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我的人生态度

    我是怎样一个人？[1]


    我是怎样一个人？知道者自是知道，不知道者慢慢地亦总会知道。这似乎原不必提出向大家告白。其如社会上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都容易对我有一种误解，尤其是爱我而关心我的行止的朋友，因不了解我，而替我可惜或担心。那么，就颇有向大家剖说两句的必要了。


    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我是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实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蹋了学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 。我原是个不学的人，更且从来不存求为学者之一念。十数年来，虽亦屡任大学</a>讲席，亦屡有著述出版，都是误打误撞出来的；自家亦莫名其妙。在民国十年第一次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a>》自序上，我曾申白：


    在别人总以为我是好谈学问，总以为我是在这里著书立说，其实在我并不好谈学问，并没有在这里著书立说；我只是说我想要说的话 。我这个人本来很笨，很呆，对于事情总爱靠实，总好认真。就从这沾滞的脾气，而有这本东西出来。我自从会用心思的年龄起，就爱寻求一条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这句话。所以对于事事都自己有一点主见，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把定一条意义去走。因其如此，我虽不讲学问，却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被我收来，加过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认真，从外面收来的东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地变，愈收愈多，愈来愈变：就成功今天这样子 。我自始不知道什么叫哲学，而要去讲它；是待我这样做过后，旁人告诉我说“你讲的这是哲学”，然后我才晓得。我思想的变迁，我很愿意说出来，给大家听。不过此次来不及，打算到明年三十岁，作一篇《三十自述》再去说。此刻先把变迁到现在的这一步，发表出来，就是这本书。我要作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我生活做主的思想。有了思想，就喜欢对人家讲；寻得一个生活，就愿意亦把它贡献给旁人。这便是我不要谈学问而结果谈到学问；我不是著书立说，而是说我想要说的话的缘故。


    又在民国十五年春上，着手写《人心与人生</a>》一书时，先写得一篇自序，亦复有类此的申白：


    ……明白这一层，则知我虽然初不曾有意要讲心理学，而到现在没有法子避心理学而不谈，虽然西文程度太差，科学知识太差，因而于现代学术几无所知，原无在现代学术界来说话的能力；而心难自昧，理不容屈；逼处此际，因不甘从默谢短也。《人心与人生》之所为作，凡以此而已！


    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有是心。以妄谈学问之故而被人目为学者，在我只是欲逃不得；亦不过是人家呼我为牛，则牛应之，呼我为马，则马应之而已耳！区区之志固不在此。乃社会上爱我的朋友，见我近年行事似在做一种社会运动或政治活动，多有疑讶我抛开学者生涯而别取途径，担心我将卷入浊流者。亦有认此种运动必无结果，劝我不如研究学问者。更有几位有心人，认我往者从人生思想上指导社会，是根本重要的事业，乃若现在所用心的乡治或村治之事则尽可有旁的人能做，而无须乎我来做，都劝我不要轻弃自己的责任。表示这类意思的信件我接得很多，其中尽有全未谋面的。至于当面见教、问我为什么忽然改行的，更随处都遇者。于此，我倒想起我的一位知己了——那就是胡适</a>之先生。民国六年我游湘目睹南北战争之祸，归来便发表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到处分送散布，其时我在北大任课未久，适之先生亦是初从美国回来到北大。我这篇文章很得他的同情与注意。其后，事隔数年，他还提起来说，当日见了那篇文以后，即在日记上记了一句话：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要革命的 。善哉！善哉！适之先生其知我乎！做社会运动自是我的本色，大家实无所用其疑讶。


    更往上追述去，则民国元年我且曾一度热心社会主义，达于高潮。当时我亦作了一种《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无钱付印，从朋友处借得誊写板，自己写、自己印。印了几十份分送朋友。我二十岁以后之归心佛法，实由此热潮激转而折入出世一路者。


    更往前追述去，则清末光绪年间，我十四五讫十八九岁，在中学堂读书时，专爱留心时事，天天讨论我们应该“革命或立宪”的问题。始而我是倾向立宪论的，后来亦跟着朋友跑革命了。辛亥年我们组织所谓京津同盟会，亦闹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民国以后，我在家奉亲，闭户读佛书，似乎是不问时事了。然而心里仍抛不下。我前于辑印先父遗书时，作有《思亲记》一篇，其中有一段，很可见当时情形。


    ……公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长又出国游，两妹则女儿稚弱，健言者惟漱溟。公固关怀国家，溟亦好论时事，于是所语者十九在大局政治新旧风教之间。始在光宣间，父子并嗜读新会梁氏书。溟日手《新民丛报》若《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顾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国，渐以生乖。公厌薄党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溟力护国会。语必致忤，诸类于是，不可枚举。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亦日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争。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寝矣，或又就榻前话不休。其间词气暴慢，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悖逆无人子礼。呜呼！痛已！儿子之罪不可赎矣！


    此段原文，意在述我对已往悖逆的悔痛。然而父子两人的一副呆气亦活露出来。以闭户家居的父子两人，表面上似乎任你天翻地覆亦可不管的，乃偏偏对于国事或社会问题，辨之必明，争之必力，如此关切认真！凡是能从性情脾气上了解我的人，就可知道我今日之社会运动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一向不过滥侧学者之林，原非“为学问而学问”者。


    我实在没有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实际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 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我一向之谈哲学，谈心理学，始终是此态度；今日所谈又涉及政治与经济，仍不外此。用心思或云谈学问，只居其中一段落， 归结还在行动；来自实际固不归于实际不止也。追根寻源，全在有问题，全在问题之实际性。


    [1] 本文摘录自《主编本刊之自白》（“本刊”即《村治》月刊）的第一节。写于1930年。


    我的过去[1]


    各位法师各位先生：刚才法舫</a>师介绍的话，太过于推奖，很不敢当。我知道汉藏教理院成立很久，老早就想到山上来参观。每次到温泉来的时间都很短，一天或半天就去了，这次到温泉来有十多天的停留，得来的与诸位领教，使我非常欢喜。说到讲演的话，使我无从说起。


    我本人对佛法素具信仰，曾经一度想出家。大概自二十岁的时候起至二十四五的五年内，都在家里闭户读佛书。二十五岁的暑天，很想到湖南南岳出家。从二十五岁起，在北大教书，教的印度哲学，一直有七八年，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才放弃出家念头；出家的心愿，是从二十岁至二十九岁，怀抱虽有十年，终没有成功。


