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上古史

    第一章


    太古之传说


    历史，是要有了文字，才会有的。没有文字以前，就只得凭向来的传说，加以幼稚的思想，把他附会联贯起来了。然而传说虽然幼稚，其中总也包含着些思想和事实。中国古代，较确实的传说，是和火的发现同时的。所谓三皇，第一个是燧人氏，便是发明取火的法子的。第二个是伏羲</a>氏，他制造网罟，教人民打猎、捕鱼。第三个是神农</a>氏</a>，就要教人民种田了。


    传说的价值


    地球的有人类，已经几十万年了；人类的有历史，却不过几千年。因为历史，是要有了文字，才会有的。没有文字以前，就只得凭向来的传说，加以幼稚的思想，把他附会联贯起来了。然而传说虽然幼稚，其中总也包含着些思想和事实。现在科学发达了，历史不完备的地方，可以借别种科学来补足。如地球如何生成？生成之后，有何变化？可以借助于地文学和地质学。地球上什么时代有生物？又什么时代才有人类？有了人类之后，又是如何进化的？可以借助于古生物学和人类学。如此，历史的年代，就渐渐的延长了。根据着这种眼光来看古代的传说，我们就愈觉得有味。


    历史年代


    历史之有年代，犹地理之有经纬线也。必有经纬线，然后知其地在何处；必有年月日，然后知其事在何时。举一事而不知其时，即全不能知其事之关系矣。然历史年代，有难言者。今设地球之有人类，为五十万年，而列国史实，早者不越五千年，有确实年代者，又不及其半，是则事之有时可记者，不及二百分之一也。况于开化晚者，所记年代，尚不及此；又况蒙昧民族，有迄今不知纪年之法者邪？以历法推古年代，本最可信，然昔人从事于此者，其术多未甚精；古历法亦多疏舛；史籍记载，又有讹误；故其所推，卒不尽可据也。先史之世，无年可纪，史家乃以时代代纪年。年代愈古，则材料愈乏，而其所分时代愈长。看似粗略，然愈古则演进愈迟，变异亦愈少，据其器物，固亦可想见其大略也。（《先秦史》，开明书店1941年版，第32、39页）


    进化的三时期


    人是会使用工具的，研究人类学的人，就把他所用的工具，来分别他进化的时代。最初所使用的，大抵是天然的石块，虽然略加改造，离天然的形状，总还是很近的。这个唤做“始石器时代”。后来进步了，便会把天然的石块，改造成自己所要用的样子，唤做“旧石器时代”。再后，并能造的很精致了；这个唤做“新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所用的锤、刀、镞等物，看似粗劣，却帮助人类做成了许多东西；而且在对动物的斗争上，很是有利。用火，也是人类的最大发明。有了火，人就可以得光明，得温暖；也可以做防卫和攻击的手段。而其关系尤大的，则是易于将东西改造，譬如天然露出的金属，给人类取得的，就可以把他打成器具。就是和土混杂的，亦可借火的力量，把土烧掉了取出来。如此，就渐渐的先进于用铜，后进于用铁了。人类进化的步骤，大略如此。


    社会演进的等级


    社会的演进，可以从多方面观察，而用种种标准，以分别其演进的等级。但是人类最急切的问题是求食；而其所以能高出于其他动物，则因其能使用器械。所以用人类取得食物的方法，和其所使用的器械的不同，来分别他演进的等级，是最切要的。用取得食物的方法来分别，可以分为：（一）搜采，（二）渔猎，（三）农业、牧畜时代。以其所使用的器械为标准，则可分为：（一）石器，（二）铜器，（三）铁器时代。大约渔猎时代，还只能使用石器；到农牧时代，渐能使用铜器和铁器了。（《中国民族演进史》，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第34页）


    三皇的传说


    中国古代，较确实的传说，是和火的发现同时的。古代传说，开天辟地的叫做盘古</a>。（此系秦汉间的传说，见任昉</a>《述异记</a>》及徐整《三五历纪》，系据《绎史</a>》卷一《开辟原始》篇转引）其次有所谓三皇（三皇五帝异说甚多，本书三皇之说，系据《尚书</a>大传》；五帝之说，系据《史记</a>·五帝本纪》。欲知其详，可参看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二章，商务印书馆本） ，三皇第一个是燧人氏，便是发明取火的法子的。第二个是伏羲氏，他制造网罟，教人民打猎、捕鱼。第三个是神农氏，就要教人民种田了。


    传说的君王可代表进化中的一个阶段


    古代的传说，总把社会自然的事情，归功于一两个人，尤其是酋长身上。但是古代的君主，都以德为号。（这是服虔之说）所以所谓某某氏、某某氏，亦可说是并无其人（至少虽有其人，而不关重要），而其名称，只是代表进化中的一个阶段。神话姑不必论。古代传说的君主，较有事迹可征的，是巢、燧、羲、农。巢是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的。燧是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的。羲是伏羲氏。伏羲，亦作庖牺。从前的人，说他是畜牧时代的酋长，这实在是望文生义。伏羲的正当解释，见于《尚书大传》中［《尚书大传》，是西汉初年伏生所撰。伏生名胜（汉人言生，如今人言先生），还是秦朝的博士，是汉朝传《尚书》的第一个经师，所以其说较古而可信］，是“下伏而化之”之义。至其事业，则《易经</a>·系辞传》，说他“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其仍在渔猎时代可想。至于神农二字，则古人本多当农业或农学的意义用，神农氏为农业时代的君主，那就不言可知了。（《中国民族演进史》，第35—36页）


    第二章


    中华民族之建国


    汉族在太古时代，似乎分为两支：一支在河南的，是燧人、伏羲、神农，从渔猎进化到农耕。一支在河北的，则以畜牧为业，这就是黄帝</a>之族。当神农氏的末年，两族曾起过一次冲突，就是所谓阪泉、涿鹿之战。其结果，黄帝之族得利，从此以后做共主的，就都是黄帝的子孙。虽然古代的天子，未必有多大权力，然而共主的统绪，相承不断，我国建国，就此放下基础了。


    搜集、渔猎、畜牧、农耕四时代


    人所以维持其生命的，最紧要的便是食，而取得食物的方法，亦随时代而不同。最初只是到处游行，遇见可吃的东西，就取来吃，这个唤做搜集时代。进步些，能和动物斗争，则入于渔猎时代。一定的地面上，可供渔猎的动物，是有限的，有时候还不能渔猎；所以在这时代的人，常常挨着饥饿。于是在草原之地的，进化而为畜牧；在山林川泽之地的，就进化而为农耕。


    农耕即孔子</a>所言的大同时代


    《礼运》所载孔子论大同之言，业已人人耳熟能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更简而言之，便是“养生送死无憾”六个字。老子</a>说：“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死不相往来，用现在人的眼光看起来，固然不是美事。然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却是不易得的。这颇可与孔子论大同之语，互相发明了。从游牧再进到耕农，则人类的生活，益形宽裕；而其性质，亦因之大变。这实缘其所操事业之平和，而其生活程度，亦远高于旧时之故。孔、老所想望的境界，大抵即在此时。（《中国社会变迁史》，见《吕思勉</a>遗文集》下册，第154、157、160页）


    国家的起源


    国家不是最初就有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建立起来的。搜集时代，不必说了。就渔猎时代，文明程度，也嫌太低；而且因受食物的制限，所团结的人，亦觉得太少。游牧时代，团结的人固然多了；文明程度，也固然较高了；毕竟是逐水草而居，和一定土地的关系不密切。农耕社会，则又内部太觉平和，分不出治者和被治者的阶级来（古代的农业公产部落，内部的关系，是很平和的。孔子所谓大同，大概就指的这个时代。可参看拙撰《大同释义》，见《文化建设杂志》第一卷第九、第十两期），所以往往不能形成国家。国家最普通的起源，是畜牧和农耕两种部落的结合。原来畜牧民族，性喜侵略，往往把农耕民族征服。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宁愿纳贡表示服从，而不愿意逃走。游牧民族，就始而征收其贡品；继并迁居其部落之内，代操其治理之权，形成治者和被治者的关系，国家就于此成立了。这是政治学家的成说，返观我国的古史</a>，似乎也是符合的。


    由大同入小康


    大概农业社会，衣食饶足；其人所从事的事业，又极和平，所以其性质最为善良。对外多能“讲信修睦”，内部更其不分彼此。孔子所说的大同时代，大约就是指此等部落而言。假定有两个部落，互相争斗，一胜一败，败者的财产，就要为胜者所有，连人也做了他们的奴隶了。如此，便生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阶级来。即使没有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一部落中，治者的权力，也会日渐扩大，至于与被治者分离。古代的国家，大概是如此造成。（《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上海中学生书局1935年版，第20、21页）


    部落互相接触，兵争渐起，发生征服与被征服之关系。而各部落之内部，执掌政权及富有财产者，权力渐显，地位亦渐高。社会则渐降而入小康之世矣。（《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页）


