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值得感念的岁月[1]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a>先生方自欧洲归来，应教育总长范源廉之邀，出任北京大学</a>校长。我请范公代为先容，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辛亥革命胜利民国建立，1912年蔡先生参加首届内阁为第一任教育总长，而我此时于同盟会《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身份，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此于采访中多次接近蔡先生，但未得深谈。而此次不同，是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的。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忙回答说：“先生之喜爱哲学我知道，早在中学时即读过先生翻译的《哲学要领》一书，至于我，实在不懂印度哲学。印度宗派是如此之多，而我只不过为解决自己在人生问题上的烦闷，钻研了一些佛典，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先生说：“你说你不懂，但又有谁懂呢？我寻不着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承当。先生于是申说道：“我看你也是喜欢哲学的。我们把一些喜爱哲学的朋友聚拢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来呢！来北大，你不要以为是来教别人的，你把到北大当做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叙说至此，不由联想到近年有关我入北大的一些失实的传闻。1942年在《纪念蔡先生逝世两周年》一文里我即有所申述，不料四十多年后又再度传播开来，且更加离奇、广泛；大小报刊且不说，虽《北京大学学报》亦不能免。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a>（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1916年我虽应聘，却因尚在司法部任秘书，一时不得脱身，1917年下半年才到北大。入校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似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a>、朱自清</a>、顾颉刚</a>、孙本文诸位均是如此得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盖当时北大对外开放，任人来听课。以我所知，如军界前辈广东伍庸伯先生（与李济深同学），江苏江问渔先生（后随黄炎培先生工作，是时任工商部主事），皆年近四旬，而天天来听课。湖北张难先先生（湖北三怪之一，辛亥革命中颇有影响的人物），来听课时更是年近五旬了。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a>、胡适</a>之、李大钊</a>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在讲授“印度哲学”（其中包括佛学）之后，我又开有“唯识学”。但在因爱好哲学而爱好佛学的蔡先生，犹以为未足，先后又请来张尔田</a>先生讲“俱舍论”（代表小乘）、张克诚先生讲“观所缘缘论</a>”（代表相宗）、邓高镜先生讲“百论</a>”（代表性宗），虽时间不长，也未列为哲学系正式课程，却仍可见蔡先生锐意繁荣学术和好学之精神。佛学不属旧学之列，却亦不合于新思潮，因此难免遭非议。此时，于学生纷纷建立之种种社团中，更有“反宗教大同盟”之成立。顾名思义其宗旨自是反宗教。该“同盟”曾组织讲演会，邀请对宗教问题持不同观点者发表意见。我研究佛学、讲佛学，自是被邀对象。我应邀作了题为“宗教问题”的讲演，地点在三院南河沿室内操场，可容千人左右。记得当时以我到得早些，便由我先讲。从早八点多开始，讲了一上午，意犹未尽，下午又继续讲，待结束时竟日落西山。原安排在同一日的另一讲演人李石</a>曾先生（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当时倡导无政府主义），在台下自早听到晚，最后竟无时间供他发言。听讲者众多，且有耐心，可见对讲演内容感到有兴味。但须知对主讲人观点持反对态度者亦大有人在，如我讲“儒家哲学”时，有学生对旁人说：“我倒要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采取此种态度，实未可厚非。学问学问，学而不问怎能求得真学问。彼此质疑，互相问难，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当时北大此种风尚是极可珍贵亦应加以发扬的。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屠孝实等尝加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那时以陈独秀、胡适之等为代表的新派，多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头脑明晰，笔锋锐利，批判旧派观点，如摧枯拉朽。《新青年》杂志诘问旧派：孔子</a>真精神是什么？价值何在？旧派张口结舌。可是许多旧派先生竟不感苦恼，仍埋头于旧学之中，仿佛彼此并不相碍。学生一如</a>教师，也分新旧。新派刊物名《新潮》，宣传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内容充实而有生气。倾向于旧派的学生办有刊物名《国故》，却只是示人以一堆陈旧古董，根本无力与新派对垒。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讨一个解决。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我原是个很笨很呆的人，从我十几岁会用思想之日起，就爱寻个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的话。凡是我心中成为问题的，便不肯忽略过去，而对此问题如果我说不出它的道理，就表明我没有道理。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a>》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第一次由陈政同学（哲学系）记录。第二次由罗常培同学（中文系，解放后曾任语言研究所所长，1958年病故）记录。后将两次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我生平第二本专著。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张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决心去作孔家生活。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而在进入北大之后，我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说之不尽，于是得以经过自学钻研，在学识上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开始走向成熟。


    我尝说过，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发的人，而我则不是；我是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忆往事，真可谓培育之恩没齿难忘！


    [1] 写于1985年。


    我从事乡村工作的简略回顾[1]


    抗日战争前，我做乡村运动曾有较大发展，此种发展有客观原因。在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一或二十二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当时国内社会经济有了大变化，既不出也不入。原来中国出口靠农村（农产品），进口也是为农村（农村需要的煤油等），这时银行业首先感觉到这种不出不入的现象。这正是乡村运动在国内开展普遍的一个原因——农村破产。正为农村破产，才有救济农村呼声，南京政府亦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我从事乡村运动的由来。


    我们开头并不是在农村破产刺激之下从事这一运动的。我本生长于大城市北京，包括我的上一代上两代也如此。为什么一个在都市生长的人想去搞乡村运动？早年因受彭翼仲先生的影响，灌输了爱国思想，我于是很早就热心国事，从而热心宪政。我认为皇帝专制为中国腐败的根源，救国必须从政治入手，宪政首先出现于英国，应以英国为蓝本，实行宪政。清末大家都要求宪政，清廷因此有宪政十九条的宣布。孙中山</a>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了临时约法，这也是模仿英国宪政。后来袁世凯</a>又背叛民国而搞帝制。可是竟然社会民众没有实行宪政的要求。如果公众没有参与国政，争取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要求，宪政只在上层说来说去，是无用的。在这个问题的推动下，我想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也就是从基层的农村入手，于是我抛弃都市生活，到乡村去。


    最初想在广东试办，因为与我相识的李济深当时在广东当政，民国十六年我在广东发起创办乡治讲习所，并且作了“乡治十讲”的讲话，讲述乡治的道理、办法等，可惜讲习所未办成，此讲稿也已不存。后来政局变化，李济深为蒋介石</a>扣留，我于是回到北方。刚好我回到北方遇见朋友王朝俊（鸿一）、梁仲华等人。王是山东人，当时为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冯玉祥</a>、阎锡山</a>二人对王很礼遇，因此王是冯、阎二人的座上客。王朝俊热心乡村自治。他一面在北平出版《村治月刊》，一面与朋友在河南辉县办河南村治学院。《村治月刊》在经济上得到阎的资助，村治学院则得到冯的同意。村治学院院长为彭禹廷、梁仲华，我为教务长，村治学院的旨趣书是我起草的。我在此前后不超过一年，因为民国十九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学院被迫仓促结束。当时名义上河南省主席是韩复榘，实际上他并不能主持省政。韩原是冯的部下。中原大战结束后，蒋拉韩，委以山东省主席的职位，韩于是脱离了冯。在学院结束后，副院长梁仲华去山东向韩报告，韩即表示河南办不成，请都来山东好了，于是学院的全班人马去山东，考虑如何做法。当时社会各界都高谈“建设”，我们在此影响下就提出“乡村建设”，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址选在距济南不太远，又靠近胶济路的邹平县，划县为实验区。院以下除实验区，另外两个部分是训练部和研究部，前者的任务是训练做乡村工作的干部，后者做乡村建设的研究工作、策划工作。梁仲华任院长，我为研究部主任。


    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我头脑中所设想的有两个要点，因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缺欠。中国农民的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乏团体组织，这是一个缺陷。中国社会所缺乏的另一面是科学技术。我所想的宪政的新中国</a>，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自治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我梦想的团体自治是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主要是生产合作，也包括消费合作、信用合作。西洋进步从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发展贸易，而牺牲农村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总之，中国缺乏“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八个字。将这两方面补进来，中国即发达进步，成为很好的国家。这个好，要胜过西洋，因为其富强是建立在广大农村之上的。我心目中的做法是将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引进于乡村：团体组织引进一分，即可引进一分科学技术，同样科学技术引进一分，又可推动团体组织一分。为此，我们在邹平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并兼理县金库，流通处不贷款给个体农民，只贷给农民组成的合作社，以推动合作社的发展，促进农民组织，又促进了科学技术。例如邹平孙家镇为棉花集散地，农民将生产的棉花送去出售、打包，运给青岛纱厂。我们即做棉种改良工作，推广纱厂需要的长绒棉（美棉），纱厂高价收购，农民欢迎。我们还计划在当地自办纱厂，这样可以农工结合，增加农村财富，后因七七事变，未及实现。


    搞乡村运动，我本从主观认识出发，而在农村破产的客观形势推动下，运动有了较大较广泛的发展，于是我们连续三年举行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在山东邹平，随后两次先后在河北定县和江苏无锡。这三次会议的记录由章元善、许仕廉编辑，以《乡村建设实验》为题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附 以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a>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内。在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做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激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的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出了家，不过随随便便念念经，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样的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生活。如果乡村运动者不是自动出家，在内心并没起了激动，仍系鬼混度日，这是最冤枉最无味的生活。如果我们真是发愿而来，我们应当真的像和尚一样感到孤独，常常念着众生，常常念着一件事，常常像要解决一个很急切的问题似的。（我在廿岁时曾经想出家，后来没有；可是到现在还常常觉着出家的味道。）一个人很容易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明白时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糊涂时便恍惚忘记了。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如果不是真想干，干脆的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么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的。


    [1] 1984年据口述整理而成。


    我努力的是什么[1]


    ——抗战以来自述


    1940年底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后，为在海外建立民盟的言论机关，1941年作者被推赴香港筹办《光明报》。1941年9月18日报纸创刊，作者被任命为报社社长，主持该报工作。《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即写成于此时，并在《光明报》连载达一个半月之久。文中扼要记述了作者自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至1941年离渝赴港之前四年间所参与的种种重要活动。五十年前的这些往事，因时移事易，有些细节已无多大意义，故现在重新刊出时略有删节。至于文章中的多处“天窗”，则系当年被香港当局新闻机构所检扣的部分，因作者无法填补，只得付诸阙如。


    编者


    引言


    我努力的是什么？这原是要读者看了这篇自述之后，从四五年事实经过中认出的。但今亦不妨先指点出来：


    一、是国内的团结；


    二、是民众的发动。


    发动民众为抗战所必需，国内团结为抗战所必需，这是人人都知道应需努力的事。努力者正多其人，我亦不过追从国人之后之一份。事无新奇，不足称述。不过我四五年间翻来覆去，努力不已，不是这件，就是那件，自始至终，一贯不移。述说出来，使国人关心这两大问题者，亦可得其消息之一斑。


    我第一个念头原在发动民众，因为意想中全国一致对外不成问题，后来晓得事情不这样简单，还必须先求团结才行，否则彼此猜防之心未泯遽动手发动民众，愈发动即愈冲突，冲突大了，国事便不可为。但如有人问我：定要团结好了，再发动民众，事实是否能许可呢？我回答不出。我总强调“团结第一”就是了。


    我是个谨慎人，我□□□□□□□□□□ 像共产党一样，可以去发动民众。我当然要从团结入手，求取全国有计划的合于理的民众大动员（此事我有主张计划见后）。无奈我的气力薄弱，事情不易成功，至今天还盘旋在团结问题上，没有进展，因此四五年间所努力的，核实了仍只是团结一事而已。试看后文自明。我今天受同人委托，办理本报，仍是为了团结运动。现在自述其四五年来努力经过，藉以求教于当世贤达，亦正是表出本报宗旨的一种工作，倘得各方读者同情指教，使团结运动得些进益，岂非大局之幸乎。祝之祝之！


    在本篇的叙述上，拟将最近在重庆我们一些朋友，为团结而奔走的一段经过叙列为开卷第一章，然后翻回头来，再从抗战之前叙起，直叙到最近，使与开端的叙述环扣起来，其顺序约略如下：


    （一）1941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


    （二）七七以前的讲演


    （三）“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四）国防参议会


    （五）访问延安


    （六）国民参政会


    （七）改善兵役运动


    （八）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


    （九）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十）统一建国同志会


    （十一）1940年4月间的一个提案


    （十二）总结全文


    一、1941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


    这一段经过，我看见曾有两个刊物提说到。一是陶百川先生主编的《中央周刊》似用《劝驾记》为题，一是邹韬奋</a>先生写的《抗战以来》第七十五节《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前夜》。不过，都语焉不详。我现在较精确地记述当日事实（其中自然仍省略许多），读者不妨取以与前两文相印证。


    这一段经过，是1941年2月22日起，到3月27日为止的，其内容如下。其时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对于1月间新四军事件表示抗议，用书面通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说：在他们所提善后办法十二条未经政府裁夺前，即不出席参政会。而参政会已定3月1日开会，所以居第三者地位的参政同人，不便坐视，特于2月22日集会商谈。当日在座者，计有张君劢</a>、罗隆基等各位，左舜生、李璜等各位，沈钧儒</a>、邹韬奋等各位，黄炎培、冷 遹 等各位，而前届参政员章伯钧、张申府亦参加，连我自己共有十五人。大家商谈结果，推定左、罗及我共三人，负责起草几条意见，作为向双方说话的根据。当晚左、罗及我三人又作一度交换意见，而委托我来执笔。23日晚我写好之后，通知各位朋友于24日集会。大家看了，我所写好的无甚修改，即依年龄为顺序而签名。第一为张表方（澜）先生，第二为褚辅成先生，余不必细数。除章伯钧、张申府两位未签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数。褚先生为国民党老前辈，素不存党派成见，此次亦自愿列名。


    我写的共四条，其条文如下：


    （一）为昭示全国团结，此次大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为永杜纷争，全国一切军队，应与任何党派绝缘，统一于国家。


    上项原则之实行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秉公监督办理。


    （三）抗战建国纲领公布瞬满三年究竟实行者几何？而现在事实，背乎各条规定者又有若干？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切实检讨。其有实行不力者，应督促实行；背乎各条规定者，应加纠正。并以此委员会为常设之监督机关。


    （四）根据二三条，合设一委员会，以最高领袖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时，派负责代表主席。设委员八人，网罗各方面充任之。委员会议决事项立即生效，不再经任何机关核定。


    蒋公的表示


    十六人签名的一份，又在四条前后加了头尾，作成一封信的方式，准备呈给蒋公。中共方面，则约了周恩来</a>、董必武两位来面谈。周谈话甚多，总其要点，不外两层：第一层表示，极欢迎第三者出来说话，他们愿与第三者共同推进民主，可以将自己的事，加倍让步；第二层表示，四条主张甚好，若得当局接受，则他们出席，亦即不成问题。这是25日的事。27日早，蒋公约去见面，除面呈那四条外，又加口头说明。大意着重两点：一点是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方为根本杜绝纷争之道；一点是国家政令，每每宣布而不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即其一例，我们不多要求旁的东西，只要求兑现，我们要求给我们监督兑现的权。蒋公对此两点，皆表示甚以为然。总结来说，就是接受我们的建议，可以组织那个委员会。至于中共参政员出席问题，则嘱咐我们去劝他们，并约第二天再见面。我们当将此意，即刻转告周、董两位。除中午一度谈话外，当晚复在油市街四号（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由同人与周、董切实商讨，请其撤回那不肯出席的通知书。周、董二君迄未同意，仅允电延安请示。第二天28日，同人再见蒋公，即以周君已电延安为告，接续商量组织委员会事，甚为顺畅。临末，蒋公追问中共出席不成问题否？无人敢负责答复。于是蒋公严切表示，明天（3月1日）他们出席，即当按一个党派参加主席团一个主席之原则，推选周恩来为主席团之一；如其不出席，则是他们不惜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他们要负责的。以后即无话谈。请你们去告诉他！


    那时只剩半天工夫，非常迫促，所以我同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诸公顾不得吃饭，赶去访问周、董两位。既传达领袖的话，亦表示同人的要求，请决定出席，勿负各方面之望。周君等似亦无甚固执之点，仅谓必须候取延安复电。他们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三次。所以周君对我们说，至迟夜晚必有复电。收得复电，马上通知我们。政府诸公关心此事者，都向我们问消息。我们皆做乐观的答复。因当时空气确实不像有问题的。但不料我同黄先生坐候一夜，屡次用电话询问周君；周君亦在山上坐候收电，到底不得复音。天明周、董两位亲来见我们，说电台发生障碍，收不到延安电报，不便出席。经再三恳谈，终无法相强。已到开会时间，忽于电话上，蒋公亲语黄先生，嘱我们代表他，敦劝董、邓两参政员速即出席（因七参政员中实只有董必武、邓颖超在渝）。我们只得再跑去劝驾。他们自然不肯来，写了一封抱歉的信，声明没有党中央命令，不能自主。我们赶至会场，将此信回复蒋公，大会早在开幕了。


    我们将信面呈蒋公，并代为解释，说他们第因电令未到，不好出席，非有他意。蒋公当表示可以等待他们一天。于是由黄炎培、张君劢等四十二人临时动议，将下午大会停开，所有主席团的选举改在第二天举行。为是等到他们出席后，便可选出周恩来参加主席团。


    延安提新十二条


    到了第二天，3月2日黎明，我同黄先生又用电话询问周君。复言延安电报已到，我们正色然而喜，却不料其又有十二条的提出，要当局接受了，然后出席，十二条件如下：


    （被检）


    这是所谓新十二条，比较前次十二条降低甚多（□□□□□□□□□□□□□□□ ），但不论条件高低，我们从来不预闻讨价还价之事。我们是以国民立场过问国事，本着我们的主张和信念（见前述四条）而奔走努力。我们并非做和事老，调停的人。何况这种分家的办法和我们要求国家统一的精神不合，同人皆感觉失望，不能赞一词，国民党方面的情绪如何，更不必说了。


    一个委员会问题


    中共既不出席，主席团的五位，当日选举出来（有左舜生、张君劢），自无周恩来在内。正午十二时同人聚于一心饭店，商决我们今后动止如何。我提出意见说：中共的十二条我们实不愿加以讨论，况且逐条磋商，必致延过了参政会期；要当局一口答应，又万无此理。可否向他们作如下的商量：


    一、原提之第十二条，今事成过去，不必再议；


    二、原提之第十一条，似相当于我们所主张的那个委员会，请按照我们的四条主张继续进行商量；


    三、自第一至第十各条都暂不讨论，候那委员会成立时，交委员会裁决之。


    此即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而委员会如何组织，则请周恩来先生和张岳</a>军（群）先生直接见面，较易解决，更加上君劢、舜生共四人商洽起草。得出草案，即刻请领袖核定，一经核准，即可一面成立委员会，而一面中共出席参政会。若能在此届大会内终得圆满出席，尚足以安慰国内人心及国际友邦之望。


    个人接洽


    同人都很消极，我的意见未被采纳。结论是：我个人可以单独进行，不与大家相关。黄先生对我说：你如果要进行，我劝你先问得张岳军同意，然后再见周恩来。君劢先生对我说：你欲晤张岳军，我可替你向他约个时间。张表方先生亦鼓励我。我接受了几位先生的美意，自愿试一试看。


    3月4日乘张岳军先生过访，相谈甚畅。他还提到二十八年（1939年）秋间，我从华北回来，力主军队应属于国家之说，当时不过一空想，而今则居然得到两党的承认，何等可喜。又说：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立国之道更无余义矣！但我提议请他们与周君恩来直接商谈委员会事，他却说且待请示最高当局再说。于是我再三叮咛，请其于请示好之后，告知我。


    次日（5日）清早，我访君劢先生，恰又与岳军先生相遇。他说：今晚蒋公在嘉陵宾馆招待全体参政员，他亦被邀陪坐，届时定可答复我。而在他走了之后，君劢极力劝我不必等待他，尽可先访周恩来。我想亦无碍，就去访周，未谈眼前具体之事，而从根本大端上有所讨论，如军队统一于国家等问题。其详容另记。到晚上，嘉陵宾馆席散后，岳军招我于一旁，问我曾否进行，若未进行，过了明天再说。我转问何故。他答：蒋公定于明天（6日）亲自代表国民政府，向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并希望参政会对此问题有所表示。所以我们看了明天的形势再进行。言罢，匆匆分手。


    周恩来的意见


    我闻言，急觅君劢商量。我说：不知蒋公将作何宣布，又不知要参政会作何表示？假若双方洽商好，而以领袖之宣布，参政会之表示，作一转圜文章，最妙。否则，多一次宣布表示，即加重一层痕迹，更难转圜，我愿尽今夜做一度努力，请你代约岳军明早等候我。希望在明天下午蒋公出席参政会之前，能洽商一结果。君劢允为照办。我即刻访周倾谈，当夜宿于周家。


    我对周君诚恳地爽直地说出下列两层要紧意思：


    一、当局决定明日作一宣布。但我嘱托张岳军候我消息。我们都是爱护大局的，必不可使大局更僵。所以我来请教你，要赶在今夜明晨洽商一结果，俾大局从此转圜。


    二、最好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来商量。商量时最好请你与张岳军直接谈，而第三者参加讨论。委员会事确定了，大小事都交付委员会解决，请先出席参政会，以慰各方之望。


    周先生答复我的话，总结有下列几层：


    一、由于王秘书长（世杰）何部长（应钦）连日在大会上的两次宣布，我们出席参政会问题，可说已成过去，不必再谈。我们固不知蒋先生明日如何宣布，但想其影响大局者，好亦好不到哪里，坏亦坏不到哪里。——自然是若能不再作何宣布最好。


    二、撇开参政会出席问题，我们不拒绝任何的商谈。像是各方合组委员会的问题，尤所愿谈。委员会如成立，一定参加。


    三、同张岳军先生直接谈，无所不可，梁先生问得张先</a>生同意，我马上去见他。


    四、前于3月2日有一件签呈，系以周恩来名字，作为下属长官（不作为党派关系）口气，列举几件小事，然而是很痛苦的事，例如某处扣车，某处扣人，几个月不发下护照等等，请求委员长批交各该机关制止或纠正者，请转恳张岳军先生向委员长促请早为批下。——能批一“查明办理”的字样都好。


    我只得照他的话，第二天据实转告张先生，张表示且待过了下午再商。


    这天（6日）下午蒋公代表国民政府对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词义严重，并且话很长。报纸曾有披露，此可不述。接着参政同人临时动议，表示盼望中共参政员出席之意。其决议文，和中共参政员的答文，均经揭载于报纸，此亦不叙，彼此一往一复文章愈多，彼此间的距离愈远。我适有自己事待办，亦就离渝回乡了（我居住四川璧山县乡间）。


    参政同人继续努力


    听说我离渝期间，大会上有某参政员（陕西籍，忘其名）又提出一案，关涉到陕北边区和十八集团军，亦经议决通过，此事后来亦生影响。


    10日我自乡赶回重庆，大会已行闭幕式，因闻张岳军先生将于翌日返成都，特于夜雨中偕张表方先生访之。我对他说，那个委员会就是最好的办法，一切问题可在委员会上有清楚明白的解决，并且马上解决，不予拖延；解决时有第三者大家共同讨论，自必有正义公道；万一某方违背诺言，自由行动，则舆论亦必然援助政府的制裁。所以我希望当局不要以为那委员会是只利于共产党和第三者的。蒋先生为中共问题很焦心，而少有人能替他分心筹划，我们都盼望你能帮助他。岳军先生似颇以为然。他说他十天后将再来重庆，希望我亦继续努力。


    参政会开罢过去，中共问题原无时限之督迫，而同人仍思尽力。13日午由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四位出名在一心饭店请客。被请的都是参政同人，而以中共参政员为主要对象，当由众人公推褚（辅成）、黄、张、左及我五个人共负继续进行之责。


    蒋公传见周恩来


    14日下午闻讯，蒋公手谕张冲转周恩来，约于15日下午见面。据说自上年冬以来，周君屡次求见皆不可得。一切交涉只能由叶剑英与军令部刘次长接洽。因政府认定系军令军纪问题，叶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在军令部系统之间必须服从，无多少商量。而周君则代表共产党，不见周即不愿落于党对党的问题上也。忽然传见，意必有话商谈。


    待到17日晚间，周、董各位回请我们吃饭之时，周君将15日谒见情形，说给我们。则据云并未谈到要紧处，蒋夫人先面见，甚亲洽，蒋公后出来，亦无不愉快之色。周君即未提出大问题来说，仅提到3月2日的签呈，请早赐批示，蒋公谓这很容易。又谓你可再写了来，周君自云本日（17）遵即再度写签呈八件递上。前次系一签呈列举多事，今改为一事一呈，委员长喜欢批哪一件即可批哪一件。


    委员会组织草案


    在我们想，大局问题的解决，仍有待于那个委员会。适国民参政会王秘书长（世杰）亦向同人表示，委员会事仍可商量进行。遂根据从前我们的四条意见，经他协助，草成一个委员会的组织章则。草案原文，我未保存，今不能全记。大致是这样：


    一、名称定为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


    二、委员定为十五人，设常委三人。委员人选不限于参政员，意在军政实际负责人参加。


    三、蒋委员长为主席。因事缺席则指定一常委临时代理。


    四、关于推进民主，加强团结，督促军队国家化，监督抗战建国纲领之实行等四项，有权调查提议，决议并促其实行。


    五、议决案由主席负责执行。


    王秘书长前任法制局长多年，对于起草法规具有专长。其一条一条的文字，都经苦心斟酌，并不像我写的这样拙笨，但大意确是如此。


    19日我们五人先在秘书处与王君洽谈后，约好20日面呈蒋公核定。20日中午原系蒋公宴请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廿五人。饭罢留下我们五人细谈。对于草案认为可行，仅将常委改为三人至五人，委员改为十五人至十九人，余无改动。问我们若未曾与中共谈过，可即往商谈。


    委员会之难产


    22日我们约了周、董两位于君劢家谈话。即以委员会草案给他们看，而征其意见。周君说话虽多，但重要争点则似无几。最重要只有一点：他们反对以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我们说：此委员会必有系属之处，与其系属于政府，不如属于参政会。并且大会已闭幕，我们准备由驻会委员产生出来（且准备作为主席团的提议）。因为照驻会委员会的新章增加了建议权。周君亦认为不妥。他指出此届大会上一次一次的宣布，一次一次的议决 （特别是陕西某参政员的提案），使他们落于绝对不利地位，他们无法再出席产生于此参政会而且隶属于此参政会之委员会。他又指出驻会委员会的建议，照章程上规定以不背大会议决案为限，如果有人指摘此委员会不合于大会议决案精神，或指摘此委员会所行者不合于大会所议决，那么，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他坚决地说：即使延安同意了，而命他出席委员会时，他亦要坚辞不担任。


    我们觉得他的话相当有理，亦不强争。更恐除此点外，尚有其他问题；恐周君意见外，延安尚有意见；故结论请其以草案全文电达延安征问后，再作讨论。周君谓一二日必有复讯，遂约于 24日再会面。


    23日午前我们同访张岳军先生。——他已因国民党中央开全会由成都来渝。我们将一切情形都说给他，并表示我们已不考虑这委员会隶属参政会的问题，须另想办法。他觉得其他办法不易想，然或者亦非全无办法。不过，若不属于参政会则委员会的名称即又成问题。因为当然不再称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而亦不能秃头的一个特别委员会，那就很费思索了。最后我个人声明定期25日赴桂林，不能等待完成此事。张君劝我等待有结果再去。


    在此期间，蒋公夫妇曾请周恩来夫妇吃饭（是为第二度见面）。其确期，今指不出。据闻仍无重要谈商。


    24日午后，如约与周君等重行会见，忽有某君贸然来参加，致妨碍谈话。又因周君亦称延安尚无详复，遂改期27日再谈。但我原定25日同林隐青（虎）先生赴桂的，竟以此被同人强留，不得成行。又事有可异者，25日我国际宣传处收录敌人广播，此委员会乃为东京所宣说出来。


    27日同人与周君等再相会见。周君报告延安意见共有七点之多。其中大问题有二：一、反对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而认为不必有其所系属；二、主张此委员会定名“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其他尚有各党派委员平均各一人等五点。同人闻讯均有难色。而周君则称他在党内甚难劝说让步的话。因为前将极痛苦的几件小事签请批示查明办理者，至今仍不得批。党内责他，一点小事都办不了，何颜徒劝自己让步。同人互商，认为双方诚意不足，此事殆无成功之望，只好结束，不再进行。除当面向周君声明外，同时向王世杰先生声明，托其代陈于蒋公，于是近四十日来之奔走，至此宣告停顿。


    29日一早我即离开重庆，去桂林了。


    我努力团结是为了统一


    这一段经过的叙述至此为止。末了，要总结来说几句论断的话。


    这结论在我胸中有若干话欲说，但在笔下能写出发表的，却只两点，如后。


    一点是：事虽无成，而在全国团结（或统一）运动上却已有了进步。说老实话，我是要求统一的（看以后所述自明）。不过我认定统一要从团结得之。所以我努力团结，是为了统一。国家统一不统一，于何处决定呢？那无疑是以军队的统一不统一为决定。若此一方彼一方各有各的军队，任你如何说国家统一亦是假话，而且内战永不能完。我很早提出要军队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就是为此。许多朋友听见我的主张，都笑我太书生。□□□，□□□□□□□□□□□□□□□□□□□□□□□□□□□□□□□□，绝对做不到的事。甲如此说，乙如此说，丙如此说……几乎没有人赞成我。我自己亦不免摇惑起来，怕是距离事实太远，实现无望。然而武力统一，强迫地将军队收归一处我是早确认其无成的。——不是不能成，是成了旋即失败。倘若和平统一是空想，武力统一又是徒劳，则中国岂非没有统一之日。没有统一，即没有建设与进步；没有建设与进步，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所以我一定要求军队统一，我相信一定做得到。


    这一信念，总算从经过事实中，没有令我失望。我廿八年从华北游击区目睹我军□□□□□□，回至大后方，倡言军队须统一于国家之时，虽赞成的很少，而到这次参政同人商量向两党提出我们的主张意见时，却被列为最重要之一条，并且得到几方面朋友，十六位先生联署。这给我的鼓励不小。更增我希望的，两党皆慨然同意，并没有碰钉子回来。廿八年切实指教我，说我是幻想空想的张岳军先生，亦转过来替我乐观。还间接听到张君劢、李幼椿（璜）二位转述何部长应钦、陈部长立夫在不同地点对不同的朋友谈话，或以军队脱离党派为莫大之幸，或以军队直属国家为素所主张。不论大家命意用心是否相同，我皆认为是进步。□□□□□□□□□□□。


    今事虽未成，这一句话却唱出了。事之不成，我早看到。不要说那委员会没有成，就令委员会成立，亦不免吵闹一场而散。就令不吵不散（廿九年成立之特种委员会即未吵过，其事见后），军队统一亦不易办成，但我以为尽管不成，而原则已昭示天下，□□□□□□□□□□□。□□□□□□□□□，□□□□□□□□□□。□□□□□□□□□□□□□，总有一天要交出给国家。所以这原则的承认，实在是统一运动向前迈了一大步。


    既有进一步，就不白努力；当然我要再努力下去。——这是第一点。


    又一点是：看清楚事之所以无成，都为第三者太无力量。在四十日的经过中，□□□□□□□□□□，□□□□□□□；□□□□□□□□□□，□□□□。□□□□□□□□，□□□□□□□。□□□□，□□□□□□□□□，我们没有力量于其间。这是事情不能成功之由来。□□□□□，□□□□□□□□□□□□□□，□□□□。□□□□□□□□□□□□□□□□□□□，□□□□□□□□□□，□□□□，□□□□□□。□□□□□□□□□□□□□□，□□□□□□□□□□□□□□□□□□□□。□□□□□□，□□□□□□□□，□□□□，□□□□□□□。□□□□□□□□□□□□□□□□□，却亦有一种和平正义的力量。大局便可不难好转。今后再度努力的方针方法就是如此。——这是第二点。


    就以上面两点，为此一段经过的叙述作结束。


    二、七七以前的讲演


    1941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叙述后，我们翻转来再从抗战之前叙起。


    抗战之前，我本来是在山东做乡村工作，其详情不叙在此篇。现在只叙逼近抗战前夕，我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从这一讲演中，说明了我平时努力的乡村工作和抗战的关系，使读者了解我四五年来努力之前的背景。


    在七七卢沟桥炮声未响之前，我们抗敌的情绪已经紧张了。 6月13日我在成都省党部大会场，作了一次“我们如何抗敌”的讲演。事缘四川省政府刘主席（湘）屡次函电邀我入川，我在5月尾经过南京、武汉飞到重庆、成都两处，曾为一个月之盘桓，作了三十次以上的讲演（有时一天两三次），此为其中之一次。那次，有教育厅长蒋志澄先生陪着去，地点借省党部，性质是公开的任人来听，事后成都各报皆有登载。今撮举大意如下：


    开首： 今讲“我们如何抗敌”一题，是为了有些朋友不明白我们乡村工作和应付当前国际问题的关系，嫌我们缓不济急；所以要特地指明我们正是准备抗敌，才从事乡村工作之理。


    次段： 中国今日要抗敌，应采两原则：一是必须靠无限的兵力，而眼前有限的兵力为不足。中国常备军虽多，但行的募兵制，除了常备军便无其他。此有限兵力，至多不过可用一时而已，万万不足用。非化民为兵，求之于无限不可。又一是不求摧敌于一朝，而要能与之作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因为我们的国防军备是不足以和敌人为主力之决胜的，只有拖久以待他之内溃。


    三段： 假定上面的话不错，就必得认定两点去下功夫：


    一、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


    二、加强政府的统制力量。


    从第一点，就是求得无限兵力的法子；从第二点，就有了如何指挥运用此无限兵力的根本。


    四段： 要政府的力量强大，有赖于多数国民的支持；要政府能遂行其统制，有赖于下层机构的健全灵活。但照现在情形，上下之情未通，希望老百姓支持政府似难；民众都缺乏组织与训练，要下层机构健全灵活更做不到。


    五段： 所以我们必得要启发出老百姓拥护政府的情绪，并且加以训练及组织才行。然而这一功夫做到了，亦正是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因此，前认定两点或作功夫者，核实只一桩事而已。


    这一桩事是什么呢？就是要从农业和农民入手做功夫。


    六段： 所谓从农业和农民入手的功夫有二：


    一、先解除农业上种种妨害（灾害，匪患，苛捐杂税等等），更进而积极促兴农业（技术，金融，合作等等）；


    二、切近农民日常生活予以组织训练（自卫，自治，合作等等），更进而为临时对外抗敌的组织训练。


    七段： 为何定须如此做功夫呢？其理由有四点：


    一、国民之大多数在农民；


    二、非政府关切农民生活问题，替他设法，则农民不会爱国，不会拥护政府；


    三、非感情相通，则组织训练不会成功；


    四、非有日常生活上的组织训练，则临时抗敌的组织训练就无根。


    八段： 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加其抗敌能力的。所以我们正是从事抗敌的工作，纵使缓不济急，但似别无更急切有效的办法。


    我们主张扩</a>大乡村建设工作以应敌。完了。


    抗战前夕，我的努力，我的主张，是这个。当然，抗战起来了，更将本此方针，要求发动民众。其奔走事实经过见后。


    三、“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我在川时，卢作孚、陈筑山两先生适从庐山回川。他们给我讲，政府当局为大局问题将约集在野人士，同到庐山，彼此商讨。给我的一份请帖，由作孚转来，切嘱于7月初间到庐山去。


    我于6月29日出川，经武汉北上，7月2日到北平。那时北平谣言甚多，情势紧张，已有风雨欲来之势。7月4日南下，于津浦车中遇胡适之、林宰平两先生，他们都应约到庐山谈话会的。我告知他们，我随后亦到。5日在济南下车，折返邹平一视。旋即回济南，准备南下，而卢沟桥炮声发作矣。


    从此以后，我即为抗战奔走，东西南北，没有休息。琐事不足记，记我当时的主张。此主张发表于“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前夕，8月10日至12日载上海《大公报》。题目是：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今记其内容如次：


    开首： 提出三条大原则——


    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令政令下面而动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


    三条原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现代战争都是以整个国力相较量，胜负关键在于后方。而况我们欲为持久之计，更非深蓄其力于广大的社会不可。第三条即与全国人力物力合为一国之力以应敌。如何合法？则不但要有“节制之师”，更须有节制之民。一切统一节制之后，可以举全国人力而化为一个抗战工具。——这就是第一条之意。但要想举国工具化，还得要举国主体化。那即是使举国之人都得其感情意志之发抒，意识到为他自己而抗战，不是给人家作工具。第二条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者，在此。


    综合起来说，要在以第一条的系统化，第二条的民主化，来完成第三条的一切国力化。


    次段： 指出这三点都是理想，距离事实现状甚远甚远。


    例如中国事向来无系统无条理，国家最近才统一，政治民主化三十年未作到等等。（下略）


    三段： 提出十四条较为具体的主张办法来。（中略）此其内容实包括有：


    一、国家行政以讫地方行政的大改革；


    二、教育制度的改造；


    三、政治的改造。


    关于第一项，是为要适应战时动员需要，将中央地方军政一切机关系统化，合理化。（下略）


    关于第二项教育制度的改造，是我多年以来的主张。那就是廿二年应教育部之约，写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关于第三项政治的改造，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我当时亦声明将另成专篇讨论之，后来亦是没有写。（下略）


    总起来，我是采取两大方针：一方向统制走去，一方向民主走去。


    四、国防参议会


    “八一三”以前的几天，我在上海，每天与蒋百里先生见面，商讨时局。11日因听了蒋先生的话，有急事特地到南京一行。夜车开行之前，适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来晤谈。他将敌我两方紧张情形告知我，说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


    夜车开行不久，乘客人睡甚熟之时，忽闻人马声喧。车正停在无锡车站。站台上满是军队，站长传知客人一律下车，奉命火速运军队去沪。当时众人纷纷下车，我亦同英国友人戴乐仁先生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传说甚多，而我心里则认为已经开火了。


    当日幸得附他车，继续起行。但我已认定开火之故，过南京即未下车，迳返山东，准备自己岗位内之事。12日经兖州到济宁，刚下车入门，我们工作同人即谓中央连电促我入京，正转电至上海觅我。我未休息，仍乘原车回兖州，候南下车入京。14日清早抵京，晤张岳军、熊天翼诸君，一面得知“八一三”开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将成立国防参议会，要我参加。


    关于国防参议会，邹韬奋先生的《抗战以来》第四节《参政会的胚胎》曾加叙述。但其中所述，不无记错之处。即如原书说，国民政府8月底集合全国各党派领袖们组织国防参议会云云，其实“八一七”就举行第一次会了。那天是夜间集会的，到的人有张伯苓、胡适之、周恩来、蒋百里、李璜、傅斯年</a>诸先生。在上海的沈钧儒、黄炎培等各位尚未赶到。因聘书15日才送出，秘书长是彭学沛（交通次长兼任），不是甘乃光。甘先生只在临末了，参议会将结束，才来担任几天。


    我想分几层来叙述叙述：


    一、这个会无疑地是民主在抗战期间的萌芽（邹先生语）。从内容人物来看，几乎全是在野的，党外的。即为国民党的，亦系素不接近中枢的，如马君武先生。这种精神，的确表见政府要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的意思。从这个会追上去，便是庐山谈话会。再可追溯到“一·二八”那年的洛阳国难会议，其命意和性质皆大致相同。


    从国难初起的国难会议，直到今天的国民参政会，实是一脉下来，平时并没有这种集会，更未成立为机关。而由国难逼来，则马上召集之，就充分证明其为这时所必需，翻过来，平时政府固不见得找这些人来中央，而这些人在平时亦未见得愿意来。今天政府愿意大家来，大家亦愿意来，一面是政府开诚延纳，一面是大家竭诚拥护。团结在此，民主在此，统一在此，进步在此。气象光昌，三十年来所未有：谁说敌人不大有造于我！


    二、任何一桩事，不要看外表形式，而看其有无一段真意存于其间。国防参议会虽小，形式多不具备，而我感觉却还不错，似较今天的国民参政大会还好些。这就是初起时，意念较真。论人数虽后来增至廿五六人，而开会时总不过十余人，可谓甚小。人所以到得少，例如蒋百里先生、胡适之先生均即奉命出国，毛泽东先生在延安没来，周恩来后亦不到，黄炎培、沈钧儒二公常往来上海，张耀曾、颜惠庆两位讫未入京，晏阳初先生和我亦是往来不定。但正因人少，精神凝聚，谈话亲切，亦从容随便。这样倒使彼此少隔阂，而易沟通。开会时间亦多，多时每周至四次（当九国公约在北京开会之时，为听取国际消息）。有不少军事外交财政金融上较机密的事亦可知道一点，亦正为其人少之故。到后来参政大会上，几百人在座，政府便不肯拿出报告了。参政大会先是三个月一集会，后改半年一集会。政府报告都先做出文章，付印成册，数目字很详细，各部长朗诵一番。形式整齐，而意味却减多了。大会有议长，议事有规则，提案有手续，表决算人数，种种形式当然比较从前好看。开会时车马云集，亦甚热闹，但按实来，却按不到一点东西。


    邹先生书中，说国防参议会在组织及职权上，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什么文字上的规定，连全体参议员名单亦未见过。这大致是事实。我们收到的聘函，原来就是密件（开首称密启者），所以没有向外发表名单。开会时，交换意见，每每就是口说，用不着书面。然正为此之故，或以一言半语对政府有所启发，或往复斟问使我们得所了解。邹先生又说“代理主席汪精卫</a>把大家意见口头转达政府当局，有时亦把当局意见口头转达给该会同人，如此而已”。此亦事实。然而比较后来参政会上文书印件传来递去，像煞有介事者，未必无用。我想中国政事一切落于“等因奉此”，正应当矫正。而见于有名的英国宪政，全靠习惯和精神，不假条文规定；似乎我们亦不要尽在条文上作功夫，而要培养起宪政的精神和习惯，才有希望呢！


    三、国防参议会组织及职权的条文规定，亦许有的，我却未看见。我只记得第一天的会上，张伯苓先生曾问及参议员的选任，以何为标准原则。胡适之先生曾问及参议会怎样去实行参议。当时代主席汪精卫对于头一问题，大致回答说着重在野党派，社会人望，和具有专长的人，总之，政府为了抗战，认为必须借重的，就可选任。对于第二问题，则分三层：一层是政府认为时局严重无比，特请大家来共商国事，亟愿听取各方意见——这就是说，看大家有什么建议；二层政府应付时局或将有些计划方案之类，交到会上请大家共同参酌；三层政府随时以国际情势前方战况以及如何应付的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现在想来，三层之中，实重在第三层。不只是政府主观要求在第三层，末后收到一点效用亦在第三层。


    论到第一层，大家怀抱的意见，向政府建议的，军事外交等等自亦不少。而为众议所集中的，约有三四点。头一点要调整政府机构，使之合理化，简便化。因为五院各部会太庞大，不合战时需要。又加战时新机关层出，叠床架屋，行政效率不能增加，反而减少。曾慕韩先生创为“袖珍政府”之议，主张缩小组织，取其轻便，易于移动。此一要求，实是众议所同， □□□□□□□ 。大抵裁减人员容易，裁减机关较难；裁减小机关容易，裁减大机关较难。政府迁武汉后的改组，各部曾有裁并，五院就不行。


    再一点，要发动民众。三一点，要成立民意机关，认为参议会不够。四一点，肃清贪污。直到我军退出上海，政府将要西迁，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沈钧儒、罗文干、马君武、李璜、杨赓陶和我九人尚联名提出这几点，恳切地面呈当局。


    论到第二层，政府交议之件亦不少，最大的一案要数全国总动员计划大纲。此与后来到武汉时，交议的节约计划大纲，同为洋洋大文。参议同人亦费不少心思去讨论，□□□□□ ，□□□□□□□□□□□□ ，□□□□□□□ 。


    论到第三层，政府确曾将军事外交各种情报，说给我们不少，使我们于大局情势恍然有所了解。一向局外人责备政府的心理，为之减少，而支持政府的情绪增加。举一个例来说：抗战前段，尤其初起之时，很多人殷切地希望苏联帮忙，亦极相信苏联一定帮忙，乃至期待他出兵或外蒙出兵。在看不见苏联积极帮忙之时，就以为政府不肯接近苏联。于是由责备而不谅解的心理很多流行在社会。但参议同人晓得事实不如此，便对政府没有不谅解，而且支持政府的做法。像沈老先生、黄老先生都是在上海为多数人所信仰。他们的态度是支持政府的，便使反政府的空气不易起来。这种减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而沟通之的效用，怕是国防参议会收效的一点。


    但前两层亦不是没有效用。例如，当时后方几个省政府主席，都空着，或本人留京，或旁人兼代，君劢先生提请政府注意，大局严重时不宜如此。政府于是就调动补充，或令本人回任了。又如关于农产工商的调整机构，在记忆中仿佛出于黄先生建议的。


    四、参议同人总是不满意参议会这一机关。共产党方面总不肯到会，亦是缺憾。各方要求成立正式民意机关者很多，当局亦表示接受，请大家提出方案来。闻当时收到的方案，就有七件之多。代主席汪精卫曾向我们述说，党内对这一问题甚为踌躇。他说有三点困难：一点是人数上困难；一点是产生方法的困难；还有一点是职权上困难。


