沿了。


    隋唐的赋税


    当两汉时代，儒家鉴于地权的不平均，也有想恢复井田的，也有想限民名田的，已见本书第十四章。后来此两法都没有能实行，乃又有一种议论，说井田之制，宜于大乱之后，人口减少，土田无主时推行。晋武帝平吴之后，乃定一种户调式。因男女、老幼，以定授田的多少。户调式定后，国内不久就乱了，究竟推行至如何程度，现已无从稽考。北魏孝文帝定均田令，授田之法，也和晋朝相同，又举出露田和桑田的区别。露田是受之于官，也要还给官的，桑田则许其私有。唐时，将官授的名“口分田”，私有的名“世业田”，世业田以二十亩为限。多的，可以出卖，而不得卖其应有之数；不足的可以买进，亦不得超过定限。田多，足以计口分授的谓之“宽乡”；不够的谓之“狭乡”。狭乡受田，较宽乡减半。肯从狭乡迁到宽乡，是有补助的（许其卖口分田，就是以卖价补助其迁移费的意思）。


    其取于人民的：则农田所出的谷物谓之“租”，为公家服役谓之“庸”，随其地之所产出丝、麻及其织品谓之“调”。这就是有名的租庸调法。此法的用意，诚然很好，但不易严密执行；后来，官吏管理逐渐懈弛，加以豪强的兼并，天灾兵乱的相继，到唐朝中叶，册籍既坏，人民多逃亡，租庸调旧制，遂不能行。德宗时，杨炎为宰相，以公元七八〇年改行两税法。凡人民，只就现居其地的立为簿籍，不问年纪大小，但以贫富定纳税的多少，分夏秋两季征收。这两税法从那时行起，上下称便，历五代而至宋明，颇能继租庸调之废而适应需要。


    立意虽佳，方法未善


    统观三法（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立法之意，是不夺其私有之田，无田者则由官给，希冀减少反抗，以渐平均地权，其立法之意诚甚善。然其实行至何程度，则殊可疑。即使实行了，而人总是有缓急的，缓急的时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产制度之下，谁肯白借给你来？救济的事业，无论如何，是不能普遍的。于是不得不有抵卖之品。而贫民是除田地之外，无物可以抵卖的。如此，地权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难维持永久。何况并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不论事实，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收效的了。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96、97、101页）


    隋唐的学术


    从魏晋以后，讲经学的人，渐渐流于繁琐。只注意于一事一物的考证，而于大义反非所问。南北朝以后尤甚。唐朝的啖助，讲《春秋》才不拘三传，而自以其意求之于经。（三传，谓《左氏》《公羊》《穀梁》，都是解释《春秋经》的）道、佛两教，从魏晋以后，逐渐兴盛，几乎要夺儒家思想之席。唐朝的韩愈</a>，做了一篇《原道》，对于佛老，力加排斥。这都是宋朝学术思想的先驱。


    讲史学：则（一）唐朝人搜辑当时史料，编纂当代历史的风气颇盛（关于这一个问题，可以把拙撰《史通</a>评》外篇第二做参考，页七五至八七，商务印书馆本）。（二）中国历代，每后一朝兴起，必修前一代的历史。现在所谓正史，大抵是如此修成的。从南北朝以前，都是一个人独力修纂（就官纂的也是如此，可参看《史通·古今正史篇》），唐朝才开“合众纂修”之局。虽然见解的高超，体例的划一，不如私人所修的，材料却收集得多了。（三）前此作史的人，不大讲史法。到唐朝则有刘知幾著《史通》，对于这一个问题，专门加以研究。（四）又有杜佑</a>著《通典</a>》，专记历代的制度，也是开宋朝史学兴盛的先声的。


    刘知幾与《史通》


    自司马迁以后，史学界有许多名家，不过觉得史料要保存，要编纂，以诒后人而已，编纂的方法如何，加以研究的很少。到唐朝的刘知幾，才于此加以检讨。据《唐书》的《刘知幾传》，和他同时，怀抱相类的思想的，有好几个人，可见这是史学上进化自然的趋势，刘知幾只是一个代表。他著了一部《史通》，对于古今的史籍，加以批评。他先把史籍分成正史和非正史两种，评论其可称为正史的，共有几家；其体裁适用于后世的，共有几种。对于材料的去取，以及编制的方法，文辞的应当如何，都一一加以研究。实为作史方法的一个大检讨。（《历史研究法》，永祥印书馆1945年版，第21—22页）


    隋唐的文艺


    魏晋、南北朝时，骈文愈做愈趋于靡丽，太不切实用了，于是反对的声浪渐起，尤以周、隋两朝为甚，然习惯既久，一时变不过来。直到唐朝，韩愈、柳宗元，才做成一种新式的文学。他们这种文字，是不学东汉以后，而以西汉以前为法的，所以自称为“古文”。又或称为“散文”。而对于四六对仗称为“骈文”。从此以后，就骈散分途，各适其用。


    韩、柳的古文改革


    从齐、梁以后，文字日趋于绮靡，以致不能达意。在此种情势之下，欲谋改革，有三条路可走：其（一）是废弃文言，专用白话。唐代禅家的语录，以及民间通行的通俗小说（《敦煌石室书录》，有《唐太宗入冥记》《伍子胥</a>故事》等书），就是从此路进行的。此法在从前尚文之世，不免嫌其鄙陋。而且同旧日的文章，骤然相隔太远，其势亦觉不便。所以不能专行。其（二）则以古文之不浮靡者为法。如后周时代，诏令奏议，都摹拟三代是。此法专模仿古人的形式，实亦不能达意，而优孟衣冠，更觉可笑。所以亦不可行。第（三）条路，则是用古人作文的义法，来运用今人的语言。如此，既不病其鄙陋，而又便于达意。文学的改革，到此就可算成功了。唐时，韩愈、柳宗元等人所走的，就是这一条路。（《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187页）


    诗在唐朝，算是极盛的。古代文字，不分四声。梁、陈以后，才渐渐讲求，于是诗和文都生出律体。不论诗文，调平仄的，都可以称为律。诗的律体，是到唐朝而大成的。又诗的根本，是从歌谣而来，所以多长于“比”“兴”，含蓄不露，到唐朝人才特长于“赋”（“赋”“比”“兴”是作诗的三种法子，见在《诗经》第一首的《序》里。“兴”是因此而及彼，如见名花而思美人。“比”是以此喻彼，如以名花比美人。“赋”是实写，如描写名花或美人的艳丽），其中最著名的，如杜甫</a>的诗，描写天宝乱离的情形，十分详尽，后人至称为“诗史”。白居易</a>《新乐府》，描写当时社会上、政治上种种黑暗的状况，也是很能够动人的。中国古代的音乐，汉以后渐渐失传，已见本书第十四章。却是魏晋以后，汉武帝时的新声，又渐渐失传了。只有一部分，还保存于南朝。北朝则从外国输入的音乐，流行特盛。隋时，称南朝的旧乐，从外国输入的为燕乐。新乐日盛，而旧乐渐渐式微。根据此等音乐的声调所做成的作品，谓之词。唐朝人开其端，至五代而渐盛。通俗的文艺，是到宋以后才盛行的，然其端亦开于唐朝。唐人有所谓“变文”，系将故事演变而成，如《大舜至孝》《目莲救母》之类；又有所谓“俗文”，则是将佛经翻成通俗文字的，这是后来平话的起源；又有佛曲及劝世诗，亦为后世宝卷、弹词之祖。


    论唐诗


    论唐诗者，或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初唐之浑厚，盛唐之博大，中唐之清俊，晚唐之纤丽，可谓各擅胜场。（《隋唐五代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7页）唐宋诗相较，自以唐诗为胜。以唐诗意在言外，而宋诗意尽句中。唐诗多寓情于景，宋诗或舍景言情。诗以温柔敦厚为宗，自以含蓄不尽为贵。宋诗非不佳，若与唐诗并观，则觉其伧父气矣。然宋之变唐，亦有不得不然者。无论何种文字，皆贵戛戛独造，而贱陈陈相因。唐诗初、盛、中、晚，各擅胜场。在彼境界之中，业已发泄殆尽。率此而往，其道则穷。故宋人别辟一境界。虽不能如唐诗之浑厚，然较诸因袭唐人，有其形而无其质者，则有间矣。（《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47页。）


    书法：在南北朝时，南人是擅长真书和行、草的，北碑则犹存分、隶古意。隋碑结构严正，而笔画渐趋妍丽，已能兼两派之长。唐人擅长书法的尤多，如欧、虞、颜、柳等（欧阳询</a>、虞世南</a>、颜真卿</a>、柳公权），至今写字的人，还奉为模范。南北朝时，山水画渐渐兴起，到唐朝而更盛。其中王维</a>的画，专取清微淡远；李思训的画，则注重着色，钩研成趣。所以李、王二人又为后世山水画“南北宗”之祖。人物画，亦因受佛画和雕刻的影响，较之古代的画风，更形工巧。


    第二十一章


    隋唐之社会与宗教


    经过三国到南北朝长期的战乱而复见统一，国内太平，兵革不作，自然社会要欣欣向荣了。隋唐五代，为风俗侈靡之世，盖承南北朝之后，南方既习于纵恣，北方又渐染胡俗也。中国文化和富庶的重心，两汉时代，还是在北方的，三国以后，南方虽亦有战事，究竟平安得多。又自五胡乱华以来，北方人纷纷南迁，学术、技艺等，都随之而输入南方。南方的文化和富庶就大形发达，骎骎驾于北方之上。因为中外交通的繁盛，外国宗教，多有输入中国的。中国的文明，在各方面都颇充实的，唯在宗教方面，则颇为空虚。此由中国人注重于实际的问题，而不甚措意于玄想之故。信教既不甚笃，则凡无害于秩序和善良风俗的，都可以听其流行。所以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没有排斥异教的倾向。


    隋唐初年的富庶


    经过三国到南北朝长期的战乱而复见统一，国内太平，兵革不作，自然社会要欣欣向荣了。果然，在隋文帝时，虽然统一未久，国内已见富庶的气象，虽经隋末的丧乱，然到唐太宗初年，又有“行千里者不赍粮，断死刑岁仅二十九人”的盛况了。（见《唐书·食货志》）


    隋唐五代为风俗侈靡之世


    隋唐五代，为风俗侈靡之世，盖承南北朝之后，南方既习于纵恣，北方又渐染胡俗也。史家极称隋文帝之恭俭，谓其令行禁止，上下化之，举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为证。此亦庶僚为然耳，居高明者，奢纵曷尝少减？如杨素即其一也。贺若弼，史称其家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罗绮者数百，功名之士如此，下焉者可知。（唐）太宗虽享美名，实亦奢侈，高宗以后愈甚，至武后而大纵。玄宗初，颇有志惩革，后乃变本加厉。如王琚</a>，史言其著勋中朝，又食实封，典十五州，常受馈遗，下檐帐设，皆数千贯。作造不遵法式。每移一州，车马填路，数里不绝。携妓从禽，恣为欢赏，垂四十年焉。此等人而亦漫无裁制，能无速天下之乱乎？至于武人，则尤不可说。郭子</a>仪，元勋也，史称其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又不必武夫也。《旧书·杜亚传》曰：出为淮南节度，承陈少游之后，淮南之人，望其铲革旧弊，而亚自以才当公辅，连出外职，志颇不适，政事多委参佐。招引宾客，谈论而已。又盛为奢侈。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万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亚乃令以漆涂船底，贵其速进。又为绮罗之服，涂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亚本书生，奢纵如此。然则所谓书生者，又岂大愈于武夫哉？五代风气，更加横流溃决，不可收拾。（《隋唐五代史》下册，第721、722、723、724、725页）


    南方文化经济的发达


    中国文化和富庶的重心，两汉时代，还是在北方的，三国以后，北方经过长期的战乱，南方虽亦有战事，究竟平安得多。又自五胡乱华以来，北方人纷纷南迁，学术、技艺等，都随之而输入南方。南方的文化和富庶就大形发达，骎骎驾于北方之上。汉时建都长安，漕转关东之粟，到唐时，漕运却要仰给于江、淮了（唐朝的漕运，是跟着水的涨落走的，二月里发扬州。四月里自淮入汴。六、七月到黄河口。八、九月入洛水。中间有一节，水运不通，陆运以入于渭，直达长安）。


    商业的发达


    承平时代，商业本来容易兴盛。当时江、淮的商船，大的载重至八九千石，驾舟的至数百人，岁一往来，其利甚大。（见《唐语林</a>补遗》）北至河、洛，南至闽、越，亦有不少商船。（唐朝刘晏说的话，见《旧唐书</a>》卷九十四）九世纪中叶，政府用兵安南，艰于运饷，有人献议，从长江下流用船运往，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从海路运粮之始。（说据顾炎武</a>《日知录</a>》）然商人的运输货物，必已远在其前了。海路对外国的贸易，也极兴盛。（已见前一章）陆路自隋时已置互市监，管理西域的互市。唐时，又在广州设市舶司，以管理海路的贸易。


    饮茶之习，起于三国时。（见《三国·吴志·韦曜传》）南北朝以前，还只行于南方，隋唐之世，渐渐普及全国。唐中叶以后，国家既收茶税，回纥也驱马市茶。（见《唐书·陆羽</a>传》）又中国从前所谓糖，只有谷物制的。唐太宗时，才从北印度的摩揭它，输入造蔗糖的法子。（见《唐书》本传）这又是因商业兴盛，而影响到农、工业上了。唐朝陶瓷业亦最盛，尤以昌南镇的瓷，名闻全国。其后渐次发达，乃成名动全球之景德镇瓷器。（见吴仁敬等《中国陶瓷史》，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本）


    唐世茶药并称


    茶至唐世，通行尤广，其贩运亦大盛。《新唐书</a>·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当时贡献、赏赐、赠遗，无不以茶，而军中尤以为重。《新唐书·陆贽</a>传》：贽陈西北边事，言“关东戍士，衣廪优厚，继以茶药，资以蔬酱”。《兵志》云：德宗时，边兵衣饷多不赡，而戍卒屯防，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廪赐遂赢旧三倍，盖即据贽疏言之。兵士得茶，不必皆自饮，盖亦可以鬻卖换易？凡饮食之物，有刺激之性者，人多谓其可以治病，古之酒，明末之烟则然。茶之初兴，盖亦如此？故唐世尚与药并称。此亦人竞求之之一端欤？（《隋唐五代史》下册，第801、802、804页）