    中华民族的起源


    地球上的人类，其初该是同出一源的。因为环境的不同，影响到容貌上，而分为许多种族；又因文化的不同，而分为许多民族。中国大陆，在古代是有许多民族，杂居其间的。而在黄河流域的华族（中华民族的起源地，说者各有不同，但以从中亚细亚迁来逐渐到黄河流域之说，比较近是。自从民国十年以来，北平西南的周口店，发见一种猿人遗骨，称为北京人，又名中国猿人，推算年代，当在五十万年至百万年左右。似乎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发源于中国本土。或者极古时候已由中亚迁来了），就是后来称为汉族的，文明程度最高。汉族在太古时代，似乎分为两支：一支在河南的，是燧人、伏羲、神农，从渔猎进化到农耕。（普通以伏羲为游牧时代的酋长，乃因“羲”又作“牺”，“伏”又作“庖”，因而生出“驯伏牺牲”“取牺牲以充庖厨”等曲说。这是不对的。伏羲二字，乃“下伏而化之”之义，见《尚书大传》）一支在河北的，则以畜牧为业，这就是黄帝之族。［《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人众）兵（军械、师兵、犹言武装的徒众）为营卫。”所以知其为游牧民族］当神农氏的末年，两族曾起过一次冲突，就是所谓阪泉、涿鹿之战。（据《史记·五帝本纪》说：神农氏这时候衰弱了，诸侯互相攻击，神农氏不能征讨，诸侯之中，蚩尤</a>氏最为暴虐。黄帝和蚩尤战于涿鹿，把他擒杀。又和炎帝</a>战于阪泉，三战然后得胜。诸侯乃共尊黄帝为天子）其结果，黄帝之族得利，从此以后做共主的，就都是黄帝的子孙。虽然古代的天子，未必有多大权力，然而共主的统绪，相承不断，我国建国，就此放下基础了。/書 分 享 公 眾 號 晚 霞 书 房


    炎、黄之际为世运一大变


    《战国策</a>·赵策》曰：“宓牺、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春秋</a>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擅杀》曰：“今足下以汤、武为不义，然则足下所谓义者，何世之君也？则答之以神农。”若是乎，自古相传，咸以炎、黄之际，为世运之一大变也。案《战国·秦策》：苏秦言神农伐补遂，《吕览·用民》谓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说苑</a>·政理篇》同。则神农之时，亦已有征诛之事。盖神农氏传世甚久，故其初年与末年，事势迥不相同也。然此等争战，尚不甚剧，至炎、黄之际，而其变益亟。（《先秦史》，第57页）


    第三章


    唐虞夏商之政教


    黄帝还以游牧为业，到唐尧时候，就已经改事农耕了。尧、舜的禅让，禹的治水，都是给后世的人心以很大的影响的。禹之子启，即天子位，而唐虞时代的“官天下”（禅让制度），就一变为“家天下”（世袭制度）。夏、商两代，可考见的事情，还不很多。论其大略，则古书多说“夏尚忠，商尚质”。可见其时的风俗，很为朴实；而生活程度，也还不高。夏代约四百年，为商所灭；商代约六百多年，为周所灭。商代君主多兄终弟及，和周朝传子之法不同。


    唐虞时代的情形


    立国是要有两种力量的：一种是文化，一种是武力。古代炎、黄二族，论文化，似乎炎族较优；论武力，似乎黄族较强。两族合并之后，中华民族，就可以发扬其光辉了。炎、黄二族，大约本来是很接近的，所以同化很为容易。黄帝还以游牧为业，到唐尧时候，就已经改事农耕了。何以见得呢？因为《书经</a>》第一篇《尧典》，是记载尧时候的事情的。其中载尧命羲、和四子，分驻四方，推步日、月、星辰，制成历法，以教导农民。可见其时对农业，已经很重视了。所以这时代的政教也很有可观。


    尧舜的禅让


    尧、舜的禅让，禹的治水，都是给后世的人心以很大的影响的。据《书经》上说：尧在位七十年，因年老，倦于政事，要想传位给当时管理四方诸侯的官，唤做四岳的，四岳不敢承允。这时候，虞舜尚在民间，因其有德行，众人共举他。尧乃举舜，试之以政事。后来就使他摄政，传以天子之位。尧死后，舜让避尧的儿子。诸侯都归向舜，舜才即天子位。后来用同样的手续，传位于夏禹，禹即位之后，也是预定将王位传给益的。而禹之子启贤，天下都归心他，启遂即天子位，而唐虞时代的“官天下”—禅让制度，就一变为“家天下”—世袭制度。


    尧舜禅让之说


    尧舜禅让之说，予昔极疑之，尝因《史通</a>》作《广疑古》之篇。由今思之，昔时所疑，盖无甚得当者。唯果谓尧、舜、禹之禅继，皆雍容揖让，一出于公天下之心，则又不然。《韩子》所引史记之文，即其明证。古代史事，其详本不可得闻。诸子百家，各以意说。儒家称美之，以明天下为公之义；法家诋斥之，以彰奸劫弑臣之危。用意不同，失真则一。昔人偏信儒家之说，以为上世圣人绝迹后世，其说固非；今必一反之视为新莽、司马宣王之伦，亦为未当。史事愈近愈相类，与其以秦汉后事拟尧舜，自不如以先秦时事拟尧舜也。自周以前，能让国者，有伯夷、叔齐、吴泰伯、鲁隐公、宋宣公、曹公子喜时、吴季札、邾娄叔术、楚公子启之伦。既非若儒家之所云，亦非若法家之所斥。史事之真，固可据此窥测矣。然儒家所说，虽非史事之真，而禅继之义，则有可得而言者。《书》说之传者，今唯《大传》，而亦阙佚已甚。欧阳、夏侯三家，胥无可考。自当以《孟子</a>》为最完。今观其说，则先立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之议，然后设难以明之。曰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舜禹之王，必以朝觐讼狱之归，启之继世亦然也。所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也。故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禅让说平议》，原刊《古史辨》七，开明书店1941年版，第268、269—270页）


    禹的治水


    当尧的时候，天下有洪水之患。舜摄政，举禹，叫他去治水。禹乃先巡行各处，看定了地势，然后用疏浚之法，导小水使入大水，大水使入海。当时独流入海的，是江、淮、河、济四条水，谓之“四渎”，为诸水之宗。


    治水的三阶段


    朱子说：禹的治水，只有《书经·皋陶谟》即今本《益稷》中，“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几句话最可信。川是自然的河流，畎浍则人力所开的水道，海乃湮晦之义，距离较远，而其地的情形，为我们所不知之处，则谓之海，所以夷、蛮、戎、狄，谓之四海。九是多数的意思。“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只是把人力所成的沟渠引到大河里，又把大河通到境外罢了。治水最早的法子，该是堤防，这原是最易见到的，然久之就觉得其不妥，不顺着自然力的方向去利用他，而要与之相争，这总是不行的，于是就从堤防进步到疏浚。古书上说鲧治水的失败，禹治水的成功，就是代表这一个观念的，未必是当时的事实。然而疏浚的工程太大，人力实不能胜，奈何？于是有（明）潘季驯</a>束水攻沙之法。束水攻沙者，河行到平地，流势宽缓，将未显出堆积作用来时，我们则窄其道而束之，使其再显出冲刷作用和搬运作用，于是从上流挟带而来的泥沙都被搬走，不至堆积下来了，不和自然力争斗，亦不见他退缩，而即利用他的力量，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确是治水最高的方法了。治水的三阶段，恰代表了人类对付自然的三种态度。（《治水的三阶段》，原刊上海《正言报·学林</a>副刊》 1945年第 2期）


    唐虞的政教


    当禹治水的时候，益、稷两人，都是他的辅佐。益把山泽之地，放火焚烧，禽兽都逃匿了。弃乃教民稼穑，契做司徒的官，又继之以教化。契封于商，便是商朝的祖宗；弃封于邰，便是周朝的祖宗。（商，今陕西商县。邰，今陕西武功县）


    夏商的兴亡


    夏启即王位之后，传子太康。因淫佚，为有穷国君羿所篡。后来羿又为其臣寒浞所杀。并灭夏朝的王相。相的儿子少康，才灭浞，号称中兴。尧、舜、禹三代，本来都是建都在太原的。少康复国之后，则似乎建都在河南，所以到夏桀时，其都城却在阳城了（今河南登封县）。夏代共传十七主，约四百年，而为商所灭。商汤灭夏后，建都在河南的偃师。其地称为殷，所以又称殷朝。后来屡次迁都，亦都在黄河两岸，共传三十一世，约六百四十多年，至纣，为周武王所灭。


    桀、纣恶政多附会


    夏曾佑《古代史》曰：“中国言暴君，必数桀纣，犹之言圣君，必数尧、舜、汤、武也。今案各书引桀、纣事多同，可知其必多附会。”案谓言桀、纣之恶者多附会，是也。然谓附会之由，由于兴者极言前王之恶，则误以后世事度古人。古本无信史，古人又不知求实，凡事皆以意言之，正如希腊荷马之《史诗》，宋、元以来之平话耳。或侈陈而过其实，或臆说而失其真，皆意中事。然附会之辞，虽或失实，亦必有由，不能全无根据也。就桀、纣言之，则纣之世近，而事之传者较详，桀之世远，而事之传者较略，故以纣之恶附诸桀者必多，以桀之恶附诸纣者必少。（《先秦史》，第127—128页）