    何谓人数上困难呢？他说人数少了不像民意机关（参议同人即自觉人数少不足代表国民，没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几百人的会议，实不切眼前紧急状态中的需要，而且没有地方开会（当时我们在铁道部地下室开会，大本营亦在地下办公）。事实上确有困难。


    何谓产生方法的困难呢？他说正式民意机关总要用选举方法产生出来，但要办选举却是一大事。户口不清，选民难计，地广人多，交通不便，今战事紧急，安得从容举办？而况从来的选举（他包括国民大会的选举说）都办不好，人人皆不满意，今仓促中更办不好，或者为战事的影响，根本办不成。


    何谓职权上困难呢？他说自战事起来后，党内曾有决议说，今后要多数人工作，少数人讨论，一个人决定。——这一个人当然是说蒋委员长。若正式民意机关必应有最后决定之权，没有决定之权，不成一民意机关；但这样便与上面的原则冲突了，所以很困难。


    这是在南京的话，后来迁到武汉，卒成立国民参政会。而由于这三点困难不易解决，只能勉强算一个准民意机关。


    五、末了，说到我个人在参议会中的尽力，却无多。参议会在南京时，我常常跑回山东照顾我们自己的工作。参议会在武汉时，我又跑一次延安，并驻于徐州许久。所以黄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课。——每次开会我们坐下来听代主席委委宛宛谈各种消息情报，黄、沈诸老均笔记甚勤，如像学生上课一样，因以缺席为缺课。


    我所尽力者，总是我的老主张，发动民众。第一天（8月17日）会上，我就拿出来说。我要求建立一个担负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大战。大意就是《大公报》所发表的（见前“‘八一三’以前的文章”一节内）。那话说起来，未免长些，内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就起来阻止我，不要说下去。他以那时上海的炮火正紧，应当商量军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说这个呢？当时会议席上参议诸公而外，政府各部长均在座，看神气能理会我的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罢！我的话，亦实在说早了些。但不知抗战四五年的今日，对于这个需要，这个主张可有人认识否？


    8月19日我奉蒋公命，陪同蒋百里先生到山东，视察防务，离京缺席很久，到10月初，沈钧儒先生在会上提一建议案，大致主张利用失学失业知识分子（如留日学生回国的，华北各大学学生及其他）组织乡村工作团下乡工作。原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采纳，交下参议会再拟具体方案。于是促动我，为再度之献议。


    那具体方案，是经秘书长彭学沛，邀集参议同人，会同各有关主管机关（例如大本营第六部、内政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实业部合作司、卫生署等）拟定的。从我看去，于事实无益有损，不能附和。原案要点：


    一、开首点明，此种工作系补助中央暨地方行政所不足，因为原有其负责机关的。


    二、列举工作项目，内计有民众训练，抗战宣传，农业改良，合作指导，公共卫生等若干项。


    三、工作团或称服务团由知识分子青年们组织起来，得请当地行政机关审核许可，便可成立。工作是可以巡回于各处的。


    四、经费由政府酌量补助之。


    此案若在负地方之责的行政机关（如省政府，专员公署，县政府）看去，一定反对。不但民众训练一类事，不能随便付给这工作团去做，即宣传的事、指导改良的事亦都不愿他们来添麻烦乱手脚。在工作团方面，无权无责，职位不明，亦断断无法工作。又如农业改良等，亦断非平素无设备研究，可以行的。如其工作，亦只是儿戏般的工作。在行政上，其弊不止于骈枝；在动员上，收效等于零。所以说它无益有损。


    我认为凡事不做则已，要做便须责任分明，章法清楚。知识分子下乡，从事动员工作，原为当务之急；但无条理无计划，以杂凑出之，以点缀出之则不可。必要将他纳入负责机关系统之中，使他真知道事情的难处，使他没得躲闪，心思力气都用出来，事情才办得好。这样，就必须建立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而改造现行政，乃至改造教育才行。听了我的话的人，多舌挢不下，觉得岂不牵动太大？谁都没有这个勇气。


    适晏阳初先生亦为此事被促到京。我们二人即相约面见蒋公，陈述</a>所见，那天恰好黄任之、江问渔两先生亦有事见蒋公，其被指定的时间又恰与我们差不多。于是我们四人就一同来陈说。经我们一番陈说，又指摘当时动员工作的甚多缺点。蒋公很乐于接受，就指定我们四人拟定计划，并嘱咐在旁的张岳军先生协助进行。


    我们四人奉命之后，曾为数度集议，一度访陈立夫部长。又承政府将关于动员的一切计划草案法令送来参考。乃一面就动员说话，对于那些法令章则，条陈了十几条的意见，复一面就乡村说话，提出一个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请政府择行其一。那时节，上海战事我军已退出大场，黄先生急欲回沪一视，晏先生因湖南工作正忙，亦要回湘，江先生则赴武汉的约期已届。所以此计划大纲就嘱我一人起草。我起草出来的时节，则我军已退出上海，政府正忙于西迁，草案虽经托岳军先生转呈，而在那时情况下，却无从谈起了。


    五、访问延安


    11月16日政府开始西迁，当晚有船先送参议员赴汉口。我因顾念山东事情，仍先回山东，又应李宗仁</a>司令长官之邀到徐州。迟至12月9日，乃到武汉。曾卧病旬日。病愈，即于新年（1938年）1月1日飞西安。


    本来退出南京时，各参议同人有奉命视察各地方者（如曾慕韩先生奉命视察云南之类），我自请视察陕西及河南。所以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实是延安。先经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好，又经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备车，遂于1月5日往延安。关于这一段访问经过，我择要分述于次：


    访问延安的动机


    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做：


    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


    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


    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我认定北伐后，老社会已崩溃，只须理清头绪来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暴动破坏的必要。这里有两句话：


    从进步达到平等；


    以建设完成革命。


    这是我的信念。不断地暴动与破坏，将只有妨碍建设，梗阻进步，延迟革命之完成，实在要不得。（中略） 所以自从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国民党坚苦淬砺领导国人，共同抗战以来，当然是民族命运一大转机。我们欣喜之余，不能不考虑两个问题：


    一、多年对内斗争的共产党，一旦放弃对内斗争，可谓转变甚大；但此转变是否靠得住呢？


    二、以同仇敌忾而得见国家统一，诚足欣幸；然为巩固此统一，似非国人有进一步的努力不可。


    我对于暴动破坏痛惜于衷者愈久，则对于第一个问题想求得解答愈切，于是就非去考察考察不可。从事乡村建设多年的我，无时不梦想国家统一，以便整个规划进行，觉得眼前抗敌的统一总不满足。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怀抱一些具体意见，想去努力看一看。


    再明白地说，我访问延安的两件事，其一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一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延安所见


    我于廿七年1月5日由西安往延安去，于25日返回西安，往返共三星期。随行者有黎君邹君两位。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路，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均不合于公路规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时当严冬，奇冷难支，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而愈问愈惊，多有出人意表者。


    所谓陕甘宁边区者，闻其代主席张国焘（主席为林祖涵先生）言之，共有廿一个县又半。人口是九十余万，而实只五十余万（张言如此）。即平均一县两万多人，岂不奇怪。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许多游记笔记，于那里生活情况，各有记述，亦不必详及。我只证言约近四年前的延安确是苦（后来亦许不同）。


    然而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


    学校似有六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校（简称党校）、鲁迅</a>师范、摩托学校（机械学校），如是等等。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自然其中鲁莽灭裂，肤浅可笑者亦正不少。这是大胆创造时，所不能免，不足深怪。并且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2]


    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我脑中尚存留，但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


    政府党部及司法机关，皆曾参</a>观。边区政府亦分民财教建四厅。县政府则有两个：一个是边区所属的，一个是自省政府来的。法院院长为广西雷君，据谈他们的法律大半遵照国民政府，而亦有自己撰作的。还有一种露天开会的审判，最为特别（偶一行之）。监狱内亦有可记之处，惜记忆不清。


    共党人物多半会见。惟军事领袖朱、彭、刘、贺、林诸位不在延安，未见到。又惜未多住些时，谋与乡民接近，藉知其所感受者如何。


    关于边区的民主政制，从条文及传说中曾得其略。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村乡长，都是选举出来的。并且各级都有议会。手边无材料可资叙述，暂亦不愿随便批评。虽然是一个要紧问题，却从略了。


    中共转变问题


    我们参观地方党部的时候，由郭君洪涛接谈。谈到民众运动，指出农民会从前是不许地主、富农参加的，现在都许可参加。延安城内从前只有市民会，没有商会，现在亦照外面一样有商会组织。总起来说，民众团体以前是阶级性的组织，现在是全民性的了，一面其运动亦改变以救国为号召，一致对外，不再向于内部作阶级斗争。——这是一种转变。


    我们参观地方政府的时候，由代主席张国焘接谈。他谈边区的民主政制甚详。指出现行政制与从前苏维埃不同之点，例如从前没有选举权的人现在都有选举权被选举之权。同时谈到土地革命之放弃，地主多已回来了。不过土地已经分配，不许收回他原有土地，而由旁处补还给他。


    关于土地问题，张国焘、毛泽东都表示今后的方针政策尚有待研究，并希望各党派共同研究。——这自是一种重要转变。


    地方政府所做的事，不论大事小事，似乎都与从前苏维埃时代不同。参观曾有笔记，今不在手边。记得教育厅正在改编各种教材（小学</a>用的，民众用的），亦拿出来给我们看。建设厅指导办理合作社，因大环境改变（从前被封锁现在开放），政策改变，亦变更甚多。


    从事情上所见，大致如上，从理论上，则对于中国前途，似抱一种三段的看法。他们都说：要在抗战中争求民主，亦相信必能相当实现民主（第一段）；从实现民主，逐步前进中，就可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第二段）；从社会主义进一步到共产，亦许是我们子孙的事了（第三段）。


    因此又有两种责任或两大任务的说法：一种是现时实际任务，就是为实现三民主义</a>而奋斗；一种是将来远大理想，就是完成共产主义。


    这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不可与其他党派合作的，他们将求着与大家合作；他们将争取不流血的革命，而用不着暴动和破坏。


    我又曾提出几个问题，问他们。譬如我问：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即不团结呢？明白地说，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张闻天君答复我，他们原来与国民党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斗非其所愿，今得重合，将长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


    我又问：过去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斗争之客观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经转变不存在？请一一分析言之：假若不能指出其客观因素，则从前错误，□□□□□□□□ □ ？ □□□□□□□□□□ ，□□□□□□□□□□□□□□ ？——这一追问，仓促之间张君未能给我好的答复。


    我又问：照一般之例，为完成革命，革命党当必须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必要取得政权呢？假如说，不一定自操政权，然则将如何去完成共产革命，愿闻其详！张君对此的答复，大意是说他们将帮助国民党完成其革命，就不一定要自操政权。如何完成共产革命，似未说清楚。


    叙起来太长，我作个结论罢。大致所见事实，和谈话接触上，使我们相信中共在转变中。他们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他们对中国前途的三段看法和他们说的两大任务，是切合于他们理论的，不是饰词。


    但这只是结论的一面。还有一面，即其转变虽不假，却亦不深。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似乎只是环境事实要他变，他自己情绪亦在变，而根本认识上所变甚少。


    当时有当时的事实，当时有当时的情绪；今天何如，不在我这观察结论之内。


    毛泽东的会谈


    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他这种生活习惯，听说是在军中养成的。夜里面他将作战计划做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战，他便睡觉。傍晚起来，听取报告，又做计划入夜。明天大家作战，他又睡觉了。


    毛先生民国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做事，而那时我正在北大教书。毛先生的老师（又其岳父）杨怀中先生（昌济）又同时教授于哲学系，彼此相好。杨老先生住居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先生亦随他同住。我去看杨先生，亦和他碰过面。——这是一点旧缘。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地回去。


    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我将我的一两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一部《乡村建设理论》都赠他，请他指教。隔一天再见面时，他取出一沓纸来，纸上已将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这都是可佩服之处。不过他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况对我的书，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这是我一点小不痛快。


    从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体，不免使人替他担心。夜间不睡是其一例。还有嗜烟嗜酒，亦太过。谈话时，他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着菜肴。烟亦恒不离手。我曾问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说，人家传我有肺病，医生检查过没有的，但我患神经衰弱。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饮食 （夜间同饭所见）却看来亦俭素。唯所住屋内，不火自暖。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资。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又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士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


    我和他的谈话，除交换意见者，另记于后外，兹选择几段，叙于此。


    我问张闻天先生那两个问题，亦向毛先生问过。对于造成 1927年后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他有答复。大致分别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对照言之。即如国际一面，在那时各帝国主义者虽彼此有矛盾，而同惧中国之赤化，却使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国共之分裂，此盖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来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苏一边，而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于中国之分裂，而行动适足以反迫成中国之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团结。上年（指廿五年）西南两广为要求抗日有所举动时和“双十二”事变之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动，皆为最好例证。他说：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之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更甚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这是一段。


    对于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权问题，他先转问我：我们（他自指）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于国际情势有所不便时，我们还是不参加的。但往长远里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少不了参与政权。——大意不否认要有政权，而表示不夺取政权。这又是一段。


    我又问他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听说共产党朋友常作自我检讨，不知亦曾检讨及此否？是否亦可说给我们外边人。他笑着答我道：你且说一说看。我说据我所见，有两个对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a>并非以兵力或战术战略制胜，而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来看，十年间共产党之革命无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因其在政治上若适合时势需要的话，则配合起军事，应当早成功了。


    一是抗战之前到现在（指谈话之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这其中并无别的缘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线走对了。对照来看，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仅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政治路线之不对可知。


    我末了说：我们祝望中国共产党今后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毛君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意见的交换


    我迫切地要求统一，但我绝对不承认有武力统一中国的可能。我相信只有在国人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得到国家统一。这一信念，被抗战前后的事实证明了。在抗战上中国表现了从来未有的统一。然而这是不是从一个武力中心向四外发展，征服全国的结果呢？谁都可以看见没有这事。反之，谁都看见是全国各方甘心情愿来拥护一个中心（各方的人都到中央来，各方的力量都贡献给国家），中央亦开诚接纳的结果。


    但这个统一明明是外来的。只为暴敌愈逼愈紧，使不同的中国人感受到同一威胁，眼光不容旁视，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国人意志的统一。由意志统一于对外，而国家内部统一了。这全为暴敌之所赐，其势不可久恃。我们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


    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这如何可以做到呢？这并不难做到。只从本身“如何建设新中国”大题目上，能集中全国人意志而统一之，当然就行了。


    我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转变，同时亦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我既见中共正在转变中，因进一步提出这一问题，问中共负责人毛泽东。以下便是交换意见的大概。


    我问他：以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他答：完全同意。


    我问他：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他答：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作。


    我说，这在我亦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之事。我认为此一决定，正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这里：


    一则必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植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吾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


    二则抗战必求与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若我们自己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启觊觎。胸中无主，外交无成。我们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他对于我的话认为很对。


    我于是提出我的主张，要确定国是国策，所谓国是国策，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大问题，及其所涵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在建国的理想目标，并其达于实现的路线步骤。如何来确定呢？这当然要全国各方开诚相商，共同决定。


    他表示单为抗日而团结，诚不免一时手段之嫌。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


    我说你这种顾虑亦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


    他说你的意见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共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不过六个月又吵动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不便。假若国民党或其他愿为此根本商讨，那他们共产党当然欢迎之至。


    他又对我说：此时（1938年1月）他们正请得国民党同意，两党起草共同纲领。在武汉有八个人——国民党为陈立夫、康泽等四人，共产党为陈绍禹、周恩来等四人——正在蒋先生指导下起草。共同纲领和你所说国是国策亦甚相近。假若由两党的扩而为全国的，由侧重眼前抗战的，进而包括建设新中国，便是了。你何不赶回武汉，去推动推动呢？


    毛君屡次对我说，中国现在已是团结，但仍须求得进一步的团结。我便说，你想进一步的团结，除了我这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又问他，并问张闻天，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则党派问题即将得一根本转变，是不是？他们都答复是的，那样全国将可以成为一个联合的大党。


    关于党派问题，我从来认定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问题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务。因此，“绝不相容”只是人们的错误，而非形势所必至；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不过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在当时我胸中尚未具体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谈为至止。


    所谓意见的交换，除团结统一问题略记于上之外，大致还有两种：


    一种是关于那时时局的。我在那时（1938年1月）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而说到当时各种问题的主张上，彼此多半相合，没有相乖之处。事过境迁，记忆不全，记亦无味，从略。


    再一种就是关于中国前途的了。我对于中国前途一向有我的见解主张。我要求确定国是国策，其意正在要认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着自己前途去走。而他们共产党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独具之历史眼光，当然他们对于中国前途是有他们之见解主张的。我有一套，他们更有一套。所以通宵达旦，谈之不尽的就在此。


    关于这一问题，彼此所见就不同了。假如他们是“三段论”，那么，我便可说为“一段论”。他们的三段，前文曾提到过，就是：在抗战中实现民主；由于民主进步，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末了进步到共产。我所见如何？我认为中国政治上趋于民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是同时的。其前进是同时前进，互相推动着前进，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因为分不开，所以他们的前两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为我只信社会主义，而不大相信共产，又少却他们的第三段，于是我便成“一段论”了。——其实在我并无所谓“一段论”。


    问题太大，话说起来太长，现在记不胜记。他们的书报刊物甚多，读者不难考证。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间流行却少（内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难）。今将旧文摘几句于此以见意：


    中国政治问题必与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流俗之所见，或以为政治问题解决，而后产业得以发达，而后乃从容谈分配问题；或以为必由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于共产主义，而当从事国家资本主义之建造。是或狃于欧洲国家之往例，或误于俄国布尔塞维克之企图，而皆昧于彼我之异势，谬欲相袭者，曾何足以知此！


    这是民国十八年为河南村治学院所写旨趣书中的话。又后来《乡村建设纲领》第十八条有云：


    吾人所见，中国政治得进于民主化，将有赖其经济生活之社会化，此与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于个人主义者适异。经济上之社会化，有助于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复有助于经济上之社会化；如是辗转循环向前进，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经济上之社会主义与政治上之民主主义，同时建设成功。


    这些话均待另外详谈，才得明白。彼此对中国前途看法之不同，从何而来呢？当然由于对中国老社会认识不同，从而对近百年所起变化的了解不同，从而对前途估计不同。所以从谈未来问题，就追溯到过去历史文化。我总执持两句话：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他相当承认我的话，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我与毛先生两人间的争论，到此为止。


    六、国民参政会


    我访问延安后于1月25日回抵西安，29日去开封。在西安、开封均略作考察，以便复命参议会。2月2日到山东曹州与旧日山东同人会晤。2月4日到徐州，一面系应李德邻（宗仁）先生之约，一面亦系谋与鲁西、鲁南同人恢复联络，鼓励抗敌。留于徐州者一个月之久（住北关农场内）。


    3月3日回到武汉，访闻所谓八个人起草共同纲领的事，已陷于停顿。蒋公曾一度热心混合全国为一党，旋亦作罢。所以我想求得进一步团结的事，那时不便谈。


    4月曾往潢川，往长沙等处，5月曾往南阳、镇平等处，6月曾入川往返于重庆成都。跑来跑去，无非为了抗战，第以其中事情叙起来太烦，均从省。现在只记一记7月的国民参政会。


    在前叙国防参议会时，已论到国民参政会。因有前次提到的三点困难不易解决，人数时有增改，产生不由选举，职权只备咨询。第一届人选发表，舆论尚表满意。第一次开会，各党派互相约定要会内保持一致，故团结精神很充分。其后，此种精神便一次不如一次。第一届延到廿九年底为止，第二届产生。二届人数又有增改（初公布增至二百二十人，临时又增多二十），但党外人数（其他党籍或无党籍者）则显著减少，所增多为党内人士。一个并无决定之权的机关，并不需在表决票数上竞争，这样增减宁有必要？而当初国防参议会务以党外者在野者为主的精神，遂不可见。


    现在不欲作何评量，略述我在会内一点经过，以存客观事实。


    我在第一次参政会上，提有一个建议案，三个询问案。那一个建议案是请政府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并于政府设置常设机关，其原文录后：


    （理由）中国自1930、1931而后，农村急剧崩溃，除1936年以全国农产丰收，市价又不坏，稍得喘息外，问题之严重未解，而大战遽起。此时国家抗战，所需人力物力，既无不责之于乡村，乡村负担加重若干倍，而农产或以贸易停顿不得输出于外，或以运输困难而滞销于内，正苦无负担之力。此为农村战时最大问题之一。又地方制度（尤其省县以下），自清末以来日在纷更，迄未确立。自治固不能谈，即官治亦且难言。加以数十年来受西洋影响，无论政治教育经济，皆使人才钱财集中都市。都市有拥挤充斥之患，而内地乡村空乏，几同一片荒原沙漠；即下级行政机构之不能充实健全自属当然。此时国家百事责之地方，地方一切归于乡村。乡村无力负担是一个问题，办理不善是第二个问题。例如兵役问题其最著者也。在上级政府嫌其质量两差；在中级（专员县长）已竭蹶万状；在乡村则扰乱痛苦直匪言可宣。不独痛苦，抑且前途危险之至！此为战时农村最大问题之二。国家抗战既依靠于农村，农村问题严重如此，岂容忽视！拟请行政院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集合了解下情之人详加讨论，亟筹整理补救之方。


    会议后所以必须更有常设机关者，以一次整理未尽得宜，下情必须不断了解，此其一。农村问题，关涉许多方面，虽在政府各有职司其事者，而互相间联络不够，必须加以推动，使其常得商讨设计，而后分别执行，庶乎事业可举，此其二。


    （办法）战时农村问题会议由行政院或军事委员会召集之，其组织及工作进行应注意下列各点：（下略）


    我此一提案，所以录原文于此者，以见内容平常，并未能替农民说话，而仍是为国家为政府设想，政府实不必害怕。果能实行，则上下之情得以稍通，乡村实际好处却不小。同时各部门各机关互得配合联络，一切事业才得进行起来，于工作效率关系亦大。原案经审查会修正（增加与会人员）通过，送经大会照案通过。秘书处咨送政府，经国防最高会议发交行政院核议。行政院又交经济部核复。经济部翁部长文灏、何次长廉，私人请我商谈一度后，具复行政院认为事实可行。行政院又照样具复于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亦曾将经济部行政院的核议可行，通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但除公文往来复去而外，事实上并无下文。——此会经廿七年到廿八年，又到廿九年，以至三十年 （1941年）的今天，还没有召集。


    此外之三个询问案，第一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八条，有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之文，此诚当前首务。惟此中关系方面甚多，例如，农村金融系统之树立、农业技术之改进、农产之输出与流通、合作组织之普遍推行、农民教育以及农村治安诸端。想在政府必有统筹之规划，切实之进行。规划者应请提交本会议决，进行者应请提交本会报告。


    此案后经政府答复说，在经济部工作报告中，不另答复。


    第二件询问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廿五条，有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为抗战而动员之意。在各职业团体中，应以农会为最关重要，诚以民众动员大部分为农民之动员也。各地农会素来有名无实，或并其名而无之，只临时为应付选举而设。究应如何改善而充实之，想在政府必有至计，请答复。


    此案当时经政府中的军委会政治部答复说，本部对于农会正在一面调查，一面计划改善，现尚无可报告。我于是在第二次参政会上，再提询问，事隔几个月，究竟调查所得如何，改善计划确实否，请答复。而这次忽然变了，由行政院经济部出来答复。说本部调查得全国农会共有一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个，改善计划早经确定，并已实行云云。这桩事不知究竟应当归谁掌管？


    第三件询问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四条，有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简单化合理化，并提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之文，又风闻内政部于省县各级制度，亦曾有改订拟议。在各省地方如湖南、江西各省政府对于地方行政力求革新，除办理行政人员训练外，并已涉及制度之变更。究竟此一问题，在中央正计划者如何，已实行者如何，请答复。


    此案当经政府回复说，已有提案到会。会中果亦收到政府提案，内容涉及各省县制度、保甲制度，还有省县参议会问题。这是属于内政方面的，应归第三组审查会审查，我正负第三审查会召集人之责。当时经过颇有许多曲折，外间知者不多，我今亦不说的好。第二次在重庆开会，我又担任第三审查会召集人。我们审查内政部工作报告时，何部长键亲自出席审查，彼此面谈，又有出人意料者，我现在都不说。到廿八年冬有“新县制”之颁定，并有以廿九年为“新县制年”之说，是此一问题中一极重大改革，然而并没有经过参政会。


    在第二次参政会内，我提有改善兵役一案，将来另记。当时正是廿七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不守之后，大局严重，我特临时动议，开全体审查会，请政府当局出席切实检讨抗战工作。所谓全体审查会，是出席人数与大会同，而不作为大会，因为大会发言有限制，而审查会较容说话。那次，曾以末一天的半天功夫，由参政同人和政府负责诸公作了一次检讨。——这算比较重要的一事。


    第三次会在廿八年2月，第四次会在廿八年9月，我都未参加。因为那八个月功夫，我正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六省战地旅途中。


    七、改善兵役运动


    抗战工作不外分一个前方，一个后方。对于前方工作，我的朋友学生（特别是豫北和山东的朋友学生），原为有计划的努力，我间接地帮助他们做，其详另记。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后，我力辞驻会委员，即恐入川便与前方同人不易联络。自廿六年12月到武汉，我即对人说，你们向南我向北，你们向西我向东。盖此心实不安于退居后方也。但后来到底入川了，与豫北山东相隔太远，消息阻断，对于前方既不能有所尽力，我即决定在西南大后方择一紧要问题而尽力。


    在西南大后方说，当然以补充兵员，多多征集，好好训练为第一事。而兵役问题，恰办得不好，谈者莫不疾首蹙额。在乡村已痛苦不堪，而国家亦得不到好壮丁。我们从来做乡村工作的人，对此乡村最大痛苦不能坐视，不能躲闪，而为了抗战亦非给国家求得好兵员不可。于是我就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思所以尽力之道。


    这一研究不是书本上的事，一面要在乡村调查，汇集事实，一面要向主管方面寻求了解除法令外并及办理实情。我在此两面皆有机缘可资进行，又恰得着朋友和社会大众帮忙。有一位朋友王寅生先生，他是“中国农村社”的，曾在武汉主持“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的座谈会，因而相熟。这次相遇于重庆。彼此谈起来，相约于此致力。我二人之外，又约了孔庚、吕超两位先生，借他们的资望地位（吕为川军前辈，现任国民政府参军长）好办事。四人出名发起兵役问题座谈会于重庆。其时社会上各方面正为兵役问题感受刺激，有此需要，不期而然地都踊跃参加，而兵役负责机关（包括上下级）亦时常派员出席说明。此一座谈会，不断举行，从廿七年9月亘续至一年以上，实为难得盛事。到廿八年10月又正式改组成立兵役实施协进会。可惜到廿九年（1940年）有人进谗言于最高当局，经蒋公召吕先生面谕解散了（我于发起后五个月即有北方之行，一切成绩实王、吕之功）。


    先是廿七年6月间，我到成都，赶好省府召集十八个行政专员和保安副司令开会，就商议兵役问题；王主席缵绪要我出席指导。我那时于实际问题尚未调查清楚，无从有何指点，只就办理征兵几个大条件来说明其办不好之故。我说很粗浅的四大条件：甲，政令统一，事权统一；乙，秩序久定；丙，地方制度健全，下层机构充实；丁，人口户籍清楚。今天就全国说，初见统一；就四川一省说，亦是初初统一。其政令的统一，事权的统一，以事实上未曾就绪，多谈不到。秩序久定一点，就全国说，好多地方难讲，就四川说，亦正难讲。若地方制度，则自清末以至现在三十余年纷更不已，未得确立；下层机构，更是人才钱财两俱缺乏，离着健全充实四字不知有几千里远。人口户籍一向虚伪造报，无司依据。四个基础条件没有，办不好是当然的。


    自我留心研究兵役问题以后，方知道原</a>来就未曾实行依法征兵。说是11月1日起依法施征，尚未见诸事实，所以国家征兵法规是虚设的。政府所行的另有命令指示，而下层实际办理情形，却又与其上级政令所指示者多半不合。于是国家法制为一事，政府政令又为一事，实际办理者又为一事。所谓兵役一事，竟可析而为三。在此状态下，我们只有要求政令符合于法制，实际办理者符合于政令，还三为一。换言之，就是认真依法征兵。


    我根据此意，拟成具体计划，于全省动员机构、兵役监察系统、出征军人家属协助委员会、出征军人家属联合会各有所建议。这些建议一面须得行政当局了解采用，一面须得地方有资望有信用的各级（省、县、乡）领袖热心出头赞助才行。那时就四川说，省政府兼军管区司令的王主席缵绪自为正负责人，而在他之上代表中央直接指挥他的则为一军委会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关于兵役一事，重庆行营实居主脑地位，倒不是军政部直接来指挥军管区。王主席一面，我在6月间已和他谈过此事（见前），决继续访他谈谈。然而最要紧的，还不在政府，而在地方。恰好在四川地方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张表方先生（澜），又与我相好。至于四川教育界上熟人亦甚多，而且教育界素来明通。政府和地方两面肯积极做，教育界大家帮忙，是不成问题的。


    9月末到10月初，张表方先生已被我说动，愿意为此一大问题努力。我们就偕同访重庆行营张主任岳军先生商量。张主任正为兵役办不好发愁，闻言十分欣喜。对于三方面配合的原则极承认，对于表方先生肯帮忙如获至宝。马上即从人的方面、费用方面，分别筹计有着。赶好王主席自蓉来渝，又一同商谈极洽。10月7日张（为监督）、王（为就职）同飞成都，便邀了表方先生同我一齐去。双十节省府全体宣誓就职后，即按照预定步骤，第一步先改组省动员机构。表方先生而外，邵（从恩）、尹（昌龄）、卢（廷栋）诸公皆参加。改组成立的一天，岳军先生并亲自出席指导。当时气象极好。


    当时气象甚好，而不料后来卒作不通。


    （被检扣一段） 张邵诸老先生消极，我一个外省人无所用其力，就自动退下阵来——退下政治斗争的阵来。


    四川的事从此罢手。但我仍将改善兵役的意见办法贡献于参政会。当时参政会同人注意此问题者正多其人，曾借江翊云先生（庸）家聚会来交换意见，交我起草提出，是为第二次参政会上的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提出后交付审查，结果又是我自己做的审查报告（因为深夜审查，被指定的委员多不到）。此案经大会通过，咨送国防最高会议，交下行政院军委会办理。原案附录后面，备读者参考。


    西南大后方的工作重要在兵役；兵役问题尽不上力，我即决定再赴前方了。廿八年2月出川北行，行抵西安时，参政会开第三次会。我虽未出席，仍有“办理兵役亟应改善各点分别提出建议案”之提出（托朋友提出）。其内容是从各地访察得许多事实问题，分别指出建议改善。我的改善兵役运动到此为止。（附录建议案略）


    八、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


    我在巡视华北华东起行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叙述在这里。此即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之提出。这是廿七年（1938年）12月的事。大约在11月间张君劢先生于《再生》杂志发表一文，题为《一封公开给毛泽东先生的信》。内容是毛先生在其中共六次全会上的报告。说到国共长期合作的话，张先生则进一步要求国家统一。仿佛毛先生有“从中央军到八路军，从国民政府到边区政府”的话，张先生以为何必如此排列对峙，痛快地成了一个军事系统，一个政府系统，岂非国家之福。此文发出以后，各方均极注意，而党派问题遂为一时所热烈讨论。我的主张之提出，即有感于时论纷纭，不觉引起我的夙怀。


    当时系用《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为题，写好之后寄《大公报》发表，《大公报》乐于发表，而在新闻检查方面被扣。那时刘伯闵先生主持检查事，特枉步来看我，解释此事。我又请刘先生介绍我，访叶楚伧</a>先生（当时的宣传部长）面谈一度。据刘先生、叶先生表示都颇同情我的主张，原可发表，其所以阻我发表的理由，是恐引起各方讨论之后，文章愈写愈多，不能促问题之解决，转增不愉快的情绪。他们说，党派现状固不令人满意，但如无好转的把握，有恶化的可能时，仍以少谈为好。于是就没有发刊，只有手稿两份，分送各党派领导人看一看。


    今将当时原文大意，分段略述于下：


    开首说： 此为抗战建国中最大问题之一，或且为最难问题之一。但我们不要在紧张的情绪下，急谋办法，而应当先静下心来做一些研究；因为解决的途径，是必须在问题头绪，从头理清楚以后，才发现的。例如从清末中国革命同盟会、政闻社和资政院时代一些政团，以至民国初年许多党派的演变，中间毁党造党，要党不要党（民五国会第一次恢复时），那些议论，都要清理一番。更且是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来，累次改组，并与共产党一再分合的经过，要用心察考。这样做了之后，必可发现其中一些道理，为我们今日宝贵的教训。


    历史的研究而外，更须作理论的探讨。我们要问：这些政党是哪里来的？它基于何种必要而存在？中国政党它的任务是什么？假定我们说不要它，行不行？诸如此类。


    次段讲： 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 ——这是讨论党派的社会基础（或背景）问题。


    我平素认定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所有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这一套观念都适用不上。大致说，其社会内部形势散漫流动，阶级分化不著；乃至职业的联结，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亦每为家族乡土关系之所掩。虽然近百年大交通以后，受世界影响，渐渐变质，已非原来的社会；而像日本那样追步西洋，工商业发达，有新兴阶级形成者，在我亦以卅年秩序不定，未得成功。所以阶级势力不是形成中国党派的因素，中国党派缺乏其一定之阶级基础。然而家族乡土关系能形成政党吗？当然又不能。中国亦并没有什么“地方性的党派”。


    说到宗教，中国虽有佛教、基督教、回教等几大宗教，但并没有从宗教不同，而凝成几大势力，表现于政治场上。说到种姓部族，虽有汉满蒙回藏之五族，亦未曾在政治上因而划分为几方面。


    总起来说，所有这些社会的分野——阶级、职业、地方、宗教、种姓部族等——原为外国党派所由形成者，在中国或分不清楚，或联结不固，或虽分得清，联得起，而未尝构成政治上斗争的问题，形成政治上竞争的势力。


    三段讲： 中国问题是什么问题？——这将讨论到中国应有些什么运动，亦就是中国党派所要负的那些任务。


    我平素认定中国问题是外面引发的，而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此其一；我又认定中国问题有其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和其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之二面，此其二。


    所谓中国问题不是自发的，正由于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无革命，假若世界不交通，中国仍为中国，则我们不能想象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发生。满清皇帝亦可以倒，倒之者将又是一明太祖</a>而已。所以我常说中国问题富有其外面性。


    中国问题虽具有外面性，然而说到问题之如何解决，乃又重在内部，积极求得本身之进步，为文化之补充改造（包括政治改造经济改造），俾一新中国建设成功，方为问题解决。断断不是徒以排除外面迫害为问题之解决的。外面迫害之排除，有时为建设新中国之前提；但假使自身无整顿之进步亦无从去排除外面迫害。两面相关，不可强分先后。


    四段讲： 假如上面所分析认识的不错，则恐从过去到现在的中国政党，倒不免有些错误了。


    因为照上面所说中国国情论断，外国政党的两种方式都不适合的；而从过去到现在的中国政党，却总想要在这里面走上一条路去。所谓两种方式：


    一种是两党以至多党分立，彼此承认而互相竞争政权的方式。这在一般谓宪政国家的政党，大约都是这样。过去中国曾为此模仿，乃至现在亦还有人想走这条路。


    一种是一党独操国权，不容许他党并立的方式。如苏联和德意等国家，均属此例。这亦是中国人看见了，很想走的一条路。以苏联而论，共产党原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在他们社会上的基础，是很分明确实的。为了渡达于阶级消灭，而实行其阶级专政，故不能不排斥其他。德意虽标榜民族立场，不从阶级说话，然其以一种阶级势力为中心，而压服其余，亦初无二致。


    社会形势散漫的中国，只能合拢为一，却无法排他而立。合拢为一，可以对外抗战；合拢为一，可以建设新中国。排他便不能抗战，排他便不能建国。


    总起来说，在中国国情之下，尤其在当前抗战建国大任务之下，多党互竞，一党排他，都是不对的。


    五段讲： 中国政党应走的路。


    上面说多党互竞，一党排他，都是不对，好像使人无所适从，其实不然。这中间是有一条路走的，即要从联合求统一。从联合求统一，一面既免多党意志不能集中之弊，一面又无主一而排他之弊。这名曰“二重组织”，即各别党派为第一重组织；全国许多党派之联合体为第二重组织。


    总起来说，这种方式既非多党制，亦非一党制，而是“一多相融”。一中有多，多上有一。这种方式既非有分无合，亦非合而不分；乃是合中有分，分而后合。为了切合中国社会形势，适应中国问题需要，非此不可。


    此处说各党联合，是一简便粗略的说法。仔细讲，我是主张一种“综合制”。其具体方案另详。


    六段讲： 以二重组织扣合当前事实来讲，我以为中国国民党为第二重组织，即是党上之党，而以国民党外之各党派和国民党内之各派系为第一重组织，即各小单位。


    此其理有三点可说：


    第一，按道理而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原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之最高指导原则。


    第二，事实上，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或得他党之接受拥护，或得他党表示意见相合，在国内大致已不生异议。


    第三，国民党素来包罗甚广，内部早有许多不同（倾左倾右）之理论主张门户派系，亦应当痛痛快快表露出来，不必勉强作一个单位。


    叶楚伧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一面劝我不发表，一面说他很同意的，似指此一段。这与中国共产党提议以国民党为民族联盟，各党派都加入，而仍各保持其独立性者，亦甚近似。但共产党既不是抄袭我的，我亦不是抄袭他的。在枝节上彼此尚亦有出入，更且各有各的本源。


    七段讲： 实行这一方式，所必具的两大条件。


    要实行这二重组织的新方式，有其在前的一大条件，即是国是国策确定；有其在后的一大条件，即是政权治权划开。


    要确定国是国策的话，前已讲过。假若没有去确定国是国策，就来改组成功二重组织，那徒有表面而已，骨子里未得意志集中，什么都是假的，必不能久；所以开诚交换意见，收得意志集中之效，是全国党派改组的前提。在国家为国是国策，在各党派为共同纲领。纲领为行动之指针。既有共同纲领，行动上即一致同趋，此为改组二重组织的理由。所有夙昔排他性的、对立性的各党，至此乃转变为同在国策下服务，又且协力配合工作的团体。


    所谓政权治权划开，就是全国性的大国民党，代表国民行使政权，而国民政府则代表国家行使治权。两面不能相混。譬如上面所说都是政党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党的事，就只是这些事，不要插手于政府。政府必须不着党派颜色，而应为无色透明体。凡政党中人而服务于政府者，都要声明脱离其原来党派关系。军队和警察，都是国家所有，而为政府行使治权的工具，与党派无关。——这是最必要的一点。


    八段讲： 这一特殊方式的正确性，可以从过去得些证明。


    这一方式，实是一特殊方式，他处所未见。但于中国政党问题则是正确的。正确性，自然有待将来的事实证明。但从过去看，亦可得些证明。过去的中国党派在空间上没有很大分别，而时间上的分别大。或者再清楚地说，中国的党派在空间上彼此名为两党的，其分别还不如在时间上前后名为一党的分别之大。——这是可注意的一特殊情形。请问：一个国民党在北伐前和在北伐后的分开，是不是大过北伐始期国共两个党的分别？又一个共产党在抗战前和在抗战后的分别，是不是大过抗战始期国共两个党的分别？岂但国共两党而已，其他正多类此。辛亥革命，并非一党之力，亦非几多革命派之力，而是原来不同党派，合起干成的。恢复共和亦是各党派一齐来的。


    在平时，中国问题仅止于刺激中国人发生救国运动；至于如何救国，则从各自社会背景而异其见解主张，意志趋向不能统一。抑此种不相背反（同欲救国），而又不一致之志趋，最表现散漫微差性。此种在宽泛邈远目的下，为其一种方法手段（如何救国）之志趋，最表现流动不定性。全不似从阶级问题发出的趋向简单明切，一贯不移。历来意志趋向不得统一，多误于此。只在问题逼紧时，可表现一致趋向；问题一松弛，马上又分散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抓住此番一致抗战的机会，组织起来，不让它再分散去。不过要因其不同，而综合之；不要抹杀其不同，而混合之。


    这就是所谓从过去可以证明这方式的正确性。


    九、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当我于兵役改善不得尽力，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不得发表时，我感觉留在西南大后方没有意义，便决心到华北战地去。彼时第二次参政会仍选我为驻会委员，经力辞得脱。又特请示于蒋公，得其嘉勉赞助（予以军委会特派员身份，发给路费一万元，派专车送随员至广安，发电令知各战区长官遇事照料等等）。于1939年2月1日成行。经过八个月工夫，到10月23日返回重庆。此中见闻甚多，有些不便发表的，而且日记手册以遭敌人追击，全行失落，仅凭记忆亦甚有限。下面分为几层，叙述大概而已。


    此行目的


    我到华北去，是因为我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我同一般朋友所做乡村工作，先是以河南为对象，而训练机关设在豫北辉县。后来移山东，有三个中心，一邹平，二菏泽，三济宁。前后合计经我们训练或培养的下层干部，有三四千人。过去的成功失败，此处不叙。单说国军退出豫鲁以后，我们亦只有逐步向西南撤退。但大多数人实不易离开乡土，且已经失去联络。其中只有济宁的一批人马（包含教职员学生和乡民壮丁）约七八百人是整队退出的。先退到豫东淮阳，又退南阳镇平。因此抗战初期，即以徐州为前方联络站，以镇平为后方收容集中地，而驻代表于武汉，以与政府和各方取得联系。当时计划，在镇平一面收容，一面训练回乡抗战。所以商得军委会政治部陈部长（诚）许可，将镇平一部分收归该部直辖，名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直属第一训练大队。乃至徐州不守，武汉会战，又请得政治部许可，编为该部第三政治大队，开赴豫鲁战地工作。廿七年9月整队开拔 （全副武装而且枪多于人，又现款十余万，皆原来携出者今又携回），渡过黄河，留第五支队于豫北工作，其余经冀南入鲁。初时以为携有无线电台，可通消息；后来乃久无消息。这是促使我去华北的一原因。


    说到敌后的工作，我素抱有极大的兴趣。我在战前就想象到一旦中日作战之后，会要有很多地方我军撤退，敌军未到，因为在空间上敌人兵力是不能普遍的；亦会要有许多地方，我行政机关已撤，而敌人御用机关未立，因为在时间上也来不及的。在这许多地方，乡下人顶需要知识分子领导或帮忙。而此时的乡村工作亦必然很好做。因为平素我们工作时，虽处处为农民打算，而以我们趋新，他们守旧，我们多所兴举，他们懒得动，我们不免站在政府一边，他们好似是被统治的老百姓，致成彼此相对立的样子，实为工作中一大苦闷。今天敌人（或扰害地方的人）压迫来，我们和乡下人要共同应付环境，便从相对转为相合以对外。同时非团结组织无以应付环境，乡下人将自然走上团体生活之路。凡此皆敌人之赐，要赶紧利用，这是我们想去华北的一种心理。


    还有，我对于敌后工作，早在抗战前就认识其重要。我曾说过：“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灭后如何容易恢复处着想。——但所有这些功夫将怎样做呢？那就是当下讲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我们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功夫。”（见《乡村建设理论》第441页）当我大军从华北华东撤退以后，好些人心理上亦就像是放弃了华北华东，其实华北华东的抗战工作，方于此开始。更到了今日，敌人已无力再西进；敌我所争全在那片广大疆土资源是他能利用吗？还是我们使他利用不成？更非有多数人到华北华东去，与敌人相争持不可。


    但我到敌后去，却非有什么大工作。我的用意第一看看敌后的真情实况，是否与我在徐州所写“抗战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对许多在敌后的同人同学加以鼓励；第三将我们在抗战中的进步，敌人在战争中的困难，以及国际情势等，宣说给敌后的同胞，坚定其意志；第四在从事研究工作——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关系；第五则愿尽力调协于各方，促进团结。


    往返所经路线


    2月1日随行人员黄秘书艮庸、王参谋靖波、王医官福溢等乘军委会卡车先出发，约于西安相会。2月2日我飞成都，停三日飞西安，适西安有敌机来袭，改飞兰州降落。于是无意中得一游兰州，看见兰州几个朋友。


    抵西安后，晤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先生商量所走路线，不能决定。一面亦问之第八路军办事处，并托其电知前方将领，如遇我经过时请为照料。又晤山东省政府驻西安办事之戴君、孙君等，承见告他们所常走之原武阳武一路，今被敌人封锁，许多人员及器材均停滞不能走。于是我就先访阎百川先生于宜川之秋林镇，其事另记。访阎归来，赴洛阳晤卫俊如（立煌）先生。卫公极殷勤代筹，又坚劝莫忙，候机会东行。


    最后决定，乘于孝侯（学忠）总司令入鲁之便，随他同行。于是赶赴皖北阜阳（颖州），与之相会。沿途经漯河周家口、黄河泛滥区域，乘小轮入皖。但我抵阜阳，于公已先行。幸其王参谋长静轩初自陕之白河来，因又为同行之约。不意行抵蒙城，则前行之于军已被敌人截击，三团人损失半数，由津浦铁路东又退回铁路西。所有我们想于宿州车站南冲过津浦路之计划，不能不重行考虑。