    刚才法舫师提到，命我作学术讲演，这是很难谈的。我想今天同大家谈话分做两段：一段话是讲我的过去；一段话是向各位贡献我对大家的期望，也可说是彼此相互的期勉。


    一、我自己的过去


    我在清朝末年，很热心国家时局的事情，从十四五岁起，就关心国家，作爱国运动、救国运动。这时我在中学读书。清朝末年并曾经参加革命运动。至民国成立，我的思想又转变到社会主义。我非常反对私有财产，我觉到人类社会的问题，非从经济改造不可。就在这时候——热心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便又转到佛法上</a>来了。怎样又转到佛法上来呢？我觉到人类问题，到了社会主义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就一切都不行了，一切都没有办法了。但是我的信仰佛法，研究佛学，起初没有外缘即明师的指导，也没有看到经典，只就我自己的思想上以为社会主义也不能解决人类问题。通通都不行了，只有出世法才当真能解决人类痛苦。在这时候，欲求解脱，只有拿出世之道来告诉旁人才是救人。我们知道许多道理主张都是来满足人类的要求的，可是一切从外来满足人类要求的办法，都不是救人的办法。我这句话再重说一遍，“凡是从外来的满足人类要求的一切办法，都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譬如我缺衣缺食，人家就给我衣食，这种办法，就当下来看，这是有多大的好处。然而这种却没有什么的结果。这种办法也不能算是解决了问题。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我时[常]说：人类天天在那里解决问题，但一个问题的解决，除了引入一个更深的问题之外，没有别的结果。在当时我有此种见解和觉悟，认为社会主义缺憾很多，其中真理亦有限，所以，我对社会主义不满足的时候，我就想到要求出世求解脱。当时我还未见到佛书，我不清楚究竟如何解脱，谁是解脱的指导者。在当时我自己恍忽觉得佛法或者是如此的吧，就在这恍忽的时候，我转向佛法中来了。这是民元（二十岁）的时候。当时我就去找佛书来看；佛书很不易得到，因为是住在北京，若在上海比较容易。一天我在北京琉璃厂看到有正书局代售佛书，我就去买来看。今天有这种我就买这种，明天有那种我就买那种。但那一部是大乘，那一部是小乘，那一种是经，那一种是律，那一种是论，我都不懂。尤其是因明和法相唯识的书，简直莫明其妙；看因明好像是念咒一般。这样在家里关门研究有四五年。从这时起我就素食到现在，就是因为研究佛法信仰佛法的缘故。刚才说过，我二十五岁曾想到湖南衡山去出家，这时候曾写过一篇文章名曰《究元决疑论》，内容是借西洋哲学来解释佛家的道理。是就当时的见解所写的，这时看来都有很大的错误。写好之后，就寄给我的一位朋友章行严先生看，他看了，就给我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大概刊在民国五年七月八月九月各号。因这篇文章发表了之后，被蔡元培</a>先生看到，于是他就要我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印度哲学。我当时说：“我不过有志于佛学，对于印度哲学没有研究，实无法讲。”他说：“你不懂，别人亦不懂。”但蔡元培先生的意思很好，他办教育有“共学”的精神。他说：“你来了，我们大家共学。”蔡先生本人又很爱好哲学，因此，我才到北京大学去教书。刚才说到《印度哲学概论》，就是当时在北大写著的。这部书的内容，是参考日本和西洋文的印度哲学及佛教经典编著成的。现在看来缺点也很多。


    我讲印度哲学的第二年，又特别添授唯识法相和因明。但我对于唯识法相学没有多大研究，懂得的不够。曾用白话文编有一部《唯识述义》，是藉西洋科学哲学的道理来说明唯识的意思。我知道我的解释一方面能使人对于唯识法相容易明了，而一面也有错误的地方。我在印出第一本之后，原来计划编印第二册，但后来就没有编印了。这种学术不能随便写。恐怕错误我也就没有继续写下去。后来我介绍熊十力</a>先生到北大讲唯识，先生的学问很好。同时我又讲授儒家思想的中国哲学，即孔孟之学。这是在民国六年至十三年的时候。在这讲儒家思想时，也就放弃了出家的思想。比较说来这时候我的生活</a>和思想都归在儒家方面去了。但对佛法的信仰没有变动。不过我觉得为此时此地一般的大众说法，就不一定以佛法来作领导，因为对一般人根机[基]来说，儒家的道理比较来得相宜一点吧。我曾经作过一次讲演，后来成了一部书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部书是以西洋和印度中国三方面的文化来作比较的研究推测。我得到的结论，觉得最近的将来，恐怕只有中国文化的复兴。现在时间很短不容易说完这部书的内容。我单提一二句来讲，就是说中国古代文明及印度古代文明，这两大文明，以我的认识，可说人类文化的“早熟”，和西洋文明比较，谁的价值大，很难品[评]断。对于世界人类文化与人类前途，我们要有一整个的观察，整个的测度。近代西洋文化表面上很高，但只能说它是人类文化过程上的第一个阶段，而中国印度的文化产生虽然比较在前，恐怕在人类文化过程中，是会落在后面的第二第三阶段。这是我十多年前的说法，现在我也还是这样相信。中国和印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因为她是人类文化的早熟，一方面说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意思，另一方面说，将来人类会更发现她的更大的价值。在短时间内说明了我的过去，说明了我对佛法上的一种观察，一种妄测。


    二、我们的期勉


    下面我想说一点贡献给在座的出家师傅和各位先生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的人，都有他的痛痒。所谓痛痒，并不是指皮肤上的痛痒，而是有心肝无心肝的意思。一个活的人都是有心肝的，我们在当下无论说话作事，都要从痛痒的地方出发，无论干什么，我们要从真的心肝痛痒处而来。作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都是从我们心肝痛痒地方中来。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痛痒在什么地方，就要看哪些事情该作，哪些事情不该作，时常反求都要不离开我自己的心肝和自己的痛痒处。我想如此反省，推求，不论出家也好在家也好，无论干什么都需得这样的反省。那末，这样下来，没有旁的对你原有的痛痒更加关切，原有的心肝更加分明。如果马马虎虎的过日子，那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佛教告诉我们的第一件应注意的事，“人身难得”，这话是真的。还有一层是“光阴要紧”。我们都相信轮回，相信三世，人的生命是无穷无尽的，几十年的光阴极容易混过，人生死亡绝不算是完了，只算是告一段落。在这数十年的一个阶段中，除去幼少和老年的时候不能做什么之外，从十七八到耳不聋眼不瞎的几十年真是要很好努力，不要空过。我们要想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就决定去干什么。这是我很恳切的话。我希望出家师傅，既然出家就要发宏愿，发宏愿来济度人类，宏扬我们佛教的道理，如果出家不发宏愿，那末，出家真是冤枉！真是冤枉！


    这番讲话只有一点，就是刚才所说的那反省的意思。我自己常常反省，我不离开我的心肝太远。因此，我看到各位法师，各位先生，我有一番真诚的敬仰，也是期望的意思。这种爱人和期望人的意想，在我心里时时都是如此，念念都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则自爱，对人则爱人。所以我见到任何一个人我都敬爱，盼望他向上精进。我想这个话是儒家的道理，也是佛家的道理。我今天所说的话，就从此止，也许说得太粗，或是太直，还有不到之处，都请原谅。


