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书斋内外

    一　一家融融


    苏轼</a>元祐还朝，虽然被人强迫戴上党派的帽子，被官僚集团围剿得遍体鳞伤，身心交瘁，但是同一时期的私人生活，却是百花齐放，灿烂非常。


    汴京比较高级的朝官，为了上朝方便，大都住在皇城附近。这皇城的城门，朱漆金钉，非常辉煌；城壁砖石间，甃嵌着龙凤飞云的图案，雕甍画栋，峻桷层榱；城楼上覆盖的琉璃瓦，在太阳下闪烁生光，真是一派皇家气象，帝阙风光。 1


    沿着皇城城墙，整整齐齐地种着高槐古柳，浓荫覆地，宁静有如山居。杨奂</a>《汴故宫记》：“登闻鼓院之西，曰右掖门。翰林知制诰者，多居西掖。”黄庭坚</a>有《雨过至城西苏家》诗，颇能写出当地的如画景色：


    飘然一雨洒青春，九陌净无车马尘。


    渐散紫烟笼帝阙，稍回晴日丽天津。


    花飞衣袖红香湿，柳拂鞍鞯绿色匀。


    管领风光唯痛饮，都城谁是得闲人？


    苏氏兄弟并不住在一起，但是苏轼退朝，常常先到苏辙</a>家盘桓一番，然后回家，相距应不甚远。


    二苏自分别出仕以来，已有二十余年不能同在一地居住，现在虽然还不能达到“同归林下，夜雨对床”的乐境，但比两地分居，动辄要三五年才得晤叙一次，却要好得多了。两兄弟公余之暇，日有过从，可以元祐三年十月作《出局》诗为证。那一天，苏轼局中早出，天色阴晦欲雪，而苏辙在户部因公未归，苏轼便在家里煮酒等他，作《出局》诗，亲密地写下“子由除一字同叔”，并称他的乳名叫“卯君”，此因他生于宝元二年己卯之故。诗云：“急景归来早，浓阴晚不开。倾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


    二苏友爱之笃，固是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而彼此互爱子侄，也是毫无异致。如元祐二年除夕，苏辙被派在办公厅里值夜（省宿致斋），不能回家，他家孩子们过年不见父亲，当然很失望。第二天元旦，苏轼朝贺一毕，帽子上插了御赐的银幡，立刻赶往弟弟家去，陪他的侄子们玩耍。作诗三首，录一：


    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遥遣试春衫。


    朝回两袖天香满，头上银幡笑阿咸。


    轼家二十余口，除出长子苏迈尚在江西当德兴县尉外，余自王夫人以次，十七岁的苏迨、十五岁的苏过、侍妾朝云等，一家团叙，其乐融融。《次韵和王巩</a>》诗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夫人不妒忌，儿子个个好学，使他觉得比汉朝的冯衍</a>、晋朝的陶潜</a>幸运得多。


    王夫人出身青神农</a>家，她有农家妇女刻苦耐劳的习性，是治家能手；虽然教育程度上有点隔阂，因此不能充分了解她的丈夫，但她谨守传统的妇德，一切依从他，敬爱他，尊重他的一切爱好，包括容纳朝云在内。


    朝云冰雪聪明，善解人意，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


    例如，有一日，苏轼退朝还家，食罢，按照他的养生法，在室内扪腹徐行。旁有侍儿，他忽然指着自己的大肚皮问她们道：“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一婢说：“都是文章。” 一婢说：“都是识见。”主人摇头不以为然。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


    苏轼捧腹大笑——果然是个红粉知己。 2


    全家抵京半年后，苏辙上《乞兄子迈罢德兴尉状》，大约未久，长子那一房也已来京团聚。苏迈照当时大户人家早婚的风习，十九岁即已娶妇，娶的是同乡世交王宜甫的女儿。翌年，元丰元年，苏轼就已有了孙儿苏箪。此时，他家一个屋檐下，已经三代同堂，儿孙绕膝，充满了笑语和喧阗。


    苏轼抵京不久，即往晋谒师门，拜见师母——欧阳太夫人，欧阳修</a>的长子发（伯和）已经过世了，遂与欧阳斐（叔弼）、辩（季默）兄弟时常交往。欧阳家托苏轼撰《文忠公神道碑》；苏轼则入见太夫人，为他十七岁的次子苏迨求婚于欧阳斐的千金，太夫人说这是“师友之义”，一口允诺。从此与师门又成了儿女姻亲。


    苏轼在京，公事既忙，再因朋友众多，趣味广泛，所以很少会有在家空闲的时光。不过他对于儿子的学业还是非常用心的，次子苏迨虽然长大了，但是身体还是病弱，所以不太管他，对稚子苏过则常亲自督教。叔党天生性分，最像父亲，非常努力于诗赋的学习，诗赋是当时科举的主科，又是苏门光辉的家学，苏轼手写一则《评诗人写物》给他，开导他作写物诗的诀窍：


    诗有写物之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a>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黄昏，决非桃李诗也。皮日休</a>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工。若石曼卿红梅诗：“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盖村学中语。


    有一次，苏过念《南史</a>》，父亲睡在床上听。读到一个段落时，苏轼便对儿子说道：“王僧虔</a>家住建康禁中里马粪巷，子孙贤实谦和，当时人称誉马粪王家都是长厚的人。东汉赞论李固，有句话说：‘视胡广</a>、赵戒如粪土。’粪土本是秽物，但用在王僧虔家，便是佳号；用来比胡、赵，则粪土有时而不幸。”


    ——前者是修辞的技法，后者则是剀切明白的人格教育，两者皆不偏废。


    苏轼平常生活很有秩序，讲究养生之道。他在家晨兴夜寝，各有一定的法门：


    每日五更初起床，梳头数百遍，盥洗后，就和衣还卧另一干净榻上，假寐数刻，据说“美不可言”；直到天色平明，吏役齐集，他即起身换朝服，冠带上马，入宫早朝。


    夜眠，苏轼颇以“自得此中三昧”为豪，他的方法是：初睡即在床上安置四体，使无一处不稳；如有一处未稳，即重新安排，务令稳贴。身体上如有任何轻微倦痛的地方，则略自按摩，然后闭目，静听自己的呼吸，直到呼吸平匀，心也跟着静定，如此一顿饭时，四肢百骸，无不和通，睡意既至，即便呼呼入梦，虽寐不昏。 3


    苏轼的个性，乐与朋友群居，而不昵妇人，即使家中妇女，他也很少和她们说话。 4 宋代士大夫社会里，饮宴的风气甚盛，高等门第，家有伎乐，但以只应宾客为主。苏家虽也不能免俗，养了几个能歌善舞的侍儿，不过苏轼接待宾客，却有各别的对待：凡遇“不可与言”而又不得不招待的俗客来到，他就搬出“搽粉的虞候”来，以丝竹和歌声来逃避乏味的言语；若遇佳客临门，则屏绝声色，只备清茗佳酿，相与坐谈累夕，兴会淋漓。 5


    苏轼推托不掉应酬，他也乐意欣赏女性的明慧和美丽，他会用最美的辞章来赞美她们，赠诗作曲之外，甚至还为她们作画，但都是过眼云烟，从不轻付感情。


    所以，苏轼能以生平不耽女色自豪，五十岁后，有诗曰：“已将镜镊投诸地，喜见苍颜白发新。历数三朝轩冕客，色声谁是独完人。”


    固然，这是苏轼“不昵妇人”的性情，但与道家养生之说也有关系，黄州的“雪堂四戒”中，有一条即是“皓齿峨眉，命曰伐性之斧”。他认为四戒中“去欲”最难，以苏武为例，他身陷胡地，啮雪吞毡，死生一线，但仍不免与胡妇生子，“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他的朋友中，如多情词人秦观</a>、风流成性的杨绘</a>和雅好声色的王巩，都经他再三劝告“戒之在色”。如定国（王巩）谪宾州，致书有曰：“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深愿以道眼看破。”


    饮茶，是苏轼生活上的一大乐趣，一大享受。但在北宋当年，茶的种植制作，还在推广时期，好茶不多，如丁谓</a>于真宗朝所制的“龙凤团”茶饼，每年仅产四十饼，只够宫廷御用，皇族以外是不敢奢望的；至庆历朝，蔡襄</a>努力改良品种，另创一种“小团茶”，欧阳修《归田录</a>》记述：


    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纯精，谓之小团，凡廿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嗣后，植茶事业不断推广，至元丰年间，神宗有旨下建州造“密云龙”，质量更是超越小龙团而上，官廷赍赏，限于王公近臣，所以苏轼珍视异常，自己偶尔品啜一瓯，绝不用以招待一般宾客。他曾作很美的一阕茶词，专门歌颂这“密云龙”，调寄《行香子》：


    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饼，黄金镂，密云龙。


    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


    能够分享这珍藏的，据说仅限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a>、张耒</a>所谓“苏门四学士</a>”来时，他才吩咐家人：“取密云龙。”


    一天，苏轼在外厅会客，忽命取密云龙，苏宅内眷总以为当是黄、秦、晁、张中的哪一位来了，屏后偷觑，却是晚登苏门的廖明略（正一）。 6


    二　苏门六君子</a>


    元祐之初，由司马光</a>和吕公著举荐起用的盈廷朝士，大部分是苏轼的同辈朋友，但当面对现实政治，利害不同时，即使多年交好，立刻就变脸色。苏轼对于人情的变化莫测，独自感叹道：“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苏轼的友谊生活中，真能与他义气相投的，不过几个知爱的后辈，他如有所汲引，也只这几个惯坐冷衙门的书生而已，此外，两三个书画名家，做在朝时期的诗伴画友而已。说到晚辈朋友，立刻就会想到大家习闻的“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


    黄庭坚与苏轼本为笔友，诗文往还已有多年，而从未识面。这次从监德州德安镇任上，被朝廷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甫于元祐元年入京，一月初八，第一次来谒苏轼，以洮河石砚为贽。


    秦观登进士第未久，原在外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苏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做校正秘书省书籍的工作。


    晁补之，字无咎，为从学苏门最早的一人，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都是第一。神宗亲阅其文，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原为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入京为太学正，后迁秘阁校理。


    张耒，字文潜，少年时在陈州游学，苏辙时任学官，深爱其才，苏轼是在老弟家中认识他的，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致。”张耒感切知己，因从轼游。以进士官著作佐郎，原在京师。文潜虽自及第以来，一直度其苜蓿生涯，但长得躯干魁伟，大腹便便，貌似寺庙中的弥勒佛，陈后山咏文潜曰：“张侯便然腹如鼓，雷为饥声汗为雨。”刻画得非常传神。


    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苏轼主试馆职。宋制，凡除馆职，必须进士及第，历任成资（符合一定的年资），经大臣保荐，学士院考试入等（合格），才能授职。


    宋沿唐制，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合称三馆。凡在三馆者，皆谓馆职；职居校理、检讨、校勘以上者，皆称学士。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


    这次学士院举行馆职试，黄庭坚以李常或孙觉荐，晁补之以李清臣荐，张耒、晁补之、张舜民</a>等五人，并擢馆职。黄庭坚迁著作佐郎，加集贤院校理，张耒、晁补之并迁秘书省正字。秦观未与荐试，因为他的“历仕成资”还不够格。


    因为他们是苏轼主试所拔擢的职官，一日之间，建立了座师与门生关系，而他们后来都做到三馆检校以上的职务，所以并称“苏门四学士”。


    张耒有诗称述他们师弟几人当年的风姿，如言：


    “长公（轼）波涛万顷陂，少公（辙）巉秀千寻麓，黄郎（山谷）萧萧日下鹤，陈子（师道）峭峭霜中竹，秦（观）文倩丽舒桃李，晁（补之）论峥嵘走珠玉。” 7 虽是一门之言，却颇能道出各人不同的风格，包括做人的风度和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在内。


    诗中所说的陈师道</a>，字履常，一字无己，又号后山居士，先由苏轼会同李常、孙觉合荐，以布衣为徐州教授，后用梁焘荐，除太常博士来京，从苏轼游，踪迹甚密，所以有人把他和李方叔（廌）加上，合称“苏门六君子”。不过无己自言他的师承是曾巩</a>，有句曰：“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后来他与黄庭坚共为江西诗派的宗师。


    宋代制度，京朝小官，俸禄甚薄，而以从事文教工作的先生们为最穷。苏门这几位学士，自然不能例外。


    不要说元祐初期，他们都还官小禄薄，即使后来官阶高了一点，依然还是穷酸。如秦少游于绍圣年间，已官黄本校勘，住东华门之堆垛场，与时官户部尚书</a>的钱穆</a>父（勰）为邻。某年春日，少游实在穷得过不下去了，作诗致隔邻的穆父求助，诗曰：


    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


    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


    穆父立刻派人送了两石米去，赒济他的困境。 8


    晁无咎也是一样，苏轼诗《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说：“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又《戏用晁补之韵》诗曰：


    昔我尝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诗老诗。


    清诗咀嚼那得饱，瘦竹潇洒令人饥。


    试问凤凰饥食竹，何如驽马肥苜蓿。


    知君忍饥空诵诗，口颊澜翻如布谷。


    如陈师道，清寒耿介，一丝不苟，最后竟因无衣御寒而死。那是建中靖国初年的事，师道时任秘书省正字，被派陪祀郊丘。时值严冬，非重裘不能御寒，他只有一袭旧皮袍，他的夫人与赵挺之的夫人是嫡亲姊妹，就向赵家借了一件，师道问这是哪里来的，他夫人不敢隐瞒，从实说了，师道说：“你岂不知道，我从来不穿别人衣服的？”拒不肯穿，只着一领单裘到郊野去，竟感寒疾而死。 9 得年才四十九岁。


    元祐当时，苏轼位高，禄亦较厚，而且依照惯例，撰内外制都有额外的“润笔”收入，如草宰相“麻”，退即有旨，赐牌子金一百两。所以经济情况比诸在三馆的门人，要好得多。


    不过苏轼向不看重金钱，毫无积蓄，而且认为一般人所说的节俭，实是悭吝的别名。这时期，收入虽然丰厚，但他还是四壁萧然，室无长物，甚至不怕小偷光顾。曾自记元祐在京一事：


    近日颇多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 10


    苏门中以李廌</a>为最穷，苏轼常常赒济他。苏轼出知杭州时，朝廷赐物中有马一匹，便将它送与李廌，并且顾虑到李廌得马救穷，一定要卖的，则必须写张公据给他，证明来源，才能脱手。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张措辞委婉，又绝对不伤李廌自尊心的“马券”给他，原文是：


    元祐元年，余初入玉堂，蒙恩赐玉鼻骍；今年出守杭州，复沾此赐。东南例乘肩舆，得一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马，故以赠之。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为书公据。元祐四年四月十五日。 11


    这马券，后在眉州刻了石，有拓本流传。又有黄庭坚题跋一则，极饶风趣，跋曰：“天厩马加以妙墨作券，此马价应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继，将不能有此马，或又责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安用汲汲索钱，此又不识痒痛者从旁论砭疽尔。使有义士能捐二十万，并券与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悬，亦足以豪矣。遇人中磊磊者，试以予书示之。”


    苏轼的仁厚，不在赠马，在于那一番体贴别人的心肠。


    不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精神世界里的满足，物质上的匮乏，不足以压倒他们。


    苏门中人，各有独特的成就，相成的关系甚浅。


    苏轼是个天才型的人物，挟其天马行空的气魄，逞其健笔，昂首高歌，赵翼</a>论之曰：“坡诗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


    黄庭坚和陈师道却截然与他相反。庭坚认为文学上的成就，终须由积学而来，与徐师川书说：“诗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a>、韩退之诗不熟耳。”庭坚对于苏轼的天才和气魄，自知无法超越，故有意无意之间，想要另辟蹊径，出奇制胜，但是锻炼过甚，则不免走入生涩拗僻的魔阵。


