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屈原[11]

    一 美与表现


    当我读托玛斯·曼[12]（Thomas Mann）的《歌德与托尔斯泰》（Goethe und Tolstoi）时，我不禁想到孔子</a>与屈原</a>。托玛斯·曼说世界上的天才大概分为两类，歌德与托尔斯泰是一型，席勒与杜斯妥益夫斯基是一型：前二者是偏于“天”的，后二者是偏于“人”的；前二者是康健的，后二者是病态的（病态却不一定是坏，那意义乃是哲学的或者说形上学的）。他的书虽然标题为《歌德与托尔斯泰》，但假若改为《歌德与席勒》或《托尔斯泰与杜斯妥益夫斯基》，我想也许更合适吧，因为他实在是时刻把这两种精神作为对照的。只是那样的话，“与”字的意义就不同了，所以他一开头，便先说了许多话，来说明“与”。“与”可以是对照，“与”也可以是联系。至于我现所用的“与”，不用说，却不是歌德与托尔斯泰之“与”，乃是歌德与席勒之“与”，或者托尔斯泰与杜斯妥益夫斯基之“与”。我常想，中国难道没有两个伟大而深厚的天才，代表人类精神上两种分野的极峰的吗？有，这就是孔子与屈原——虽然我所谓分野，未必同于托玛斯·曼。


    当我读温克耳曼[13]（Winckelmann）的《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时，我又不禁想到孔子与屈原了。温克耳曼有“美”（Sch·nheit）与“表现”（Ausdruck）之说。关于美，他说：“美这个概念，就像从物质中被火点燃起的一种精神力，它要依照那在上帝的聪明之下所首规划的理性的生物之形象而产生一种创造物。这样的形式，就是单纯与无缺，在统一之中而多样，由是而为调和的，就像从肉身所发出的一种甜蜜而悦耳的声调然，各部分都是和谐的。”他又说：“从美的形式所塑就的美的青年，是像海的水面那样统一的，其平如镜，然而又无时不在动着，而浪花在卷着。”难道中国精神史上没有这样一个和谐、平静而流动的雕像吗？关于表现，他说：“所谓表现者，是我们灵魂的或身体的剧烈与悲哀的情形的模仿，也许是在悲哀时的心情，也许是可悲哀的行动。在这两种情形里，面貌和举止都要变态的，因而那种构成美的形式当然也要变动，这种变动越大，则有损于美者就越多。”简单说：“表现”可说是破坏了的“美”。在温克耳曼的时代——十八世纪——古典的美学家自注重“美”而轻视“表现”，但是近代却不同了，人们对“表现”和“美”，并无所轩轾。就是温克耳曼自己，对于有节制的表现，也还是欣取的。什么是有节制的表现呢？这就是他说：“好的艺术家之表现悲哀，是如火焰之只许见其火星的，是如诗人荷马所形容的乌里塞斯[14]（Ulysses）的吐字，像雪片一样，虽然纷纷不息，落在地下却是安详的。”现在我又要请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没有表现悲哀是像火焰之只见火星一样，是像安详的雪片纷纷落在地下一样的呢？在“美”一方面，我找到了孔子，他就是那样和谐、平静，而流动的。在“表现”一方面，我找到了屈原，他就是那样虽然悲哀而是只见火星的火焰，虽然悲哀而是纷纷的雪片，终归安详的。


    以雕刻比，孔子是希德耳勃兰特[15]（Hildebrand），屈原是罗丹（Rodin）；以绘画比，孔子是达文西[16]（Da Vinci），屈原是米开朗基罗（Michngelo）。中国真幸运，有这样两个永远照耀着伟大的民族史乘的巨星，我也真幸运，有机会谈到他们！


    二 社会与个人


    孔子与屈原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许多人被他们之中之一的精神所导引着。但是在这里，却有一件大可对照的事看出来了，这就是：