    这篇演辞，笔记下来，经梁先生亲自校阅一过，刊《海潮音》以飨读者。记者志。2月1日。


    录自《海潮音》（重庆），


    1940年。


    [1] 1940年1月在重庆北碚缙云寺汉藏教理院（太虚</a>法师主办的一所佛学院）的讲话。记录者为心月、德勇、明照。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1]


    近著《人心与人生》于第七章中曾自述其对人类心理之认识前后转变不同，因亦言及其人生思想尝有三期之不同：（1）近代西洋功利主义思想，（2）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3）中国古时的儒家思想，顾未遑道其间转变由来。兹用申述其概略如次。


    一、第一期思想与近代西洋功利主义同符


    今以暮年追忆早年之事，其时期段落难于记忆分明，大约十岁以后，二十岁以前，可说为第一期。此期主要受先父思想之影响，以利害得失来说明是非善恶，亦即以是非善恶隶属于利害得失之下也。认为人生要归于去苦、就乐、趋利、避害而已。是非善恶者，社会之公名，从其取舍标示其所尚与所耻，而离开利害得失又何有取舍耻尚乎？此一哲学思维，与西欧边沁、穆勒诸家为近，原非吾父所有，而出于我的头脑。然父亲启导之。


    愚生于1893年，即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国难于此，既日亟矣，先父忧国之心于此弥切。寻中国所以积弱不振，父谓是文人之所误。“文人”指读书人居于社会领导地位而什九唯务虚文 ，不讲实学。说话，不说实话（虚夸）；做事，不做实事，循此不改，不亡其国不止。反观西人所以致富强者，岂有他哉，亦唯讲实学，办实事而已。东邻日本蕞尔小国，竟一战胜我者，亦惟其步趋西洋求实之效耳。凡此“实学”“实事”之云，胥指其用实用 者。[2] 此种实用主义或实利主义 ，恒随时见于吾父一言一行之间，而在我绕膝趋庭日夕感染中。此即此期思想形成之由来。[3]


    二、转入古印度的出世思想为第二期


    功利主义对于人生是肯定其欲望的。径直可以说，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人生不就是在欲望的满足或不满足中度过乎？然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却与此相反，恰好是完全否定欲望的，亦即根本否定人生的。我如何竟从功利主义一转而抱出世思想呢？


    我生来有一好用思想的头脑，因而于所谓利害得失者不囫囵吞枣，而必究问其词之内涵果何所指。利害云，得失云，非二事也，异其名，同其实。核求其实，则最后归着当不外苦与乐乎？苦与乐是人生所切实感受者。人之趋利避害亦在去 苦 就 乐 耳。利害得失信非必就个体生命而言之，然一家一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利害得失，其最后结果不仍归落在其人的苦乐感觉上耶？


    于是又当究问：何谓苦？何谓乐？我乃发现一真理曰：苦乐不在外境 。通俗观念恒以苦乐联系于外境，谓处富贵则乐，处贫贱则苦。因为人类仰赖外在物资而生活，物资之富有或贫乏就决定着生活欲望之易得满足或不易满足，而人当所欲得遂时则乐，所欲不遂时则苦也。——这自然不是没有理由的，却有一种淆乱错误隐伏其间。


    “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遂则苦”，这两句话是很好的概括，即可据为准则以事衡论。欲望出自主观，其或遂或不遂则视乎客观际遇，是故苦乐殊非片面地从主观或片面地从客观所得而言之者。凡指目任何一种外境为苦或指目任何一种外境为乐，如世俗流行的观念都是欠分析不正确的。苦乐问题于[与 ]其着重在外境来看，不如着重在吾人主观方面犹为近真——较为接近事实。试申论之如次——


    欲望通常表现于吾人意识上，而欲望之本则在此身。苦乐之直接感受在此身，却每因通过意识而大有变化：或加强，或减弱，甚或苦乐互相转易。此常识所有而必须提出注意者一。注意及此，便知苦乐不定在外境矣。欲望在人不是呆定的，一欲望过去，一欲望将来，层出不穷，逐有增高。此又必注意者二。注意 及此，便知千金之子所欲不在千金，而别有其所欲；所欲不遂之苦，在彼亦同乎一般人耳。一般贫人岂无其遂心之时；彼富贵人亦自有其苦恼之事；善观其通，则平等，平等 。又个性不相同的人其欲望不相同，其感受不相同；欲望感受既随从乎人的个性不一，便往往难于捉摸。此又必注意者三。注意及此，便知从外境而妄臆其人之苦乐，是不免混淆错误的。


    研究思辨至此，又得一结论曰： 人生基本是苦的 。试看，人生从一堕地便带来了种种缺乏（缺食、缺衣、缺……），或说带来了一连串待解决的问题，此即欲望之本，而苦亦即在是焉。苦非缺乏不得其满足之谓乎？苦非问题不得其解决之谓乎？很明白，苦是与生俱来的。试再看，人之一生多得其所欲之满足乎？抑不得之时为常耶？显明的是不得之为常也。历来不是有不少自杀的人吗？加以曾怀自杀之念者合计之，为数就更多。凡此非谓其生之不足恋而苦之非所堪乎？勿谓人类文明日进，所缺乏者将进为丰富，许多问题可从科学技术得其解决也。章太炎</a>先生《俱分进化论》最有卓见[4] ，指出远从原始生物以来 其苦乐皆相联并进的 。特如高等动物至于人类，其所有之乐愈进，其所有苦亦愈进，事例详明，足以勘破世俗之惑。


    你莫以为人类所遇到的问题，经人类一天一天去解决，便一天从容似一天也。我告诉你：所谓问题的解决，除掉引入一更高更难的问题外没有他义。其最后便将引到一个无由解决的问题为止。什么无由解决的问题？要生活而不要老死，就是个无由解决的问题。[5]


    一切问题 原都出自人类生命本身而不在外面 ，但人们却总向外面 去求解决 。这实在是最普泛最根本的错误！放眼来看，有谁明见到此呢？恐怕只有佛家了。其余的诸子百家，古今中外一切圣哲，尽管你们存心解救生民苦难，而所走的路子却全没有脱出这根本错误之外，都是不足取的。于是我此时一转而趋向古印度人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思想。我当时初非受了佛家影响而倾慕出世的，乃是自家思想上追寻到此一步，然后觅取佛典来参考学习，渐渐深入其中的。[6]


    “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那种看法，此时并未改变，只不过由肯定欲望者，一变而判认欲望是迷妄。慨叹人生不外是迷妄苦恼的一回事，诚如佛家之所说：起惑，造业，受苦。


    三、再转而归落到中国儒家思想为第三期


    大约1911年后1920年前，都是我志切出家入山之时，虽以老父在，未即出家，而已守佛戒茹素不婚。后来我在清理先父遗笔手泽时（1925年春）所撰《思亲记》一文，有如下的几句话：


    漱溟自元年（指民国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下略）（原文见《桂林梁先生遗书》卷首）