    陈师道是北宋第一个苦吟诗人，专心致志，逐字推敲，叶梦得</a>《石林诗话</a>》传述道：


    世言陈无己每登临得意，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头，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犬猫皆逐去，婴儿稚子，亦皆抱持至邻家。


    作诗如此呕心沥血，与苏轼全凭才气的路子不同，所以后来他尽弃所学，与黄庭坚同宗老杜，开江西一派的诗运。 12


    秦观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故其文字抒情婉约、写景清丽，时人讥其纤弱，秦观亦自认少时用心作赋，习惯已成，虽风调优美，总脱不掉“词人之诗”的面貌。


    张耒为诗，自然清新，务为平淡，颇受白乐天的影响，而苏轼对他们两人，则曰：“秦得吾工，张得吾易。”


    晁补之以文自雄，诗不如赋。


    李廌文词肆放，苏赋称之“有飞沙走石之势”，诗亦才气横溢，似乎有点师门气概了；然而毕生穷愁潦倒，终至豪气尽失，变入幽逸一路。


    苏门师友，各有风格，而苏轼也真能尊重他人独立的成就，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格律束缚的天才诗人，所以也不强人与他同调。正因有此涵量，所以他能网罗天下人才，创出自由的文风。故东坡时代的宋诗，万象纷呈，各具自家面目，别有气象；尽脱唐人窠臼，赋予宋代文学以新生命，创出宋诗的新境界，下启江西诗派二百余年的新诗运。


    苏门六君子中，苏轼独于黄庭坚较敬重。一是山谷在诸生中，年纪最长，元祐元年，他已四十二岁，只比苏轼小九岁。两人相见时，黄已颇有声望，所以他们的关系始终是在亦师亦友之间。二是山谷少年早慧，很有一点恃才傲物的脾气，苏黄二人，格调不同，因为太熟的关系，有时也不免互为讥诮。如苏轼论山谷诗文说</a>：


    鲁直诗文如蝤蛴、江珧拄，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庭坚虽因后辈，不便指名直说，但言：


    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


    意亦暗指轼诗。 13


    秦观每以庭坚对苏轼的态度不够敬重，心怀不平。山谷《避暑李氏园》诗：“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少游便向老师抱怨：“以先生为苏二，大似相薄。” 14 但是苏轼并不在乎。


    至苏轼下世，庭坚独尊诗坛，时人以“苏黄”并称，山谷连称“不敢”，他终生以师礼事苏轼，这种风范，尤其可贵。


    苏轼在及门诸生中，对秦观的期望最深，因此，求全责备，态度也较严格。元祐初，少游晋京谒苏，一见面，苏轼便说：“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


    “某虽无学，亦不至于如此。”少游诚惶诚恐，不知此言何来。柳永</a>是被他们共认为格调卑下的词家，苏轼一向瞧他不起，便说：“销魂当此际，还不像柳七的口吻吗？”


    苏轼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了一阕新作，中有“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雕毂鞍骤”这样两句。苏轼说：“用了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摇首不以为然——苏轼指导后辈，精密如此。


    苏轼当时，名满天下，不但一般士人望之如北斗，谁不希望一登龙门，而身价十倍。欧阳文忠开创出宋代文学的革新运动，得苏轼接替继续领导当代文运，发扬光大。虽已奠定非常深厚的基础，然而时光飞逝，苏轼现在也已进入中年，行将老矣，他必须要将欧阳交付给他的这根棒子，寻到一个有资格接棒的人。今如欲为交付，不能不把这份深重的责任，期望于这几个门人身上。一次，他公开这份心事于其门人曰（据李廌《师友谈记</a>》）：“国家的文运，必须要有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此道统才不至于坠失。方今太平盛世，文士辈出，必定要使这一代的文运有个宗主。从前，欧阳文忠公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我不敢不努力以赴；但将来这文章盟主的责任，都该由诸君负责接手，正如文忠与我之间的传承一样。”


    苏轼在知杭州时，作《太息一首送秦少章》，表示他所属意的，是“秦得吾工，张得吾易”的秦张二生，言曰：


    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耳，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


    但在以后岁月里，他却并未放弃继续发掘人才的努力，直到身被窜逐蛮荒，他才断了念头，与李廌（方叔）书曰：


    顷年于稠人中，骤得张（耒）、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及方叔、履常，意谓天不爱宝，其获益未艾也。比来经涉世故，间关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立于先，必有觉于后也。 15


    但至绍述祸作，苏轼及其门下，身且不保，遑论其他。


    秦观与他同遭贬谪，死于道途，先老师而亡；苏轼逝世这一年，陈师道也死了；三年后，黄庭坚卒于宜州贬所。苏轼寄望接棒的另一人——张耒，虽然年寿最长，后苏轼十三年谢世，但他就因在荐福寺祭奠师丧，成了罪状，被谪房州别驾，步武老师被政府“安置黄州”；文潜好酒，晚年因酒精中毒，患麻痹以致语言都有障碍，即山谷诗所谓“张子耽酒语蹇吃”，更自潦倒不堪。


    出身苏门的人，幸得不死，也必颠沛流离，救死不遑，还有什么机会讲学，还有什么地位领导文运？文化帝国的太平盛世已经过去了，大局扰攘，根本没有文坛存在，又遑论宗主。


    ——这是苏轼不复自见的一重悲哀。


    三　王巩


    乌台诗狱案内，因收受有讥讽文字，不申缴而牵连受罚的二十九人中，太原王巩（定国）是第一名，处分居然重过主犯，谪官监宾州酒盐税。宾州（今广西宾阳）为广南滨海烟瘴之地，比黄州、筠州都更远、更荒僻。苏轼获罪之初，不暇自哀，耿耿于怀者，是那些被连累的朋友，尤其对远谪的王巩更加担心。怕他会心怀怨恨，又不敢写信去问询，成为心理上一个极其难堪的重压。


    幸而定国于启程前先已来了信，使苏轼有机会倾吐自己的歉疚。复书曰：


    某启：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今得来教，既不见弃绝，而能以道自遣，无丝发蒂介，然后知定国为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幸甚，幸甚。


    苏轼认为王巩是两代宰相家的贵族子弟，一向娇生惯养，怕他吃不了远谪南荒的辛苦，谁知定国却很坚忍刻励，和苏辙在筠州一样，晨起到税局去做盐税酒税的杂事，下班后，穷经著书或则诗酒自娱，生活得还很安宁。


    在黄州的第三年，王巩自宾州寄诗来，苏轼有《次韵和王巩六首》之作，清清楚楚写出他的歉疚，要为他祈祷的沉重的心理：


    况子三年囚，苦雾变饮食。


    吉人终不死，仰荷天地德。


    …………


    此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


    苏轼在黄州，最常挂念的，也是远谪广南的王巩。那年重九，登栖霞楼，凄然歌《千秋岁》词，所念即是定国：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


    佳节若为酬，但把清樽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此词末句，特为引用从前在徐州逍遥堂中，夜与定国和诗的旧句，缱绻的旧情与无凭的人事，交织成寥落无归的沉哀，自有一种震撼感情的力量，使当日同座诸人，不论认不认识王巩的，都为之想望这位漂泊岭外的朋友。


    所幸元丰六年，王巩先自宾州放归，苏轼欣慰非常，作《次韵王巩南迁初归二首》，对于定国“归来貌如故，妙语仍破镝。那能废诗酒，亦未妨禅寂”，平安度过一场因他牵累而起的灾难，庆幸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在这三年中，定国的遭遇很坏。“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王定国诗集·序》）但是王巩从来不怨苏轼，还时时和他谈论昔日徐州从游之乐的旧事，苏轼一面欣然见他“十年冰蘖战膏粱，万里烟波濯纨绮”的新境界，一面则怅然对他说道：“却思庾岭今何在？更说彭城真梦耳。”新近度岭的痛苦经验都已悄然过去了，那里还有徐州游乐的梦痕。经历忧患的苏轼，深深体认了人生的虚幻。


    写上述诗时，苏轼也已离开黄州，在江淮一带求田问舍，预定明春去南都谒见王巩的岳父，乐全老人张方平</a>。后来王巩去了汴京，所以苏轼到扬州、到南都，似乎都未曾与他相见。


    定国有一歌姬，姓宇文，名柔奴，眉目娟丽，颇善应对。其家世住京师，从定国南迁，苏轼后有一次问她：


    “广南风土应是不好？”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柔奴回答。


    这似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在一个体验过忧患的人听来，却如针刺要穴，凛然感到语中充满着哲理和智慧，特地为她填了一阕《定风波》词：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元丰八年（1085），宣仁太皇太后听政，下诏求直言，一时上封事者五千件，司马光看详，以孔宗翰居第一，定国第二，因此得早两年“磨勘”，司马光荐为宗正寺丞。元祐元年八月，本来已有颍州通判的新命，尚未赴任，苏轼荐举他充“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的制科试，不料为台谏们斥为奸邪，斥为谄事苏轼。这句话非常刺激苏轼，不得不大声驳斥道：“臣与王巩，自幼相知，从我为学，何名谄事？台谏要攻击的是我，王巩受我连累而已，这样无理诬陷，能不令人悚惧？”一阵扰攘之后，王巩终被出为西京通判，他又是苏门中第一个代罪的羔羊。


    因此，苏轼和王巩元祐初同在京师的时间，还不到一年。王巩在西京通判任上不过七八个月，二年秋间又转任扬州通判。其时，京师的党争已很激烈，苏轼自己正在进退两难的煎熬中，所以并不希望他回到这红尘滚滚的京朝里来，因作《次韵王定国倅扬州》诗，劝他不要再落红尘，在扬州好好写书：


    此身江海寄天游，一落红尘不易收。


    未许相如还蜀道，空教何逊</a>在扬州。


    又惊白酒催黄菊，尚喜朱颜映黑头。


    火急著书千古事，虞卿应未厌穷愁。


    然而，定国在扬州不到一年，又被人打下来了，三年秋后，回到汴京。


    朝中大老韩绛的母亲，是王巩的姑母，他们两人是姑表兄弟。这几年间，定国命运乖舛，三年瘴疠，万里生还，适逢元祐政局初变，他鼓勇上书，极欲有点作为，自见于世。韩绛身为门下侍郎不是没有汲引定国的能力，但他非常自私，不仅借口亲嫌，不予推荐，眼看他被台谏们斥为奸邪，排挤出京，甚至连个通判的位置都坐不安稳，转徙靡常，无异江湖流落，韩绛也毫不顾问，苏轼很是为他不平。《次韵王定国谢韩子华过饮》诗，通篇都是为定国痛惜，讽刺韩绛的话，流露他对宦途中人的冷酷无情，投出无限的鄙薄。


    定国从扬州回来后，十二月初七，是哲宗皇帝的诞辰，提早退衙，天降微雪，苏轼兄弟退朝后，“出门自笑无所诣，呼酒持劝惟君家”，就乘马踏雪往访清虚堂，去看定国的近作。苏轼认为巩作五言，好得出奇。苏辙则追忆十年前，与孙洙（巨源）同访定国，饮酒笑谈通宵，就醉卧他家的旧事，现在巨源且已作古，往事皆非，为之无限感慨。小苏诗说：“兰亭俯仰迹已陈，黄公酒垆愁煞人。”但是大苏对人生已有其突破的观感，却用平静乐观的口吻说道：“九衢灯火杂梦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门外，共看银阙暾朝霞。”


    明年（元祐四年，1089）三月，王巩升了官，出知海州。苏轼非常高兴，要以世故的经验来劝定国：“好词工书，都是病癖；做官应该稍微曲徇一点流俗才好。”作《呈定国》诗：


    旧病应逢医口药，新妆渐画入时眉。


    信知诗是穷人物，近觉王郎不作诗。


    四　画友


    贵族画家王晋卿（诜），与苏轼原是老友，在御史台狱案内，与王巩一样，同是遭受惩处最重的人，因为他与苏的关系，还不止“收受有讥讽文字不申缴入司”一端，且有私人间的财物往来、僧牒请求和其他馈贻之类，一时都成了罪状。结果，王诜自绛州团练使，坐追两秩，宣告停废。


    这还幸亏王诜的夫人是英宗的女儿贤惠公主，今上神宗皇帝的胞妹，才得免于远谪。不料公主还是经不起这样的打击，积郁成疾，神宗在她病中，赶忙又将王诜起复原官，可惜为时已晚，不久，贤惠公主终于撒手尘寰了。她的生母——宣仁太皇太后崩驾前，还曾泣语宰辅道：“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引为终身憾事。


    公主既薨，王诜失了靠山，遂被外放均州。元丰七年春，徙颍州。至哲宗即位，才许自登州刺史还居京师，复文州团练使、驸马都尉。苏轼被召入京，与诜于宫殿门外，两人同经这场劫难，不相闻问者，已经七年，执手唏嘘，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晋卿原是武官，工于绘画，也好吟诗，值此际会，觉得不写诗不足以宣泄满腔的感情，自写一章五古，求轼和作，苏轼《和王晋卿》诗叙言：“……作诗相属，词虽不甚工，然托物悲慨，阨穷而不怨，泰而不骄，怜其贵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韵，欲使诜姓名附见余诗集中，然亦不以示诜也。”王诜诗不甚工，有事为证。他一日忽得耳疾，痛楚不堪，向苏轼求药方治耳，苏轼答复他道：


    君是将种（诜是宋朝开国功臣王全斌的后裔），断头穴胸，当无所惜。两耳堪作底用，割舍不得。限三日病去；不去，割取我耳。


    晋卿得书顿然开悟，果然三天后耳痛已愈，作诗谢苏曰：“老婆心急频相劝，令严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聪君不割，且喜两家皆平善。”词果鄙俚，但是他画《挑耳图》，却是出色当行之作，后被王巩收藏。 16


    王诜本是山水名家，受当时艺术风气的影响，继李成（营丘）、郭熙而后，画云林清旷、荒寒苍茫的《寒林图》而负盛名，早年画《烟江叠嶂图》，使苏轼读后顿怀武昌樊口的景色；王定国藏他所画着色山，苏轼题曰：


    君归岭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见春。


    寄语风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识山人。


    定国谪宾州，苏轼谪黄州，而晋卿稍后亦谪均州，所以说“三人俱是识山人”，题作同难的纪念。


    晋卿对于苏轼的书法，爱好成癖，他们虽是知交，但也不能予取予求，需要有点技巧。当时大家知道，要向苏轼求书，最好赠送笔墨纸砚中的佳品，几乎无不立时应命。晋卿懂得这个诀窍，他曾一次赠送苏轼佳墨二十六丸，凡十余品。苏轼用来混合研磨，作数十字，试验色泽的深浅。他说：假使合研的成绩很好，他将捣合使成一墨，仿“雪堂义樽”之例，可以称为“雪堂义墨”。 17 据说这批古墨的成分非常名贵，内含金屑和丹砂，所以色泽光亮照人。不用说，晋卿必然借此获得不少苏书。


    苏轼在黄州，醉后作《黄泥坂词》，原稿久已藏失。一天晚上，与王直方</a>、张耒、晁补之等夜谈，说起此稿，他们三人便翻几倒案，搬箧索笥，居然寻了出来，不过稿字甚草，半已不能辨认。苏轼寻绎当时的意思，补成全文。张耒从旁手录一份清稿，呈与老师，乘便乞去原稿真迹。第二天，王诜得闻此事，写了信来抗议。书言：


    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以遗我，毋多费我绢也。


    于是苏轼用澄心堂纸、李承晏墨，写了《黄泥坂词》一通赠与晋卿。


    元祐在京，苏轼交往的画友，都是一流高手，旧友王诜外，还有曾来黄州作客雪堂的米芾</a>（元章），京师初交的李公麟（伯时），余如山谷的字，无咎的画，也都是一代作手。