    夏商的政教


    夏、商两代，可考见的事情，还不很多。论其大略，则古书多说“夏尚忠，商尚质”。可见其时的风俗，很为朴实；而生活程度，也还不高。又孔子说：“禹尽力于沟洫。”可见其时，对于农田水利，颇为讲究。然而夏朝的税法唤作“贡”，是取几年收获的平均数，以定每年应纳的税额，丰年不能多，凶年不能少。这个却远不如商朝的“助”法了。助法是把田分为公、私。只借人民的气力，助耕公田，而不再税其私田的，这个就是所谓井田之制。从前论税法的人，都说他最好。又商汤死后，他的孙子</a>太甲在位，因其不守成法，宰相伊尹</a>曾把他放逐在桐的地方三年。太甲悔过，才把他迎接回来。而据孔子说：则商代新君即位，三年之内，是不管事的，百官都听命于宰相。可见商代相权颇重；又商代的君主，多是兄终弟及的，亦和周朝传子之法不同。


    第四章


    上古之文化与社会


    人类最初的团结，是靠着血统的。论血统，也是以女子为主。中国的姓，最初就是代表女系的；到牧畜时代，生产渐渐以男子为中心。于是女子渐处于从属的地位，姓也改而代表男系。文化渐次进步，住居相近的人，就渐渐的联合起来了，这就是所谓部落。一部落之中，语言、风俗、信仰等，自然都相同。此等文化相同的人，就成为一个民族。民族以文化为标准，我国人从古就深知此义。所以《春秋》之义：诸侯用夷礼，就当他是夷狄；用中国之礼，就当他是中国。这个并不是孔子一人的私见，大概当时的风气是如此。


    食的进化


    中国的进化，大约自三皇以来。其初所吃的东西，是草木之实，鸟兽之肉（见《礼记</a>·礼运》）；和水中的蚌蛤等类（见 《韩非</a>子</a>·五蠹 》）。后来进化了，渐渐的知道吃各种植物，这个唤作“疏食”。［疏食二字古有两义： （一） 其初因菜类较谷类为粗疏，所以对于谷食，而称谷以外的植物为疏食； （二） 后来亦称粗的谷类为疏食，更后乃以疏食专指粗的谷类，而别造蔬字，以为菜食之名。此处的疏食二字，是依第一义指谷以外的植物的，谷以外的植物，后世的人，不用为主食品，古人则不然。《管子</a>·八观篇》说：“万家以下，则就山泽；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见当时，靠疏食还能养活许多人口］ 从疏食再进一步，就会谷食了，古书上说神农尝百草，因而发明了医学，这正是疏食时代的事。


    衣的进化


    衣服：最初所着的，是鸟兽的羽皮；或者把植物的叶子编起来，着在身上；这个唤作皮服和卉服（皮服、卉服的名词都见《书经·禹贡》）。后来发明了利用植物的纤维，才会用麻。相传黄帝的元妃嫘祖，是发明养蚕的（见徐光启</a>《农政全书</a>》引《淮南蚕经</a>》）。从此以后，又会用丝做衣料了。裁制的方法：最初只是用一块皮，遮蔽下体的前面，这个就是所谓韨。连后面也遮蔽起来，就是所谓裳了。着在上身的唤。衣。有一种，把衣裳连在一块的，唤作“深衣”。有袴管的：短的唤作裈，长的唤作袴。除童子外，没有以短衣和袴为外服的。天子、诸侯、大夫、士等，朝服、祭服，都是衣裳分开的，平时则着深衣；庶人则径以深衣为礼服。深衣是用白布做成的，不染色。（古代服，是讲布的精粗的，不讲颜色，平民穿的衣裳，都是本色，所以称平民为白衣；就是贵族，在平时着的，也是白衣）戴在头上的，最尊重的唤作冕，次之是弁，通常所戴的是冠。这冠和带，是古人看得最重要的，所以中国人总自称为冠带之国。庶人亦用一块巾裹着头发。脚上穿的唤作袜，袜以外又有履。冬天是皮的，夏天是葛的。又有绑腿，唤作“行縢”，亦唤做“邪幅”。


    住的进化


    居住，最初有两种：一种住在树上，唤作巢居；一种在地上掘一个窟窿，人住在里头，唤作穴居。进步些，能在地面做起一个土堆来，像现在的坟一般，则唤作“复”（见《诗经</a>·绵》疏）。从巢居进化到会把树木砍伐下来，照自己的意思，搭成架子；从穴居进化到会版筑（先在两面立了木版，墙要筑到多少厚，木版的距离就是多少宽，把土填在版中间，然后筑坚它），在这架子的四面，筑起墙来；上面盖着茅或瓦，就成功所谓宫室了。宫室的发明，据《易经·系辞传》上说，是在黄帝、尧、舜的时候。这时候，还发明了棺椁，而且会“重门击柝，以御暴客”。


    古以卑宫室为美谈


    古筑城郭宫室，皆役人民为之，故以卑宫室为美谈，事土木为大戒。崇宏壮丽之建筑，历代未尝无之。然以中国之大言之，则其数甚微耳。又地处平原，多用土木而少石材。即用砖亦甚晚，故大建筑之留诒者甚少。《日知录</a>》曰：“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致慨于“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此等足觇生计之舒蹙，治化之进退，诚为可忧。（《中国文化史六讲》，写于1929至1930年间，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138页）


    行的进化


    当人住在山林中的时候，是只有人走出来的小路的，这个古人唤作蹊径。这时候，遇见小的水，就径在水里走过去，唤作“徒涉”；大的水，就没有法子了。后来住到平地上，路宽广了，也平坦了，就可以利用牛马，于是又发明了车，而且也发明了船。这等进化，据说也在黄帝、尧、舜时候。


    工具的进化


    和黄帝打仗的蚩尤，古书上都说他是“造兵的人”。“兵”，就是现在所谓兵器，古人是用铜做的。大约是炎、黄之间所发明。从周朝到汉朝，大概兵器是用铜，农器是用铁。《易经·系辞传》上说：神农作耒耜，黄帝作弓矢，都是用木的（这时候的箭，大约是用石镞的）。大约金属虽然发明，还没有能够广为利用。到了商代，才为金石并用时期，已有精巧的铜器，如钟鼎之类留传后世。相传纣王曾</a>作玉杯象箸，亦足征那时进化之程度了。


    宗教和哲学思想


    以上所说的，是物质方面的进化。至于精神文明，则古人所笃信的为宗教，而哲学思想，亦就伏羲画八卦，该是古代所崇拜的八个神。大禹时代，又有五行之说。五行，大约是古人所认为万物的原质的；借其相生相克，来说明万物的变化。


    古人的五行说


    古人说五行生成的次序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他的原理是：“以微著为渐。五行之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从轻微不可见的气，变成极博大的土，只是由于一种动力。一方面，固然由微而至著；一方面，也由著而仍至于微。气固可以成形质，形质亦可以复返于气。大概古人的意思，以为物质凝集的最紧密，就有质可触；次之就有形可见；再次之，就并形而不可见，而但成为一种气了。这种凝而复散，散而复凝的作用，是无时而或息的。所以说：“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用现在的话解释起来，“易”就是“动”，“乾坤”就是“现象”，就是咱们所能认识的，只是动的现象。总而言之，他彻始彻终，只是把一个“动”字，说明世界的现象。（《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原刊《沈阳高师周刊》第31、32期，1921年5月21、28日出版）


    文字的发明


    古书上多数说仓颉是造字的人，也有说他是古代帝王的，也有说是黄帝史官的。这都不确，因为文字本是迫于需要，众人合力，慢慢创造出来的，古代人民，结绳记事，后来才有书契，为文字之始。最初多属象形文字，如日字象日，月字象月，鱼字象鱼，鸟字象鸟。文化渐近，文字也渐多。遂有指事、会意、谐声、假借、转注五项以次出现，和象形称为“六书”。（六书，除象形外，指事是直指其事，如上、下二字，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会意是体会字的意义，如武、信二字，止戈为武，人言为信。谐声是半形半声，如江、河二字，水旁为形，工可为声。转注是可以辗转互注的字，如考可训老，老亦可训考。假借是一字两用，如令为命令，又为司令，又训贤良。长为长短，又为长官，又训优长）


    古代的氏族


    人类最初的团结，是靠着血统的。当夫妇之伦未立时，人本来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是谁。后来夫妇之伦，虽然渐渐确立了，然而这时候，男子都是在外面，从事于战争打猎等事情。在后方看守器物、抚育儿童等事，都是妇女担任的。所以这时候的家，完全是女子所有。论血统，也是以女子为主。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谓女系氏族。中国的姓，最初就是代表女系的。驯伏动物，大概从来就是男子的事情。所以到牧畜时代，生产渐渐以男子为中心。农业虽说是女子发明的（农业为女子所发明，是现在社会学家之说，求之古书，也是有证据的，如古人祭祀时，男子所进的祭品是动物，女子所进的是菜果之类。初次相见所送的贽，男子是羔、雉等类，女子却是榛、栗之类），到要开辟山林的时代，也就转入男子手中了。于是女子渐处于从属的地位，姓也改而代表男系。


    古代姓氏之别


    姓之始为女系，故于文“女生为姓”，如“姬”“姜”等字是也。其后女系易为男系，则姓亦用以表示男子之血统。而同出一始祖者，又有氏以表其支派，乃称姓为正姓，氏为庶姓。古人姓氏各别，如齐大公姜姓，吕氏是也。姓百世而不更，氏数传而可改。三代以前，大抵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封建制度破坏，贵族谱牒沦亡，莫能审其得姓受氏之由，亦无新创之姓氏，而二者之别遂亡。（《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第24页）