    受了孔子的精神的感发的，是使许多绝顶聪明的人都光芒一敛，愿意做常人，孟轲</a>是这样的人，朱熹</a>也是这样的人！反之，受了屈原的精神的影响的，却使许多人把灵魂中不安定的成分搅醒了，愿意做超人，贾谊</a>是一个例，李白</a>也是一个例。


    这事情是偶然的吗？一点也不。原来孔子精神是由社会到个人的，他觉得只要社会建造好了，其中的个人不会不好，他侧重社会，他因此常想把个人拘束于社会之中。他告诉弟子们：“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都是教人牺牲个性，以适应美的生活的。他告诉人“敏于事而慎于言”，他告诉人“泛爱众而亲仁”，他告诉人“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这都是指示人如何可以过一种人与人相安的生活，而不会搅乱社会的和平的。他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他讲诗教，也注意到“可以群”，原来他时刻不忘群的生活。


    我所谓把社会建造好了，其中分子不会不好，但是怎么样才能把社会建造好了呢？照孔子的理想便是“礼”。假若社会上有一种“礼”的文化，所有分子都服从“礼”，那么，各个人便都是好的了。孔子一生的事业在“礼”上。从他小时的游戏“陈俎豆，设礼容”，到他壮年发表政治理想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直到他政治活动失败了，定礼乐，作为他那“礼的设计”之最后的修订；著《春秋</a>》，作为他那理想的社会中“礼的制裁”之寄托，在他这栖栖惶惶的七十三岁的生涯中，哪一天忘了“礼”？传说中的孔子适周见老子</a>，不是为问“礼”吗？司马桓魋所拔了的树，不也是孔子与弟子习“礼”于其下的吗？在孔子死后三百多年，为司马迁</a>所低回留之而不能去的，不也是因为见了孔子庙堂中的车服礼器，并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吗？


    在不能适应群的生活的原因中之一，是由于理智与情感之不能各得其所。理智与情感如何才可以各得其所呢？这也需要“礼”。“礼”可以说是情感与理智的一种妥协，但却是一种巧妙而合理的妥协。荀子</a>说：“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怠惰之为安，若者必危；情胜之为安，若者必灭；——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礼论》），这可以说探得“礼”的真精神。从这一方面说，“礼”乃是为适应群的生活计的一种心理准备。


    个人与群的冲突是不可免的。但是纯粹抹杀个性，这样的群也就腐烂朽败；反之，纯粹听任个性，也势必使这样的群不得一日安。那么，怎么办呢？孔子告诉我们的态度是“群而不党”，是“周而不比”，是“泛爱众而亲仁”。然而这是原则，而不是实践。实践时须有一种方法，一方面保持自己的个性，一方面避免个人与群的冲突。这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就是“礼”。不错，“礼不妄悦人”，然而在不“妄”之下，究竟还是使人悦的。“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并坐不横肱”“尊客之前不叱狗，让食不唾”“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曲礼》），这些虽然是小节，但犯了时，就会惹人讨厌，就不能过一种和易的群的生活，反之，如果做到了，却会唤起人们的好感，大家生活得便更愉快些。这就是一种生活艺术。


    无论就礼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的秩序说，或就礼是一种使理智与情感各得其所的，适应群的生活之心理准备说，或就礼是使群与个人减少冲突而增进愉悦的一种生活艺术说，礼是站在群的观点上而存在的。孔子注重礼，所以孔子的观点是侧重群的。因为着重群，所以使处在群中的个人便收敛了。孟轲和朱熹都是为这种精神所笼罩着，因而他们都情愿收敛了的。否则，想想看吧：孟轲将是一个狂士，朱熹将是一个才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a>”，这是孔子精神，也是一切被孔子教化所浸润了的人的精神：他们贬抑了自己，他们收敛了自己，他们隐藏了自己，他们为社会，为大我，为群！