    我转归儒家思想之晚，即此可证。


    我于1920年冬放弃出家之念，于1921年冬末结婚，所以第三期思想应从1920年算起。在思想上如何起变化的呢？略说如次——


    当我幼时开蒙读书，正值吾父痛心国难之时，就教我读《地球韵言》一类的书，俾知晓世界大势，而未曾要我读“四书</a>五经</a></a>”。其后入小学</a>，进中学，读一些教科书，终竟置中国古经书未读。古经书在我，只是像翻阅报刊那样，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阅读的。


    经典各书的古文字，自己识解不易，于其义理多不甚了然，惟《论语</a>》、《孟子</a>》上的话却不难通晓。特使我思想上有新感受者是在《论语》。全部《论语》通体不见一苦字。相反地，劈头就出现悦乐字样。其后，乐之一字随在而见，语气自然，神情和易，缕指难计其数，不能不引起我的思寻研味。卒之，纠正了过去对于人生某些错误看法，而逐渐有其正确认识。


    头脑中研寻曲折过程不可殚述，今言</a>其觉悟所在。我觉悟到欲望之本，信在此身，但吾心则是卓越乎其身 而能为身之主宰的。从而吾人非定然要堕陷纠缠在欲望里。何以见得？即于此出世思想而可见。


    语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非即本于身体构造而来者乎？此代表着个体存活和种族繁衍两大欲求，固为一切生物之通性，莫能有外。但在生物进化途程上，人类远高于一切，其所欲望乃大不简单，几于千变万化不可方物。然直接间接，若近若远，何莫非自此身衍出者？惟独登此身欲望于反省批判否定之中的出世思想却明白地超越此身了。此非以我有自觉能反省而不为身所掩盖之心乎 ？唯人有人生观，而牛马却不能有牛生观马生观；彼诸动物岂曰无心哉，顾惜其心锢于其身，心只为身用耳。此一分别不同，则缘于脊椎动物头脑逐渐发达，至于人类而大脑乃特殊发达，实为其物质基础。儒书云：“形色，天性也；唯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又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些说话证以今日科学家言，便见其字字都有着落。[7] 儒家之学原不外是人类践形尽性之学也。


    人非定纠缠于欲望，则亦非恒在苦中而已耳。儒家之乐又何自来乎？前说“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遂则苦”者，应知是片面之见，未尽得其真际。苦乐真际视乎生命之流畅与否。一言以尽之：生命流畅自如则乐，反之，顿滞一处则苦 。说苦乐之视乎其所欲遂不遂也，盖就一般人恒系乎外来刺激之变换以助其生命流畅者言之耳。外在条件长时不变，其乐即转为苦矣；此不难取验于日常生活事实者。人们欲望所以层出不穷，逐有增高者，正为此也。有道之士——得乎生命自然流畅之道者——更不须待外来刺激，固可以无时而不乐。


    后世如宋儒，每言“寻孔颜乐处”。明儒王心斋更作有《乐学歌》云：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见《明儒学案</a>》中《泰州学案》一章）


    王氏又云：“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乐；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其云“有事”者，指此心有所罣 碍，即失其流畅也。其云“无事”者，指此心随感而应，过而不留也。此乐是深造自得之乐，与彼有所得于外之乐迥然两回事，恰为生活上两条脉络。


    前后综合起来，人生盖有三条路向：


    一、肯定欲望，肯定人生；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


    二、欲望出在众生的迷妄；否定欲望，否定一切众生生活，从而人生同在否定之中；


    三、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有卓然不落于欲望窠臼之可能；于是乃肯定人生而排斥欲望 。


    儒家自来严“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者，盖皆所以辨别人禽也。


    1920年讲于北京大学，次年出版之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即以此三条路向或云三种人生态度 为其立论之本，谓儒家、佛家之学从人类生活发展变化历史途程上看，实皆人类未来文化之早熟品；瞻望前途，中国文化即将在最近未来复兴于世界。自己既归宿于儒家思想，且愿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特有取于泰州学派之大众化的学风——与现代的社会运动融合为一事。其详具见原书，兹不多及。后此我之从事乡村运动即是实践其所言。


    1969年国庆节前属草，10月21日草成。


    [1] 作于1969年。


    [2] 清季北京有私立“求实中学堂”，又有国立的“高等实业学堂”。此高等实业学堂入民国后改称“工业专门学校”，盖其内容正是讲习工矿业各门学术也。此可见当年吾父识见未有大异于时流，独以吾父为人感情真挚，一言一行之不苟乃非一般人所及耳。——漱注


    [3] 先父生平言论行事极近古代墨家一流，亦似与清初之颜（元）李（塨）学派多同其主张。然实激于时势辄有自己的思想，初非有所承受于前人。——漱注


    [4] 《俱分进化论》一文，我于六十年前读之深为佩服。今检《章氏丛书》内《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可得。——漱注


    [5] 此义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小字本第105页。原文略云：宇宙不是恒在而是相继；相继即无常 矣。而吾人则欲得宇宙（此身生命）于无常之外，于情乃安，此绝途也。——漱注


    [6] 我对于苦乐之分析、观察、思索、体验，盖始于十四五岁时。参加辛亥革命后即结念出世，从琉璃厂有正书局觅得佛典及上海出版之《佛学丛报》读之。其时前青厂有一处图书分馆亦藏有佛经，恒往借读。凡此处所述早年出世思想，具见1914年夏间所撰《究元决疑论》一长文。此文先刊出于商务印书馆之《东方杂志》，后收入《东方文库》为一单行本。——漱注


    [7] 此处所引古语，均出《孟子》书中。形色指身体说。人类生命托于大脑特别发达之身体构造而有其种种活动；凡天赋之性能（不断成长发展的）即在是焉。大脑者，人心之所寄；而一切性能则统于人心。人所区别于禽兽者，从其见于形体构造上说是很小的，从其无形可见之心理性能上说，则似乎不大，却又是很大的。说区别不大者，人与禽兽的生活讵非同趋于为生存及传种而活动乎？又说很大者，人心超卓于其身体而为之主，禽兽却不足语此也。然人心之超卓于其身体，只是其性质上之所可能 ，初非固定如是；在一般人（庶民）的生活上，其流于“心为形役 ”者乃是常事，曾何以异于其他动物？大约只有少数人（君子）不失此差距耳。真正充分发挥人类身心的伟大可能性（伟大作用），那就是圣人。近著《人心与人生》说此较详，可参看。——漱注


    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1]


    往年旧稿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兹略有补充，题曰：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此一大关键者，即在我幼年以至少年时，先父来曾教我一读儒书是也。距今七八十年前的老社会一般开蒙读书，通是诵读《论语》、《孟子》、《诗经</a>》、《书经</a>》一类古籍，况在世代诗礼仕宦人家如我家者乎。先父之为教却破例地不如是。先父之意盖谓童稚之年不晓其间义理，且容后图。于是我读书入手即读上海出版之教科书。信如《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中所说，古经书在我只是像翻阅报刊那样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阅读的。我在思想上既未先蒙受儒家影响，而从我好为观察思索的头脑，不期而竟自走入佛家厌世出世一路去了。