    部落和民族


    人是生来会合群的，所以其团结，并不以血统为限。文化渐次进步，住居相近的人，就渐渐的联合起来了，这就是所谓部落。一部落之中，语言、风俗、信仰等，自然都相同。就是接近的部落，也会渐渐同化的。此等文化相同的人，就成为一个民族。


    民族以文化为标准


    所谓民族，本是以文化为标准的，并非有什么种族的成见。我国人从古就深知此义。所以《春秋》之义，诸侯用夷礼，就当他是夷狄；用中国之礼，就当他是中国。这个并不是孔子一人的私见，大概当时的风气是如此。所以同是一个国，当其未进化时，可以夷狄自居，及其已进化后，就以中国自居，而且以攘夷狄自任了。尊王攘夷，是当时霸主很重要的责任。因为（一）有一个共主，列国间的秩序，到底要容易维持些；（二）而野蛮之国的侵扰，又是文明之国的公敌。（《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第46、47页）


    工商业的兴起


    使人分裂争逐的是政治，把人连结起来的，是文化和经济。在古代，各个部落，大概都是自给自足的，后来交通渐渐的便利了，人的欲望，也渐渐的增加了，就发生交易的事情。最初的交易，只是以物易物；没有定期定地的。交易渐渐的繁盛了，就会约定时间和地方，像现在的市集一般。《易经》上说，神农氏日中为市，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货币也渐渐发生了，用作货币之物：大约渔猎民族是贝，游牧民族是皮，农耕民族是粟、帛。金属，因其便于收藏，易于分割，渐渐的为各种人民所爱用，就发生古代的钱刀。最初所交换的，大概都是天产品。因为这时候，用具粗劣，人人都会自造的。抑或一民族中，因原料的出产，或技艺的精良，所制造的东西，是别一个部落所没有，或虽有而不及他好，这种制造品也会出现于市场之上。商业的刺激，是可以促进产业分化的；如此，各部落中，亦就慢慢地发生所谓工业家了。


    工商的缘起及变迁


    工业之缘起及变迁，若以大势言之，则古代工业，率由官营，而后世渐变为民业，即其一大进化。盖官营则能者少，民业则能者多；官营则唯守成规，民业则竞矜智巧也。古代部落，率皆共产，力之出不为己，货之藏不于己，取公有之物而用之，以己所有之物资人，皆无所谓交易也。唯共产限于部落之内，与他部落固不然，有求于他，势不能无以为易，而交易之事起矣。往来日数，交易日多，则敦朴日漓，嗜欲日起，而私产之习渐萌。私产行，则人与人之相资亦必以为易，此则商业之所由广也。（《中国社会史》，写于192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7—28页）


    第五章


    周之建国及其政教


    周公平定东方之后，制礼作乐，归政于成王。周朝文明的进步，大约就在这时候。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全盛时代。古代的部落渐相往来，就有互相攻击的事。战败的国，对于战胜的国，就要表示服从，尽朝贡等礼节。这是封建政体的第一步。再进一步，就要把他的旧君废掉，改封自己的同姓、亲戚、功臣等。封建时代，有贵族、平民的等级。从大夫以上，都是贵族做的；士以下才用选举。教化，则在封建时代，大概是守旧的。一切举动，都要谨守相沿的轨范。礼是生活的轨范。生活变了，轨范就不得不变。然而当时的所谓礼，却未必能如此。人就有貌为敷衍，而心实不然的，这个就是所谓“文胜”。古书上多说“周尚文”，又说“周末文胜”，我们看这两句话，就知道封建时代的风俗要不能保持了。


    周朝的建国


    夏、商以前，史事可考的较少，周朝就不然了。这一则因为年代较近，所传的书籍较多；二则因为周朝的文化，更为进步之故。周朝从后稷、弃受封以来，似乎颇受外族的压迫，但他始终能够保持农业社会的文明。到周太王（古公亶父）以后，就强大起来了。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但还“以服事殷”。到武王，才合诸侯于孟津（黄河的渡口，在今河南孟津县），把纣灭掉。这时候，周朝对东方权力，还不甚充足。所以仍把纣的地方，封其子武庚；而武王派三个兄弟去监视他（管叔、蔡叔、霍叔，分处纣的畿内，合称“三监”）。武王死后，子成王年幼，武王兄弟周公旦摄政，武庚和三监都造反。淮夷、徐戎，亦都响应（淮夷，在淮水流域。徐国，在今安徽泗县）。周公东征，把武庚和三监灭掉。又使他的儿子鲁公伯禽（周公封于鲁，没有就国，叫儿子伯禽去的），打破淮夷、徐戎。经营洛邑为东都。周朝的王业，到此就大定了。


    “国”之古义


    古所谓国，是指诸侯的私产言之。包括（一）其住居之所，（二）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谓家者亦然。古书上所谓国，多指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源，即为诸侯的住所。诸侯的封域以内，以财产意义言，并非全属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还是要用以分封的。对于此等地方，诸侯仅能收其贡而不能收其税赋。其能直接收其税赋，以为财产上的收入的，亦限于诸侯的采地。《尚书大传》说：“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即指此。采地从财产上论，是应该包括于国字之内的。《礼记·礼运》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乃所谓互言以相备。说天子有田，即见得诸侯亦有田；说诸侯有国，即见得天子亦有国；在此等用法之下，田字的意义，亦包括国，国字的意义，亦包括田。乃古人语法如此。今之所谓国家，古无此语。必欲求其相近的，则为“社稷”二字或“邦”字。社是土神，稷是谷神，是住居于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说社稷沦亡，即有整个团体覆灭之意。（《吕著中国通史</a>》上册，第49页）


    西周的兴亡


    周公平定东方之后，制礼作乐，归政于成王。周朝文明的进步，大约就在这时候。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两代，算是西周的盛世。康王的儿子昭王，南征不返，这一次，似乎是伐楚而败的。（这一次实在伐楚而败，以致淹死在汉水里的；这时候的楚国，在今河南丹、淅二水的会口。可参看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王室就开始衰微了。昭王子穆王，喜欢游玩。（现在有一部书，唤作《穆天子传</a>》，是记周穆王西游的事情的。据这一部书，当时穆王的游踪，要到亚洲的中部和西部，这是决不可信的。这部书是南北朝时代出现的，一定是汉朝既通西域以后的伪品。穆王西游的事，见于《史记·秦本纪》《赵世家》，都没有说出所游的地方来，以理度之，一定不能甚远；不过在今陕、甘境上罢了）徐偃王乘机作乱。这一次，却靠楚国帮忙打定。五传至厉王，因暴虐，为国人所驱逐。卿士周公、召公当国行政，谓之共和。（周初，周公旦、召公奭的后人，世为周朝的卿士）厉王死在外边，才立其子宣王。宣王号称中兴。然其子幽王，又因宠爱褒姒之故，把申后和太子都废掉（申国，在今河南南阳县），申侯就和犬戎伐周，把幽王在骊山下杀死（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太子宜臼即位，东迁洛邑，是为周平王。从此以后，史家就改称他为东周了。西周共十二主，二百六十多年。


    论共和


    古代政体之奇异者，莫如共和。《史记·周本纪》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是周之无君者，十有四年也。案：国本非君所独治，特后世君权重，人臣之位，皆守之于君，无君，则臣莫能自安其位。又视君位严，君之职，莫敢轻于摄代，故不可一日无君。若古代，则君臣共治其国之义尚明，臣之位亦多有所受之，非人君所能任意予夺。君权既小，则一国之政，必待人君措置者较少。人臣摄代其君，亦视为当然，而其顾虑，不如后世之甚，则无君自属无妨。《左》襄十四年，卫献公出奔，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宁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此虽立君，实权皆在二相，亦犹周召</a>之共和行政也。然究犹立一公孙剽。若鲁昭公之出奔，则鲁亦并不立君也。然则此等事，古代必尚不乏，特书阙有间，不尽传于后耳。韦昭</a>释共和曰：“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可见无君而不乱，实由百官之克举其职也。（《中国社会史》，第327—328页）


    平王东迁之失策


    因不能还都而蒙受极大的损失的，历史上最早可考的，便要推东周。东周平王元年，为西元前七七〇年，下距秦始皇</a>尽灭六国的前二二一年，凡五百四十九年，其时间不可谓不长。西周之世，西畿应为声明文物之地，然直至战国时，论秦者尚称其杂戎狄之俗，在秦孝公变法自强以前，因此为东方诸侯所排摈，不得与于会盟之列，可见西周之亡，西畿之地，遭受破坏的残酷。当西畿未失之时，周朝合东西两畿之地，犹足以当春秋时之齐、晋、秦、楚，此其所以在西周时，大体上，能够维持其为共主的资格。到西畿既失之后，形势就大不相同了。昔人论东周之东迁，恒以为莫大之失策，诚非无所见而云然。（《还都征故》，原刊《启示》1946年第1卷第1期。）


    周朝的封建制度


    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全盛时代。古代的部落，彼此的关系，是很少的。后来渐相往来，就有互相攻击的事。战败的国，对于战胜的国，就要表示服从，尽朝贡等礼节。这是封建政体的第一步。再进一步，就要把他的旧君废掉，改封自己的同姓、亲戚、功臣等了。西周时所封的国，这三种人很多。可见当时的王室，权力颇为强大。当时不但国外，就天子、诸侯、国内的卿、大夫，也是各有封地的。国和家，虽有大小尊卑之异，性质并无不同。内诸侯虽说不世袭，事实上也有世袭的。