    王参谋长改变计划，不向东而向北。我亦改变计划，不随大军而行。随大军而行，当然可得到保护，但亦就成了敌人的目标，不一定平安的。我与随行朋友共七人，由蒙城折到涡阳，派人通知永城（属豫东）书案店（一乡镇）新四军彭司令雪枫，请其代为布置路线，并觅向导，轻装前进。于是经永城入萧县（属苏北），在砀山境越过陇海铁路，转经丰县沛县而到山东之单县。所有这些地方县城都在敌手，我们都是昼伏夜行。越过铁路的一天，天明正在休息，敌军侦知袭击。幸得八路军彭明治部，派队千余人来接，得以脱险。


    单县居山东西南边角，我们即经历鲁西南各县（旧曹州属）渡黄河而北，到濮县范县朝城一带（此是范专员筑先领导抗战之地带）。转而向东，经寿张东平宁阳等，在津浦路南驿车站之南冲过铁路，向鲁南去。这次过铁路，亦是靠八路军一一五师王参谋处长秉章率队护送。


    当时山东省政府沈主席在鲁南沂水县之东里店，于总司令则在上高湖，八路纵队司令部则在蒙阴王庄。我们一部分同人编成的政治部第三政治大队亦驻于附近。我们奔赴鲁南，意在与各方会见。不意正会见的几天，敌人举行他所谓的鲁南大扫荡，从四面八方攻进来（军事上所谓分进合击），于军方师长叔洪 （范）竟以阵亡。从此我们辗转于山谷之间，度其游而不击的生活约近一个月。最后转至费县境，稍得休息，便由鲁南返回鲁西。


    这次系从泰安附近越过铁路。到达鲁西时，亦正在敌人所谓鲁西扫荡之后，情形完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前后在山东境内共历四个月，于8月23日离鲁西之濮县而入河北省之濮阳。此地为丁专员树本领导抗战之根据地，一切情形又自不同，后面略记。承丁君派人送我们经滑县浚县，在汤阴境越过平汉铁路，转至林县——这些又都是河南地方。


    在此豫北一带，原有我们朋友同学从事抗战工作，多在林县会见。由林县即入太行山，到山西省壶关陵川晋城等县，这是所谓晋东南，我军与敌人迭次大战之地。当时得在朱军长怀冰、庞总司令炳勋两军中各盘桓数日。随又转出太行山，到河南济源孟县等处。从孟县渡河回抵洛阳，恰是“九一八”纪念日的前一天。


    总计此行，经过有皖、苏、鲁、冀、豫、晋六个省份。半属华东，半属华北。经过之处，都是战地，凡有我军政长官者，必会面。只有经过陵川时，却没有看见朱德总司令，因为事后才晓得他在那里。


    沿途走路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军队同行护送。这种可以穿军装或穿长衫，并可以骑马代步。又一种是自己少数人轻装走。这便须改服乡村的短衣，只可骑驴，不宜骑马 （骑马则目标大），最好步行。无论哪一种，都须好的向导。正确的情报，为起行前所必须；然仍不免走至中途，改变路线。食宿都是在老百姓家（百次中总有九十八次），因为走的多半不是大路，没有旅店，或者原有旅店，都经兵灾破坏了。


    各战地情形不同


    从秋林镇回西安转洛阳，不久即登上巡历战地之长途。每承朋友见问，战地情形如何？我辄张口难答，因各地情形不一，不能举一例余。故我想莫若就以各地情形不同，各时情形不同之两点，提出来说，倒是使人了解战地情形一好办法。


    先说各地不同之一点。例如我所见的皖北各县和苏北各县相较，有一大不同处。在皖北完全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势力，行政专员郭造勋拒绝其入境；而在苏北丰沛萧砀则清一色都是八路武力。


    皖北各县虽经敌人重大破坏，各县城内房屋存者不及半数，但行政权已恢复。专员郭君原为广西军队中一团长，阜阳县长亦为广西人王和，一切行政有广西作风。举办各种训练（如保甲训练等）皆采用广西教材。蒙城涡阳两县长则是本地人。因为李司令长官宗仁，是采取用本地人的政策，大体上说，这里情形要算不错。郭专员之拒绝新四军入境，他说：你们是为抗战而来，此地敌人已退；如或有上级命令，我亦遵照。二者俱无，所以拒绝。言之有理，对方亦即不来。


    苏北当时情形最奇妙。丰县县长董玉珏、沛县县长冯子固、萧县县长彭效骞、砀山县县长窦雪岩，都是各自本县人士。——此即李长官的政策。他们或奉委于失地之前（如冯），或奉委于失地之后（其余三人），却都是奉命于省政府（当时在淮阴），而且除冯外皆隶国民党籍。然而他们所凭借的武力，竟可说清一色的八路势力。据闻当地失陷之后，董等三人自淮阴奉委，只身潜踪回乡。全以乡里自卫的意义，得到乡人拥护，而恢复其政权。所谓八路的武力，一半指彭明治部（号苏鲁豫支队），是外边开进来的；还有一半是本地发动成立的。四个县长（冯在内）的队伍各有数千人不等，当然都是本地方的，不属八路军系统，却从发动，掖助，以至领导皆出于八路，甚而系统，亦有分不清的了。他们时常不断与敌人应战，既无其他大军，非靠八路不可。倒颇能为国共合作表现一好例。


    可惜皖北苏北情形，皆不长久。我离皖北，敌人随即从商邱，下皖北；新四军当然亦即进来，局面大变。我离苏北后，国共合作的好例旋即破坏。凡此又可说明各时情形不同之一点。


    苏北与鲁南、与鲁西南皆相接境。但鲁南情形不同于苏北，亦与鲁西南不相同。鲁南是中央大军（于学忠部、缪征流部、沈鸿烈部）与八路军（张经武山东纵队、陈光一一五师）都有的。论政权，除敌伪政权外，皆属于省政府，当时尚无八路自建政权之事。沂水、临沂、莒县、蒙阴等数县亦在我方手中。省政府在东里店已有半年以上之安稳，小乡镇竟富有精美酒食（如冰啤酒汽水等）常开盛大宴会。于、沈、缪所驻相隔多不过百余里，少者数十里。我赶到东里店的一天，主席，厅长，委员，专员，总司令，军长，师长等，都聚会一处，雍容雅谈。此不仅为敌后各战地所无，抑以现在的鲁南回想那时，亦将有唐虞三代不可复得之感（现在缪已变动。于、沈仍在鲁南，但情形大不同了）。


    大半年安居无扰的省政府和高度繁荣的小乡镇，我将赶到几天就被敌机炸完。因为敌人一面从四外分进合击（见前），一面从顶上来轰炸。省政府亦只有实行游击，多数人员均行解散。所谓各时情形不同，此又一证明。还有我前叙由鲁南返回鲁西，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亦证明此意。


    试再以鲁西与冀南比较。鲁西前以聊城为中心，是范故专员筑先领导的抗敌地带。冀南以濮阳为中心，是丁专员树本领导的抗敌地带。两地接壤，风土相似；范、丁二公又都是守土未退的专员，以抗敌齐名。而以我经过时所见，却完全不同。我经过时，范公已殉国成仁。虽有其参谋长继任，部下多分散：有的投八路，有的改编省保安旅，而多数扰民极凶（见后）。丁专员所部极整齐，实力有两万人。人数少于范部，而魄力雄厚过之。因范公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都从收编散兵游匪而来，致有三十几个司令之多。范公在时，尚能于扰民中抗敌；范公故后，只扰民不复抗敌。丁君则先任濮阳县长两年，得当地人曹君（黄埔军校毕业）之助，从训练干部，到自己成军，其结果当然大不同。地方秩序极佳，人民虽亦非常苦（负担太重），而却是有条有理的苦。


    丁氏在抗敌工作上，有两点极有名的表现：一是改变地形。平原地带，敌军汽车骑兵运动迅速，最无法应付。于是将所有道路全掘成沟，宽五尺，深七尺，即以沟为路。此使敌骑敌车皆发生极大困难。我经过时，虽毁于大雨，仍然大致可见。又一是空室清野，古语坚壁清野，今我壁不能坚。敌人将至，则城内人民悉行撤退，一物亦不留。敌人到时，因无从井取水之具，以致饮水不得。于是敌人到濮阳两日自去。我经过时，敌人退去不过一个月之事也。——但现在的濮阳，一切皆非了。


    河北省大致均在八路军势力范围，只有丁氏当时独立一隅，到廿九年亦站不住了。据我们所知各地方抗敌之初，各党派多不分彼此，后来便分裂不相容。又保持中立，不落一偏的想头为多数人所有；但结果都不能保持。丁氏在冀南，亦其一例。就整个抗敌大前提来说，这都是削弱自己力量，极可痛惜的事。


    豫北情形复杂（有八路军，有反正的伪军，有两面奉迎的军队，有中央军），不如冀南。豫北和晋东南接连，为战争要地，中央军朱怀冰部、庞炳勋部皆在此。我们经历各处，都只看见游击战，没有看见激烈的大战争。而到这里却是大战地带。敌我几万人开火，伤兵一下来就是一两千，住满了好几个乡村。其规模之大，情况之烈，闻之令人精神奋扬。例如晋城就是我到时收复不久的。敌占我夺，夺而复占，往复已多次。每次皆拼好多兵力，好多时间。其时庞军于收复晋城之后，又围攻壶关，范汉杰军则正攻陵川，我住庞军中，时时闻战报。而将过去不久的，庞军拦车镇一战，最为老百姓所艳称，沿路数百里，传说不绝。


    论到地方情形，晋豫又自不同。晋省先有其多年以来的村政，后有公道团牺盟会的民众组织，迥非外间所能比。中央驻军不问地方事，有事问县长说话。而乡间的民众训练，我却见有八路番号臂章的人，喊口令。民众与军队的配合，在山西有的地方达于极好之境，但似亦不多见。


    总之，各地情形不同，又每每变化极快，是谈战地所首先要知道的。


    总括的三句话


    若将巡历各战地后的见闻，总括来说，则我尝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先说老百姓真苦。这个苦完全是从抗战来的，与平时无可比照。其苦况深重，亦完全不是局外人所能想象。举例言之，老百姓向来是受惯欺压的，然而大致上是受一面欺压。若不同的两面来，已难应付，何况今天竟不知有几多方面。敌我是不同的两面，敌之外又有伪，□□□□□□□□□ 。其他复杂尚多。或此来彼去，或同时俱来，而都是拿老百姓出气。而且有苦，没处可诉。恐怕自古及今，谁都没有受过这个罪，乃至亦没有人梦想到有这样罪受。


    穷凶的破坏、有意的骚扰不说，只以法令来说，我方不许农产资敌，游击队遇见推车送粮食棉花向城镇车站的，就可没收。而敌方则高价收买，强制征取。我不许用伪钞，而敌不许用法币。谁的话都是圣旨一般，而圣旨却从八面而来。


    似乎人类的恶性，都在这种特殊机会中，发作出来。敌人对我之破坏且置不说，只以我们自己人的骚扰言之。这里有一明证。廿八年4月山东省政府鲁西行辕正副主任李树春、廖安邦，曾发出一告各部队官长书，就是以队伍扰害太甚，为民请命的。内容说：“各部队冒领给养（给养皆向老百姓摊派）者有之，栽赃勒罚者有之，诬良为汉奸者有之，假公以泄私忿者有之，甚至奸淫掳掠残杀无辜者有之，……须知军纪不良，惹起民众反感，去年半角店之惨剧，可为殷鉴。……屡闻各地民众有不堪驻军骚扰，竟至央求敌人派队扫荡，或被逼为虎作伥情事，每念及此，痛心万分。……望为民众留一线生机。”原文由鲁西《大时代报》 （报在菏泽城内出版，行辕予津贴）载出，我曾摘取电中央报告。李为民政厅长，廖为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而所谓各部队者皆是省保安旅，县保安团之类，明明是其上司长官，却不能管，不得已以哀词劝告出之。 □□□


    （被检一段）


    不讲骚扰，单讲加于老百姓负担重，亦就不了。寿张一县，人口不过廿余万，而驻军一时有冯寿彭部、齐自修部、于耀川部、刘耀亭部，还有省府行辕的三营，县保安队三中队，各区常备队等。所有这许多队伍，都向地方索给养。只齐部每天即要一万七千斤粮食，菜钱在外。试问，这如何得了？


    人祸之外，还有天灾。我沿途曾看见旱灾、虫灾、水灾三种。而在前（廿七年）在后（廿九年），据所闻亦都是灾情很重的。我所见春夏是干旱，而夏末秋初则大水。我初去时，于五月尾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槽完全干的（半因黄河改道），没有一滴水，我们步行河底而过。回来时，于八月尾仍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水满槽，却非船莫渡了。


    水灾最惨重的，我所见的是豫北。豫北的东部，有卫河；豫北的西部，有沁水：都是汪洋千里。这其中，还有人为的因素。我军掘沁水，以冲道清铁路敌军；敌军则于其上游，相反方向掘了冲我们。彼此对冲，天灾人祸合一，老百姓却无处容身了。当地行政专员潘善斋，告诉我有五个县城沁阳、博爱、获嘉、武陟、新乡，全在水中泡着。灾民不知有几多万，无处可逃。想渡过黄河南岸来觅食，而以军事关系又不许人渡河。


    我记得有一次，随八路军同行，在泰安境内的山村中，全村的粮食不足我们一饱，只有煮稀粥分食。又一次夜行军至天明，饥渴非常，乞食于老百姓，不问内容，先行吞咽。细察之，乃是肥田用的豆渣饼，加以树叶煮成粥。这在我们，要算吃苦了，而在老百姓望此望不到啊！


    据现在所知，敌人狠毒的破坏，远较我经过那时加重；而两年来内部斗争使局面恶化，亦远过于彼时，游击区域同胞们的苦痛，怕是倾若干泪和血亦诉不尽，任何一枝笔任何一张口亦形容不尽。人世间的奇恶绝惨，到此怕才算齐备。虽今日全世界都在兵连祸结，苦痛的不只一个中国，然而情节复杂，刻骨入髓，则怕哪里亦不能比。但不知经此一番奇苦深痛，其最终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句话，所谓敌人之势已衰，事实可征者甚多。最显著不同于开战初期的，是士无斗志。战事初期，敌兵绝无缴械投降之事，虽战至一兵一卒，乃至包围遭擒，亦斗到底。现在不然，将枪一抛，高举双手的很多了。大约素质已不同，初时是现役兵正精壮刚强，现在则或是十八岁的孩子，或是三四十岁迫近中年。沿途我们都遇见俘虏，在我军中；亦曾与之谈话（多半笔谈），而知其情形。又敌军厌战反战，随处皆有其例，举不胜举。再则敌伪内部腐化，驻防游击区的为尤甚。因彼此争权夺军，而致下属不服长官命令，军纪无法维持者有之。以华制华之计不能成功，关系其前途为尤大。盖敌人没有深怀以用人，没有大量以容人，而忌刻轻薄，中国人不能与久处。伪军反正者愈多，彼猜忌愈甚。或不发枪械，或不发子弹（皆临时再发），或种种监视提防，激起伪军投诚反正者愈多。所以几年来，伪军总量上没有加，只有减，没有稳固，只有不安。——至少山东河南是如此。


    第三句话，所谓党派问题尖锐严重，似亦无烦多说。大要游击区域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我初去时，问题将开始，还没有大决裂，方自谓可于此尽些力。哪里晓得，第三者是不见容于两方的，而且问题是整个的，不能于局部解决。简直一句话不能说。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所以忙着回来想根本办法。两年来所得消息，愈演愈烈，我们自己朋友学生亦连连被杀（我到山东时已有之），多少事不必述，只“无所不用其极”一句话，可以包括。问题严重，无以复加，又非当时之比了。


    一幕惊险剧


    关心我们朋友学生抗敌工作而想加以抚慰鼓励，是我赴华北视察目的之一，前曾经说过。所以这里临末还须交代一下。这就要叙到一幕惊险剧了。


    我们的第三政治大队，除第五支队留于豫北工作外，其余由大队长秦亦文君率领开入鲁境。因奉部令归省政府直接指挥，所以大队部即住东里店附近。如前所叙，当我到达东里店，与各方会见的几天（6月1日至6日），便遭敌人围攻。我与秦君等即彼此相失，互寻不见。久之又久，忽然得讯，秦君率部驻于蒙阴的北岱崮，距离我们隐藏之地往北约百余里。于是我偕随行诸友，往北去就他。


    哪里晓得，秦部五百余人，还有省府其他人员相随，目标过大，又留驻该地达十日之久，已被敌人侦知，派兵三路进击。我往北去就他，我的背后正有敌兵亦同走一路向北前进。我到达该处，秦部已得谍报，敌人拂晓进攻，急须转徙以避之。所以不及多休息，傍晚天黑齐队向西而行。行前，秦君指定秘书公竹川君并警卫队六十名专卫护我，遇必要时，我得另自走。


    当天黑齐队时，天已落雨。愈走而雨愈大，山路愈滑。又崎岖坑谷，漆黑无光（用光火恐为敌见），出手不辨五指。前后彼此牵衣而行，不许交言，古所谓衔枚而进。脚下高低深浅，亦不得知。两次有人滑坠涧谷，不知其性命如何。如是走一通夜，雨落一通夜，衣裤淋漓，难于移步，寒透肌骨，既饥且疲。走到天明，举目看看，方知只走出五六里路（人多亦为行慢之一因）。


    此时雨落更大，前面有一小村庄，名“对经峪”。大家皆渴求休息。而村小不能容，秦君先请我及随带警备队进村。他们大队再前进不远，进另一小村庄名“石人坡”的去休息。我们进村，入老百姓家，全不见一人，而屋内衣物食具却未携去，极为惊诧。试问通宵大雨，老百姓为何不在？既出走，为何衣物食具全在？显见得，其为临时惊慌逃去，此地不远必有敌人。我们实在应当马上走开，不应休息，却为饥寒所困，不免耽搁。正在解衣拧干雨水之际，耳边枪声大作，知道不好。我本来骑马，幸未解鞍，赶紧上马向东而逃。——因枪声在西面。


    原来敌人在近处一山头，看见我们队伍进村。而我们则以大雨迷蒙，人马疲困，却未见他。所以他们立刻下山，将石人坡包围，四面架起机关枪。大队人马，有的冲出，有的阵亡，有的遭擒，有的藏身屋内，被敌纵火焚毙。事后，我曾派黄君公君等返回调查，掩埋死者，抚慰伤者（隐于老百姓家），得知其详。


    就在敌人包围石人坡之时，给我机会逃走。我策马仰登一山头，一个完全没有路径的山头。山颇高，到山顶便入云端，敌人不能见。于是一时逃过了。然而雨仍大，且山高，风又大，不能久停。慢慢寻路下山，见有两三人家，便去觅食烤火。将在解衣烘烤和进食之际，随员报告敌人即至。不得已又出来，隐身于草树茂密之处。举目向远处望去，果见有两路队伍，循两山岭而来。一路在前的，为中国队伍，有我们的大队，亦有其他军队。一路在后的，则为敌兵。看看走近，知非隐身草树所解决，适见老百姓向一山谷逃避，我亦随之。末后，藏在一大山洞内。


    洞内先有人在，老弱妇孺为多。我和随行者共六人，入洞时，老百姓指示我们隐于最后，并以我们行装易被认出，解衣衣我，以资掩蔽。此时两军即已开火，枪声，大炮声，最后并有飞机助战，正正在我们的山上面。洞内屏息静听，自晨至午，自午至黄昏。黄昏后，枪声渐稀，入夜全停。此时老百姓出而劝我们，离洞他逃。我们始亦愿他去，暗中摸索而出。无奈，两军并未撤离一步，警戒甚严。哨兵于黑暗中有所见，即射击，我们没法可走，只得仍折回洞内。


    我们折回洞内，老百姓极不愿意。他们说天明战事完了，敌人必然来洞搜索。我们身上皆佩短枪，不是开火，就是被擒，一定连累他们。但我们实在无处可去。大家无言，昏昏入睡。天尚未明，睁目看时，老百姓已多不知所往。天明，则除我六人外，洞内没有人了。此时战事又作，激烈如昨。洞内无人，便于移动，可以偷望对面山头敌阵。旗帜、敌军官、望远镜、指挥刀，历历在目。过午枪声渐稀，望见敌兵三五自山头而下，不久竟沿路转来洞边，大皮靴声音直从洞口 过去。当时同人皆扣枪待放，他如果向洞内望一望，我们便拼了。这是最险的一刹那。


    午后约三时顷，战事停。我们出洞来看，两山两军皆已撤退。大家放心，而肚内饥不可耐，差不多两天没吃饭了。只好将洞内老百姓遗留的筐篮锅盆，一一翻检，寻些食物。我们正在大嚼。老百姓却回来了。我们脸上甚不好意思，老百姓倒笑语相慰，并各取出饮食相饷。但他们仍不敢引我们到家，日落时，领我们到二十里外另一个洞去住。


    险剧既过，不必接续述下。第三政治大队经此两役，损失大半（秘书主任、秘书、会计被俘身死，其余不计），残部迳返鲁西。因为原留有第二支队在鲁西，合起来仍有三百人之数。支持到上年（廿九年）年尾，亦不能存在。我自己，离洞以后，六十名警卫队已寻不见。幸好公秘书竹川相随，他是蒙阴本地人。蒙阴公姓甚多，有“蒙阴县，公一半”之谣。于是我六人随着他，投止于公姓家。从第一个公家，到第二个公家，再到第三个公家，……如是一路从蒙阴北境走出蒙阴南境。他送我到较平安地带，即返回家去。却不料不久竟为八路军所错杀，弃尸无头。


    此行劳而无功


    总论此行，劳苦是劳苦了，危险亦危险了，却是并没有什么收获。当初北行的用意五点，多半未做到。第一点，亲自考察游击区的事实，是否与自己揣想者相合。当然考察了一些，并且知道与自己揣想者不尽相合。这尚不算全无结果。第二点，会晤旧同人同学，抚慰而鼓励之。当然会晤了不少人，而以匆匆来去，不得安住于一地，所以不能召集聚会。因此未得会晤者甚多。又且一部分主力（第三政治大队），即于此时送掉，未达加强抗敌力量的目的。第三点，沿途宣讲国际国内情势，以坚定沦陷区的人心，略收好果。因为我北行之际，正汪精卫投降之时，颇有人以为中国无法支持。经一番讲说，并经我指出大军转至敌后的计划（此计划定于南岳会议，廿八年上半年正在实行），国际增加援助的情形，人心莫不欢悦。所谓八个月中，急促奔跑之时多，从容巡视之时少，因而宣讲的机会有限。第四点，作研究功夫，匆忙中当然说不上。至多得到一点亲身经验，为研究之资而已。第五点，所谓调和各方，其事之无能为力，前已言之矣。至多不过亲见许多事实，更促我努力团结而已。在那里实在没有能讲一句话。


    旅途杂感


    八个月的旅途中，见闻不少，感想亦多。及今回忆，犹存其什之一二，记之于后。


    第一个感想，便是中国老百姓太好。譬如上文所叙，为了抗战他们所受苦难，都没有怨恨国家、怨恨中央之意。游击队（所谓省保安队等亦在内）随地筹给养，以至像我们过路的军政人员沿途需要招待，并不以为是格外需索，或不愿意负担。他们简直承认，完全承认这是应当的。他们心里不服的，只在无礼的骚扰，其他毫无问题。国家遭难，大家都得牺牲是图挽救。这一点，他们全明白。


    老百姓是再好没有的好百姓，只是政府官员军队游击队此一党彼一派太对不起老百姓！这是随时随地引起感想最深之一点。


    第二个感想，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做。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其陋如故。照这样下去，再过三十年岂不仍是依旧。我们平素主张乡村建设，就是有计划地用社会教育普遍推进建设工作，求得社会平均发展（反对欧美都市畸形发展）。从观察了内地社会真情以后，这一要求更强。


    再明白点说，从这感想中，我们更要反对内战和一切妨碍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事。同时，我们亦反对无方针无计划的建设，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人力财力奔向工商业去，而使广大乡村落后。从这感想中，更加强我们平素主张的自信。


    第三个感想，今日问题不是敌人力量强，而是我们自己不行，敌人之势已衰，前已叙过。且以山东而论，合计分布各处的敌军，全省亦不过两万余人。以山东地方之大，两万人安得为强？何况其已呈衰势呢？然此已呈衰势的两万人，却居然能霸占山东，而且据点扩充到很多。全省情势，我不愿明说。只以去年12月我所得确报，一个滕县境内就有十九个据点。滕县从前在我们行政上，亦不过分十个区，设十个区公所。他现在竟加一倍。每一据点，总有几个敌兵，有时，少到两三个。如此零散，应当不难解决，而乃受制于他。这完全证明不是他力强，而是我们太不行了。这个不行，不是军事的，是政治的。说起来，只有惭愤。


    过去的不说了。今后既要准备反攻，必须调整政治，以立其本，更加强各战地政治工作，启发民众抗敌力量。如其不然，恐无翻身之日！


    第四个感想，中国目前的问题全在政治，而政治的出路却并不现成。因为这政治问题后面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不是平常的封建民主之争。譬如上面说，对于敌人势衰力弱见出于中国人太不行，此不行是政治问题，有老文化为其背景。又如前叙游击区老百姓苦痛深刻，此深刻苦痛出于敌人所加于我者，不如中国人自己造成者多。这亦是政治问题，亦有老文化为其背景。


    十、统一建国同志会


    华北华东之行，如前所叙于“九一八”前一天返抵洛阳，即可算结束。在洛阳晤卫司令长官（立煌）谈两度之后，即到西安。在西安晤蒋主席（鼎文）谈话，并托八路军办事处发电其前方将领，致谢沿途照料。10月3日由西安飞成都。


    我到成都这一天，赶巧是蒋公以自兼四川主席，飞成都准备就职的一天。我因亦留成都，就便晋谒。双十节后的一天，承约便饭，就将战地经历大致报告。又特将山东敌情，省政府情形，八路军情形分别报告。蒋公于如何处置山东事，颇有指示。此时谈话已甚长，党派问题尚未及提出，请示时日再度奉谒。蒋公约于回渝再谈。


    我回四川的意思，原以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推想大后方必然迫切要求解决，是我努力贡献意见的机会。所以准备分向三方面洽谈：一是国民党方面，二是共产党方面，三是第三者方面。所谓第三者方面，意指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人物。我自己亦属于第三者，平素所往还最熟的亦在此，因而最先洽谈者亦在此。此时在成都的有黄炎培、晏阳初、李璜诸先生，于是连续聚会有所谈商。


    我大致报告我所见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其中包括山东问题及河北问题，未经叙出于本文者），认为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第三者于此，无所逃责。而零零散散，谁亦尽不上力量，故第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为当前第一事。黄、晏、李诸先生都十分赞成，相约到重庆再多觅朋友商量进行。


    10月23日我飞返重庆。此时蒋公恰赴桂林，又转湖南前方，不获见面。而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如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等各位先生，正于参政会开罢，尚未离渝。26日晚间访晤于曾家岩五十号，上述诸位全在座同谈。


    我谈话，先从战地见闻谈起。所有八路军如何行动不对，以及我的学生如何被他们杀害，皆爽直说出。秦（邦宪）先生一面听我谈，一面笔之于纸，但他们诸位对于这些事不甚表示意见。其意似谓你既历历有见有闻，而我们见闻不及，又无其他报告，无从判断其是非，既不能否认，亦不便遽皆承认。我接着就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进而提出我所主张的解决办法（大要见前第八节：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特别置重于军队必须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所有这许多话，秦先生亦全记下来。然后由陈、秦二位先开口作答，以次及于林、吴、董诸老。他们答复我的话，大致是说：你的理论和我们的理论是有出入的，但你的结论都和我们的结论颇相合。至于军队统一国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来同志在廿五年“双十二”时节，且曾对外说出过这个话。不过事实上，必要国民党同样办理，我们方可照办。——这一方面的表示，就是如此。


    在重庆的朋友，那时正忙于宪政运动。因9月间刚将宪政案通过于参政会，政府原答应于双十节作一宣布，而届时未实行，谓将候11月初间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之决议，所以在野党派为促成宪政，无任其久延，吃紧努力。


    我于那次参政会是没有出席的。那时我方在豫北太行山麓朱怀冰军长的军部中，略听到消息而已。好在会罢不久，我即到渝，于当时提案讨论通过各情形尚能闻知大概。据我所知，当时各方提案最初动机，□□□□□□ ，而争求各党派合法地位，俾有公开活动的自由。乃从这一问题，转到早施宪政。恰好此时，汪精卫组织伪政府，以施行宪政为号召，遂以间接促动此提案之通过。论时机实不成熟。


    照我个人所见，应以团结统一为急。即如各党派□□□□ （我亦在其中），我认为亦宜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而且只有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不能从宪政得之（料定宪政不会实现）。在大家亦并未忘了统一，大家意思求宪政即是求统一，未尝有二；我则认为要从统一到宪政，而不能从宪政到统一，所以我对于宪政运动不如对于统一运动之热心。统一运动入手处，在先谋第三者之联合，我专志于此，宪政运动便没有参加。


    好在大家朋友并不怪我的偏执。而且对于第三者之联合，早有此意，不待我发动，已在洽商中。经彼此聚议好多次之后，一面确定这一组织的名称为“统一建国同志会”，一面通过本会信约十二条文。原文照录于次：


    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


    一、吾人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二、吾人以最纯洁的心情，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


    三、吾人认定：中国今后惟需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无复必要，在所反对。


    四、吾人相信：中国今后需为有方针有计划之建设。此建设包括新政治，新经济乃至整个新社会文化建设而言，且彼此间须为有机的配合。


    五、吾人承认今日较之以前已进于统一；但为对外抗战，对内建设，吾人要求为更进一步之统一。今日之统一，非出于武力，而为国人抗日要求之一致所形成。今后仍应本此方向以求之；务于国人之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求得国家之统一。


    六、吾人主张宪</a>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


    七、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但各单位间应有一联系之组织，以共同努力为国是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八、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并主张切实整军，以充实国防实力。


    九、吾人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并严格反对一切内战。


    十、吾人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为其最低条件。


    十一、吾人主张现役军人宜专心国防，一般事务官吏宜尽瘁职务，在学青年宜笃志学业，均不宜令其参与政党活动。


    十二、吾人主张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


    （此十二条宜与后来民主政团同盟纲领十条对勘，而参求其异同所在）


    此十二条文，最初起草的有章乃器、左舜生诸先生。左先生并负汇集各方意见之责。我于其中，亦参加一些意见，并于末后与沈钧儒先生、左先生等共负审查之责。经大家通过后，即作定。


    这一组织，口头说明（文字上不便规定）是中间性的，是第三者地位。国民党和共产党当然不请他参加，但间或有国民党籍，而实际另属一派的，如沈老先生和张申府先生等，则在内。又参加的非必代表一党一派，无党无派的个人，如张表方先生（澜）、光明甫先生（昇 ）等各位，亦都参加。又参加的，固以参政员居多数，而非参政员的亦正有其人，如章乃器先生便是。以党派而论，则凡在参政会中有人的，全在内。不过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胡石青、罗文干三先生参加，而张君劢先生却没有在内。


    组织确定，为免滋误会起见，同人咸主以本会信约十二条，托王世杰、张岳军两先生代为转呈最高当局，并推定黄炎培先生和我两个人代表面陈一切。黄先生将文件手交王、张二公，请其代约谒见日期。隔多日，蒋公约去见面时，则黄先生已因公赴泸州，只得我一个人去见。


    我见蒋公时，张岳军、王世杰两先生皆陪座。我说明本会成立动机，是受党派问题刺激，而以求大局好转自任。蒋先生屡次要我们说公道话，而不知道我们说话甚难。我们说一句话批评到政府，则被人指为接近共产党或站在某一边了；我们说一句话指摘到共产党，又被人指为接近政府，或为国民党利用，仿佛我们就没有我们的立场，只能以人家的立场为立场，这是非常痛苦的。这样将全国人逼成两面相对，于大局极不好。于大局极不利的，即于政府不利。我们联合起来，就是在形成第三者的立场。蒋公既以说公道话相期勉，先要给我们说公道话的地位，那就是许可我们有此一联合组织。


    蒋先生没有留难即表示谅许，大约是先经研究决定了。只问我，参加的是哪些人。我大致数数，数到沈老先生和邹韬奋先生时，□□□□□□□□□□□□□□□□□□□ ！我答，以我所知他们两位并没有成见的；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的外面，还不如约在里面。蒋公点头，亦以为然。谈话大致即此为止。这是廿八年11月29日。


    我出蒋邸，王世杰先生以车送我回青年会。在车中，他问我道，你们这是一政党了。我答不是。这是为了当前问题的一种联合而已。当前问题有分裂内战的危险，我们誓本国民立场，坚决反对；“统一建国”的标题正由此而来。现在参加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间，还有不少距离，须得慢慢增进彼此间的了解。纵有人想组党，现在亦说不上。在我个人则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多党制是合理。说得激烈一点，我反对欧美式的宪政。王先生于匆促间听不明白我的话，他误会我反对中国行宪政。他竟转问我道：你是否认为中国永不需要宪政呢？大概他亦想我是开倒车的人罢！


    12月间会中，同人拟出版刊物，推余家菊先生主编，曾集资若干，并指定各人撰稿。后来却没有出版，其情不详，因那时我离渝了。转过年来，到廿九年上半年，同人皆不断聚会。临近参政会开会之前，到的人亦多，聚会亦多。同人曾商量共同提案，属我起草。我草出后，大家讨论。意见互有出入。最后仍作为我个人提案，愿联署者联署，此事另记于后。


    参政会开罢，同人多离去。接着到了5月大轰炸期，在重庆更不能住。同人几有失去联系之势，幸而周士观先生（宁夏参政员）寓舍宜于避空袭，他不离渝，乃公推他照料会务。每次同人入渝，与他接头，于必要时通知开会。


    八路军新四军问题，由来已久，而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 （9月19日）促其紧张。皓电以前，我们为关心大局，每于开会时，约中共驻渝代表秦邦宪先生出席，请他报告他一方面的情形和他与政府交涉的情形（当时一切交涉皆由秦与何）。政府方面亦间接地以消息和材料供给我们。后来秦先生回陕北，周恩来先生则来渝，常亦被约预会。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了愿意我们清楚前方军队情形，屡以各色新绘地图拿给我们看。所以由两方面的问题，不知不觉形成第三者地位的重要。虽然这一个会很可怜的，并无甚势力。然而除了这一个会之外，更向哪里寻得第三者？


    问题愈到后来愈紧，转过年来1月初间，就发生皖南新四军事件。接着就有中共的抗议，而不出席参政会。同志会于此，当然不能坐视大局之僵持，于是就有本年2、3月间奔走的一段经过。其事见前第一节，可不再叙。


    说2、3月间奔走的是同志会亦可，说是民主政团同盟亦可，因为表面上都没有以团体名义出面，而实际上同志会已改组为同盟了。同盟以同志会为前身，组成分子还是那些人，只少了救国会一派朋友（再则多了一位张君劢先生）。至于其组织加强，纲领有异，自应于时势需要而来，此处不叙。


    十一、1940年4月间的一个提案


    统一建国同志会同人，于廿九年（1940年）4月初间开的参政会，原商量作共同提案，将当前大问题，分作一二三几个，由同人分别担任起草提案，然后请大家讨论，集中思虑，修正完善，提出于大会。我担任的，即是关于当时党派问题的提案。不过我草出之后，大家讨论，在措词上，在办法上</a>，意见互有出入，不能归一。遂改由我个人提出，同人随意联署。


    此案标题，为《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由此案，就在参政会中产生一“特种委员会”来负（关于此事的）审查及建议的责任。虽然后来，并无收到什么结果，但总算有此一事，现在大略叙一叙。


    于此，先要谈一谈国共问题。国共问题始于河北、山西，次及于山东、江北、江南。冲突事件早非一日，而政府提出来说，则始于廿九年l、2月间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上何参谋总长应钦的报告。我写此提案，即根据报告来说话。我的意见和主张，则根据我平素对于这问题的认识。我的认识可分为三层言之。


    一、问题为自然演成，不必追问谁负其责。好多人一开口，就喜问两方面闹起来，究竟谁不好。这是最糊涂的话。要知两方面原来都不是立宪国家的普通政党，彼此可以互相承认其存在。而实在是各自以革命建国自任的革命党，其不相容性，本于先天。此其一。过去不久，明明有十年苦斗，虽则一时罢手，彼此初未释然。此其二。明乎此，则其势不能免，不能怪责哪一方，已甚明白。何况，政治军事文武斗争分不开，地面如此广，人如此多，亦无从追究谁先起意，谁先动手。事实上，总是相激相荡，不知不觉演成，此其三。还有第四点，就是当两方关系好转时，未及将彼此关系厘定清楚。譬如，政事上陕北边区，军事上第十八集团军，其于国家建制几成一谜。匆忙抗战，留下许多问题未解决，其引启纠纷，是自然的了。


    二、国民对于这一问题，应抱持严正态度。上面的话，对于当事双方谁亦不责备，好像很取巧。好像做中间调停人，要如此说话才行。其实我是反对这种态度的。中国国民不应当将此事看做邻舍吵架一样，站在旁边来调停。这是家里面的事，是切身的事，要持严正干涉态度。对于双方有不对处，都应当责备。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在国民舆论督迫下，和平解决。要知道陷身问题中的两方，谁都不能解决这问题。问题的解决，必将关系切身利害而身又不在问题中的大多数国民。正当的解决，亦是惟一可能的解决，必在国民舆论督迫下得之。


    所以我那提案上说，事非一枝一节之事，于一枝一节究问是非曲直，实属无益。又说，问题之解决，应从厘定党派关系入手，以求得较今日更进一步之团结（意指党派综合为一）。而以解决问题的责任，责望于参政会。原文有云：


    窃念执政之国民党，于抗战起后，既招致党外在野人士，始而为国防参议会，继而为国民参政会，原期团结共商国事。今双方行动，虽不起于参政会内，须知亦并不在会外。国民党方面，蒋总裁固明明本会之议长也。共产党方面为首负责人毛君泽东，固明明吾参政同人也。双方不协，是本会尚未能发挥团结作用有以致之也。设今于此问题不加解决，而听其扩大，则参政会应职其咎。吾同人举不得辞其责而亦大亏负执政之国民党之初心也。


    至于原案提议的办法，计有三点：一是电促毛参政员等迅速出席（按毛君从未出席，而其余几位当时亦未到）；二是组织特种委员会研究解决方案；三是特种委员会由议长指定委员三人至五人组织之。


    其实在我早知问题解决非易，并不存何等奢望。我只望在会内会外造成强烈不许内战的舆论空气，俾军事行动收敛一下，而寻求合理解决途径。其次，则希望在大会电促之下，毛先生果然来渝一行，情势或有转移，为问题解决开其端。但后来事实上均未做到。


    我当时是先提一询问案，后提此建议案。询问案于开会第一天即行送出。大意即根据参谋总长在驻会委员会上之报告，而询问政府在眼前曾否严切制止双方行动以及如何为根本消弭之道。及至此建议案撰写好，觅同人联署时，许多人怕惹是非，不敢签名。只有几个熟人，如黄炎培、冷遹 、江恒源、张君劢、罗文干、胡石青、左舜生、张申府、晏阳初诸公帮忙，几位老先生如张一麐 、钟荣光、胡元倓、张澜、光昇 诸公热心此案之提出而签名。黄先生老成练达，他劝我不要贸然提出，应先请示议长蒋公，至少亦应先向王秘书长（世杰）说明之。我没有那样周到，又加联署人凑足二十，大会提案将近截止，来不及请示说明，就径直送出了。


    在询问案送何部长答复之时，大约我已被人注意而怀疑。及至此案提出， □□□□□□□□□□□□□□□□□ ， □□□□□□□ 。执政党的参政员始而要打消此案，后来改提强调军纪军令的对案。最后由王秘书长面请蒋议长指示，蒋公一面亲笔手谕， □□□□□□□□□□□□□□□□□□□□ 审查会召集人适为黄炎培先生。王秘书长约黄先生商谈后，即将手谕二纸（一纸写不完，遂有二纸），请黄先生转给我看，并托他与我商量一切。


    蒋公手谕原文此时自记不全。大意是，此为军令军纪问题而非党派问题，军令军纪是不能有讨论余地的，然而参政同人若愿意加以研究，亦未始不可，最后则政府自有权衡。黄先生与我商量，说当局既认为可以通过，则通过无问题；为避免会场上无谓争吵起见，最好省略各种手续。□□□□□□□□□ ，□□□□ 于是在审查会上，黄先生主席，第一省略宣读（照例秘书宣读全案原文）；第二省略说明（照例由原提案人加以口头说明）。然后主席又说，原提案用意甚好，所谓组织特种委员会一事似亦可行，可否勿庸多讨论。大家表示赞成，举手通过。陶参政员百川发言，原提议特种委员会三人至五人，似乎太少；人选既请议长指定，则人数亦不妨由议长决定之，不必限制。又大会没有几日，此委员会工作似不必限于大会期内，即在会后仍可进行报告请示于议长。大家亦无异议，而通过。


    审查会完毕，送到大会上。蒋公亲自主席，仍照前省略各种手续。只由秘书长宣读审查意见，议长问大家赞成者举手，大家举手，通过。于是一个大案，不到两分钟，便办妥。事情不算不顺利，而我想造成舆论空气的初意则达不到。还有电促毛参政员泽东出席一层，则审查会以至大会皆没有提。


    末后，特种委员会经议长指定十一人组织成立。共产党方面由秦邦宪、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方面则有许孝炎、李中襄等几位；居于中间的则为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几位（记不全）。而由张副议长伯苓和黄先生为正副召集人，自行定期召集开会。


    据闻开过两三次会，在会上两方说话甚多，却并无一点争吵，而且每次都有结论。——这是黄先生告诉我的。临末一次会，秦参政员报告他与何部长交涉大致妥协，计有三条：


    一、共党处置办法，以彼此公函往复取消之。


    二、陕甘宁边区定为十八县，由中央指定之；其隶属关系大约将隶属于行政院。


    三、军队编制为三军六师、三补充团、三保安团、三支队；共约二十三万人之数。


    如是该会议决如次：


    一、地方政制及其职权，必须经中央正式订定公布，以举统一之实。此事并望中央从速解决办理。


    二、各地民众运动应遵守抗战建国纲领，并服从政府法令；所有政治性防制办法应一律撤消，以收团结之效。


    三、关于货币，希望中央就地方需要予以相当数量之供给；同时取消局部施行之通货，以免紊乱币制。


    四、经济抗战应由政府命令各方严切执行，绝不使敌货输入流通。


    五、右之决议，由召集人面陈议长；本会休会，这样特种委员会就结束了。


    十二、总结全文


    以上共分十一节，将我个人自抗战以来的事自述一遍。第十一节，上年4月间的一提案，若再叙下去便是第一节，本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首尾如环之相扣，所有前后情节，乃至日期顺序，都可在全文中寻清楚。现在临了特地说几句话，作一总结。


    我努力的是什么？大约看了全文的自然明白，无待赘言。现在要说的，就是凡我在抗战中努力的事，其实都是抗战前一向所努力的。再则，就是将来抗战完了后，我要努力的事仍不外此。


    先讲抗战前我一向努力的事。我努力的是乡村建设，人人皆知。乡村建设的内容，不外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总而言之，就是发动民众。抗战中的发动民众，是在以民众配合军队，以后方配合前方；总而言之，是为了抗战。抗战前的发动民众，是在启发民众力量，作根本建设工夫，向着新经济新文化新政治而前进；总而言之，是为了建国。然而抗战前，虽侧重根本建国工作，同时早就准备抗战；此为上文所曾叙及者。抗战中，虽以对外抗战为主，同时亦正离不开根本建国工作。所以前后并没有大差异。


    在南京我起草了《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而未能做；在四川我拟了改善兵役种种计划和建议，而未能做。——这大都是为后方设想的。在徐州小驻时，曾为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写一册《抗敌工作指南》，亦没有发生多大效果；则是为前方或敌后设想的。其起首一段，将抗战前工作抗战中工作性质无异，联系不分，指示甚明，摘录于此，以备参考。


    乡村工作，在平时其目标为建设新社会，完成中国革命。但在今日，则应转移其目标于抗敌；于抗战之中，进行新社会之建设。此为总目标。在此总目标下，则以敌人征服我者有四大步骤，从而对抗，亦有四项目标。兹分别指点于次：


    一、敌人对我第一步计划为军事的占领。故抗敌工作第一目标，应为对抗敌人，使不能达到其军事目的。在国军作战地区，则发动民众武力，组成游击队，与正规军相配合，相策应，并担负谍报、向导等工作，以求保卫乡土。在敌人已经占领地区，虽不得正规军配合策应，亦应相机为破坏敌人，牵制敌人，妨碍敌人种种工作。大之可以部分收复失地，小之使敌人不得遂行占领。