    对于人生苦乐的留心观察，是我出世思想的开窍由来，从而奠定了此后一生归宿于佛法。盖认定“人生是苦”实为古印度社会的一种风气，是即其所以产生佛法者；而我从少年时思想上便倾心于佛家者亦正在此。


    然而从来为中国社会文化之正脉的主流的儒家孔门思想理趣，恰恰与此相反。试看往时人人必读的《论语》一书，既以“子曰不亦乐乎”开头，而且全部《论语》都贯穿着一种和乐的人生观—— 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如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贫而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如是等等。此其显示出来的气氛又何等不同！宜乎后儒便有“寻孔颜乐处”之倡导了。


    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乃恍然识得中印两方文化文明之为两大派系，合起来西洋近代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下发展着现世幸福的社会风尚，岂不昭昭然其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体系乎。


    假使我循旧社会常例先读儒书《论语》，早接触得夙来的中国式人生意趣，那么，我将不易觉察世界有如上三方社会人生文化文明之划然各具其特色异彩的。我或将囿于见闻之一偏而从吾所好，或将疏忽漠视此其间的分异焉。此所以早年未读儒书实为我思想演变上一大关键也。


    1921年我第一部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即写成于上述思路之上。


    漱注


    翻译西文求其信、达、雅非易。盖中文西文之间难得相当适合之词汇也。上篇文内文明、文化两词不惜重叠用之，盖以文明译Civilization而以文化译Culture，若从中文简洁以求，固所不宜。


    [1] 作于1969年。


    三种人生态度[1]


    ——逐求、厌离、郑重


    “人生态度”是指人日常生活的倾向而言，向深里讲，即入了哲学范围；向粗浅里说，也不难明白。依中国分法，将人生态度分为“出世”与“入世”两种，但我嫌其笼统，不如三分法较为详尽适中。我们仔细分析：人生态度之深浅、曲折、偏正……各式各种都有，而各时代、各民族、各社会，亦皆有其各种不同之精神，故欲求不笼统，而究难免于笼统。我们现在所用之三分法，亦不过是比较适中的办法而已。


    按三分法，第一种人生态度，可用“逐求”二字以表示之。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诱，一面受问题刺激，颠倒迷离于苦乐中，与其他生物亦无所异；此第一种人生态度（逐求），能够彻底做到家，发挥至最高点者，即为近代之西洋人。他们纯为向外用力，两眼直向前看，逐求于物质享受，其征服自然之威力实甚伟大，最值得令人拍掌称赞。他们并且能将此第一种人生态度理智化，使之成为一套理论——哲学。其可为代表者，是美国杜威之实验主义，他很能细密地寻求出学理的基础来。


    第二种人生态度为“厌离”的人生态度。第一种人生态度为人对于物的问题。第三种人生态度为人对于人的问题，此则为人对于自己本身的问题。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其他动物全走本能道路，而人则走理智道路，其理智作用特别发达。其最特殊之点，即在回转头来反看自己，此为一切生物之所不及于人者。当人转回头来冷静地观察其生活时，即感觉得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足使人感觉得人生太无意思。如是，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此态度为人人所同有。世俗之愚夫愚妇皆有此想，因愚夫愚妇亦能回头想，回头想时，便欲厌离。但此种人生态度虽为人人所同具，而所分别者即在程度上深浅之差，只看彻底不彻底，到家不到家而已。此种厌离的人生态度，为许多宗教之所由生。最能发挥到家者，厥为印度人。印度人最奇怪，其整个生活，完全为宗教生活。他们最彻底，最完全；其中最通透者为佛家。


    第三种人生态度，可以用“郑重”二字以表示之。郑重态度，又可分为两层来说：其一，为不反观自己时——向外用力；其二，为回头看自家时——向内用力。在未曾回头看而自然有的郑重态度，即儿童之天真烂漫的生活。儿童对其生活，有天然之郑重，与天然之不忽略，故谓之天真。真者真切，天者天然，即顺从其生命之自然流行也。于此处我特别提出儿童来说者，因我在此所用之“郑重”一词似太严重。其实并不严重。我之所谓“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其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几与向前逐求差不多少，但确有分别。此系言浅一层。


    更深而言之，从反回头来看生活而郑重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发挥郑重。这条路发挥得最到家的，即为中国之儒家。此种人生态度亦甚简单，主要意义即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此话虽平常，但一切儒家之道理尽包含在内，如后来儒家之“寡欲”、“节欲”、“窒欲”等说，都是要人清楚地自觉地尽力于当下的生活。儒家最反对仰赖于外力之催逼与外边趣味之引诱往前度生活。引诱向前生活，为被动的、逐求的，而非为自觉自主的。儒家之所以排斥欲望，即以欲望为逐求的、非自觉的，不是尽力量去生活。此话可以包含一切道理，如“正心诚意”、“慎独”、“仁义”、“忠恕”等，都是以自己自觉的力量去生活。再如普通所谓“仁至义尽”、“心情俱到”等，亦皆此意。


    此三种人生态度，每种态度皆有浅深。浅的厌离不能与深的逐求相比。逐求是世俗的路，郑重是道德的路，而厌离则为宗教的路。将此三者排列而为比较，当以逐求态度为较浅，以郑重与厌离二种态度相较，则郑重较难，从逐求态度进步转变到郑重态度自然也可能，但我觉得很不容易。普通都是由逐求态度折到厌离态度，从厌离态度再转入郑重态度，宋明之理学家大多如此，所谓出入儒释，都是经过厌离生活，然后重又归来尽力于当下之生活。即以我言，亦恰如此。在我十几岁时，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于儒家。厌离之情殊为深刻，由是转过来才能尽力于生活；否则便会落于逐求，落于假的尽力。故非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不能尽力生活。而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经过厌离之后。


    [1] 据1934年在“朝会”上的一次讲话整理而成。


    如何成为今天的我[1]


    在座各位，今天承中山大学哲学会请我来演讲，中山大学是华南最高的研究学问的地方，我在此地演讲，很是荣幸，大家的欢迎却不敢当。


    今天预备讲的题目很寻常，讲出来深恐有负大家的一番盛意。本来题目就不好定，因为这题目要用的字面很难确当。我想说的话是说明我从前如何求学，但求学这两个字也不十分恰当，不如说是来说明如何成为今天的我的好——大概我想说的话就是这些。


    为什么我要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呢？我讲这个题目有两点意义：


    第一点，初次和大家见面，很想把自己介绍于诸位。如果诸位从来不曾听过有我梁某这个人，我就用不着介绍。我们从新认识就好了。但是诸位已经听见人家讲过我，所听的话，大都是些传说，不足信的，所以大家对于我的观念，多半是出于误会。我因为不想大家有由误会生出来对于我的一种我所不愿意接受的观念，所以我想要说明我自己，解释这些误会，使大家能够知道我的内容真相。