    先部族，后封建


    分立之世，谓之封建，统一之时，号称郡县，为治史者习用之名。然以封建二字，该括郡县以前之世，于义实有未安。何则？封者裂土之谓，建者树立之义，必能替彼旧酋，改树我之同姓、外戚、功臣、故旧，然后封建二字，可谓名称其实，否即难免名实不符之诮矣。故封建以前，实当更立一部族之世之名，然后于义为允也。盖古之民，或氏族而居，或部落而处，彼此之间，皆不能无关系。有关系，则必就其才德者而听命焉。又或一部族人口独多，财力独裕，兵力独强，他部族或当空无之时，资其救恤；或有大役之际，听其指挥；又或为其所慑；于是诸部族相率听命于一部族，而此一部族者，遂得遣其同姓、外戚、功臣、故旧，居于诸部族之上而监督之，抑或替其旧酋而为之代。又或开拓新地，使其同姓、外戚、功臣、故旧分处之。此等新建之部族，与其所自出之部族，其关系自仍不绝。如此，即自部族之世，渐入于封建之世矣。（《先秦史》，第374、375页）


    周朝的官制


    周朝的内官，据汉时讲经学的今文家说［今文、古文是汉朝人讲经学的两个大派别。今文家先出，因为他们的经书，都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古文家晚出，他们自己说，曾得到古本的书籍，都是用古字写的，所以谓之古文今文家。对于经的解释，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又有种书，是古文家有，而今文家不相信的（如《周礼</a>》和《左传</a>》便是）。有种书，是今文家有，而古文家不相信的（如《春秋公羊传</a></a>》便是）。其问题很为麻烦，我们现在不讲经学，对于他们两派的说法，无所偏主，只用史学上的眼光，分别去取，或者并存其说罢了。可参看本书第二十章］：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之职：为司马、司徒、司空。据古文家说：则三公、三孤，都是坐而论道的。政事均六卿所管。前者是汉朝相制所本。后者是隋以后六部之制所本。地方制度，也有两种：一种是今文家说，和井田制度相合；一种则和军制相应。大概古代的人民有两种：一种是要当兵的；一种虽亦会当兵，却不用作正式的军队；所以有这两种区别。（这是源于古代的人民，有征服和被征服两阶级，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八章第五节、第九章第一节，可以参看）


    周朝的学校选举制度


    封建时代，有贵族、平民的等级。从大夫以上，都是贵族做的；士以下才用选举。（这是清朝时候俞正燮</a>先生的说法，可参看《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八章第四节）选举的法子，据《周礼》说：从卿大夫以下的官，都有考查人民“德”“行”“艺”的责任。每三年，举行“大比”一次，调查户口和马牛车辇等数目。就在这时候，举出贤者、能者来。这就是所谓“乡举里选”。据《王制》《孟子》说：则古代城乡，都有学校。在城里的，三代都名为学；在乡间的，则或唤作校，或唤作序，或唤作庠。各乡举出好人来，把他升送到司徒，司徒把他送到学里。在学优秀的，管理学校的大乐正，再把他进之于王。归司马量才任用。在学的时候，乡间举上来的人，和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士的嫡子，都是同学的，只论年岁长幼，不分身份尊卑。


    周代的“乡举里选”


    （周代）地方的组织，有两种说法：一种见于《周礼》，又一种见于《尚书大传》。这两种制度，似乎都是有的。在当兵的区域里，就用前一种制度。不用他做正式军队的区域里，就用后一种制度。管理公务的人，照《周礼》说：有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从乡大夫以下，都要考查人民的德行、才能、技艺。每三年，要举行一次“大比”。比就是查轧的意思。是所以清查人口、马牛、车辇等的数目的。贤能的人，也于此时举出，把其名氏送之于王。王就任用他去做比长、闾胥之类。《周礼》说：这叫作“使民兴贤，入使治之；使民兴能，出使长之”。就是所谓“乡举里选”。（《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第55—56页）


    周朝的赋税


    赋税两字，在现代意义相同。在古代，则税是指现在的田赋，赋是出兵车和马牛等军用品，及当兵的人。周朝的税法名为“彻”，就是使八家共耕其中的公田，按其收获量，取其十分之一，就是田赋之征。此外尚有力役之征，如令人民筑城，修道路是。还有布缕之征，即令人民纳绢布若干。据《礼记·王制》说：人民服力役，每年该以三日为限。商业是只收他的地租钱而不收税。关亦只是盘查而不收税。所谓“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这句话见在《礼记·王制》和《孟子·公孙丑上篇》。廛是居住的区域，就是后世所谓宅地）


    上古无商税关税


    取民之法，最早者有三：一曰税，二曰赋，三曰役。而此三者，实仍是一事。盖邃古职业少，人皆务农，按其田之所获而取之，是为租。马牛车辇等供军用者，自亦为其所出，是为赋。有事则共赴焉，是曰役。至于山林薮泽等，其初本属公有，自无所谓赋税。关之设，所以讥察非常，不为收税。商则行于部族与部族间，不为牟利之举。当部族分立之时，物产既少，制造之技亦尚未精。则或必需之品，偶尔缺乏，不得不求之于外。又或其物为本部族所无，不得不求之于外。此时奢侈之风未开，所求者大抵有用之品，于民生利病，关系甚巨。有能挟之而来者，方且庆幸之不暇，安有征税之理？《金史</a>·世纪》：“生女直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易者，景祖倾赀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古厚待商人，多以此等故也。故山、海、池、泽征商之税，无一非后起之法也。（《先秦史》，第422—423页）


    周朝的兵制


    军队的编制，以五人为单位。今文家说：师就是军；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见《公羊传·隐公五年》何休</a>注）。古文家说：五师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见《周礼·夏官 》）。大约今文家所说，是较古的制度；古文家所说，是较晚的制度。当时的军队，是用车兵和徒兵组成的，还没有用马队。（中国交通和军事上，都是到战国时代，才渐用骑的；以前多是用车，这是因为这时候，汉族专居平地，山地都为夷狄所据，尚未开拓之故，可参看顾炎武</a>《日知录》“骑”“驿”两条）


    车战、骑战之兴替


    车战之废，与骑战之兴，实非一事。盖骑便驰骋，利原野，吾国内地，古多沟洫阻固，骑战固非所利，即戎狄居山林，骑亦无所用之也。《左氏》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公元年，中行穆子败狄于大原，亦不过毁车崇卒而已。僖公二十八年，晋作三行以御敌。《周官》有舆司马、行司马。孙诒让</a>《正义》，谓即《诗·唐风》之公路、公行，行指步卒，其说是也。《大司马职》云：“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苏秦、张仪言七国之兵，虽皆有骑，然其数初不多。世皆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取中山，其实乃欲临胡貉。攻中山凡五军，赵希将胡、代之兵为其一（《史记·赵世家》），初不言为骑兵。盖中山亦小国，不利驰骤也。李牧居代、雁门备匈奴，乃有选骑万三千匹（《史记》本传），逾于仪、秦所言秦、楚举国之数矣，以所临者为骑寇也。故车战在春秋时稍替，骑战至战国时始兴。（《先秦史》，第420页）


    周朝的刑法


    古代的五刑，据说是始于三苗的（三苗国君姜姓，为蚩尤之后）。周穆王时候，还是用这五刑。又制定一种赎罪之法，见于《书经》的《吕刑》篇。但实际出于五刑以外的酷刑，亦在所不免。（《左传》昭公六年，郑国铸刑书，晋国的大夫叔向写信给郑国的宰相子产，反对他。信中说</a>：“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可见夏朝时候，就有成文法了。铸刑书，就是公布刑法，叔向还加以反对，可见春秋时代，公布刑法的还不多）成文法大概很早的时代就有了。但在西周以前是不公布的。


    俗、礼、法


    邃古之时，人与人之利害，不甚相违，众所共由之事，自能率循而不越。若此者，就众所共由言之，则曰俗。就一人之践履言之，则曰礼。古有礼而已矣，无法也。迨群治演进，人人之利害，稍不相同，始有悍然违众者。自其人言之，则曰违礼。违礼者，众不能不加以裁制，然其裁制也，亦不过诽议指摘而已。利害之相违日甚，悍然犯礼者非复诽议指摘所能止，乃不得不制之以力。于是有所谓法。法强人以必行之力强于礼，然其所强者，不能如礼之广。于其所必不容己者则强之，可出可入者则听之，此法之所以异于礼也。（《先秦史》，第422—423页）


    周朝的教化


    以上所说，是周朝政治的大略。至于教化，则在封建时代，大概是守旧的。一切举动，都要谨守相沿的轨范。这个就是所谓礼。虽说“礼不下庶人”（见《礼记·曲礼上篇》），不过行起礼来，不能像贵族的完备，如其违反相沿的习惯，还是要受制裁的，所以说“出于礼者入于刑”。礼是生活的轨范。生活变了，轨范就不得不变。然而当时的所谓礼，却未必能如此。人就有貌为敷衍，而心实不然的，这个就是所谓“文胜”。古书上多说“周尚文”，又说“周末文胜”，我们看这两句话，就知道封建时代的风俗要不能保持了。