    二、敌人对我第二步计划为政治的统治。故抗敌工作第二目标，应为对抗敌人及其傀儡政权（如维持会，或伪县长等），使不能达到其政治目的。在敌人傀儡政权势力所及之地区，例如铁路沿线，或公路沿线之城镇等，应有秘密组织，消极抵抗，乃至进而予伪政权以种种破坏打击。在敌人未成立傀儡政权之地区，或虽已成立而其势不能及之地区，应斟酌情形，或形成某种方式之地方自卫自治力量，或树立代表民众之临时政权。总求安定社会秩序，俾农业得如常生产，农民得如常生活，消极的可以不接受敌人统治，积极的能为游击队作根据地。


    三、敌人对我第三步计划为经济的榨取。故抗敌工作第三目标，应为对抗敌人，使不能达到其经济目的。此要在使乡村社会趋向团结组织，依其组织的力量，解决经济生活上种种问题（如缺乏煤油，便商量着设油坊，缺乏辅币，便商量着存积粮食，以粮食为标准，发行辅币），达到乡村自给自足的企图，而使敌人不得遂行其种种计划（不能收买农产，不能行使伪钞，不能推销敌货，不能布置经济侵略机关）。


    四、敌人对我第四步计划为灭亡我民族文化。故抗敌工作第四目标，应为对抗敌人，使不能达到其亡我之最后目的。此要在激发民族意识，认识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服膺勿失。凡其一切毁灭我文化之所为（如提倡日语日俗，改订教科书等事），均严切拒绝之，抵制之。


    然抗敌之中，仍须不忘原初建设新社会之目标，要使上列各项工作同时更具有建设新社会之意义。例如：在政治工作中，启发民众政治意识，养成其组织能力，引导其政治生活趋向民主化；在经济工作中，促进农民合作，养成农民适应环境之自主能力，使经济重心转移于乡村，经济生活趋向于社会化；在军事工作文化工作中，树立坚强的有形无形之国防基础等等皆是。


    抗战不能不靠民众抗战；建国不能不靠民众建国：总之，都要发动民众。然而中国民众在乡村，民众工作就是乡村工作。乡村工作是我一向的本行本业。


    [1] 写于1941年。


    [2] 关于这些教育（或称训练），我本嘱随行的友人考察记录，不过材料不在手边，只好从略。但我为使上面的话不落空，为使大家深切予以注意起见，我特指出那学生生活的苦况。吃饭总是吃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卫生二字向谁讲？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中，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一种成功吗？——漱注


    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卅年双十节揭晓于香港，余负经手之责，而深有遗憾于其事，因记其经过曲折于次：


    一、同盟之前身


    同盟之前身为“统一建国同志会”。此会发起于民国廿八年（1939年）10月间，订有信约十二条，曾邀当局谅许成立。余于《我努力的是什么》（发表于香港《光明报》）中记其事，今不再详。同人因感于其组织松散，且未能强调吾人衷心之要求，乃更组成同盟。同盟实即由同志会改组而来也。


    二、同盟之发起


    同盟之发起，在民国廿九年12月24日。是晨重庆报纸揭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人选名单，即于名额一再扩充，而上届在选之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顾屏除不少，殊失人望。余与黄任之、左舜生两公不期而相会于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劢家。彼此感慨同深，遂发同盟之议。四人自晨至暮，讨论整日，多所决定。次日 （25日）黄公又约来冷御秋、江问渔二公同谈。余出先一日谈话记录，供众阅，众认为无误，并决定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不久舜生去蓉，君劢回滇，余亦返乡间（璧山县来凤驿），相约于来春2月再聚于重庆，赓续进行之。


    三、同盟之定议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中旬，同人先后到渝。以参政会将于3月1日开会，故各方朋友来者颇多，正好商议。其时适在皖南新四军事件之后，有中共参政员全体不出席参政会表示抗议之严重问题，同人奔走两方，力求勿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我努力的是什么》记其事甚详）。虽大会期内中共参政员卒未出席，而以当局嘉纳余等建议（建议组织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会后仍在奔走，直至3月底乃告停顿。其间聚议频频，而同盟之会商进行，即夹于其中。


    同盟事经多次会商而后，主张纲领及组织章则均确定，并推定执行委员十三人。内常务委员五人，计为黄、左、张、章（伯钧）及余。主席一人，由常委互推黄公担任。总书记一人，互推左公担任。其余任务各有推定，余则被推赴港成立言论机关。


    方同盟正在会商进行时，同人甚秘其事，而竟为当局所发觉。3月21日，蒋公在餐席上当众责问于张岳军（群）。张立时以电话询君劢，君劢否认之。次日又访君劢于家，君劢适外出。张语君劢介弟公权，谓已探得宣言全文，又知有纲领十二条而未得其文，且指出迭次聚议之地点在特园某号。黄公与余等共商应付，乃答以迭次聚议无非为奔走中共不出席之事，实秉最高领袖意旨而行；所谓组织，即是前之统一建国同志会；所谓十二条，即同志会之信约，均曾邀领袖之谅许者。至于宣言，则同人屡承领袖督责“你们要出来说公道话”，故有此拟议。盖同盟宣言初推余起草；余写成后，黄公主张先发一由个人签名之时局宣言，即就余稿涂改，措词略变，适将同盟一层隐去也。经解释后，当局即未再追问。


    四、《光明报》之筹备


    往日统一建国同志会虽以国共两方外之第三者自居，而在重庆蒋方统治下实不容吾人以真正第三者面目出现，故同盟势不能不于海外建其言论机关。余之被推赴港以此。顾余虽愿以言论自效，素日谨守，殊乏肆应之才，又不善西文。同盟内定主持报事者实为罗君隆基。君劢先生时亦有赴港协助之说。而黄公方任劝募战时公债委员</a>会秘书长，有海外各处巡视督导之责，行动最便利，则毅然自任赴港照料一切。


    5月初间黄公抵港，余于20日自桂林飞往相会，不意黄公恰于此日飞返重庆，正好相左。余久候罗、张诸君不至，遂会同曾慕韩（青年党）、徐梦岩（国社党）、伍宪子（宪政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甘介侯（代表桂系）诸君着手筹备。其后（8月初）奉内地通知决议以余任报社社长。


    当时计算参政会应于9月中旬开会，同盟必须在会前发表，报纸至迟要在9月1日出版，不意忽生波折。


    五、中间忽生波折


    海外同人以时期迫促，五日不盼黄公之来。7月26日忽有李政君飞港，受黄公之托自渝带来密函并抄件。盖黄公于7月初自渝抵滇，君劢亦自大理来会，所有昆明同人迭有聚议。抄件即黄公返渝后就议决事项摘示其要点也。其中可注意者：


    （一）对于原来纲领十二条，保留四条，先发表八条。所保留者皆揭出吾人衷心要求之条文（如反对国库负担党费，反对特务机关等），且于发表诸条文字亦有删改（如第二条删去“结束党治”四字）。要之，力避刺激国民党。


    （二）对于将次开会之参政会，除海外同人可不出席外，在内地者均出席。


    （三）对外间为黄公及江问渔君守秘密，否认其参加组织。


    嗣于8月3日又收得罗君隆基自昆明托人带来密件，内计开谈话会（非正式会）商决之事二十余项，视渝件加详。


    8月12日余约同人集会，报告渝、滇来件，无不愕然。一致认为纲领不能分别发表，而删去有力条文，尤所反对；同盟一切主张，应认定“发表于会（参政会）前，商洽（与当局商洽）于会外”之原则，不必预作出席或不出席之决定。至于为黄公守秘密一层，既奉指示，自当遵办，但事实上早已尽人皆知，掩盖不得，徒资笑柄而已。同时报告，余个人已分函内地同人坚决反对。今问题涉及根本，在根本问题解决前，报社筹备暂停进行。众议佥同。曾、徐诸公并各函内地表示意见。


    六、问题之回溯


    此一变动盖有由来，是须回溯过去之事。


    方3月间在重庆频频聚商进行同盟之事，曾发生两度争执。其一度在纲领问题。纲领十二条在黄公主席之下通过众议，其间文句修改，皆主席亲笔于草案上涂乙批写。以他人或不易辨识，即推黄公手自誊清，于下次会再提出宣读。下次会仍由黄公主席，以手自写订之条文宣读并传观，于是决议非有新加入分子提出有力意见，即不再修改。并约期某日（似为3月17日）同人全体齐集，在缮正之纲领后各自亲笔签名，以示决定。乃临时黄公忽通知君劢改期，并函余主张改约少数人细谈。及改期聚会，黄公即提出纲领十二条分别先后发表之说。如某某等条（指各有力条文）宜暂付保留。江问渔君又起而解释之，谓如此等条文发表，不啻与当局决裂；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一面，许多事业必发生障碍。“我们不能使学生失学，丁人失业”，云云。余谓：“既谓如此，何不早言？几经讨论修改，未闻异议，乃至亲自写订宣读，考虑应周，都无一言。今乃欲推翻成案，岂事理所许？”李君（璜）幼椿谓江先生所言盖指吾人所背负之包袱，包袱人人皆有，非独职教社为然。欲顾全自己包袱，即不必作政治运动；欲作政治运动，即不能顾全包袱。最后黄公承认并非对十二条文忽生异议，乃顾虑发表之时机不得其当。众人则承认，非至适当时机不发表。于是在此谅解下而发表延缓矣。


    又一度是在组织章则问题。章则规定，凡同盟对内对外有所发表，必经常务委员会多数取决，而以主席及出席委员署名行之。黄公提议加一项：委员有不同意者得不署名（即以其余委员列名发表）。余反对之，谓在一组织内应服从多数，若许单独立异，将无团体行动之可言。黄公谓不如是，则多数或且压制少数。争执甚久，卒从黄公之说。盖众人之意，今为初步联合，尚非单一团体，强之无益也。


    七、问题之解决


    其后昆明来信，证明此一变动果出于黄公所为。欲求问题解决，非得与内地同人面谈不可，而尤切盼于黄公之来。


    8月18日晚黄公到港，19、20两日连在九龙塘学校与余单独洽谈。黄表示其环境实不容其出名参加同盟，而留他在外，于同盟于大局，未始无用。于是决定黄公不列名。既不列名，故于纲领内容发表时机等问题一切听由同人决定，彼亦不固执己见。对于在港同人，除慕韩一人外，均不愿会面，一切托余转达。


    21日黄公约慕韩会晤，余亦在座。黄面许同盟揭晓后，当亲写一文在《国讯》发表，以示赞助。盖黄公此来，题在募债，而实筹备其职教社之香港分社并自建其言论机关，所谓《国讯》海外版也。（后来《光明报》出版不久，《国讯》亦出版，黄有《我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文，如其言）。


    黄公既不固执，则一切问题唯待与内地同人商定。适有君劢之友卢广声君即在21日晚将自港飞渝，并转赴昆明、大理，余急草成《十大纲领》并写一长信托其带去。信内重申“发表于会前，商洽于会外”之主张，而请求三事：


    （一）请决定迅速发表（拟在双十节）。


    （二）请速定纲领——十条草案系汇集桂、港新加入分子之意见就原十二条增改而成，以供内地同人参考；无论如何决定，一经指示，即照发表，不再往返。


    （三）请速写定宣言——宣言一经内地发来，亦即遵照，不再往返。


    28日余约同人集议，报告一切。徐、周诸君于纲领微有意见 （后详），当又托人带往内地，请一并核定。对于《光明报》决议积极筹备，准于“九一八”出版。


    八、问题之牵掣未已


    9月22日同人集会，渝、滇各有函到，对于《十大纲领》完全同意，一字不改；宣言则嘱海外草订，内地事后予以追认；并同意于双十节发表。此时大体应无何问题，乃不意问题之牵掣未已：一为发表时之列名问题，一为纲领之修改问题。


    同盟发表成立宣言及对时局主张纲领，自应由负责人署名，而主席黄公不列名已经决定，似应另推主席。但黄公初未自己辞职，又已离港（去菲律宾），无从商量。有人提议用各党派单位之名，而不用人名，但职教社同样不肯列名，有不待征问而知者。曾慕韩即据此理由，谓渝函正有发表可不列人名之意。余认为无负责人名，不成事体，主张改推君劢为主席。即至少以主席张、总书记左两人之名发表。曾不同意。余飞函内地争之。


    10月3日黄公返港，余以此问题告之。黄即电渝请改推君劢主席。而渝复主席非大会不能改选，固执其不列名之说。实则主席由常委五人互推，载在章则，余同黄公既合推君劢，渝方赞同即可成立，不解何为固拒？[2] 时已10月8日，内地既顺从曾说，海外同人如徐公等虽以余说为然，但恐再事犹豫，则双十节便不能发表，贻误事机。故鲜有人极力支持余说，而颇有人劝余让步者。余请先换社长而后发表，解除我个人责任。众亦不许。余又建议以曾、梁二人或余一人为同盟驻港代表之名发表。众谓港政府不许任何政治团体公然活动，往时胡展堂、李德邻曾遭干涉，可鉴；今日虽国民党亦不得公然建立支部。余于万分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服从众议，执行不列名之发表。


    余草十大纲领，内地本同意一字不改。但其中第四条“拥护国民党执政，为抗战建国纲领之切实执行”，海外徐、周诸君力持异议，曾补送内地参酌，其主张系删去此条，而于第二条“结束党治”下，增“仍委托国民党执政”字样。内地复函希望不改，若必欲改，即请海外斟酌决定。于是慕韩附和徐、周，必欲修改，并提议“组织举国一致之政府”以代原文。幸甘君表示不同意。众论纷纭，余默默无言，但谓一切修改，以字面上之修改为限，不能变更原意。最后乃以“督促并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定议。


    九、卒成缺憾


    宣言起草余及同人咸推慕韩，而慕韩以先决问题未决，拒不动笔。所谓先决问题者，指宣言是否列具人名。时余犹未承认不具名之事，盖以是迫余也。日期逼近，余不得不自己连夜草成之，经同人通过，双十节得如期发表。


    发表时，国际各大通讯社记者多以未具负责人名，不肯接受拍电[3] 。一般舆论，亦以不具名致疑，未得引起有力同情。而执政党方面即借口于此肆其攻击，并以有意变更政权不啻第五纵队相诬。使发表方式如余所拟以张、左具名，各方观感当必不同。又使纲领如余原稿发表，有“拥护国民党执政”之明文，则对方情绪不致如许恶，“有意变更政权”之诬言尤无从说出。诋诬既不得其隙，彼此气势一申一诎之间又必有异于今日也，惜乎未能。


    同盟发动，预其事者未始不出以真诚。顾衷气不充沛，形于外者便不光昌，而一段真诚亦遂掩没无从见于世。及今思之，宁以不发表为佳。当时心有所蔽（指为同盟求发表之念积久而不可遏），见不及此；既经我手发表，故不胜遗憾！


    卅一年5月4日漱记


    卅一年5月愚借地避暑于兴安中学（在桂林之北），闲中记此，罗子为随侍，属其抄写。十之九皆子为笔迹，惟增改字句及收尾乃出愚手耳。


    1962年6月 漱溟


    [1] 写于1942年。


    [2] 著者1962年重阅此文时于此处加以下批注：“其实盖为青年党之左自以为党势大过张之民社党，不肯以主席地位让于张。”


    [3] 当时十大纲领及同盟成立宣言系经陈友仁、陈翰笙二君亲自译成英文，即由二君担保此事之属实，而后各外国记者乃拍出电报，引起世界各国注意。——漱补记


    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前后[1]


    1940年12月24日我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十分恶劣。国共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抗日战争初期的那种全国团结抗日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国民党的控制、镇压也日益严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已名存实亡。国民党的“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也更加缺少“民意”的色彩，因为国民党提出的第二届参政员人选中极力排斥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记得陶行知</a>、胡景伊等就是这次被取消了参政员资格，而塞进了更多的吃闲饭的国民党员。1941年1月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内形势更加急剧恶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为力争团结抗日的局面不公开破裂，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同时，加快了民盟组织的建设工作，希望民盟能早日建成，使它能尽快在促进国内团结中发挥作用。民盟的政治纲领、组织章则以及常委、主席等人选等都是这时商讨确定的。而创办民盟的报纸也是这时商定的。记得有一天我们相会于张君劢的住处（张当时借住于其胞弟国民党交通部长张嘉傲家中）。张君劢首先说，只有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讲我们要讲的话。大家对此当然都有同感，遂决定去海外建立民盟自己的言论机关， 并推我负责。


    一、离重庆去桂林


    为筹备民盟的报纸，我在1941年3月底离开重庆。就在我动身之前不久，邹韬奋不堪国民党特务的长期监视，巧妙地甩掉特务的盯梢，逃离重庆。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弄不到去香港的机票，只得乘长途汽车先去桂林，再做打算。汽车途经第一站是距重庆90公里的綦江。车刚刚停稳，旅客正准备下车略事休息，有个人打开车门上车问道：“梁漱溟</a>参政员在车上吗？”我答：“我就是。”来人就说：“请下车，到我们那里喝喝茶。”我便回答说：“时间有限，不下去了。”不料此人却一再坚持“请”我去“喝茶”，这我才明白过来。为了他们稽查站向重庆上级特务机关请示，于是全车被扣在綦江过夜。当我提着小皮箱在汽车站附近寻找投宿的旅馆时，看见墙上有布告，布告末尾署名人为“张轸”，职衔是“警备司令部分区司令、补充训练处处长”。张轸是河南人，过去经河南友人介绍见过面，也算相识了。在一个小孩的指引下，我找到了这个训练处，见到了张轸。我一见张就问：“稽查站你指挥得了吗？”张答：“指挥不了。”当夜我就留宿在他的办公室。晚间闲谈，谈起征兵，因为所谓“补充训练处”就管的是此事。张说</a>：“惨得很！壮丁都想跑，跑了抓住就枪毙。为了防止逃跑，睡觉时将拉来壮丁的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张说着竟为之落泪。我问他为什么不向上反映。张说：“当然我向何应钦说过。他听后摆摆手，或摇摇头，不了了之。”


    次日汽车被放行，我终于经贵阳到了桂林。当时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是早相识的朋友。广西大学那时在桂林郊外约60里的良丰，那里景色宜人，像个大花园，我就住在那里，并应雷的邀请讲学约两个月，讲的内容就是后来我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a>》一书中的一部分。我的最后目的地是香港，在桂林停留一个时期后我还要离开，可我买不到机票。我找当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任潮（李济深），由李的秘书（也是李的表侄）黎民任打电话向航空公司担保为我购机票，公司说要向重庆有关方面请示，在拖延了一阵以后，终于弄得一张去香港的机票。


    二、只身飞赴香港


    1941年5月20日我只身一人飞往香港，开始了筹办民盟报纸的工作。到香港时有李沛文（李济深先生长子，解放后曾任华南农业学院院长）自己驾车到机场来接，我即先暂住于李家。后来又迁往许地山</a>先生（作家，笔名落华生，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寓所。在我借住许家期间，一夜许先生竟死于急症，我又不得不另觅栖身之处。经过三四次转移之后，报社终于租得一座楼房中的一层充社址，我才有了固定的住处。为了减少开支，报社用房力求节省。记得我的住房也仅能放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折叠床。


    三、为筹办事与盟内外人士洽商


    在重庆公推我代表民盟赴港办报时，本曾商定张君劢、罗隆基二位随后也将来港协助，但他们始终未能来。黄炎培（当时任抗战公债筹募委员会秘书长）原说去南洋募捐后途经香港时与我相会，不料我到港之日恰好他离港飞回重庆。于是有关筹办报纸的事宜，我只得会同当时在港已参加民盟的各党派人士商讨办理，如曾慕韩（即曾琦，青年党）、徐梦岩（国社党）、伍宪子 （宪政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即今日之农工民主党）、甘介侯（桂系）等人。在筹办过程中，还与当时在港的许多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等接触，他们自然都对民盟这一工作表示支持。其中廖承志是周恩来告诉我与他联系的，因为在离重庆之前，我到曾家岩将去港办报的事告诉他，并向他问得中共驻港代表。在临创刊之时，有人又劝我出面宴请一些知名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记得被邀请的人士中有茅盾</a>、夏衍、金仲华等人。


    四、筹组办报班子 确定报名


    我去香港没有带一个人，办报的班子是到香港后才筹组的。 8月接重庆的民盟同人的信，决定由我任报社社长，经理则由我推荐萨空了担任。其余编辑人员等，多靠金仲华等人介绍。记得新闻版负责人是笔名羊枣的（听说后来他在福州为国民党杀害）。总编辑是俞颂华，他原在上海《申报》工作过，是个老报人。经过大约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41年9月18日这一天，民盟自己的报纸《光明报》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报纸取名的事，这里可以附带说一说。一天碰见范长江，他与我提起当时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后改名民社党）在香港出版的报纸，范说报贩叫卖时多喊出许多报名，而《国家社会报》往往被略去，就是因为这个名字不易上口，叫出来也不响亮。后来我们二人共同议论的结果，就取名《光明报》。


    五、为报社经费不足奔走


    民盟要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经济上困难不小。在筹备之初，只有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每人各拿出国币1万元，我除了参政员的津贴外无积蓄，只出了6000元。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不值钱，大约是4元才换一张港纸（港元）。后来反蒋的四川刘文辉和云南的龙云（通过缪云台先生）支持民盟，又赞助了几万元。但开办之初，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注册要交押金，请律师也要钱，还要付纸张印刷等费用，所以仍感入不敷出，紧张得很。当时范长江负责中共在香港的报纸《华商报》，见到我就问：“怎么还不出版呀？”我回答说：“你还看不出来！”不久，他来找我说：“有‘南洋某侨领’愿资助你们办报，只要你写个收据就行了。”我说：“写收据还不容易。”随后他送来4000港元。


    待《光明报》创刊之后，经费仍感拮据，遂决定由我亲自去新加坡一带向华侨募款。为了此行，我添置了一套在那一带炎热气候下需穿着的白色西服。不料我一上船就碰见了国社党的徐傅霖</a>。徐见我也搭船，首先开口问我：你去南洋干什么？待我说明此行目的以后，徐就表示：民盟由许多政治党派组成，也包括了他所在的国社党，如果民盟去募捐，国社党就无法再募。我们二人同去，捐款者将只给你，而不会给我；你去了，我将空手而归。因此，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徐态度之强硬，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徐是民国初年的老国会议员，年龄又比我大许多（当时我四十八岁，他已六七十岁了），我只好让他。一个钱没有募到手，还报废了花上百元港币买得的一张头等舱船票。不料事过不几天，日本即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很快沦入日军之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幸好未去成，不然我也会滞留在东南亚一带，难于回归祖国大陆了。


    报社经济既如此困难，可是青年党的曾慕韩（琦）还要往报社里安插闲人，实在令人气愤。本来报社已任命萨空了为经理，萨很有才干，社内工作在他掌管之下，早已走上轨道，而曾慕韩忽然又“推荐”青年党的陆光荣当副经理。因为萨已完全胜任，而且也已有一位副经理李炳海，无须再添人，何况添人又要多一笔开支，理所当然地我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于是曾陆二人邀我去茶楼谈判，再三要挟。最后曾竟说：“你如此坚持己见，拒不接受，我们便不再是盟友，我将以敌人来对待你！”平日貌似文雅的曾某，竞如此凶恶无理，实在可叹！


    六、国民党的阻挠破坏


    民盟在香港办报，国民党当然不高兴，一定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早在报纸筹办中，国民党就派了他们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炽由重庆赶到香港，与港当局接头，企图阻止我们创办这个报纸。可惜他晚了一步，因为待他赶到时，注册手续我们已办理完毕，应交的押金4000元港币也已交清，并请好了法律顾问，已算是有合法地位的报刊，不能任意取缔了。可是由于刘的一番奔走活动，港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仍对我们多方刁难。为了避免或减少麻烦，在报纸出刊之前大家劝说我，应当先拜访新闻检查机关的负责人，并特别提醒我要购买些礼品送去，表示希望他给予关照。这种迹近行贿的事，我还从未干过！可是为办报，我还是十分勉强地带着礼品去见了这位负责人。此人姓刘，着长袍马褂。这在流行西装革履的香港是不多见的。东西送了，请关照的话也说了，可是《光明报》第一天的发刊词上他就给开了“天窗”。于是我再去找他，进行交涉。他的回答很直截了当：这是“奉命行事”，因为上面有交待。他还说：“你们报上的文章如果发表在别的报上，如《大公报》，可以不删，可是登在你们《光明报》上，就不能不删。”报纸大样天天送检，天天要开“天窗”，成了家常便饭。许多文章被删节得太多，文句不通，无法读下去。我写的连载在报上的长文《我努力的是什么》，也删节得千疮百孔，不成样子。


    七、向国内外公开宣告民盟成立


    1940年底至1941年1月民盟已创立，但始终不曾公开。《光明报》在香港创刊后，它首要的任务就是向国内外公开宣告国共两党之外的最大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并公布民盟的政治纲领。但民盟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在见报之前如送检，肯定不能通过，所以民盟这两个重要文件如何才能见报，成为一大难题。大家议论再三，想不出什么办法。幸好后来萨空了出一个好主意：将宣言和政治纲领放在有报头的一版广告栏内刊出，因为按香港新闻检查机关的规定，广告栏大样无须送检，这样做就可以轻易地避开送检被扣一关。后来即按此意见办理。同时又通知印刷厂增加印数，出售时又特意减收报费，尽力扩大这一期发行量。1941年10月10日这一天，刊有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的《光明报》终于在香港街头各处公开发售，与广大的读者见面了；至此海内外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才知道民盟的成立。香港当局见此情况，当然不免大吃一惊，立刻派来由英籍警官率领的警务人员来到报社，查问究竟。我们就以广告账目本出示，上面填写有刊登广告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收广告费数目，以表明我们是按广告刊登，并且手续完备。来检查的人抓不住报社的任何把柄，就按照账本上写的姓名、住址去查找那要求刊登广告的人，而姓名、住址等都是我们事先编造好的，因此他们自然是什么也找不到。


    八、青帮头子杜月笙奉命出马


    《光明报》发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公开宣告民盟的成立，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首先是旅港的参政员王云五、成舍我两人秉承国民党的意旨，以邀我同去重庆参加参政会为名，要我离开香港，重新回到受蒋介石严密控制和监视的重庆，为我所拒绝。后来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李与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人称国民党四大元老，他们都是中山先生的朋友），当时正住九龙半岛酒店，也写信劝我回重庆，信中说</a>：“介公之于先生，一如先生之于介公，并无恶意。”并通知我机票已由吴铁城的弟弟代为准备好了。对此我再次“辞谢”。最后国民党搬出了青帮头子杜月笙，让他来出马，“动员”我离开香港。有一天，由杜月笙出面，请我一个人去“吃茶”，地点是“告罗士打酒店”的雅座。杜一见面，首先讲了许多恭维的话，说什么我在《光明报》上发表的文章如何好，大家如何注意，许多人都表示赞同等等。然后话题一转，说：“重庆方面很希望梁先生回去，有什么主张，尽可以与蒋先生面谈。当面交换意见不是更好吗？”他还说：“我们这些人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我回答说：“不必了，因为除了报上已发表的，我没有什么另外的主张。更何况民盟总部在重庆，有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在，如果需要当面谈，他们可以代表民盟。”杜遭拒绝后不死心，后来又请我吃过一次茶，当然还是让他碰了钉子。


    [1] 1985年著者口述，梁培宽整理。


    九、来自内部的分歧与干扰


    国民党的干涉和破坏活动当然为我们制造了许多困难，但更令人心痛的还是来自内部的分歧与干扰。这是我此生中最感苦恼的经历之一，至今难忘。民盟的政治纲领早在重庆时即由我执笔写好，并经大家修改同意。但在距报纸创刊前一个多月，黄炎培即托人自重庆带来密函并抄件，其中意见是为避免使国民党感到刺激，拟就的十二条纲领中有四条暂不发表。这四条内容包括反对由国库负担国民党费用，反对设立特务机关等。其实这种将纲领分成两部分先后发表的意见，早在我尚在重庆时黄就提出过，后来大家取得非到适当时机不发表的谅解，这个分歧遂被暂时搁置起来，现在不过是旧事重提罢了。为了消除分歧，能按原定日期（1941年10月10日）发表民盟政治纲领，经过在港民盟成员多次讨论和与在重庆的民盟成员多次信函往返，终于决定由我根据原来的十二条另起草一个十条纲领。这个改写后的纲领后经重庆方面民盟成员同意，一字不改；而在港的徐梦岩、周鲸文等坚持删去第四条中“拥护国民党执政，为抗战建国纲领之执行”，而在第二条“结束党治”后面，增加“仍委托国民党执政”等字样。结果大家议论纷纭，久久定不下来，最后终于修改为“督促并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建国纲领”。后来在报上发表的那个政治纲领，就是经过这许多曲折产生的。


    至于民盟成立宣言的发表方式的分歧，早在宣言起草之前就出现了。青年党曾慕韩首先提出发表时不具名的主张，而后被推为民盟主席的黄炎培又提出要为他个人参加民盟保守秘密；而姓名保密也只能是不具名。我则以为民盟这两个重要文件的发表，都应由民盟的负责人共同具名，毫不隐瞒这些政治主张是我们的；只有如此，才足以表明我们郑重负责的态度，并取信于国内外。有人又提议改由参加民盟的各党派具名，而职教社又反对，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因为黄炎培是该社负责人，有了职教社的名字，也就等于有了他的名字。于是我又建议以“民盟驻港代表梁漱溟”名义，或解除我的报社社长职务再发表，均不得同意。而青年党曾慕韩以不具名发表的意见未谈妥为借口，拒不起草原应由其执笔的宣言。为了宣言与政治纲领同时按原定日期发表，我又不得不连夜赶写宣言，经大家讨论通过。最后在万般无奈中，只得服从不具名发表的意见，在《光明报》上刊登了这两个民盟的重要文件。


    由于发表时不具名，孙科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在香港发表公开谈话，攻击民盟，说民盟是暗藏的“第五纵队”，破坏抗日等等。而不具名发表的最大不利是不能取信于国外，以获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为补救计，后由陈友仁（曾任中山先生秘书、国民政府外长）和陈翰笙二位向外国记者说明和保证，并由他们代为将这两文件译为英文，宣言与政治纲领才得通过这些记者转发国外。


    十、被迫停刊


    1941年底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2月8日日军由九龙方面进攻香港，同时对香港炮击和轰炸。《光明报》自同年9月 18日创刊后，至12月13日被迫停刊，前后不过三个月。报纸无法办下去，工作人员只得遣散。为免生意外，我也在同人的帮助下多次迁移住处。12月25日日军终于全部占领了香港，香港当局投降。在香港沦入敌人之手的初期，盗匪蜂起，日军也乘机作恶，社会秩序无法维持。此时为了安全，我又与萨空了、张云川、黄瓒三人躲入西环一所小学校，住在三楼的一间空房里，住入此处以后，我们尽力深居简出。白天各自读书，夜间无电无法看书，几个人就在一起闲谈，各自介绍个人经历的种种往事。


    有一天我有事外出，走在中环路距香港大学不远的地方，遇见陆光荣，两人正边走边谈时，由两楼之间忽然冲出一人，双眼以下蒙着白布，手持尖刀，以刀对我，要我交出身上财物来。当我从衣袋里取钱包时，陆趁机逃离，向上坡方向飞跑，而此时正巧有一辆警车自上往下驶来。陆于是边跑边大声喊叫：“robber！robber！”（强盗！ ）匪徒眼见警车向我们方向开来，急忙逃走，竟不及接我手中递给他的钱包。


    十一、离港出走 返回祖国大陆


    此后不久，范长江、萨空了问我是否打算在此时离开香港，我说当然想走，便约定与陈此生、范长江夫妇等同行。1942年1月10日，在日军完全占领香港两周后，我换装着中式夹裤夹袄，于黎明前离开所住的小学，由黄瓒送我到香港仔约定的一个僻静处，登上预先租定的一条小渔船，趁着破晓前的昏暗，躲过日军的检查和封锁，悄悄地离开了香港，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途程。由香港回到大陆内地所经历的种种艰险和一些感受，在回到桂林以后曾写过题为《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一长文，有较详细的记述，这里就不再说了。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1]


    一、离港


    我已于1月26日到达梧州，现在可以将从香港脱险的经过告诉你们。


    香港战事于12月25日结束，我同几个朋友隐蔽在西环一间小学的教室里，且觇日军动静如何，准备走出香港。但急切间得不到什么好办法，直至1月10日始得离港北来。


    这是起身头一天方决定的。承一位朋友的好意通知我们，说是有一只小帆船明天开往澳门，船主曾向日军行过贿，或可避免查问。船费每人港币六十元，此友已预定五个人的位子。我们当下付过钱，约定次日天明于某处见面，有人领我们下船，并嘱咐我们改换装束，少带行李。


    我们同行朋友计五人：陈君、陆君、范君夫妇和我。五人皆改成工人或小商贩的装束，自携行李（都是小件的），随着引路人，自中环急步，向香港仔下船。这是一段约二十华里的路程，在久不走路的我，竟感到异常吃力，周身是汗，两脚生痛，走到末了，一跛一拐，几乎不能再走。路上还承友人相助，代携行李，方勉强到达。不过还好的是我气不喘，心不慌。


    船甚小，宽约一丈，长约三丈二尺，却有三挂帆。我真没想到这样小船可以航海。由香港仔驶出时，从海面看见有被凿沉的轮舰十数艘堵塞海口，如其不是这小船怕亦驶出不得呢！


    二、到澳门


    船行全赖风帆之力。风若不顺，或无风，那便走不动。所以一时风力好，则船上人都色然而喜；一时无风，便人心沉闷，都说今天到不了澳门。大体上那一天早晚都有风的，但不十分顺风，所以晕船的人颇多。而中间亦有一段没风的沉闷期。同行友人或则呕吐，或则眩晕难支，频频服止呕药。只有我一个人不感觉什么，一切如常。范君等皆以为讶。


    在途中曾遇有敌机盘旋而过，又有敌艇自远驶来，好似追我们的。船上水手和客人均慌起来，各自将珍贵财物掩藏。实则始终没有碰到敌人，或伪军土匪。我们一路无事，于夜晚十时，便在澳门登陆。


    澳门政权属于葡萄牙，而此时则全在敌军控制之下。我们登岸入旅馆，便见很多说日本话的朝鲜人，且传说敌军将接收澳门的警察权。我们到澳门还希望有轮船去广州湾，但轮船皆被敌人扣住不许开。有一次日本领事签字许开了，而他们海军方面又不许，到底不得开。我们因旅馆耳目太多，且不好久居，承澳门朋友冯、柯两先生帮忙，移居到一间空房内，慢慢设法离澳。


    此时澳门已甚恐慌。粮食来源不足。米、盐、油、糖，四项皆政府公卖，非有居民证不能买。（所以我们皆靠冯祝万先生送来米吃。）各商家皆预备结束，市民多半要走。而香港跑来澳门的人亦一天比一天多，都是要再走的。这样多的人要走，而可走的路却不多。第一是没有轮船，只有渔船或使帆的小货船；而海上多盗，谁亦不敢走。只有循石岐向内地走的一法。那却要经过敌人几道检查，才得通过。首先要在澳门的敌人机关缴相片，领取通行证、良民证，手续甚繁。澳门市民多走此路。香港来的人走此路者亦不少。我们几个朋友则不愿办这些手续，亦不愿经过沿路检查，只得另想办法。


    最后想的办法，还是小船飘海，直奔自由中国的都斛（属台山县）。此路因海上多盗，无人敢走。但我们则因有友人介绍得识海上豪杰吴发君。他逞豪海上多年，人称“吴发仔”的便是。他的势力范围在三灶岛、横琴岛、大小榄一带等处。抗战以来，敌人要夺取三灶岛为空军根据地，他便与敌人抗拒，苦战多次，曾受政府收编，担任游击工作。因他本人即是三灶岛上的人，家族亲故皆在岛上。岛上居民共一万二三千人，全被敌人屠杀赶走，失去生活依据。所以他与敌人是永不妥协的。直到现在，还有几千义民跟随他在澳门附近荒岛野山上砍柴为生，我们皆曾眼见。至于他们的抗日战绩，前一二年的香港澳门报纸亦不少揭载的。此番他知道我们是文化界的人要返国，他愿护送我们到都斛。同时托我们将他抗日的赤诚，部队的苦况，义民的流离，向政府代为申诉，请求设法接济和救济。


    三、再度飘海


    在17日的下午，吴发仔派人引我们乘渡船先到路环——这是距澳门不远的一个地方。三灶岛的义民逃难在此的便不少。而吴的部下实际亦都是他们的族中子弟，他们都称呼他“发叔”。部队并没省政府发的饷项，要靠护航为生。就是将内地所需货物如汽油棉纱等包运到都斛，收些护运之费。这种生意每个月亦只有阴历二十五至初五的十天内能做。因为这十天没有月亮，在漆黑的夜间才得避免被敌人发现。白天和月光下都是不方便的。1月17日这天正好是阴历十二月初一，就乘他们运棉纱的便船送我们走。


    黄昏时候，吃完晚饭，大家下船，船共五只，虽有大有小，亦差不甚多。记得我乘的一只，约六尺宽，三丈长，无篷，一挂帆而已。原说我们五人分乘五船。因为船太窄小，而驶船的人一船却有八九个，还不时往来行动。所以只能在满载的棉纱包上面近舵之一端，侧身卧一客人，再多，便不免妨碍驶船。后来因为范太太觉得黑夜孤身一个害怕，许他们夫妇同船。我及陈、陆二君则各人一船。已经分别开行了，忽然陆君一船向我船赶来，说是他们发觉我不能粤语，怕途中万一有事不好应付，特地要我与善粤语的陈君同一船。迁换既定，扬帆各去，昏暗中彼此皆看不见了。


    此夜风向甚顺，我们仰卧着看天上星斗，船在静静中如箭一般的驶去。不意后半夜风向忽变，风浪甚大，小船颠荡欲覆，浪水直泼向船内，溅入鼻口；衣服尽湿更不待说了。好在船行多在群岛之间，所以不久便依泊于一小荒岛上。候至天明日出，将衣服曝在太阳下，人亦烧柴取暖。船上带有米粮菜蔬，但遍觅岛上无淡水可得，只好用海水煮饭。我素有耐饥本领，啜一小碗而已。饭罢，就仰卧沙滩之上，阳光之下。除海潮声外，寂无所闻。直待到天色昏暗，方又扬帆而去。——此为18日事。


    船行顺利，是夜便到都斛。但还不是都斛市镇，是其海口，地名东滘口。耳闻隔船语声，知范君夫妇已先到。彼此问讯，知他的船在途中，被劫两次。棉花劫去数十包，幸无它失。而其余三只同来的船，竟不见来到。候至天明，总无消息，为陆君悬心不已。


    四、由都斛到台山城


    我们船到东滘口之时，岸上的警察派出所便有警察持手电筒上船来查问。我们直以从香港逃出告之。他回派出所后，他们的警察长非要我们上岸问话不可。而从船到岸还有几十丈必须涉水而过。正在后半夜极其寒冷，又仅有星光，不辨脚下深浅。跣足涉水，真有些为难，我们向他商量，请至天明再问话不迟。他执意不允，大声威吓起来。我身边恰尚有名片，就托范、陈二君辛苦上岸，对警察长说明。


    经说明后，他态度倒还好。天明就招待我们上岸洗脸饮茶，用电话向镇上喊来轿子，送我们到镇上。大约他已报告上司，而得到指示了。


    在镇上饮茶时，棉纱货主亦由镇上来东滘口收取他的货物。乃知吴发仔包运他的纱货共有十六只小船之多，先后分三批开行。第一批六只船，第二批五只船，第三批又五只——就是我们搭乘的这一次。第一批有五船失踪，只到一只，亦被劫光。第二批五只船都不见到。第三批到了我同范君两船，余三只未到。总算起，共失去十三条船，到达的仅只三船而已！如此看来，我们此行真太危险了。而到达的三船，一船被劫精光，一船被劫两次，其得安全无事者独我与陈君一船，真又太幸运了！


    原来当17日晚，船已开行，我与陆君忽又换船之时，我心中早为之一动：莫非我这船要出危险吗！因为从来的经验，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只有在我未到之前，或离去之后方发生。这种事例太多了。二十八年（1937年）我在敌后游击区出没之时，最为清楚显明。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我迁离轩鲤诗道黄家，并将衣服取走之一天，黄家便被匪劫。亦有一串事例可举。这样就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所以当忽然换船之时，我不免心中一动了。哪晓得它果然出事呢！


    照此情形，我们只有函托吴发仔于寻到他的船时，设法营救陆君。我们久候于都斛亦属无益，19日宿一夜，20日就赴台山县城。


    赴台山，我和范夫人各乘一轿，范、陈二君各骑一单车（脚踏车）。车轿都是警察所代雇的。警官甄君招待甚周，并设酒饭在他所内款待我们。因为我的 名字一传到都斛，就被当地几个旧日广州第一中学的学生朱元凯、朱灵均、李元五等晓得了，马上来欢迎我。而警察所朱所长正是他们一家弟兄。所以可以说一入国境，便遇到熟人了（我于民国十七年任第一中学校长）。


    朱等立刻写信告知台山城内的同学陈炳贤。陈任县政府粮政科长，他又报告给县长陈灿章。所以我们一到城内，陈同学和陈县长又都来欢迎了。陈县长是我的朋友刘裁甫先生的学生。十七年（1928年）我在广州时，他任民政厅秘书，曾经见过面的。于是随着当地的新闻记者和县党部书记长亦都来看我。他们皆以为我是文化界从香港脱险到内地最早的一人。——此是


    1月 20日的事。


    五、经过三埠


    照我们的路线，到台山后，应经三埠去开平肇庆。所以20日宿一晚，21日晚发电报给重庆后，即决定去三埠。电报是打给国民参政会的。其文曰：


    重庆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蒋、张、左暨王秘书钧鉴：顷已从香港脱险返回，请代披露报端，告慰各方知好。梁漱溟祃。


    可喜的是当我们起身赴三埠时，陆君忽然赶到台山，直入我们旅馆中。问他所遭遇的事，知道被赤溪方面的海盗掳去。吴发仔的十三条船皆被集中在一处，货物和旅客一同在那里。船货要交七万五千元才可以领回。旅客则每人要交港币一千元保护费才可出来。陆君本与其他客人同一待遇，后来因为他颇知江湖人物心理，几番说话居然说动他们，将掠去的衣物还他，且派船送他一人登陆。他赶至都斛，经警察所的指示，又通电话于县政府，所以就寻得我们了。于是原来同行五人，又复会齐出发。


    经一程旱路，一程水路，21日下午我们到了三埠。“三埠”原是三个埠头：长沙、荻海、新昌。这好像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一样。市面繁盛，有广东第一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此。先得知专员是旧日相熟的李磊夫先生，一到便送名片通知他。他立刻来看我，欢然道故。次日又约请彭指挥林生和一些军政长官以及中央、中国、中农三银行经理为我设宴。并且派一个队长带了弟兄，于宴罢护送我们一行去肇庆。


    此地中国农民银行经理吴尚势君，在席上向我谈他是广州第一中学的老教员，虽然他入一中是霍校长请去的，我早离开。然而我在一中的措施，已奠定好的基础，养成好的学风。他们后来的人，从我遗留下的规模和同学口碑之间，虽未谋一面，却完全清楚我的为人了。——不料随处都遇到对我有好感的人呢！


    六、经开平到肇庆


    22日午后起身，当晚抵开平县城。县政府陈科长伟宗先迓于中途，林县长开远又到旅馆来看我们。据他说亦是十七年在广州会过面的。他随你们姨父伍庸伯先生做过事，所以常听伍先生说起我。——那么又算是一个熟人了。


    23日黎明，县政府雇来五乘轿，林县长又亲来送行，当晚宿田村。次日继续前进，午后二时便到新桥，在新桥换小船，傍晚就到肇庆了。


    肇庆是府名，县名高要。此处为广东第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在地，专员为王仁宇先生。他收到李专员磊夫的电报，又经护送我们的队长通知他，所以当下便同他夫人来看我们。我以为这王专员是不认识的生客了，哪里晓得我虽不认得他，他却又熟悉我呢！


    原来广州西村有两间学校，一是第一中学，一是工业专科 （后改工厂）。王先生曾主持工校的事，因为同处西郊，一中的校况学风他很清楚。几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心目中。最近他任连县县长三年，刚从连县调任此地专员不久。在连县时，王夫人和你们大姨（伍庸伯夫人）往来亲密得很。王夫人对我说，虽未会面，早从相片上认识了我和你们两兄弟，并且还看见恕儿寄给大姨母的绘画和木刻呢！


    王专员告诉我，伍先生领导之游击队的根据地就在三水县境内，而三水和高要是接境的。可惜我与同行诸友要赶路，不及去访看老而益壮的伍先生了。


    是晚（24日晚），我们宿肇庆大旅店。次日天明王专员和他的夫人又来旅店，引我们出城去避空袭。这天明避空袭是肇庆近月以来的规矩。全城人都走出城外，过午才回城。王专员就在城外一书院旧址办公。我们便在他办公室休息和吃早饭。他夫妇又引我们游公园、游郊外树林，再吃午饭。傍晚又送我上船去梧州。——此为25日事。