    在相反的出发点上是屈原。他的看法是，只要在社会上的各个分子好了，这个整个社会就好了。他的思想的途径是：由个人到社会。于是他希望社会上各个分子都是全然无缺的，都是坚贞的，都是硬朗的，都是优美而高洁的。然而社会上各个分子是不能如他理想的，“哀众芳之芜秽”，就是他的痛苦所在——多么伟大的一种痛苦！他希望得太切了，于是幻灭得太厉害，于是他情不自抑地说：“宁溘死而流亡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因为孔子侧重在社会，所以对个人的过失有时候可以原谅，所以说：“观过知仁。”就是孟子</a>也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可是屈原是不行的，他的社会理想既以个人为起点，所以对于个人的过失到了不能原谅，不能忍耐的地步。最后，他实在无从妥协了，于是出之一死。


    因为屈原是侧重在个人的，所以对自己也要求特别高，自己意识到的责任感也特别重，自己对自己的督责也特别严。屈原的《橘颂》，不啻是一种自赞，却也不啻是一种自铭自警：“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他自视甚高，这是因为他希望各个人都做到理想的地步，于是他不得不先从自己做起。但是结果别人离他太远了，他寂寞他痛苦，像尼采书中查拉图斯特拉走出了人群一样的痛苦。“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这是李白的寂寞，却也是屈原的寂寞。越想做超人，越要寂寞；越寂寞，越要做超人。受了屈原影响的人，便多半做了寂寞的超人了！贾谊是其中的一个，李白更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孔子侧重社会，侧重群，结果他也被社会所看重。孔子得到一般人的崇拜，他的名誉遍于各个角落。以一个“人”（不是“神”！）的资格，而庙宇布于全国，甚而到了安南；以一个平民的三间住宅而修成了国家建筑的三百多间的大殿（梁思成《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页六，民国二十四年，中国营造学社版），这是世界上一个奇迹，这是历史上一桩唯一无二的事件！但我们对这件奇迹，却只有自傲，而不是后悔，因为值得！


    却因为屈原侧重个人，向往超人，所以他的崇拜者便较少。真正欣赏他而了解他的人，仅限于诗人的圈子里。端午节虽有，吃粽子的人多，知道屈原的人少。


    “求仁而得仁”，孔子与屈原在中国所得到的待遇，也原是自然的了。


    由社会到个人，是孔子；由个人到社会，是屈原。从孔子，我想到一切社会主义者，如马克思；从屈原，我想到一切个人主义者，如尼采！


    三 精神上的反对者


    孔子与屈原虽然有这样大的分别，但他们不是没有共同点。在热心救世的一点上，是再没有比他们更相似的了。他们的热心救世到了不顾现实的地步。“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这是屈原。他们的失败，他们自己何尝不知道？然而他们偏要做下去，因为他们不忍得放手。个人的利害，他们也都贬抑到毫不足轻重的地步。


    因为他们热心救世，他们在精神上（假若不是事实上），便都遇到了他们的反对者了。孔子所遇到的是楚狂接舆，接舆的歌是：“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屈原所遇到的是江潭渔父，渔父的话是：“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而自令放为？”又歌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最有趣的是，这个渔父和楚狂的行径真有点相似，渔父把歌唱完了，就掉头而去，“不复与言”；那个楚狂却也是当孔子下车，欲与之言时，他“趋而去，弗得与之言”。他们都看得多么清楚，做得多么斩截爽利，一点留恋也没有！


    可是孔子与屈原不行。他们不是理智不够，却是情感太多了，他们对于人间太爱了，他们不能冷冷然。任何人的失败，不足以动摇他们的信心；任何样的打击和冷淡，不足以熄灭他们衷心的热火。孔子到了六十八岁了，才结束了他的仆仆风尘的跋涉；屈原也是到了六十岁以上的人了，才下了决心离开浊世。他们的晚年都不是平淡的：孔子在风烛残年中没有忘下他壮年的梦，“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屈原在老迈中也没有放弃他青年时对于美好的事物之情感和态度之倔强，“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