    隋唐时的宗教


    因为中外交通的繁盛，外国宗教，多有输入中国的。波斯的拜火教，从北周时输入，谓之胡天，后来又造了一个祆字。唐时，波斯为大食所灭，拜火教徒，在西方颇受压迫，因此东来的更多。基督教即景教，为波斯人阿罗本所输入。公元六三五年到长安，太宗许其造寺，后来改称大秦。又有摩尼教，武后时初来中国，其教为回纥人所信，唐中叶后，回纥人来的多了，摩尼教又随之而入，遍于江、淮诸州。［景教名义，因耶稣生时，明星出现，碑文有“景宿告祥”之语。祆字系从示从天，读他烟切。Zoroastrianism为波斯国教，立善恶二元，以光明代表净和善，黑暗代表秽和恶，所以崇拜火及太阳。摩尼教（Manichaeism）原出火教，亦行于波斯。景教是基督教中的聂斯脱利安派（Nestorism），因创异说为同教徒所驱逐的。阿罗本（Olopen）系波斯人，从波斯来，所以初建寺时，名为波斯寺］祆教、景教、摩尼教，当时的人，谓之“三夷寺”。唐朝因为自己姓李，道教所崇奉的老子也姓李，尊为玄元皇帝，奉《道德经</a>》为群经之首，特置“道举”，考取所举之人，在政治上很受优待，然尚不足与佛教争衡，三夷寺更无论了。但是回教亦于唐时输入，有隆隆直上气象。僧尼既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还要据有很大的田产，众多的奴婢；这都是财政和经济上损失，自然要引起反响，所以当八四五年武宗乘回纥的衰亡，就把他和“三夷寺”一同禁绝了。武宗死后，佛教旋即恢复。然（一）出世的议论，既渐为一般人所怀疑，（二）信仰的人多了，不能再讲高深的教理。于是各宗皆衰，只有不立文字的禅宗，和专门念佛的净土宗（净土宗的念佛，有“观”“想”“持名”三法。“观”，如观看佛像，“想”，如想象佛像，“持名”，就是口宣佛号，系使人心有所主，不致散乱的法子。现在所谓念佛，却只知道“持名”一端了），还流行着。佛教到这时候，在哲理上渐渐失其地位，而要有别种新哲学起而代之了。


    中国佛教的特色


    中国的文明，在各方面都颇充实的，唯在宗教方面，则颇为空虚。此由中国人注重于实际的问题，而不甚措意于玄想之故。信教既不甚笃，则凡无害于秩序和善良风俗的，都可以听其流行。所以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没有排斥异教的倾向。而各种宗教，在中国都有推行的机会。其中最发达的，自然要推佛教。佛教初输入时，大约都是小乘。中国的佛教，有一特色，便是大乘的发达。佛教在印度，日渐衰颓，所以大乘在印度的盛行，不过六七百年之谱。其余诸国，不能接受大乘教义，更不必论了。独在中国，则隋唐之间，小乘几于绝迹，而且诸宗远祖，虽在印度，其发挥精透，则实在我国，华严和禅宗皆然。天台宗则本为智者大师所独创，这又可见我国民采取融化他国文化的能力了。（《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189—190页）


    第二十二章


    中国文化之东被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源之地；他的文化，是对各方面都有传播的；而对东方的成绩，尤其良好。“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中国古代文化的重心，在黄河下流，而从山东半岛航行向辽东，尤其便利，所以在先秦时代，东北已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了。从辽东再向东南拓展，就成为朝鲜的文明；再渡海，就达到日本。中国的文字、儒学、佛学，都是从百济输入日本的，而当丧乱之际，东北和半岛的汉人，避难出海的亦不少，中国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如养蚕、建筑、酿造等，亦即随此等人而传入日本。


    中国文化东被的原因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源之地；他的文化，是对各方面都有传播的；而对东方的成绩，尤其良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中国古代文化的重心，在黄河下流，而从山东半岛航行向辽东，尤其便利，所以在先秦时代，东北已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了（说本日本鸟居龙藏《满蒙古迹考》，此书大可一看，尤其重要的，是第三十三章。陈念木译，商务印书馆本。又傅斯年</a>等合著的《东北史纲》第一卷亦可看，商务印书馆寄售）。从辽东再向东南拓展，就成为朝鲜的文明；再渡海，就达到日本。


    朝鲜和日本的文化


    古代的朝鲜，本来就是箕子之后（箕子时的朝鲜国，现在不能知其在何处。大约是逐渐东北迁的。到燕开辽东郡时，朝鲜必已在半岛了）；汉时，半岛北部，又是中国的郡县；所以其文化，竟和中国一样；只是语言没有能够同化罢了（朝鲜、安南，沐浴中国的文化都极深，始终没有完全同化，就是因为语言未能同化之故。可见语言为民族最重要的条件，爱护民族的人，决不可轻弃自己的语言）。日本和半岛交通，在半岛隶属中国时已然（见本书第十二章），高句丽、百济、新罗自立后，也还继续主从关系，而和百济的往来，尤其密切。中国的文字、儒学、佛学，都是从百济输入日本的，而当丧乱之际，东北和半岛的汉人，避难出海的亦不少，中国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如养蚕、建筑、酿造等，亦即随此等人而传入日本。


    论朝鲜的文化


    东洋诸国承袭中国的文化，而程度较高的，自然要推还朝鲜和日本，而朝鲜的文化，实在还在日本之上，这不能因其国势陵夷，而日本曾一时强盛，遂妄生轩轾的。两民族的同化，最紧要的条件是语言，而文字即语言的扩大，所以看甲民族对于乙民族的文化了解深浅，只要看其在文学上了解的深浅，日本的汉学家，也都会做中国的诗文，然终于免不了所谓“倭臭”，这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的，朝鲜则绝无此弊。即此，便可见两国华化的深浅。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况且朝鲜日本，环境都和中国不同，所以其学术虽受之于我，而其所阐发，仅有为中国学者所不知的。（《到朝鲜去搜书》，原刊1945年11月6日上海《正言报》）


    文化不能无偏弊，受其利者，往往并其弊而亦袭之。中国文化之弊，在于文胜而失之弱。自宋以后，陈义弥高，去事情弥远，其人又气矜之隆，黠者乘之，遂植党以自利，此其弊，韩人亦皆袭之，然文化之演进深者，虽有其弊，久之亦必有以自救。故中国虽迭扼于辽、金、元、清，至近世，又见侮于西方诸国及东方之倭，今也卒能却敌而中兴。韩国之获再建，亦其伦也。（《中韩文化叙》，原刊《中韩文化》1945年12月创刊号）


    隋唐时代的中日交际


    日本当三国时，其女主卑弥呼，曾遣使来朝，受封为亲魏倭王。东晋南北朝时，又数次遣使和南朝交通。其表文多自称倭王，再加一个都督某某等国诸军事、安东将军的称号，中国亦就照他的自称封授他。此等事，日本的学者，都不认为其王室所为。他们所承认的，则自公元六〇八年小野妹子的使隋始。这一次，已带着学生和僧人来。唐时，日本更专置“遣唐使”，从公元六三〇到八九四年，前后共计十九次。（据日本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陈捷译，商务印书馆本）日本自东晋以来，向与百济交通，由百济输入中国文化。东晋时，百济博士王仁携《论语</a>》和《千字文</a>》至日本，为日本有文字之始。唐时，日本留华学生，如吉备真备与日僧空海</a>等创“平假名”与“片假名”，为日本拼音文字，此皆中国文化东被影响最大的。至于政治风俗，都模仿中国了。


    渤海的兴起


    高句丽灭后，余众北走，据地自立。（此事在公元六九六年，即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反叛的人，《旧唐书》说是高丽别种大祚荣，《新唐书》则名乞乞仲象，而祚荣为其子。又说他是“粟末靺鞨附高丽者”。案旧时史籍所用“种”字或“种姓”字，都与姓氏、氏族相当，却与民族无涉。甲民族中人，归附乙民族后，往往称为乙民族之别种。粟末靺鞨，是归附高句丽很久的，故《旧唐书》有高丽别种之称；论其民族，自系靺鞨。至乞乞仲象，亦当有其人，而《旧唐书》漏未叙及。《新唐书》下文但称为仲象，则乞乞当系其姓，后来祚荣姓大，有人疑其系据中国文义自造的） 唐封为渤海王，遂建国，时在公元七一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其疆域包括现在的吉、黑两省，和清朝咸丰年间，割给俄国的地方；还有朝鲜半岛的一部。一切制度，亦都以中国为模范，和日本、高丽，都曾通过使节，直到九二七年，才为契丹所灭，前后共二百十五年。虽暂受契丹的羁绊，然其民族所开化，则已不可遏抑了。


    第二十三章


    唐之衰亡与五代之纷乱


    唐朝的武功从表面看，虽和汉朝相等，其声威所至，或且超过汉朝，但此乃世运进步使然，以经营域外的实力论，唐朝实非汉朝之比。玄宗时，府兵制度业已废坏，而吐蕃、突厥都强，契丹势亦渐盛。欲图控制、守御，都不得不加重边兵，所谓藩镇，遂兴起于此时，天下势成偏重。唐朝对待被征服的异族，亦和汉朝不同。汉朝多使之入居塞内，唐朝则仍留之于塞外，而设立都护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所以唐朝所征服的异族虽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乱华一般的杂居内地的异族之患。然环伺塞外的异族既多，当其种类昌炽，而中国政治力量减退时，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险了。


    安史之乱


    唐朝的兵威，虽然和汉朝一样盛，却有一点不同。汉朝的征伐，所用的多是汉兵，唐朝却多用蕃兵、蕃将。其初边庭没有重兵，玄宗为要对付吐蕃、突厥、奚、契丹，西北两边，兵力才重，而安禄山又以胡人而兼范阳、平卢两镇节度使，就酿成“天宝之乱”。安禄山的造反，事在七五五年，兵一动而河北、河南相继陷没，潼关不守。玄宗逃四川，留太子讨贼，太子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安禄山是没有谋略的，所以唐朝得任用郭子仪，再借用回纥等国的兵，把两京收复。时安禄山已为其子所杀，唐兵围之于相州（今河南安阳县），势已垂下，而禄山之将史思明，降而复叛，就从范阳南下，杀败唐兵，再陷洛阳。唐朝又任用李光</a>弼，和他相持，到七六一年，史思明又为其子所杀，才算把他打平。安、史乱后，河西、陇右（河西，今甘肃省黄河以西之地，余为陇右），都给吐蕃攻陷。回纥骄横异常，云南的南诏国，又时有侵寇；藩镇遍于内地，中央行政的权力，不甚完整，唐朝的局面，就很难收拾了。


    安史之乱之根源


    安史之乱，皇室的腐败只是一个诱因，其根源是别有所在的。（一）唐朝的武功从表面看，虽和汉朝相等，其声威所至，或且超过汉朝，但此乃世运进步使然，以经营域外的实力论，唐朝实非汉朝之比。汉武帝时，攻击匈奴，前后凡数十次；以至征伐大宛，救护乌孙，都是仗自己的实力去摧破强敌。唐朝的征服突厥、薛延陀等，则多因利乘便，且对外多用蕃兵。玄宗时，府兵制度业已废坏，而吐蕃、突厥都强，契丹势亦渐盛。欲图控制、守御，都不得不加重边兵，所谓藩镇，遂兴起于此时，天下势成偏重。（二）唐朝对待被征服的异族，亦和汉朝不同。汉朝多使之入居塞内，唐朝则仍留之于塞外，而设立都护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所以唐朝所征服的异族虽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乱华一般的杂居内地的异族之患。然环伺塞外的异族既多，当其种类昌炽，而中国政治力量减退时，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险了。（《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56、457页）


    若论军事上的实力，则唐朝何能和汉朝比？汉朝对外的征讨，十之八九是发本国兵出去打的，唐朝则多是以夷制夷。这以一时论，亦可使中国的人民，减轻负担，然通全局而观之，则亦足以养成异族强悍，汉族衰颓之势。安禄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横行中原，都由于此。就是宋朝的始终不振，也和这有间接的关系。（《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119页）


    藩镇的跋扈


    藩镇为患最甚的，是安、史余党，直到德宗时，才加以讨伐。其时平卢、天雄、成德三镇，连合拒命。卢龙本恭顺朝廷，后亦加入为乱，德宗发泾原兵东讨，路过京城，因赏薄作乱，奉朱泚为主，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武功县），又逃到汉中，因兵力不够，只得赦其余诸镇，专把朱泚打平。宪宗时，淮西尤为跋扈，宪宗用宰相裴度，坚持用兵，到底把他攻下，河北三镇（卢龙、成德、天雄），亦一时降服。然宪宗死后，旋即背叛，终唐之世，不能再取了。河北三镇以外，其余诸镇也时有背叛的，就不叛的，也总不免有些专横。而节度使实亦多为其兵所制，因为他们的得位，多是由军士拥戴的，军士既骄横又有野心的人，要从中利用，所以当时的节度使，也是岌岌不能自保的，弄成“地擅于将，将擅于兵”的局势了。


    唐藩镇之弊


    唐代藩镇之弊，总括起来，是“地擅于将，将擅于兵”八个字。一地方的兵甲、财赋，固为节度使所专，中央不能过问。节度使更代之际，也至少无全权过问，或竟全不能过问。然节度使对于其境内之事，亦未必能全权措置，至少是要顾到其将校的意见，或遵循其军中的习惯的。尤其当更代之际，无论是亲子弟，或是资格相当的人，也必须要得到军中的拥戴，否则就有被杀或被逐的危险。节度使如失众心，亦会为其下所杀。又有野心的人，煽动军队，饵以重赏，推翻节度使而代之的。此等军队，真乃所谓骄兵。凡兵骄，则对外必不能作战，而内部则被其把持，一事不可为，甚且纲纪全无，变乱时作。唐中叶以后的藩镇，所以坐视寇盗的纵横而不能出击；明知强邻的见逼，也只得束手坐待其吞并；一遇强敌，其军队即土崩瓦解；其最大的原因，实在于此。这是非加以彻底的整顿，不足以有为的。（《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70—471页）


    宦官的专权


    藩镇既跋扈于外，宦官又专权于内。唐朝有一种禁军，是开国时的兵士，无家可归的，给他渭水北岸的闲田耕种，子孙世袭，做皇帝的护卫。安、史乱后，本在青海地方的神策军，入驻京畿，也就算禁军。唐德宗回銮后，把“神策军”交给宦官统带，宦官因此干与政事，历代的君主多由宦官拥立，顺宗、文宗想要除掉他们，始终不能成功。