    尚文之弊


    昔人谓周末文胜；文胜者，过于形式之美，而情实不足相副之谓也。吾国自周以后，未能改文胜之习。凡事但求表面，而不讲实在；如建筑不曰以资居处，而曰以壮观瞻；练兵不曰以求克敌，而曰以壮军容，皆是此等思想之流露。彼此以浮文相欺，明知其实非如此，而恬不为怪（不但公事如此；即私人交际之间，亦复如此），皆是此弊，崇尚文辞，特其一端耳。（《文史通义</a>评》，写于1920至1930年代，见《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第六章


    春秋与战国


    西周以前，小国多，有一个强国出来，列国都会服从他，如此，便是三代以前的“王”。东周以后，大国多了，虽有强国，不容易达到这个地位，就不能想做“王”，而只争做霸主了。战国时代，情形又不同了。前此较小的国，这时候多已灭亡，否亦衰微已甚，不能在大国间做个缓冲，而诸大国则地益广，兵益多，遂成为互相吞并之局。秦因地势险固，易守难攻；且秦国民风，最为朴实勇敢；秦孝公又用商鞅</a>，定变法之令，强迫全国的人民都尽力于农，遂成为最富的国家。


    春秋时列国的争霸


    东周以后，王室衰微，不能号令天下，而诸侯争霸之局起。霸主是源于古代的“方伯”。（伯字是长的意思，霸字是同音假借字）在古代，天子本可命令一个诸侯，做某一方面的若干诸侯之长（如周文王在纣时做西伯，就是西方诸侯之长；齐太公在周朝初年，管理东方的五侯九伯），这个就是所谓“方伯”，春秋时代，则纯用兵力争夺。强的国，诸侯都服从他，天子亦就命令他做霸主。大抵西周以前，小国多，有一个强国出来，列国都会服从他，如此，便是三代以前的“王”。东周以后，大国多了，虽有强国，不容易达到这个地位，就不能想做“王”，而只争做霸主了。春秋时代，晋、楚、齐、秦号称四大国。吴、越是到末期才强盛的。四大国中，晋、楚两国，争霸的时期最久。


    中国历史的有确实纪年，是起于共和元年的，就是公元前八四一年。至前七七一年而西周亡，从前七七〇年起为东周，至前二二一年而秦并天下。又历五百四十九年，其中从前七二二年起，至前四八一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称为春秋时代。自此以后，为战国时代。表中的前四七三年，实在已是战国的初期了。因其距春秋还不甚远，而吴、越相争，大部分系春秋时代的事，所以破例列入表内。春秋之义，因孔子采鲁国史作《春秋》一书，每年系时以记事，故以为名。战国乃因其时七国战争不止而为名。


    东周列国形势


    《管子·霸言》曰：“强国众，合强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攻大以图王。”此言实能道出东周以后，与西周以前形势之异。盖强国少，则服一强，即可号令当时之所谓天下，此为古人之所谓王。强国多，则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即称雄一时者，亦仅能使彼不与我争，而不能使之臣服于我，此为古人之所谓霸。春秋之世，所谓五霸迭兴者，只是就中原之局言之。至于各霸一方，如秦长西垂，楚雄南服，则虽当他国称霸之时，情势亦迄未尝变，即由是也。观此，知王降为霸，实乃事势使然，初非由于德力之优劣。而事势之转变，则社会之演进实为之。盖文化之发舒，恒自小而渐扩于大。其初只中心之地，有一强国者，其后则各区域中，各自有其强国，遂成此地丑德齐之局也。西周以前，史事几唯所谓天子之国为可知，东周以后，则诸大国所传皆详，天子之国，或反不逮，即由于此。（《先秦史》，第150页）


    战国的互相吞并


    战国时代，情形又不同了。前此较小的国，这时候多已灭亡，否亦衰微已甚，不能在大国间做个缓冲，而诸大国则地益广，兵益多，遂成为互相吞并之局。这时候，晋分赵、韩、魏，而河北的燕渐强，合齐、秦、楚为七大国。七国之中，又以秦为最强。因为：（一）由地势险固，易守难攻。（二）且秦国民风，最为朴实勇敢。（三）而秦孝公又用商鞅，定变法之令，强迫全国的人民都尽力于农，秦遂成为最富的国家。诸侯之势，本已不能敌秦，还要互相攻战，“合纵”“连衡”之局，都不能持久，遂次第为秦所灭。（秦灭六国用兵的经过，可参看《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五章第二节）


    春秋战国一大变


    春秋之世，诸侯只想争霸，即争得二三等国的服从，一等国之间，直接的兵争较少，有之亦不过疆场细故，不甚剧烈。至战国时，则（一）北方诸侯，亦不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而先后称王。（二）二三等国，已全然无足重轻，日益削弱，而终至于夷灭，诸一等国间，遂无复缓冲之国。（三）而其土地又日广，人民又日多，兵甲亦益盛，战争遂更烈。始而要凌驾于诸王之上而称帝，再进一步，就要径图并吞，实现统一的欲望了。春秋时的一等国，有发展过速，而其内部的组织，还不甚完密的，至战国时，则臣强于君的，如齐国的田氏，竟废其君而代之，势成分裂的，如晋之赵、韩、魏三家，则索性分晋而独立。看似力分而弱，实则其力量反更充实了。边方诸国，发展的趋势，依旧进行不已，其成功较晚的为北燕。天下遂分为燕、齐、赵、韩、魏、秦、楚七国。六国都为秦所并，读史的人，往往以为一入战国，而秦即最强，这是错误了的。秦国之强，起于献公而成于孝公，献公之立，在公元前三八五年，是入战国后的九十六年，孝公之立，在公元前三六一年，是入战国后的一百二十年了。（《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374—375页）


    异民族的同化


    东周时代，大国都在沿边，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当时的二等国，如鲁、卫、宋、郑、陈、蔡等，所居的都是古代中原之地，习于苟安，所以其民渐流于弱；晋、楚、齐、秦、吴、越等国，都居于边地，却以竞争磨砺而强。而且边陲之地，都是旷废的，易于开拓，所以幅员也广大了。然则当时的异族，又是怎样呢？古代和汉族杂居在黄河流域的是猃狁，春秋时，分为赤狄、白狄。赤狄在河南、河北、山西，都灭于晋；白狄在河北的灭于晋，陕西的灭于秦。羌人在陕、甘境上的灭于秦。嘉陵江流域的巴，岷江流域的蜀，战国时亦为秦所灭。长江中流的民族，古称九黎，属于三苗之国。周以后，其他为楚国所开拓淮水流域的淮夷、徐戎，亦服楚。山东半岛的莱夷，则灭于齐。闽粤断发文身的民族，古称为越、吴，越先世，都是和此族人杂居的，越灭后，其王族还散布沿海一带，做他们的君长。而楚王族庄 ，又溯牂牁江而上，直打到现在的云南省城，就是当时所谓滇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辟了现在的大同，燕国则排斥东胡，开辟了现在的辽热。总而言之：到秦灭六国时，黄河、长江两流域和辽、热两省，都已入中国的版图了。


    第七章


    周代之社会概况


    封建的全盛时代，无甚贫富之差。只有有土的封君，可以征收租税，还可以使人民服劳役，是比较富裕的。到商业兴起后，社会的组织，就要逐渐变迁了。工业也变作私人营利的事业了。人民的贫富，就渐渐不均。富者的势力，逐渐增大，虽封君也无如之何了。何况这时候的贵族，还在互相兼并。这是商业资本抬头，封建势力逐渐没落的时代。商业资本既兴，此种等级，就不能维持了。封建制度，既然日渐破坏，宗法也就逐渐没落，都变作五口、八口的小家庭了。


    封建时代的社会组织


    周朝是一个社会组织剧烈变迁的时候。为什么呢？古代的社会，大抵是自给自足的。其时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人所种的田都是公家的，用公平的方法分配工人所做的器具，是供给众人用的，由公众养活他。（古代公产社会里，本有这一种人，到封建时代，就成为工官）商人是代表本部落，到别部落去交换的，盈亏和他本身无关。所以这时候的人，无甚贫富之差。只有有土的封君，可以征收租税，还可以使人民服劳役，是比较富裕的。这是封建的全盛时代。


    商业资本的兴起


    到商业兴起后，社会的组织，就要逐渐变迁了。此时各部落的生活，实已互相倚赖，从前要多造的东西，这时候可以不造，而向人家换得，该少造的东西，却可以多造，去和人家交换。从前职业的分配，就不再合理，就要逐渐破坏了。向来平均分配的田，因人口增加，感觉不足，于是用为经界的阡陌、沟洫，逐渐被人开垦。（田间的陆地，总称为阡陌，亦就是往来的道路。水路总称为沟洫。把这些地方，开垦做田，总称为“开阡陌”。世人误以为开阡陌是商鞅所做的事，这是错的。开阡陌是人口增多，土地不足时自然的趋势，商鞅不过承认他罢了。可参看《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九章第三节）田的分配，就不能公平，没田种的，愿意出报酬，借人家的田种；只有坏田的人，也愿意出报酬，种人家的好田，就发生所谓田租。（国家对于农田所征收的，古代谓之“税”，汉时谓之“田租”，宋以后谓之“赋”。有领土权的私人，征收佃农的，历代亦称为田租，又称地租。土地不曾私有时，只有国家所收的为田税，所以税额减轻，农民就受实惠；私家所收的地租发生后就不然了）田以外的土地总称为山泽。从前本来公有，遵守一定的规则，大家可以使用。（如《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说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至此，亦落入私人手中。（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因种树畜牧、开矿、煮盐致富的人，就是占据山泽之地的）工业也变作私人营利的事业了。商人则买贱卖贵，更可以得大利。人民的贫富，就渐渐不均。富者的势力，逐渐增大，虽封君也无如之何了。何况这时候的贵族，还在互相兼并，“破国亡家者相随属”呢？这是商业资本抬头，封建势力逐渐没落的时代。东周之世，这种趋势，正在加速度的演变中。