    第二点，今天是哲学系的同学请我讲演，并且这边哲学系曾经要我来担任功课之意甚殷，这个意思很不敢当，也很感谢。我今天想趁这个机会把我心里认为最要紧的话，对大家来讲一讲，算是对哲学系的同学一点贡献。


    一、我想先就第一点再申说几句。我所说大家对于我的误会，是不知道为什么把我看做一个国学家，一个佛学家，一个哲学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许多的徽号，这许多想象和这许多猜测！这许多的高等名堂，我殊不敢受。我老实对大家讲一句，我根本不是学问家！并且简直不是讲学问的人，我亦没有法子讲学问！大家不要说我是什么学问家！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人，实在无从讲学问。不论是讲哪种学问，总要有一种求学问的工具：要西文通晓畅达才能求现代的学问；而研究现代的学问，又非有科学根柢不行。我只能勉强读些西文书，科学的根柢更没有。到现在我才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说到国学，严格地说来，我中国字还没认好。除了只费十几天的功夫很匆率地翻阅一过《段注说文》之外，对于文字学并无研究，所以在国学方面，求学的工具和根柢也没有。中国的古书我通通没有念过，大家以为我对于中国古书都很熟，其实我一句也没有念，所以一句也不能背诵。如果我想引用一句古书，必定要翻书才行。从七八岁起即习ABC，但到现在也没学好；至于中国的古书到了十几岁时才找出来像看杂志般的看过一回。所以，我实在不能讲学问，不管是新的或旧的，而且连讲学问的工具也没有。那么，不单是不会讲学问，简直是没有法子讲学问。


    [1] 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讲演。


    但是，为什么缘故，不知不觉地竟让大家误会了以我为一个学问家呢？此即今天我想向大家解释的。我想必要解释这误会，因为学问家是假的，而误会已经真有了！所以今天向大家自白，让大家能明白我是怎样的人，真是再好不过。这是申说第一点意义的。


    二、（这是对哲学系的同学讲的）在我看，一个大学里开一个哲学系，招学生学哲学，三年五年毕业，天下最糟，无过于是！哲学系实在是误人子弟！记得民国六年或七年（记不清是六年还是七年，总之是十年以前的话），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哲学系第一届（或第二）毕业生因为快要毕业，所以请了校长文科学长教员等开一个茶会。那时，文科学长陈独秀</a>先生曾说：“我很替诸位毕业的同学发愁。因为国文系的同学毕业，我可以替他们写介绍信，说某君国文很好请你用他，或如英文系的同学毕业时，我可以写介绍信说某君英文很好请你可以用他，但哲学系毕业的却怎么样办呢？所以我很替大家发愁！大学的学生原是在乎深造于学问的，本来不在乎社会的应用的，他的话一半是说笑话，自不很对，但有一点，就是学哲学一定没有结果，这一点是真的！学了几年之后还是莫名其妙是真的！所以我也不能不替哲学系的同学发愁！


    哲学是个极奇怪的东西：一方面是尽人应该学之学，而在他一方面却又不是尽人可学之学。虽说人人都应当学一点，然而又不是人人所能够学得的。换句话讲，就是没有哲学天才的人，便不配学哲学；如果他要勉强去学，就学一辈子，也得不到一点结果。所以哲学这项学问，可以说只是少数人所能享的一种权利，是和艺术一样全要靠天才才能成功，却与科学完全殊途。因为学科学的人，只要肯用功，多学点时候，总可学个大致不差，譬如工程学，算是不易的功课，然而除非是个傻子或者有神经病的人，就没有办法，不然，学上八年十年，总可以做个工程师。哲学就不像这样，不仅要有天才，并且还要下功夫，才有成功的希望；没有天才，纵然肯下功夫，是不能做到，即算有天才不肯下功夫，也是不能成功。


    大家可能会问哲学何以如此特别，为什么既是尽人应学之学，同时又不是尽人可学之学？这就因为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最近在眼前，却又是远在极处——最究竟。北冰洋离我们远，它比北冰洋更远，如宇宙人生的问题，说它深远，却明明是近在眼前。这些问题又最普遍，可以说是寻常到处遇得着，但是却又极特殊，因其最究竟。因其眼前普遍，所以人人都要问这问题，亦不可不问；但为其深远究竟，人人无法能问，实亦问不出结果。甚至一般人简直无法去学哲学。大概宇宙人生本是巧妙之极，而一般人却是愚笨之极，各在极端，当然两不相遇。既然根本没有法子见面，又何能了解呢？你不巧妙，无论你怎样想法子，一辈子也休想得到那个巧妙，所以我说哲学不是尽人可学的学问。有人以为宇宙人生是神秘不可解，其实非也。有天才便可解，没有天才便不可解。你有巧妙的头脑，自然与宇宙的巧妙相契无言，莫逆于心，亦不以为什么神秘超绝。如果你没有巧妙的头脑，你就用不着去想要懂它，因为你够不上去解决它的问题。不像旁的学问，可以一天天求进步，只要有积累的工夫，对于那方面的知识，总可以增加，譬如生理卫生、物理、化学、天文、地质各种科学，今天懂得一个问题，明天就可以去求解决一个新问题，而昨天的问题，今天就用不着再要去解决了。（不过愈解决问题，就也愈发现问题。）其他各种学问，大概都是只要去求解决后来的问题，不必再去研究从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哲学就不然，自始至终，总是在那些老问题上盘旋。周、秦、希腊几千年前所研究的问题，到现在还来研究。如果说某种科学里面也是要解决老问题的，那一定就是种很接近哲学的问题；不然，就决不会有这种事。以此，有人说各种科学都有进步，独哲学自古迄今不见进步。实则哲学上问题亦非总未得解决，不过科学上问题的解决可以摆出外面与人以共见，哲学问题的解决每存于个人主观，不能与人以共见。古之人早都解决，而后之人不能不从头追问起；古之人未尝自闷其所得，而后之人不能资之以共喻；遂若总未解决耳。进步亦是有的，但不存于正面，而在负面，即指示“此路不通”是也。问题之正面解答，虽迄无定论，而其不可作如是观，不可以是求之，则逐渐昭示于人。故哲学界里，无成而有成，前人功夫卒不白费。


    这样一来，使哲学系的同学就为难了：哲学既是学不得的学问，而诸位却已经上了这个当，进了哲学系，退不出来，又将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来替大家想个方法补救。法子对不对，我不敢断定，我只是想贡献诸位这一点意思。诸位照我这个办法去学哲学，虽或亦不容易成功，但也许成功。这个方法，就是我从前求学走的那条路，我讲出来大家去看是不是一条路，可不可以走得。