    唐朝的分裂


    八七四年，黄巢创乱，从山东经河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直打到广东。再从广东打回河南，攻陷潼关。僖宗逃到四川，各处的藩镇，多坐视不救；来的亦不肯向前。先是西突厥别部，有支住在新疆巴里坤湖附近的，名为沙陀突厥，初和吐蕃勾结，后来吐蕃又疑心他，乃归降唐朝，唐朝拣他的精锐，编成沙陀军，驻扎在山西北部，其酋长李克</a>用（沙陀酋长姓朱邪氏，李是唐朝的赐姓）造反，给卢龙军打败，逃到阴山附近的鞑靼中。此时无法，只得赦李克用的罪，召他回来，居然把黄巢打平，然河东从此就落入沙陀手里了。黄巢乱后，唐朝的命令，全然不行，藩镇互相争斗，其初本以李克用为最强，后来宣武的朱全忠，尽并河南、山东，威服河北，李克用也弱了。其时宦官依旧专权，关内的节度使，全是他们的党羽。昭宗的宰相崔胤，结连朱全忠，想除掉他们。宦官迫胁昭宗，逃到凤翔，朱全忠进兵围攻，经一年多，凤翔不能守，乃奉昭宗出城，于是大杀宦官，昭宗亦被朱全忠劫迁到洛阳，旋杀之而立其子。九〇七年，唐遂为朱全忠所篡，是为梁太祖。


    论梁太祖


    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而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而历来论者，多视为罪大恶极，甚有反偏袒后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义了。（《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68页）


    五代的纷乱


    此时北方梁、晋两国对立。南方分为吴、吴越、闽、楚、南汉、前蜀六国。梁太祖死后，末帝幼弱，为后唐庄宗所灭。庄宗又灭掉前蜀，旋为明宗所篡。明宗女婿石敬瑭镇守河东，明宗死后，养子废帝，要把他移到山东。敬瑭造反，割燕、云十六州，以求救于辽。辽兵南下，废帝败死。辽人册敬瑭为晋帝，是为晋高祖。高祖事辽甚谨，死后其侄出帝，和辽开衅。九四七年，为辽人所执，辽太宗入大梁，旋因中国人不服，北还。太原留守刘知远入大梁，是为后汉高祖。仅四年，而为周所篡。


    周世宗的雄略和宋朝的统一


    五代中，唐、晋、汉三朝，都是沙陀人，到后周，汉人才又恢复。其时吴已为南唐所篡，又吞并闽、楚，和后蜀都有窥伺中原之意，都要和辽人连结，北汉更其是专倚赖辽人的。周太祖的儿子世宗先把国内整顿好，又把这三国都打败，然后出兵伐辽，把瀛、莫、涿三州恢复；进攻幽州，惜乎天不假年，在军中遇疾，未几就死了。嗣子幼弱，遂为宋太祖所篡，时公元九六〇年。宋太祖承周世宗之后，国内业已富强。其割据诸国，大都乱弱。乃先将南平、后蜀、南汉灭掉，旋又灭掉南唐。太宗即位后，吴越纳土归降，公元九七九年，出兵灭掉北汉，全国就统一了。


    周、宋对外之异


    宋太祖治内之策，大抵沿袭周世宗，其对外与之异。世宗之意，似欲先恢复燕、云，故于南唐、后蜀，皆仅加以膺惩，使不能为患而止。太祖之意，则主先平定中国，故不仅对辽专取守势，即于北汉之恃辽为援者，亦姑置之。此固不易言其得失。唯周宋间适值辽穆宗在位，国势中衰之际；至中国平定，而辽势亦已复张矣。从事后观之，失此机会，殊为可惜也。（《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第93页）


    第二十四章


    宋之统一与变法


    中央的大权旁落，总是由于兵权和财权的旁落。宋太祖有鉴于此，所以特设转运使于各路，以收财赋之权。诸州的兵，强的都升为禁军，弱的才留在本州。如此一来，前此兵骄和外重之患，就都除掉了。然而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宋朝的政策，是聚天下强悍不轨之人以为兵，而聚天下之财于中央以养之。到后来，养兵未得其用，而财政却因之而竭蹶，就成为积弱之势了。王安石的新法，用意是很好的。但行之不得其宜，以致有名无实，或者反致骚扰。在朝诸臣，纷纷反对，遂分为新、旧两党。


    宋朝的积弱


    中国虽然统一了，燕、云未复，总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所以宋太宗</a>灭北汉后，就进兵伐辽，不幸打得大败。后来又北伐一次，亦不得利，辽人却屡次南侵，到真宗时，遂成澶渊之盟，宋朝出岁币，和辽国讲和（辽主称宋为兄。宋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此事在一〇〇四年。真宗死后，仁宗继立，西夏又造反，前后用兵十年，宋朝亦总不得利。一〇四四年，亦以岁赐成和（银绢共二十五万两、匹）。


    宋初国势不振


    宋朝若要以力服契丹，非有几十万大兵，能够连年出征，攻下了城能够守，对于契丹地方，还要能加以破坏扰乱不可。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宋太祖不肯轻举。而太宗失之轻敌，灭北汉后，不顾兵力的疲敝，立刻进攻。于是有高梁河之败。至九八五年，太宗又命将分道北伐，亦不利。而契丹反频岁南侵。自燕、云割弃后，山西方面，还有雁门关可守，河北方面，徒恃塘泺以限戎马，是可以御小敌，而不足以御大军的。契丹大举深入，便可直达汴梁对岸的大名，宋朝受威胁殊甚。一〇〇四年，辽圣宗奉其母入寇，至澶州。真宗听了宰相寇准</a>的话，御驾亲征，才算把契丹吓退。然毕竟以岁币成和。（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朝开国未几，国势业已陷于不振了。（《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78页）


    宋朝积弱的原因


    宋朝的积弱如此，却是为什么呢？原来宋朝承晚唐、五代之后，不得不厉行中央集权政策。宋太祖既于燕会之际，讽示宿卫诸将，令其解除兵权；各州武臣出缺的，又都代以文臣；州、刺史、县令，都不除人，命京朝官出知（“知”是差遣的名词，本官不除人）。设转运使于各路，以经理财赋。诸州的兵，强壮的都送进京，升为“禁军”；留州的谓之“厢军”，是无甚战斗力的。重要去处，却命禁军轮班前往守卫，谓之“番戍”（“番”字，就是唐、宋时候的“班”字）。如此，藩镇跋扈之弊，自然没有了。然而后来，兵数日增，而战斗力反日减。中国历代的取民，本是以田租、口税为正宗的。唐中叶以后，因地方为藩镇所专，国用不足，乃收盐、茶等税以给用；还有藩镇所兴的苛税和商税等，宋朝虽尽力减免，因为养兵之故，亦未能全行除掉。仁宗以后，兵数超过百万，既不能对外作战，却又不敢说裁，遂成为“竭天下之财，以养无用之兵”的局面了。


    宋初政策的利弊


    中央的大权旁落，总是由于兵权和财权的旁落。宋太祖有鉴于此，所以特设转运使于各路，以收财赋之权。诸州的兵，强的都升为禁军，直隶三衙。弱的才留在本州，谓之厢军，不甚教阅，名为兵，其实不过给役而已。如此一来，前此兵骄和外重之患，就都除掉了。然而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宋朝的政策，是聚天下强悍不轨之人以为兵，而聚天下之财于中央以养之。到后来，养兵未得其用，而财政却因之而竭蹶，就成为积弱之势了。又历代的宰相，于事都无所不统。宋朝则中书治民，三司理财，枢密主兵，各不相知，而言路之权又特重。这原是因大权都集于中央，以此防内重之弊的。立法之初，亦可谓具有深意。然而宰相既无大权，而举动又多掣肘，欲图改革，其事就甚难了。这就是后来王安石等所以不能有所成就，而反致酿成党争的原因。（《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217页）


    宋代社会情形


    论到社会的情形，宋时也是很恶劣的。晚唐、五代之世，暴政诛求，豪强兼并，地权不平均，农民饱受高利贷的剥削；而其时役法又特坏。古代的役，系筑城郭、修道路等事，至于在官署中典守府库，供奔走使令等役，则其事非人人所能为，本不能按户“签差”，而且要支给报酬的。晚唐以后，乃将此事责之人民，调查其丁口的多少，赀产的厚薄以定所谓“户等”，而随时派他当差。有几种重、难的差使，当着的人，总要因赔累而至于破产的。这是当时人民最苦的事。


    宋时农民的困苦


    宋朝的农民是很困苦的。从唐中叶以后，豪强兼并，地权不平均，历五代、两宋之世，始终没有能够改正。加以南渡以后，两浙的腴田，都落入富豪世家之手，收租奇重。末年，贾似道</a>做宰相，因国用窘迫，又把贱价强买做官田，即以私租为官税。在北方，则处异族压迫之下，私田多被强指为官田，拨给女真人。其不能强指为官田的，也要把别的地方来和他互换，以便腾出整块的地方，来给女真人聚族而居。又宋、金两朝的役法，都是很苛酷的。处此环境之下，还能够勉强维持，其勤勉和技术的进步，也可想而见了。（《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二册，第114—115页）


    王安石的变法


    仁宗之后，经英宗以至神宗，用王安石为宰相，厉行新法，新法中重要的是：（一）把常平、广惠仓的钱谷</a>，春耕时借贷给农民，到秋收后，加息随赋税交还，谓之“青苗钱”。（二）又令人民当差的出“免役钱”，不当差的出“助役钱”，把这钱来雇人充役，这叫“差役法”。（三）“市易法”，市中滞销的货物，由官收买，或与官物交换。又借官钱于商人，令纳息。（四）“均输法”，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以便利商人。（五）王安石是主张民兵的，他于大裁冗兵之后，又主保甲法。先令保丁警备盗贼，后来教保长以武艺；令其转教保丁。（六）“保马法”，凡民间愿养马者，每户一匹，以官马给之，或付官价使自购。死病要补偿。这法多致赔累，最为病民。（七）他又是主张养士的，乃于太学立外、内、上三舍，令学生以次而升，升到上舍的，可不经礼部试，径赐之以进士第。（八）至于科举，则因当时风气，只看重进士一科，所以把“诸科”都裁掉（进士以外，各种科目，总称诸科），独存进士；而废诗赋，改试策、论、经义。


    论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他所行的政事，免役最是利余于弊的，青苗就未必能然。方田均税，在他手里推行得有限，后人踵而行之，则全是徒有其名。学校、贡举则并未能收到育人才之效。宋朝当日，相须最急的，是富国强兵。王安石改革的规模颇大，旧日史家的议论，则说他是专注意于富强的，尤其说王安石偏于理财。此因关于改革社会的行政，不为从前的政治家所了解之故。他改革的规模，固不止此，于此确亦有相当的注意。其结果：裁汰冗兵，确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所置的将兵，则未必精强，保甲尤有名无实，而且所引起的骚扰极大。（《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79—480页）


    青苗立法之意颇善。然实人民自相扶助之事，一经官手，则因设治之疏阔，而监督有所难周，法令之拘牵，于事情不能适合，有不免弊余于利者。此安石所以行之一县而效，行之全国而不能尽善也。（《中国文化史六讲》，第119页）


    新旧的纷争


    王安石的新法，用意是很好的。但行之不得其宜，以致有名无实，或者反致骚扰，自然也不能免。在朝诸臣，纷纷反对，遂分为新、旧两党。神宗始终行新法没有变。神宗死后，哲宗年幼，太皇太后高氏临朝，用司马光</a>为相，把新法全</a>行废掉，新党全排斥。但是旧党又分蜀、朔、洛三大党，蜀党推苏轼</a>，朔党推刘挚</a>，洛党推程颐</a>，为其党首领。各党互相攻讦，纷闹意见，授新党以间隙。太皇太后死后，哲宗复行新法，谓之“绍述”。用新党，贬逐旧党。哲宗死后，徽宗即位，初说要调和新旧，旋又倾向新法。然而所用的，是一个奸佞的蔡京</a>，徽宗既奢侈无度，蔡京又妄作妄为，政治弄得糊糟一团；反要联合金人，希冀恢复燕、云，遂至召北狩之祸。


    论宋之党争


    从来论党的人，每将汉朝的甘陵，唐朝的牛李和宋朝的新旧党，并为一谈，这是大错。汉朝的甘陵，只是一班轻侠自喜、依草附木之徒，再加以奔走运动，营求出身，以及有财有势，标榜声华之士，以致闹成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只是官僚相排挤，哪里说得上政见？宋朝的新旧党，却是堂堂正正，各有其政见的。固然新旧党中，各有坏人；新旧党互相排挤报复，也各有不正当的手段；然而不害其为有政见。他们对于多种政治问题，都有不同的见解；而其见解，都是新党代表我所谓进化派，旧党代表我所谓保守派的。旧时的议论，都左袒旧党；现在的议论，则又左袒新党；其实二者是各有长短的。新党的所长，在于看透社会之有病而当改革，而且有改革的方案；而其所短，则在于徒见改革之利，而不措意于因改革所生之弊。旧党攻击因改革所生之弊，是矣，然而只是对人攻击，而自己绝无正面的主张。（《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六续）》，原刊《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1期）


    第二十五章


    辽夏金之兴起与对宋之关系


    辽是鲜卑民族，圣宗时，为辽全盛时代。澶渊之盟，即成于此时。西夏是党项部落，唐时归化中国的，五代以来，遂陷于半独立的状态。宋初，李继迁之孙元昊，僭号称帝，和宋交兵十年，亦以岁赐成和议。金朝的部落，是隋唐时的黑水靺鞨，其王室的始祖函普，外借辽人的声威，内靠自己的兵力和手腕，把吉林和朝鲜北境的生女真，次第征服。酋长吴雅束之弟阿骨打有大志，乘辽衰，乃叛辽即帝位，国号金。宋约金攻辽，不算失策，其失策乃在灭辽之后，不能发愤自强，而又轻率启衅，结果汴京不守，徽钦北狩。宋朝当南渡之初，盗贼的纵横，诸将的骄横，高宗用秦桧</a>做宰相，称臣以求和于金。


    宋辽的关系


    辽是鲜卑民族，在今热河省内西辽河上流。其众分为八部。唐朝末年，幽州守将暴虐，人民多逃亡出塞，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将其招致，又计并八部为一。当九世纪中叶，回纥为黠戛斯所破，逃奔西域。漠南北无甚强部，零碎的部落，都给他征服，属地西至河西，北至克鲁伦河，又东北吞灭了渤海。直属于辽的人民，谓之部族，多数以畜牧为业，举国皆兵，所以兵多而且强。太宗时，得了燕、云十六州之地，国势更盛。周世宗时，辽穆宗在位，沉湎于酒，国势中衰，所以世宗得乘机恢复关南（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周世宗复瀛、莫后置此关，与辽分界）。圣宗时，为辽全盛时代。澶渊之盟，即成于此时。圣宗死后，兴宗继立，遣使来求关南之地。宋仁宗增加岁币，将和局维持。（银、绢各增十万两、匹）兴宗死后，辽也渐渐地衰了。