    米芾，字元章，本是吴人，世居太原，后迁襄阳，所以又自称“襄阳漫士”。他的母亲曾侍宣仁太后于藩邸，因此得补涵光尉，做过长沙县掾，现在京师当太学博士。生得眉目轩昂，人物英迈，独步翰墨场中，自视甚高，不肯随人俯仰。又因有这天生的傲骨，虽有那么好的宫廷欢迎，仕途上却极不得已，然而他并不在乎，自称：“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绝不改变他的“洁癖”。 18


    元章的书法，最为沉着飞扬，自出新意，不宗一派，与苏轼相同，故被誉为超逸绝尘、不践陈迹的大家。自言：“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19


    米字于端庄中寓阿娜流丽之美，除二王外，于古人书法，概无好评，骂柳公权是丑怪恶札之祖，骂张旭草书只配挂到酒肆去。他是个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字如其人，他的行草，放逸天真，无拘无束，笔墨秀劲圆润，有云烟舒卷的自然姿态。苏轼对他评价甚高：“海岳平生篆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 元章本不作画，至李公麟右手得病后，他才画山水。伯时的画艺始得之于吴道子，元章则取顾恺之</a>的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他说，山水画古今师法相承，还没有人能够跳出此一尘俗的风格。所以他画山水树木，信笔挥洒，不求工细，烟云掩映，意似便好，与他儿子友仁都擅“泼墨”，意亦在于突破古画的技法，意趣天成，独成一格，人称“米家山水”。


    元章学书甚勤，苏轼说他“日费千纸”，而其收藏之丰，尤其叫人眼红，据说“收晋、六朝、唐、五代画至多，所藏晋唐古帖多至千幅”。所以名其室为“宝晋斋”。


    苏轼常偕同好的朋友到宝晋斋去借看他的收藏，但却发生一种怀疑，以为像米芾这样一个大家，决不至于没有鉴识，何以他的收藏中却又真伪参半，不尽可靠呢？元祐四年（1089）六月十二日，苏轼偕门生章致平同访宝晋斋。致平看元章取画，必亲自开锁，取出画件后，站离观者丈余之外，两手捉纸供观，不令接近；如走近去看，他便收了起来。显然示人者皆是赝品，这个秘密被章致平揭穿了，元章大笑，然后才把二王、长史、怀素</a>辈十几件精品拿了出来。 20


    米芾酷嗜书画，常常向人借阅，一取回家，他即用心临摹，然后把真假两本，一起送给原主，听其自择，而原主则又常常真赝莫辨。如此巧偷豪夺，聚藏书画日富。苏轼对他这种行径，不免有点轻视，所以《次韵米芾二王书跋尾》诗一则曰：“秋虵春蚓久相杂，野鹜家鸡定谁美。……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又曰：“锦囊玉轴来无趾，粲然夺真疑圣智。”对于米芾的作伪工夫，也不禁叹赏起来。


    元章伪作出了名，真还有书画迷求他伪作，王诜即是其一，《书史》载其事：


    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群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皴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其他尚多，未出示。


    然而仿造古书画，必须具有非常高超的技能、乱真的本领，在艺术上虽然没有正面的价值，但如果对传统的书法书技没有过人的造诣，对前人的笔墨没有精深的摹写功夫，谁又能够达到莫辨真赝的境界呢？


    元章恃才傲物，行动不羁，故意装疯作傻，一种是强烈的表现欲望，一种是对凡庸世界无言的抗议。他常穿着奇装异服，自谓是唐人规制，好戴高檐帽，因为帽子太高，轿顶矮，坐不进去，他也不愿脱帽，叫把轿顶拆了，他就坐在没顶的轿子里，招摇过市。一天，出保康门，路遇晁以道，以道看了大笑。


    米芾下轿，拱手问道：“晁西，你道是甚底？”


    “我道你似鬼章。” 21


    然而，放开这些不讲，就凭元章的才气和绝顶聪明，都为苏轼所敬爱，成为他非常亲密的画友。


    另一鼎鼎大名的龙眠居士李公麟，是苏轼元祐时期的初交。李之仪</a>最初介绍公麟所画地藏像给苏轼看，复书说：


    某本无此学，安能知其所得于古者为谁何，但知其为轶妙而造神，能于道子之外，探顾（恺之）陆（探微）古意耳。公与伯时想皆期我于度数之表，故特相示耶？……


    公麟，字伯时，舒城人，南唐先主李昪的裔孙，举进士，元祐初在京为承议郎。


    公麟的父亲酷好书画，收藏甚丰，所以他自幼见多识广，渐能解悟古人使笔用墨的法门，作画气韵高远，意造天成；又能做诗，更识奇字；尤好三代鼎彝古器，博学精鉴。他以传统的佛画、人物画打好根基，特别擅长画马。这也是唐人遗留下来的风气，绘画雕塑等艺术杰作，大都与马有关，所以公麟作画，也以人物与马画为多。


    元祐二年（1087），苏轼知贡举，公麟以承议郎为小试官，也曾在试院画马，苏黄以次，并有题咏。元祐初，西域贡马，首高八尺，振鬣长鸣，万马皆喑，为一罕见的神骏；明年西羌温溪心赠文潞公马，亦为名驹；蒋之奇为西河帅，乞受西番贡马称“汗血”者。苏轼心爱这三匹名马，特请公麟各为写真，还请青宜结鬼章详加审定。他不能自有这样贵重的异国名驹，就只好一直珍藏这幅马画。至被谪惠州，还随身带着，作《三马图赞》，可见他的宝爱。


    后来公麟遇名僧法秀劝他道：“你日夜画马，殚精竭虑在马身上，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马胎无疑。”伯时大为惊慌，从此不再画马，改画大士像，兼写人物和画“真”。 22


    中国的人物画，一向由六朝的顾恺之、唐朝的吴道子轮为主宰，后人不论如何变法，画风不脱这两家的范围，非吴即顾。北宋前期，吴道子被大家奉为画圣，所以，那一时期的壁画，大抵都是笔力雄放的吴派。老苏生前，也酷好吴道子画的佛像，苏轼初仕凤翔，曾化钱十万，买过四版幸逃兵燹的道子画菩萨和天王像，归献老父，成为苏洵</a>一生收藏中的弁冕。


    苏轼少时，对于吴道子那种“吴带当风”的笔势气魄，深为倾倒。后来见到王维</a>的真迹后，开始获得诗画一体的启示，单纯的画技已经不能使他满足。至与米芾、李公麟相交，在人物画的鉴赏方面，他更欣赏顾虎头以有限的画面，朴素的笔墨，写出形神相融的人物来，认为气韵高于道子远矣。


    苏轼盛倡诗画一体，首称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转而赞誉公麟为：“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龙眠的画更印证了苏轼诗画一体的理论。


    在这几个人互为影响之下，顾恺之的画风，重被复兴起来，最有力者，就是李公麟。公麟所作《孝经</a>图》，就带有非常浓厚的六朝风味，受恺之《女史箴》和《烈女图》影响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现在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所藏顾恺之《洛神图》二幅之一，即是李公麟用白描笔法摹绘的。（《石渠宝笈</a>续编》著录）


    此时，苏轼受龙眠的影响，已很服膺顾恺之，《赠李道士》诗有曰：


    世人只数曹将军（霸），谁知虎头（顾恺之）非痴人。


    腰间大羽何足道，颊上三毛自有神。


    平生狎侮诸公子，戏著幼舆岩石里。


    …………


    这诗里，包括顾恺之写真的两个故事：一为裴楷画像，画成，再三默自观察，后在颊上添画三根毫毛，便觉神明活现；二是为谢鲲（幼舆）作“真”，将他画入岩石丛中，说：“此君宜置丘壑。”


    人的品格不同，神情即异，画家不能把握其人品格精神的特征，便不得“神”。


    人的体貌上，精神所聚之处，顾恺之认为：“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所以他画就一帧人像，搁置数年，不点目睛，因为尚未观察到、把握到如何表现这神聚之处的缘故。


    眼睛固然最能表现个人的性格与精神，而苏轼则以为颧颊亦很重要，他作《传神记》说：“传神之难在目颧。”这话并非空口议论，他还做过实验。《传神记》说：


    传神在于颧颊，吾尝于灯下顾见颊影，使人就壁摹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


    他认为画家要把握对象的“神”，必须潜观默察，留心他于自然流露时，迅速捕获到画面上去（前揭书）：


    传神与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视一物。彼方敛容自持，岂复见其天乎？……


    伯时画真，当然不同凡响。


    陆放翁听他父亲说，李伯时画王荆公像于金陵定林庵的昭文斋壁上，著帽束带，神采如生。斋屋平日严加锁闭，贵宾来谒，寺僧才肯开门。客忽见像，无不为之惊耸，盖因感觉此像竟有一股生气逼人，写照之妙如此 23 ——放翁后去金陵，庵已遭火，像不复存。


    现在尚存人间的伯时所作轼“真”，乌帽道服，坐在磐石上，左手执一藤杖，横置膝前；两颧高耸，大耳长目，右颊黑痣数点，清晰可数。黄山谷说：“极似子瞻醉时意态。”


    他们这一伙朋友最大的娱乐，不是诗酒之会，即作书画雅集。元祐二年（1087）五月，在王诜家的西园里，即曾举行一次盛会。西园幅员广袤，小桥流水，林石清森，实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园林。我们上距当时，几已千年，还能看到这次雅集中，风景之美，人物之盛，姬侍之艳，真还不得不感谢龙眠居士所画的《西园雅集图》和米元章所写的图记。


    参加这次雅集的，图上共有十六个人。一石案的左前端坐着，头戴黑色高筒帽，身穿黄色道袍的，便是苏轼，他正端坐捉笔写字，有一童子对案俯身为他持纸；沧州李之仪（端叔）捉椅立视，只见一个侧面；幅巾青衣、据案凝伫着为丹阳蔡肇（天启）；蔡与苏间，站着两个盛妆的侍姬，服饰神态还是唐代美人丰容盛鬋的风仪；案之右上角，戴仙桃巾，着紫裘，斜坐静观者为主人王诜（晋卿）：这一组人都在凝神注视苏轼如何挥毫落纸。案后假山一角，小桥流水，景色明媚。


    另一石桌，上方坐着龙眠居士李公麟（伯时），幅巾野褐，案上平铺素纸，他正据横卷，持毫画陶渊明</a>《归去来兮</a>辞》。旁立黄庭坚（鲁直），团巾茧衣，持扇当胸，凝眸熟观。案之两端，分坐苏辙（子由）和张耒（文潜）：子由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文潜捉石观伯时画。一童子磨墨，一童子侍立苏辙身后。晁补之（无咎）披巾青服，抚肩而立。郑靖老（嘉会）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伯时作画。


    远处林翳间，秦观（少游）幅巾青衣，趺坐在一棵古桧的盘根上，袖手静聆戴琴尾冠、穿紫道服的琴师陈碧虚凝神摘阮 24 。


    爱石有癖的米芾，唐巾深衣，站在一方高大石壁前，昂首持毫，意欲题壁，前有蓬头童子捧砚而侍。在他身旁的则为秘书少监宋城王钦臣</a>（仲至），袖手仰观。后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密茂中，一僧——圆通大师坐蒲团上说《无生论》，刘泾（巨济）幅巾褐衣，坐怪石上，侧耳静听。


    米芾所作图记，结末说：“后之览者，不独图书之可观，亦足彷佛其人耳。”确为至言。北宋士大夫家朋友雅集，例设歌筵，驸马邸第的酿酒美人，益发鼓舞宾客的画意和诗兴。晋卿有一后房宠姬，名啭春莺，见过的人都说，确是罕见的国色，苏轼曾被她的美艳所颠倒，即席为制《满庭芳》一阕，老实招供道：她是你家家伎，朝夕相见，不会觉得怎样；但是有个狂客，则已被她艳光所照，意乱情迷，如何是好？原词是：


    香叆雕盘，寒生冰箸，画堂别是风光。主人情重，开宴出红妆。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双歌罢，虚檐转月，余韵尚悠扬。


    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纤长。亲曾见，全胜宋玉</a>，想像赋高唐。


    但这啭春莺，王家亦不能久据。绍圣初，政局大变，晋卿再度贬谪，她便流落为客县马氏所得。待晋卿重返京师，虽知她的下落，但是已经飞去的堂前紫燕，再也不能重返旧巢，空缱绻而已。 25


    苏轼与米芾、公麟的交谊，结局则有不同。他自海外北归，与元章书云：


    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云者。


    苏轼谢世前，还和他频频函札往来，诉述病苦。


    至于李公麟，元祐时期，与苏家极为密熟，甚至为苏家遍画家庙的神像。但至苏轼得罪南迁，公麟即不相闻问，途遇苏氏两院子弟，他也以扇障面，装作不曾看见。一个艺术家而如此势利，晁以道非常气愤，将平日所藏李公麟画，全部送了别人，他不愿再看了。 26


    五　文字生涯


    苏子由说：“东坡黄州以后文章，辙虽驰骤从之，而常出其后。”苏轼自言写文章是他生平一大乐事：


    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 27


    自述创作过程中“文思潮涌，触处生春”的乐趣，尤其动人：


    吾文如万斛泉</a>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可知也。


    他这枝天生健笔，虽然能够给他带来痛快淋漓的快感，但也给他惹上无穷的灾祸，然而这是思想家的武器，艺术家的工具。“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原是生命相与的事业，无可言说。而且，文字的创作，即是个人性情的表露，丝毫勉强不得，即如二苏自幼为学，本出同一源头——“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 28 。但因兄弟赋性不同，表现在文字上的风格和品评文字的态度，也就完全相异。苏辙是个朴实厚重的人，所以他所仰赞的欧阳文章，着眼于“公之于文，天材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苏轼不然，他看评文章，首重气势，所欢喜的是笔锋精锐、议论英爽之作，看到一篇好文章，即拍案称快，如欧阳文忠初见他的文字一样，连呼快哉、快哉！又如他欣赏李廌的文字，即在于它有飞沙走石之势，所以，夏均父诗说：“栾城去声色，老坡但称快。呜呼二法门，近古绝伦辈。” 29


    苏轼作文虽求快意，笔墨淋漓，看似平易，但也有工细的一面，非如后世那些斗方名士，兴到为之，随手挥洒，自称才子。他也一样有句斟字酌的过程，细针密缕的工夫，和欧阳文忠一样。


    欧阳修作完一文，便将稿子贴在墙壁上，坐卧之间，随时复看，随时修改，必至自认完美无疵，方肯脱手示人。苏轼虽然才思敏捷，落笔之前，先有腹稿，旁人只见他文不加点的才气，但他自己腹内经营，并非完全不需推敲，只是灵感来得快，他又敏于捕捉，不着痕迹而已。


    前人于苏轼诸孙处，得见数幅诗稿真迹。有一幅和欧阳叔弼（棐）诗，“渊明为小邑”句，初去“为”字改作“求”字，又连涂“小邑”二字，改作“县令”，凡三改才成现在这个句子。至“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初作“胡椒亦安用，乃贮八百斛”。若如初句，确有语病，仍须涂抹再三，改而又改。 30


    蜀中石刻东坡文稿，改窜之迹累累，费衮</a>《梁溪漫志</a>》里，具注两篇，颇堪玩味。


    不过他读书多，记忆力强，一笔在手，左驱右转，无不如意，确也是罕见的才能。


    苏门中人，常有旁观苏轼当众写作的机会。一日，苏轼与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人会于私第，忽然有旨，令撰《沿路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银合茶药诏》，他便磨墨伸纸，落笔写下开端“于赫神考，如日在天”八个字，适遇外间有事，苏轼搁笔暂出，诸人拟续下句，都猜不出他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苏轼回来，马上援笔续写道：“虽光明无所不临，而躔次必有所舍。……”