    社会进化之畸形


    社会的进化是畸形的，有许多事情固然今胜于古；有许多事情却是古胜于今。大抵在物质方面，今胜于古的多；至于社会组织，则确有古胜于今之处。这并非我们的聪明才力或道德，不及古人，实因古代的社会小，容易受理性支配，后世的社会却不然，如庞然大物，莫之能举，所以只得听其自然。（《来皖后两点感想》，原刊《安大周刊》1932年第87期）社会的组织而要求其合理，是必须随时改变的。但这是件极难的事。往往其组织已和其所处的地位，利害冲突，不能相容了，而人还没有觉得。即使觉得，抑或因种种方面的障碍，惮于改革；或虽欲改革而不能；又或勉强为之而致败。于是因事实的迁流，旧制度逐渐破坏，新制度逐渐发生；而此所谓新制度，全是一任事势迁流之所至，无复加以人为修整的余地，各方面自不免互相冲突。乃亦听其迁流之所至，互相争斗，互相调和。所求者，不过含有矛盾性的苟安，和前此无一物不得其所的大顺世界，全然背道而驰了。（《中国社会变迁史》，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200页）


    等级的破坏


    封建时代，人是要讲究身份的。饮食、衣服、宫室、车马，各有等级，丝毫不能僭越。商业资本既兴，此种等级，就不能维持了。前此贵族对于平民，是有很大的势力的；至此亦逐渐丧失，而代之以富人对于穷人的权力。甚至贵族的本身，也不能不俯首乞怜于他们。总而言之：从前的富和贵，贫和贱，是合一的；这时候，富的人，实际上就受社会尊贵，穷的人就被贱视。虽然在法律上的地位，富与贵，贫与贱，都得一样受法律的制裁，确只是具文而已。


    贵贱等级平，贫富阶级起


    东周以后，为封建制度破坏，商业资本兴起之时，故贵贱之等级渐平，而贫富之阶级随起。其现象之重要者为：（一）诸侯大夫，互相兼并，亡国破家者，皆降为平民；（二）而平民社会中人，亦多渐跻高位，如游士是也；（三）井田制度破坏；（四）山泽之地，亦为私人所占；（五）工业亦入私人之手；（六）商业日益兴盛。于是贫富不均，而社会之风气，亦大变矣。（《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第28页）


    宗法的破坏


    古代平民的家庭，本止五口、八口，贵族则多系聚族而居。在父权伸张的情势下，就发达而成宗法。宗法是崇奉一个男子做始祖，他的继承条件，第一个是嫡，第二个是长，嫡长子代表始祖，是为大宗宗子。以后代代如此继承。嫡长子之外，其余的儿子，都别为小宗。小宗宗子，可以管辖五世以内的亲族，就是从自己高祖分支下来的人。大宗宗子，则凡同出于始祖的人，都要受他管辖。所以古代的贵族，团结的力量极厚，然而此等制度，做宗子的，必须为有土之君才行。因为如此，才能养活其族人；否则各自谋生，就要散而之四方了。所以宗法是要和封建并行的。封建制度，既然日渐破坏，宗法也就逐渐没落，都变作五口、八口的小家庭了。（五口、八口之家，是“一夫上父母，下妻子”。这是财产私有之世，相生相养，天然的一个团结。至于合数百口而成一大家族，则是交易未盛，每一个大家族，即为自给自足的生产团体，有以致之。交易盛行之后，此等家庭团体，自然不能存在了。普通的议论，都说中国人是大家族，这是错的。中国此等大家族，除非内地经济极落后的地方，还有存在；以中国之大论起来，实在不算得什么，较之欧洲人，只多上父母一代。宗法制度，可参看《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八章第一节）


    第八章


    春秋战国之学术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组织，虽然日益变坏，学术思想则确是大有进步。在官之学，变为私家自由研究的学问。其时世变日亟，想借学术以救世的人甚多。合这几种原因，学术思想，就大为兴盛了。孔子学术的特色，在能就人伦日用之间，示人以不可须臾离的道理。老子以为后世的社会太坏了，想返到古代的淳朴。墨翟是主张节俭的，又反对当时用兵的人攻击人家。主张用整齐严肃的法律，去训练人民的是法家。先秦诸子之学，是各守专门，各有特色的。后世著书自成一家言，被收入子部的也不少，纵有独见，仍不如先秦诸子。


    学术思想发达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组织，虽然日益变坏，学术思想则确是大有进步。第一，在封建时代，学术为贵族所专有。到社会组织变迁，人民有余力能够研究学术的人就多了。第二，贵族既多失其地位，一变而为平民，于是在官之学，变为私家自由研究的学问。私人的教育，大为兴盛。第三，其时世变日亟，想借学术以救世的人甚多。而贵族腐败，贤君往往要登庸有才能的人，士人就有以立谈而致卿相的，因此想借学术以弋取富贵的人，亦就不少。合这几种原因，学术思想，就大为兴盛了。


    评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


    近来的人，都说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思想，最为发达的时代，后世都比不上他，这话也未必然。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固然有各专一门，各极高深的长处；也有偏执己见，不了解他人的立场的毛病。譬如墨子</a>的主张节俭，自因为当时贵族奢侈，人民穷困之故。社会穷困之时，应得节俭，是从古以来如此的，看下文便可知道。庄子</a>却说他的道理太苦了，人不能堪，然则坐视着冻饿的人冻饿，你还是奢侈你的，抚心自问，能堪不能堪呢？荀子</a>又说有好政治，穷是不足为患的。墨子何尝说穷是最后的忧患？天然的忧患？不过在当时困穷的情形之下，节俭就是最好的政治罢了。这不过举其一端，其余这一类的地方还很多。总而言之：当时学术的能够分争角立，互相辩论，固然有其好处；然亦因其在初兴之时，彼此的立场，未能互相了解之故。到后世，没有这种激烈的辩争了；固然由于思想的停滞；然亦因其在社会上通行得久了，各种学问的所长所短，大家都已了然，所以用不着甚么激烈的辩论。我们试看：《史记》的末一篇《自序》载他父亲司马谈论阴阳、名、法、儒、墨、道六家的话，以及《汉书</a>·艺文志》论各家的话，大都有褒有贬。其所褒贬，大致可说是得当的，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只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学术发达，有光采的时代，不说他是最好的时代。（《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第68—69页）


    孔子


    春秋、战国的学术派别是很复杂的。我们现在拣几家最重要的来讲讲。在当时的人物中，最受后世崇拜的是孔子。孔子的学术，就是所谓儒家之学。他的特色，在能就人伦日用之间，示人以不可须臾离的道理。他的哲学思想，最高的是“易”和“中庸</a>”。易是发明宇宙万有，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所以我们做事该时时观察环境，定一个最适当的应付方法，那就是所谓“中庸”了。他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也是很高远的。他所想望的境界是“大同”，而其终极的目的，在于治国平天下。至于修身齐家，是达这目的的基本工夫。


    儒家的理想与价值


    儒家的理想，颇为高远。《春秋》三世之义，据乱而作，进于升平，更进于太平，明是要将乱世逆挽到小康，再逆挽到大同。儒家所传的，多是小康之义。大同世之规模，从升平世进至太平世的方法，其详已不可得闻。几千年来，崇信儒家之学的，只认封建完整时代，即小康之世的治法，为最高之境，实堪惋惜。但儒家学术的规模，是大体尚可考见的。他有一种最高的理想，企图见之于人事。这种理想，是有其哲学上的立足点的。如何次第实行，亦定有一大体的方案。儒家之道，具于六经。六经之中……此等高义，既已隐晦。其盛行于世，而大有裨益于中国社会的，乃在个人修养部分。（一）在理智方面，其说最高的是中庸。其要，在审察环境的情形，随时随地，定一至当不易的办法。此项至当不易的办法，是随时随地，必有其一，而亦只能有一的，所以贵择之精而守之坚。（二）人之感情，与理智不能无冲突。放纵感情，固然要撞出大祸，抑压感情，也终于要溃决的，所以又有礼乐，以陶冶其感情。（三）无可如何之事，则劝人以安命。在这一点，儒家亦颇有宗教家的精神。（四）其待人之道，则为絜矩（二字见《大学</a>》）。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则“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我们该怎样待人，只要想一想，我们想他怎样待我即得，这是何等简而该。怎样糊涂的人，对这话也可以懂得，而圣人行之，亦终身有所不能尽，这真是一个妙谛。至于（五）性善之说，（六）义利之辨，（七）知言</a>养气之功，则孟子发挥，最为透彻，亦于修养之功，有极大关系。（《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303—304页）