    宋以后外交失败之缘由


    外交者，列国并立之世，然后有之者也，故必国人先自视为列国之一，然后有外交之可言。秦汉以降，吾人久以天朝自居，而鄙列国为小蛮夷，其自视重，则其所以责人者，常过于其分，而有失国际上平衡之义（如五口通商以前，英人屡遣使求通好于吾，吾人概以朝贡目之，赐之敕谕，却其所求。此等事无益实际，徒招恶感，最为无谓）；其视人轻，则平时常有藐视他邦之意，而虑患不免于甚疏，一旦与接为构，实力弗如，乃张皇而莫知所措（甲午之役，吾国朝士多执旧图，谓日本小于朝鲜，且先存成见，谓唯西洋诸国为可畏，东洋之国何能为？轻率开衅，以致于败）。吾国自宋以后，外交之失败，皆坐此也。（《苏秦张仪》，中华书局1915年版，第7—8页）


    宋夏的关系


    西夏是党项部落，唐时归化中国的。其酋长拓跋思恭因平黄巢有功赐姓李（拓跋氏是鲜卑姓，大约是鲜卑人党项中做酋长的），为唐定难节度使。唐朝从中叶后，河西、陇右，陷于吐蕃，回纥衰亡未几，吐蕃亦内乱，中国乘机，把其地恢复。然实力不大及得到，从五代以来，西北一隅遂陷于半独立的状态。宋初，定难节度使李继捧以银、夏、绥、宥四州来降（银州，即今陕西米脂县；夏州，即今横山县；绥州，今绥德诸县；宥州，今鄂尔多斯右翼前旗），其弟继迁叛去。宋人征讨不克，继迁之孙元昊，于公元一〇三八年，竟僭号称帝，和宋交兵十年，亦以岁赐成和议。神宗时，要想经略西北，听布衣王韶《平戎三策》的话，先把甘肃南部和青海的蕃族征服，开辟其地为熙河路。然后来进兵攻夏，夏人溃黄河以灌营，不利。哲宗时，又与夏开衅，诸路同时进兵，占地筑砦。夏人不能支持，请辽代为求和，宋人因顾虑对辽的关系，讨伐亦就未能彻底。


    金朝的兴起


    金朝的部落，是隋唐时的黑水靺鞨，在今松花江流域，其王室的始祖，则来自高丽，名唤函普（《金史</a>》上没有说他的姓）。渤海盛强时，靺鞨部落，都服属于他。五代时辽灭渤海，黑水靺鞨也归附于辽。入辽籍的谓之熟女真，不系籍的谓之生女真。生女真程度甚低，后来函普入，从高丽迁入完颜部，娶其部中之女，其子孙遂以完颜为姓。辽人用他做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他们教导生女真，渐次开化，会造房子，会种田，会利用车舆。外借辽人的声威，内靠自己的兵力和手腕，把吉林和朝鲜北境的生女真，次第征服。辽朝末主天祚帝，是很荒淫的，他一味喜欢打猎，年年派人到生女真去求名鹰，骚扰得很厉害。生女真有个酋长叫吴雅束，其弟阿骨打有大志，乘辽衰，乃于公元一一一四年叛辽，明年即帝位，国号金，是为金太祖。


    辽、金、元立国情形各有不同


    辽、金、元三朝，立国的情形，各有不同。契丹虽然占据了中国的一部分，然其立国之本，始终寄于部族，和汉人并未发生深切的关系。金朝所侵占的，重要之地，唯有中国。他的故土和他固有的部族、文化尚未发展，虽可藉其贫瘠而好掠夺的欲望，及因其进化之浅，社会组织简单，内部矛盾较少，因而有诚朴之气、勇敢之风，能够崛起于一时，然究不能据女真之地，用女真之人，以建立一个大国。所以从海陵迁都以后，他国家的生命，已经寄托在他所侵占的中国的土地上了。所以他压迫汉人较甚，而其了解汉人，却亦较深。至蒙古，则所征服之地极广，中国不过是其一部分。虽然从元世祖以后，大帝国业已瓦解，所谓元朝者，其生命亦已寄托于中国，然自以为是一个极大的帝国，看了中国，不过是其所占据的地方的一部分的观念，始终未能改变。所以对于中国，并不能十分了解，试看元朝诸帝，多不通汉文及汉语可知。（《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500页）


    宋朝的南渡


    当金人攻辽得利时，宋朝派人去要求他“克辽之后，把石晋所割的地方，交还中国”，金太祖约宋夹攻，所得的地方，即为己有，这是金、宋开始发生外交关系。而宋人进兵不能克，南京（辽时共分五京。上京，今热河林西县；中京，今热河平泉县；东京，今辽宁辽阳县；西京，今山西大同县；南京，即今之北平）仍由金兵攻下，此时金人所得的地方，已经太多了，所以仍有将石晋所割的地方交还，但是已有一班汉奸，替他出主意，阻止他了。于是营、平、滦三州，非石晋所割的地方，就不肯还。而且将平州建为南京，派辽朝的降将张瑴驻守。又尽俘燕民而去，只还宋朝一个空城，人民流离道路，不胜其苦，过平州时，求张瑴做主。张瑴就据城叛金，给金朝打败了，投降宋朝。宋朝受了他的降，宋、金就因此开衅。宋朝此时兵力腐败，金兵从燕、云长驱南下，河东尚有太原固守，河北竟毫无阻当，金兵直抵汴京，宋人不能解围，许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讲和（太原，今山西阳曲县；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河北河间县）。旋因西路金兵，亦来索赔，宋人不与，兵衅再开，太原亦陷，金兵两路都会。汴京不守，徽、钦二帝，遂都北狩。（此时徽宗传位于钦</a>宗，为太上皇）这事在公元一一二七年，史称为“靖康之难”。


    宋南渡时之窘境


    宋朝当南渡之初，最窘的便是：（一）盗贼的纵横，（二）诸将的骄横。当时盗贼之多，前节已说过。其中最强悍的，是李成（据江淮湖湘十余郡）、张用（据襄汉）、孔彦舟（据武陵）、杨太（洞庭湖里的水寇）、范汝为（在福建）等几个人，都给张浚</a>、岳飞</a>、韩世忠打平，而孔彦舟、李成都降齐。当时诸将的情形，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a>言：金人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伥然未知税驾之所者，由将帅无人，而御之未得其术也。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 之徒，身为大将，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a>、文彦博</a>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舆台厮养，皆以功赏补官；至一军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马端临也说：“建炎中兴之后，兵弱敌强，动辄败北，以致王业偏安者，将骄卒惰，军政不肃所致。”“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难，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这种兵，好靠着他谋恢复否？（《白话本国史》第三册，第5、6、7、9页）


    南宋和金朝的和战


    二帝北狩后，高宗即位于南京（此为宋之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初用主战的李纲</a>做宰相。旋又变更宗旨，将他罢斥。宗泽</a>招降群盗，固守汴京，请他回銮，不听。李纲请他暂驻南阳，又不听。而逃到扬州，又逃到杭州（扬州，今江苏江都县；杭州，今浙江杭县）。金人尽取河南、陕西。兀术又渡江追击高宗，高宗从明州逃入海（明州，今浙江鄞县）。金朝这时候亦“士马疲敝，粮储未丰”（兀术的话）。兀术北归以后，不再主张进兵，乃将河南、陕西之地，封宋降臣刘豫，希冀得以休息。而刘豫动了野心，屡次入寇，给宋朝打败了，又要求救于金，金人见仍不免于麻烦，乃又将他废掉。


    此时宋高宗</a>用秦桧做宰相，秦桧被俘在北时，和金朝的宗室挞懒有交情，而挞懒在金朝，颇有权力，秦桧乃遣使往北，请其将河南、陕西之地，还给宋朝，挞懒已应允了。不意兀术回京，事情中变，挞懒被杀，兀术再兴兵南下。宋刘锜在顺昌，岳飞在郾城（顺昌，今安徽阜阳县；郾城，今河南郾城县），都获胜利；吴璘亦从四川出兵，收复陕西州郡，而高宗、秦桧，坚决主和；召还诸将，放弃河南、陕西，称臣以求和于金，是为宋、金第一次和议。金海陵庶人立，从上京迁都于燕，又迁都于汴。举大兵南伐，因其淫虐不道，兵才起而后方已拥立世宗。海陵急于渡江，被虞允文在采石矶打败（在今安徽当涂县北），改走扬州，为其下所杀。此时宋高宗亦传位于孝宗。孝宗是主张恢复的，出兵北伐，亦不利。一一六五年，第二次和议复成。第三次则宋宁宗时，宰相韩侂胄，出兵北伐，累战不利。宋朝政局变动，杀韩侂胄，函首畀金以成和，时为一二〇八年，当金章宗之世。和议成后未几，蒙古的兵，亦就到金朝塞外了。


    第二十六章


    宋之学术思想与社会概况


    宋朝的学术思想，欲以中兴儒家之说，而斥佛教之出世与道教之荒诞。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对印度思想的反动，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的调和。所以在中国，欲求治心之自己受用及其对治事方面的良好影响，与其求之于佛学，不如求之于理学。宋儒对于经学，是自以其意，推求圣人之意，不拘守前人之说的。虽或流于武断，然应该据理推断之处，其立说自胜前人。史学大家很多，《资治通鉴</a>》《通志</a>》《文献通考》，都是综贯古今的名作。古文虽兴于唐代，其盛行却是在宋代的。宋人诗是径直言情的，虽不如唐人的含蓄，诗境却比唐人恢廓了。宋人的学问是要讲究躬行实践的，所以其立身行己，都有可观，这确是他们的长处。但是他们不知道社会的变迁，执意要推行的，往往是不合时宜，这又是他们的短处。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宋儒似乎很为相宜。


    宋代的理学


    宋朝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其地位的。尤其理学是宋朝特有的学术思想，其发达之原因有四：（一）自唐季以来，就有书院的创立，当时老师宿儒，在院内聚徒讲学，号称山长。到了宋朝，书院更加兴起，最著的有四大书院，即湖南的岳麓，江西的白鹿，河南的应天和嵩阳。定章程，招俊秀，讲诵问难，学问因之大进。（二）宋儒之辈出，是欲以中兴儒家之说，而斥佛教之出世与道教之荒诞。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对印度思想的反动，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的调和。原来佛教的哲学，确是很高尚的，然在中国的学术是以政治和伦理为立脚点的，看起来，就未免偏于消极了。这所以有宋朝人的“辟佛”（宋儒虽然兼辟佛、老，实在是辟佛的话，居其多数），而其学问讲到精微之处，实已兼包佛学之长。（三）当时印刻之业兴，购书读书，都比从前便易，学术可以普及，亦为思想界之大助。（四）五代以来，士风扫地，名节荡然，宋代诸儒既注重伦理道德，故多致力于修身格物之学，希圣希贤。宋学巨子，就是周、程、张、朱。北宋时又有邵雍</a>算是别派，南宋时有陆九渊</a>，则是和朱熹</a>对峙的。他们明理的方法，可以分为朱、陆两派。朱子之学，是原本于小程子的，主张“即事物而求其理”；陆子则主张先</a>发本人之明，然后细细理会去。邵雍是研究数理的，他以为天地万物，根本上只是一体；质的变化，就是量的变化；所以想就数理上推求宇宙的原理、原则。这本是一种哲学，后世卜、筮、星、相等迷信之事，都假托他，可谓去题万里了。


    理学的价值


    佛学中治心的一方面，自然是有其很大的价值的，然其精华，在中国，已被理学摄取了，而且还能除去一部分佛学因宗教而来的渣滓。所以在中国，欲求治心之自己受用及其对治事方面的良好影响，与其求之于佛学，不如求之于理学。于此点，康（有为）、梁（启超）两先生，都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梁先生有专著《德育鉴</a>》，此外在其《新民丛报》时代的著述中，康先生的《不忍杂志》中，都有许多暮鼓晨钟、发人深省的议论。读者若不厌陈旧，求得而读之，很可以为引入理学，尤其是理学中最进步的一派即阳明之学的阶梯。这种著作，原无所谓新与旧</a>的。（《从章太炎</a>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原刊《月刊》1946年第1卷第3期）


    宋代的经史之学


    宋儒对于经学，是自以其意，推求圣人之意，不拘守前人之说的。虽或流于武断，然应该据理推断之处，其立说自胜前人。史学：大家很多。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a>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综贯古今的名作。袁枢</a>因《通鉴》作《纪事本末》，又为史家创一新体。此外搜辑当代历史的也很多；考证前代史籍，订正其错误的人也不少。


    宋代经学的特色


    宋人说经，自成一派。前此经学，皆以汉人为宗。虽汉人说经，亦自有派别，然南北朝、隋唐义疏之学，必宗汉人之一派，未有祧汉人而自求之于经者也。其有之，自唐之啖助、赵匡始。宋人大畅其风，于诸经皆以意说，不为前此成说所囿。其长处，在能矫正旧说之误；其短处，则在主观太甚，妄以己意测度古人。而于训诂名物等，宋儒所说，尤不如汉儒之可信。此清代所以矫其弊而复崇汉学也。（《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第110页）


    宋代的文艺


    古文虽兴于唐代，其盛行却是在宋代的。普通所谓唐、宋八大家，宋朝人实占其六。宋朝人的骈文，也是很生动流走的，谓之“宋四六”。诗：该以江西派黄庭坚</a>为宋人的代表。宋人诗是径直言情的，虽不如唐人的含蓄，诗境却比唐人恢廓了。词以宋朝为极盛，北宋之晏殊</a>、周邦彦</a>，南宋之辛弃疾</a>、姜夔</a>，都是名家。还有后世的平话，也是起源于宋人，像《宣和遗事</a>》等类皆是的。


    宋朝士大夫的风气


    宋朝人的学问是要讲究躬行实践的，所以其立身行己，都有可观。他们大多数，知道治化的根本，在于社会。还能制定乡约，或冠、昏、丧、祭的礼节等，行之于地方，以求化民善俗，这确是他们的长处。但是他们不知道社会的变迁，所执意要推行的，往往是不合时宜的古礼，亦且古代社会等级之制甚严，在后世已经平等些了，他们因泥古之故，并此也要回复，就未免冷酷而不近人情，这又是他们的短处。他们论事，大抵要合乎理想，而不甚肯迁就事实；论人，大抵要辨别其心术，而不甚肯拘泥于形迹。这固然有彻底的好处，然亦有时，因此而流于迂阔；又或苛责君子，使无容身之地，而小人反得逍遥事外。他们大概好争意气，因此容易结成党派。所以宋朝士风，概论起来：初宋则喜党争；中宋多习苟安；晚宋则力崇名节。如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a>、谢枋得</a>等，均为宋之季世，作掉尾之一大活动，这就是宋代士风的特征了。