    诸生大为叹服。 31


    这段时间里，苏轼有《鹤叹》（一作《病鹤》）这一首名作，虽欲以鹤自况，但结果则又不免感叹“愧不如鹤”，而以“难进易退我不如”来自嘲，写尽身不由己的悲哀。


    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


    鹤有难色侧睨予，岂欲臆对如鵩乎？


    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长胫阁瘦躯。


    俯啄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娱。


    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


    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 32


    另一他身后的传说，尤为有趣。


    洪景庐（迈）在翰林院日，公闲，到庭院中去散步，见一老叟在花丛前晒太阳，随便问他是哪个地方的人。老叟说：“京师人，几代都在翰林院里当院吏。现在八十多岁了，年轻时还见过元祐朝的各位学士；目前子孙仍在本院作吏，所以养老于此。”接着又说，“听说今日文书甚多，学士才思敏绝。真不多见”。


    景庐面有得色，便说：“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


    那老人点点头，然后叹道：“苏学士敏捷亦不过如此，但他不曾检阅书册。”


    景庐大为惭赧。 33


    这景庐即是著《容斋随笔</a>》《夷坚志</a>》的洪迈</a>，是一位学问渊博、究极群书的学者，官至敷文阁待制、端明殿学士，终亦不如苏轼记忆力的特强。《容斋随笔》里指责苏轼诗中用事错误的地方很多，也许是老吏一言的刺激使然，其实，些许小节，亦不足为大诗人病。如太后以金莲烛送他归院那一晚，苏轼连撰吕公著平章事，吕大防、范纯仁</a>左右仆射三制，必须于顷刻之间写成，才能于当夜呈核，翌晨宣麻。而读者以为：“三制成于顷刻之间，撷史粹经，悉出吐属，可见其奋疾如风。”到底不完全是苦学所能达到的天才境界。


    苏轼元祐在京师，先后不过三四年间，除奏议外，所作《内制》集有十卷，附《乐语》一卷，《外制》集有三卷，文繁体备，内容有朝廷典制、宫禁仪文、宰执恩例、馆阁掌故、寺观致祷、原庙告虔、外藩部落与边臣使客间的朝聘燕飨、抚绥存问，另有修省哀慕、节序令辰的应景文字，包罗万象，竟有八百余篇之多，可见他工作之重，下笔之快。


    而且在此期间，他还有若干皇皇巨制的大文章，如二制官公祭司马光文，范镇</a>取以志墓者；《司马温公行状》；敕撰《富郑公（弼）神道碑》《赵清献公（瞻）神道碑》《范蜀公（镇）墓志铭》：凡此皆是一代伟人，言行要作天下的模范，事功要作国史之根据的，岂是等闲文字。又如《张方平文集叙》《欧阳文忠公文集叙》，为范纯仁作其父《文正公（仲淹）文集叙》，也都关乎一代政事、文运流变发展的历史，只有苏轼才有资格撰写文章；而且在私人关系上，张方平、欧阳修、富弼、司马光对他的提掖，范镇对他的关爱，知遇之感，奖掖之恩，使他不能不竭尽心力，记述他们的事功行谊，以不朽的文章才配记述不朽的人物。


    只有作诗，他自己也说：“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与王定国书》）这虽是黄州后期的话，但很明显，他的兴趣集中到书画上去后，诗情便偏枯了；同一理由，苏轼元祐在京，政务忙碌，稍有公退余闲，则朋友往来多，宴饮聚会多，谈玄说艺，把所剩的精力时间都用尽了，这段时间里，诗词方面，几近曳白。


    赵翼《瓯北诗话</a>》说得不错：“东坡自黄州起用后，扬历中外，公私事冗，其诗多即席即事随手应付之作；且才捷而性不耐烦，故遣词或有率略，押韵亦有生硬。心闲则易触发，而妙绪纷来；时暇则易琢磨，而微疵尽去，此其诗之易工也。”


    所以苏轼元祐前期的诗作，不但数量很少，而且竟无一篇可与黄州名作相提并论的。


    至于苏轼作词，历来最受批评，大抵指他以诗为词，不协音律，不可歌唱而已。南渡女词人李清照</a>作《词论》，目空前古，持论甚严，她说：


    ……至晏元献（殊）、欧阳永叔（修）、苏子瞻（轼），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


    不但易安居士如此说，如苏门陈师道亦言：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晚唐五代之际，词之初起，它的生命是音乐，原不过供人歌唱的艳曲，写景则不出闺阁园亭，写情则不外伤春怨别，所以填词必须协律，意境限于温柔婉约一路。


    以后经过多少词家的努力，词的意境才扩大到可以抒写自我的情意，成为有鲜明个性的文学创作中之一体；但各家表现的风格，总还拘束在浓丽的色泽和纤细柔婉的意致中，跳不出这个狭隘的范围。而胡寅</a>（致堂）《酒边词</a>叙》说：


    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


    这自是最高的称誉，王灼</a>《碧鸡漫志</a>》亦说：“东坡先生非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便是说，苏词虽然不谐旧格律，却能创出新道路。自唐、五代以来，苏轼首先跳出向来低吟浅唱的调门，以轶尘绝俗的豪气，高唱他胸中激荡的感情。高亢处出神入天，率性而行，音韵格律再也不能约束，甚至连词调句法的限制，他也不管，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照词调应为五、四、四断句，但他写的却是“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依凡理，这是一阕破坏格律的坏词，但是王国维</a>说这阕和韵词的才情境界，反而凌驾章楶原唱之上，“才之不可强也如此”。


    东坡词</a>只有三卷，共三百余首，是全部著作中分量最少的一种，然而他是扩大词的境界，变婉约为豪放的第一人。王鹏运</a>《半塘遗稿》说：“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苏轼自憾平生三不如人，即是着棋、吃酒与唱曲。他因自己不解唱，怀疑所作的词付诸檀板，到底唱不唱得好。一日，在翰林院，问一善歌的幕僚道：


    “我词何如耆卿（柳永）？”


    “郎中哪比得学士！公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a>’；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


    苏轼为之抚掌大笑。 34


    所以晁无咎说，“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比陈师道的见识高明得多。而且苏轼并非真不能歌，晁以道说：


    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 35


    当此时也，大局鱼烂，苏轼被远谪岭外，心情十分沉重，非引吭高歌无法尽吐胸中的块垒，只是一个特例而已。


    再说，《东坡乐府》中，也有清丽舒徐之作，如《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偶作小记，偶书小简，以些许文字写出无限清思，美不可言。杨升庵（慎）颂曰：“东坡尺牍狎书，姿态横生。萧散容与，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敛，熠熠如从月之星；行徐婉转，纤纤如抽茧之丝。恐学者所未到也。”


    兹举数例：


    一、小记


    《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二、小简


    《书赠何圣可（黄州）》 36 ：


    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无由持献，独享为愧，想当一笑也。


    《冬至节日与孔平仲</a>》：


    日至阳长，仁者履之，百顺萃止。病废掩关，负暄独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诲谕过重，乏人修写，乃以手简为谢，悚息。


    《儋耳致秀才姜唐佐》：


    今者霁色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然早来市无肉，当相与啖菜饭尔。不嫌，可只今相过。


    以上偶录小简三则：一写寒夜灯温的佳趣，二写醺然曝日的自得，三写吃菜饭后饮茶一盅的怡逸。风神飘逸，如见诗人萧然自得的音容笑貌；但是由此可见，苏轼这人总不是个十丈红尘中的冠盖人物。


    六　书法


    子由述苏轼书学渊源说：“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仿佛近之。”可见苏轼从小就喜欢书法。少时开手学写，所经过的一段临摹功夫，苏过作《书先公字后》：


    公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俗子初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


    其实徐浩书法，也是出于二王，苏轼学过兰亭，就会有几分徐浩的面目；苏轼自言写字稍得意处，则似杨风子，风子上承唐颜，其传承如徐浩之与兰亭一样。所以论苏书渊源，以黄庭坚的说法，最中肯綮：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37


    书法自来分两派，一派是王羲之</a>，一派是颜真卿</a>。王字劲逸，颜字雄浑。苏轼兼通其意，如其自言：“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形成苏书独有的特点。


    前人论中国书法，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说，意言晋人重自然，襟怀雅达，所以顾盼风流；唐人拘泥古法，刻画临摹，虽然典型宛在，而生气遂失；宋人书风，大都以意为之，莫顾陈式，率由胸襟，所以能够充分见出自我，表现出极为自由的特色。


    颜书陶铸万象，隐括众长，苏轼倾倒万分，他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行者，殆难复措乎。”（《书唐氏六家书后》）学颜者出沈传师、柳诚悬的瘦硬通神，苏轼中年以前的作品，时有此意；五代杨凝式（景度）虽亦师法鲁公，但他自有精神气魄，表现一流天真的风神，而且笔笔敛锋入纸，兼有兰亭的笔法。


    杨氏的书法，是由唐入宋的一大枢纽，而苏轼字学的基础，完全与他相同，所以庭坚每赞轼书，就常常提及杨氏，苏轼自己也说过：“仆书作意为之，颇似蔡君谟（襄），稍得意则似杨风子，更放则似言法华。”师承和气质交互影响，相辅而成一家之法，像什么人，其实并不重要。


    “宋人尚意”，亦须至北宋中叶以后，始成风气，前于此的蔡襄，还是“笔有师法”，不能完全自由创意。欧阳修与蔡襄论书</a>：“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其实并非“忽不为尔”，还是因为当时的人墨守《淳化阁帖》迹和古贤遗法，无法跳出唐人的传统窠臼之故。


    苏轼经过初步的学书阶段后，他首先扬弃的，就是束手缚脚的石刻碑帖。他不取石刻，不临碑帖，认为书经</a>镂刻，神气总不完全，他不要那些遗神袭貌的东西，独重古人真迹，每有所得，将它悬诸壁间，行起坐卧，随时注目，心摹手追，但求得其大意，领悟笔墨间的精神，再不措意于点画的形似。他是从学书旧法中获得解放的第一人，所以有一首《与子由论书》诗曰：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


    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


    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所以他绝不规规矩矩临摹点画，也不以一家一体为满足，而所见墨迹日益丰富，解悟也就随时增进，从此肆其雄健的笔力，千变万化，写出他自己胸中的学问文章之气。


    他一面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但语舒尧文有言：“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任何学问都要有根柢，要能“通”，书法也不例外。


    他对专工临摹者，非常轻视。章惇元祐间被逐居颍，闲来无事，日临兰亭一本。苏轼听人传说，笑道：“工摹临者非自得，从门入者非宝，章七终不高耳。”


    书须出自己意，意则包括见识学问，除此之外，还需有极其熟练的技法。苏轼少年习字，则与常人不同，他以抄经史练字，一举两得。


    北宋中叶，雕版印书虽已相当发达，但像他这样一个生长眉州偏鄙之地的寒士，得书不易，还是需要手自抄写的，而这抄书的习惯，他复终生不懈，即使在黄州行年五十了，仍以抄书为日课。晁补之说：“苏公少时抄书，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后已，乃知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


    由此可知，苏轼抄书，不单为了便于记诵，同时亦即习字，而且习以己意为书，随时变化，因此，他的书法，时时不同，李之仪跋苏书曰：


    余从东坡游旧矣，其所作字，每别后所得，即与相从时小异，盖其气愈老，力愈劲也。


    又曰：


    东坡从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观之，几不出于一人之手。（《姑溪集》）


    苏轼自跋诗卷，也说：“观此真迹，如觉伪者，甚可笑也。”则如时日久远，连他自己也真赝莫辨起来。


    书法学者常将苏轼书法分为三个时期。自少至贬谪黄州以前为第一期，以学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黄庭经</a>》为主，多写小楷和小行书，笔致华丽而刻意求工过甚；后期学颜真卿，元丰元年书《表忠观碑》，就有东方先生画赞的气象。第二期从黄州开始，历元祐一朝为止，这时期身遭挫折，以笔墨发泄感情，如《寒食帖》写得笔飞墨舞，既遒劲，又飘逸，纵横变化，痛快淋漓，黄山谷说：“此书兼有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元祐八年书《李太白</a>仙诗》则酒酣放浪，神游八表，纯以神行于笔势墨气之间，已经到了化境。第三期则是海外东坡的晚年时期，笔力雄健无匹，纵笔所至，无不惬意，到了精纯圆熟的巅峰。


    苏轼执笔近下，且取斜势，像操刀治印的姿态一样，固然有顿挫深入、笔笔有力的好处，但非正轨的执法。有人说他写字腕著笔卧，所以左低右高，左秀右枯，作戈（斜钩）多成病笔。山谷替他辩护道：“此则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写字，爱用浓墨，墨浓必须有极大指力，才能笔不凝滞。苏轼之所以要以侧笔多用中锋，盖求力透纸背；要运侧笔，使浓墨，则又非紧握笔管的下方不可，都是互相关联的。李之仪跋《孙莘老寄墨四首》诗说：


    东坡捉笔近下，特善运笔；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浓研几如糊，然后濡染。


    我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苏书真迹，幅幅都是墨色如漆，虽历千年，而光彩照人。有人评议苏书太肥，本来字肥易俗，杜甫</a>就认为瘦字好看，苏轼不服，作《墨妙亭诗》说：“少陵评书</a>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又云：“余书如绵里铁。”但如肥得有力，有何不可？


    明董其昌</a></a>评苏书《赤壁赋》：


    坡公书多偃笔，亦是一病。此赤壁赋庶几所谓欲透纸背者。乃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真迹在王履善家，每波画尽处，隐隐有聚墨痕，如黍米珠琲，非石刻所能传耳。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笔法，况墨法乎？（《画禅室随笔</a></a>》）


    说到运笔的方法，历来书家，多重悬腕，谓悬笔始能力聚毫端，笔笔中锋；而陈师道《后山谈丛</a>》说：


    苏黄两公皆喜书，不能悬手。逸少非好鹅，效其腕颈耳，正谓悬手转腕；而苏公论书，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此其异也。


    其实，苏轼这种运笔方法，却得之于欧阳修的传授，《东坡题跋》云（“记欧公论把笔”）：


    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方其运也，左右前后却不免欹侧；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绳，此之谓笔正，柳诚悬之语良是。


    使指运而腕不知，正是以手抵案、腕著笔卧的写法，书多偃笔，当是不能悬腕之故，不能悬腕，当然更不能悬肘，运笔的幅度小，放不开，所以苏轼自认他写不好径尺以上的大字，即是此故。


    苏轼认为学书须以端楷为基础，他说：“真（楷）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38


    关于各种书体的写法，苏轼按他自己的经验说：“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患无法。……”


    苏轼因以抄书习字，所以擅于写小字和行书，而自认“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与谢民师推官书》）。但是山谷说：“东坡尝自评作大字不如小字，以余观之，信然。然大字多得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笔意，虽时有遣意不工处，要是无秋毫流俗。”


    一般人的见解，认为草书的功用在于简便快速，苏轼非常反对这个说法，他喜欢草书，在于草书的体势得以自由流走变化，易于发挥作者的个性，抒写作者的感情，使书法更为接近艺术的境域。所以，《再和潜师》诗：“东坡习气除未尽，时复长篇书小草。”另有《书赠徐大正》一段颇含禅意的话：


    或问东坡草书，坡云：“不会。”进云：“学人不会？”坡云：“则我也不会。” 39


    其实，他是很喜欢草书的，本意在求书写时的自由流走之乐，不在写得好与不好。有一则草书题跋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他作草书，是假借笔势的挥洒，自求创作的快乐，所以说：“遇天色明暖，笔砚和畅，便宜作草书数纸，非独以适吾意，亦使百年之后与我同病者有以发之也。” 40


    苏轼所谓“不践古人”者，已通古人之法而不践一家之谓，否则任性乱涂，还成什么书法，所以他说：“草书患无法。”有个黄庭坚学草的故事，可以参看：


    元祐间，山谷与东坡、穆父（钱勰）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为称赏，旁观的穆父说：“鲁直之字近于俗。”


    “何故？”山谷问。


    “没有别的，只因没有见过怀素的真迹。”穆父说。


    当时，庭坚心里很疑惑，不过从此也就不敢再替人写草书。到绍圣年间，庭坚谪居涪陵，才得见到怀素《自叙帖》真迹于石</a>扬休家，借了回来，专心临摹，至于废寝忘食的地步，由此悟出草法。所以，草书要有法，也非易事。 41