    不错，屈原终于自杀了，但他不是弱者，也不是由于对世界淡然。反之，他乃是一个强者，他未被世界上的任何邪恶所征服，他没有妥协半点，最后，为了他自己的精神的完整，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所以才甘心葬于鱼腹。他不是贪生怕死的，为什么说他是弱者呢？他也不是对世界淡然的，要知道他是在六十岁以上才自杀的（采郭沫若说，游国恩</a>说亦然，我自己考证的结果也是如此），可知在他自杀之前，经过了一种长期的内心斗争。他为什么不早撒手而去呢？只是因为不忍得。“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曼予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他对于故乡的留恋犹且如此，他对于人间的炽爱自不必说。他像陷在男女之爱中的热狂青年一样，那情感太强烈了，震撼了自己，也毁灭了自己。歌德说人有情感奔放时，是像一匹咆哮的马一样，扎一刀，出点血，才痛快似的。这就是屈原自杀的理由！


    在世故的老人像老子（假若真有这么一个人）一班人看来，孔子与屈原都是太看不开的人，都太凝滞，都太不懂得“已而已而”，都太傻。楚狂接舆和江潭渔父就是老子一派的。他们和孔子不同道，他们和屈原也不同道。然而他们却是十分了解孔子与屈原的人，甚而是十分同情孔子与屈原的人。他们是劝告，是惋惜，是想提醒这两个“伟大的呆子”（！）的人。楚狂承认孔子是凤，可知他对孔子的才智在钦羡着，他告诉孔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可知他怕伤了孔子的心，所以仍留给了孔子一点希望，虽然这希望在将来。难道他对于孔子不是很同情，虽劝告，而仍在安慰着吗？渔父对屈原也承认是“深思高举”，不过劝他“与世推移”，他这是开导一个“看不开”的热情诗人的话，但在开导之中，何尝没有深切的了解和深挚的爱护？楚狂和渔父都是聪明人，和孔子屈原不同道罢了，却仍不愧为孔子屈原的两个知己。


    四 为理想而奋斗与为实现理想而奋斗


    孔子屈原之热心救世同，但毕竟仍有其异点。这就是，屈原是单纯为理想而奋斗的，他没有想到如何达到这个理想——不，至少他不是想慢慢地、有步骤地达到这个理想的，他却是希望他的理想顷刻而就，马上呈现着。他缺少由理想渡到现实的桥梁。


    孔子不然。倘若说孔子是为理想而奋斗的，这话就不完全。我们却必须说：孔子是为“实现其理想”而奋斗着。


    孔子是一个体味人生至深的人，不过他没因此埋没了自己的真性情。他从丰富的人生体验中，得到了应付现实的恰好的方法。例如他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假若不是在现实生活里深深地体会过来的，不会说这样的话。有时孔子的话，让人听了，真可以觉得入木三分，警惕渐悚，至于无地，例如“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些话更绝不是只耽于冥想的人所能够给我们的，其中有丰富而深透的人生经</a>验的背景在！本来，这也是难怪的，孔子自小生长在孤苦伶仃中，他自小过一种戒慎恐惧、操心积虑的生活（然而难得的是他没使他那硬朗雄伟的人格有一点损伤）！他受的挫折太多了，所以他在挫折中的收获也不是点滴而肤浅的了。


    屈原不同，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是楚国三大姓（昭、屈、景）之一，少年时代已是“入则与王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他得过父亲的慈爱，所谓：“皇览</a>揆予初度兮，肇锡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则兮，字予曰灵均。”但是孔子怎么样呢？连父亲的坟墓都不敢确指，父亲的慈爱更是渺茫。他不曾有屈原那样文雅的名字，只因为头上有个洼，便叫作“丘”。他生长在贫贱中，他开头做的事情，只是管仓库的“委吏”，只是管牲口的“司职吏”，他自己也说：“吾不试，故艺。”他之博学多能，乃是困穷所换来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对照！王国维</a>说李后主</a>：“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又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些话都几乎可以移赠屈原，但却不能移赠孔子！