    论宋儒


    南北朝之世，因其君不足以为君，而有“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的贵族，到晚唐、五代之世，此种风气，又盛行了。于是有历事五朝，而自称长乐老</a>以鸣其得意的冯道</a>，有许多想借重异族，以自便私图的杜重威。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如何可以一朝居？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气节。经宋儒提倡之后，士大夫的气节，确实是远胜于前代。但宋儒（一）因其修养的工夫，偏于内心，而处事多疏。（二）其持躬过于严整，而即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过于严格，而有才能之士，皆为其所排斥。（三）又其持论过高，往往不切于实际。（四）意气过甚，则易陷于党争。党争最易使人动于感情，失却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况党争既启，哪有个个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饰的伪君子，不恤决裂的真小人混进去。到争端扩大而无可收拾，是非淆乱而无从辨别时，就真有宅心公正、顾全大局的人，也苦于无从措手了。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宋儒似乎很为相宜。宋儒有一个优点，他们是知道社会上要百废俱举，尽其相生相养之道，才能够养生送死无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他们否认“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心理，这一点，的确是他们的长处。（《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76页）


    宋代社会状况


    宋代的社会状况，始终是很黯淡的。但也未尝没有畸形的发达。地权的不平均，农民受高利贷的剥削，始终未能救正。南渡以后，贵戚势家，聚于江、浙一隅，更其变本加厉。近代江、浙田赋的独重，就是导源于这时候私家收租的苛刻的。（南宋末年，宰相贾似道，把私家的田，租额重的，硬收买做公田，即以私租为官租。元时，江、浙的田亩，收租还是重的。明太祖</a>平张士诚后，又把私家的租额，就算作国家的税额，从此以后，虽屡经减少，浙西的租税，较之别处还独重）其时国土既蹙，又承丧乱之后，用兵则有兵费，讲和又有岁币，国用浩大，苛税繁兴。如“和籴”和“预买”［中国从前，国家立于私人的地位，和人民做交易，谓之“和”。买米的谓之“和籴”，买其余一切东西，谓之“和市”或“和买”，雇人做工，或租用人家的东西（如舟、车之类），谓之“和雇”，宋朝变为赋税的“和买”是布帛，其中先付价后取物的，谓之“预买”］，本来都是卖买，后来都变成租税了。还有经总制钱，“板帐钱”“月桩钱”等，都是把许多无名苛敛，聚集起来的。所以当时的人民，实在非常之困苦。但是困苦的仍旧困苦，奢侈的还是奢侈。所以在一方面，社会反而显出繁荣的状况。譬如历代的都市，都是禁止夜市的，唐朝还是如此（唐朝两京诸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见《唐书·百官志》两京诸市署令）。宋朝却不然了。其时临安各种卖买，几于都有夜市。不但应用之品，就供享乐消耗的也很多。（宋朝商市情形，见宋人所撰《东京梦华录</a>》《武林旧事</a>》等书）海外贸易，宋朝较之唐朝，也更形发达。杭州、嘉兴、宁波、泉州、广州、青岛等处，都曾设过市舶司。除抽税外，香药、犀、象等品，由官专卖，利息也很丰。总而言之：农民困苦，而商业资本活跃，历代本是一律的，然在宋朝，则此等现象，似乎更甚了。


    印刷术的发达


    工业中，印刷术的发达，对于文化的传播，有极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要传之永久的文字，就把他刻在金石上。这是以供人观览为目的，意不在于印刷。五九〇年，隋文帝敕天下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才可称为印刷术之始。然隋唐时还不盛行，直到九三二年，后唐宰相冯道，请令国子监将九经雕板印卖，宋初又续刻诸史，从此以后，官、私、商贾，刻书的才渐多。十一世纪中叶，毕昇又发明了活字版，得书的难易，较之从前，不可以道里计；书籍流传于后的，也就迥非唐以前所可比了。（可参看孙毓修</a>《中国雕板源流考》，商务印书馆本）


    第二十七章


    元代之武功


    侵入中国之民族，对待汉人之态度，各有不同。以大体言之，仰慕汉人之文化，视汉族为高贵而欲攀附之者，五胡及沙陀也。明知汉族文化之优，与之接触，则必为所同化，因而欲竭力保存本族之文化，与汉族立于对峙之地位者，金与清也。介乎二者之间者，辽也。不了解汉人文化，唯恃其征服之势，肆力压制与暴虐者，元也。元人不了解中国之文化，不通中国之语文，实为其根本之点。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文化，一时未能急剧转变，以适应于竞争之故。原来游牧民族，以掠夺为生产，而其生活又极适宜于战斗，所以其势甚强，文明民族，往往为其所乘，罗马的见轭于蛮族，和中国的见轭于五胡和辽、金、元、清，正是一个道理。


    蒙古的兴起


    一二一〇年，蒙古侵金而塞外的轩然大波起。蒙古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蒙古在唐时称为室韦，地在额尔古讷河南，后来西徙到敖嫩河（敖嫩河亦名斡难河，今名鄂诺河，为黑龙江之北源）上源。他大约曾和鞑靼人混合，所以又自称鞑靼。金朝灭辽后，金的势力，不大及得到北方。他只从河套地方起，造一道边墙，东北迤，达到女真旧地，并使汪古部守备边患。塞北诸民族遂纷纷自相争斗。十二世纪后半，蒙古族的伟人奇渥温帖木真出，把漠南北诸部落次第征服，声威直达畏兀儿。一二〇六年，诸部共上他以成吉思汗</a>的尊号，这就是元太祖</a>。


    蒙古高原的部族较西域诸国为强


    在历史上，蒙古高原的部族，本来较西域诸国为强。这是因为一居沃土，一居瘠土之故。所以匈奴、突厥等，虽然失败于东，还能雄张于西。但是匈奴、突厥的西略，都在既失败于东方之后，不过做个桑榆之补。至于合东方的部族，并力西向，则自西辽大石开其端，蒙古却更进一步；而当时的西方，又没有一个真正的强部；所以成功大而且快。（《白话本国史》第三册，第48页）


    金朝的南迁


    金朝当世宗时代，从上京迁到燕，又从燕迁到汴京。把女真人搬进中原来，以镇压汉人，夺了汉人的田地，给他们耕种。而女真人一家百口，陇无一苗，都将田给汉人承种收租。因为生活的优裕，尚武的性质，反而消失了。蒙古兵一到，金兵大败。河北、河东都受蹂躏，宣宗只得弃中都迁都开封。


    金人速亡的原因


    女真初兴的时候，他的势力真是如火如荼，却到元朝一兴，就“其亡也忽焉”，这是什么原故？我说，金朝人开化本晚，所居的地方又瘠薄，又累代用兵不息，却因此养成一种坚苦尚武的性质。这就是女真崛起的主要原因。然而从进了中原以后，他这种优点，就都失掉了。南迁以后，又想用本族人来制驭汉人。于是把猛安谋克所统属的人户，搬到内地；括民田给他耕种。这种“猛安谋克户”所占的田，面积很广，纳税极轻；而且都是好田。然而他们的经济能力，很是薄弱的。得了这种好的家产，并不能勤垦治生。大抵是不自耕垦，尽行租给汉人。有“一家百口，陇无一苗”的，“有伐桑为薪”的。“富室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多慕效之。”于是汉族长于殖产的好处，并没学到；本族耐苦善战的特质，倒先已失掉了。（《白话本国史》第三册，第30、31页）


    成吉思汗的西征


    唐中叶以后，葱岭以西，多被大食国所征服，后来大食的威权衰了，他东方的镇将，也很多据地自立的。辽朝灭亡时，其宗室耶律大石，率众西走，立国于西方，是为西辽。和花剌子模（Khorezm。在波斯东北部，为突厥族所据地，后灭塞尔柱克突厥，尽得波斯地，旋又取得阿富汗全境，《元史》又称为西域国）并称西方大国。成吉思汗侵金时，乃蛮余孽，逃到西辽，和花剌子模里应外合篡了西辽的王位。蔑儿乞余孽，也出入蒙古边界，要想乘虚报仇。成吉思汗乃北归，遣将把这两国打平，蒙古疆域就和花剌子模直接。因花剌子模镇将，杀掉西行的蒙古商队，成吉思汗大怒，就起大兵西征。花剌子模王不敢抵御，想听他饱掠扬去，遂被逼逃入里海岛中而死。成吉思汗尽定其地，又追击其王子，渡过印度河，想从西藏东归，因道路难行；又闻西夏背叛；乃仍从原路而还，别将则打败钦察、俄罗斯的联军［钦察，亦作乞卜察兀（Kipchak）］，这事在一二一九到一二二二年。因为蒙古大兵都在西方，金人乃得暂时支柱。


    夏金的灭亡


    金宣宗南迁后，仍把女真户都迁到河南，倚为主力的军队。然女真终于不能复振，既要抵御蒙古，又和宋、夏都开了兵衅，国力更形疲敝。成吉思汗东归后，于一二二七年，伐夏未克而死。遗命把夏国灭掉了，然后发丧。太宗立，遣弟拖雷，闯入宋境，从汉中走湖北西北境，以入河南。自己则从孟县渡河，两路合攻汴京。金哀宗又迁于蔡州，至一二三四年，而为宋、蒙古的联军所灭。


    约元攻金非为失策


    约金攻辽，还为金灭，这是北宋的覆辙。所以读史的人，多以宋约元攻金为失策。这亦未必尽然。宋朝和金朝，是不共戴天之仇，不能不报的。若说保存金朝以为障蔽，则金人此时，岂能终御蒙古？不急进而与蒙古联合，恢复一些失地，坐视金人为蒙古所灭，岂不更糟？要知约金攻辽，亦并不算失策，其失策乃在灭辽之后，不能发愤自强，而又轻率启衅。约元灭金之后，弊亦仍在于此。（《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89页）


    蒙古对东西南三方面的用兵


    这时候，宋朝理宗在位，史弥远、贾似道相继为相，国势衰微。灭金之后，却想恢复三京（谓东、西、南三京。北宋时，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归德为南京，大名为北京），以致和蒙古开了兵衅。川、楚、江淮，地都沦陷。幸而蒙古从太宗到宪宗的初年，还继续出兵西征。所以宋朝还未即受灭亡之祸。


    西征之次第，是太宗遣侄拔都率兵五十万，定钦察，进攻俄罗斯，这时俄国分作数十国，蒙古兵来，或降服、或破灭，蒙古兵遂陷莫斯科。更西侵波兰及匈牙利，大破北欧的联军，兵锋直到奥地利的都城维也纳，和意大利的威尼斯，全欧震恐。因得太宗病没的信，蒙古军才退去。及至宪宗即位，又遣弟旭烈兀西征，先剿平里海南山中的木剌夷，进攻大食，屠都城报达（报达，亦作八吉打），威势直到小亚细亚和埃及。其间太宗又遣将东征，降高丽。宪宗遣将南征，从青海入吐蕃，灭大理（就是唐朝的南诏）。


    宋朝的灭亡


    一二五九年，四方大略都被蒙古平定了。蒙古宪宗乃大举入四川，使弟忽必烈攻湖北；因合州守将王坚善守，宪宗死于城下（现在四川的合川县）。忽必烈急顾北归，而贾似道不知道，遣使求和，许称臣，画江为界。忽必烈北归自立，建国号为元，是为元世祖。贾似道把和议隐瞒掉，诈称大捷。元使来的，都被他拘执起来。由是和议遂绝。此时元人因北方藩王叛乱，还未能专力对宋，所以宋朝又得偷安了几年。公元一二六八年，忽必烈遣阿术，力攻襄阳。襄阳坚守五年，到底于一二七三年陷落。明年，元兵遂大举入建康，继进陷临安，恭帝北狩。宋臣如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又立其弟益王于福州，益王死后，又立其弟卫王，辗转迁徙到崖山（在广东新会县南海中），一二七九年，为元人所灭，宋亡。


    论宋之灭亡


    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文化，一时未能急剧转变，以适应于竞争之故。原来游牧民族，以掠夺为生产，而其生活又极适宜于战斗，所以其势甚强，文明民族，往往为其所乘，罗马的见轭于蛮族，和中国的见轭于五胡和辽、金、元、清，正是一个道理。两国国力的强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于竞争的共有多少而定。旧时的政治组织，是不适宜于动员全民众的。其所恃以和异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个集团。试看宋朝南渡以后，军政的腐败，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于晏安酖毒、歌舞湖山可知。虽其一部分分子的腐化，招致了异族的压迫，却又因异族的压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替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源，这也是祸福倚伏的道理。（《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90—491页）


    建立大帝国


    元朝在世祖时，其疆域跨有亚洲大部分，和欧洲东北部。世祖更遣将南征安南、缅甸。攻爪畦，虏其王。唯东征日本，因遇飓风以致失利。这时，元帝直接统辖金、宋两朝和高丽、吐蕃、大理诸国的地方。此外有四大汗国：一曰钦察汗国，为太祖长子术赤封地，其子拔都继之，统辖俄罗斯和里海、咸海以北之地。二曰窝阔台汗国，乃太宗之后，统辖金山（阿尔泰山）以北乃蛮故地。三曰察合台汗国，太祖子察合台封地，统辖葱岭东西，西辽花剌子模故地。四曰伊儿汗国，乃宪宗子旭烈兀封地，统辖里海、咸海以南大食故地。于是蒙古建立空前的大帝国。


    侵入民族对汉人之态度各有不同


    侵入中国之民族，对待汉人之态度，各有不同。以大体言之，仰慕汉人之文化，视汉族为高贵而欲攀附之者，五胡（献文帝以前之拓跋氏除外）及沙陀也。明知汉族文化之优，与之接触，则必为所同化，因而欲竭力保存本族之文化，与汉族立于对峙之地位者，金与清也。介乎二者之间者，辽也。不了解汉人文化，唯恃其征服之势，肆力压制与暴虐者，元也。此盖由其（一）侵入之先，或居塞内及附塞之地，或则距中国较远，故其渐染汉族之文化，本有深浅。（二）其侵入中国后，其本据地或已不存（如五胡与沙陀），或虽存而断不能再行退回（如金清），或仍勉足自立（如辽及未迁洛前之拓跋氏），或则领土甚广，视中国不过其一部分（如元）。元人不了解中国之文化，不通中国之语文，实为其根本之点。（《史籍选文评述》，写于1953至1954年间，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900页）


    蒙古的分裂


    从太祖称汗以来，到世祖灭宋，不过七十余年，遂建立大帝国，然太祖身死未几，内部分裂之机已肇。原来蒙古的大汗，是要由宗王大臣等公推的。太宗之立，由于太祖的遗命，所以不曾有异议。太宗死后，他的后人，就和拖雷的后人争位，定宗得立，旋短命而死。宪宗被推，太宗后人谋叛，被宪宗诛戮，宗室中遂势成水火。宪宗死后，世祖不待推戴，径行自立。阿里不哥举兵反抗，被世祖打败。而海都自立于西方，钦察、察合台两汗国，都附和他。蒙古大帝国，就从此分裂了。


    元朝的衰亡


    元帝把国内分作“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是元朝同族，色目人是西域各地人，汉人是契丹、女真和中国北方人，南人是中国南方人），一切权利，都不平等（如各官署都要用蒙古人做长官，汉人、南人，只可做副贰）。在路、府、州、县之上设立行省，以图控制。边陲和紧要的地方都封了藩王。黄河流域，都用蒙古兵和诸部族兵驻守。