    气势是苏轼作书的动力，因此，他有个特殊的习癖，无论写字作画，都非于酒后不可，尤其是写大字或草书，更须醉后才作。苏轼自言酒后作书的快感：“吾醉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 42


    自题草书云：“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无择法师求他写大字，复书说：“吾师要写大字，特为饮酒数杯。……”若不喝酒，他即不能写字，与李廌（方叔）书说：“暑中既不饮酒，无缘作字。”


    黄庭坚是目睹他此一特癖的人，记曰：


    东坡居士性喜酒，然不能四五仑，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者。


    艺术家而有这种习癖者，不止苏轼一人。吴道子“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 43 。张长史的草书，苏轼称其“颓然天放，恣态自足，号称神逸”者，他也是必须酒喝够，才能写，苏轼讥评他：“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犹有醒醉之辨。若逸少（王羲之）何尝寄于酒乎？”他不自觉察，这话也说着了自己的毛病。


    苏轼鉴评他人书法，也很严格，不轻许可，论前人者，如欧阳率更，体貌寒寝，便说他“劲险刻厉，正称其貌”。于褚河南，则曰：“苟非其人，虽工不贵。”同时代人中，他最佩服的是蔡襄（君谟），于欧阳修则字以人重，兹不具论。


    评米元章、王定国曰：“自君谟殁后，笔法衰绝。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亦必有传于世也。”


    黄庭坚类于苏轼的书法，再三再四地赞叹，苏轼也很欣赏山谷书的功力，但以为与其为人不类，题山谷草书《尔雅</a>》后曰：“鲁直以真实心出游戏法，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磊落人录细碎书，亦三反也。”实则他们两人的书道，完全不同：苏宗晋唐，黄追汉魏；苏才浩瀚，黄思邃密；苏书势横，黄书</a>势纵。因为有这么许多异处，即使字形，一个横出，一个纵长，所以留传一段轶话：


    苏轼论山谷书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反唇相讥道：“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 44


    这当然是互相调笑的话，不是正评。但你如有兴趣将苏、黄二帖，放在桌上，对照来看，相信你也定会莞尔一笑的。


    苏轼成名后，所至之处，向他求书乞画的人，从无休歇，他亦不甚矜惜，纵笔挥染，随纸付人。但乞者亦必须有术，如纸墨不佳，或指定尺寸大小，或托书的文字不雅，则他亦一定拒绝，这是书画家的通例，不足为奇。宋画习用细绢，有以绫绢求书者，苏轼便说：


    “币帛不为服章，而以书字，上帝所禁。”这是他惜物的本性。


    黄庭坚曾将求苏书的诀窍教与王立之，致柬云：“来日恐子瞻来，可备少纸，于清凉处设几案陈之，如张武笔，其所好也。”


    纸笔精良，墨佳汁稠，他必乐于挥洒。不过，更不能忘记准备好酒佳肴。


    苏轼在翰林院日，有个朋友韩宗儒，常常托故写封信来换取他手写一纸复帖。苏帖到手，便拿到殿帅姚麟那儿去，换十几斤羊肉来饱餐一顿。黄庭坚听到了这个秘密，便对苏轼说笑道：“从前王右军写的是换鹅书，如今二丈书，可名为换羊书了。”苏轼大笑。


    一日，苏轼在院，圣节撰制甚忙，宗儒连来数简，派来的人立庭下催索复信，苏轼便到庭前对来人说：“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45


    苏轼不耐空闲，得闲而又兴致来时，不待求他亦会一口气写好多张，分与身旁的人。某日在翰林院，清闲无事，忽令左右取纸笔，写渊明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两句，大字小楷，行书草书，各体皆有，连写七八张，掷笔叹口气道：“好，好！”恰似热渴者饱饮了凉水一样痛快。既已发泄，便将这些字幅，分赠左右给事的幸运者，毫不矜惜。 46


    但如苏辙那样，将他写赠的书件，随便送人，他却大不满意，跋所书《清虚堂记》云：


    世多藏余书者，而子由独无有。以求之者众，而子由亦以余书为可以必取，每以与人而不惜。昔人求书法，至拊心呕血而不获，裸雪没腰，仅乃得之。今子由既轻以余书与人，何也……


    黄山谷说：“蜀人极不能书，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又曰：“古来以文章名重天下者，例不工书，而东坡则例外，故为世所重。” 47


    大文豪的蜀人苏轼，岂仅工书，而是融会二王和颜鲁公的字艺，建立宋人自由创意的书风之一大家。


    轼书名重一代，但在元祐党祸时期，摧碑断石，被人珍藏的墨迹，也尽归隐没，灭失甚多。至徽宗好苏书，群又贡书作为进取官爵之用，一时成为风气，谁藏苏书多，谁就可以夸耀于人，因此便产生了许多赝品。苏过说，从此“朱紫相乱，十七八矣” 48 。


    七　绘画


    苏轼爱好绘画，一半由于天性，一半由于家庭熏陶。老苏是个“燕居如斋，言笑有时”，态度严肃的人，于物一无所好，独喜收藏绘画。他的门人弟子为讨他欢喜，争相赠送他所嗜好的画件，希望能看到他解颜一笑。所以苏轼虽然是个布衣，但藏画之富并不输与公卿人家。 49 苏轼自幼耳濡目染，养成他在这方面深厚的兴趣与鉴识的能力。


    但在同一家庭里生长的苏辙，却完全没有这个兴趣。苏轼说：“子由之达，自幼而然。当先君与某笃好书画，每有所获，真以为乐，唯子由视之漠然，不甚经意。” 50 苏辙非但没有这个嗜好，而且根本否定绘画，充分表现他的天分中毫无艺术细胞。苏轼在《石氏画苑记》里，曾记其言。


    子由尝言：所贵于画者，为其似也，似犹可贵，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见人物，皆吾画笥也；所不见者独鬼神耳，当赖画而识，然人亦何用见鬼。


    年长一辈的苏洵，心理上不免向往盛唐时代富强灿烂的文化，所以也就特别喜爱代表这一时代精神的吴道子的画风，年轻时期表现欲望非常强烈的苏轼，对于笔力雄放、气势蓬勃的吴道子，盛赞曰：“道子实雄放，浩然海波翻。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几句话如移来称扬苏轼自己的诗文字艺，正也非常恰当，可以说是异代人之间性情与气谊的十分投合。


    苏轼曾于凤翔东塔夜观王维壁画，残灯影下，恍惚觉得画上僧人踽踽欲动，徘徊观摩，久久不能离去。古来画人，皆是职业画家，都不读书，与诗人气息不通，而王维则“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他是个出生早于杜甫的唐代大诗人，兼工绘画，曾颇自豪地说：“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即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对于这位融诗画于一身的大师，寻到了自己美感的归宿，不禁顶礼膜拜：“吴生（道子）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苏轼是诗人爱画，摩诘的画使他觉得气血相通，如相知心；但他对于吴道子大气磅礴的画艺，依然非常向往。元丰八年《书吴道子画后》将吴画比颜字、韩文和杜诗，备极倾倒，如言：


    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


    苏轼激赏吴道子者，是他绘事的气魄；倾倒于王摩诘者，是他画中的诗情；非但毫无低昂二人之意，并且承认他们各有千秋的地位。苏轼自许：“平生好诗仍好画。”（《郭祥正家醉画竹石》诗）认为吴道子的笔力气势，王摩诘那种诗不能尽，溢而为画的艺术精神，则是他于绘画的最高理想。


    在西洋，虽然公元前的罗马批评家贺拉斯（Horace）在其《诗艺》中已经揭出“诗即是画”的理论。后来须到十九世纪，英国的文艺复兴史专家佩特（W. H. Pater, 1839—1894）才指出“诗是有声之画，画是无声之诗”。文艺复兴时代，此论在欧洲方才大为盛行；而在中国，唐朝的王维创之于先，苏轼发扬于后，他明白说出诗与画是不分的，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无形的画，如读杜甫诗和观韩幹画马，本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然而他说：


    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幹丹青不语诗。


    此画此诗真已矣，人间驽骥漫争驰。（《韩幹马》诗）


    他在精神上，已将诗画融合一体，认为诗与画的表达功能是可以合一的，其目的同为追求一种脱离尘俗的意境，为人们在混沌的世俗生活中带来清新的感受。因此诗、书、画是一个思想整体之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论哪一种表现，都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互相呼应出作者的憧憬和追求，作者的思想抱负及其为人之基本态度。诗画之理一律，所以在情绪反应上，诗画之趣也当一致。


    苏轼自幼好画，全集中题画诗统计约有六十一题，一百零九首之多。他观画作诗，多数出于一种品赏的态度，只从画中景物下手，直接抒写画面所给予他的感受，因此深得画中之趣。读这类诗，常会忘记他是在题别人的画，误以为这正是他自己用文字（诗）来描写同一题材，将诗与画的表达方法揉而为一，也可以说是“画不能尽，溢而为诗”者。


    如《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又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之一：


    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


    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如前者，陈善《扪虱新话》便谓：“此便是东坡所作的一幅梅竹图。”


    苏轼深爱杭州西湖，作诗曰：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是千年来写西湖景色最好的一首诗。诗中所写的西湖，同时有阴晴浓淡两种景色，则又不是一幅画面的空间所能容纳的了。


    苏轼似乎有意要证明“画即是诗”，如题《王伯扬所藏赵昌花四首》之一（黄葵）诗，简直要使在夏日下的那一丛折枝黄葵，色彩鲜明、风姿绰约地活现在读者的眼中：


    弱质困夏永，奇姿苏晓凉。


    低昂黄金杯，照耀初日光。


    檀心自成晕，翠叶森有芒。


    古来写生人，妙绝谁似昌？


    晨妆与午醉，真态含阴阳。


    君看此花枝，中有风露香。


    苏轼读画，不但深得画趣，而且常借画中形象，抒述自己的怀抱：如《韩幹画马赞》，说画中这四匹“丰臆细毛”的厩马，虽于山林间悠游自得，萧然如贤士大夫之临水濯缨，但终不如野马之无拘无束、得遂自由的天性；如《李潭六马图赞》，强调“络以金玉，非为所便”之可悲；如《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诗，则以为御厩之马，养尊处优，毫无贡献，不如山西战马，吃苦耐劳，勇于赴险，更为可贵。


    以上虽论画马，实是苏轼自述其志。


    苏轼诗作中，有一绝大特色，即最爱用颜色字，在他集中，不胜枚举。不但用颜色渲染境界，而且更常使用颜色增加读者视觉上的享受，加强事物的观照，与画家使用颜料涂抹画面，毫无二致。现在摘录数则，以证苏轼“诗亦是画”的理论。


    白足赤髭迎我笑，拒霜黄菊为谁开？（《九日寻臻阇黎》）


    日上红波浮翠巘，潮来白浪卷青沙。（《次韵陈海州乘槎亭》）


    白水满时双鹭下，绿槐高处一蝉鸣。（《溪阴堂》）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病中游祖塔院》）


    碧玉碗盛红马脑，井花水养石菖蒲。（《赠常州报恩寺长老》）


    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望湖楼醉书》）


    上述几个例句，岂不每联都是色彩缤纷的图画？再举一首全诗，其笔下的强烈色调，竟像是凡·高（Van Gogh）的画作，通幅燃烧着生命热情，强烈奔放。那时他在惠州，和朋友野外散步，望见有一人家，篱间杂花盛开，他便叩门求观。出来的主人林姓老媪，白发青裙，独居已经三十年了。苏轼便用他的诗笔来作画道：


    缥蒂缃枝出绛房，绿阴青子送春忙。


    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佛桑。


    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篱破屋为谁香。


    主人白发青裙袂，子美诗中黄四娘。


    苏轼用文字画的是浅绿浅黄色的缥蒂花苞从大红的花萼里绽露出来，绿树丛中结着青色的果子，紫色的含笑花，如火如荼的红棉杂生在篱落间，落日红霞里有缕袅袅青色的炊烟，短篱破屋衬出高洁的白发青裙。最妙的是他能利用杜诗“黄四娘家花满蹊”来做结语，以“黄四娘”对“青裙袂”，真是神来之笔。 51


    诗不如画者是画面上的线条和色彩，画不如诗者是形象上的轻重疾徐，感官上的冷暖，性分中的理趣。所以画是静态的，诗可以写动态。德国的莱辛（G. E. Lessing）指出视觉术中，绘画的范围是空间，诗歌的范围是时间。 52 而苏轼作画，尝欲突破这两大缺憾。苏诗多用颜色字，是要用此来掠取图画之美，又如画风竹即欲加强诗中的动态。守湖州日，游山，途遇大风雨，他便到朋友贾耘老（收）筑于苕溪上的澄晖亭去避雨，画兴忽至，令官伎执烛，画风雨竹一枝于亭壁上。我们今日固已无缘亲见此画，但读他所题诗：


    更将掀舞势，把烛画风筱。


    美人为破颜，正似腰支袅。


    从经验意识上想象一个笑得弯腰婀娜的女郎，那种摇曳生姿的动态，岂不就是竹在风雨中掀舞摇晃的姿势。《说文解字</a>》：“笑字，竹得风，其体夭屈如人之笑。”故苏轼以女郎的娇笑来比喻画中的风竹。诗耶？画耶？归于圆融一体了。


    黄山谷题苏轼画《竹石图》：“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又为苏轼与李公麟合作的《枯木道士图》撰赋，说他们的画是“取诸造物之炉锤，尽用文章之斧斤”。莫不说他的画即是他的诗篇，即是他的文章，以文学的修养，直接移入画面的创造。这创造，就是中国美术史上文人画派的成熟。


    照西洋美学家的说法，美感的经验，当为形相之直觉，所以美感应该诉诸人的感觉，而非诉诸人的知识。轼诗：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形似”只能传达知识概念，画虎不可类狗，画马不可似骡，单是形似，不能发生美的感觉，亦即不是艺术。我们在生活的各种形相中，吸收若干知识概念，要将这种概念用艺术方法表达出来，以经过美化创造的形相来触发他人的感情，而不直接诉诸人的知识。这种表达的工具，在绘画即是形色，在音乐则是声音，在诗歌则为文字。


    形色不是图画，文字非即诗歌，苏轼所以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事物有一定的形相，固不可失，而事物形相有其一定的常理，尤不可违。《净因院画记》言：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水石、竹林，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亦有不知。……


    苏轼读画，观察敏锐，他评同时代最有名的花鸟画家黄筌画雀，说他所画飞鸟，颈足皆展，是违背常理的，因为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鸟飞时绝不两展颈足。《东坡志林</a>》里他又记载一个故事：以画牛独步晚唐的戴嵩，有幅斗牛图，被一牧童见到，大笑道：“牛斗，力在角，尾当搐入两股间。这幅画上的牛，掉尾而斗，错了。”


    伟大的画家李龙眠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某一暇日，黄、秦诸君在馆中观画，庭坚取出一幅龙眠画的《贤己图》来看。图中聚博者六七人，围据一局；骰子在盆内旋转，已定者五枚，都是六点，一枚还在转；其中一人俯首盆边，张口大叫，余人注视，神情画得惟妙惟肖。苏轼从外来，在众人同声赞叹中，看了图，便说：“龙眠天下士，怎么学起闽语来了？”


    众皆不解所谓，轼曰：“四方语音，说‘六’都是闭口音，只有闽语才张口的。现在盆内都是六点，只有一子未定，法当呼六，而呼者张口在叫，却是为何？”


    皖人李公麟本来不解闽语，听了这个批评，只能笑服其言。 53


    苏轼既承王维诗画的影响，纯粹的画技已经不能使他满足，要更进一层追求形理以上的自我精神的发挥，达成形神两全的艺术创造。


    唐代张彦远</a>在《历代名画记</a>》里，称顾恺之“格调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意者，是画人把自己内心世界的生命感情（即神或气）表现出来。立意是画之始，是全画的灵魂，建立意境是绘画的基本原则。