    七、搭船上梧州


    25日傍晚，王专员夫妇和一位管理西江航政的唐姓军官亲自送我上船。这是以前航行广州的拖渡大船。船老板表示客气，将特舱位让给我们，而且坚持不收船价。


    我们一路上船轿车脚等费，以及宿食等项，大都有人招待，或特别客气相让，所以从澳门冯祝万先生借得国币一千元，又代换五百元，共不过一千五百元，五个人用到此地尚余大半。因此李专员、彭指挥、王专员先后赠我路费，皆没有再接受。实在沿途承受朋友们的好意已经很多了。


    王唐诸公道别去后，船快要开，忽然在我铺位旁边坐了刚上来的一位客人，短装如工商界人，以帽压额，虽在灯影恍惚之下，我却已看出是久柄广东政权、威名赫赫的陈济棠。我们在港皆确知他陷在港没出得来，而在澳门以及沿路皆听说他被敌人拉去广州，并传说已到南京出任军委会副委员长。他能脱险回内地，不独他个人之幸，亦是国家之福。我忙指给身边的陈君看，低声问他是不是陈济棠。陈君看了，亦说像他。但我和陈济棠原相熟的，此时我看他，他却不打招呼。我不看他时，他又偷眼看我。这明明是他无疑了。不过他既不愿人知，自不便和他答话。


    入夜，他又迁了舱位，不再看见。次日上午船上帐房来向我说“陈老总”相请。果然是他，请我去谈话。他说：昨夜原已看见你，现在梧州快到了，再无问题，我们可以谈谈罢。据谈，他因未得乘飞机出港，即于战事中改装隐蔽。战事休止，1月12日离港到大澳，虽家人部属亦不知。从大澳经朋友护送走中山、顺德、新会、鹤山、高明各县的乡间，不经过任何埠口而达肇庆的。由肇来梧之前，却已托人致电梧州梁专员朝玑，请其派船迎接。


    [1] 写于1942年初。


    不一时，果见梁专员乘了电船来接。他便邀请我和陈君等同上电船，很迅速地到了梧州码头。梁专员招待我们在司令部内休息用饭，并马上打电话报告桂林李主任（济深）、黄主席（旭初）。他自己亦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明一时尚不来桂林。我亦就便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我不久可以到桂林。


    陈公（指济棠）确乎有病，从形容上完全可以看出。他自己说“百病俱发”，虽言之或许太过，但不休息不调养不行了。他摆脱政务（他是中央党部常委兼农林部长），决计去茂名（广东高州）静养，我认为是一明智之举。当晚（26日晚）他留于梧州，而我们询悉有开上水的船，即托梁专员代订船位，饭后上船赶程西进了。


    八、脱险后感想


    以上所述，到1月26日梧州事为止，是在贵县朴园休息期间写记下的。本来脱离港澳已算脱险，说得宽一点，则说到广东接近敌人的区域，如肇庆（距敌七十华里，仍不时打炮）便可。到梧州就无险可言，故梧州以后不必详叙。


    梧州以后，大略言之：27日晚抵桂平，即刻换船；28日下午抵贵县。以同行友人陈君是贵县人，即借他亲戚家的朴园小住数日，此时同行他友均已分手。2月3日同陈君搭汽车到宾阳， 4日到柳州，当晚搭湘桂铁路夜车，5日天明就到桂林了。这一段路同样地亦到处得朋友帮忙，招待，欢送，不要我自己费一点事。


    至此再无可述，要述我自己的感想给你们。


    第一个感想，自然是：我太幸运！在香港炮火中，敌军和盗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无事。冒险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无事，始终没碰到一个敌兵、伪军或土匪。不但没有危险，即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时不足二十华里的平路，哪算得辛苦呢？损失亦没有什么损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走东江一路的人最多，被劫亦最苦）。我不独没有遇劫，而且自己弃于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还意想不到有朋友给我带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谈起来，任何人亦没有我这般幸运！


    第二个感想便是：到处得朋友帮忙，人人都对我太好。譬如遗弃的衣物偏有人同我带来，不是一例吗？如上所述，从头到尾的经过，不全是这种例证吗？同我在香港的只有张先生（云川）是你们熟悉的。其余多数你们都不认得，即在我亦是新交。离港前夕，张先生以未得同行照料我，颇不放心。我即说：你尽放心，天下人识与不识都会帮忙我的。尽我身边，一无家人，二无亲戚，三无故旧，却以人人对我好的缘故，正与家人亲故同处无二，此番脱险更加证明了我的自信。


    第三个感想：便是尽一分心，收一分效果。这是从我和广州第一中学的关系而发生的感想。一中学生多是两广人，在两广每每遇到人便谈及我在一中的一段事。（最近又遇到坪石中大农学院一位赵教授，他开口便说：你到坪石来，我们那边一中同学甚多，他们会欢迎你的。）好像我和一中有很深很久的关系一样。其实我任一中校长只半年而已。不过，我却曾为一中尽了一番心。我于十七年（1928年）7月接任校长，那时的一中腐败不堪。但亦难怪。因为从十五年（1926年）6月起，两年内更换了七个校长，平均每任不过三个月多点。我接任后，逐渐整顿，在12月提出全部改造方案，转年（十八年）实行，到实行时，我便离粤了，但全盘教职员则一个不动，由黄先生（艮庸）继任校长以代我。一切事情都是黄先生、张先生（俶知）、徐先生（铭鸿）主持。自十七年经十八年、十九年一直维持到二十年夏秋间，这一班朋友才离开。改造方案（原文见《漱溟卅后文录》，商务出版）得以执行，而且稳定下去，所以便能建立根基，遗留于后来。然而就我自己讲，实不曾用许多心血精力于其间。不能不令我叹息，尽一分心，居然亦收一分效果了。


    九、处险境中我的心理


    最后要说我处险境中的心理。我不只是一个从外面遭遇来说，最安然无事的人；同时亦是从内心来说，最坦然无事的人。外面得安全，固是幸福，自家心境坦然，乃是更大的幸福。——试问一个人尽外面幸得安全，而他心境常是忧急恐慌的，其幸福又有几何呢？


    二十八年（1939年）我去华北华东各战地，出入于敌后者八个月，随行诸友如黄先生（艮庸）等无不说我胆子大。因为不论当前情势如何险恶，我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旁人都有慌张的时候，我总没有慌过。此番在香港炮火中，以至冒险出港，凡与我同处的朋友亦无不看见的。所以同行范君等，一路上就禁不住称叹：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若无其事”这一句话，我记得他不知说了几次呢！


    范君叹我“若无其事”，亦是兼指我身体好，修养好，耐得辛苦忧劳。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并不强的人，不过由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当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而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试分别解说一下。


    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我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你们年纪虽小，亦可看出。我栖栖皇皇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而晓得最清楚的，当然是我自己。


    又假如我虽用心在大问题上，而并无所得，自信不及，那亦就没有何等关系。但我自有知识以来（约十四岁后），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一个人生问题，一个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至今年近五十，积年所得，似将成熟一样。这成熟的果实是：


    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


    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前者必待《人心与人生</a>》、《孔学绎旨》、《中国文化要义》三本书写定完成，乃为尽了我的任务。后者虽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我努力的是什么》（最近在香港发表）三书出版，已见大意，仍有待发挥和奔走努力，以求其实现。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一班朋友在港，时刻感到生命的受威胁，不独为炮火无情，更怕敌人搜捕抗日分子。所以我们偷渡出来，到达澳门旅馆的一夜，同行友人都色然而喜，相庆更生。然我只报以微笑，口里却答不出话来。因为我心中泰然，虽疑虑的阴影亦不起，故亦无欢喜可言也。又我身上的名片，始终未曾毁弃，到都斛时，随手便取出应用。正为我绝不虑到遭遇敌人搜查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何谓天命？孟子</a>说的明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凡事都不是谁要他如此，而事实推移（时间的），机缘凑合（空间的），不期而然。察机缘之凑合，来自四面八方；寻事实之推移，更渊源远至无穷。这其间没有偶然，没有乱碰，于是就说作“天命”。而事之关系重大者，其推移似尤难得恰好，机缘尤难凑拢，一旦或成或毁，就格外说它是天命而非偶然了。


    我说“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包含有两层意思。头一层是自信我一定平安的意思。假如我是一寻常穿衣吃食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从推移凑合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没有中变了）。——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


    再一层是：万一有危险，我完全接受的意思。前一层偏乎人的要求（主观），未必合于天的事实（客观）。事实结果如何，谁亦不能包办得来。万一推移凑合者不在此，而别有在，那末，便是天命活该大局解决民族复兴再延迟下去，中国文化孔孟之学再晦塞下去。我亦无法，只接受命运就是了。或者我完全看错了。民族复兴，并不延宕，文化阐明，别有其人。那怪我自己糊涂，亦无所怨。——这一意思是宾，是对前一自信的让步而来。


    总之，我把我的安危一付之于天，不为过分的计虑（自力所不及，而偏斤斤计虑即为过分）。我尽我分（例如尽力设法离险），其余则尽他去，心中自尔坦然。在此中（在坦然任天之中），我有我的自喻和自信，极明且强，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


    我处险境中的心理，大致如是。若看了不甚了解，待他日长进，再去理会。


    后记


    此文原</a>系家书，其中有些话不足为外人道（指《处险境中我的心理》一段）。但既然被友人拿去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亦不须再闷。其中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1943年7月漱溟


    抗战胜利后我奔走国共和谈的经过[1]


    就在八步获闻胜利之讯的时候，亦获闻毛主席应邀到渝之讯。我心里想，国难已纾，团结在望，过去所为劳攘者今可小休。今后问题要在如何建国。建国不徒政治经济之事，其根本乃在文化。非认识老中国即莫知所以建设新中国。顾年来务以团结各方为急，未遑对各方自申其所见。今后愿离开现实政治稍远一步，而潜心以深追此一大事。我自己这一决定，在离桂返渝之时，特致函李任仁先生言之。因为他是我年来在现实政治上一同尽力的朋友，所以向他告别，说我要搞文化研究工作，不再搞现实政治的活动了。


    路经广州才晓得国内大局未容乐观，到了重庆，更知其问题严重。于是不能不从朋友之后，再尽力于反内战运动以至参加了1946年的旧政协会议。（在会议分组中，我拒不参加宪草小组而独参加军事小组，一心要为整军问题尽力，还是梦想军队脱离党派而属于国家。）


    一、参加旧政协会议（重庆）


    我于1945年11月到重庆，正赶上国民党接收东北遇到困难的时候。蒋介石派熊式辉和张嘉璈前往东北办理接收，但国民党军队不论从旅大或从营口总是不能登陆，原因是苏联人认为国民党反苏，不甘心把东北交给国民党。11月15日蒋介石命令熊式辉、张嘉璈从东北撤退，不接收了。熊式辉奉命走了，苏联觉得不好意思，不好对国际上作交代，所以把张嘉璈留下，才协议国民党由美方空运军队接收东北。当时，东北问题很复杂，很严重。东北这地方，国际上都很重视。苏联收拾了日本关东军，赶走了日本人，一向就重视东北的。美国也重视东北，帮助蒋介石进行调停。所以当时的东北要是弄不好，很有成为西班牙第二，爆发有国际背景的内战的可能。我不能坐视不理，无法抽身而退，所以又卷入现实政治里。当时，民盟积极地搞起来，大家不让我走。大家说，如果爆发了内战，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这样，我就参加了旧政协。外人或者把我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看待；其实，我跟他们是不同的。章、罗他们在政治上有野心，有欲望，而我没有。我在政治上一进一退之间，是非常之有我自己的斟酌的。


    关于旧政协，谈起来就很复杂。从停战会议才到政治协商；停战在前，协商在后。战是怎样打起来的？是日本投降国共两党争着“受降”。国内许多地方已由共产党给解放了，受降接收了，而国民党却不予承认。国共两方争着受降接收，就在各处打起来了。后来由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停战，就由马歇尔代表美国居间，组成停战会议。在停战会议上，许多条件难得协议，战不能停，政治上也就无从协商起。所以，1946年1月10日那天，停战协定在早晨签字，上午十点钟方开成了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停战会议取得协议后才有的。


    先讲停战会议。停战会议产生了设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共方叶剑英、国方郑介民和美方代表饶伯森（后译罗伯逊）组成，按照停战协定的条款遇有争端进行调处。执行部之下又设执行小组，也由三方面组成，奔走各地，具体执行停战协定，保证实现停战。至于长春分部是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在长春的分部，是当初所没有而后加的。全国和平破裂，主要漏洞在此。当初的停战范围并没有把东北地区包含在内。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苏联红军打垮了伪满军队和日本关东军，国共双方还没有在东北打起来，抗日民主联军也还没有和国民党军打起来，这是一面。另一面是各方面各有各的打算。国民党认为：苏联出兵东北是国际决定的，苏联得把东北整个交给我，不愿意把东北包括在两党停战范围之内；如把东北也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岂不是让共产党在东北也有了份。苏联和中共也有自己的安排打算，延安派高岗、林彪等人带领大批徒手士兵经</a>过内蒙前往东北接收关东军的全部家当而武装起来，发展很快。美国对于东北也有其意图，未尝不想插足其间。这样，三方各有打算，就都同意停战不包括东北在内。问题就隐伏于此。不久，共产党以“民主联军”的名义（东北地方军队如李杜等都在内，是不能与八路军混同的）在东北发展得很快。1946年3月间，张嘉璈告诉我，东北百分之九十都是共产党的了；而中共王若飞告诉我，东北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我们共产党的了。1946年2月间，马歇尔曾向国共双方提议把东北也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共方首先表示赞成，而蒋介石竟不予置答。后来发展的结果，眼看共产党有囊括整个东北之势，蒋介石这才同意在东北停战。这样，就于1946年6月间设立了长春分部。由停战会议产生的军调部的构成与职权大体如此。


    现在再讲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主要是由各党派协商如何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如何实行宪政。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原是国民党的主张。胜利之后，为了结束内战，解决党派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实行宪政，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局。实行宪政必须做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始可结束内战，奠定统一和平。


    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之下分设五个小组：1．宪草，2．国民大会，


    3．政府组织，4．施政纲领，5．军事。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既在实行宪政，那就必须先起草宪法，然后提交国民大会通过，所以设宪草小组和国民大会小组。而国民大会之召集不能由国民党一党包办，须由各方共同召集，因此就须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这样就设立了政府组织小组，协商政府改组事宜。政府改组后，宪政实施前，这一段时间如何施政，需要有一个共同纲领，所以又设立了施政纲领小组。此外，由停战会议而产生的停战执行小组，只管调处停战，而两党军队如何变成国家的军队，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如何裁军整军，还需要协商解决，所以又设立了军事小组。政治协商会议五个小组的来历大略如此。还有，在此五个小组之外，还设了一个综合小组。综合小组的协议，等于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大会的决定，所以在综合小组会上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讨论商决的。


    政治协商会议原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青年党由于国民党的分化而脱离民盟，便于国民党从中操纵）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五方面的代表所组成，代表人数不等，但议案以五方面同意为通过，非取决于多数，五方各有一票权。因此，五个小组亦由五方各派代表二人组成。唯有宪草小组只确定了十二条原则，交由宪草审议会据以修改“五五”宪草，起草整个宪法，各方参加人数要多一些，还有十个专门委员参加工作。军事小组也是只谈原则，至于整军裁军则由小组交由整军会议把原则付诸实施。军事小组协商整军原则时，美方不参加，而整军会议谈判军队如何整编时，则请美方参加，协助进行。


    上述各种会议所取得的协议计有：停战会议所取得的《停战协定》（1946年1月10日早晨签字），政治协商会议关于五项问题的决议，简称《政治协定》（1月31日大会通过），整军会议根据军事小组所协议的原则，由马歇尔居间所取得的《整军协定》（2月25日签字），还有《东北停战协定》（3月27日签订）。所有这四个重要文件，此刻我手中一个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就不大能够详细无遗地来讲它。


    二、政协会后决心退出现实政治


    1月26日政协会议还在进行中，不过五个小组所协商的问题都已有了眉目，差不多都可以取得协议，和平交易可以成交了。27日周恩来要飞延安报告，取得党中央同意后，回来即可签字。26日晚上，周恩来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来看我们，他表示政协取得协议，马上就改组政府，大家得一同努力。张君劢、张东荪</a>和我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都表示不参加政府。他们二人只是口头说说，我则早有成竹，给毛主席写好一封信，托他带去延安。给主席信内大意是说明我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努力至此可告一段落，今后愿致力于思想言论工作，要离开现实政治，才便于说话，请予谅解。周恩来30日从延安回来，带来毛主席的复信，对我离开现实政治的意思表示不同意，并说，言论与行动不是“不可得而兼”的，何必停止行动而专搞言论呢？同时，周恩来也说：“你的信，我当时未看；如果看了，我就退给你而不会带给毛主席的。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能不来叩门，请他开门。现在门要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大家你也不干，他也不干，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没有个人自由的。”周恩来说话很硬，简直不容商量。但我心中有底，我非如此不可。于是，我就写了《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在政协闭幕那天宴会上交给周恩来、张岳军和张东荪诸位阅看，末后交给胡政之在翌日（2月1日）《大公报》上发表。我在这篇东西里简略地说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而致力于文化思想工作的用心。但31日周恩来对我说了那样硬性的话，我生怕引起他们的误会，所以又写了《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一文发表于2月7日重庆《大公报》上，主要想解答毛主席所说的话。我历叙自己过去由于致力行动而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说出我自己的见解主张，比如今天要实行英美式的民主宪政，我就有不同的见解，但为要与大家行动上一致，就不能发抒自己的见解。然而我不能老闷在心里不说，今后离现实政治远一些，才好说话。尤其不能参加政府，如参加政府就又不方便说话了。我当时惟恐毛主席和中共朋友们不谅解，所以决定飞延安，好当面讲清楚。我于3月10日从重庆飞北平，13日从北平飞延安。


    三、出任民盟秘书长


    政协闭幕后，我一连发表二文，决定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工作。我那时总想成立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想找地点找人才。2月间，我就跑成都一趟，找叶石荪和李源澄来一同搞。3月间曾飞北平，4月间又飞昆明，都是抱着这个意思而去的。我赴昆明是想把文化研究机构摆在昆明，还想找龙志舟（云）拿钱办学。这时，我一心搞我自己的事情，有关大局的事情差不多等于不过问了。所以4月10日特园之宴，我虽是出名主人之一，却不在座，在那天早晨飞昆明了。什么时候我终于又返回头来奔走国共和谈呢？是在4月18日。我4月18日从昆明飞回重庆，那天中共军攻占长春，恰好马歇尔也在那天回到重庆。4月 18日中共军攻占长春是时局一大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天。马歇尔走后，时局发展到大打特打，是他意想不到的事。马歇尔回到重庆，虽曾约周面谈，问周许多问题，周的答复简略含糊，使他不明真相。马歇尔于4月22日派人来找民盟，请民盟帮助出任调停，说他有点无所措其手足的样子。民盟既不能推卸此责，盟内朋友就纷纷劝我参加奔走和平；内战不停，文化工作和研究工作也就无法进行。我迫于事实的需要，也就只好跟在大家后面来奔走和谈了。马歇尔之所以要民盟出来，是想让民盟了解共方的打算，摸摸周恩来的底，看中共对东北究竟是要什么，以便他着手调停，解决问题，同时也要民盟参加，在中间作证人。从 23日起，民盟应马歇尔的邀请，参加了东北问题的商谈。民盟既然参加进去，我也就不得脱身，不得不再来奔走和平。盟内朋友责备我此刻不能置身事外，要把事情搞完再走不迟。同时，我对于民盟职务还有义不容辞的一段苦衷，现在可以谈谈。民盟当初有五个常委：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和我；我们推选黄炎培为民盟主席，黄也首肯。但后来黄竟变了卦，很不像话。黄那时担任募集战时公债委员会秘书长之责，常来往于内地与香港之间。我在香港办《光明报》，要把民盟这一组织公开出来，黄正到香港，应当由他出名负责，他却推避不干，怕得罪蒋、孔。他既要辞职，却不向内地表示；我提醒他，他才声明辞去民盟主席。我举荐张君劢作主席，而左舜生不甘心相让，不赞成君劢，后来民盟主席才落到张表方身上。当时，民盟总书记由左舜生担任。一直到1945年12月，左舜生辞职不干了，为什么呢？主要是由于曾琦回来，青年党内部闹家务事，曾琦上了蒋介石的钩，要青年党退出民盟，青年党内部很骂左舜生，所以左不能再在民盟干下去了。到了旧政协，青年党正式从民盟分出去是曾琦搞的；曾琦之坏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青年党的政协出席代表五人就没有左舜生和李璜。左舜生既辞去民盟总书记，恰值国社党的张东荪到重庆，大家都推东荪担任民盟总书记，我11月回到重庆，也赞成此议。但张东荪为人很油滑，怕费力气，也不肯干。我请他干，说：“我无条件帮助你。”张东荪说：“我只负名义，实际工作你来。”我说：“好吧。”所以旧政协开会时期，民盟秘书长就由东荪担任。政协闭幕后，2月上旬张东荪要回北平，无法留他，他就辞去秘书长而去。民盟实际工作无人管。大家推我做，首先跟我谈的是黄任之、章伯钧、张表方和张君劢等人。只有罗隆基没有跟我谈（他自己想当此任）。当时，周新民（中共党员）担任民盟副秘书长，他劝我出任秘书长，态度最恳切，话说的最切实。但我一直不肯，一心想搞自己的事情。我既在《大公报》上发表过两篇谈退出现实政治的文章，又给毛主席写信也表明此意。我态度之坚决，他们实无法勉强我，也就算了。我那时住在重庆特园，张表方也住在那里，鲜特生是主人。有一天吃完午饭，鲜特老进我房间里说：“你没有看见张表老唉声叹气的神情吗？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现在政府要还都南京，民盟也得迁移去，但民盟秘书长无人肯干，他这位主席简直毫无办法。张东荪2月14日走了，已经二个月之久没有秘书长，表老真是一筹莫展；大家公推你干，你坚决不干，一切都落空了。政府还都后，5月就要在南京开会，你一定不干，岂不是要张表老的老命！表老加入民盟是你拉进来的，你要他的老命对吗？同时，民盟要搞国共两党的和谈，也无人负责主持进行，这又是关系大局的事了。”鲜特老这样一说，我自己再不能推辞，只好同意干民盟秘书长这一职务，但言明只干三个月，再多了就不干。张表老说：“只要你干就行。”这样，我就接受了民盟秘书长的责任，又投身于两党和谈了。5月初，肯定下来，于5月 8日就离开重庆而飞上海，过了几天才转到南京，设民盟总部于蓝家庄。张表老不出川，一切由我做主。


    四、再度投身国共两党和谈


    我计算三个月或者大局可以归于和平，那时我再做我的事。岂料不只三个月不行，六个月亦还是不行。从5月初到10月底整六个月，除一度去昆明调查李闻案外，都在京沪间为和谈尽力。（我那时勇于自任的经过情形，这里不叙；1949年夏曾写有《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一事》一文载于《大公报》，可供参考。


    如我所亲见，6月一整月之和谈，中共都是在委曲求全。事例甚多，不胜枚举。7月初，蒋公召见周恩来，以苏北几个小问题交付陈诚、邵力子、王世杰，与中共周、董等直接商谈（马歇尔不参加），必要中共再让步一些方肯把6月所协议者签名。那时中共却是坚持着不让。坚持到7月12日无结果。14日蒋主席上庐山，苏北就大打起来了。从7月半到9月底，两个月有半之期间中，从苏北以至冀、热、察遍处都在大打。中共解放区各大据点，几乎全被政府军取得。此时纵或不说是政府军在实际上具有压倒优势，至少亦可说是政府军在声威上具有压倒优势了。乃末后政府竟还想要拿张家口，中共便不能再忍。所以9月29日周恩来从上海送备忘录致马歇尔转政府，警告政府不得进攻张家口；进攻张家口，便是政府决心破裂，从此无可再谈。他们这句话不是随便谈的，实具有决心。乃政府终于不管不顾而拿下张家口。并且于高兴之余，同时宣布了国大准期召集开会。——这是10月12日的事。


    形势发展至此，实在已是决裂了。我因为正在其间奔走，所以我看得出。但政府却不在意，而美国朋友竟亦昧昧。（注：我是双十节夜车自南京赶赴上海，11日午前与第三方面全体会谈；午后与周恩来会谈。当夜又赶回南京。12日天明到京下车，乃知局面已变。原与美大使约好回京见面者，至此即不往见之，以事无可为也。入夜美大使馆来电话，强邀往谈，我告以无可为，均不甚相信。）然而经过雷震、吴铁城、邵力子两次三番赴沪相邀，特别是留沪之第三方面同人百般挽劝，周恩来毕竟还是于10月21日随大众来南京了。这可以说，他是再一次之忍耐。不料众人应邀来京商谈，而做主人的蒋主席却又出游。——蒋公于当日接见周恩来及第三方面同人后，即飞台湾去了。按照6月的经验，和谈中大小问题，几乎都非取决于蒋本人不行，他偏于此时出游，使我们为和谈来的朋友都感到失望；则周心里之不耐，亦可推知。但他还是耐烦谈下去。不料三四天后，政府军又把安东拿下。安东是中共在东北重要据点，人所共知。拿他的张家口，他不肯谈，好容易劝着他来谈了，又拿他的安东。请问，政府这是何意？当10月25日夜间，我和黄任之先生等一些朋友，在梅园把安东消息告知周时，周面色立变，即不肯再作和谈。然而毕竟又经我们许多人劝下来，继续进行。——这可以说，他是再再一次之忍耐。


    虽说还忍耐着谈，他心里早已是一团要决裂的愤火。所以不久以后，终于谈不下去。我于11月初，便早早抽身而退，正是有见于此。


    [1] 此文系摘录《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的部分内容与《我的努力与反省》之第五节，二者合编而成，中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写于1951、1952年。


    为全国团结合作而奔走[1]


    我为全国人团结合作奔走的事实经过，约言之可分三段。一段指抗日战争前我致力乡村建设运动，曾经连续三年开了三次全国性乡村工作讨论会，并组成“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二段指抗日战争初起我访问延安，向毛主席提出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党派综合体的主张及其后的奔走活动。三段指我把两大党之外的小党派和各方面人物联合起来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在新四军被蒋屠杀后奔走于两党之间，又改组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创办《光明报》，为民盟发表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尽力于两党和谈。


    三段事情在我思想上是一贯的，就是想结束三十多年军阀纷争之局，树立统一稳定的全国政权，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这思想所由来的曲折过程不能不作几句简略的解说。


    我生于清季国家多难之秋，早年参加1911年革命，原意推翻帝制，仿行欧美宪政于中国，却不料革命后就陷于军阀分裂政权而混战之中，经过1927年再度革命，高喊打倒军阀后依然出现新军阀，混战如前。我默察深思其故，乃有悟于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在社会发展史上表见长期淹滞之奇迹，像欧美日本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宪政制度都是在中国行不通的。（详见我所写《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民主政治的路》一文。[2] ） 就在行不通的时候，产生出军阀来。瞻望前途，中国的出路只有社会主义一条（可看1921及1930年我旧著）。然而中国又不像俄国十月革命前那样统治被统治现形成对抗的两大阶级阵营，有可能一面翻下来一面翻上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故尔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以俄国为师，卒于行不通，依然又出现新军阀（我写有《我们政治上第二个行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一文。[3] ）社会主义是要以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去建设并施行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必须在政治上结束军阀分裂之局，树立稳定统一的全国政权。当前问题就在我们怎样能实现这前提条件呢？


    要知道军阀是武力缺乏阶级为其主体，落于个人手中，失去其应有的工具性的结果，是家族生活偏胜，阶级没有固定成形，流于散漫的老社会，每当其消极相安之局被破坏后的必然结果。今天我们既然再不能规复一姓一家的“家天下”老路，就陷于长期分裂内战了。在外国也有不少分裂内战的事例，但对照看来是不同的。他们总是裂痕存在于社会，武力掌握于集团，有时分为两国，有时虽表见为统一的国家，实际上只靠武力为强大阶级所掌握而遂行其统治，掩盖着内在矛盾罢了。我们恰相反，只不过国家政权随个人军权而分裂，矛盾只在军阀之间，初与广大社会无关。不要看欧美日本那些表面统一的国家，其社会是有许多分野、隔阂、对立的，从来为其分裂内战的导源；我国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虽是一种分野，却何曾为军阀产生的背景呢？因此可以说：外国之分，分于下；中国之分，分于上。分于下者恒在上面求得统一；分于上者其统一之道转过来就要求之于下。换句话说，就是从社会方面着手要使散漫者联合起来，混乱者得到调整，当下面联成一体之时，武力便有其主体，其何从更有上面的分裂呢？


    [1] 作于1970年12月6日。


    [2] 见《梁漱溟全集》卷五。


    [3] 见《梁漱溟全集》卷五。


    乡村建设运动在我来说，即是着手于社会基层，从下面求得联合统一以解决上面政权分裂问题的一件工作。其内容要在建设地方自治组织（政治性的）和农民合作组织（经济性的）；当其从散漫进入组织之时，逐渐引进科学技术于生产上和生活上。如我所见，我们所短缺的东西不外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两样，亟须把它补充到中国文化里来，此外更无其他。我们改造旧社会必须要向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进，亦是没有疑问的。所不同于西方人者，西方过去集团生活偏胜，干涉太强，要以争取人权自由达到民主，可说是走离心的方向，而我们病在散漫却要加强向心力，以团结合作达成民主。又不像西方先发达了个人资本主义再推翻它来实行社会主义，一前一后分成两段那样，而是经济生活的社会化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循环推动，同时并进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非为二事，要完成一齐完成。


    这富有理想的乡村工作，却因乡村遭到严重破坏（1930年特别严重）动摇国本，刺激起各方的深刻注意而得发展推广，即是多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而投入工作。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会的不但来自南北东西各地，抑且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假如掩起“乡村工作”这个标题，只从到会人士来看，看不出开的是什么会来。单以教育界说，既有搞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的，搞小学教育的，搞师范教育的，搞职业教育的，又有各大专门学校的人。单以大专院校来说，既有农业，又有工业，又有医药，又有经济，又有法政……如是种种不一。其势不难把全国各地方各行业的人牵引集合到此一大运动中，组成一大联合体，为一共同目标努力。到那时节，代表广大社会的统一意志出现了，还会有分裂内战吗？人心所向是不可侮的呀！但有一个要点必须指出：乡村运动的大联合体应守定在野，不亲操政柄。我援引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的说法，政权归于人民，治权赋予政府。军队、警察、司法机关等等均为行使治权而设，均属工具性质。这一划分开，是为保持乡运大联合体于统一立场上所十分必要的。而保持此统一立场则又是上面国权统一稳定的决定性条件。


    1946年1月在重庆旧政协的整军方案中，我坚持军队脱离党派，归属国家，实行民盟所提“军队国家化”的要求。三月间我再度访毛主席于延安，明白指出重庆政协所取得的宪政制度不会行得通，到那时重新筹策，请考虑我1938年所提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各党派综合体的主张，并亦强调政权治权分开，党派综合体掌握政权而以治权赋于政府之一点，用意所在正复与上说相同。


    至若我先后发起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为求得国人之团结合作，可不烦解说而自明。


    回忆参加调查国民党暗杀李闻案[1]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7月15日闻一多</a>教授在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会后又被特务杀害身死。


    李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民主教育运动副主席。闻也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云南省支部常委暨宣传部主任。民盟中央这两位重要成员接连死于政治谋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很大震动，对民盟自然也是很大的打击。


    一、要求共同调查


    暗杀事件发生时，我驻南京民盟总部，担任民盟秘书长，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正是奔走国共和谈最紧张的时候。


    李公朴被杀害的消息于12日传到南京，民盟中央有许多负责人正在上海，我只得先以个人身份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公朴先生被害，无疑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尽管真凶没捕到，好像无法证实国民党特务之所为，但此事无待申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政治是这样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统治。”不料四天之后，闻一多又被杀害。


    18日，我又以民盟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又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宣读完这个书面谈话之后，出于对国民党特务的卑鄙凶狠的行径的愤恨，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二、赴昆明调查


    国民党做贼心虚，自始至终不肯同意派人与民盟共同进行调查。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调查，政府给予交通的便利和调查时的便利，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一名秘书“协助工作”。


    [1] 写于1984年。


    民盟本打算派罗隆基去，后来传言说罗不能去，去将死在昆明。后来决定由我与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一同去调查此案。


    8月3日我们二人会同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的秘书张寿贤由南京先飞重庆，因换乘飞机延误，6日才到昆明，开始工作。


    国民党为了做出“重视”此案的姿态，也为对我们的调查进行阻挠，此时也派了一批军警宪大员飞去昆明“查办”。记得他们当中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顾的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等。此外参加“查办”此案的还有已在昆明的云南主席卢汉、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


    我们到昆明后立即约见他们，但他们故意拖延，屡次推拖，改动会见日期，使我们无法及时开展工作，至8月9日才见到他们。我们见他们主要是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要求将此案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因为李闻案是一政治性谋杀案，普通法庭是审理不了的。这个要求我们在南京时即向国民党提过，现在重提自然也是无结果的，但这是一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表明。在不能同意移南京审理的情况下，我们又要求不要急于定案。


    8月13日顾祝同和卢汉出面宴请我们，有冷欣和张镇等作陪。此时顾祝同告我暗杀李的凶犯未捉获，闻案的凶犯已捕到，后日即可开庭审判。当晚收到省法院通知，说15日“公审”，邀我们去“观审”。我们当即回信说不同意这种“公审”，但既经邀请，我为借此机会作调查，准备参加，并提出增加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一人参加“观审”。


    三、如此“公审”


    增加冯素陶“观审”得不到同意，只有我与周新民二人去参加15日的“公审”。“公审”时到的只有被邀的不过二十余人，下午人更少；其中记者只二人，且均为国民党中央社的。《大公报》派来昆明的记者申请参加，也无理地被拒绝。“公审”时出庭的被告只有暗杀闻一多的两名凶犯，名汤时亮和李文山，据说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的两名中下级军官。真正的凶手是不是他们？谁也不清楚。我曾要求将闻一多被杀时受伤的他的儿子闻立鹤用担架送来法庭，以便辨认凶手和作证。但直到“公审”收场后，参谋长冷欣才要张寿贤秘书转告我们说，军法处去医院，院方出具证明，认为闻立鹤“伤势未好”，不宜出庭。所以审理中只有法官与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问答完了即算审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们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说，说“闻一多是卖国贼”，说他在李公朴追悼会“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刺杀他，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闻案就这样审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结束时也未说明是否审理完毕。李公朴一案，则因为凶手根本不曾“捉拿归案”，更是不了了之。


    “观审”毕，我即致函顾祝同，说明我们旁听后认为疑窦颇多，请他们不要急于定案，并索取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但始终不曾给我们。


    19日顾祝同再次宴请。饭罢入另室谈话，我问：15日“公审”一天，好像是已经审完，可是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审完，是不是将再审？顾迟迟答不上来，末后低声对我说：我也还做不得主。


    四、阻挠与封锁


    同时，国民党在下面又采取种种办法，阻挠我们调查，对我们进行封锁。


    本来早在李闻案发生之前国民党特务即散布谣言，制造打击民主力量的借口，空气已十分紧张。张贴在街头的反动刊物和壁报说，民主党派要与地方势力“联合起来暴动”，夺取被国民党由龙云手中收去的政权，说“李闻加入了共产党”，“闻一多组织了暗杀团”，种种胡言乱语。在这种情况下，6月底民盟组织不得不多次举行招待会，说明我们的主旨是“和平建国，民主团结”，说明民盟为非暴力革命团体，从来反对暗杀暴动。


    待7月11日和15日李闻两位被暗杀后，昆明的空气更加紧张。潘光旦</a>、楚图南、费孝通等各位不得不住进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像这样人人自危的状况，当然使我们不便或无法与许多调查对象接触。我们到昆明后，即住在商务酒店，店里此时早已先住进了许多“客人”，我们的出访，或有人来访，一举一动，当然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有一天我在酒店中餐厅吃早点，偶然遇见孙福熙君。孙是著名作家孙伏园</a>（福元）的兄弟。孙福熙曾为中国旅行社编辑过旅行杂志，而这家商务酒店正是由中国旅行社经营的，因此他也住在酒店内。彼此早相识，见面怎能不打招呼？两人互致问候，寒暄几句，也就分手了。谁知竟被特务注意。据孙事后对我说，在我们谈话后，特务立刻将孙找去盘问，问他：你与梁某人是什么关系？你向他说了些什么？孙万没有料到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一般的交往，也要受到如此盘查，赶忙解释说：梁某人以前在北京大学教书，他是先生，我是学生，只是师生关系，彼此多年不见，这是偶然相遇云云。我还记得，当时缪云台先生正在昆明，他是重庆政协会议的社会贤达代表，我本想借此机会彼此见见面。这本是与调查无关的活动，但也未能实现，后来缪云台先生派了某纱厂经理来见我，说“有事”不能来。像这样的处境，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这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


    五、报告调查结果


    李闻案的调查在国民党的阻挠下再也不能进行下去，而“公审”是否继续进行又无期，22日我们即由昆明飞返南京了。


    8月25日我在上海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报告调查经过和结果。我说：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来说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获凶手”，只拿出闻案来“公审”，是李案“吞”而闻案“吐”。二是承认是昆明警备司令部两个中下级军官干的，这是“吐”。但是出于凶犯“个人气愤”，这样就“吞”去了暗杀的主谋者。三是“公审”只许中央社记者参加，这是“吐”。但拒绝《大公报》记者及其它报社记者参加，这是“吞”。四是“公审”好像审判完结，这是“吐”；但问是否再审，他们答不出来是“吞”。在这报告中，我还作了三个预言：一、李案政府一定不了了之，因为闻案推不脱，才说是警备司令部军官干的，但是出于“一时气愤”，李案不好再说是特务出于同样原因干的。二、闻案不会再审了，也不会正式宣判。三、两个凶手在执行死刑时，定有两个替死鬼。


    后来此案的了结与这些估计大体不差。


    末后我们将调查经过与所得写成《李闻案调查报告书》，印发各界，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要求取消特务机关。有关调查的种种情况，可以找此书查阅。


    我的努力与反省[1]


    一、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和处理


    去年12月《大公报》和《进步日报》邀请好多位先生开的批判改良主义思想座谈会，其发言讨论经刊布在报纸的，我都看过了。我个人的情形和发言的几位先生不相同。因此我现在所讲的话亦就不同。他们都是留洋学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求过学，而且差不多全是学社会科学的，所以他们就多从改良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前后发生的来历如何，类别如何，这面来说。我既没有去过欧美，又不是什么社会科学家，但我曾从事于一种社会运动，我将直截了当来讲我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讲外国的书本上的那些。


    前写《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在以下还要提到此文时简称《前文》），曾说我从不相信自己是改良主义，总不喜欢旁人向我宣传革命。当真的，假如不是今天有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我始终会认定我走的是中国革命惟一正确之路，始终不会发觉自己是改良主义。在今天勘对起来，我之为改良主义，已无可否认，这实在是自己当初所不料。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呢？这并不出于理论上的浮浅错误，而是有着其思想根源的。本文即在此分析检讨。


    在理论认识上我对于下列三点都是很清楚的：


    第一点，我确认社会非有其本质的变革，如从中古封建社会变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或从资本主义社会变到社会主义社会那样，就算不得革命。


    第二点，我确认要完成如上所说的革命，非变更政权不可。那也就是说，非使政权——国家权力掌握在革命一方面不可。


    第三点，我确认要使国家权力转移到革命一方来，大致非经过暴动流血武力斗争不可。总起来说：如其不是这样，就难免于改良主义，特别是第一第二两点最要紧。第三点其可能有的例外机会亦甚少。


    以上说的这些，可信都没有错；论起来是不至于把改良误为革命的。譬如我对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早料到它不达成社会主义不止，多年来便提出“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两句口号。这显然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而有合于第一点。同时在问题如何解决上，我亦始终没有那种“教育救国”一类思想，而是强调第一必要解决当前政治问题。这在第二点上就没有错。在第三点上，我不走武力夺取政权之路，却非自认为是其少数可能的例外。我乃是自始认定中国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因而中国革命应当别论的。


    我的错误，实错在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


    中国问题本有其特殊之处。例如下列三点我至今不放弃原有的意见：


    （一）中国问题的历史背景特殊——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二）中国问题的文化背景特殊——秦汉后的中国，是融国家于社会的，它没有构成阶级统治，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其所以没有革命正由于此）；（三）近百年世界大交通后乃引发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是从外引发的，而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末一点正是从前两点而来。


    我这“中国特殊论”似不为今天思想所许。然而我自己还不曾发觉其错误。——这或者尚有待于朋友们的帮助。据我自己检查得错误，亦即本文所要论说的，乃在我从这一特殊论的根柢上，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下列似是而非的判断和处理：


    （一）我判断中国在1911年后，为了完成中国革命所需要解决的政权问题，不再是政权属谁的问题，如像一般要使政权归于某一革命阶级那样。其问题乃在政权分裂、单弱、不固定；换言之，亦就是没有统一稳定的国权。只需有了统一稳定的国权，就能完成中国革命。这一判断今天看来完全似是而非。


    （二）由于以上的判断，我虽极强调解决当前政治问题为第一必要，却全然无意取得政权，而把功夫用在力求如何使散漫的中国社会联成一体，有其明朗的一大要求可见，以为树立国权之本。过去我所作的乡村建设运动，以至抗战中和胜利后所有为国事的一切奔走活动，都是作这个功夫。——这一处理当然又似是而非。


    惟其似是而非，所以不革命而自以为革命。同时，对于始终不忘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虽同情它，却不同意于其路线，常抱着一个容纳共产党而修正共产党的想法。我就是这样执迷不悟了好多年。


    [1] 写于1952年，原标题为《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


    以上的话似太抽象，必须把我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行动——那一些具体的东西择要排列出来，而后读者才晓得其所指，这将是本文进行的第一步骤；其次便要把我所以这样判断问题和这样处理问题的由来说出，这将是本文进行的第二步骤；第二步骤只不过扼要叙出其似是而非之“是”的一面，还必须分析其似是而非之“非”的一面，并寻出其思想根源，才算到题，这将是本文进行的第三步骤。


    以下就按这三个步骤进行。


    二、抗战前的言论和行动


    第一步，从我过去的言论和行动举出实例，以见我对中国革命问题是怎样判断和怎样处理的。


    例如旧著《乡村建设理论》第308页上说：


    中国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崩溃，而其苦闷之焦点则著见于政治问题之没法解决；假定于政治问题的如何解决没有成竹在胸，而谈其他的，都是白费。


    又如旧著《答乡村建设批判》第13页上说：


    既然要对外求得民族的解放，对内完成社会的改造，那就必得建立能尽这任务的政权那是没有疑问的。


    其他类此之例多不胜举。这就见出像列宁所说革命基本上是政权问题的话，我们何尝不懂得。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以解决政权问题，从来不说他们不该这样做，而只是说他们解决不了问题——达不到目的。例如《乡村建设理论》第441页，讲到解决土地问题时，原文有这样话：


    至于共产党的做法呢，倒亦痛快，只是于大局无补。——他们若建得起政权来就有补。


    又如旧著《乡村建设理论提纲》第十四条第二款：


    中国社会一向散漫流动，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无革命；现在仍未形成阶级，即便倡导斗争，亦斗争不出结果来；结果乃指一新政权的建立。


    再看提纲第十六条第二款：


    依通例，应以社会改造运动的团体（革命党）掌握政权，施行建设，完成社会改造，中国亦不能外此；但以中国革命本质的不同，社会形势有异，所以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随之而两样。


    这就点出我是在中国特殊论的根柢上，否定了一般革命之路，而另自提出中国所应走的路线。其一破一立、一取一舍之理容待第二步再讲，这里只为这一路线举证如次：


    旧著《答乡村建设批判》把这一路线说得最分明，因其从头至尾都是对照着一般革命之路——分化而斗争之路来说的。但仍不外根据原先的《乡村建设理论》而来。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上半部——认识中国问题之部，就是分析论证中国问题苦闷的焦点在“政治上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此即其第五段的大标题）。而在原书下半部——解决中国问题之部，讲到政治问题的解决时就阐明这里没有“政权属彼或政权属我”（此即其第三节的小标题）问题，只要统一稳定的国权建立起来就对了。


    如我在《乡村建设理论》所讲，中国政治问题须要分两步解决。树立统一稳定的国权是为头一步。有此统一稳定的国权即可进行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建设一个政治上达成民主主义，经济上达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必须到建国完成，方为政治问题的完全解决，是为第二步。从开头到末尾说作两步，却全靠一个乡村建设运动贯彻于其间。乡建运动实是建国运动；它为自己创造出它在政治上所需的前提条件——统一稳定的国权——于先，又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建设而推进政治的民主化，以至奠立完美的民主政治制度于后。


    若问乡建运动似不外致力于社会何以竟能收效于政治，则旧著《乡村建设理论》具有解说，而“理论提纲”第十七条至卅九条尤为揭示简明。这里不加叙录。


    正因我认定要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必须致力于社会，而不能乞灵于政治，所以在抗战以前那许多年，我都是投身社会运动，先后同朋友们创办了“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出版《村治》和《乡村建设》等定期刊物。为了联合各处乡村运动的团体或机关，我们有“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之组织，同时并每年举行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此外，我又随同一些朋友发起而参加了“中国社会教育社”；那是联系一切民众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从侧面推进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团体。