    行省制度


    中国古代之省，为中央行政机关，设宫禁中，省，察也，言出入此中，必检察也。唐官制有六省，而其最尊者为尚书省、中书省。行者，言不在本处而在别地，故省之政治机关，外设者称行省，历代亦有之，唯为临时者。如金伐宋，设行台尚书省等，然事毕即撤。至元即于路、府、州、县之上，别设行省（即行中书省），分中国本部及蒙古之地为十三区，置行中书省十一，行御史台二（江南、陕西），以省统路府，以路府统州县，而府亦有隶于路下者；州有在路府下而统县者；又有与路、府并列者，皆置达鲁花赤，以为正官。其目的则在控制便利起见。盖中国旧以县属郡，后改为州，其尊者称府，唐以道、宋以路以统州，道、路约当今日小省二分之一，大省三分之一，控制地方之权既小，而中央统此多数之道、路亦不易，既立行省制，则行省长官控制地方之权大，而中央政府亦仅需统此十三行政长官而已，一举二得。（《本国史（元至民国）》，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66页）


    他们的用人，是功臣、亲戚的后裔，诸王、公主的私人，杂然并进。设官专详于户、工两部。他们优待喇嘛僧和西域商人，听其驰驿，要汉人供应。元世祖时，曾两次用兵于日本，又屡次发兵征安南、占城和缅甸，丧师甚多。从世祖以后，继承之际，没一代不是争夺。这如何好治理中国呢？所以到一三三三年顺帝即位后，四方反抗的，就风起云涌了。


    蒙人入中国者之腐化


    自古民族，不接触则已，苟有接触，则必至互相同化而后已。蒙古人入中国，不久即受中国同化。由积极方面观之，《元史》诏禁蒙古人与汉人交关通婚，或强移其居地。消极方面，则元亡时蒙古兵毫无能为。皆为被中国同化之证也。盖受同化之原则，一为人数寡于他民族，一为文明程度低于他民族。前者因以少数人入居他民族中，势必改其语言、生活以适应多数人之新环境，而为其同化。后者则悦文明较高民族之纷华靡丽，上下靡然从风，率一国之人，悉改其故有生活、风俗，而习文明民族之生活，而为其同化。夫蒙古之人民既寡于汉人，而其入主中国，又唯以武力，经济为剥削，以求获得物质增高其生活程度，莫不乐华风而习之，即上者禁之亦不可也，故卒为中国所同化。兵制废坏，尚武之风沦亡，而败亡遂之矣。（《本国史（元至民国）》，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67页）


    明太祖的恢复


    元末革命军</a>中，首先出兵北伐的，是颍州白莲教徒刘福通，可见白莲教传到后来，虽然渐失其意义，其初起，确是含有民族主义的。惜乎这时候，有个察罕帖木儿，起兵帮助元朝。察罕帖木儿死，其子库库帖木儿继之。刘福通北伐的兵，给他打败。然而顺帝荒淫，太子干涉，朝臣和军人，又分党相争，终于不能支持。明太祖朱元璋</a>，是初从郭子兴起兵凤阳，后来别为一军，渡江据今南京以为根据地的。他先把湖北的陈友谅、苏州张士诚灭掉。其余诸雄，亦均慑服。一三六七年，乘元朝内乱，遣兵从河南、山东，分道北伐，两路兵会于德县，北扼直沽。明年，顺帝遂弃北平而去，元亡。


    第二十八章


    中国文化之西渐


    中国文化的西渐，由来已久。据《汉书·西域传》上说：当时西域的人，本来不知道用铁的，还是中国人教导他，这事怕已在纪元之前了。到六世纪中叶，中国的蚕种，又由波斯人传到欧洲，遂产出希腊的绢丝。唐中叶以后，中国和大食的交通极其频繁。罗盘针、火药、印刷术这三种事物，是从中国经大食人之手，传到西方去的。有了罗盘针，海船才能横绝大洋，这是欧洲人近代，足迹遍及全世界的原因。有了火药，才有近代的军机，战事的情形才大变，不但打倒封建政体，使欧洲支离破碎的局面，焕然改观，并可向外发展了。至于印刷术，则无论在研究学术，以及教育方面，关系都极重要。所以说：这三者，实在是西洋近代文明的根源。


    铁器和蚕丝


    中国文化的西渐，由来已久。据《汉书·西域传》上说：当时西域的人，本来不知道用铁的，还是中国人教导他，这事怕已在纪元之前了。到六世纪中叶，中国的蚕种，又由波斯人传到欧洲。［当时波斯僧侣有布教于中国境内者，得到蚕卵，藏在空杖里，献给罗马帝君士坦丁，遂产出希腊的绢丝，大概是从天山南路的和阗传出的。后来西西里（Sicily）与东罗马战，得到很多希腊人做俘虏。逐渐把养蚕的法子，传入西西里，次第由此再传入意大利和法兰西诸国］


    古代蚕利盛于西北


    蚕业兴起，略与农业同时。《农政全书</a>》引《淮南蚕经</a>》，言黄帝</a>元妃嫘祖，始育蚕治丝茧。说固未可尽信。然《易·系辞传》言：“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疏曰：“以前皮衣，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言垂衣裳也。”《虞书》亦有“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之文。知黄帝尧舜时，蚕织必已发明矣。三代之政，天子亲耕，后亲蚕。“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男耕女织并称本业，至于今未替。此其所以能以丝织，著闻五洲也。然古代蚕利，盛于西北，而后世唯盛于东南。偏僻之处，且有绝不知纺织之利者。此则疆域广大，各地方风气不齐，而治化亦不能无进退故也。（《中国文化史六讲》，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121页）


    罗盘针火药印刷术


    唐中叶以后，中国和大食的交通极其频繁，而西洋近代的三大发明，遂都经大食人之手，由中国传入欧洲。所谓三大发明，是罗盘针、火药、印刷术。欧洲和大食方面，关于罗盘针的记载，最早在十二三世纪间；中国则在公元一一一九年，朱彧</a>著《萍洲可谈</a>》，已经说广州的商人，能利用罗盘针航海了。朱彧的话，是得之于其父亲在广州，还在十一世纪之末。（见桑原骘藏《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本文二《考证》三十一，页九二至九五，商务印书馆本）火药，西洋发明的年代有两说：一说在公元一二四二年，一说在公元一三五四年顷。（见一九二九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国则在公元一〇四二年，宋朝曾公亮</a>等奉敕所撰的《武经总要</a>》，已载有火药的制法了。（《武经总要》，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此处所引，见卷十二，页六十五）后来南宋与金人战于采石矶，虞允文以火药制为“霹雳炮”，这是中国用火药之始。而西洋战争用火药，尚在一三四〇年左右。至于印刷术，活字版实始于宋仁宗时代，明初已改用铜活字。欧洲人能利用，事在公元一四三八年，才知道用金属的活字。（按《西史》所载，公元一四二三年有 Harlem地方的人 Lawrence Johnson Coaster创木版印刻。到一四三八年德人 Johann Gutenberg始发明活字版，铸铜为字，后又经Peter Seh?ffer改良活字铸造，遍行欧洲）较之我国先后相去，更不可以道里计。所以西人都承认，这三种事物，是从中国经大食人之手，传到西方去的。还有和印刷术有关的造纸，亦系由中国传往。据说：在第三世纪时代，就已传布到楼兰。（据瑞典人斯文赫定最近西北考察所得的结果）当公元七五一年，玄宗天宝十年，唐镇将高仙芝因和大食争石国（今俄属塔什汗），战败于怛罗斯城，中有中国造纸工人，均被大食俘虏。大食人就利用他，在中亚、波斯、大食、埃及等处，先后设厂造纸。到十二世纪，就输入欧洲了。（见向达《中外交通小史》第五章，商务印书馆本）有了罗盘针，海船才能横绝大洋（以前离海岸不能甚远），这是欧洲人近代，足迹遍及全世界的原因。有了火药，才有近代的军机，战事的情形才大变，不但打倒封建政体，使欧洲支离破碎的局面，焕然改观，并可向外发展了。至于印刷术，则无论在研究学术，以及教育方面，关系都极重要。所以说：这三者，实在是西洋近代文明的根源。


    马哥孛罗


    元朝兴起以后，东西交通，格外兴盛，元朝的用人是不拘种族、宗教的，所以西域人仕于其朝的很多。商人教士的往来，亦都很盛，其中最著名的，则有意大利的马哥孛罗（Marco Polo。可参看《中外交通小史》第八章；及张星烺《马哥孛罗》，商务印书馆本），元世祖时，在中国做官，在中国前后共二十年。回去之后，著了一部《游记》，为欧洲人知道中国情形之始。


    第二十九章


    明之内政与外交


    明太祖起于草泽，而能铲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他虽然起于草泽，亦颇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学校、科举、赋役之法，皆为清代所沿袭，行之凡六百年。卫所之制，后来虽不能无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所以明朝开国的规模，并不能算不弘远。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废宰相，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明朝的兵威，以成祖时为最盛，然边防的规模，实在也是成祖时坏掉的。成祖以大宁地方，赠兀良哈。宣宗时，徙治独石口。北边所守者，遂成今长城之线。若能始终保持太祖时之形势，则对蒙古可取攻势，而至满洲，可有自热河趋吉林之快捷方式，不单凭出山海关趋辽阳之一道也。


    成祖的北迁


    明太祖勤于政事，又能厘定制度；治国的规模，亦颇弘远。唯私心过重，封建诸子四十余人，又因猜忌之故，开国功臣，尽遭杀戮。太祖太子早死，孙建文帝立，太祖子燕王棣，起兵北平，把南京攻陷，建文帝不知所终，燕王自立，是为成祖，迁都北平。


    明太祖私心太重


    明太祖起于草泽，而能铲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他虽然起于草泽，亦颇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学校、科举、赋役之法，皆为清代所沿袭，行之凡六百年。卫所之制，后来虽不能无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所以明朝开国的规模，并不能算不弘远。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废宰相，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他用刑本来严酷，又立锦衣卫，使司侦缉事务，至后世，东厂、西厂、内厂，遂纷纷而起。这都不能不归咎于诒谋之不臧。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506页）


    明初的武功


    明朝的兵威，以成祖时为最盛，然边防的规模，实在也是成祖时坏掉的。元顺帝弃大都后，他的后裔，渐次退却到外蒙古，有好几代都遇弑，蒙古大汗统绪遂绝，继立的改称鞑靼可汗。此时鞑靼衰弱，而瓦剌和热河东北的兀良哈强盛（兀良哈，清朝译作乌梁海），都给成祖击破，吉、黑两省的女真，亦都服属，设立羁縻卫所。最远的奴儿干都司在黑龙江口，海中的库页岛，亦来朝贡。安南从宋太祖开宝元年，公元九六八年独立，成祖乘其内乱，把他灭掉，改设交趾布政使司，和内地一样。又遣郑和下西洋，航路直达非洲东岸，国威可谓极盛了。但成祖把大宁弃给兀良哈，宣宗时，开平卫遂因势孤内徙。（开平，就是现在的多伦县。元世祖即位于此，建为上都。明初于此设卫，宣宗时内徙独石。大宁在今热河省赤峰、承德之间）安南则因官吏行政不善，宦官奉使的又暴横，叛乱不绝，宣宗遂亦放弃，其地重属中国，只有十九年（一四〇九至一四二七）。


    明之边防坏于成祖


    明太祖虽居南京，而北方边防规模颇远，即元之上都置开平卫。又因元之大宁路之降（大宁路，属辽阳行省，其北境来降），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今热河地，朵颜地险而兵强，当时边外诸卫，都隶北平行都司），而宁王权居大宁以节制之（大宁，在今热河隆化县境），地跨辽、热、吉三省间。成祖起兵，虑宁王袭其后，诱而执之。以兀良哈（今乌梁海）兵从征有功，即位后，即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徙治保定。以大宁地方，赠兀良哈。后遂徙大宁都司于保定。于是，开平势孤。宣宗时，徙治独石口。北边所守者，遂成今长城之线。而宣（宣化）、大（大同）为极边矣。若能始终保持太祖时之形势，则对蒙古可取攻势，而至满洲，可有自热河趋吉林之快捷方式，不单凭出山海关趋辽阳之一道也。今既为成祖所坏，故对蒙古始终取守势，而趋满洲之快捷方式，亦遂断矣。（《本国史（元至民国）》，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71—72页）


    土木之变


    明朝的重用宦官，也是起于成祖时候的，而设“东厂”，使司侦缉事务，贻害尤烈。宣宗死后，英宗年幼，宠信太监王振。瓦剌酋长也先入寇，王振挟帝亲征。至大同，知兵势不敌，还师，为敌兵追及于土木堡（在今察哈尔怀来县西），英宗北狩。幸得于谦</a>，扶立其弟景帝，固守京城。也先攻城不克，侵边又不利，乃奉英宗回国。怨恨于谦的人，乘景帝卧病，以兵闯入宫中，奉英宗复位，是为“夺门之变”，于谦被杀。


    明中叶的内忧外患


    英宗复位后，传子宪宗，政治都不见良好，宪宗死后，孝宗即位，较为清明。孝宗死，武宗继之，耽于游戏，始而信任太监刘瑾</a>，听其专权妄为，后又宠幸武官江彬，引导他各处去游玩。人心震动，畿南盗起，宁王宸濠，又在江西造反，几至大乱。武宗死后，世宗继立。世宗在明朝皇帝中，驾驭宦官是最严的。然因相信神仙，怠于政事，一任宰相严嵩</a>蒙蔽，国事遂至大坏。


    先是元太祖后裔达延汗，又统一蒙古，留其幼子居漠北，是为喀尔喀部，达延汗与其孙徙牧近长城附近，是为察哈尔部。其孙子</a>俺答居归化城，为土默特部。十六世纪中叶，俺答为边患最深。又从明初以来，就有所谓倭寇，因其时日本内乱不止，失败的武士和浪人，遂为寇于海外。明世宗</a>时最为猖獗，沿海各省，大被其患。世宗殁，二传至神宗，年幼，宰相张居正</a>当国，政治颇见振作。倭寇亦被良将戚继光</a>、俞大猷</a>等剿平。其时俺答受喇嘛教感化，不复为边患，而察哈尔部转炽。居正用戚继光、李成梁以守蓟、辽，东北边亦得安静。然居正死后，神宗旋复怠荒，任用宦官，借开矿为名，到处骚扰索诈，又派他们到各省去做税使，穷乡僻壤，米盐琐屑无一得免。