    创作必先通过“实对”的阶段，实对即现代所说的写实功夫，其中包括形和理。经过画家形象思维的过程，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被画的客观事物做有机的联想，通过外部的形相，传达出内部蕴涵的精神，古人称为“迁想妙得”。


    苏轼论书法：“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他对绘画也持同一意见，作《次韵水官诗》：


    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天。


    譬如善游者，一一能操船。


    这是说写字作画，要有学问的根柢，精神的修养；若无精神学问的修养，一味讲求技术，刻画求工，最多只能画出形象的皮相；或者因袭古人的成法，不成其为创作，画中没有画人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修养，只剩形相的空壳，即是画工的俗笔。书“宋汉杰画”说：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气，看数尺许便倦。


    意即精神，气则为势、为力。作用必须自有创意，在题材的形象之间，悟出可以寄托精神的所在，以形写神，即是借外部的形相，抒写自己内在的思想感情，才能表露画的生动性和真实感；以纯熟的笔墨，纵横挥洒，使机无阻滞，才能将画者的生命感情注入这幅画件。意气所到，则此画便气韵生动，神完意足，成为一幅“真士人画也”的艺术品了。


    被画的对象，常是块然无情的外物，必须使无情的山水、竹石、花鸟等等题材，化成我的生命感情所寄托的有情天地，于是画者与读者才能获得感情的沟通，从而得到情绪的解放与满足，此即苏轼称文同</a>画竹所说的：“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欣赏一幅好画的趣意与欣赏一首诗的美感就自然趋于一致，诗情画意融化浑成为一时，即已达到中国文人画的最高境界。


    文人品画，脱离不掉文学欣赏的习惯，以鉴赏文学的观念来评量一幅画作的价值。诗画既成一体，则当代文学的风尚，便领导了美术思想和绘画发展的方向。


    宋诗的理想，一反唐代富丽的词藻和激烈的感情，梅尧臣</a>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当代文宗欧阳修对于诗的主张是：


    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54


    如将上面的这个“言”字改成“画”字，亦即当时画学的主流。


    中国的文学传统，在于追寻自然。敏感的知识分子要逃避痛苦的现实，只想把这无限烦恼的人生，安放在大自然中去，期求心志的宁静，精神的解放，使人与自然在精神上得到美的合一。因此田园诗和山水画成为诗与画之主要的内容。


    从王维开始，才有完全排除人物或故事的，纯粹以山水为内容的水墨画出现；后与宋代疏易平淡的诗风互为呼应。李成创枯木寒林图法，王诜是继承营丘的高手之一；苏轼虽以画竹为主，但在黄州，也画寒林，而且颇自得意，与王定国书说：“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这种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的《寒林图》，正如萧散淡泊的诗境，同为宋代文人所特别爱好的境界。


    苏轼本是文同后一人的画竹名家，受了《寒林图》的影响，便加变化，用淡墨扫老木古蘖，配以修竹奇石，形成了古木竹石一派。苏轼自负此一画格，是他的“创造”。在黄州时，他作枯木一帧，又竹石一帧，寄章楶（质夫）：


    某近者百事废懒，唯作墨木颇精。奉寄一张，思我者，当一展观也。


    后又书云：


    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前者未有此体也。


    在苏之前，未有此体，而苏轼为此创格，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本画竹，不过把所画的领域略作扩大而已。重要的是苏轼所作，性与画会，能把内部生命中满溢的感情、高洁的品格和迈往的豪气，完全贯注到简单平易的画面中去。山谷说：“东坡居士作枯槎、寿木、丛筱、断山，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此即是他所鼓吹的“意气所到”的成就。


    苏轼性好尝试，许是受了李公麟的影响，也曾戏作人物画，画乐工一幅，作乐语以汉隶题曰：“桃园未必无杏，银矿终须有铅。荇带岂能拦浪，藕花却解流连。” 55 又画过应身弥勒像，相传是南迁途中寄与秦观者，原录是“东坡居士游戏之作”，实在太不了解流人心理上的痛苦和祈求解脱的迫切。 56


    最有趣的是苏轼南迁后，画一背面人像，举扇障面，上书“元祐罪人写影，示迈” 八字，人在无可奈何的痛苦中，只有自嘲能够轻减心理负担，这也是苏轼所惯用的。 57


    据著录说，兰陵胡世将收藏过一张苏轼画的螃蟹。蟹是那么细琐的小动物，应非惯于大笔挥洒的苏轼的题材。胡托夏大韶持请晁补之鉴定，补之还特地做了一篇文章大论苏轼奇文高论，大处固然豪放不羁，但也有细针密缕的功夫。 58


    据说，苏轼曾试以蔗渣画石，松煤作枯木。 59 主张画与书法相通的赵孟頫</a>曾说：“石如飞白木如籕。”按汉之飞白书，今已不得见，似为渴笔健锋之作。苏轼用这新工具画石，当是利用它易作渴笔，易着腕力；以松煤作枯木，效果或许像今之石炭画，不知何以后不继作，亦无记述。总之，苏轼无处不用他的聪明而勇于尝试。


    苏轼写字用墨，浓研如糊，作画亦然。方薰</a>《山静居画论</a>》记所见：“老坡竹石，石根大小两竿，仰枝垂叶，笔势雄健，墨气深厚，如其书法，所谓沉着痛快也。”吴修说：“东坡墨竹，写叶皆肥厚，用墨最精。”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说：“东坡墨竹，干粗如儿臂，墨色浓润沉郁。”——这些都是后代书画家所见真迹之共同认识。我以为苏轼书画用墨浓厚，与作诗喜用颜色字，完全由于他性喜沉着痛快和一种强势发挥的表现欲望所造成的。


    另一特色是无论书字作画，都以醉笔为胜。酒能解放精神上的束缚，助长笔墨的气势，可以将他郁积在内部生命里的感情，痛痛快快地宣泄出来，画中的精神意气，即是其人肝肺所生的牙角。


    即使一向对苏轼存有成见的朱熹</a>，也不得不说：


    东坡老人英俊后凋之操，坚确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几似之。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百世之下，尚可想见也。 60


    八　书斋文物


    书画家没有不讲究笔墨和纸张的，其中尤以佳墨为最重要。盖因古画，本重设色，宋以前的图绘，几乎无一不是色彩秾丽之作，故称“丹青”；至文人画兴，彩绘逐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水墨画，使用材料只有水和墨两样，所以不能不重佳墨。


    墨，原是单纯的一种黑色，完全靠溶合的水分多寡和画家运用的技巧，产生浓淡、干湿、深浅等不同的色调，产生多种色泽层次的效果，所谓“墨分五色”，正是中国画人运用墨色之最高的技法。


    苏轼书画，墨色深厚，是其特色，几乎所有著录，皆作此说，但如刘体仁</a>《七颂堂识小录</a>》说：


    东坡竹横幅，在北海先生家，酣满俊逸，足移人情，墨分七层。余转疑东坡先生未能工妙至此。


    墨分七层，也许有点夸张；但苏轼画竹，浓面淡背，对于画面光暗的处理，使于浓淡之间穷其物理，互相映照，各有天趣，却是他卓荦的才能。然而此非佳墨不办。


    墨色于层次之外，必须彻底清澄，不见一丝污浊渣滓。倘若墨色沉滞，怎么能使画面有光色照人的神采——苏轼以浓墨画竹，叶皆肥厚，假使用墨不佳，岂不满纸尽是“墨猪”。所以，他爱墨成癖，并非无故；他认为佳墨的条件，必须黑而有光。《书张梦得所赠墨》即言：“世人论墨，多贵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为废物；黑而不光，索然无神采，亦复无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为佳也。”


    他替宋汉杰写了画跋，汉杰以李承晏墨为赠，他以少女头发的光亮乌黑来比喻李墨，诗曰：


    老松烧尽结轻花，妙法来从北李家。


    翠色冷光何所似，墙东鬒发堕寒鸦。


    所谓“北李家”者，是指中国制墨工艺第一个名家——唐朝的李超、李廷珪父子，他们是易水人，流亡到安徽歙州，因为其地多松树，就留居下来，以松制墨，据说“其坚如玉，其纹如犀”。父子俩以为江南李国主造墨而成名。后二十年有李承晏，承晏后二十年有张遇。苏轼同时代人中，以潘谷造墨最负盛名。


    苏轼从黄州回来，飘泊江淮间时，唐坰（林夫）送他端砚一枚，张遇墨半螺（丸）。以唐家数代收藏之富，有张遇墨也只半丸，珍贵可想。


    后来黄州的庞医安常，替人治愈了一场垂死的重病，他治病例不收钱，那个人家无以为谢，将祖传一锭李廷珪墨送了给他，安常即托人持至汴京赠与苏轼，有“红粉赠与佳人，宝剑赠与烈士”之意。其时苏轼收藏中号称廷珪墨者，已有数丸，形色虽然异众，但是年代久了，愈是名品，赝物也就愈多，无法肯定哪块是真，哪块是假，只有庞安常所赠这一锭，苏轼说：“决然无疑。” 61


    孙觉送他的潘谷所造墨。苏轼心仪其人久矣，恨不相识，知道这位墨客的人品，绝非寻常市井儿可比；制墨精妙，但不二价，如遇士人真个没钱但却很想要他所制的墨时，他也不计多少，都卖给他。苏轼心里欢喜这样的人，身上虽然垢污，胸中却无尘滓，所以作《赠潘谷》诗云：


    潘郎晓踏河阳春，明珠白璧惊市人。


    那知望拜马蹄下，胸中一斛泥与尘。


    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饼敲玄笏。


    布衫漆黑手如龟，未害冰壶贮秋月。


    世人重耳轻目前，区区张李争媸妍。


    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


    苏轼所推重的是潘谷的人品，对他所造的墨，认为杂用高丽煤，并不最纯。谷墨卖价，当时每笏不过百钱，用胶一次限于五十两以下，所以遇水从不软败。


    黄庭坚与潘谷很熟。有一天，庭坚存心试试潘谷的本领，将他家收藏的墨混杂在一个古锦囊里，要他伸手入囊揣摸，说出是什么墨。潘谷先摸一块，说：


    “此是李承晏软剂，今不易得。”


    出视果然。再摸一笏，他说：


    “此是谷二十年前造者，今已无此精力。”


    取出来看，果是潘谷旧制。 62


    元祐初，潘谷在京师卖墨。一日，忽将人欠墨钱的债券悉数烧掉，独自饮酒三日，发狂浪走。家人各处追寻无着，最后发现他趺坐在一口枯井中，已经死去，手中还握着几颗墨丸，而尸体并不僵硬，有人便说他是“解化”。苏诗：“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原意不过推许他为“墨隐”，不料成为语谶。 63


    北宋士大夫，大都精于翰墨，所以墨的嗜好非常普遍，如苏轼的前辈欧阳修、司马光都很爱墨。


    欧阳修《与蔡忠惠公书》，谢他赠墨，很坦率地说决不嫌多。全集书简卷五：


    辱惠撄宁翁墨，多荷、多荷！佳物诚为难得，然比他人，尚少其二。幽斋隙寂时，点弄笔砚，殊赖于斯，虽多，无厌也。烦聒，计不为嫌矣。


    司马光好茶又好墨，忽然想到这两项书斋生活中的密友，其性质恰巧完全相反，觉得非常有趣。公退与苏轼闲聊时，便说：“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


    好辩的苏轼答道：“二物之质，诚如公言。然而亦有同者。”


    “谓何？”温公问。


    “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性同也。譬如贤士君子，妍魏黔晳虽有不同，但其德操韫藏，实无异致。”


    司马温公笑以为然。 64


    一样以书法名世的黄庭坚，大家以精纸妙墨求他的法书。他习惯把藏墨放在一个古锦囊中，随身携带，可与朋友共同欣赏。一日，他去苏宅也带着这个锦囊，苏轼知这囊中尽是好墨，伸手摸到李承晏墨半锭，硬要据为己有，庭坚想：你自己家藏已很丰富，何必再夺我的，嘴里便连连反抗道：


    “群儿贱家鸡而嗜野鹜！” 65


    但是没有办法不给他。所以《墨史</a>》作者讥嘲苏轼道：


    “苏子瞻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觅不已。”


    一向超然不为物好所囿的苏轼，而且深慨“非人磨墨，墨磨人”的他，不能抗拒癖好，尚且如此。


    苏轼爱用诸葛笔，始于黄州，仍是唐坰寄赠的。自记：“唐林夫以诸葛笔两束见寄，每束十色（式），奇妙之极，非林夫善书，莫能得此笔。”


    时在元丰六年，苏轼非常热衷于写字作画的时期，此后他即习用这种安徽宣城诸葛丰所制的毛笔，山谷曾说：“东坡以宣城诸葛齐锋作字，疏疏密密，随意缓急，而字间妍媚百出。”那是元祐在京的时候。郭畀</a>读苏轼遗墨，也说：“东坡先生中年爱用宣城诸葛丰鸡毛笔，故字画稍加肥壮。”


    但至出知杭州，他发现杭州笔工程奕所制，十分称手。他说：“近世笔工，不经师匠，妄生新意，择毫虽精，但是形制诡异，不与人手相谋。”意谓不能得心应手，只有钱塘（杭州）程奕所制鼠须笔，却仍保持着三十年前的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笔”。这是他最大的痛快。到他离杭北上时，还买了一批带去使用。 66


    此外还有一种“张武笔”，亦为苏轼所好，但不知产地。


    后来，苏轼还是用诸葛笔的时候多，他在颍州对赵德麟称誉此笔道：“诸葛氏笔，譬如内库法酒，北苑茶。他处纵有嘉者，殆难得其仿佛。”


    德麟模仿他的口气，接着说道：


    “上閤衙香，仪鸾司椽烛，京师妇人梳妆与脚，天下所不及。”


    主僚相与大笑。 67


    北宋用纸，普通都以竹浆制造，剡溪藤纸，算是很好的了。但是大书画家所最珍视的，则是南唐烈祖李昪（937—943年在位）时候的澄心堂纸，据《文房四谱</a>》说：“黟、歙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则是产于黟、歙，南唐时进贡御用，故称“澄心堂纸”。这种纸坚滑如玉，细薄光润，北宋时已是稀有的珍品，如欧阳修曾以两幅赠与诗人梅圣俞，梅诗曰：“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名贵可知。


    刘攽</a>诗说：“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后人闻此那复得，就使得之当不识。”元祐间，向苏轼求文字、书画者都以名贵纸墨相赠，他所得的大概也不少，宋懋宗就送过澄心纸，集有《次韵宋肇惠澄心纸二首》。


    纸墨笔砚号称“文房四宝”，恰巧全部产于安徽，如龙尾砚、李廷珪墨都在歙州（今安徽歙县），诸葛笔和宣纸都是宣城的名产。虽然砚以广东端州（肇庆）羚羊峡斧柯山的水岩为最佳，有青花、蕉叶、冰纹等各种名目，采取甚难，须俟退潮时，一面将洞坑里的水汲出，一面开凿。端砚石质，津润嫩滑，抚摸起来，细如婴儿皮肤，呵气可以研墨，苏轼所藏似已不少。歙砚石质较粗，但比端砚锋利，适于磨大墨，写大字，有龙尾、金星、眉子等品名，苏轼书斋中，兼收并蓄，不厌其多。


    九　宴游和谐谑


    宋代孟元老</a>《东京梦华录</a>·序》说：


    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类，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