    过去我的言论和行动大致可分为抗战前、抗战后两大段落；以上就是抗战前一段的一个大概，以下转入抗战期间以及胜利后来说。


    三、抗战起后的言论和行动


    说到此处，想起1941年我在香港创办《光明报》，写有《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恰就是叙述我从抗战起所有的言论主张、奔走活动，从创刊日起长篇连载五十余日，那倒是现成材料，可惜现在难于检觅。[1] 这里只能追忆其要略。


    对照着抗战前多致力于社会来说，抗战后我在政治上的奔走活动为多。然而其一切用心却依然是从战前一贯下来的。《乡村建设理论》曾有谈到准备抗战的几句话：


    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如何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后如何容易恢复上着想。尤其要紧的是在调整内部关系，以树立应付（国际）环境的根本。（原书第441页）


    这就是后来一切言论行动的张本。所谓“不容易毁灭”和“被毁亦容易恢复”，指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培养成民族抗敌活力而言。所谓“树立应付环境的根本”指要有统一全国以对外的国家权力而言。这一下一上的两面，相资为用，缺一不可。在战前说，虽多致力于社会（下面），而我眼光所注实在上面（政治）；在开战后说，我虽多为团结统一（上面）奔走，而用意恰在下面 （民众总动员）。所谓“我努力的是什么”，即指努力在这相关的两面。自始至终没有离开一步。其事实经过大略数一数如次：


    说战后仍须回溯到战前。由于1935年10月华北紧张（日寇所谓华北五省三市自治运动），山东的乡村工作便转入备战阶段。计划着分期分区训练民众，组织民众，而以集中训练八校师范生下乡担任其事。此工作于1936年1月开始，临到战争起来，却失败了，后有检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5月间），我在成都以《我们如何抗敌》为题作讲演，其内容即在号召知识分子尽力于战时民众动员工作。“八一三”上海开火前夕，我又发表一长文，题目和内容与前大致相类而计划加详，列举了十四要点，连载于8月11日、12日两天上海《大公报》。其后曾合并印成小册子发布。8月17日夜间，南京政府在中山陵园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的参议会上，我主张大规模发动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分布下去从事民众动员工作，因而建议改造教育制度。当时胡适、傅斯年不耐烦听，竟阻止我发言，几乎不得尽其辞。10月某日我与晏阳初一同见蒋，指陈民众动员的不够，并称道中共在晋北如何发动民众，颇触蒋怒。移时黄炎培、江问渔两位亦来，又一同陈说。蒋遂嘱托我四人起草具体计划。计划末后是由我负责草成交去。但一面因上海失守，京沪沿线动摇，当局无心及此；更一面因陈立夫长大本营第六部，主管民众组织之事，根本不肯让党外人插手。——这是最主要的障碍。


    我的心愿在这一面既不得遂，1938年1月1日即由武汉飞西安转赴延安，访问中共中央；这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开始。当时我提议要确定国是国策——把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两大问题同时有所确定——以解决党派问题。毛主席告诉我两大党在武汉正有八个人起草共同纲领，劝我回武汉进行。但我挂念山东（属第五战区）的事情，且与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有约，没有去武汉而去徐州。在徐州住一个月，与散失的山东同人设法联系，并检讨自己的失败而写了《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付印一小册。3月初回到武汉，则蒋介石正为曾想浑全国为一党，遭中共拒绝而恼怒，我解决党派问题的提议又提不出。


    此时民众动员工作由于国民党猜忌排外，包而不办，其问题表现在前方后方是极其严重的。他且不谈，只一个后方征兵问题就不得了。征兵变成胡乱拉兵，其景象真是惨极、凶恶之极。我在四川感受刺激，于是再度努力，缩小范围奔走于地方当局、地方人士、地方教育界三方面，想帮助他们把四川征兵事情搞好。我主张这三方面要配合起来，建立系统机构，而以最大注意贯彻到乡村。三方面都乐意接受，并于人事安排、经费筹措都有些准备。10月7日张群（西南行营主任）、王缵绪（四川主席）、张澜（地方人士）和我四人同飞成都进行其事。没想到只开了一次动员会议，就有人（张云伏黄埔系）公然叫嚣不许外人僭窃领导。会后邵（从恩）、张（澜）诸老顿形消极，我一个外省人更无能为力。经过这次又碰钉子后，使我认清了党派问题是一切事情的总障碍。此后用力的方向所以转移到要求团结统一上，实决定于此。


    是年12月我根据自己一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而参以在延安所得印象，提出一个根本解决党派问题的方案。其内容主张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召集全国各方面会商，确定国是国策（相当于共同纲领）。


    第二步：建立党派综合体（略同于毛主席所提议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各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的那种组织形式），为国是国策之赓续不断地补充或修改。


    第三步：政权治权划分开；党派综合体代表国民行使政权，而以治权属之政府。政府是代表国家的；国家惟一绝对，政府不能含有党派性。它要忠实于国是国策之执行，不得有一毫出入（我因戏称为“无色透明体”），对党派综合体负责。（附注：分别政权治权是孙中山先生学说之一，而我借用之。）


    文章写成交给重庆《大公报》发表，在送审时被检扣，由当时国民党宣传部长叶楚伧和刘百闵当面退还我。他们说我用意甚好，但若发表必招致争论而使党派关系更恶化，反于我初意不合。我无法，只能以我手稿请各方朋友如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劢、李璜等几位先生阅看阅看而已。


    当初从南京退守武汉时，我早向人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向西，我要往东，你们向南来，我要往北去。如今在后方既无可尽力，我便想到前方去。况1937年那时有一部分八校师范生训练处的同人同学约八百余人，携带枪支粮款从济宁退人河南，在镇平集中受训后，经向当时政府取得名义，已于1938年秋整队开拔渡河返鲁抗敌，我亦有去照看之必要。于是我一面请求蒋的军事委员会转知前方战区，一面亦托秦博古先生请中共中央转知八路军和新四军，沿途给我方便和照顾。我即于1939年2月 2日成行。当出发之时，未尝没有留于前方抗敌之意。不想到了前方正赶上敌人大扫荡，又逢着“摩擦”开始，踯躅于鲁南山区，辛苦备尝而一筹莫展。同时看到党派关系恶化如此，抗战前途已受威胁，推想各方必然要求解决党派问题，可能就是到了问题解决的时机；所以马上又回转后方。计一往一返共经历了豫东、皖北、苏北、鲁西、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各敌后游击区域，末后于“九一八”回抵洛阳，双十节回抵成都，为时共八个月。此行除增加一些见闻外，可算劳而无功。


    四、抗战中期到胜利之前的言论和行动


    我到达成都和重庆，得悉党派关系恶化在大后方亦同样严重。不过在前方所表现者是武装冲突，大后方却是单方面——执政党方面对党外的压迫箝制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朋友一见面便诉苦，我亦以所看到的抗战危机相告。在问题的如何应付如何解决上，他们一般意见又与我相左。他们便是希望施行英美式的宪政，希望可以多党互竞并存。刚刚不久开过一次“国民参政会”，便已通过了早施宪政的决议，并且成立“宪政期成会”，容纳各方面讨论“五五宪草”。我到重庆时，重庆满街上都在开会座谈宪政，非常热闹。他们邀请我，我一概谢不参加。我知道这是一场空欢喜，国民党决不会践言。何况即令当真实行，亦非中国之福呢！我只认定我的路线，作我的团结统一运动。


    我分向三方面进行我的运动。所谓三方面就是两大党及其以外之第三方面。记得似是10月25日，访问中共方面，会见了陈绍禹、秦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五位先生，从我在前方的见闻说起，说到问题的严重，说到我的意见主张。当我说话时，博古先生就随时伏案作笔录。末后由陈绍禹先生作答，吴、林、董诸老亦各有答语。其详非现在所能记忆。只记得在我讲到问题严重时，我就说了一句“军队非统一于国家不可”的话，陈先生马上要回答，我请他莫忙，且容我把话说完。未了我分三步解决问题的话讲清楚了，然后说出军队警察应该是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治权执行国策的工具。此时陈先生表示，你的方案是可以考虑的，后来又说，军队属于国家是可以的，只要国民党实行，我们就照办。诸老所表示，亦都是对我勉励的话。谈话从晚间开始，至夜深人静才分手。


    在我访问国民党方面时，主要是同张群的谈话。谈话时间亦达两小时以上，我的三步解决论亦都向他说了。我指摘当时的宪政运动为“文不对题”，他最表赞成。当我强调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属于国家时，他转问我：你向共产党谈过没有？他们如何表示？我说：他们表示国民党实行，共产党就照办。张拍手笑说：他们深知国民党不会实行，所以不必从他们口里来拒绝你的提议，而只需说一句“要看国民党便尽够了。老实对你讲，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像我（张自称）这样一个地道军人而从不想抓军队，是绝无仅有的。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谁能把命给你？你真是书呆子！”这一席话对我真如同冷水浇背。


    我亦晓得要有实力才解决得了问题，但我不相信只有军队是实力。我相信我能代表广大人民要求，便是实力。我要把同我一样要求的人结合起来。所以我的运动原以第三方面——一些小党派和在野闻人——为第一对象。经我在成都重庆两地奔走联络之结果，就酝酿出一个“统一建国同志会”来。我说明：在当前危机下，所有两大党以外的人有其不可逃的任务，就是不许内战起来妨碍抗战，然而零零散散谁亦不配说来完成这任务。只有我们大家彼此合拢来，而以广大社会为后盾，那么，这个力量却不小的。所以当时这个会把两大党以外的所有派系和人物差不多都包涵在内了。为了能在国民党统治下合法存在，先把会内大家通过的十二条纲领送给张群、王世杰请转蒋，并要求见蒋。原初公推黄炎培先生和我两人见蒋的，后因黄先生去泸州，临时只我一个人去。当时谈话，今不须记；总之，结果算是通过了，可以公开存在。王世杰当时曾问我：这是否一政党？我答：不是的，今天不需要在既成政党外再添多一个竞争单位。这只是为了求得全国团结，推动两大党合作而形成的一个推动力。


    这是1939年11月29日的事。转过年来（1940年），参政会又开会，把宪政期成会所研究出来的“五五宪草修正案”打消，期成会无形结束，那些热心宪政的朋友才冷下来。然而统一建国同志会亦不起劲。当时前方军队火并情形严重，何应钦向参政会作过报告。我据以提出“解决党派问题求得进一步团结建议案”，同志会的参政员即未得全体联署。国民党参政员对我的提案，初时很震动，声言不给通过。但蒋介石却很巧妙，亲笔写了一张字条给我，大意说这是军纪问题，本不能加以讨论的，但你们要讨论亦可以，同时嘱王世杰通知我，提案可以修正通过，希望我不必发言，以免引起争论。其实我原案很简单的，只强调问题应在参政会内解决，建议组织一特种委员会负责搜集问题研究方案。案子不声不响通过，特种委员会亦成立（却不给我参加），却不发生一点作用。似只开过一次会，听取了秦邦宪先生与何应钦交涉的报告而已。


    统一建国同志会并未正式成立组织机构，似半为当时重庆遭受敌机轰炸所影响。那一半自然就是大家不起劲。秋末轰炸期过后，常用一种聚餐方式座谈座谈。皖南事变前夕，聚会较多。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严重抗议，中共参政员宣言非把问题解决将不出席参政会，同志会的同人出面奔走调解。就在这期间，又酝酿了“民主政团同盟”。


    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是这样的：1940年12月24日早晨我展看报纸，有新的一届参政员名单揭晓；名额扩充，反而把原来为数极少的党外（国民党外）人士更减少几个，例如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几位先生都被排除；所增加的都是他们党内的人。这样引起我对国民党一种非常大的悲观。因参政会本来形同虚设，若多罗致几个党外人物，在国民政府至少亦可装点门面。偏偏连这一点作用都不留，而给大量党内闲人挤进来吃闲饭，国民党的没出息可算到家了。大难当前，大局靠什么人来支撑呢？气闷之余，出门散步，走到张君劢家。却巧黄炎培、左舜生两位亦先后来到。四人聚谈，同声致慨。黄老兴奋地站起来说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责任来才对。在互相敦勉的气氛中，君劢即提出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必须另行组织。他主张先要秘密进行组织并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所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起言论机关来，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我们一致赞成他的意见，后来事情就是按照这样做的。


    关于奔走调停之事值得一说的，就是并不出以和事老的姿态。我们是站在国民立场向两党提出要求，要军队今后脱离党派关系而属于国家，并且要监督执行其事，这是一点。再一点是要检查和督促那公布已久的抗战建国纲领的实行。为了这两桩事，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包涵各方面的人）来负责。其条文全是由我起草的，并承同人推我和沈老（钧儒）两人征求中共方面的意见。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二公看了条文，表示愿电延安请示。假如双方都同意了，他们就可出席参政会。对于国民党，则公推张（澜）、黄（炎培）请见老蒋，征问意见。蒋的表示竟是满口应承，完全同意。其后此事终于不协，其间颇有曲折，这里不叙（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诸同人俱已辞谢调停之任，我自己还声明要一个人单独奔走到底）。


    民盟组织的秘密进行，就夹杂在那些为新四军事件而奔走的许多聚会之间，但一同奔走的人并不全予闻民盟之事。统一建国同志会虽可算是民盟的前身，但当时却不是把整个同志会转变成民盟，例如以沈老（钧儒）为首的救国会的朋友原在同志会，而此时尚留于盟外。这是因为救国会那时有“中共外围”之称，而民盟的产生却不愿被人看做是出于中共所策动。奔走调停始于2月22日，终于3月27日；而此时民盟秘密筹备工作亦大致停当。我即于29日离渝去香港，为民盟创办言论机关——那就是后来的《光明报》。我离渝前夕，曾密访周恩来先生接头，愿与他们在香港的人取得联系。（注：周答他们驻港代表是廖承志。）


    我是经过桂林停留一时期才到香港的。在桂林会见李任潮 （济深）、李重毅（任仁）两位先生，并得到他们的协助，于5月20日到香港。“九一八”创刊《光明报》，双十节揭出了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宣言系我属草，送经内地同人核定，一字未改。纲领原所固有，亦经我润饰而内地同人核定的，不过其中第四条经在港同人改动过。这文件很足代表我那时的思想和主张。特别是宣言，读者不难看出纯粹是从要求团结统一出发。


    12月25日香港被日寇占领后，承范长江、陈此生等几位朋友相邀结伴逃出香港，1942年1月回抵桂林。


    在桂林不觉一住三年（1942—1944年）。三年总没有闲着，不断同一些朋友在如何改造政局以利抗战上有所策划。特别是末后（1944—1945）日寇侵湘入桂，大局形势危急，我们亦愈积极。其间常常在一起，作为主要的几个人，就是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各位。他们并未加入民盟组织，起初亦未建立“民革”（转移到八步后，乃始商定别立民革，以便广收国民党的同志），不过在政治上既有共同要求，亦就不分彼此。民盟同人不多，亦以时聚会，救国会此时亦已正式参加在内，但总起来说，发展不大。重庆、昆明以及湘粤各地同志都不断来往联系。乃至西北像杜斌丞先生等亦曾来桂，共策进行。此时我们与美国人亦有关系来往。因为此时的美国人急切对抗日寇，深深气愤蒋介石的腐败自私，多所贻误，像史迪威、高斯（美大使）以至驻桂领事林华德等，对于一切想抗日能抗日的中国人都愿帮助的。我们亦曾设想如何在沿海一带配合美军登陆，不过后来尽成虚话。


    几乎我们天天在搞，却始终（始于桂林终于八步，首尾约四年）亦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这里亦就无可说。不过有两件事可以征见我的行动方向，不妨说一说。一件事是在1942年秋冬间 （或者1942年的春间，记不甚清），张云川先生从重庆到桂，传递周恩来先生的一封密信给我，劝我去苏北或任何靠近他们的其他地区，建立乡村建设的或民盟的据点，他们愿帮助我创开一个局面来。这不只是中共方面的意思，民盟同志亦如此希望我。我当时差不多没有什么考虑，就坚决地辞拒了。因我内心上觉得我不能靠近那一边。靠近那一边，就要失去或削减我对广大中国社会说话的力量，对于我要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来说，是不合适的。又一件事是在1943年秋初，国民党蒋介石在国内国外压逼之下，重弹宪政老调，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各方面都参加故称协进），自为会长，连电邀我去重庆。重庆民盟同志亦愿意我去。我同样没有什么考虑就坚决地辞拒了他。因我想我在桂林尚且不能作什么，到重庆将更不能动。我以一封长信作回答（信寄邵秘书长力子先生转呈）。信中吐露了我多年来不亟亟于宪政的意思。然后说：宪政虽不急，而民主精神却为眼前所切需。因为没有民主精神，则团结不可能。宪政恒有其形式条件，故有待于筹备；民主精神是用不着筹备的，只要你实践就是了。今天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在实践不在说空话。


    当桂林危急，旧统治濒于瓦解之时，我们曾策划就两广湖南三省相交接的一个地方，展开战时民众动员工作，同时亦就树立对内政治革新的旗帜，号召改造全国政局。这个地方就是广西贺县属的八步，那里有一个行政专员公署可资凭借。记得1944年10月中旬我同陈此生两人自昭平而东，爬过接米岭一个大高山而到八步，借住临江中学，过着自己烧饭的生活。时局多变，头绪纷杂，盘桓进退其间约近一年（截至获闻胜利之讯）。尽算是苦心孤诣，卒于一事无成。遗留到今天的只一本印行的《战时动员与民主政治》讲演小册（当时在中学分五次讲完的），自己检视几乎掉泪。除了可以证明从头到尾“我努力的是什么”之外，其他什么都说不上。


    五、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的言论和行动


    就在八步获闻胜利之讯的时候，亦获闻毛主席应邀到渝之讯。我心里想，国难已纾，团结在望，过去所为劳攘者今可小休。今后问题要在如何建国。建国不徒政治经济之事，其根本乃在文化。非认识老中国即莫知所以建设新中国。顾年来务以团结各方为急，未遑对各方自申其所见。今后愿离开现实政治稍远一步，而潜心以深追此一大事。我自己这一决定，在离桂返渝之时，特致函李任仁先生言之。因为他是我年来在现实政治上一同尽力的朋友，所以向他告别。


    路经广州才晓得国内大局未容乐观，到了重庆，更知其问题严重。于是不能不从朋友之后，再尽力于反内战运动以至参加了1946年的旧政协会议（在会议分组中，我拒不参加宪草小组而独参加军事小组，一心要为整军问题尽力，还是梦想军队脱离党派而属于国家）。会议快要成功，我托周恩来先生于其返延安 （1月27日）之便带一封信给毛主席，申明我多年来在现实政治上的努力可告一结束，今后将转而致力于言论思想工作。会议闭幕（1月31日）的晚宴上，我又把写好的《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出示在座各方朋友，并面托胡政之先生在《大公报》发表。其后在《大公报》又续有《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一文发表，申其未尽之意。


    毛主席有一回信由恩来先生带转给我，大意说：行动与言论二者不是不可得而兼的，为什么我要结束了行动而后开始言论？表示不赞成和督勉之意。我的话原是有所指。当时政治协商既已取得协议，随着就要组织各方参加的新政府。所谓我的努力可告结束，意指国内团结实现了，用不着我再努力，我不拟参加政府。这是一面。同时另一面，我觉得在大局前途上正需要我作一新的努力。因当时各方所同意的那种宪政制度，我根本认为不合中国需要。——这意思在我后来所写《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中曾吐露一些。——我深恨时人思想不出西欧或苏联窠臼。过去为了团结，我一直有许多话闷在肚子里没有说。现在我却要说话了。我要批评到各方面，亦要批评到盟内（盟内各小党派全是梦想宪政）。对于当前政治制度问题，我要提出我的具体主张。所谓致力于言论，意正指此。这显然是以身不在政府为方便的。


    恩来先生对我之不参加政府亦表示不能同意。我为了在行动上取得中共朋友的谅解，更且把自己怀抱吐露一些，所以3月日访问延安。在延安住了十天。有一次毛主席邀了他们党内要人共约十位，一同谈了一整天。我说明了我对当时政协所拟订的宪政制度的看法。我承认它有眼前一时的必要，但认为它不会适用多久。我肯定地说它最多不出三年必将改弦更张。然后，我提出我的主张来——那就是我在前说过的分三步骤解决党派问题，建立全国党派综合体。我并说：这一主张，只是说在这里，留备将来要改弦更张时一种参考；现在不需要给我任何答复。关于我不参加政府一层虽未多谈，而有此一行，是不难邀谅解的。


    我此时的打算是想创办一研究机构，从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上做认识老中国的功夫。但时局旋即恶化，没有容我抽身出来，更且把我拖入。4月中旬马歇尔从美国回到重庆，致意民盟希望协助其调停东北长春之争。恰值国民党中央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各政党的中央亦应随之迁京。正有许多事情待办，而民盟秘书长一职却虚悬无人者已经很久。盟内朋友早就要我担任，我一直坚拒不应（周新民先生最清楚），至此终于应承了三个月。我计算三个月或者大局可以归于和平，那时我再作我的事。


    岂料不只三个月不行，六个月亦还是不行。从5月初到10月底整六个月，除一度去昆明调查李闻案外，都在京沪间为和谈尽力。（我那时勇于自任的经过情形，这里不叙；1949年夏曾写有《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一事》一文载于《大公报》。可供参考。）但当我看清楚无可为力的时候，我就拔脚走开了。——我辞脱民盟秘书长，远去重庆北碚，闭户著书。


    从1946年11月到1949年12月重庆解放，我都住在北碚。《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即于此时写成。这三年正是解放战争期间，许多旧日熟人不加入反动派政府，即归到革命队伍，惟我坚决守定过去一贯的立场和作风，只作缓和斗争的事，反对斗争的事，而不参加斗争。其间言论行动较有关系的，略说于此：


    1947年1月1日为重庆《大公报》写《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一文，最足代表我那时的意思。我一生总在择我认为当时最要紧、最有意义的事去做。一切行动都从这一权衡上而决定。我当时不参加斗争而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其积极之义在此。


    又3月1日为《观察》杂志写《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最足代表我在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上一向的见解。结束一句话：“只有这样，把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国才有救”，道出了我的心事。


    5月20日出席南京的末次参政会呼吁和平。这是应北京、上海、成都各方朋友之约而去的，亦是我三年中惟一离开北碚的一次。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各地方大举捕人，重庆民盟被捕的同人甚多。2日我飞回营救，百般奔走无效。直到1949年3月在国民党要和平的空气中，才得保释出十几个青年来。


    八九月间反动政府要解散民盟的前夕，张东荪先生从北京写信给我，说民盟是你辛苦创成，你要赶快去南京上海设法维护。其实我的心理恰相反。民盟在我只看做是一个推动全国合作的推动力（见前），此外没有意义。当时两党大战之时，既不能尽其政治任务，亦难发展自己组织，恰且伏有内部分裂的危机。它最好暂入于休眠状态；一旦时局需要它了，再出来还是完整的。但民盟自己却无法宣布休眠；现在反动政府来代我们宣布，岂不甚好。我一面以此意答复东荪先生，一面更以此意奉告于上海张（澜）、黄（炎培）诸老。到反动政府命令发布，我投函重庆《大公报》表示的意思亦是这样。同时声明我从此不在组织中了。


    1948年除夕我在重庆特园得《大公报》王文彬先生电话，以蒋介石下野、大局急转直下的消息见告，并问我对时局要不要发表意见。我马上写了一篇《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预备发表。却不料第二天——1949年元旦——蒋介石只发一要和平的文告，并未下野；时局发展似尚有待。我就把文章交给王先生，留待时机到了再行发出。


    我此时却赶忙写两封信：一致民盟主席张澜先生转诸同人，一致中共中央毛周诸公。适有盟友何迺 仁先生8日飞沪即托其带去。两封信有一共同点，就是勉励诸先生为国家大局努力负责，而声明自己决定三年内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其不同者，对民盟则请许我离盟；对中共则请恕我不来响应新政协的号召。还另有《给各方朋友一封公开的信》刊于《大公报》，同样声明那一原则，从而谢绝了朋友们希望我出来奔走和平的事。我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


    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我知道国民党是不行了，今后惟一强大势力将在共产党。过去我祈求全国合作，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说话，今后将须对共产党说话。但我止于说话而不继之以行动，止于是个人而无组织为后盾。那么（没有力量）不足重视，亦或不引起敌视；他就可能放平了心来听我的话，对我的话才听得入。这便是我的一番用心。同时，我知道我此时的言论主张在民盟未必全同意。要我受拘束于组织而不得自由发言，我不甘心；使组织因我而受到破坏，尤非道义所许。所以最好是赤裸裸一个人，披沥此心以与国人相见。


    1月20日蒋介石让位于李宗仁，当日《大公报》便刊出来我那篇文章。原文开头一句便是：“我写此文，意在说明两点：第一，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文内把过去中共一再让步而蒋再三压逼的事实历历数出，指证其罪完全在蒋。然后结束说：


    这样可祛除一切国方所加于共方之诬蔑，和不明真相者对中共之误会。在一切诬蔑和误会祛除之后，各方就可无顾虑地与中共开诚相见，共谋和平。这是我希望于国人一面的。另一面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本其过去委曲求全之精神与各方共同完成和平统一。这是更要紧的一面。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势力依然未倒，尤其是在杨森统治下的重庆；文章刊出太早，家人亲故皆为我危。却幸亦无事。


    李宗仁登台，亟亟请人奔走和平，对我亦一电再电三电之不已。我回答说，我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早曾有声明在先，恕我难应命。


    不久毛主席提出谈判的八条件，其中第一条战犯问题最使南京感觉为难。反动的行政院长孙科公然表示这一条不能接受。有好些渴盼和平的小市民亦想着不谈战犯问题或易达成和议。我于是写《论和谈中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一文，反对不痛不痒、不清不白，而要讲明是非以正视听，我要求一切国民党之在高位者表示负责精神先行引咎下野，听候国人裁判；同时写《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切劝不要以武力求统一，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延迟中国的统一。两文在2月13日同一天的《大公报》发表，作为向两方面说话。


    我那时的发言亦就至此为止了。以后的时间都在静候解放中。


    以上数说了我在抗战期间以及胜利后一段的言论和行动之一个大概。本文第一步骤——把我过去所有的言论和行动择要列举出来——至此算是完了。


    六、说明如此判断和处理的由来


    从以上那些具体事例不难看出，多少年来不论战前战后我都有其始终一贯不移之处。这就是：（一）我总要发动民众，以民众力量来抗战，来建国；（二）我总要从团结上求统一，树立国家权力以为抗战建国的总司令部。


    由今天看来，发动民众自然是对的，却究竟我亦还没有对。这留待第三步作检讨，此时不讲。现在本文第二步骤所要进行的，就是为“我总要从团结上求统一”这点说明其由来。读者看了以上那些具体事例，对于本文开首说的，我对中国革命中的政权问题有其特殊判断和处理——判断它不是政权属谁问题而是能不能统一稳定问题；问题是在树立统一的国权，而其功夫则要在促成各方的团结合作，有代表全社会的一大要求明朗可见——尽许略知其所指，但尚不明白其理由根据。譬如我总要团结各方，全无敌我之分，在今天看自然是不对的；然而当初我却自有深信不疑者在。当初我何所根据而深信自己的对呢？这就是现在所要说明的。


    我的根据在本文开首亦说过了，那就是我的“中国特殊论”。中国特殊论并不单从其过去历史文化的认识上而建立，主要还在我亲身多年感性的认识上；而且正是从当前感性的认识追溯上去，才得有那些历史文化的认识。既从今以追古，又由古而达今，事事与外国相比较，纵横往复之后，特殊论乃建立起来。


    所谓我亲身多年感性的认识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中国人不爱国，缺乏国家意识而身家念重。这是从少年时起，就印入心中的印象。从这里慢慢积累，慢慢发展，以至末后认识到中国人四大缺乏：缺乏公共观念（缺乏国家观念在内），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治精神（这四点《中国文化要义》第四章讲解甚详）。而一切缺乏总归于集团生活之缺乏。缺乏集团生活是其负面，其正面则中国人总是生活在家庭家族之中。自己在中国社会里长大起来，几十年耳闻目睹直接感受的材料，数说不尽，中国特殊论的根据第一在此。第二便是自入民国以后，一直不曾见过统一的局面。统一起来成一个国家，只是1949年全国解放后的事。在这中间虽偶尔亦有过统一，但今天统一，明天不统一；表面统一，骨子里不统一；仍然不能算数。我说到统一每缀稳定二字，那原是不可少的。截至1949年我五十七岁，一生倒有大半生（卅八年之久）为国家不统一所苦。这一纠缠不解的苦痛怎叫我不深思其故。当我古今中外纵横往复研究下来，就发现中国的特殊：


    它（中国）乃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的（见《光明日报》前文）。这正是顺着缺乏集团生活下来的结果。《中国文化要义》全部书都无非阐明这一点。中国近四十年不统一之故，即在认识了中国的特殊之后而完全了然。同时亦看出其问题如何解决的途径。这些后面即将谈到。


    我从来不曾为读书而读书，为求学而求学；读书求学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实践。读者于此可见其一斑。正为如此，所以我生平行动恒一贯不移，有其线路可寻，而思想见解植根亲切，经过许多甘苦得来非易，舍之亦不易。不是不肯舍弃，乃是新材料不足或思索功夫不到的时候，就打不破夙有思想见解而出现另一个新的。


    闲话不谈，仍归到本题。现在要说明中国不属一般国家类型那几句话怎样讲，又怎样从而产生了我对中国革命问题那些判断和处理。


    简单扼要来说：一般国家莫非阶级统治。因为除原始共产外，社会上一直不能没有剥削，亦即内部一直存在着矛盾。然而社会若没有秩序，则社会经济生活不能进行；所以如何把秩序与剥削结合起来，涵矛盾于秩序之中，依秩序以行剥削，便为事实所必要。事实上那就是少不得要有武力强制于其间了。况且秩序的维持不单是内部的事，对外尤其要紧，对外防御侵扰更少不得武力。国家不是别的，正是以武力为后盾对外对内维持秩序的那盘机器。机器是要人来掌握运用的。那么，谁来掌握运用呢？自然不待言，就是那剥削阶级了。剥削阶级例必为统治阶级，国家名义及国家权力都属于它，至少在骨子里必然如此。


    我说中国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即指中国自秦汉后好像是阶级统治的一个例外。有职业而无阶级，是社会而非国家，乃人类未来远景；过去中国不足语此，却憧憬乎此。剥削虽存在，但阶级却以化为职业而散；同时，社会关系一切形诸于伦理，又隐蔽了矛盾。因之社会秩序寄于礼俗而不是依靠法律，消极相安就代替了积极统治。武力在此似乎是备而不用的，准备亦就不足。国家便这样融解消化在社会里面了。假若国家可比作是立体的，社会便是平面的；那么，中国恰似隐立体于平面之中，二者浑沦莫辨。又国家是有对抗性的，社会则没有；中国人自来知有天下（茫无边界）不知有国家，正为其以社会涵容了国家之故。追寻上去，其根源仍在家族生活的偏胜，集团生活的缺乏。各家族相处只算是社会，而国家恰是集团生活最强有力的那一种。——以上这些话句都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有其解释，这里不及多谈。


    一般国家莫非阶级统治之理既明，则一般革命恒不免暴动流血，武力斗争，一定要把旧阶级手中的国家权力转移到新阶级方面来亦即明白。以资本主义的剥削代替封建制度的剥削那种革命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将是消灭剥削的，如何却不需武力斗争夺取政权？究竟在中国特殊论中，我从哪一点而得此论断呢？


    七、问题在武力缺乏其主体


    这仍然要从我直接经验的中国当前事实说起，而后上溯于其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从过去三四十年的生活中，使我认识到中国的事情有两点特殊：


    第一，中国三四十年来所深苦的分裂和内战，若以外国相对照，便知其大有不同。在外国亦每有分裂之事，像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出来，即其一近例；外国亦有内战，例如美国即曾有过南北战争。但他们的分裂或战争都是基于其社会方面的要求，有着深厚的背景（民族的夙怨、宗教的不合、政治的不平、经济的矛盾等等）在。而我们呢，却不过是此一政府（或此一军阀）彼一政府 （或彼一军阀）间的冲突罢了，于社会毫不相干 。我亲眼看见从前内战时，全国各省教育会的联合会还照常举行；从社会一面看，全国之间是无隔阂可言的。原来此一大社会尽管其人口之众多、地面之宽广直等于全欧洲，而且山川亦不是无阻，语音亦不是无殊，却是全国人如一大家庭，在情意上完全相通而不隔。历数三四十年来所苦的那些分裂和内战，没有哪一次是问题发生在社会的。所以我可以说：把军阀政府除外去，中国国家原是统一的。——不统一的只不过浮在上面而无根的所谓“政府”就是了。请问，这是不是外国所没有的事情呢？外国所没有的事情，却是中国一直存在着几十年的事情，能说不特殊吗？


    第二，在没有完的分裂和内战不断破坏下，使此广大社会陷入一种绝望境地，实非一般社会之所恒有。是一个国家必有其秩序；是秩序就有保全。其故即在一个统治力下，统治的一面，被统治的一面，总不过是两面；两面彼此对立，而又互相依存，成为一个结构。这一面亦少不得那一面，如何能不留余地地毁灭它呢？有保全即有生息长养。人类尽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那超经济的凶狠残酷剥削下，而社会还是发展起来，并没有绝望，就为此。但中国这时不然了！它不是两面，而仿佛是三面或多面 。此一政府彼一政府形成对立，被统治的社会便成了第三者。在彼此对立中，各以应付对方为急，那往往是顾不得第三者的。无秩序的破坏代替了有秩序的剥削，此广大社会乃落于纯被牺牲地位而无可救，特别是乡村破坏最惨。对于乡村常是说：“今天可讲不起了（挖战壕、炮火烧杀、征粮征夫），明天必不如是。”但到明天依然是一今天。战争是常，不战是暂，或说是战争的休息，再战的预备。为备战而竞争着购械增兵，以致养兵之多甲于全世界，却非讲国防。兵多而益乱，战乱相寻，迄无了期。假若爽性分裂成几个国家，各干各事，倒亦不会这样纠缠在战争中。无奈此广大社会早已同化融合为一大单位而不可分（假如要分，几不知从何分起）。分又分不开，合又合不拢，长期地自相砍杀，日趋毁灭；这岂复是一个社会的常态？试问谁又曾在世界旁处见过这种事例？


    这两点特殊，第二当然是从第一来的，第一则殆为其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之所决定。秦汉以来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的，到1911年后却真的走向革命——真的要变革此历久不变的老社会；社会结构正在一天一天崩溃解体，固有之统一不可规复，而一个新的统一正未易得。其中最基本问题乃在武力缺乏其主体。这个道理暂不忙道破，我们接续看过去若干年的事实。


    如我在《光明日报》前文所说：


    三十年来中国已成了一种争夺之局，而够不上说是剥削的局面。 它不是有一不平等的秩序，而是早没有秩序了。


    说争夺，不止于说军阀争夺政权、争夺地盘及其相因而至的那许多权利争夺，更且指遍地都是的那些争夺。我于此最好作两个引证。一个是民国十九年天津《大公报》社论的一段话：


    （上略）一切支配于军权之下，而非支配于法律。上自中央，下至一县一村，其代表统治权者唯是枪杆；枪杆所至，权力随之。一切职业中之一切人民随时随地皆是自枪杆上讨生活。枪杆许其存则存，要其亡则亡。四万万人对于其生命财产事业言论思想皆无权，而唯听命于枪杆。（中略）此十九年来国民普遍享受之事实，无须详为说明者也。


    （1930年10月31日天津《大公报》）


    另一个是那时河南朋友传诵的几句谑词：


    兵败为匪，匪抚为兵，兵匪相因，名异而实同；匪为无名之兵，兵实奉谕之匪。（兵匪到了完全无法分别的地步亦是那时河南实情。）


    可惜许多具体情况此处仍不暇谈。当时的政府一般是让乡村自由组织武装自卫的。它明白承认它维持不了社会秩序。兵匪而外，所以还有红枪会。红枪会起自乡村，不止防匪而且抗兵（陕军奉军都被红枪会缴过械）。但其后亦很多胡闹乱来而为祸于人民。因此在各种武装力量之中，究竟谁是维持秩序间接以行其剥削的，谁是破坏秩序而直接争夺的，已经无可分别。我所说的遍地争夺之局，正指此。十八年我同朋友们创办“河南村治学院”于辉县百泉。十九年开学，正赶上过旧历年，频传匪警，同人夜间皆不敢解衣入睡。远近乡村爆竹声与枪声相杂，入耳莫辨。当时我们的心愿正不妨说是在创造一种有政治思想领导的红枪会。而末后（十九年冬）我们学院的枪支却被当地李县长带兵包围缴去。像这些事实亦可有助于读者对情况的了解罢。


    八、深感无秩序之苦


    说到这里就寻到了我和中国共产党所以分路走的分歧点。我在前文中曾点出一句要紧话：“我正以无秩序为苦，而共产党却就苦其有秩序。”他们如何苦其有秩序且待第三步再讲，我所苦的无秩序便是上面说的这样。我即从上面这样无秩序而纯被牺牲的社会情形断定中国革命对象已不存在。何以言之呢？


    革命必有其对象，主要对象通常应当是经济上已经完成其历史任务而要没落的那种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构成通常有文武两面。文的一面就是宗教、道德、礼俗、法律这些，其中是有些道理能说服人的，但单是靠道理说服还不够，必须有武力为后盾而强制以行：两面合起来，便成功一种统治。最要紧是武力必须要集中统一。不要说头绪多了不行，就是有两个头亦要乱的。乱了便不成秩序。那些宗教、道德、礼俗、法律等等，虽不免头绪多，却亦要大体上配合一致。这种配合一致，在武力的集中统一之下，是自然会做到的。如其还不能十分配合一致，好在还有最后取决的地方，那就是掌有武力的国家权力机构。只要武力集中统一就不会乱。武力的集中统一，是有秩序之本，亦是构成国家之本。


    现在中国——1911年后的中国显明地正苦于武力分散而无法集中统一，并不是存在着一强固统治力有待我们推翻。苦在没有秩序让人们得以安居乐业；几乎有秩序就好，不管它是什么秩序（平等不平等，合理不合理）。因为能从争夺进而为剥削，能从破坏进而为剥削，那已经很好很好。革命对象——强固统治下的社会秩序——不患其有而正患其无。


    不但武力分散而不统一，同时其文的一面亦配合不上。号称维持社会秩序的政府却已经失去人们的信仰尊重，不足以服人。照例革命对象代表旧理想标准，而革命党则代表新的。总之是：统治方面若不在旧宗教、旧道德、旧礼俗、旧法律上有其地位，即必有其新依据才行。然而中国自1911年代表旧理想标准的王朝倒了，这以后南北东西各政府有的自命为代表新理想标准而难邀较久之公认，或根本未得公认；有的甚至于自己就不承认其合理。譬如社会一般人诅咒军阀祸国殃民，而军阀自己亦通电高唱“废督裁兵”。不唯旁人否认它，它自己亦否认它。这就证明它初不依于一种秩序而存立。


    旧著《乡村建设理论》为指证军阀不是革命对象，曾说：


    中国今日正是旧秩序破坏了，新秩序未能建立，过渡期间一混乱状态。军阀即此混乱状态中之一物，其与土匪只有大小之差，并无性质之殊（土匪扩大即为军阀，军阀零落即为土匪）。他并不依靠任何秩序而存在（如贵族依靠封建制度、资本家依靠资本制度）；而任何秩序（约法、党章）乃均因它之存在而破坏失效，而不得安立。它的存在实超于任何法律制度之前。它可以否认他自己的合理，承认他自己是社会一危害物，而于它之存在依然无伤。（中略）为中国革命对象的中国社会旧秩序早随满洲皇帝之倒而不存；此不成秩序之大小军阀固革命的产物，非革命对象矣。它惟以无新秩序起来替代，故暂时消极存在耳。它不劳再否认，因它并没有被承认；它不劳再推翻，因它并没有建立。


    革命对象基本上已不存在，无论从任何一面——武一面文一面——皆可鉴定无疑。那么，就要追问：这世界少有的痛苦不解之局究从何来，又如何才得解除？


    回答这问题仍可分从文武两面来说，虽然根本上是一桩事。


    若问武力为什么总是分散而统一不起来呢？这其实在前面讲到中国分裂和内战的特殊，早伏有解答了，不必外寻。这就是：武力从其自身而分散，不像外国是基于其社会一定背景要求而分。后者武力是有其主体的，而前者则没有。武力原是一工具；工具必有其主体。有主体的武力不会出毛病，武力而缺乏主体一定成问题。试以外国的事情作譬喻。过去爱尔兰人以武力抗英，英人以武力压服之。这些都是有主体的武力。他们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是英人制胜，那叛军就消灭，仍然是一个国家而不分；一种是爱人得胜，那英人就退走，分为两个国家。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两个国家也好，在其国家内部武力总是统一的，没有问题。而中国现在呢，在这早已同化融合为一大民族单位而不可分的社会，其武力却分散而不可合。武力与社会完全脱节，社会掌握不了武力，听它横行，莫可奈何。它不能为社会用，转为社会害 。社会本是用它来对外对内维持秩序的，却不料现在破坏秩序的正是它。何以竟落到这地步呢？没有别的，只是武力寻不到主体一个问题而已。武力寻不到主体，就不能统于一处。武力不能统于一处，就要分散到几处。分散就必定对立冲突而为祸于社会。这不是很简单明白的吗？


    九、武力主体在1911年前和在其后


    于是就要研究：（一）一般说，作为武力主体的是什么？ （二）以往历史上中国的统一，是以什么作为其武力的主体？（三）1911年后亦不是没有短暂的统一，其时武力主体是不是有呢？


    我可以回答：（一）一般说，作为武力主体的即是那剥削兼统治阶级。但剥削被剥削、统治被统治要两面合起来才成一个国家；当其彼此互相依存，有共同利害之时——只在此时——作为武力主体的亦就是整个国家了。（二）以往历史上中国是以皇室朝廷一姓一家为其武力主体的。武力虽主要为夺天下及维持皇祚而用，但这与社会的安危治乱亦有时为一事而不可分；那么，当这时候作为武力主体的亦就不仅在一姓一家了。（三）1911年后每一度短暂的统一，必在人心有所趋向，此广大社会若有其一大要求明朗可见之时；那么，当这时候武力就算是有其主体的了。


    要说明以上的话，就根追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了。我不能把《中国文化要义》全搬出来讲，只能扼举其要点大意。中国与外国、特殊与一般之所以分，就在家族生活对集团生活这一点。家族生活、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而且亦分不开。但其后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有异乎一般之走向集团生活。这是什么缘故呢？那我只能粗说其关键在宗教问题上。举西洋作对照：西洋在宗法社会的宗教之后有基督教，而中国当宗法社会之际却有“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这就是两方文化所由分。从此，他们便惯熟于对抗斗争的集团生活，而我们则长久是散漫和平的家族生活。表现在中国人之间者，好处是不隔阂，短处是不团结；西洋人反此，其好处是能团结，短处是多隔阂。濡染于中国文化的人口达四万万以上，完全同化融合为一大民族单位而不可分，并且在过去宁为一社会，不类一国家。但同样人口在欧洲就不知要分成多少国家多少民族而合不拢，而且其一国之内往往还有许多分野（阶级的、宗教的、民族的、地域的等等），此疆彼界，隐然敌国。若问周孔教化有何巧妙竟然产生这样不同结果呢？那就是把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推广发挥，应用到政治、经济、教学各方面，纳一切关系于伦理，以伦理组织社会，使社会家庭化。


    由于以上所说两方的不同，当势不可免地经济上要有剥削、政治上要有统治那种时代，则此一矛盾形势，在西洋就演为阶级对立。——阶级出于集团，这是必须记取的。而在中国呢，它就化整为零，变固定为流动，有如我所称“职业分途”。整个社会内部形势散漫流动，其惟一固定者只皇帝一家。阶级对立之势未成，武力主体无可归落，只有落到他身上。然而他（皇室）实非一适当的主体。


    一般说，武力因战争而有，战争必出于集团对集团之间。各集团掌握各自武力，武力天然被掌握于各自集团。没有集团根本不会有武力，岂有武力而待寻问其主体的？所以武力主体这一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原不发生。然而一般之所以如是，乃为一般是符合于孟德斯鸠一句话的。孟德斯鸠曾说：“争之与群（集团）乃同时并见之二物”（见严译《法意》）。这句话是极言有集团就有斗争，有斗争就有集团，二者莫能分先后。但一般虽莫分其先后，在中国却似乎有先后可分。那就是在散漫而缺乏集团的中国人，往往可以见出它是因斗争而临时结合为集团的。像历史上那些农民暴动往往假借宗教迷信以求团结，还要用“赤眉”、“黄巾”做出识别，而仍然不免被认为“乌合之众”，即其例证。还有可注意的一种情形，就是这里（中国）往往是以一二人物为中心而形成集团。团体在后，领袖在先；领袖为本，团体为末。不同乎一般是在集团内推出其领袖；领袖在后，团体在先；团体为本，领袖为末。例如楚汉之争，其问题只在项羽</a>、刘邦两人之间，并不是楚集团与汉集团一定不相容，所以韩信就可以在两边跑来跑去。又如诸葛亮</a>一家兄弟三人分仕于三国，亦正为三国不是三个固定集团，其间本没有什么沟界分别。从前有“攀龙附凤”一句话，正说明这类集团的由来。一旦相与竞争的敌对集团失败散伙而天下大定，这集团亦解消于无形。所谓天下就是无数家族借伦理联锁以成之社会大海。当初的集团只是从海中起的几点凝结，末后又冰消于海。此时不以武力主体属之一姓一家则无可归落，而以一姓一家为武力主体又嫌其过狭。