    日本从开国以后，历代都和虾夷为敌。八世纪末，遂置征夷大将军，以守卫东北，后来政权遂入其手，是为幕府。屡起争夺，幕府的权柄，又旁落于手下的将士，各据封土，全国分裂。神宗时，丰臣秀吉起而把他打定。因念乱源终未尽绝，想把他们牺牲到国外去，就起兵侵朝鲜。朝鲜李氏，因承平既久，兵备废弛。日兵至，不能御，其王逃到义州。神宗发大兵去救援他，初战胜利，旋因轻进中伏致败。于是“封贡”议起，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秀吉不受，又发兵侵朝鲜。明兵和他相持，迄无胜算。直到秀吉死后，日本兵才退回。这一役，明朝损失无算。


    第三十章


    明之衰亡与奋斗


    明朝的内治，亦是败坏于成祖时的。太祖定制，内侍本不许读书。成祖破南京，颇得宦官为内应，才选官入内教习。从此以后，内之则有所谓秉笔太监，而宰相的票拟，决于内官的批红。外之则监军、出镇、奉使，无一件事不参预。明朝的权柄，就全落到宦官手里了。神宗深居宫禁，二十多年，不曾视朝。听凭一班太监，出去妄作妄为。朝臣又结党相攻，言官互相攻击。遇有国家大问题，往往先争意气，把国事的利害，反搁置了。


    神宗之怠荒


    明神宗时，日兵退出朝鲜之后，建州酋长努尔哈赤</a>，早已起来，自称后金汗。神宗贪乐荒怠，有二十多年未坐过朝，每遇官职有缺，也不去补授，朝臣互相参劾，也置之不理，内政腐败已极，于是有三大案出来。


    神宗怠荒 古今罕见


    明朝的内治，亦是败坏于成祖时的。太祖定制，内侍本不许读书。成祖破南京，颇得宦官为内应，才选官入内教习。从此以后，内之则有所谓秉笔太监，而宰相的票拟，决于内官的批红。（票拟，谓由宰相对于奏本，拟具办法，写出进呈皇帝。批红，谓由皇帝用朱笔批示，决定办法。明时皇帝深居宫中，坐朝之时甚少，批红往往委之内监）外之则监军、出镇、奉使，无一件事不参预。明朝的权柄，就全落到宦官手里了。到神宗中年以后，而其衰乱更甚。神宗的怠荒，是历代君主所没有的。他深居宫禁，共有二十多年，不曾视朝。听凭一班太监，出去妄作妄为。朝臣又结党相攻。言官互相攻击，吏部举行察典（即考查官吏成绩的好坏，以定升降黜陟），亦彼此互相排挤报复。遇有国家大问题，往往先争意气，把国事的利害，反搁置了，诒害颇大。（《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第二册，第140页；第三册，第13页）


    东林党及三大案


    当时有朝臣顾宪成</a>，在东林书院（顾宪成是江苏无锡人，东林书院就在无锡）讲学，友朋很盛，时常议论朝政得失，批评执政贤否，时人称其徒为东林党。神宗晚年，有男子张</a>差持梃入太子宫被获，东林党人说有人主使，谋危太子，非东林党人以为不过是疯汉，并无政治意义。这是所谓“梃击案”。神宗死后，子光宗继位，得疾，服宰相所荐医生的红丸，无效而死。东林党人以为是弑君，非东林党人以为与药无干，这是所谓“红丸案”。光宗死后，其子熹宗嗣位，光宗妾李选侍占住乾清宫，被东林党人勒令移出，非东林党以为不应上逼母妃。这是所谓“移宫案”。两党藉这三大案为题，攻争不息。非东林党人和宦官魏忠贤相结，把东林党著名的人下狱拷死，直到熹宗死，其弟思宗继位，才治魏忠贤及其同党的罪，但国政已不堪设想了。


    学校与书院


    学校的起源，本是纯洁的，专为研究学问的；惜乎后来变为国家养成人才之所。国家养成人才，原是很好的事；但因（一）事实上，国家所代表的，总是业经通行、已占势力的理论。所以公家所立的学校，其内容，总要比较陈旧些。社会上新兴的，即在前途有真正需要，而并非在过去占有势力的学科，往往不能尽力提倡。（二）而且其本身，总不免因利禄关系而腐化。于是民间有一种研究学问的组织兴起来，这便是所谓书院。书院是起于唐、五代之间的。宋初，有所谓四大书院者，朝廷咸赐之额。此外赐额、赐田、赐书的还很多。但书院并不靠朝廷的奖励和补助。书院之设，大概由（一）有道德学问者所提倡。（二）或为好学者的集合。（三）或则有力者所兴办。他是无所为而为之的，所以能够真正研究学问，而且真能跟着风气走。在理学盛行时代，则为讲学的中心；在考据之学盛行的时代，亦有许多从事于此的书院；即其确证。新旧两势力，最好是能互相调和。以官办的学校，代表较旧的、传统的学术；以私立的学校，代表较新的、方兴的学术；实在是最好的办法。（《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279页）


    流寇之祸


    思宗在位年间，外则满洲格外猖獗，占据辽东，进犯京城。内则流寇大起，到处焚杀，流寇首领李自成破了京城，思宗自缢死。满洲乘机入山海关，逐去李自成，入北京称帝。


    明人之奋斗


    满洲入关后，明人奉福王即帝位于南京。满兵南下，屠扬州，杀督师史可法</a>（史可法是河南祥符人，殉难后求尸不得，葬衣冠于扬州梅花岭），渡江入南京，虏福王北去。明人又立唐王于福州，同时明人又有奉鲁王称</a>监国于绍兴，鲁、唐二王不睦，后唐王竟被满兵所杀。明人又立桂王于广东，竭力抵抗满兵，历十余年，西南诸地（桂王为明末帝，年号永历，故亦称永历帝。 他初立时，尚有两广云贵之地）尽失，逃奔缅甸，被缅人献出缢死。明将郑成功</a>（郑成功，福建南安人，唐王赐姓朱，时称为国姓爷。桂王封为延平郡王，授招讨大将军）仍坚守台湾，直到清康熙</a>帝时，才把台湾郑氏灭掉。明室虽然已亡，这民族奋斗的精神，为前代所没有。


    第三十一章


    中华民族的拓殖


    西人东航之初，中国人的足迹，早已遍布南洋了。中国西北负陆，而东南面海。闽、广之北，限以重山，其民不易向中原分布，所以移徙到海外的很多。南洋群岛，气候和煦，物产丰饶，实在是中国的一片好殖民地。不但如此，中国人做事平和，凡事都以共存共荣为目的。以民族拓殖的成绩而论，通先后而观之，则我族南进之力，似优于北进。中国的文明，本植根于黄河流域，其北进者，当战国之世，即已拓展至今之热、察、绥及辽宁。其后遂无甚进展，甚至并此诸地，而有时亦不能保。南进者则长江、珠江、闽江诸流域，次第凝合为一体。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虽未能如此，然吾族在其地之势力，仍极巩固。


    中华民族近代的发展


    中国民族，拓殖的能力，本来是很伟大的。尤其近代，对于东北和南方的拓殖，更为值得纪念的事情。


    历代的南进


    南洋一带，气候炎热，物产丰饶，本来是最适宜于拓殖的地方。中国人民，移殖其地，也由来很久了。据阿剌伯人的记载：九四三年顷，就有多数华人，在苏门答腊，从事种植。大约是避黄巢之乱前去的。宋时，正南诸国，以三佛齐［三佛齐即今之浡淋邦（Palembang），在苏门答腊东部，为其都会。南北朝称干陀利，唐称室利佛逝，宋称三佛齐，明改称旧港］为最强。东南诸国，以阇婆（阇婆即今之爪哇，唐宋均称阇婆，明概作瓜哇，当系爪哇之讹）为最强。而三佛齐已有中国文字，阇婆屋宇，亦和中国相同。可见华人移殖的，必已不少。元时称爪哇为新邨，三佛齐为旧港。又可见华人移殖的次第了。


    郑和的出使


    中国历代政府，对于南方，都不甚注意，只有元、明两朝，是个例外。元世祖定中国后，遣使招致南洋诸国。因爪哇拒命，曾经用过一次兵，其事在一二九二年。明初交通外国，还承袭元代的规模。太监郑和，奉成祖之命，出使西洋。从一四〇五到一四三三年，前后奉使凡七次。郑和的出使，是带着水兵走的，所至加以宣谕，服从的赏赐金帛，不服的就威之以兵，曾经三擒番长。后来出使的人，没有一个不称道他的名字，以夸耀诸番的。


    明代南洋的拓殖


    明代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腊、吕宋、满剌加、浡泥都有多数华人移殖，从事开发。如爪哇的新邨，本来是荒凉之地，后来中国人流寓，聚集至千余家，遂成为富庶之区。诸番舶多往互市，又如马来半岛的锡矿，实在是华人发现的；其渔业，亦从华人移殖之后，才大形进步。现在半岛的锡矿，还有百分的六十四，属于华人；西岸的渔业，亦全在华人手中；可以为证。这都是指固定居民而经营农矿等事业的，其往来各岛间的商业操之于华人，那更不待论了。


    明人对外拓展不靠政府助力


    西人东航之初，中国人的足迹，早已遍布南洋了。中国西北负陆，而东南面海。闽、广之北，限以重山，其民不易向中原分布，所以移徙到海外的很多。南洋群岛，气候和煦，物产丰饶，实在是中国的一片好殖民地。不但如此，中国人做事平和，凡事都以共存共荣为目的。假使开发南洋的责任，而由中国负之，南洋群岛的土人，决没像现在饱受压迫，濒于灭亡之惨。徒以昔时狃于“不勤远略”之见，有此基础，不能助以国力，向前发展，这真是一个大错误。不但如此，因海防的废弛，通商政策的不得宜，反还因海洋交通，而深受其害，这便是所谓倭寇。（《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281—282页）


    华人在南洋的政治势力


    当时华人在海外，握有政治势力的也很多。譬如梁道明在三佛齐，闽、粤军民，渡海从之者数千家，雄视一方。明成祖</a>遣使招致，道明即随使来朝。以副头目施进卿代领其众。其时又有个陈祖仪，在旧港做头目，专劫往来客人。郑和遣人招谕，祖仪却潜谋袭击，进卿告知郑和，把他擒获，就在旧港设立宣慰司，用进卿为使；进卿死后，还传女施二姐；则中国竟在南洋施行土司制度了。此类在南洋有势力的华人还很多。西人东来以后，也还有能和他们奋斗的。


    民族拓殖南进优于北进


    以民族拓殖的成绩而论，通先后而观之，则我族南进之力，似优于北进。中国的文明，本植根于黄河流域，其北进者，当战国之世，即已拓展至今之热、察、绥及辽宁。其后遂无甚进展，甚至并此诸地，而有时亦不能保。南进者则长江、珠江、闽江诸流域，次第凝合为一体。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虽未能如此，然吾族在其地之势力，仍极巩固，已如前述。此其成绩，相去可谓甚远，盖一由地利之殊，一亦由近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以前，耕稼及工商之国，皆不能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而蒙古地方，又适为东洋史上的侵略地带之故，此固无足为异。（《论外蒙古问题（上、下）》，原刊《平论半月刊》1945年12月第7期，1946年1月第8期）


    拓殖的成绩


    综观华人拓殖的成绩，实可说在世界诸民族之上，不论寒冷和炎热的气候，我们都能耐得住，这一点，尤为特出。所以不论南进北进，成绩都是好的。现在虽因国力不足，暂居他人羁轭之下。然其他的民族，既然多数是中国人，则论民族自决主义，其地的主权，自然应属之于我，这一点，是任何人不能不承认的，只要我国民，能够为长期间的奋斗就是了。


    第三十二章


    元明之文化与社会状况


    到十五六世纪间，王守仁</a>出，而学风才一变。王守仁的宗旨，是以人心的灵明为“知”，这个知，是生来就有的，无待于学，所以谓之“良知”。良知是能够知是知非的，只有昏蔽，不会丧失。如此，凭你在“事上磨炼”也好，“静处体悟”也好，简单直捷，一了百了。这真是理学中最后最透彻之说。明朝末年，顾炎武、黄宗羲</a>等大儒出，学风又有转变。顾炎武的特色，在于（一）博学，（二）实事求是，（三）讲求实用。与炎武同时几个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实事的。这时代的社会经济，颇为可怜。建设的情形，实在有些退化了。这一由于地方的款项，多提归中央；一由于北方遭外族长期占据的结果。


    元明时代的学术思想


    元明时代的学术思想，是承宋朝而渐变的。理学本兴起于北方，然到南宋时北方反而绝迹了。元兵下湖北，得儒者赵复，北方的学者，多奉以为师。程、朱之学，乃复行于北。直到十五六世纪间，王守仁出，而学风才一变。王守仁的宗旨，是以人心的灵明为“知”，这个知，是生来就有的，无待于学，所以谓之“良知”。良知是能够知是知非的，只有昏蔽，不会丧失。人只要时时磨砺他，使他晶莹，遵照他的命令做就得了。这个便唤作“致良知”。这是何等简易直捷的方法。


    王守仁的“致良知”


    王守仁之说，是承陆九渊之绪，而又将他发挥光大的。所以后来的人，亦把他和九渊并称，谓之陆王，和程朱相对待。守仁之说，以心之灵明为“知”，为人人所同具。无论如何昏蔽，不能没有存在的。此“知”是生来就有的，无待于学，所以谓之“良知”。人人皆有“良知”，故无不知是非之理。但这所谓“知”，并非如寻常人所谓“知”，专属于知识方面。“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知其恶，自然就恶，知其善，自然就好。决非先知其恶，再立一个心去恶；先知其好，再立一个心去好的。好之深，自然欲不做而不能自已；恶之甚，自然万不肯去做。所以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说“知行合一”。既然知行就是一事，所以人只要在这“知”上用功夫，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时时提醒“良知”，遵照他的指示做：莫要由他昏蔽，这个便是“致良知”。如此，凭你在“事上磨炼”也好，“静处体悟”也好，简单直捷，一了百了。这真是理学中最后最透彻之说，几经进化，然后悟出来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295—296页）


    理学家的流弊，在于空疏；王学既行，更加以“猖狂妄行”之弊；人心就要穷而思返了。加以明朝末年，内政腐败，外敌凭陵；所以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出，学风又有转变。顾先生做《日知录》，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国之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所谓“国”，就是现在所谓王朝；所谓“天下”，就是所谓国家，这是给民族主义以何等的意识。黄先生《明夷待访录</a>》，对于君主政体，痛下攻击，也是专制时代的人所不能言，不敢言的。此外，他们关于根本问题的议论还极多。而他们读书又极博，一洗前此空疏之弊，又为清朝的考据学，导其先路。


    顾炎武的特色


    顾炎武的特色，在于（一）博学。他于学问，是无所不窥的。看他所著的《日知录》，便可以知道。（二）实事求是。无论讲什么学问，都不以主观的判断为满足，而必有客观的证据。看他所著的《日知录》《音学五书》，便可知道。（三）讲求实用。与炎武同时几个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实事的，不是想谈学问的。所以他们讲学问，也带有实用的色彩。看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便可以知道。与炎武同时的黄宗羲、王夫之</a>、颜元</a>、刘献廷</a>等，都带有这种色彩。（《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103页）