    不过我在最初并没有想要学哲学，连哲学这个名词，还不晓得，更何从知道有治哲学的好方法？我是于不知不觉间走进这条路去的。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中说</a>：“我完全没有想学哲学，但常常好用心思；等到后来向人家说起，他们方告诉我这便是哲学……”实是真话。我不但从来未曾有一天动念想研究哲学，而且我根本未曾有一天动念想求学问。刚才已经很老实地说我不是学问家，并且我没有法子讲学问。现在更说明我从开头起始终没有想讲学问。我从十四岁以后，心里抱有一种意见（此意见自不十分对）。什么意见呢？就是鄙薄学问，很看不起有学问的人，因我当时很热心想做事救国。那时是前清光绪年间，外国人要瓜分中国，我们要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类的话听得很多，所以一心要救国，而以学问为不急之务。不但视学问为不急，并且认定学问与事功截然两途。讲学问便妨碍了做事，越有学问的人越没用。这意见非常的坚决。实在当时之学问亦确是有此情形，什么八股词章、汉学、宋学……对于国计民生的确有何用呢？又由我父亲给我的影响亦甚大。先父最看得读书人无用，虽他自己亦尝读书中举。他常常说，一个人如果读书中了举人，便快要成无用的人；更若中进士点翰林大概什九是废物无能了。他是个太过尚实认真的人，差不多是个狭隘的实用主义者，每以有用无用，有益无益，衡量一切。我受了此种影响，光绪末年在北京的中学念书的时候，对于教师教我的唐宋八家的古文顶不愿意听，讲庄子</a>《齐物论》、《逍遥游》……那么更头痛。不但觉得无用无聊之讨厌，更痛恨他卖弄聪明，故示玄妙，完全是骗人误人的东西！当时尚未闻“文学”、“艺术”、“哲学”一类的名堂，然而于这一类东西则大概都非常不喜欢。一直到十九、二十岁还是这样。于哲学尤其嫌恶，却不料后来自己竟被人指目为哲学家！


    由此以后，这种错误观念才渐渐以纠正而消没了，但又觉不得空闲讲学问，一直到今天犹且如此。所谓不得空闲讲学问，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心里的问题太多，解决不了。凡聪明人于宇宙事物大抵均好生疑问，好致推究，但我的问题之多尚非此之谓。我的问题背后多半有较强厚的感情相督迫，亦可说我的问题多偏乎实际（此我所以不是哲学家乃至不是学问家的根本原因），而问题是相引无穷的，心理不免紧张而无暇豫。有时亦未尝不想在优游恬静中，从容的研究一点学问，却完全不能做到了。虽说今日我亦颇知尊重学问家，可惜我自己做不来。


    从前薄学问而不为，后来又不暇治学问，而到今天竟然成功一个被人误会为学问家的我。此中并无何奇巧，我只是在无意中走上一条路；走上了，就走不下来，只得一直走去；如是就走到这个易滋误会（误会是个学问家）的地方。其实亦只易滋误会罢了，认真说，这便是做学问的方法吗？我不敢答，然而真学问的成功必有资于此，殆不妄乎。现在我就要来说明我这条路，做一点对于哲学系同学的贡献。


    我无意中走上的路是怎么样一条路呢？就是我不知为何特别好用心思，我不知为什么便爱留心问题，——问题不知如何走上我心来，请它出去，它亦不出去。大约从我十四岁就好用心思，到现在二十多年这期间内，总有问题占据在我的心里。虽问题有转变而前后非一，但半生中一时期都有一个问题没有摆脱。由此问题移入彼问题，由前一时期进到后一时期。从起初到今天，常常在研究解决问题，而解决不完，心思之用亦欲罢不能，只好由它如此。这就是我二十余年来所走的一条路。


    如果大家要问为什么好用心思？为什么会有问题？这是我很容易感觉到事理之矛盾，很容易感觉到没有道理，或有两个以上的道理。当我觉出有两个道理的时候，我即失了主见，便不知要哪样才好。眼前著有了两个道理或更多的道理，心中便没了道理，很是不安，却又丢不开，如是就占住了脑海。我自己回想当初为什么好用心思，大概就是由于我易有这样感觉吧。如果大家想做哲学家，似乎便应该有这种感觉才得有希望。更放宽范围说，或者许多学问都需要以这个为起点呢。


    以下分八层来说明我走的一条路：


    （一）因为肯用心思所以有主见 对一个问题肯用心思，便对这问题自然有了主见，亦即是在自家有判别。记得有名的哲学家詹姆士（James）仿佛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哲学上的外行，总不是极端派。”这是说胸无主见的人无论对于什么议论都点头，人家这样说他承认不错，人家那样说他亦相信有理。因他脑里原是许多杂乱矛盾未经整理的东西。两边的话冲突不相容亦模糊不觉，凡其人于哲学是外行的，一定如此。哲学家一定是极端的！什么是哲学的道理？就是偏见！有所见便想把这所见贯通于一切，而使成普遍的道理。因执于其所见而极端地排斥旁人的意见，不承认有二或二以上的道理。美其名曰主见亦可，斥之曰偏见亦可。实在岂但哲学家如此！何谓学问？有主见就是学问！遇一个问题到眼前来而茫然的便是没有学问！学问不学问，却不在读书之多少。哲学系的同学，生在今日，可以说是不幸。因为前头的东洋西洋上古近代的哲学家太多了，那些读不完的书，研寻不了的道理，很沉重地积压在我们头背上，不敢有丝毫的大胆量，不敢稍有主见。但如果这样，终究是没有办法的。大家还要有主见才行。那么就劝大家不要为前头的哲学家吓住，不要怕主见之不对而致不要主见。我们的主见也许是很浅薄，浅薄亦好，要知虽浅薄也还是我的。许多哲学家的哲学也很浅，就因为浅便行了。詹姆士的哲学很浅，浅所以就行了！胡适之先生的更浅，亦很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纵然不高深，却是心得，而亲切有味。所以说出来便能够动人，能动人就行了！他就能成他一派。大家不行，就是因为大家连浅薄的都没有。


    （二）有主见乃感觉出旁人意见与我两样 要自己有了主见，才得有自己；有自己，才得有旁人——才得发觉得前后左右都有种种与我意见不同的人在。这个时候，你才感觉到种种冲突，种种矛盾，种种没有道理，又种种都是道理。于是就不得不有第二步的用心思。


    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学着认识问题。没有学问的人并非肚里没有道理，脑里没有理论，而是心里没有问题。要知必先看见问题，其次乃是求解答；问题且无，解决问题更何能说到。然而非能解决问题，不算有学问。我为现在哲学系同学诸君所最发愁的，便是将古今中外的哲学都学了，道理有了一大堆，问题却没有一个，简直成了莫可奈何的绝物。要求救治之方，只有自己先有主见，感觉出旁人意见与我两样，而触处皆是问题；憬然于道理之难言，既不甘随便跟着人家说，尤不敢轻易自信；求学问的生机才有了。