    先秦诸子


    孔子被后世的人尊为圣人，他所做的书，和后人记他的言行，或记录阐发他的道理的书，亦被尊为经。［《诗》、《书》、《礼》（《仪礼</a>》）、《乐》、《易》、《春秋》，据儒家说：都是孔子所删定的，谓之六经，其中《乐》是没有书本的，所以又称五经</a>。解释经的书，汉人谓之“传”，记载故事的，汉人谓之“记”；如《礼记》《春秋公羊传》《左氏传》《穀梁传》就是。《孝经</a>》《论语</a>》汉人亦称为传。《孟子》本是儒家的子书。《尔雅</a>》是儒家的辞典。《周礼》，汉朝的今文家是不信他的，但是这许多，后世也总称为经。《大学》《中庸》，本是《礼记》里的两篇。宋朝的朱子，把他摘出来，合《论语》《孟子》，称为四书</a>］其余诸家则都称为子。诸子中重要的有老子。他的见解，是以为后世的社会太坏了，想返到古代的淳朴。他又主张天道是循环的；刚强的人，终必摧折；所以主张守柔。又有庄子，鉴于宇宙的广大和变化无穷，主张齐万物、一生死。老子和庄子的学术，都称为道家。墨家之学，是墨翟所创。他是主张节俭的，又反对当时用兵的人攻击人家，他却极善于守御。主张用整齐严肃的法律，去训练人民的是法家，最著名的人物是商鞅和韩非。当时列国，用这一派人物的，多能收富国强兵之效。（还有申不害</a>，做过韩国的宰相；李克</a>，亦作李悝，做过魏国的宰相；吴起</a>虽然是兵家，他的治国，也很近于法家的，曾做过楚国的宰相；一时都收富强之效）此外，讲用兵的法子的有兵家。讲外交的法子的有纵横家。讲农学的有农家。讲医学的有医经、经方两家。（见《汉书·艺文志》。前者是针灸一派，后者是方剂一派）以古代宗教上的迷信做根据，而研求哲理的，则有阴阳家等。先秦诸子之学，是各守专门，各有特色的。后世著书自成一家言，被收入子部的也不少，纵有独见，仍不如先秦诸子了。


    先秦诸子各有所本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旧。依我看来：（一）农家之所本最旧，这是隆古时代农业部族的思想。（二）道家次之，是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反动。（三）墨家次之，所取法的是夏朝。（四）儒家及阴阳家又次之，这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五）法家最新，是按切东周时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以上五家，代表整个的时代变化，其关系最大。其余如名家，专讲高深玄远的理论，纵横家、兵家等，只效一节之用，其关系较轻。（《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310页）


    先秦诸子可分家不可分人


    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亡佚既多，辑其书者，又未必通其学。不过见讲此类学术之书，共有若干，即合而编之，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题之曰某子云耳。然则某子之标题，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不谓书即其人所著。与集部书之标题为某某集者，大不相同。


    治先秦之学者，可分家而不可分人。何则？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凡所纂辑，率皆出于后之人（张孟劬尝以佛家之结集譬之）。欲从其书中，搜寻某一人所独有之说，几于无从措手；而一家之学，则其言大抵从同。故欲分别其说属于某人甚难，而欲分别其说属于某家则甚易。此在汉世，经师之谨守家法者尚然。清代诸儒，搜辑已佚之经说，大抵恃此也。故治先秦之学者，无从分人，而亦不必分人。（《先秦学术概论</a>》，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17、20页）


    第九章


    本期结论


    从上古到战国，是我国从部落进于封建，从封建进于统一的时代。上古期中，最当注意的，是异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开拓。民族是以文化为特征的。住居中国的民族，大的也有许多，然都先后同化于我。社会的组织，也是随时代而有变迁的。大抵人当生活艰难的时候，总是合力去对付自然的。到生活略为宽裕些，就不免有人要剥削他人了。这都是人类在进化的途中，发生出来的病态。中国古代的哲人，对于社会的病态，都是很注意，想要设法纠正他的。这一点，也是我国文化的光辉。


    上古史的性质


    从上古到战国，是我国从部落进于封建，从封建进于统一的时代。自此以前，我国还分立为许多国；自此以后，就合为一大国了。这是讲中国史的人天然的一个段落。


    中国历史演进三阶段


    中国历史可划分三大时期。羲、农、巢、燧利物前民，文化由来，遐哉尚矣，虽书阙有间，传说要非尽虚诬，此为自草昧入文明之世，一也。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史公作《记》，始于黄帝，惇史留诒，盖自兹始。斯时部落林立，异族错居，以累代之尽力经营，而林立者始渐合并，错居者始渐同化，至于嬴秦，遂胥宇内而为郡县，此自分裂入统一之世，二也。自秦迄今二千余年，就大体言之，疆域实无甚变更，政治亦无甚根本变动，四方异族程度皆较我为低，虽亦有时凭恃武力，荐居上国，至于声明文物，终不得不舍其故有者而从我。一再传后，其族且与我同化，泯然无迹焉。文化足以裨益者，唯一印度，亦仅及神教哲学而止耳，此为闭关独立之世，三也。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其中又可分为二期：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一自戊戌变政起，讫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中国近代史</a>讲义》，写于1930年代，见《中国近代史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上古史的年代


    上古史年代，虽然大部分都不确实。然依普通记算：夏朝大约四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已经有二千年了。（此项计算之法，见于《汉书· 律历志》，系根据古书中所载的干支及日食等天象，用历法推算的，虽不能密合，却不致如传说等的年代，相差很远）再上推至黄帝元年甲子，则在民国纪元前四千六百零八年了。（如依齐召南</a>《历代帝王年表》黄帝元年甲寅，则当在民国纪元前四千六百十八年）秦朝统一天下，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那么，我国开化的时代，就该在民国纪元前五千年左右，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了。


    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开拓


    上古期中，最当注意的，是异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开拓。中国现在，所以能做世界上有数的大国；而人口的众多，且为世界各国之冠；实在是这个时代，建立下来的根基。而这两者，实在还是一件事。


    周秦之间的文化扩张


    文化是从一个中心点，逐渐向各方面发展的。西周以前所传的，只有后世认为共主之国一个国家的历史，其余各方面的情形，都很茫昧。固然，书阙有间，不能因我们之无所见而断言其无有，然果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其事实也决不会全然失传的，于此，就可见得当时的文明，还是限于一个小区域之内了。东周以后则不然，斯时所传者，以各强国和文化较发达的地方的事迹为多，所谓天子之国，转若在无足重轻之列。原来古代所谓中原之地，不过自泰岱以西，华岳</a>以东，太行以南，淮、汉以北，为今河南、山东的大部分，河北、山西的小部分。渭水流域的开发，怕还是西周兴起以来数百年间之事。到春秋时代，情形就大不然了。当时号称大国的，有晋、楚、齐、秦，其兴起较晚的，则有吴、越，乃在今山西的西南境，山东的东北境，陕西的中部，甘肃的东部，及江苏、浙江、安徽之境。在向来所称为中原之地的鲁、卫、宋、郑、陈、蔡、曹、许等，反夷为二三等国了。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文化扩张。其原因何在呢？居于边地之国，因为和异族接近，以竞争磨砺而强，而其疆域亦易于拓展，该是其中最主要的。（《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372页）


    文化的进步


    民族是以文化为特征的。住居中国的民族，照第六章所述，大的也有许多，然都先后同化于我，就可见得我族文化的独优了。什么叫文化呢？依广义的解释，除天然现象之外，一切都该包括于文化之中。合以前各章所述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学术思想，以及衣、食、住、行等的进化而观之，就可见得我族文化的大略了。


    社会组织的变迁


    社会的组织，也是随时代而有变迁的。大抵人当生活艰难的时候，总是合力去对付自然的。到生活略为宽裕些，就不免有人要剥削他人了。人的剥削人，有两种法子：一种是靠武力，一种是靠财力。靠武力，就酿成各民族各部落间的斗争，战胜的役使战败的人，而成立封建制度。靠财力，则人和人，当交易之时，总想损人利己，本是大家互相剥削的行为了。这都是人类在进化的途中，发生出来的病态。中国古代的哲人，对于社会的病态，都是很注意，想要设法纠正他的。只这一点，也是我国文化的光辉。


    治天下与安天下


    先秦诸子之思想，有与后世异者。后世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分，先秦之世，则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合。盖在后世，疆域广大，人民众多，一切问题，皆极复杂。国家设治之机关，既已疏阔；人民愚智之程度，又甚不齐。所谓治天下者，则与天下安而已。欲悬一至善之鹄，而悉力以赴之，必求造乎其极，而后可为无憾，虽极宏毅之政治家，不敢作是想也。先秦诸子则不然。去小国寡民之世未远，即大国地兼数圻，亦不过今一两省，而其菁华之地，犹不及此。夫国小民寡，则情形易于周知，而定改革之方较易。风气淳朴，则民皆听从其上，国是既定，举而措之不难。但患无临朝愿治之主，相助为理之臣。苟其有之，而目的终不得达，且因此转滋他弊，如后世王安石</a>之所遭者，古人不患此也。职是故，先秦诸子之言治，大抵欲举社会而彻底改造之，使如吾意之所期。“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等思想，乃古人所无有也。（《先秦学术概论》，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