    又曰：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


    苏轼寄身于这样繁华的社会之中，生活在这样奢靡的风尚之下，且自元祐还朝以后，他已是位高望重的名流，不复当年清寒学人的身份，交游遍朝野，士夫争迎迓。于是，饮宴在他日常生活中，也就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苏轼着意饮食，讲究口味，酒量虽然不大，却是喜饮，尤其欢喜于微醺中击拍听歌，欣赏筵边莺燕的旖旎风光。席间若是熟人，则又可以大大发挥他诙谐的个性，谑浪调笑，非意识地用来发泄他过人的聪明和机智，早已把一句谑言得罪了洛学大师，惹来满身是非一节，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韩康公（绛）于元祐二年（1087）以司空、检校太尉致仕。秋冬间，从颍州进京来陛辞，皇帝留他在京过年，观赏上元灯景。韩绛曾经接替王安石</a>为相，与吕惠卿</a>二人同守安石成谟，继续推行新政，人称“传法沙门”者是。在元祐更化政变中，他是下场最好的一人。苏轼是韩康公省试的门生，依礼往谒，康公殷勤置酒留饮，但是苏轼作《次韵韩康公置酒见留》诗，只是称誉韩家的富贵气派，反面看出这勉强侧身贵族之家的诗人，落落寡合之无可奈何：


    庭下黄花一醉同，重来雪巘已穹窿。


    不应屡费讥安石，但使无多酌次公。


    钟乳金钗人似玉，鹍弦铁拨坐生风。


    少卿尚有车茵在，颇觉宽容胜弱翁。


    至元宵节后一日（十六日），韩康公于私第邀宴从官九人。这些被邀的门生故吏，当时都已是政治社会上的名流了，如傅尧俞、胡宗愈、钱勰、苏轼、刘攽等人皆是。


    钱穆父（勰）时为开封府尹，地方官事务繁忙，所以到得较晚，韩康公不大高兴了，苏轼便说：“今日本殿烧香人多，故被留住。”


    座客都知道这句话中的故事，阖堂大笑。盖因穆父风姿甚美，生有九个儿子；恰巧都中有一“九子母祠”，祠之西庑，供一巾纻丈夫，俗以为是九子母的丈夫，所以大家戏称穆父为“九子母夫”。本殿烧香人多，正是情实皆当的解颐妙语。 68


    二月间，时已春暖，韩家更有一次宴会，席设花园中的水阁里。主人出家伎十余人歌舞娱客，檀板金樽，衣香鬓影，好不热闹。酒至半酣，家伎中有一康公的新宠名鲁生者，忽为游蜂所蜇螫，主人疼她，颇觉扫兴，叫她进去敷药，过了好半晌，她才出来，手持白团扇，向苏轼乞诗。苏轼写道：


    窗摇细浪鱼吹日（鲁），舞罢花枝蜂绕衣。


    不觉南风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归。


    首句记姓，次句写蜂事，苏轼即事成诗，使康公转忧为喜。他还解释道：“惟恐他姬厮赖，所以如此。”众客大笑。


    其实这种嵌字诗，只是博人一笑的文字游戏，苏轼用来凑趣而已。本集《韩康公坐上侍儿求书扇》诗，共有二首，倒是另一绝句，写女人身上的衣香，带给他感官上的享受，却真清新可诵：


    一一窗扉面水开，更于何处觅蓬莱？


    天香满袂人知否？曾到旃檀小殿来。


    官场酬酢不免，朋友小叙有兴，如经筵官会食，乃例定的聚餐，地点在宫中资善堂。苏轼席上盛称河豚鱼之美味，吕光明问到底怎样美法，苏说：“值那一死！”又一次，苏轼又称猪肉之美，范淳甫（祖禹）说：“奈发风乎？”苏轼笑道：“淳甫诬告猪肉。” 69


    苏轼生活中，朋友相聚谈天</a>说地，是他的一大嗜好。而生性好动，不大坐得住，公事完了，若是没有客人到家里来，他便跨马各处访友，谈到兴高采烈或灵机触发时，喜欢卖弄聪明，和刘贡父（攽）有同好，两人相遇，常常针锋相对，互相作难。


    一日，贡父宴客，苏轼有事要先走一步，刘向</a>他挑战道：“幸早里，且从容。”这六个字，谐音，包括三果一药（杏、枣、李，苁蓉），苏轼脱口对曰：“奈这事，须当归。”（柰、枳、柿，当归）


    对酒令，他最出色当行。一次，他与姜至之同在宴席，姜先出令说，坐中各要一物，药名。就指苏轼说：“你就是药名。”问其故，曰：“子（紫）苏子。”苏轼应声道：“你亦是药名，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诘其故，苏轼说：“非半夏、厚朴，何以曰姜制之？”


    这样子的说笑，原是文人的通习，如不及人事，亦不足为病。有一次张文潜和他老师抬杠，他问：


    “公诗有‘独看红蕖倾白堕’，不知白堕是何物？”


    “刘白堕善酿酒，出《洛阳伽蓝记</a>》。”轼答。


    “白堕既是一个人，莫难倾否？”


    苏轼笑道：


    “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酿酒人名。”


    “毕竟用得不当。”


    张耒这话并不错，苏轼不耐烦了，便道：“君且先去与曹家那汉理会，却来此间厮磨。”曹家那汉，看似指的曹操</a>，实则，其时文潜家有曹姓仆人偷了酒器，正送往官府究治，尚未招承，所以借此喻彼。


    苏轼天真坦率，有时会将惯常的戏谑流入文字，而他的文字是会流传众口的，因此使人难堪，得罪了人。


    如顾子敦（临）与他是进士同年，三十年的交好。元祐初顾在京为给事中；二年，朝廷开回河，要派他出去做河北都转运使，苏轼上疏称他慷慨中立，有古人风，宜置左右。疏上不报，顾临只得走了。苏轼也很怅然地说：“上书苦留君，言拙辄报已。”


    顾子敦是个大胖子，很爱睡觉，熟悉的朋友常常取笑他体貌酷肖卖肉的屠夫，公然叫他“顾屠”。这次苏轼作诗《送顾子敦奉使河朔》，不该在诗中也开他玩笑，道：“我友顾子敦，躯胆两俊伟。便便十围腹，不但贮书史。……磨刀向猪羊，酾酒会邻里。归来如一梦，丰颊愈茂美。……”苏诗是会传播天下的，“磨刀向猪羊”这样的文字，顾临怎么受得了，当时非常生气。到朋友们公饯那一天，苏轼自知闯了祸，称病不敢参加，只好次前韵作诗道歉说：“……后会知何日，一欢如覆水。善保千金躯，前言戏之耳。”


    轼与刘贡父（攽）更是惯常彼此嘲谑的熟朋友，有一天，贡父说个故事：有一老父送一败子出外游学，临行告诫曰：“切有一事不可不记，或有交友与汝唱和，须仔细看，莫更和却贼诗，狼狈而归。”这是嘲笑苏轼诗狱案中连累了很多朋友。


    贡父晚年身患风疾，须眉皆落，鼻梁断塌，所以苏轼立刻还他一个故事，说颜渊、子路同出市中闲逛，遥见孔老夫子来了，惶恐匿藏在路边一座塔后。孔子</a>既去，颜子问：“这叫什么塔？”子路曰：“这叫避孔子塔。” 70 （“鼻孔子塌”谐音）


    朋友说笑，如有一方认真起来，便会不睦。有一天，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小酌，各引古人语相戏。苏轼又嘲弄贡父道：“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一座大笑，他这样恶谑，贡父感到很难堪，非常生气。 71


    苏轼不但在朋友间喜欢说笑话，兴致来时，对后辈也一样要开玩笑。秦观是个于思满面的汉子，这是读他倩丽婉约的词曲者所料想不到的。一天在苏家聚会，座中一人就调笑少游胡子太多。少游解嘲</a>道：“君子多乎哉。”苏轼立刻接口道：“小人樊须（繁须）也。”恰如一副现成的对子。 72


    苏轼是个非常豪阔的人，以为男子汉、大丈夫而怕夫人，是很可笑的。他在黄州时，有个同乡——嘉州犍为人王天常，向来乔寓武昌，是他来对苏轼说起陈慥惧内的故事。


    据他说，季常的夫人柳氏，非常凶悍善妒，每逢季常请客，如招歌伎侑酒，柳氏就操起木杖，从内室击打厅堂的照壁，蓬蓬作响，还夹着大呼小叫，吓得宾客纷纷离座逃走。


    这话是否可靠，很成问题，因为季常本是一个放意自恣的豪士，怎能臣服在夫人的石榴裙下？然而后因苏轼有一首《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的诗：“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a>，柱杖落手心茫然。”河东为柳氏郡名，狮子吼则见于《涅槃经》，以无边的法力，喻夫人的威风，则季常怕夫人，似乎也是不假的了。所以一千年来陈季常是惧内的名人，中国人一提起怕夫人，马上就说有“季常癖”。


    虽然轼作《方山子传》，有“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有自得之意”。柳氏夫人不像是个凶悍的妇人，不过黄庭坚也知道她很善妒，与陈季常二简（洪迈《容斋三笔》），一曰：


    公暮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


    又一帖：


    示喻老境情味，法当如是。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放任不解事耶？


    则柳氏妒名，固已昭著于外，因苏诗而传千古是矣。后来同在京师的朋友中，有个孙公素（贲），原是风流倜傥的人物，说话非常俏皮。有一次，在京师大病，赵德麟与他比较接近，时往探问，因此苏轼问德麟道：“孙公素病，如何？”


    “大病方安。”德麟答。


    苏轼忽发雅兴，随口微吟道：“这汉病中，瘦则瘦，俨然风雅。”


    德麟把这话，传给公素听，公素便续道：“那娘意下，恨则恨，无奈思量。”


    孙公素是怕夫人出名的，单凭他口齿如此佻??，就已具备应该“惧内”的条件。苏轼很注意他这续联的俏皮。不久，公素来求苏轼替他写把扇子，机会到了，他就写一绝句，《戏孙公素》，每句各引一个惧内的历史名人：


    披扇当年笑温峤，握刀岁晚战刘郎。


    不须戚戚如冯衍，但与时时说李阳。 73


    温峤，以玉镜台</a>聘姑母的女儿为媳，洞房之夕，被他那年轻的表妹新娘手披纱扇，笑指“我固疑是老奴”！这样毫无顾忌的夫人，不怕何待？


    第二个指的就是甘露寺招亲的刘备。新房内外，露刀环立的侍婢百余人，怎不教他望着孙尚香觳觫不前？第三句举的是不堪妻子虐待，忍痛离异的汉朝的冯敬通。第四句所说李阳，原为京东大侠。时任幽州刺史、惧内的王夷甫，只要在夫人面前一提到他的朋友李阳，她就不敢胡闹了，李阳是惧内者的救星。


    苏轼这样逢人便说笑话，见公卿各给诨名的脾气，如遇范祖禹</a>在一起，祖禹定会非常认真地劝诫他：“戏谑不可过分。”苏轼甚感其意，所以每次与人说过戏言，便一定要求他“勿令范十三知”。祖禹排行第十三，苏轼所怕者是他的真诚和善意。 74


    苏轼喜欢取笑别人，但也会被别人取笑。他出了一个“人不易物赋”的题目叫门人辈作，其中一人，继承师法，戏作一联曰：“伏其几而袭其裳，岂真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此因苏轼曾自设计了一种筒高檐短的帽子，常常戴它，京师士大夫群起仿效，谓之“子瞻样”。


    李方叔把这一联妙文说给苏轼听时，苏轼笑道：前些日子，扈从皇上宴于醴泉观，观赏流行宋代的杂剧。那是一种歌舞、竞技和游戏的综合演出，常以优伶的机智与幽默来取娱观众。这一天滑稽短剧中，两个优伶相与自夸文章，一个叫丁仙现 75 的伶人，头上戴有高筒檐所谓“子瞻样”的帽子，说道：“吾之文章，汝辈不及。”别人不信，他说：“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皇上也为之破颜一笑，顾视苏轼甚久。 76


    苏轼热爱生活，好谐谑外，更好奇，乐于一切神秘感觉的新奇经验，所以他也迷信神仙道术。当时与他朝夕作伴的朋友中，如黄庭坚好读道书，自称“山谷道人”；李龙眠是怕轮回堕入畜道，所以不再画马，致全力于绘制大士像和菩萨像的画家；米元章更喜神怪，他做地方官，如欲祷雨求晴，则设宴席于城隍庙，自己东向坐于神像之侧，举酒相酬，状如主宾，据说还往往得获应验。 77 苏轼有这么许多同道，所以大家一起“探奇搜怪”，也常在他们多彩多姿的文酒生涯里，加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如苏轼自言：元祐三年二月廿一日夜，他与黄鲁直、莫寿朋、蔡天启会于李公麟斋舍，录鬼仙所作或梦中所作的诗词。前者大概就是流传到现在仍未完全消歇的乩坛扶乩，可以问休咎，也可以请降坛的神鬼作书画或唱和诗词，都由乩笔在沙盘上作的为多。民国初年，还有不少遗老乐此“人神交通”的游戏。苏轼尝言鬼诗亦有佳者，他立刻可以背诵一篇出来：“流水涓涓芹吐芽，织乌西飞客还家。深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 78


    蜀人多迷信，苏轼的生活中、人生理解中，更随时闪烁着神秘知觉的光芒。他知道唐末五代，有个靖长官和贺水部都曾得道长生。靖长官得道，是根据前为秘书监，元丰年间致仕的刘几所言：曾于嵩山幽绝处，见有一人，眼光如猫，疑是长生不死的靖仙。后者是听张方平说的：章圣皇帝东封出巡时，有个人谒于道左，谒板上书“晋水部员外郎贺亢”，再拜而去。上本不知为谁，待看到谒板后，方才大吃一惊，所遇竟是神仙，多方寻觅不得。仁宗天圣初年，贺仙派他的弟子喻澄诣阙，进呈佛道像，值数千万。其时张方平亲与喻澄往来，曾为苏轼讲过这件故事。


    元祐二年冬，京师来一东人乔仝，年已八十，体貌行动，健如壮夫，自称二十岁时，本是一个非常俊美的青年，不料患上大风恶疾，须眉尽落，丑怪不堪，于是弃世入山，从贺亢学道。现在则已须长垂胸，上山越岭，步履如飞。不知何人介绍，苏氏兄弟，都很信他。他对苏轼说，有一年随师东游，在密州道上曾经见过这位当时的知州，贺师似曾有意相与闻问。


    这话含有很大的诱惑性，天真的苏轼听了，大为兴奋，要留乔仝多住一些日子。乔仝说：“贺师与我约于明年上元节会于蒙山，现在已是十二月中旬，不能不赶快离京前往了。”苏轼看他很穷，送了二十缣绢给他，作了《送乔仝》诗一首，相约明年秋天，希望他能回到京师来。所谓：“秋风西来下双凫，得枣如瓜分我无？”另作《寄贺君》诗五首，托乔仝转致，其中曾说他的愿望：“闻道东蒙有居处，愿供薪水看烧丹。”苏辙也信有其事，一同作诗寄贺。


    不料乔仝去后，杳如黄鹤，原来遇着的是个骗子。这也因为他那套说辞，刚好凑上诗人头脑中原有的幻想，不仅“君子可欺之以方”而已。 79


    元祐朝，苏轼在政治迫害中，痛苦得无以自解时，甚至想逃回黄州去，时常怀念在那儿手自垦辟的东坡和在黄州的众多朋友。元祐二年岁暮时，作书与潘丙（彦明）：


    东坡甚烦葺治，乳媪坟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计安，宝儿想见颀然矣。郭兴宗（遘）旧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韩氏园亭曾兴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图示及，当为作名写牌。何亲必安，竹园复增葺否？


    仆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也。愿遍致此意。


    京朝不如穷邑，衣冠不如市井。苏轼内心的感觉，真是冠盖如云，而一身孤寂。


    想到黄州，更不能不恋念岐亭陈慥的风义。本集《与陈季常书》云：


    某局事虽清简，而京辇之下，岂有闲人？不觉劫劫过日，劳而无补；颜发苍然，见必笑也。闻公有意入京，不知几时可来？如得一会，何幸如之？


    元祐三年（1088）五月，季常遄程到汴京来看望他的老朋友，因为身是林下之人，不愿居住京城，寄榻于城外兴国浴室，苏轼、范百禄、黄庭坚等多次往访。苏轼并为他的父亲陈公弼所藏的《柏石图》题了诗。