    （三）此后看书听话乃能得益 大约自此以后乃可算会读书了。前人的主张，今人的言论，皆不致轻易放过，稍有与自己不同处，便知注意。而凡于其自己所见愈亲切者，于旁人意见所在愈隔膜。不同，非求解决归一不可；隔膜，非求了解他不可。于是古人今人所曾用过的心思，我乃能发现而得到，以融取而收归于自己。所以最初的一点主见便是以后大学问的萌芽。从这点萌芽才可以吸收滋养料，而亦随在都有滋养料可得。有此萌芽向上才可以生枝发叶，向下才可以入土生根。待得上边枝叶扶疏，下边根深蒂固，学问便成了。总之，必如此才会用心，会用心才会读书；不然读书也没中用处。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看人会读书不会读书的方法：会读书的人说话时，他要说他自己的话，不堆砌名词，亦无事旁征博引；反之，一篇文里引书越多的一定越不会读书。


    （四）学然后知不足 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真是不错。只怕你不用心，用心之后就自知虚心了。自己当初一点见解之浮浅不足以解决问题，到此时才知道了。问题之不可轻谈，前人所看之高过我，天地间事理为我未及知者之尽多，乃打下了一向的粗心浮气。所以学问之进，不独见解有进境，逐有修正，逐有锻炼，而心思头脑亦锻炼得精密了，心气态度亦锻炼得谦虚了。而每度头脑态度之锻炼又皆还而于其见解之长进有至大关系。换言之，心虚思密实是求学的必要条件。学哲学最不好的毛病是说自家都懂。问你，柏拉图懂吗？懂。佛家懂吗？懂。儒家懂吗？懂。老子</a>、阳明也懂；康德、罗素、柏格森……全懂得。说起来都像自家熟人一般。一按其实，则他还是他未经锻炼的思想见地；虽读书，未曾受益。凡前人心思曲折，经验积累，所以遗我后人者乃一无所承领，而贫薄如初。遇着问题，打起仗来，于前人轻致反对者固属隔膜可笑，而自谓宗主前人者亦初无所窥。此我们于那年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所以有大家太不爱读书，太不会读书之叹也。而病源都在不虚心，自以为没什么不懂得的。殊不知，你若当真懂得柏拉图，你就等于柏拉图。若自柏拉图、佛、孔以迄罗素、柏格森数理生物之学都懂而兼通了，那么，一定更要高过一切古今中外的大哲了！所以我劝同学诸君，对于前人之学总要存一我不懂之意。人问柏拉图你懂吗？不懂。柏格森懂吗？不懂。阳明懂吗？不懂。这样就好了。从自己觉得不懂，就可以除去一切浮见，完全虚心先求了解他。这样，书一定被你读到了。


    我们翻开《科学与人生观之论战》一看，可以感觉到一种毛病，什么毛病呢？科学派说反科学派所持见解不过如何如何，其实并不如此。因为他们自己头脑简单，却说人家头脑简单；人家并不如此粗浅，如此不通，而他看成人家是这样。他以为你们总不出乎此。于是他就从这里来下批评攻击。可以说是有意无意的栽赃。我从来的脾气与此相反。从来遇着不同的意见思想，我总疑心他比我高，疑心他必有为我所未及的见闻在，不然，他何以不和我作同样判断呢？疑心他必有精思深悟过乎我，不然，何以我所见如此而他乃如彼？我原是闻见最不广，知识最不够的人，聪明颖悟，自己看是在中人以上；然以视前人则远不逮，并世中高过我者亦尽多。与其说我是心虚，不如说我胆虚较为近实。然由此不敢轻量人，而人乃莫不资我益。因此我有两句话希望大家常常存记在心，第一，“担心他的出乎我之外”；第二，“担心我的出乎他之下”。有这担心，一定可以学得上进。《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就为了上面我那两句话而产生的。我二十岁的时候，先走入佛家的思想，后来又走到儒家的思想。因为自己非常担心的缘故，不但人家对佛家儒家的批评不能当做不看见，并且自己留心去寻看有多少对我的批评。总不敢自以为高明，而生恐怕是人家的道理对。因此要想方法了解西洋的道理，探求到根本，而谋一个解决。迨自己得到解决，便想把自己如何解决的拿出来给大家看，此即写那本书之由也。


    （五）由浅入深便能以简御繁 归纳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点，就是常常要有主见，常常看出问题，常常虚心求解决。这样一步一步的牵涉越多，范围越广，辨察愈密，追究愈深。这时候零碎的知识，段片的见解都没有了；在心里全是一贯的系统，整个的组织。如此，就可以算成功了。到了这时候，才能以简御繁，才可以学问多而不觉得多。凡有系统的思想，在心里都很简单，仿佛只有一两句话。凡是大哲学家皆没有许多话说，总不过一两句。很复杂很沉重的宇宙，在他手心里是异常轻松的——所谓举重若轻。学问家如说肩背上负着多沉重的学问，那是不对的；如说当初觉得有什么，现在才晓得原来没有什么，那就对了。其实，直仿佛没话可讲。对于道理越看得明透越觉得无甚话可说，还是一点不说的好。心里明白，口里讲不出来。反过来说，学问浅的人说话愈多，思想不清楚的人名词越多。把一个没有学问的人看见真要被他吓坏！其实道理明透了，名词便可用，可不用，或随意拾用。


    （六）是真学问便有受用 有受用没受用仍就在能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对于一切异说杂见都没有摇惑，而身心通泰，怡然有以自得。如果外面或里面还有摆着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学问必是没到家。所以没有问题，因为他学问已经通了。因其有得于己，故学问可以完全归自己运用。假学问的人，学问在他的手里完全不会用。比方学武术的十八般武艺都学会了，表演起来五花八门很像个样。等到打仗对敌，叫他抡刀上阵，却拿出来的不是那个，而是一些幼稚的拙笨的，甚至本能的反射运动，或应付不了，跑回来搬请老师。这种情形在学术界里，多可看见。可惜一套武艺都白学了。


    （七）旁人得失长短一望而知 这时候学问过程里面的甘苦都尝过了，再看旁人的见解主张，其中得失长短都能够看出来。这个浅薄，那个到家，这个是什么分数，那个是什么程度，都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自己从前皆曾翻过身来，一切的深浅精粗的层次都经过。


    （八）自己说出话来精巧透辟 每一句话都非常的晶亮透辟，因为这时心里没有一点不透的了。此思精理熟之象也。


    现在把上面的话结束起来。如果大家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功夫，虽天分较低的人，也不至于全无结果。盖学至于高明之域，诚不能不赖有高明之资。然但得心思剀切事理，而循此以求，不急不懈，持之以恒者，则祛俗解蔽，未尝不可积渐以进。而所谓高明正无奥义可言，亦不过俗祛蔽解之真到家者耳。此理，前人早开掘出以遗我，第苦后人不能领取。诚循此路，必能取益；能取益古人则亦庶几矣。


    至于我个人，于学问实说不上。上述八层，前四层诚然是我用功的路径；后四层，往最好里说，亦不过庶几望见之耳——只是望见，非能实有诸己。少时妄想做事立功而菲薄学问；二三十岁稍有深思，亦殊草率；近年问题益转入实际的具体的国家社会问题上来。心思之用又别有在，若不如是不得心安者。后此不知如何，终恐草草负此生耳。


    未了，我要向诸位郑重声明的：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