    我们知道主体与工具是必须两相称的。若不相称，宁可主体大而工具小，万不能主体小而工具大。譬若以幼小人而操大刀，那便不成一种力量，反是一种累赘妨碍了。中国既是这么出奇的大国，要统治这么大国家，其武力该当多么庞大？而顾以一姓一家为之主，岂非太不相称！前说不适当指此。


    然而自然（自然界的自然）是不会给自己出难题的。一个问题有来路便有去路。要知中国之所以拓大出奇，是有其来由的；那就是自始缺乏集团性，不习于对抗斗争而以伦理组织社会，许多邻邦外族乃不知不觉先后同化融合进来。“宁为一社会，不类一国家”（语见前）正是其得力处。武力于此固难得其适当之主体，但它（社会秩序）原可不倚重于武力。如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照例在天下大定之后即必“偃武修文”。我在前曾说“消极相安代替了积极统治，武力备而不用，准备亦不足”；雷海宗教授尝论中国文化为“无兵的文化”；都是为此而发。这样它就自然解决了主体工具不相称的问题。


    二千年历史虽然可以这样敷衍过去，到1911年后则势不能再以武力主体属之一姓一家。同时政治上的消极无为主义亦为国际环境所不许。对外对内既非加强武力不可，而增大起来的武力却缺乏主体来掌握它。于是它便失掉其工具性，变成了为存在而存在，为发展而发展。卅余年军阀之局由此造成。军阀就是一指挥官领着一大批军队，占据一地盘而吃饭。为军队而要指挥官，为指挥官而要军队。既有指挥官又有军队，那就要地盘。有机会更扩大地盘而发展军队。扩大地盘是为了发展军队；发展军队是为了扩大地盘。完全无目的无主宰，只供一些野心家任意利用，合纵连横</a>忽彼忽此，忽敌忽友，陷全国于分裂混乱之深渊而不得出。“不晓事的人还在作武力统一的迷梦，其实武力统一中国不难，倒难在谁来统一武力呢？”（语见旧著《乡村建设理论》第341页）


    十、深刻地认识无秩序


    说至此，暂不忙讲如何形成一武力主体以求问题之解决。——这要留待以后说到我对问题的处理再讲。在这里还要把我对问题的认识作一总结。总结是往深处讲，往文化方面讲。


    往深处讲，我认为中国自1911年后社会的无秩序已陷于一种恶性循环。这恶性循环便是无秩序与无阶级两面迭互为因果；试看它是这样的：


    （一）社会内部形势散漫流动，缺乏固定成形之阶级，乃至于较为固定的一姓一家亦不复存在，莫可为武力做主体而国家遂不能统一稳定。


    （二）国家不统一，对外不能应付国际的侵略（特别是经济侵略），甚且导致了侵略；对内则法律制度无效，社会无秩序，不能保障人的生命财产，一切农工商业（特别是工商业的经营就不能顺遂发展，甚且时时遭受摧残破坏；于是近代资产阶级（这是从历史看中国应该兴起的阶级）就培养不出来。


    （三）资产阶级既培养不出来，武力仍然缺乏其主体，国家就无从而统一，社会还是无秩序。


    （四）无秩序就不能养成阶级，阶级不成功，终归还是无秩序。


    追究上去，端在社会内部形势散漫流动（贫富贵贱上下升沉不定流转相通）这一根本点。而这一点恰就是中国文化特殊之具体表现。因此一定要从文化上了解无秩序的由来问题才真得其解。


    在前讲过有这两句话：


    社会秩序的构成有文武两面。文的一面就是宗教、道德、礼俗、法律这些，其中是有些道理能说服人的，但单是靠道理说服还不够，必须有武力为后盾而强制以行。


    作为一种秩序之核心的，必在其“有些道理能说服人的”那方面。而我们所谓文化呢，亦即在此。占人类绝大部分的虽是那些为人生而服务的方法、手段、工具、技术等等，但居中心而为之主的则是表现了人生目的、人生规范的这一些。这些大抵从人生一点最基本取舍出发而有其相联带的种种价值判断，借着宗教、道德、礼俗、法律各种形式而分别表现出来。凡不同文化，皆因其在这里有所不同；若其他方法、工具等不同，是不足算的。秩序的改造、文化的变革亦都在基本改变了其价值标准而不在其他。


    我常说过去中国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那亦就是说它的社会秩序尽有时失效而不久仍必规复，二千余年从无根本之变革。问它何以能如此？一句话说：其秩序存于道理说服者多，而恃乎武力强制者少。何以见得呢？它自古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而道德存于个人，礼俗起自社会，像西洋中古教会、近代国家那样以一绝大权威临于个人、临于社会者，中国是没有的。宗教、道德、礼俗、法律四者虽莫不有道理说服人。然而宗教不离祸福，法律赖于赏罚，皆不免对人施以威胁利诱，其于以理服人殆有所不足。比较上说，中国以理，西洋以力，两方文化的分别远从散漫和平的家族生活与对抗斗争的集团生活之相异而来，近则以阶级对抗形势的构成与否为断。


    因此中国在1911年以前，其文化并不相当于西洋封建之世而远为深厚——在人心中深有其根。当清末西洋近代潮流进来，固说服了一些人，引发了1911年的革命。而革命的结果却并不能把中国社会像从封建解放出来那样转入到近代资本社会。所谓“基本改变了其价值标准”那句话是完全谈不到的，不过是新旧两种价值标准混乱矛盾之局。这就是陷于无秩序的根本所在。


    不料正在新旧矛盾纠缠不解之际，又有第三种文化进来。这就是一向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潮流暴发出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影响到全世界，亦输入到中国。在中国就有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就有1925—1927年的革命及其以后的革命。这对于近代潮流（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说，虽然二者原是同出于习为集团生活的欧洲人，却在社会人生上一切价值判断又大大相反。于是矛盾之外更增矛盾，混乱之中又加混乱。不苦于没有道理说服人，而苦于说服人的道理太多。


    于是武力不能归一之外，道理又不能归一。假如道理归一，大约可能使武力归一的；假如武力归一，亦很可能使道理归一。反转说，武力是多头的就能破坏了道理归一；道理不一则武力归一恐怕亦难。现在正是后一种极严重情形，在旧著《乡村建设理论》上，我又称之为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必须把无秩序问题了解到此，才算真了解。


    十一、不求统一于上而求统一于下


    一切革命要不外推翻旧秩序而建造新秩序。当我对1911—1927年后的中国作如上（无秩序）了解，并看到它天天自己毁灭之时，惟一急迫心情就是要求建造新秩序，而坚决地激烈地反对内战，反对一切破坏行动。我过去之反共完全在此。至于建造社会主义的新秩序，那原是我的要求，并无不同意向。


    要遏止自己毁灭而走向建设，特别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前途目标的建设，其关键全在统一稳定的国权之树立。怎样树立呢？如其再模仿外国建立阶级统治之局，那就太不认识中国问题的特殊，而且有些企图早已经失败（详见后），不足考虑。惟一适合于中国的道路就是从阶级之缺乏径直渡达于无阶级之社会，而断断不是其他。这一条路首先从民国初建以来历次短暂的统一，在我直接经验中给我很大暗示。


    譬如推翻满清时全国第一度统一之建立，就是人心趋向共和，全国纷纷响应，四面八方——清室亦在内——合拢来的结果，而不是从革命一方发展拓大统治了全国。再如推翻袁氏帝制恢复共和那一度全国统一，亦是差不多一样；一句话，都是决于人心之向背而不是用兵的结果。到国民革命军北伐那一次，算是用兵稍多。然而从广东只出来三万多支枪却削平了几个大军阀十余倍兵力，仍不出“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那句老话。末后以张学良易帜而完成统一，与前两次还是如出一辙。而最后明效大验莫过于抗日初起时全国所表见的空前高度统一，对内一毫没有用兵，而全国之兵却莫不为它用。当在徐州与日寇会战时，云南兵、广西兵、四川兵（这些都是从来不统一的）、东北兵、地方兵、中央兵、国民党的兵、共产党的兵……什么兵都来了。各式各样的装备和符号参差不齐，却统一于抗日一个目标。多少年来武力失掉其工具性，至此竟一朝而恢复。所有这许多事例都暗示我们要抓住全国人心趋向——此广大社会一共同要求以求统一，不是吗？


    大凡问题解决的窍要就藏在问题里面，不必远求。真能了解问题，自能解决问题。在前我们不是已看出中国所有的分裂内战不同于外国有的分裂内战吗？既然知其不同，那我们就自有其统一之道，不必模仿外国。天下事情短处翻过来即是长处，这边走不通就掉转走那边。外国一般是求统一于上的，我们今天却须求统一于下。何谓求统一于上？在此疆彼界隐然敌国的社会中，以一方强越势力压倒其余而统治之，尽管社会依然不免有其分野对立而国家却是统一的，这就是统一于上。何谓求统一于下？在“好处是不隔阂，短处是不团结”（语见前），形势散漫而情意颇若相通的社会中，发见其亲切实际的共同要求，从而联系之以成一体，使一向浮在上面的分裂若有所归而势无可分，国家于是统一，这就是求统一于下。


    历次从人心趋向的一致而有了全国统一的局面，却总未能把统一贯彻稳固下去，这是因为过去有缺点：第一，历次意志集中总偏在负面而不是正面。像排满、倒袁、铲除军阀、抗日，这一切都是负面消极性的；其正面积极要求却不具体明确。一旦消极目的得达，立刻就不能一致。须是一个正面的、经常性的、合于大众亲切实际的要求就好了。第二，人心虽一时从同，而人仍然是散漫的，所以不中用，须是随即把它联系起来，成一代表广大社会的组织就好了。


    然而要做到以上这两层却亦有待机缘时会之到来，无法强求。我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旁的，正是看准了这种时机到来而努力奔赴的全国统一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大率起于1925年以后而盛于1937年以前。它是从四面八方不同地区、不同动机或立场，从事于不同业务或工作，不期而渐渐汇合为一流的一大运动。正为乡村人口、农业生产是此社会最大之事实，要想提高文化，唤起民众，复苏经济、改革政治，总不能舍此而别求其致力处、入手处。这是当那些大而无当、高不落实或缺乏建设性的救国运动、革命运动过去之后，自然转入一种近乎改良的运动。这种运动从表面上看去，在东西各国差不多都有，然而实质上不同，试以日本为对照就知道。1936年春我曾到日本去考察其农村复兴工作。原来他们农村经济之受到破坏，即在1929年后的那次世界经济大恐慌。其农村工作即始于那次破坏后才制订的五年计划。我到东京刚刚在他们所谓“二二六”事件之后不久。“二二六”事件和“五一五”事件（刺杀首相犬养毅）都是从其社会内部矛盾暴发出来的革命式的政变暴动。资本主义的经济盖不止存在着劳资两阶级的矛盾，更造成工商业与农业、都市与乡村、生产者与消费者……种种矛盾。两次事件就是陆军军人代表农民反抗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一种行动。其复兴农村的一切工作，外表上与我们乡村建设绝相似，而处处比我们见出有办法，有成绩；但我们却效法不来。何以故？他们政治有系统（议会有种种立法而中央以至地方行政机构为之执行），经济有系统（例如金融系统、全国合作社系统等等），教育有系统（从学术研究、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互相配合作起事来效率自高。试问在分裂内战又一切落后的中国何从得此好条件？然而却要知道：他们救济农村的一大力量不是别的，正是控制其农村的力量，亦就是起初破坏其农村的力量。这正表见资本主义国家内矛盾的两面又互相依存。他们的农村工作尽有效率，却无前途，总不过是改良而已；要想达到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它还要经过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才行。中国却不然，正为其没有那一大系统力量来救济农村，亦就没有一大力量阻碍着此广大农村自求其前途。乡村建设只是近乎改良（甚至有人亦自认是改良），而实则其使命乃在完成中国革命的。


    中国革命始于1911年，本意在模仿着做一个近代国家（如日本一样），却不料自此就不成一个国家：外不能应付国际侵略，内不能维持一般秩序，资本主义工业之路走不上去，经济的落后一直未改，工商百业仍依托农业，都市仍然依托于乡村，一旦农村崩溃，全国不了。1930年后救济农村的呼声不发于乡村而发于都市，首先说话的正是上海金融界（中国银行年终报告）。1933年后每年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开会，一经号召，人们即从东西南北各地自动集合而来。到会的各行各业什么人都有，假使你不先知道为什么事开会，而要想从到会人身上发见它是一种什么会议直不可能。因为人太复杂了。于此可见它是亲切地关系到全社会各方面的实际生活问题，不同于某些运动只对于一方面或一部分人亲切，偏而不全。更要紧的还不在此——不仅在当前一时代表着全社会广大要求，更要紧的乃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那种强大的矛盾这里没有构成——矛盾亦有而是分散零碎的，并没有构成一大矛盾而不可解——尽可以容我们从一种有方针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调整社会关系而达成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在社会经济整个崩溃的中国，今天需要从国际经济侵略下翻身起来而向着社会主义迈进；但要翻身不是件容易事，要从经济建设而完成社会改造更不是容易事，都必须看出有其客观可能的一条方针路线才行。然而乡村建设呢，却正是这一条通路。空间上代表着广大要求，时间上又有其远大前程，当此运动广泛展开于全国而成立其一大联合组织的时候，散漫的中国社会不是就联系为一体了吗？


    一切政权（国权）原是为社会经济而服务的，经济的出路果真在此，则政治的出路无不在此。当此一大社会从乡建运动而统一起来，武力就有了主体。但千万莫忘记“统一于下”那个原则，乡建运动的联合体或其任何组织都必须守定在野立场而不要直接当国秉政。


    须知统一于下所不同于统一于上的，就在使社会始终保持于一个立场上。要使社会保持于一个立场而不分，那就必须把政府与社会分开。不然的话，社会自身就要分，这是一定的。因为社会原涵有矛盾在——至少那个剥削问题免不了。对于矛盾只有两种安排：（一）偏于一方的强力统治；（二）从彼此理性求其协调以至末后矛盾完全消除。这两种安排不容你自己选择，而一视乎国际国内形势为决定。一般国家都是第一种安排而中国则做不到，可无待多说。却由于国内一大矛盾之势未成，就有了第二种安排之可能，再由于国际侵略压迫严重早掩盖了内部问题，乃更加决定。从乎这内外形势不能不作第二种安排了，而为涵有矛盾的这个社会恒常保持于一个立场却大大不易。此时最要紧的就是必从理性求协调而万不能用强力。然而此时对外对内少了武力如何能立国？那惟有以政府统率武力代表国家对外对内，不要与代表社会的乡建运动组织牵连混合。如其乡建团体自己来组织政府，那便根本破坏了求统一于下的原则，而搞乱了这种安排。本来显然隔阂对立的两方面在中国很少有，如其说有，那就是在政府与社会两相对立之间。乡建运动当其在野向下扎根，把散漫社会打通一气，可使政府为之低首；一旦自己登台，却将失脱社会根基，并陷自身于纠纷，亦就失去一切作用，而葬送了革命前途。


    乡建运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才对呢？如《乡建理论提纲》第四十六条所说，那就是要以全国乡建运动联合组织的中枢为知觉和用思想的机关，而以政府为行动机关。但不必从法律上取得此种地位，而要在其能从事实上代表此大社会的痛痒要求，并能集中人才以学术头脑规划前途，给政府施政作指针，即不患无其地位。


    十二、始终自以为是


    叙说至此，读者可看出这种主张真算特殊，一般革命中的政权问题到此完全变了。它虽仍然需要一个服从于革命的政权来完成革命，却已经不再是变更政权、夺取政权那些事了。它是把原来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又经革命推翻了秩序更不成其为国家的，设法形成一个国家——还是不属一般国家类型——让它有革命政权树立起来，俾得进行建设，完成革命，以达于最后是社会而非国家那一步。此时我看：南京的国民党是在我右边的，它倡言建设而无方针，简直不晓得它要往哪里去，不说背叛革命，亦是忘记革命。江西的共产党是在我左边的，它倒始终没有忘记革命，而盲目破坏，有害无益。若其昧于认识中国问题，则两党所犯之病相同。只有我从历史文化认出了中国革命惟一正确之路。


    后来抗战既起，乡建运动不得如预想那样发展开，又见两党各具势力不容轻视，经过一番考虑，稍稍变化了我的主张。这就是后来我主张的“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党派综合体”、“政权治权划分开”那三个步骤所构成之一套方案，在前已有叙述。因我考虑到：两党原来都是想解决中国问题的，却由于认识问题不足，而今天他们自身依我看倒成了问题等待人助其来解决。我应该引他们回到解决问题的路上，仍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力量。这是一面。再一面，乡村建设之路果为他们所接受，正用不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发展；如不为他们所同意，那自身想发展亦将受到阻难。所以无论如何要打通他们的思想才行。这其中第一步确定国是国策，意在使全国意志集中于一建国目标，包涵有对外如何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如何完成社会改造两大方面，而以后者为主，希望把乡村建设采纳进去。第二步建立全国党派综合体，其作用就相当于全国乡建运动的联合体。第三步政权治权划分开，即本于乡建联合体要守定在野“求统一于下”那个意思而来。所有变化只在外表，根本意思实未尝变。


    这一方案在我第一次到延安时，虽胸中尚未十分成熟，却已提出向毛主席请教过。第二次到延安，更向十位先生陈述了一遍 （见前）。对周恩来先生则是在重庆谈的。我说党派综合体不要直接当国秉政，而参加政府的人一定要脱党，他们似乎怪讶不解。好像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党派综合体两层在意思上都还可以接近，只第三层不行（毛、朱、周三公皆露此意）。而其实从这方案说，第三层寓有我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窍要在内，正是其最要紧所在。政府与社会如不分开，社会统一不能巩固，便一切都完了。


    为什么彼此意思不接头呢？共产党的老话：“要站稳阶级立场”，“要分清敌我”；而我却要把全社会统一于一个立场，一定要“从团结求统一”，“只有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国才有救”：彼此路道正好相反。可以说国内过去有本有源彻头彻尾反对共产党以武装斗争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我算一个。我有一套“既从今以追古，又由古而达今，事事与外国相比较，纵横往复”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作根据，我认定他们把中国问题当做一般革命来搞是错了。直至全国解放前夕，我写《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反对以武力求统一，还在说：


    （上略）……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我前说“以武力求统一只有更迟延中国的统一”其意正在此。这千真万确的真理，我却不愿它再作一度事实证明。——但你们竟然要再来一度，我亦只有长叹一声！


    从这几句话不但看出我的自信，还看出自信是在这一点上。


    本文第二步骤说明我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和处理所自以为是的由来——至此约可结束。


    十三、到底是无秩序还是有秩序


    在《光明日报》前文上，我曾说三年来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就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出现在我眼前——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而奠立起来。同时其另一面，当然就是我所深信不疑者完全落空。这使我不能不好好反省究竟错在哪里。既须寻出所以错的根本点，且要分别勘正那些从而发生出来的错误。以下就进入本文第三步骤。


    在前已点出我和中国共产党所以分路走的分歧点，即在“我正以无秩序为苦而共产党却就苦其有秩序”（语见前文）。把这问题弄清楚，错误的根本自见。上文充分发挥“无秩序”之说正为下文检讨要翻案做准备。


    我们在上文费了许多话来讲“无秩序”，那“无秩序”真是铁案如山，谁还能否认呢？读者试回头看一看，我想一百人未必有一个人能否认罢！谁晓得就像我所见兵匪如麻混乱到顶的那种地方，若让毛主席来看还是有秩序，而且统治依然很强。试取出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照着来想一想，便可恍然有悟。原来我之深苦无秩序，还是从一般有产者立场出发。虽说已经成了争夺之局而剥削之局似乎被打破，但财产私有仍是公认的制度；剥削一般还是有效，强霸争夺究竟难邀赞许：这就是有秩序。这种秩序的破坏，威胁不到无产者，不是他们之所苦。他们之所苦，像那篇报告中所说绅权、族权、神权、男权的四大威权，则因我既不是贫雇农，又没有生长于乡村宗族间，又不是女人，一切横暴压迫未曾受过，在我意识中就不能清楚深刻。身受其苦的人，大概若有一物横梗在胸，念念不忘；而在我心中却若有若无。所以封建统治从毛主席看去几乎原封未动，而我则倡云“革命对象已不存在”（见前）。假若当那时我亦在湖南，我将是对农民运动喊说“糟得很”的人，而不会如毛主席亲切地感觉“好得很”。


    何以说这些问题在我心目中若有若无呢？这值得仔细说一说。首先应当从其中重要的绅权说起。


    绅权这一项诚如那篇报告中所说：“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县长等比较还不留心，只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虽各地情形不同，然问题总是有的。我既号称作乡村运动，原从很早用过很多心思在这个问题上；那么，我对此问题究竟如何判断和处理的呢？民国十九年我主编《村治》月刊时，有一篇《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的长文，最可代表我的意思。此文曾收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由中华书局印行。其中虽大致从反对当时所谓地方自治说起，却可见出我对绅权的看法：


    （上略）举办地方自治岂独增加农民负担，更其凶猛可怕者是助成土豪劣绅的权威。（中略）我们试想想看：


    第一，本自容易受欺压的乡民；


    第二，将他们划归一个区域，而安置一个与地方官府相衔接的（自治）机关；


    第三，此机关时时向他们发号施令，督迫他们如此如彼；


    第四，此机关可以向他们强制地加捐派款；


    第五，此机关可以检举他们某些罪名（例如烟赌等）而处罚他们；


    第六，此机关或且拥有武力——保卫团。


    这简直是为土豪劣绅造机会，让他正式取得法律上地位，老百姓更没法说话罢了。不独给他法律上地位，并给他开出许多可假借的各色路道来，又且资他以实力（保卫团）。


    接着我又论到“人民自卫”这题目亦可怕的。因为枪支武器多出于地主有钱的人，而统制指挥又操于他们之手，地主绅士一二人的尊严威猛由是遂以建立；怎能保他不滥用权威呢？多数乡民怎能免于受欺压被鱼肉呢？原文还这样说：


    我们并不是说作“团董”的没有好人，这是事实自要如此。何况今日的社会是什么社会，我们试想想看：


    第一， 令人欲望比前高许多，而生活的艰难及风气的丕变更使人歆慕金钱势力；


    第二， 频年的变乱使人变得险诈狠毒，残忍胆大；


    第三，社会旧秩序（法律制度礼俗教条等）已失，而新秩序未立；于此际也，多数谨愿者莫知所凭循，最易受欺，而少数奸猾乃大得其乘机取巧纵肆横行之便。


    在这种运会形势之下，（中略）再加上“地方自治”、“人民自卫”适以完成其为人民之蝥贼，一方之小霸王而已。然而今之提倡自治自卫者似绝未留意到此，究竟是智虑短浅呢，还是毫无心肝！


    问题是这样提出了，将如何处理呢？过去两千年消极不扰为治，让老百姓去度散漫和平的生活，那是不可能规复的了。模仿西洋的旧民主制度我亦不赞成。原文于摘引当时自治法规那些乡民大会、区民大会、乡监察委员会、区监察委员会及人民的直接罢免权等等规定后，便说：


    （上略）求效于组织制度之间，对于声威所在实力所在的豪绅，欲以白纸写黑字振起农民数千年散漫积弱之势而胜之，实不免妄想。然而在这种互相牵掣抵制之下，一个人独霸之局诚亦不易成功，演为地方上几个人分结徒党明争暗斗之局，大概是一定的。因为一地方不见得就只一个人有钱、有势、有资望、有胆智；长于此，绌于彼，高矮不齐而各不相下的总有几个人。这几个人始亦未必彼此作对。然而从这制度之所安排布置，其不引之促之于结党分派构怨成仇又何待？在立法者所自诩为防杜土豪劣绅的妙方，不过换一换局面。而此种捣乱打架之局比之个人独霸之局，究竟哪个好些又谁能说呢？


    原文接着说，多数政治是无疑问的必要，但昧于民族固有精神必致酿乱。自1911年来，因“民主共和”的好名堂已是将国家闹得天翻地覆。然而偏僻乡曲兵匪不到，犹或可以安生过活，或兵去匪过之后亦可抽空过活。假若“地方自治”、“人民自卫”普遍地举办起来，必将闹得无一处无一时得安生，其为祸之周匝深刻又将十倍于前！


    似这样，过去老路子是回不去，近代西洋新路子我又拒绝模仿，我主张什么呢？当然更无旁的，只有我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的主张，虽不能说是起于要解决绅权问题，但想从乡村培养出中国的民主政治来，则是我最初动机（下一篇文章将叙述到）。像这样的动机，绅权问题自然在考虑之内。所谓“若有若无”，此即其“若有”一面。


    何以又说“若无”呢？那就是不作为革命对象来认识它。这从上所引原文和未引的全文语气间不难看出，而看我全部理论就更清楚。照我的理论，秦以后中国封建制度虽不是完全解除，却变化得非常之大。我承认它有时逆转于封建，但若顺着中国文化走，则理性发挥甚高，过着消极相安的伦理生活，尽不免有些封建形迹，早无封建实质的。可恶的绅权（还有其他类似东西）我只设想它是逆转于封建时有的，不是在一切时固定有的。所以在上所引原文及其全文语气，都露出问题原来不大（如果不是没有的话），而在“这种运会形势之下”却大了，特别若是随便举办“地方自治”、“人民自卫”将更大。


    再明确地说一句：现在遇到的这些恶势力——绅权及其他——其性质是封建的，但主要是由于消极性的老文化旧秩序已失、积极性的新文化新秩序未成而出现，不是传统一直留在下来的。它本身是无秩序的产物，愈无秩序它愈发展，愈作一些不能成功新秩序的新号召新办法它愈发展，而不是任何（封建的或资产的）秩序。只须赶快建造新秩序——其道则在乡村建设——就好了，用不着当它作革命对象来实行革命。——这岂不是“若无”了吗？


    其次再讲族权、神权、男权这三个问题。


    旧著《乡村建设理论》曾指出某些宗教迷信和中国人子女若为其亲长所属有，妇人若为其夫所属有，那种人对人的隶属关系，自是宗法社会、封建社会的遗迹，较之近代西洋不免保有一些未进步的形态（见原书第62页）。我承认所有这三权是封建，这就是“若有若无”的“若有”一面。然而我同时说明中国之所以数千年长保此落后形迹者，正为其理性开发太早——文化成熟太早，不可误以为真幼稚。从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中国文化要义》前后三十年都在作此阐明（至今没有改变），因此它就不同于一般。从一般说，这主权往往结合于封建实力（武力统治）而不可分，要革命时一起革命，其必出于暴力破坏势不可免。而这里似用不着，尤其在经过1911年革命更用不着。在这里，要待积极性的新文化新秩序之一步一步建造（产业发达、科学发达、教育发达等等），它随着同时就自然解决的。对它亦可说须要革命，但不过习俗观念须要改造的那种革命。——于是从“若有”，又转为“若无”。


    过去我从不肯说反封建这句话。虽亦说要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但只从经济上了解其意义，不从反封建出发。我认为“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其组织能力，是农民得以抬头做主的惟一途径”，“农民地位须要增进提高而不是翻身”。（《乡建理论》第238—400页。）对于封建性极重的某些习俗亦知道要改革，而在邹平所最用力作的亦不过反早婚（族权）、反缠足（男权）一类功夫而已。至于不知不觉还作了许多助长封建势力的事情，将留待下一篇文章再作检讨。总之，我对于中国旧日社会的封建性的认识远为不够，直到解放后到了鲁南，到了川东乃大有所省觉（见前文）。这是由于我的出身和生活环境从没有尝过那些封建统治压迫之苦，而倒有一些知识思想会分析问题，亦就不免曲解了问题。


    “所有的人每一个无不有他的阶级烙印”，“一切问题所争总不外乎彼此立场不同”，这些话我今天才相信。过去不是无所闻，却不相信，不肯从这里去注意反省，终于被自己的阶级出身和环境所限制、所决定而不自觉。中国社会是不是缺乏阶级，自 1911年后是不是没有秩序，本都可以从两面来看，而且几十年中亦何能一概而论。但我总是从其一面——缺乏或没有——来强调，总不免一概而论，正为自己没有站在革命的阶级立场之故。以上借着毛主席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对照，揭发出其思想根源。本文开首说的：我之落归改良主义不出于浮浅错误而是有其思想根源，至此点明。


    以下继续说明我根据“无秩序”这一判断来处理中国政治问题，如何不能不使革命落空。


    十四、就为不懂矛盾论所以一无是处


    我写至此处，《人民日报》刊出了毛主席的《矛盾论》一篇著作。看了之后第一个感想是自己过去就失败在没有把矛盾法则弄清楚。现在看了还是有许多处若明若昧，但有一点则明白无疑：毛主席掌握了这部矛盾论乃是他领导革命成功之本，而我在中国革命政权问题上分析错误、处理错误，正为搞不通矛盾论。读者试回看本文第二步骤讲中国必“求统一于下”那许多话。还有《光明日报》前文讲我反对暴力斗争那许多话，不正是从形势分合、内（阶级）外（国家）矛盾来分析判断、来规划处理吗？等几时矛盾论学习好再把其间错误一一检查出来，现在只能粗说一说（仍不知对与不对）。


    “没有秩序”这一判断，决定了我对走一般革命之路的否定，亦决定了我必要作特殊处理。其错误亦要分从这两面反复检讨才更明白。


    一般革命之路——暴力斗争在我何以要反对呢？如《光明日报》前文所说：有两面才好斗，亦自然要斗；斗亦能斗出结果来。结果指一面压倒一面而革命政权树立。缺乏对立的两面不能斗；斗就要陷于乱斗，就要混战一场而没有结果。又何以见出没有两面呢？如前文所说：阶级问题要紧在剥削被剥削，而剥削却必在一种秩序下行之；有秩序便有两面，否则，不成两面。所谓不成两面，意指没有构成阶级统治之两面。一般革命不外是这两面中被统治的一面翻上来把那一面压下去，以新阶级代旧阶级而居统治地位。这种新陈代谢的社会发展，在历史上只见其改朝换代的中国原是没有的。不成两面是早就不成两面，不自1911年始；不过1911年后乃更加甚，在前是散，其后更加上乱。在散而且乱之中你怎么能斗出结果来呢？所以我认为此路不通。


    我们先来检讨这一面。


    说1911年前中国早就缺乏阶级，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说呢？我想是可以说的。“缺乏”乃比较相对之词，以表阶级在这里较之在西洋或一般是有差异的。在这里存在着剥削乃至亦免不了统治；就是说：一般有的矛盾这里亦有。然而其形势分散，上下流转相通，阶级好像没有固定成形，在矛盾上难道不较之一般有差异吗？说是可以说，但我一向片面强调缺乏阶级，而不从其虽缺乏亦还是有那一面来看，这就不合于辩证法了。


    成不成两面，在1911年前和在1911年后应当分别来看：1911年前，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都不是固定的，惟一固定者只皇帝一家，因有“一人在上万人在下”之说。说不成两面，意正指此。当其有大暴动起来，虽推翻一代王朝却无法做到一面翻上来一面压下去，亦正为此。然既有矛盾，就有两方；况其不固定亦只是相对的不固定。所以当大暴动起来，诚不免陷于混战乱斗，而当其有秩序之时终还有两面可说。必强调1911年前早不成两面，仍属片面看事情，不合辩证法。1911年后秩序破坏，军阀彼此对立混战，被统治的老百姓转落于第三者地位而纯被牺牲，确乎不成两面。然而在前已经指出：财产私有仍是公认的制度，剥削一般仍是有效，强霸争夺究竟难邀赞许：则秩序亦还是有的。此时从全国来说，虽不成其为两面；在一军阀政权地方内，难道说不是两面？片面强调无秩序、强调不成两面，总都是不合于辩证法。


    有没有秩序，成不成两面，这些都不需空泛着谈它，而要从其斗得出结果斗不出结果，亦就是一革命政权能不能树立来研究。——这是最要紧的。


    当我们要革命时——要解决矛盾时，就不能把各种矛盾同等平列来看。譬如军阀彼此间虽有矛盾，其矛盾却与革命无关。而我竟因其一时祸害的严重而看重它，不但把它与阶级矛盾平列而说为三面或多面，并且援为“阶级分野不够重要、没有力量”之证（见《光明日报》前文）。这就大错而特错。这是为我自己根本没有站在革命立场。如前所说，我是从有产者立场出发了。尽管小有产者在社会上数量绝大（毛主席所谓“两头小中间大”），并且私有制度亦还有一段前途，在当前应当求其稳定。然而在一个以反剥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理想要求的我，如何却代表了有产者，岂非笑话！关于立场检讨仍留待另一篇文；这里主要指出的是其轻重倒置，实为不能解决问题之本。


    假如自己站在一定的革命立场，那就是自己站在矛盾中的一面而要求如何解决其问题，则对于左右前后牵连着的许多其他矛盾，视乎形势发展，自能权其轻重，分别主从，知所先后，而联其所当联，攻其所当攻，暂时不管的搁开不管，将始终只有两面而不会乱。所谓“散”，所谓“乱”，所谓“混战一场、乱斗起来”，都不过是我把许多矛盾同等平列乃至轻重倒置、胸中无主之表现，在马列主义的革命党人是不会的。既然始终只有敌我两面而不会乱，则不断随着世界大势之发展而努力之结果，迟早总有一天这面翻过来而树立了革命政权。何能无结果呢？


    在《光明日报》前文我曾说：“我现在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有些读者看了不了解，以为“既然缺乏阶级了，如何还能以阶级观点把握它”？其实正该如此。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是一个革命者应当始终不放弃的。却遇到缺乏阶级的社会，依然可以承认其事实；仅承认其有所缺乏，并不曾轻忽其阶级本质。要必在不否认其缺乏阶级之中而把握其多少有阶级一面，然后才有办法能解决社会问题。我想唯物辩证似乎应当如是。过去我追求中国的特殊，在“缺乏阶级”的强调中竟致忘记了立场，抛弃了观点，把矛盾法则根本不要：革命在我不成空谈，成什么呢？


    一错误，无往而不错误。就在我片面强调“缺乏阶级”、“不谈两面”之时又忽忘其可能有发展变化，于是像山东乡村社会在抗日伪、抗蒋美的十余年中所引起之阶级分化以至惨酷斗争（详见前文），便不曾料到。这种把事情看成静止的，大大不合于辩证法。而且我一向强调“中国革命是从外引发”（见前）的话，何以却不早注意世界正从阶级立场分为两大阵营而决斗的形势，而中国亦就要被扯向两边去呢？这种孤立起来看事情，又是大大错误。


    中国共产党或许于中国缺乏阶级那一面有些认识不足，然而不要紧，他却正好把握了其有阶级一面。他把握了这一面，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立志走向反剥削的远大前程。这对于“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全局说，自己立脚地方，岂不失之狭小？同时对于这样经济落后的社会说要反剥削又宁不失之过早？然而一切不要紧。他立脚地方确实的很小，而放眼世界来看又并不狭小。剥削虽不能一步登天而废除，但从我们不能再走向资本主义来说，则方针路线又不可不早为明确。这一个“确实”、一个“明确”就是最好不过的事。近从一角落，远到全世界，在他眼中早把一切人们分作两边去。


    “分作两边去”这只是在自己眼中如此，还没有真成事实。不但没有成为事实，而且事实上恰是应该分到这边来的没有分过来，应该分出去的没有分出去。——这例如大都市的产业工人还没参加革命，手工业者还在闹“同行是冤家”，店员与老板相依，农民分散而不集中，甚至佃雇农与地主亦复相安，多数知识分子各行其是，在一种彷徨或游离状态中……如此等等说之不尽。然则怎样造成事实呢？特别是怎样团结成自己这一面呢？敌人那一面倒不必管它，自己这一面团结不成，则翻上来压下去的话即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假如以上是说共产党在认识上如何与我不同，这就说到彼此行动上的不同。


    共产党的成功是成功于其行动的。他的行动就是武装斗争四个大字。只是从武装斗争以后，那“分作两边去”的事实才当真造成。——一步一步地婉转曲折地经过长时期而造成。说明白一点儿：这才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统一战线。从造成自己（党）这一面的开始，就有军队和政权随着而来。一分的开始就有一分的军队和政权，最后便是极其强大的军队和全国范围的革命联合政权之建立。一切成就基于武装斗争，没有武装斗争没有一切。


    然而武装斗争不为别的，乃是为要破坏推翻一种强固统治的秩序；这在我不是“不患其有而正患其无”（见上）吗？前说“我正以无秩序为苦而共产党却就苦其有秩序”是彼此分路走的分歧点，正为此。在解决中国问题上彼此一成一败，他走了活路我走了死路，全由这里分。


    他单是武装斗争就成了吗？那完全不是的。单是武装斗争——单是暴动，可能没有破坏到对方而先消灭了自己。因为他不是从现成对立对抗的两面而斗争，乃是要在斗争中逐渐地分开两面，团结成自己。所以单是武装斗争完全不够，而要在斗争前、斗争中、斗争后，都善于掌握运用矛盾论。掌握好矛盾论，才能在散漫凌乱的社会中得其条理，把变化复杂的环境应付裕如——如前所说联其所当联，攻其所当攻，暂时不管的搁开不管——而使自己一天一天由小变大、转弱为强。末后，这面翻上来那面压下去的事情居然出现在中国，开数千年未有之奇局，其全部学问要都在此。


    读者试再参看《光明日报》前文说</a>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如何养成那一段，则于一般革命之路所以在中国终得走通不难明白；而我过去否定它的不对，可无待多说了。


    十五、这才晓得原来我没有革命


    更从另一面——我对中国问题的特殊处理那一面再检讨看看。


    我所谓特殊处理自是对一般革命之路而言，究竟其不同处何在呢？那不外革命是讲斗争的，而我则讲联合。用上面的熟语来说：革命就是“这面翻上来那面压下去”，特殊处理则在“不求统一于上而求统一于下”。要“翻上来”，必须武装斗争；要“统一于下”，全在把握社会人心一共同趋向。如今看来我错在哪里呢？很简单，我不该片面强调联合。把“联合”与“斗争”对立起来，以为二者不能相容。这在矛盾论上就根本是不通。联合是可以讲的，却要在斗争中讲就对了；特殊处理是应该有的，但离开一般而作特殊处理那就错了。


    特殊处理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假如说中国已是某一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者说中国已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都有一强大矛盾简单明切构成在我们眼前，谁还说什么特殊处理。恰为它不是如此，而是在几个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我们对帝国主义矛盾之外，帝国主义者彼此间还矛盾着；同时国内四分五裂，统治与被统治矛盾之外，统治者彼此间更有矛盾。实则其矛盾重叠、分散、零碎、复杂还不止此，此不过其大端。于是我的注意就被吸引到为祸最烈的连续内战（无秩序）上。这是几方面（有枪阶级彼此之间、有枪无枪之间）矛盾的集中尖锐表现，却掩盖了寻常有秩序的剥削被剥削那种矛盾。当我迫切要求国权统一稳定之时，虽主观自觉地是在要求有方针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却不自觉地早把社会生产上剥削被剥削那种矛盾——社会最基本重要的矛盾转而看轻，自己恍若置身矛盾之外来处理矛盾，而实际却是从有产者立场出发了。这便是我离开一般革命之路而走向特殊处理的开头一步。


    同时，结合着我一向对于老中国社会构造特殊的认识，我很快看出中国这种分裂内战与外国所有的分裂内战殊不相同，它并不代表社会什么一定势力分野，它完全是没有根的。这恰是数千年同化融合而无可分的一大民族单位，经两度革命后老社会构造崩解而一新社会构造未成的现象。当兹民族危难之时，为了共同对外御侮对内建国，苟得其联合团结之道自不难从社会意志统一而实现国权的统一。特殊处理的结论就这样作成。其间有许多设想未见得完全不对：譬如我策划在经济建设中要增进社会关系、调整社会关系而避免矛盾之加深，从阶级之缺乏 （矛盾不大）径直渡达于阶级之消灭（矛盾消灭）；譬如我要把国家政权建立在一种联合团结的基础上。然而毕竟不能不落空，因为就在自己恍若置身矛盾之外而实际却从有产者出发那一瞬间，在自己便从此失去革命立场，遇事便从此不能实事求是。亦可以说，从此便成了革命的外行人，以空想代革命。像调整社会关系是要站在革命立场去调整的；没有站在革命立场，还靠什么去调整？调整社会关系亦要实事求是才能调整；不能实事求是，又何能调整？讲联合团结亦复如是。没有站在革命立场，又靠什么去联合？没有立场联合起来又算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又何能联合成功？……前途一切落空是注定了的。


    过去我自己没有一定立场，殊不自觉。现在看起来很是明白。像上文叙我在桂林时拒绝朋友们劝我去某些地区（靠近八路军地区）建立乡村建设的或民盟的据点，我怕靠近一边便要削弱我为大局奔走说话的力量，就是一显明例子。“差不多没有什么考虑就拒绝”（见上文），正为其一向心理态度如此，这种“两边都不靠”的心理，影响我的行动不小。念念在“照顾大局”，自以为“用心甚苦”。不但辛苦而且忙碌。像《光明日报》前文所说，抗战中奔走团结，胜利后争取和平，“逐逐八年不敢惜力”，确乎亦都是事实。辛辛苦苦，忙忙碌碌，革命早已落空还自以为革命。为什么自信是革命呢？因我坚决否定西欧宪政之路而要求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廿多年向着远大目标努力，从来没有满足于改良呀！


    我要联合，不要斗争；其结果，斗争固然没有，联合亦不成功。自己没有一定立场，天天在联合人家，如何能中用呢？最后发现联合的事却全被毛主席做了。这就是他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是尽量联合可能联合起来的人而扩大自己，孤立敌人。共产党今天的成功，与其说是得力于斗争，不如说得力于联合。因为中国的事情原非联合不可啊！


    起初我判断中国不能以阶级为武力主体，实有见于国民党模仿布尔塞维克之失败（我有《中国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一文，见旧著《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1年中华书局出版）。国民党十三年改组，请俄国顾问，师法俄国，要从建党而建军、建国，所以在军队里设党代表，设政治部，如是种种。然其结果，军队还是落在个人（蒋、李、阎、冯……）手中，并没有掌握于党。其故即在党的阶级基础不明，甚至拒绝以一定阶级作基础，尺度放宽到无所不包而党乃不能不散。党不成其为党，于是个人就超于党之上，只见个人不见党了。然其所以失败，须知不全由于其人之糊涂，而是因为要迁就中国社会具体事实所不得不然。共产党不嫌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那样少，作为阶级基础看似太狭窄，而标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党，一切组织纪律无不从严认真，论党倒是成一个党，其如党太小而中国太大何？宽是失败了，严亦岂能成功！——我误以为既严起来，将无往而不斗。却不料毛主席领导共产党严其基础而宽其运用，又遇到日寇入侵，从对内转而对外，有扩大联合必要。于是从斗争而有联合，有联合又有斗争，联合发展了斗争，斗争推进了联合。粗着说大概是：以斗争始，以联合终（联合政权奠立）；语其微妙则联合始终离不了斗争（批评自我批评）。这然后才晓得不懂辩证法、矛盾论是不行的！


    现在我颇领会唯物辩证法就是指导我们实事求是。不懂辩证法而在做事中果能一步一步实事求是地走去，亦自然于辩证法有合。不能实事求是，便不会合于辩证法。我片面地要联合而不要斗争，回想起来明明是不切于事实的空论，不能以不懂辩证法自解。何以作空论而且长久安于空论？一句话：没有真革命！


    奇怪的是：我最恨中国人散漫无组织，怀抱着要为中国人养成团体生活的志愿四十年于兹（邹平工作即以培养乡村组织为第一义是其例），而临末了自己今天却是不在任何团体组织的一个人。何以会如此？其近因自是为了要大圈而不要小圈——为了要团结全国而声明自己“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 （见上文）。根本原因则在没有敌我分别，正如前说“恍若置身矛盾之外”而来观察矛盾、处理矛盾。就当我在民盟时，周旋于盟内与周旋于盟外几乎无甚不同。民盟原是一联合体，盟内盟外都是我要联合的对象；不过这（盟内务方面）是我联合之始，那 （盟外两大党）将是联合之终。民盟如是，统一建国同志会如是 （读者试回看上文自明），就连我过去的乡村建设学会、乡村工作讨论会亦无一不是联合性质。在我眼中看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从其待我联合而言则不是我，从我要联合他而言则不是敌。他们彼此有矛盾，而我则不在矛盾之内。假如说我一生做了一个梦，那就是“联合之梦”。做梦时是一个人，梦醒时还是一个人。