    元明时代的文艺


    文艺，大体也承宋人之风。其最有特色的，是戏曲同平话。古代俳优、歌舞、百戏，各为一事。优伶专以打诨、取笑为主。歌舞不演故事。扮演只百戏中间有。南北朝以来，才渐有以扮演兼歌舞的，然辞句和动作，仍不合所扮的人的身份。元朝的南北曲，才合三者为一，造成现在的旧剧。宋朝人的说话，就是现在所谓说书。说书的人，是各有其底本的；后来把这底本略加涂饰，就成为现在的平话。（现在通称为小说。然小说的名目，包括很广，平话只可算其中的一种）再进一步，就可专为阅读而著作了。此等文字，从元明以后，日趋兴盛，实为现代平民读物的大宗。


    白话小说


    骈散文与诗，皆为宋代之贵族文学。词虽可歌，其辞句亦不尽与口语相合。然当时自有以白话著书者。其大宗为儒、释二家之“语录”及“平话”。语录与文学无涉，而平话则为平民文学之大宗。平话即今人所谓白话小说，此等原用为说话之底本，非以供娱情者之目治，然岁月久而分化繁，遂亦成为可以阅读之书矣。此近世白话小说之缘起也。白话小说进化之途有二：（一）则真实之言愈少，而捏造妆点之言愈增。（二）则口语之成分日减，目治之成分日增。小说原于口说，后乃变为目治之物。口舌笔札，势不能尽相符合。于是专供目治之小说，与备说书人之用之底本，机势亦日趋变异。（《宋代文学》，第103—104、110、119页）


    元明时代的社会阶级


    元朝在中国时，民族间不平等的待遇颇多。其尤为暴虐的，则是行军之际，以俘虏为奴婢。这本是很不合理的，而元朝诸将，还要把降民诈称俘虏，汉人入奴籍的就更多（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条）。直到明朝，此等蓄奴的风气，还不能免；而明时绅权特重，士大夫居乡的，都非常暴横，也是元时异族压制，遗留下来的恶习。


    元时输入的宗教


    元时外国的宗教，输入的也颇多。然最尊重的为喇嘛教，元世祖奉八思巴为帝师，为西藏宗教兴起之开始。但那时尚属红教，到明成祖时，宗喀巴</a>创立黄教，传授达赖、班禅二喇嘛，青海、西藏、西康、蒙古，次第信从，遂有今日之盛了。基督教当元世祖时，许在北平设立教堂，但信他的也多是蒙古人，所以元亡而遂绝。只有回教在这时代，是呈相当的盛况，而元亡以后，亦还能保其相当的地位的。原来元朝所用的色目人，以西域人为最多，西域人大概是回教徒，他们多数和居住在天山南路的畏兀儿人同族，所以传播较为容易。他们的保守其宗教，又比别种教徒，来得坚固些。现在西北、西南，回族遍布，各地方亦都有回教信徒，实在是开始于元代的。


    元明时代的社会经济


    这时代的社会经济，是颇为可怜的。顾炎武《日知录》说：“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可见这时代，建设的大概情形，实在有些退化了。这一由于地方的款项，多提归中央；一由于北方遭外族长期占据的结果。武力的不竞，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呀！但是在这时代，也有一件事情，值得纪念的，那就是木棉之利的普及于全国。宋以前，木棉的种植，只限于交、广一带。宋末，才渐渐移殖到江南。有一个黄道婆，从崖州到松江，教人民以纺织之法，从此以后，木棉就衣被苍生了。山东运河的开成，也算这时代一件大事。


    木棉的推广


    麻、丝的使用，自然是一个大发明。丝的使用，起于黄帝元妃嫘祖（说不足信）。麻的发明，起于何时，亦无可考。知用麻、丝之后，织法的发明，亦为一大进步。现在衣服材料，为用最广的是木棉。其普遍于全国，是很晚的。此物，《南史·林邑传》谓之吉贝，误为木本。《新唐书》作古贝，才知为草本。《南史》姚察门生送南布一端，白居易《布裘》诗“桂布白似雪”，都是指棉布而言。但只限于交、广之域。宋谢枋得《谢刘纯</a>父惠木棉》诗：“嘉树种木绵，天何厚八闽？”才推广到福建。《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江、江东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则推广到长江流域了。其所以能推广，和纺织方法，似乎很有关系的。《宋史</a>·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由妇人。陶宗仪</a>《辍耕录</a>》说：松江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其功甚难。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木棉岭南久有，然直至宋元间才推行于北方，则因无纺织之法，其物即无从利用，无利之可言了。所以农工两业，是互相倚赖，互相促进的。（此节略据《陔余丛考》）（《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242、243、244页）明清之交，始及于黄河流域，棉织之自南输北者大减，民颇受影响，吴伟业</a>曾作七古咏及之。民国初，浙江云和县之下流社会，冬尚未知衣棉。一物之传，其难如此。（《本国史（元至民国）》，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93页）


    从宋到明币制的变迁


    中国的币制自汉以前，本来金、铜并行（战国时已有用金的法子。譬如孟子之齐，齐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秦人散金行间以图六国，可为战国用金之证。后来秦并中国，制币为二，黄金以镒计，铜钱重半两。是为汉以前金铜并用之证），其时铜钱价贵，黄金除豪商、贵族外，人民是不很有的。后来贸易发达，铜钱增多，价格渐跌；黄金却因佛教输入，写经、塑像，消耗甚多，渐渐的减少了。乃于铜钱之外，兼用布帛。布帛是不能久藏的，且亦嫌其笨重，北宋时，四川乃发生纸币，谓之“交子”（交子是货物交换媒介的意思。先是唐宪宗时代，已有一种“飞钱”制的发生。宋代官商，都感到旅行带多数的钱，累重不便，私自为券，是为“交子”），由富人主持其事，担任兑现。行之久，富人穷了，付不出现来，争讼繁兴，乃改由公家发行。宋、金、元、明四代都用他。宋人谓之“交子”“会子”“关子”，金、元、明都称“钞”。因历代都不免于滥发，价格都跌落到不能维持，明朝宣宗时候，就把他收回烧毁，不再行用了。纸币既跌到不能行使，铜钱又已绝迹，人民乃不得已而用银。其事起于金朝末年（事在金哀宗正大年间。正大，自公元一二二四至一二三一年。银的初起，是因铜钱被纸币驱逐净尽，用来代铜钱，以便小额交换的；不是因铜钱价格太低，而兼用银子的），到明朝废钞票后，就赋税也渐次收银了，然只是用私量的法子行使，始终没有铸造。和铜钱，亦听其各以本身的价格涨落，始终没有厘定主辅的关系或比价。


    隋唐后币制之变迁


    隋唐之世，宇内清平，交易复盛，铜钱感觉不足：国家既无此大量之经费整理，私铸、私销亦不能禁绝。既苦不足，又病紊乱。而交易之额日巨，铜钱运输，又觉不便。于是唐中叶后有飞钱，宋初有交子。飞钱乃后世之汇兑，交子则兑现之纸币也。由民间自为，而其后皆由政府之干涉，以至失败。货币为量物价之尺，其本身之价格宜划一而不宜纷歧。金银铜铁，本身同为实物，价格自难齐一。与其以两种以上之金属为主辅币，而设法维持其比价，自不如以一种金属为货币，而以纸代表其巨数。故飞钱、交子之兴，实合于货币进化自然之趋势，而为政府利用之以筹款之策所破坏。纸币既跌价不复可用，铜钱又被驱逐几尽而不能恢复，乃不得不代之以银。此事起于金之末年，至明宣宗</a>时尽废钞币而大成。故中国之用银，乃所以代铜钱供零星交易之用，非以钱质量值轻；而以银与之相权。故对于以银为主币，视铜钱为辅币之理（即视铜钱之本身无价格，而视为银币之几分之几），始终不能了解。至前清末年，欲行银本位制，始终多所扞格，直至法币行，而货币政策乃告成功。（《本国史复习大略》，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55—656页）


    第三十三章


    本期结论


    从秦始皇统一起，到明末止，为时约近二千年。这二千年中，我国独立为东亚的一个大国；四周诸国，文化程度，皆出我之下；此种情势，始终没有变更。对北族的民族斗争，我国盛强时，则能把他们征服；衰乱时，就不免反受其害。论经济状况，商业资本，始终是最活跃的。中国幅员广大，而劳力低廉，只要扩充销路，就有利可图了。正不必要想到节省劳力，以谋减轻成本，所以几千年来，大家不向使用机器上着想；即有聪明的人，偶尔想到，也不会被利用，而不久就失传了。这是中国人不能进于工业资本的原因。因为国太大了，人民参与政治，其势无从实行。政府监督之力，有所不及。多所兴作，往往反致民累，结果酿成政治上的一种“惰性”。


    本期的民族斗争


    从秦始皇统一起，到明末止，为时约近二千年。这二千年中，我国独立为东亚的一个大国；四周诸国，文化程度，皆出我之下；此种情势，始终没有变更。国际上最剧烈的，就是对北族的民族斗争，我国盛强时，则能把他们征服；衰乱时，就不免反受其害；如汉之后有五胡，隋唐之后有辽、金、元是。


    文明民族何以反被野蛮民族所征服


    从来野蛮民族的勃兴，和文明民族文化的传播，实在极有关系。在东西历史上，文明民族，都受野蛮民族的蹂躏。如中国之于辽、金、元、清，希腊之于马其顿，罗马之于日耳曼。说者多以为野蛮民族性质强悍，勇于战斗之故。其实不然，单靠勇于战斗，是不能征服人家的。然则其原因在哪里呢？我说这在社会组织上。因为我们的社会，是在病态中进化的。一方面，文明程度，固然逐渐加高；一方面，组织病态，亦在逐渐加深。所以以文明程度论，固然文明人优于野蛮人；以社会组织论，实在野蛮人胜于文明人。我们说具体一些的话：在政治上，我们有阳奉阴违之弊；又有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弊。假使在两军相当之际，我们的将帅，就可以找一句推托的话，逗挠不前；我们的军需官，甚而可以藉图私利。这许多事情，在野蛮社会里，大抵是很少有的。关于这一点，古来的人，也早就见到。譬如在《史记·秦本纪》里所载由余对秦穆公的话，《匈奴列传》里所载中行说（当时的一个汉奸）诘难汉使的话，都是这一个道理。历代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相争之时，文明民族里所谓内奸，总是很多；甚至有倒戈以攻其祖国的；而野蛮民族中，此等现象，却极少。就可见得文明社会病状的深刻。因为病状深刻，所以其社会中的分子，利害和社会全体相反的多了。所以文明民族的文明，向野蛮民族传播，达到一定的程度，文明民族自身会有危险的，然则还是社会组织不正常的罪罢了。（《中国民族演进史》，第126、130页）


    本期的文化


    文化：在本期中，也大有变迁。第一步，是诸子百家之学，均居次要，而儒家处于独尊的地位。第二步，是印度哲学输入，在思想界占重要的地位。第三步，便是儒、释思想调和，而发生一种新哲学了。以宗教论：则固有的崇拜对象，集合而成道教，和专讲人伦日用的儒教，出世的佛教，鼎峙而称三教。其余外国的宗教，输入的也还不少，但不占重要的位置。


    本期的经济和社会组织


    论经济状况，在本期之中，商业资本，始终是最活跃的。因为从统一以后，各地方的联结，已经密切，各地方的人，已经非互相倚赖不能生存了。虽然偏僻之处，保存其自给自足的状况的，也不是没有，然在全国中，是不占重要的地位的。从商业资本再进一步，就可达到工业资本了，然必销路畅旺，工价高昂，感到人力的不足，才会想到利用机器。中国幅员广大，而劳力低廉，只要扩充销路，就有利可图了。正不必要想到节省劳力，以谋减轻成本，所以几千年来，大家不向使用机器上着想；即有聪明的人，偶尔想到，也不会被利用，而不久就失传了。这是中国人不能进于工业资本的原因。社会组织当封建制度初崩溃时，人心上还觉得很不惯，要想回复他。经过王莽的扰乱，也就无人再敢提及，习而安之了。


    本期的政治


    本期的政治，始终是采取放任主义的，所以一切事情，不免废弛，这也有个不得已的原因：因为国太大了，人民参与政治，其势无从实行（中国民权遗迹，都在古代；后世国家扩大之后，就没有了。这并非理论上以为不该有，只是限于事实，无从行使）。政府监督之力，有所不及。多所兴作，往往反致民累，结果酿成政治上的一种“惰性”。既集大权于君主一身，其势不得不图控制之便，于是治民之官日少，治官之官日多（顾炎武语，见《日知录》。如地方自治废弛；汉于郡县之上，又加州牧，元于路府之上，再加行省都是），尤以乱世为甚，一个控制不住，就成尾大不掉之势，如后汉和唐代的末年就是。这个唤作“外重”。然反之，中央政府的权力太大，没有人能裁制他，则淫昏之君，甚至于奸佞之臣，以及宦官女谒等，又皆能为所欲为，民被其毒。总而言之：专制君主，本不是良好的政体，这二千年来，政治上的受其弊，也可以说是很深了。


    官僚与放任消极之政治


    中国的政治，是取放任主义的。从前的政治家，有一句老话，说“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只这一句话，便表明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中国的政治，为什么取这种消极主义呢？原来政治总是随阶级而兴起的。既有阶级，彼此的利害，决不能相同。中国政治上的治者阶级，是什么呢？在封建时代，为世袭的贵族。封建既废，则代之以官僚。所谓官僚，是合（一）官；（二）士，即官的预备军；（三）辅助官的人，又分为幕友、吏胥、差役；（四）与官相结托的人，亦分为绅士、豪民。此等人，其利害都和被治者相反，都是要剥削被治者以自利的。固然，官僚阶级中，未尝无好人，视被治阶级的利害，即为自己的利害。然而总只是少数。这是因为生物学上的公例，好的和坏的，都是反常的现象，只有中庸</a>是常态。中庸之人，是不会以他人之利为己利，亦不会以他人之害为己害的，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本位。社会的组织，使其利害与某一部分共同，他就是个利他者。使其利害和某一部分人相对立，就不免要损人以自利了。所以官僚阶级，决不能废督责。（督责二字，为先秦时代法家所用的术语。其义与现在所谓监察有些相似，似乎还要积极些）然中国地大人众，政治上的等级，不得不多，等级多则监督难。任办何事，官僚阶级都可借此机会，以剥民以自利。既监督之不胜其监督，倒不如少办事，不办事，来得稳妥些。在中国历史上，行放任政策，总还可以苟安，行干涉政策，就不免弊余于利，就是为此。因此，造成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48—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