    这兴国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画的达摩西来六祖画壁，还是苏轼发现的。此寺井泉甘寒，而寺中住持和尚汶师又是碾造建溪茶的好手，陈慥来住于此，当是苏轼的安排。黄庭坚作《太平兴国寺浴室院题名》，二苏早年读书于此，苏轼写“书后”，回首前尘，深有人事无常的感慨：“后五百岁，浴室丘墟，六祖变灭，苏、范、黄、陈，尽为鬼录，而此书独存，当有来者，会予此心，拊掌一笑。”


    十　重结西湖缘


    苏轼获知太皇太后允准给予一郡，而且给的是他“魂牵梦萦”的旧游之地，不禁有鸟出樊笼之喜。因为他是称病请郡的，所以作《病后醉中》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病为兀兀安身物，酒作蓬蓬入脑声。


    堪笑钱塘十万户，官家付与老书生。


    在此元祐前期的四年中，虽然别人忌妒他飞黄腾达，在他自己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已体验尽了政治社会的冷酷无情，看透了攘夺政权者不择手段的丑恶面貌，蜚言满路，谤书盈箧，他终于明白，事情不能完全归咎于“多言”，只要仍踞高位，即使目盲口喑，也一样要遭忌，要挨骂。所遗憾的是身受朝廷如此深厚的知遇，他却不能一尽才识报国的心愿。


    但从个人生活言，这四年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天伦乐聚，家庭生活非常完美，更得那么多杰出的青年朋友从游门下，辇毂之下，人才济济，他更不愁没有朋友，谈诗论画，日子过得非常热闹。


    苏轼离京后，首赴南都晋谒张方平，问候这个寂寞多病的老人。另一前辈范镇（景仁）于上年十二月，以耆年溘逝。讣告至京，苏轼感念平生，不禁大恸，除设位祭奠外，他有责任要了一件心愿，这心愿，他就在南都张家住时完成了。


    范镇为老苏的同乡好友，非常欣赏苏轼这个晚辈。熙宁年间，诏举谏官，首即推荐苏轼可当此选，再举孔文仲</a>为贤良。两遭压抑，范镇上疏力争，不报，他即上言：“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坚请致仕，多年来一直家居许昌，不再闻问政事。


    元祐初，天下人皆以为司马光和范镇一定会同时出山的，朝廷也竭尽礼遇地征召这位国家的元老。但是范镇说：“我六十三岁致仕，是因老退休（宋称引年），而七十九岁再来，岂合于礼。”坚决辞谢。 80


    从前，苏轼得罪下御史台狱时，主持者正在多方搜索苏轼与人往来的文书，作为罗织的资料，人人怕得不敢说话，范镇却不顾一切，上书神宗，竭力保救。谣传苏轼在黄州死了，他便掩袂大恸，要立刻派人恤慰他的家属。……苏轼本以为这次可以同在京师相聚了，不料他初则坚卧不起，现在则又忽尔薨逝。追念两世深交和深切的知遇之感，苏轼决心要为蜀公志墓，以践宿诺，无如在京时，乌烟瘴气里，静不下心来写这篇大文章，心里总是不安。


    李廌来说：范蜀公将薨前数日，“须发皆变苍黑，眉目郁然如画”。苏轼说：“蜀公平生虚心养气，数尽神往，而血气不衰，所以发于外者，才能如此。” 81


    苏轼不肯如韩愈</a>一样，随便为人写“谀墓文字”的。元祐中，朝廷敕令苏轼撰《赵清献公（瞻）神道碑》，他复奏道：“臣平生本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因光曾为臣亡母程氏撰埋铭；又为范镇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此是苏轼自负的地方，尝言：“轼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那是富弼、司马光、赵瞻、范镇和张方平，其中赵清献公一碑还是辞谢不了，勉强写的。


    现在，他在南都静住了快一个月，一面陪伴衰病的乐全老人聊聊天，一面专心撰述范蜀公的墓志铭，这两老都是最早识拔苏氏兄弟的前辈。


    在此期间，受他荐举以布衣而为徐州教授的陈师道（履常，一字无己）邀同王子安要到南都来看他，先向当时的徐州太守孙觉请假，莘老不许，陈便托疾私行。这是违背官常禁例的行为，但是师道不顾这些。


    两人晤叙甚欢，苏轼行时，他又一直陪他坐船到宿州，本来打算送到灵壁，因为部役沂上，不便再送，遂在宿州分手。船上，这位后来开江西诗派的大诗人作诗呈轼曰：


    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


    昔为马首衔，今为禁门键。


    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满。


    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 82


    后来师道已除太学博士，便遭言官弹劾，指责他违法越境访苏，再出为颍州教授，依然做他那坐冷板凳的广文先生。


    苏轼泛江而下，渡淮河，过山阳，至浙西境，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润州太守黄履远来迎迓。黄履于元丰年间为御史中丞，是审理诗狱案的群凶之一。那个时候，他是高坐堂上的问官，苏轼是觳觫堂下的罪囚，深文周纳，必欲置之死地的人，现在却毫不在乎地堆满一脸笑容，鹄立江边。苏轼心里明白，这是因为浙西路管辖六州，以钱塘、扬子二江为界，润州在杭州所部中，既是他的顶头上司，怎能不恪恭伺候？小人趋炎附势，无耻竟至如此。


    至润州，更料想不到当年第一个举发苏轼诗中意存谤讪的沈括</a>（存中），目前闲废在润，他亦往来迎谒甚恭。苏轼觉得这真何苦，心里更加厌薄其人。


    既至润州，立即往访金山寺的了元禅师。这和尚，前年（元祐二年）已得朝廷敕封“佛印”的师号。


    当他悄悄来到金山寺，佛印正高坐堂上，为大众僧侣说经，苏轼直趋座前，佛印见到，戏言道：“学士何来？此间无你坐处。”


    “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


    “山僧有一转语，言下即答，当从所请；如稍涉拟议，则所系玉带，请留以镇山门。”苏轼便将玉带解下，置于几上。于是，佛印朗吟道：


    “山僧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欲于何处坐？”


    苏轼不及应答，佛印便急呼侍者：“收此玉带，永镇山门。”


    两人相对大笑，佛印并以衲裙一条回赠。以苏轼的捷才，还是输给了禅门的机锋，所以次韵诗有这样的话：


    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机锋。


    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


    《五灯会元</a>》载此事：“东坡居士作偈曰：‘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禅床。’”或为事后所作，无补于胜败，聊记于此。


    了元之得赐号“佛印”，因为元祐二年间，高丽和尚法名“义天</a>”者，航海至明州，疏请遍谒中国丛林，问法受道。据传，义天本是高丽国的王爷，诏令朝奉郎杨杰</a>为馆伴。所至吴中各寺，都以王臣之礼来接待。到金山寺求见了元，了元却坐在禅床上直受义天的大拜，馆伴杨杰大惊，问故于了元，和尚说：“义天既已出家，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异邦的和尚，丛林规矩如此，不能为他改变。”朝廷认为了元颇识大体，赐号“佛印”。 83


    据《金山志》：了元佛印禅师，字觉老，饶州浮梁林氏子，出家，遍参禅宗名僧庐山圆通寺的居讷禅师等；先住江州承天寺，继迁淮上斗方寺，庐山的开先和归宗寺；与苏轼结交是苏在黄州，他住持归宗的时候，苏曾赠他怪石供；后即住持金山、焦山；出家四十年，缙绅多与之游，名动朝野，曾蒙神宗赐予高丽磨衲金钵。他是一个极有地位的禅师，据释惠洪</a>《冷斋夜话</a>》所记，亲见元公出山时驺从之盛，说：“重荷者百夫，拥舆者十许夫，巷陌聚观，喧吠鸡犬。”岂是传说中的酒食和尚？宋朝的僧侣，仰赖社会供养，自成一个特殊阶级，虽然不是贵族，却是贵族的高级附庸。


    明人把佛印、东坡和杭伎琴操</a>扯在一起，造作许多故事。其实苏轼第一次在杭州，尚未认识佛印；第二次在杭州的两年间，佛印在金山，亦从无来游西湖的文献可征。说故事的人把一僧一俗一名伎凑成一组，人物本身就已非常富有传奇性了，何况以一个和尚或一个伎女的才情，就能打倒天下的大文豪，给人一种痛快的发泄，如此而已。


    旅程中，路过湖州，“伤心旧地，罪官重来”。苏轼心里，不免有无限的感慨。但他这些年来，饱经风霜，祸福兴衰，只把它当作过眼云烟，再也不愿重提那些旧事。


    只是吴兴有几个后辈，开筵欢宴这位前辈先生。他们是故黄州太守徐君猷的妻舅福建路运使张仲谋、福建转运判官曹辅（子方）、以左藏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的刘季孙（景文），临濮县主簿、监在杭商税的苏坚（伯固）和杭人张弼</a>（秉道）等，主客共是六人，相与欢谈剧饮，非常高兴。


    席间，苏轼说起十五年前（即熙宁七年），他自杭州通判移守高密，与杨绘（元素）同舟，张先</a>（子野）、陈舜俞</a>（令举）也要一同去访时知湖州的李常（公择），他们一共五人，后来又有刘述（孝叔）参加进来，同游松江。夜半日出，置酒垂虹亭上，当时，除出词人张子野已经八五高龄外，其余的人都在壮年，闹酒的兴致很好，有人喝得烂醉如泥。子野即席作了一阕《定风波》小令，末章有“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 那样的话。


    这次会后，六人重聚不易，苏轼时常怀想。元丰四年在黄州听人传说松江桥亭已被海水冲坍，他还感慨：“追思曩时，真一梦耳。”不料再过八年的今日，六客中的五人都已死亡，只剩苏轼一人尚在人间，寿命无常，人生如寄，那时候年纪最轻的他，现在代替了张子野的位置，做了座中的老人星了，心里禁不住一阵悲凉。


    张仲谋请作《后六客词》，苏轼便写了如下这阕《定风波》：


    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配月独凄凉。


    绿发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啸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84


    其时，消息传来，范纯仁为了反对将蔡确流放岭外，被言官围剿，指为蔡确之党，力求罢相，出知颍昌府。苏轼听到此讯，不寒而栗，恍然有幸已逋逃之感。所幸杭州已经很近，只望西湖的山光水色，能够冲淡他“风雨京华”四年中一切痛苦的回忆。


    1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2 〔宋〕费衮：《梁溪漫志》。


    3 〔宋〕李廌：《师友谈记》。


    4 〔宋〕袁文</a>：《瓮牖闲评</a>》。


    5 〔清〕阮葵生</a>：《茶余客话</a>》。


    6 〔宋〕杨湜</a>：《古今词话</a>》。


    7 〔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a>》。


    8 〔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


    9 〔宋〕罗大经</a>：《鹤林玉露</a>》。


    10 〔宋〕苏轼：《东坡志林》。


    11 〔宋〕胡仔</a>：《苕溪渔隐丛话</a>》。


    12 吕本中</a>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有所谓“一祖三宗”者，一祖为杜甫，三宗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a>。


    13 《山谷外集》六十，史容注引《王立之诗话》。


    14 〔宋〕陆游</a>：《老学庵笔记</a>》。


    15 〔宋〕李廌：《师友谈记》。


    16 〔宋〕赵令畤：《侯鲭录</a>》。


    17 〔宋〕苏轼：《东坡志林》。


    18 〔宋〕曾敏行</a>：《独醒杂志</a>》。


    19 〔宋〕米芾：《海岳名言</a>》。


    20 〔宋〕周煇</a>：《清波杂志</a>》。


    21 语见《何氏语林</a>》，其时想在西师生擒番将青宜结鬼章槛送京师时，故有此语。


    22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23 〔宋〕陆游：《入蜀记</a>》。


    24 阮者，乐器名。《旧唐书</a>·元行冲传》：“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令易以木而弦之，其声清亮，乐家遂谓之阮咸。”


    25 〔宋〕许顗</a>：《彦周诗话</a>》。


    26 〔宋〕邵博</a>：《闻见后录》。


    27 〔宋〕何薳</a>：《春渚纪闻</a>》。


    28 〔宋〕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29 〔宋〕王应麟</a>：《困学纪闻</a>》。


    30 〔宋〕杨万里</a>：《诚斋诗话</a>》。


    31 〔宋〕王明清</a>：《挥麈余话》。又杨万里《诚斋诗话》。


    32 唐庚</a>《唐子西语录》：“东坡居士作《病鹤》诗，自写‘三尺长胫瘦躯’，缺其一字，使任德翁（伯两）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稿，盖‘阁’（搁）字也。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


    33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34 〔宋〕俞文豹</a>：《吹剑录》。


    35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36 编者注：考《苏轼集》，应为《与毛维瞻》。


    37 〔宋〕黄庭坚：《山谷集</a>》。


    38 本集：《书唐（坰）氏六家书后》。


    39 〔宋〕苏轼：《东坡志林》。


    40 〔宋〕朱弁</a>：《曲洧旧闻</a>》。


    41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赵令畤《侯鲭录》略同。


    42 〔宋〕赵令畤：《侯鲭录》。


    43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44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45 〔宋〕赵令畤：《侯鲭录》。


    46 佚名：《道山清话</a>》。


    47 〔宋〕赵令畤：《侯鲭录》。


    48 〔宋〕苏过：《斜川集·书先公字后》。


    49 本集：《四菩萨阁记》。


    50 〔宋〕苏轼：《东坡志林》。


    51 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一：“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52 〔德〕莱辛：《拉奥孔》（Laon ），论绘画与诗的界限。


    53 〔宋〕岳珂</a>：《桯史</a>》。


    54 〔宋〕魏庆之</a>：《诗人玉屑</a>》。


    55 〔宋〕何薳：《春渚纪闻》。


    56 释德洪《石门文字禅</a>》：题东坡画应身弥勒。


    57 吴师道</a>《吴礼部集</a>》：“自画背面画。”


    58 〔宋〕晁补之：《鸡肋集</a>》。


    59 〔元〕王沂</a>：《竹亭集》。


    60 〔元〕王沂：《竹亭集》。


    61 本集：《书庞安常见遗廷珪墨》。


    62 〔元〕陆友</a>：《墨史》。


    63 〔宋〕苏轼撰，施元之</a>注：《施注苏诗</a>》。


    64 〔宋〕赵令畤：《侯鲭录》。


    65 本集：《记夺鲁直墨》。


    66 〔宋〕苏轼：《东坡志林》。


    67 〔宋〕赵令畤：《侯鲭录》。


    68 〔宋〕赵令畤：《侯鲭录》。


    69 〔宋〕邵博：《闻见后录》。


    70 〔宋〕何薳：《春渚纪闻》。


    71 〔宋〕王辟之</a>：《渑水燕谈录</a>》。


    72 〔宋〕邵博：《闻见后录》。


    73 〔宋〕赵令畤：《侯鲭录》。


    74 〔清〕潘永因</a>：《宋稗类钞</a>》。


    75 范公偁</a>《过庭录</a>》：“丁石与刘挚</a>同里发贡。后失途流落教坊，艺名丁仙现（又曰线见），亦才子也。”叶梦得《避暑录话</a>》曰：“仙现非为优戏，则貌俨然士大夫。”


    76 〔宋〕李廌：《师友谈记》。


    77 〔宋〕郭彖</a>：《睽车志</a>》。


    78 〔宋〕赵令畤：《侯鲭录》。


    79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80 〔宋〕邵博：《邵氏闻见录</a>》。


    81 〔宋〕朱弁：《曲洧旧闻》。


    82 〔宋〕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录</a>》。


    83 〔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84 末句设想甚巧，正面是为“谈锋之健”设例，当指曹操与刘备（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苏张则指苏秦、张仪。实则为与后六客的姓氏相合，喻曹辅、刘景文、苏坚、苏轼、张仲谋、张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