    我恰是走了一步不能发展之路，所以走了廿多年还等于没有走。而中国共产党呢，他正是走的逐步发展之路，卅年间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卒于统一全国。并且我现在相信他今后还能从人心上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如我之所祈求的那样，不止于以武力统一而已。他与我这一分别从何处开始的呢？他从阶级立场出发，不断地做斗争；而我则没有一定立场，不要斗争。


    社会生产上剥削被剥削那种阶级矛盾是看轻不得的。在时间上这是人类历史转变发展的线索所在，在空间上则能从这里串联到任何角落，而为全世界两大阵营所由分的关键。共产党把握这一点，纵横无不可通，是其所以有前途无尽发展的根本。而我却只从表面看问题不能深入（我倒以为共产党专学外国不能深入），为一时严重的其他矛盾所吸引，转而轻视了基本重要的这一点；断了线索，抓不到关键，自然就打不开路子，创不出局面。


    具体地来说，我所看轻者就是地主与农民间的问题。我认为至少是对于中国多数乡村此时应把它看成整个的，而不要分化斗争于乡村之内。乡村内部虽不是没有问题，然而乡村外面问题——整个乡村遭破坏——更严重。身体生命财产的自由在都市居民比较还有一点，乡村已绝对无可言者。乡村居民的苦痛表现中国问题的灼点。况地主绅士此时皆已避离乡村，所余居民间纵有问题要留待后一步解决。——我总期望土地问题要容乡村运动建立起统一国权后再来解决。（以上详见《乡建理论》第280、333、441各页）。


    就由于在这问题上轻轻滑过，我虽然说过这样的话：


    如何得从痛痒亲切处，条达出来多数人内心的要求而贯串统一之，是中国的生死问题。得着这个法，便起死回生；得不着这个法，便只有等死。


    （见《乡建理论》第355页）


    但这话却等于为毛主席和共产党人说了，而不是为自己说的。他们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一起，抓住农民的痛痒而发动之，就结合成功革命力量。我自己呢，竟落得“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是1936年邹平乡村工作同人自作检讨的两大问题，见《乡建理论》附录。）正为避免斗争就抓不住痛痒；不痛不痒地作功夫，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一向我在建国问题上，在抗日作战上，倒是都相信非发动民众不可，并且自己亦这样做，但总是不能深入。其故即在没有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站在一起，不是革命阶级立场，而是主张知识分子下乡领导农民、组织农民，是在做教育功夫。上文（第六节起首）曾说“由今看来，发动民众自是对的，却究竟我亦还没有对”；又在《光明日报》前文曾说我最佩服共产党的群众运动，“领导与群众结合得那样好”：当然全是这一个问题。


    我常自以为与任何人都不隔阂，其结果却是与任何人亦没有打通，临末落得自己一个人即其事实证验。共产党不惜与敌人作斗争，有时真是激烈怕人，然却能针针见血，直透人心，卒得与人打成一片。上文所以说“现在我相信他今后还能从人心上完成全国统一大业，不止于以武力统一全国而已”，正在此。


    我常觉得在两度革命后，社会人生的一切价值标准不能统一，“不苦于没有道理说服人而苦于说服人的道理太多”（上文第十节），其实这正为自己没有站在革命的阶级立场之故。从乎革命立场好恶分明，一切是非取舍不定自定。“无秩序”的话，仍不过自己没有一定立场，革命要求不强，信心不足的表见。这样自己本身先发不出力量来，又何能结合有力量的人？于是便归于无所不联合之路，其结果则是任谁亦联合不到。


    如上文所说，我以武力分散而不能集中统一为苦，因而要形成此社会一广大联合为武力做主体，其实这仍然由于自己没有站在革命的阶级立场之故。站定革命立场的人将不看武力是分散的，更不以武力分散为苦。因为他正要求把武力转属于自己，他看武力总不外掌握在新旧不同各剥削阶级手中，虽分散而不分散，并且分散了更好，让他们彼此冲突更好。——共产党武力之创造成功正利用了统治阶级的分裂内战这机会。


    我虽以武力分散为苦，却正亦利用这机会而发起并发展了乡村运动。当抗战起后，由于大局形势的推移而全国武力逐渐分归两大党的时候，我原来想从乡村运动形成此大社会一联合体的计划势将落空，于是改以党派的联合代替乡村运动的联合。而所谓党派呢，自以两大党为主要；两大党都是拥有武力的，这就不是社会的联合而是政府的联合了。于是发生要把武力交出来的问题和要把政权治权划分开的主张。我满以为利用两大武力相持不决的形势和国内国际都不容许再有内战的强大要求，将逼使两党非走我的道路不可。我在重庆旧政协军事小组上激昂急迫的神情，邵力子先生曾看见；我在南京和谈时格外卖力的那些事情，则民盟内外都晓得。其实全是糊涂！阶级的矛盾不会让武力老在分散状态，而卒必致归向两方面去；以阶级矛盾为背景基础的两方武力亦绝无交出来而合一的可能；相持不决亦不过表面一时的，而新生力量不可战胜，腐旧势力定归没落；所有这些道理我在当时都看不出，信不及。——直到解放前夕还信不及。


    总结一句：毛主席实事求是，从斗争求联合的联合政权今天成功了；我那种主观主义要联合不要斗争的联合政权本出于空想，今天自然落空。事实既经证明，历史做出定论，三十年自以为革命的我，临到末了还只有承认是改良。


    经过反省，我认识到：无疑地吃亏在我不懂矛盾论。然而为什么不懂矛盾论呢？对于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接触不到，难道只是聪明不够的一个问题吗？其所以粗粗领会到一点阶级矛盾社会发展之理便用来论究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而不能深追而深通其义，用以解决中国问题，根本为我不像毛主席那样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立场，我没有那副伟大的感情和决心。毛主席之能深通马列主义全从其革命实践中得来；如上文所检讨我没有真革命，自无意乎深追，亦无从而深通。还是立场问题决定了一切。


    1952年5月5日


    后记


    此文最大缺点即在今天批判自己的话还没有自己讲明过去如何用心思的话多。属文之时未尝不一再删节，而删节下来犹且如是，可见胸中求为人知之念多于其自惭自悔之念。惭悔之心不切，检讨文是不可能写好的。


    1952年6月5日漱溟记


    [1] 此文现已觅得，并辑入本书。


    再忆初访延安[1]


    1938年初我第一次访问延安的经过、见闻和收获，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第五节《访问延安》里，已有较详尽的记述。因为事隔将近半个世纪和年老记忆力衰退，关于此次访问的种种情况多已记忆不清。但有几件事，在经历了数十年之后，至今仍留有较深的印象，值得补记于后。


    一、互不相让的争论


    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主席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又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己的立场上后退一步。


    我对他说，我过去有一个口号：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谈起认识老中国，他当然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我就说，老中国社会与欧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形的阶级。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又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立对抗，老中国不明不强；中国虽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流转相通，因而不是截然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对如何流转相通，我又举了许多例证来加以说明。当然他也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他的论点。可是谁也不曾说服谁。到末后，他就这样来结束这场争论：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与其他社会相似的一般性。我当即回答道：一个人都有他的一般性（例如他是个成年人），你只说他是个成年人，没有点出他的特殊性（例如他是个学问家），就等于没有说一样。所以你如果不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就等于没有说一样了。


    彼此之间的争论，以各自依旧坚持自己的见解而结束。


    争论激烈，观点决然相反，又各不相让，不动气似不可能，但我们的争论自始至终确实如此，由此可见他的气度宏大，是了不起的。因此在谈话结束之后，似彼此心气相通，毫无隔阂之感，而且心里觉得有一种满舒畅的味道。我就是在通宵的长谈之后，怀着这样的舒畅心情，退出他的住室。这时室外东方天色微明，已是方将破晓的时刻。


    二、“走的是改良之路”


    为了求得他对我的观点主张的了解，去延安时我特地携去了我写的几个小册子，还有几十万言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奉求毛主席指教。在看过我的书的次日，毛公</a>出示他阅读时所作的许多条摘录。这些摘录是用秃笔横书在粗纸上的。他指着说，这些见解不无是处，例如不搞上层表面文章“宪政运动”等，又例如改造社会从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也是对的等等。然后他又说：“梁先生！你是个宣传家哩。”我迟疑未晓其义。于是他说：“凡是想要以其道易天下者便是一位宣传家。”


    看了我的著作以后，当然他也给予了许多批评。这些批评的话则不曾用毛笔书写在纸上，而是口述的。据我记忆，批评的话大意是说我的主张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不彻底；走的是改良之路，而非革命之路等等。


    三、“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


    在延安前后共盘桓了十八天，参观了许多地方，短叙长谈又用去了不少时间，访问终于结束了。我又将自延安返回西安，再转往其他地方。在临别时，毛主席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后来我找来读了，觉得是好，虽然有些地方我不完全懂。待解放后，我才知道过去虽然读了不少马列的著作，但很不够。后来多读了一些，理解得也更多了一些了，便感到自己早年著述中对共产党的理论多有批评或斥责是错误的。现在再将这类批评斥责的语句翻检出来看，于是有所省悟，因而在其中一处批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此文写于1930年，其时吾于共产党缺乏了解，且有偏见，故尔出语不合。然此文可存，此语不必改，以存其真，且志吾过。


    1965年5月梁漱溟识


    多读一些马列的书，还使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衷心的敬佩，特别是佩服他们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它与英国的欧文和法国的傅立叶不同，高明的多。欧文和傅立叶都倾慕社会主义，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向往社会主义，可是马、恩是指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自然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规律，这与仅是主观上倾慕向往理想的社会大不相同。


    [1] 写于1983年。梁培宽整理。


    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1]


    我于1938年1月初旬访问延安和毛主席的谈话，曾记述之于当年所写《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由乡村书店在武汉印发）。其后在香港《光明报》发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长篇连载又述及之。前后详略不同，可以参看。今为此文主要是追记 1946年3月我又访问延安的谈话，以及1950—1952年间在北京几次晋谒时的谈话。


    在北京的谈话，每次总是主席派车来接到中南海颐年堂主席寓所的；1953年秋9月以后就没有了。


    一、1946年3月访问延安的谈话纪要


    先要说此次去延安的动机。那是在重庆的旧政协开过后，我宣称不参加将要组织的联合政府，为求得中共方面的同意而必须去访谈的。


    旧政协会议自1946年1月10日开始，至30日闭幕。按照协议来说，应该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然后依法选举总统步入正常政轨。闭幕前夕共方周恩来代表将返延安请示，然后签字，特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交换意见。此时我预先写好给毛主席一封信，即交托周公带去，表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从事思想言论工作，不参加联合政府之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许。毛主席手答一信，经周公带回面交于我，略谓参加政府与从事言论工作不相妨碍。周公面语尤见严厉。他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关着门，不容许各党派参与，经我们大家合力争取，现在门已敲开，你却临门后退，影响不良，绝对不许。我一面在报纸先后刊出《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及《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两文表明衷怀所存，一面即不能不有延安之行。


    要知道，当时且将实行的宪政是出于张君劢巧妙设计，为国民党所同意，为共产党所同意，为民盟内外各小党派所同意，惟独我一人却认为其不可能行于中国。此宪政是以英国政制为蓝本，而形式格局上袭取孙中山五权宪法的。英国政制原是我少时在清末所梦寐以求者，入民国后即逐渐觉悟其不可能行于中国（具见1931年发表的《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一文）。在那时节各方全都同意之下，我一人无法持异议，只有闷在心里。但要我随众参加实施其事，又岂可能。在缺乏眼光的各方面去实行宪政的时候，我个人要退出现实政治，站在批评立场，发抒夙怀意见，自属必要。去延安就是向毛主席他们倾吐此中曲折。


    彼时重庆、延安之间的来往全赖美国军用飞机。美军人员既有驻北平（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者，亦且有两人驻延安。因此在交通上就多所借助于他们。我便是经周公代为安排成行。记得同行的全是中国人，先到北平，次日乃换飞机去延安，同机者有肖克将军等共方人员。飞抵延安时毛主席在场接待。我随他一车至枣林他的住所休息用饭。据闻毛主席方在病假养息中，刘少奇被称为代主席，似乎例行公事一付于刘。我为增进共方朋友对我的了解，在我倾吐积怀时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主席允为约集十人听我谈。后来会谈座中记得有任弼时，其他识或不识，现在不尽记忆。


    我陈说自己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见解主张，分两段说。先就彼时政协所取得协议的宪政，申论其必将行不通。可能用不到二年三年，或许一年就失败。——附带说：毛主席对宪政似未寄以信心，而在刘少奇等人以为那便是中国政治的出路了。但毛主席却仍然亲口对我说，他们准备搬家到苏北清江浦；他将常住在清江浦，而遇中央政府开会时去南京一行。似乎假定宪政能施行一时。——大局到两党合作的宪政失败而别寻出路之时，我有预先准备的一方案在此，愿提供中共朋友参考。当然，不到那时，不必考虑。


    关于学英美式宪政必将失败的话，今可不多谈。我预备的方案隐约有一个前提，就是蒋介石的死，或他失势下台。话不好明说，而当时竟被任弼时觉察出来，问我：“你是说要待蒋介石死了吗？”我点点头。此公聪明，在建国后不久便故去，真是可惜！


    继续谈我预备的是政治上各方面合作的方案，既非一党垄断之局，亦非多党互竞，而是多党的合作。蒋是任何方式合作的死敌。蒋不去，皇帝制度在中国仍然名亡实存，群情不安，大局不定。当时，我固未料中共一方能以兵力驱除之，竟尔奠定无产专政之局如今日者。我当时只就常情常识申说我怀抱的见解主张。


    我的主张根</a>据我对中国当前问题的认识，而当前的中国情况则基于过去中国社会本质上（组织结构上）有所不同于世界他方。这原是八年前我第一次到延安曾和毛主席往复辩论两个通宵未得解决的老问题。那时他说我太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忽略中国社会仍然有其一般性，我则反责他忽视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过于偏从一般性来看中国。实际上我此时要陈说的主张，仍就是八年前曾经提出的那一建议。不过今天所见更逼真，筹思更加成熟了。


    八年前那一建议就是要国内各方面（主要是两大党）从当时的团结抗敌前进一步，而确定合作建国之大计。其入手即在“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两大问题上交换意见，互相磋商订定国是国策。此事如有成果，其第二步便是由一向分立对抗的各党派转化为协力合作建国的一个党派综合组织。


    政治上的奔走活动必然产生党派，党派的组成客观一面是各有其社会基础（例如阶级性、地域性、行业性或其他），主观一面是各有其主张要求。然而大前提更看中国人面对的是什么问题。问题来自外，抑或在内？国家危亡是其第一问题，所以救国运动是其存于实质上的共同点。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应当彼此合作，不应该互相仇视。但国家危亡有其内因，改造社会本身又属必要。从而每每彼此立场不同，又落于分立乃至对抗。抹杀其不同，是不好的，亦是不可能的。这就客观上决定在合作中莫强为混同，应当有合有分，顾不说联合而说综合者，所重在合也。


    彼此协力合作来对外或较易，协力合作来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岂易言哉！如我筹思，要综合各党派成立一个组织体，以负起救国建国任务，是必切实注意循行如下各原则：


    （一）各党派在订定国是国策时交换意见，应只就每一具体的现实问题说话，避免涉及各自夙怀根本思想信念。即是：各方原不免各自有其哲学思想或主义信念为其当前意见主张之所本，却应避免谈及。


    （二）彼此交换意见应尽可能地求同存异。即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彼此间的分异原易突出，却应各自保留之，而只就如何解决，或如何应付此当前问题的方法政策上，求得其一为止。


    （三）各党派在建国的远大目标上殆莫不倾向社会主义，纵然所谓社会主义者，彼此非定一致认同，仍不妨订定下来。盖既为远景，固非现时所必争。


    （四）在头一次国是国策订定之后，随时就当前问题不断地赓续进行商谈修订，只要各方同意，不须拘执旧章。


    以上所叙非我当场发言原词，却是我筹思很久的要义。


    继此而申说的便是党派综合体不负行政之责，而居于监督政府执行政策的地位。我于此窃取了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之说。政权在民，党派综合体是代表人民，站在全国人民立场执掌政权者，而以治权付之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即通俗所称政府则忠实于政策之贯彻实施（在实施中如有意见可随时反映给党派综合体）。如此两下分开是万分必要的，是党派综合体自身恒时保持在一致的立场上所必要的一大前提。否则将导致党派间的闹意见而动摇根本。


    当时座间毛、朱二公颇用心听我发言，毛无表示，朱公当听到我末后的话时，忽曰：“此或三十年后的事吧！”此外无人置一词。


    次日毛主席约集其同志数人与我会谈，其时因有蒋方不尊重协议之宪草而多所改动之讯，毛主席说：“他（指蒋）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但我要那第十一个！”关于改动宪草事，盖出于孙科等备受其党内诟责，孙同邵力子二人向周恩来代表再三恳求修改。周公商之张君劢在三大问题上分别作如下之让步：（一）国民代表大会从无形（指全国公民投票）复归有形；（二）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得对行政院为不信任投票，改为对总统负责，并删去立法院的不信任投票；（三）各省得制订省宪改为制定省自治法规。如此重大问题在各方取得协议后岂得再改动？然而在野方面却居然向国民党退让了。中央通讯社高兴地大肆宣扬。延安方面吃惊不小，急电促周公回来作报告。其报告和讨论的会，我一个党外人未便参加，即于次晨飞回重庆了。


    如上所记我在延安的谈话，因为事隔多年，今日不可能记忆清楚。但其内容意思要点大致总不外如下这些：


    （一）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思想上只从模仿外国出发，而脱离自家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基础是不行的。


    （二）既要建设一新中国，必须依从一定方针宗旨贯彻下去，其势不可能走多党互竞，轮流上台当政，如欧美各国之路。


    （三）一党专政之路（如法西斯、纳粹、布尔什维克）虽然似乎可以贯彻一定方针而前进，但在这散漫成性的小生产者的社会基础上难以建筑得起来。


    （四）凡事总要照顾到前途理想要求之一面，又要切合着现实社会条件有其可能之一面。因此所以多党互竞或一党专政均不是我们的前途。这就归落到我所设计的党派综合体那一主张。[2]


    这次再访延安，除了谈话，还下乡参观南泥湾等地。同时为了候周公自重庆返回延安，以便了解政协政治协议的改动情况，在那里前后逗留了十天之久。第一次去延安，未曾见到刘少奇同志，好像当时他在前方。第二次见到了。还记得他和彭德怀二位的住处与我的临时住处相邻，我还去回访过他们。陈绍禹（王明）也曾来过我的住处，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别后一场大病初愈。陈作为共产党在参政会的代表之一，重庆会内会外我们常可碰见。在这次访问中，朱德同志还向我提起当年他德国留学后途经莫斯科回北京，曾想访问我而未成的事；想访我是由于他在德国留学时的朋友孙炳文烈士的建议，而孙是1912年我在《民国报》工作时该报总编辑。孙炳文兄的夫人任维坤（人称“妈妈同志”，孙泱和孙维世之母；孙泱与孙维世兄妹均死于“文化大革命”中），这次访问中也见到了。任维坤也是当年在《民国报》的同事，她是报社中三个女编辑人员之一。


    二、1950年后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的几次谈话


    1950年3月12日的谈话纪要


    我是1950年1月半从四川到京的，其时毛主席周总理方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未归。3月10日我在统战部安排下随同党内领导诸公到前门东车站迎接他们两位返京。次日晚间举行欢宴，我亦被邀参加。席间主席语我：明天晚上我们谈谈。12日晚时后在颐年堂见面，有林伯渠先生（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在座。谈话至深夜12点后用饭，饭后又略谈片时，兹追记留于我记忆中者于下：


    主席问我：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吧？我稍迟疑，回答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盖此时我尚信不及中国能以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这一心理是有其根源的。中国自推翻帝制多少年来，纷争扰攘，外无以应付国际环境，内无以进行一切建设，天天在走下坡路，苦莫苦于此。我一向切盼大局统一稳定，而眼见一时的统一不难，就难在统一而且能长期稳定下来。1949年11月尾，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和林彪第四野战军相继入川，我亲见两军军士装备和待遇，四野优于二野情形，两军接收重庆物资彼此争夺情形，而且全国划分六大军区，颇有割据之势。还有国民党会不会卷土重来？这些都是问题。——这些话存在心里，却未便说。


    我向主席说：取天下容易，治天下却不容易——治天下要难得多。今天我们当然要建设一新中国（现代中国）而必先认识老中国才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是我一向的口号。我虽不参加政府，但我建议在政府领导下，设置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我愿备顾问，参与研究工作。主席说好，却未多往下说。


    [1] 写于1977年。


    [2] 我曾有《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极能代表我当年的见解思想，亦即我到延安与中共方面谈话的大意，读者不妨取而参看。——漱注


    主席随即劝我出京到外地参观访问。他说：过去你不是在河南山东各地搞乡村工作吗？现在这些地方全都解放了，去看看有什么变化。还有东北各省解放在前，算老解放区，亦要去看看！我原有意要了解中共在地方上的政策措施，立即商定各处参观计划，其后并于4月初间成行。


    我对主席陈明我在川中办学情况。主席指示勉仁文学院可交西南大区文教部接收，所有教职员工及学生各予适当安排。其中随我工作多年的人亦可以令其来京仍随我工作。当下主席对林老林伯渠嘱咐：梁先生的这些人员到京之时，请林老决定安置。至如勉仁中学可以续办一时期，以后再交出，全由国家统一办理。其后勉仁文学院教职员工和学生多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其中副院长陈亚三则来京，以我的秘书名义安置在政协。勉仁中学最后亦交出，改为重庆第二十二中学。


    如上解决了我的一些问题，此外还有许多漫谈，不觉到深夜12时。左右向主席请示开饭。我立即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请给我一二样素菜。主席忽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


    开饭时，林老招江青入座，于是四人同席。饭后谈话无可记者。我告辞，不敢劳主席相送，主席竟坚持送我到门外登车。然而看他词色间似不愉快者。


    我回忆往年访问延安，特别是1938年春那两次通宵辩论后，我临别出门犹觉舒服通畅之情怀，何以此次竟不可得。如其说那次交谈是成功，这次便是失败。


    寻思一时顿有会悟。原来十多年前延安深夜人静辩论不休，彼此开怀曾不起意。辩论极易引起争胜意气，而此种意气竟然不起者，则感应之间主席实居主动，我是在他的感召之下而胜心不起的。主席和我，此时庶几乎所谓“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者。而这次相见却不然。主席有意拉我入政府，我意存规避，彼此各怀有得失计较。这些都是私心杂念。一般人将谓彼此各为国家大局设想，怎说“私心杂念”？此则一般人不学之故。——此指孔门古人之学，大乘佛家之学。


    1950年9月23日的谈话纪要


    在上次谈话后，我即按照主席所嘱计划，和统战部长李维汉、徐冰两位洽商去各地参观访问事宜。我提出须带秘书随员三四人同行，并商订秘书各人名资历待遇问题。然后由中央统战部分电预定访问的各省当局知照，请他们招待参观。4月9日我暨秘书李澂 等人出发，其周历各地情况另有记述。末后于9月16日从东北回京，23日晚9时应毛主席召，在颐年堂谈话约一小时有余，兹记其大要如次。


    我首先谈我在旅顺大连曾闻见美苏飞机在附近上空相遇冲突之事，我离东北前夕，沈阳已施行夜晚灯火管制，似乎战事即将爆发，可惜东北工矿初恢复又将被毁。主席表示尚不至有战争。因为我们不想打仗；根据美方在其国内外布置的军队的情况来看，亦不像要打仗的样子。


    我报告东北见闻中，提到工业方面马恒昌小组及召开学习马恒昌小组的会议各情况，工人们已觉悟到新国家之为工人当家作主的国家，实大为可喜现象。后来继之有王崇伦等先进事迹，均见出工人们的阶级觉悟。此种觉悟为我们立国之本，宜发展普及之，主席欣然色喜。


    末后，我将随身带来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的草案请主席阅看。此事原在上次谈过的，但主席看时皱眉不悦地说：研究是可以研究的，此时不必忙吧！我答言，不是我急于举办，而是日前（16日）在怀仁堂遇见周总理，总理嘱我起草此件，交给他以便提出于政务院会议讨论通过的。主席说：既然你们都商量好，那就去办吧！且接连说两次。我说不然，应当以主席意思为准，此事即行从缓再说。——此后我即将此事压下不提，见到周公，他亦不问了。


    今天想来，此事幸而中止。强调阶级斗争是毛主席倡导的时下潮流，而认识老中国将是唱反调，必不容许的；到那时研究所被砸，不如此时不举办。


    在这里附带一说的是此后不久——10月25日——卒有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之举。中国援朝与美国打个平手，结束于停战协定，奠定声威于国际，列强遂不能不刮目相待。


    此时正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即农村里分田运动，全国有不少地区尚在进行中，主席劝我去参观学习。我以多日奔驰于关内关外，推辞不想再出去。并表示愿以半年来参观所得和自己的意见感想写记下来。主席点首说好。


    1951年9月5日的谈话纪要


    我在如上的谈话不久，10月初间即偕眷移居颐和园内石舫附近的西四所居住，黄艮庸、李渊庭、孟宪光等亦分住于两侧耳房，进行讲论及写作。写作的题目为《中国建国之路》。今尚存其稿两册，但未写完即辍笔。


    转过年来，我闻悉将有西南土改工作第一团之组织，忆及上年主席所表示的意旨，经向统战部取得同意后，即偕艮庸一同参加，于五一节后成行。


    彼时在西南大区下，四川一省又分东西南北四个区。从而我们土改工作团百数十人亦分成四小组分赴四个区工作。我暨艮庸则随土改团长章乃器参加了川东之一区。工作地点在合川县，团部驻于云门镇上。但我和艮庸则愿下乡居住便于工作。工作情况非此所及述。到8月下旬工作结束，30日飞回北京。到京仍住颐和园内。主席闻知我回来了，9月5日晚间召往晤谈。


    当时章乃器同为主席之所邀谈者，他已先谈过了许多话，正在向主席告辞。因此我不复多谈川东土改经过。且值左右为主席开饭，江青亦来入坐。我先已在家进食，虽列坐，但食一蜜桃而已，即转入随便谈话。


    谈话中，主席对江青说：“你去江南参观土改，当地干部们阻止你下乡；你在城里住几天就回来，没有完成任务，这不行！”又嘱说：湖北某些地方尚在土改运动中，你还必须去看。


    谈话中，我说到邓小平同志曾为我们作长篇大报告，备述刘邓大军入川以来如何肃清各处匪乱以至部署土改各情况，看来西南大区邓实负重责。主席点头说：“军事政治各样他都行。”又连连说：“那是一把好手！那是一把好手！”当时给我印象颇深。比及全国各大区撤消后，各方负责人物多集于中央，而邓独被任为党的总书记，有由来矣。


    末后，主席说：据报告广东进行土改有些麻烦问题，你去看看，好吗？我答：从5月初入川参加土改工作至8月底归来，首尾达四个月，不想再出去了。主席遂不相强。


    1952年8月7日的谈话纪要


    这次谈话是从午后二时开始，到四时我辞出，不同于往常大多在夜晚谈话。又这次谈话是出于我（通过林老）的请求，亦非由主席主动召见。盖多年来我没有参加革命，而自以为致力于革命，以致妨碍了（共产党）革命，有必要自己检讨。我写出检讨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长篇，送请林伯渠秘书长阅后转呈主席阅看，希望得到主席指教。5月5日送去，至是——8月7日——主席召我去面谈。


    主席对我说：你的自己检讨文章有好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指划出重要的几段来而后我方才看的。我看上去，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


    于是我提出想去苏联作学术研究的请求。往者迫于国难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我多年来奔走四方不遑宁处，虽然生性好为深思，有心从事专题研究而未暇。今幸在党的领导下，正好有了安居治学机会。所以要去苏联者，是要去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之学。因我蓄意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已多年，巴氏之学虽属生理学，非心理学，却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研究它，可免心理学空疏之弊。此为第一个要去苏联之由来。


    再一个原因，是要去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社会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这是在观察和衡量一种学术思想以至社会文化上如何确立一准则的大问题。我留心此问题而在国内得不到解决；其访求经过如下——


    1951年驻京的苏联大使尤金博士写有一长文，题为《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北京《人民日报》10月17、18两日连载其译文，内容就是讨论社会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我读之甚感兴趣。但原文往复讨论，颇费寻绎，我不大晓得自己了解得是否正确，特就原文分为： （一）所谓社会经济基础者何指？（二）所谓上层建筑者又指哪些？（三）此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把原文分别采录于三个问题之下而试作结语，求教于人，看我的结语对不对？（对，就是没有错解尤金的原意。）


    我求教于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北京《人民日报》社编辑部的理论组。尤金论文登出在该报，故尔求教于他们。回信说理论负责人请假，原稿退回于我。二是求教于陈伯达。陈住于颐和园对门的党校内，而我则住在园内，距离最近。他有党内理论家之目，故尔向他求教。但久久无回音。我到党校传达室问讯陈是否在校；回答在校。于是我写信促请其答复，不料一个月之久依然无只字复我。三是求教于沈志远。沈曾留学苏联，抗日战争之初经延安回国，闻延安人们称道他是一个马列主义学者。于是我从民盟总部询知其上海住址后通信求教。沈回信云事务猬集，恕难作答。最后经政协学习会朱洁夫同志代我向《学习》杂志主编方面求教，得其复信，说：此涉及许多理论问题，尚须继续研究。总起来说，我多方求教，均无结果，我惟有去苏联访问了。


    当我向毛主席作如上的陈述时，说到旁人不能答我的提问，却均退还我的原件，独陈伯达不给我回信，且扣留着我六千多字的原件。主席笑说：你的原件现在我这里；是他拿来给我看了。但主席亦置而不答我的提问，只答复我，要想去苏联，尚非其时。


    主席说，近两年我们有不少人去苏联。大多是参观团，在他们引导下各处游历一番而止。再则是派去的留学生，在他们安排下分门别类指导就学。但你要求的意思既不是去参观，又不是去就学于学校，而是住在那里从事一种问题研究。中苏之间，虽然亲善，究竟是两个国家，他们不知你在搞什么；这是不好的。势不可行。


    谈话至此，主席针对我去苏联的第三个原由而说：你不是想考察了解俄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和现状吗？你不如且就我们自己国内作一番社会调查。先是我曾问过主席有什么任务给我，我以为这便是给我的任务。于是请问调查项目。主席说随你要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你可以带几个助手，公家将给你一切方便。我感觉出主席的好意，不便辞拒。但我内心有自己要做的事，又不想从命而行。当下含糊了之。岂料主席却很认真，次日乃知立即交付统战部给我准备出发——另记于后。


    谈话转入我幼年所受教育的情况。我说，我没有诵读过经书——此盖出于先父意旨——如《论语</a>》、《孟子》等四书</a>不过后来靠自己阅看罢了。他如《诗经</a>》、《书经</a>》、《易经</a>》未尝不喜看，但生僻字句至今很多，不识不懂。主席插言：“经书我倒念过不少呢！”又自言八岁就读私塾三年，至十岁后，极嗜看书。家中书少，而外祖父家有藏书，例如《史记</a>》、《汉书</a>》等皆从外祖家索借阅读之云。


    我谈到十六七岁时，辄厌弃世法，想出家为僧，今垂老而此志不忘。忆当时觅读佛典，无人指引，暗中摸索，久而得通。二十四岁实无在大学任教的学力，却竟被蔡校长拉进北京大学任印度哲学讲席。对于儒家初无兴味，后乃悟其价值不可菲薄。主席说，对于儒家佛家从来漠然非所好。特于佛家学理不通晓。然而在湖南，佛寺却多且大。曾游宁乡沩山一大寺庙，属禅宗沩仰宗，寺僧约近千人，幸绝大多数下地种田。今不悉如何。日昨陈铭枢来信，为某些地方党员干部勒令僧尼还俗，毁改寺庙，诉冤诉苦。此非我党政策。宗教信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然而列宁说过共产党不强加摧抑。中央当晓谕党员云。


    主席随后谈及北京大学教授周炳琳和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两人一些情况。据闻周之子在壁间悬挂主席相片，而周辄为撤除，人或非之。主席说此可不必；应许人有自由意志。若以尊重领袖强加于人，流于形式，有害无益。关于潘光旦的事情，现在记忆不清楚，从略。（附注：周原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任河北省教育厅长。


    临末我因受张东荪之托，提到张东荪犯罪问题。张的为人聪明特出，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他亦是奔走城内外之一人。1949年建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列居六十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注：这时他是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惑，甘心为美国务院提供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不意主席于此事竟不见恼怒，回答我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得如何吧！


    是日谈话至此为止；我告退时，主席说：不忙嘛！我说，到四点钟了。主席说，那么，我们去开会。原来此日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地点就在隔壁勤政殿，主席主持开会，我则同其他政协委员列席后座。


    总结上文，略记其后各问题的归落


    首先如上文所叙，主席要我出去各地作社会调查一事，因我没有拒绝，主席遂已交付统战部为我准备出发之事。8月9日徐冰同志邀我到统战部商谈一切。我坦率说出一心想去苏联，自己学习俄文已一年多，准备随行秘书李澂 也认真学习，已能翻译俄文书报。徐冰自称他留学俄国多年，因彼时国内译出马列的书还不多，但今则不同。今天既有中文好译本，而且购求任何原著亦甚方便。总之，他劝我遵照主席意旨在国内做社会调查。无奈我纵然去不成苏联，终不愿为国内漫游。他不能相强，只得据实回复主席了。


    事隔两年之后，我始于主席的美意大有所悟。此即毛、周两公常谈</a>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指出知识分子必须下厂下乡接近工农，以至知识分子要劳动人民化，工人农民要知识分子化。这一方针是向着共产社会走所必要的。回想从1950年3月起至年8月，同主席先后谈话四次，每次他总劝我出去看看走走，只头一次我听从了，其他三次我均拒不从命，大大辜负了他。


    再则，如上所叙我想去苏联研究解决的问题，经我在京学习研究后亦大致各得其解决。例如：


    （1）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之学，国内有许多译本或专著出版，如戈绍龙译本等是。又如期刊介绍论述之文亦不少。我既大致了然，且曾为同学诸友讲此学大意一个多月。


    （2）至于社会经济基础和其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经过几年的思考研究，我已见得分明。盖社会经济基础和其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人类文明文化发达史上是步步发展变化的。初期的上层建筑不过起一些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已，愈到后来上层建筑愈强大有力。在当初人类不过是自然界之一物，到后来却俨然成了自然界的主人。斯大林写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意在指明某些学术不因阶级而异；在这里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那都是对的；而尤金的文章却引来申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缺乏真知与定见，殆不足取。


    （3）至于我想去苏联考察了解俄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和现状问题，则由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显示了它走向共产主义的弯路。此弯路正是由其民族历史发展和传统文化的背景而来，非偶然。社会主义革命不见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却发生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是各有其理由的。我原料到俄国革命不牢稳，果然不差。但中国却将为世界革命先导，正自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近著《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和《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两文足资参考。


    我自己的问题截止于此。另一个张东荪的问题，卒以毛主席的宽大优容，没有加罪。张写出自己检讨文送主席阅看，主席不满意，嘱其再写。张第二次写来，仍未获准。第三次他所写的幸得谅许。于是既不加罪，且给予中央文史馆待遇，每月有生活费百元云。（据闻后来张本人似乎活至九十岁乃身故。）


    （上为1976年12月著笔之文，延至1977年2月方写完的。 ）


    毛主席谈话补遗


    毛主席有些谈话之可记者，兹补记之——


    一则是1951年9月我从四川土改工作后回京见到主席，谈到土改中死了不少地主阶级的人。主席说：台湾造谣说死了一千多万人；哪里有那许多？我估计全国合共大约六十几万人吧！


    一则是某次一同吃饭时，因我素食，主席谈起自己亦曾吃素半年光景。据云：那是民国七年到京后，经常往来北大第一院（沙滩红楼）和第二院（马神庙街北）之间。马神庙街东首路北有一家羊肉铺，北京人俗呼“羊肉床子”，一次早晨见其在门前宰羊，剥皮，剖腹……目不忍视，即动念自己不再食肉。如是者半年，随因离京回南而淡忘云。


    1977年2月11日记


    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述略[1]


    批孔运动始自1973年11月，我在学习会上第一次发言在 16日，其词是对会上同人向我发问的回答。我说：“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其协调和协和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像毛主席早曾说过的，如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的话。新党章内尚且有此规定，何况我们党外人。但自己有不同意见，要保留。我若放言高论，那便不对。”当时会上各位同人对我的话均默然无任何反应表示，各自去发言批孔。


    批孔是从批林引起来的。我在学习会上曾表示批林不批孔。但我之批林有些不同于众的说法，颇受众人非难，竟然加我以尊孔保林的罪名。盖我认为林贼[何]尝有什么政治路线可言？他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如刘少奇、如彭德怀，尽管其路线不对，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之路，却他们各有其公开的主张提出来；他们自以为是对的，是为国家大局设想的。林贼何曾如此？表面上他主张在宪法中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来担任，实则自己想当国家主席，又不好出口。什么“天才论”，全是假托词，全是花样假招。他同他的妻和子以及少数私党在阴暗角落里搞鬼，难道亦算他为国家大局设想的路线吗？假若他当真为国家大局设想需要设国家主席，而且在毛主席不担任时，自信他来担当是相宜的话，他亲向主席提出商量，那样，我承认他算得上是有路线。他未曾这样做。说路线，总是为大局前途设想的；你不能把他们不敢见人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做路线。在林贼虽无路线可言，然而他之所为却在破坏毛主席领导的正确路线，那么，也就可以说做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


    学习会同人在这里却指责我把无产阶级政治中路线斗争，说成是封建国家或资本主义社会彼此个人间的权力之争，有意反对领导党之所论定。那对我是一种诬赖。


    据传批孔出于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不容抗拒；1974年2月前后，一时社会上空气浓烈，形势严重，而此时我乃骄矜自喜，言动不知谨慎，以致引起不小波澜。


    先是1973年12月14日在学习会上我曾表示对于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能同意，但我不愿公开表示，妨碍当前运动。假如统战部领导方面想知道我的不同意见是什么，我可以写出评价孔子一文，送请阅看。19日复以此意用书面表示交给本组召集人转领导学习小组。21日召集人之一赵朴初传达领导方面的回答说，写不写评价孔子一文听我自由；但我自己却决意去写出来。于是1974年1月着笔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对外不公开，以免有碍当前政治运动。


    此文初草不免意气用事，写出七页且嘱人复写之，为公开发表之用，后皆作废。然于中国古代非所谓奴隶制社会则见之较明切。虽家人儿辈及亲友诸关心我者，皆虑我发言贾祸，我一切不顾。在学习会上流露了奴隶之说未足信，然时论之批孔者皆从孔子卫护奴隶制这一点出发，否认奴隶制即使时论失据。会中有人向我挑战，质问我何所见而云然。意气方盛的我，遂有2月22日及25日连续五小时之长篇发言，倾吐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特殊之说。于是群情爆炸，说我是猖狂向党进攻，张出大字报多纸于壁间。我憬然有悟自不该说出有碍当前运动的话，违背了原要保留不公开之初心。


    约有五小时之长篇发言，后来经过整理撰写《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这里从省不录。


    我既自悟发言不当，即向众承认错误，凡同人对我的批判斗争，我皆在座上静听，决不缺席；这是我的政治任务。同人对我批判斗争的话尽多不能接受，难于一一置答，只好随各位先生去说好了。我在座静听以资反省；过此以往非我所知（意即不能随从批孔）。


    上述皆1974年2月尾之事。从3月而4月、5月、6月、7月大抵均在学习批孔，实际上莫非对我的批判斗争，此不备述。先则每周四次会，后减为三次。8月份因天气热起来又减为一次。在此时期，本小组而外，各学习小组均对我进行批判。预先宣布 9月将召开五个小组联席批林批孔大会。此会于9月19日、20日、21日三天连续开会，先后发言者十四人，均从批林批孔入手而集中批判我。主席此会者皆各组召集人，结束时未征问我的意见，而宣布月内各组可再就此次大会的发言自行座谈两次。在本组23日会上，召集人曾征问我对大会有何感想，我答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先写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未完成而作废了，后乃改写之。改写时，因此一题内实包有很多待解答的问题，遂分写为如次之二篇：


    一、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


    二、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右之二篇文，读者最好取来参看。述略至此为止。


    1974年11月18日


    [1] 写于1974年。


    敬答一切爱护我的朋友，我将这样地


    参加批孔运动[1]


    从批孔运动发动以来，好多朋友因我自称保留不同意见，而没有积极参加，为我担心，怕我犯重大错误，忠言劝勉，十分可感。今写此文，敬答厚爱。先从我没有参加运动说起，然后再说我将怎样地参加。


    我个性很强，遇到问题要独立思考，以自觉自愿行之，所以初时没有随群众参加运动。个性很强，既有其生来的一面，亦有其后天环境条件造成的一面。父母钟爱幼子，我自幼行动任性。突出的例子，如我十六七岁就想出家学佛，一直不放弃此念，直到二十九岁。此一动念不是受了什么人指教，而是自己思想上认为人生只有苦恼，只有麻烦，不值得生活。虽违亲长之意而不肯改。自己寻求佛典来看，暗中摸索，看不懂，亦要看。又如清末读中学时，便参加当时的宪政运动，又转而参加辛亥革命。父亲虽教我维新爱国、救国，但于革命则不同意，然而他已无可奈何了。因父亲主张维新，所以没有叫我念四书五经</a></a>。既没有受旧式传统教育，而清末新兴的学校教育，我所受到的亦很浅，仅到中学而止。因此我没有被动地灌输许多书本知识，给我头脑加重负担，而容我头脑自由活动，发挥它的活力。这是一生最幸运的事。八十年来我一生行事，总是自己主动，不是被动。一生中许多事情是独自创发，不是步人后尘。例如我搞乡村建设运动十年，虽赖许多朋友合作，渐渐得各方广泛响应，而风气总是我开的。又如民主同盟组织的出现，固然没有各方面参加赞助不会有成，但从开头发起，以至后来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都是由我执笔。特别是抗日战争中，我取得蒋方军委会和延安两方同意，带领几个朋友，去华北华东游击区域视察，鼓舞抗日，共走了六个省份，八个月之久。不是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话吗？我若怕苦怕死，是不会去那个艰苦危险地带的。总之，我的一生，是主动的一生。1950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当时无党派人士联名向毛主席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我那时心里想：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来的。


    正为我从来个性如此，所以批孔运动起来，我不理解，我不同意，但我想这是一政治运动，必然有其必要，我尊重领导，绝不能做妨碍的事。我不说话好了。同意的话在我口里说不出来。以上就是说明我所以没有参加批孔运动。


    以下说明现在我将怎样地参加批孔运动。


    由于好多朋友劝勉的殷切和细细想《红旗》二期短评中“这不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的指点，我决定在原计划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之作，另写一文来参加批孔运动[2] 。前后两文写法不同。其不同如下：


    前篇是站在今天立场评价孔子，一分为二，亦含有批判在内；后一篇则从当前政治上的需要，专批儒书流传在过去二千多年历史上起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在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有碍作用；说话偏于一面。


    前一篇为了评价孔子，就要谈到孔子当时的阶级立场问题，从而不能不涉及当时究竟是个什么社会。而这个社会发展史问题正是聚讼已久的，文中虽不能多谈，但自己有意见不能不说。因此前篇提出奴隶制社会在中国大有疑问的意见。但孔子当时是处在阶级社会是没有疑问的。是否封建社会呢？它也不同于欧洲日本的封建社会。像这样地涉及学术的研究分析，后一篇完全避开不谈。——这是前后两篇写法不同的一例。


    后篇是以批判儒书中常见的许多言词为主。那些语言教训每每妨碍或缓和阶级斗争，在过去既不利于中国社会进步，在今天更为有碍，必须扫除。像所谓“中庸</a>之道”，一般均理解为折衷主义，不斗争而调和，即其一例。然而细审原书“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和“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话，见得中庸不是浮浅的事，不是折衷调和的意思。听说陈伯达曾用辩证观点或辩证法来解释中庸，完全是附会胡说。毛主席1965年12月12日有反对折衷主义一文，指出貌似辩证法的折衷主义有五个特征，都是要不得的。究竟当初儒家说的中庸何所指，我们不必管它；若细究起来，便进入学术研究去了，不属后篇的事。——如此之类，就是后篇不同于前篇之处。


    顺便附带说，在前篇亦没有谈这个中庸问题。因我自己还不够谈这个问题。它所指的具体事实，是人生生活上的具体事实，不是抽象的思想，不是哲学。哲学，只是古希腊人好讲的，在古中国古印度原都没有哲学。印度哲学只是印度宗教生活的副产物 。其意原不在讲哲学。中国古儒家亦不想讲哲学，而是在指点人生实践。所谓中国儒家哲学只是其道德生活的副产物 。我对于儒家或佛家都还是门外汉。我只在门口向里面望一望，望见里面很深远广大，内容很丰富，却没有走进门去。就是说，我缺乏实践。我如果有实践功夫，有较深厚的涵养，那表现出来的将早不像现在这样了。我是个凡夫俗子，一个平常人，对于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庸”，是远远不够谈它的。因此在前一篇内亦就没有谈。


    [1] 从内容推测，此文写于1974年；月日不详。


    [2] 今不见有此文稿；似未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