    也因为屈原的生活是在贵族中，所以他注重个人，极其主观，但性情却高贵而真挚。孔子生长在贫贱中，所以注重群，很理智，很客观，气魄健拔而不做白昼的幻想。


    我说他们同样热心救世，但一个为理想而奋斗，一个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不过他们的分别犹不只此。比较地讲，屈原是国家主义的，孔子是世界主义的。司马迁说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客，而自令若是”；但是屈原决不向各国周游，他始终忘不了的是楚人，始终留恋在楚国一地。孔子的国家情感，却没有这样浓，只要实现他的理想就行了，鲁固然可以，齐也未尝不可，甚而卫也可以。从这里就可看出，以孔子与屈原比，孔子是一个国际的人物，屈原却是一个国家的人物了。


    因为孔子有理想，又有到达理想的桥梁，所以像《礼运》上所称的“大同”和“小康”，《春秋》公羊派所称的“三世”，很可能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内涵，至少也是可以从孔子的思想推论出来的。孔子是世界主义的，但是他的世界主义并不缥缈。


    屈原却似乎只以国家主义为止境，但即以国家主义论，屈原的理想色彩还是太浓，他没想到把他的理想建在如何的现实上。屈原像一个贪看羽毛美丽的鸡鸭的小孩一样，他只希望一下就看见一只鸡鸭了，他却没有注意到如何去孵卵。


    一般地说，古典主义者往往是以世界主义为立场的，歌德可以为例；浪漫主义者往往以国家主义为立场，我们可以举黑格耳。孔子是古典的，屈原是浪漫的，我们又从这里得到了一点消息了。


    五 痛苦与快乐


    因为孔子比较顾及现实，所以他免除了屈原所遭受到的许多苦恼。在《卜居》里，屈原所有的“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是：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这是屈原那样的人所必须遇到的烦闷。妥协呢？还是不妥协？这心情永远起伏着，斗争着。照屈原那样真挚而纯笃的人看起来，妥协一点就等于全盘妥协，所以他以妥协一点为极大痛苦。但是假若他真正一点也不妥协时，他就觉得一刻也活不下去了。但他既不忍得立刻死去，那他活一刹那，就觉得妥协一刹那，也就不啻多痛苦一刹那。“登高吾不悦兮，入下吾不能”（《思美人》），这是他的真正苦闷所在。他这苦闷，也就是在他一千年后的大诗人李太白</a>所重又遇到的苦闷。结果怎么样呢？“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最后便只有“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悲回风》）了。


    在屈原这里没有愉快，没有清朗的春天，没有笑声。反之，在孔子那里，像这样纠缠而缭绕的忧愁却一扫而空。正如孔子所责望于人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自己就是坦荡荡的人。


    孔子有一种无入而不自得的乐趣。“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他很赞美颜回之“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常说乐以忘忧，又说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学而时习之，他觉得高兴；有朋自远方来，他也觉得高兴。他有莞尔而笑的时候，他有欣然而笑的时候，他有“哂之”的时候。他的周围是生气盎然，弟子们一定常看见他和悦的笑容，并听见他健朗的笑声。


    在文学上，孔子的影响是闲适，也就是像“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样的闲适，在这方面，于是我们有陶潜</a>，有白居易</a>，有辛弃疾</a>，有陆放翁。屈原的影响却是感伤和悲愁，我们有李白，有李义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日暮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鹦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这多多少少都有屈原的影子；虽然李白说愁仍有豪气，李义山伤怀已入于脆弱和委屈了。


    六 理智与情感


    孔子的理智成分比屈原大。孔于所以能够笼罩一般人者，这是一个大原因。当我们读孔子的书时，往往觉得他的理智高人一等。例如他的弟子说：“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假若我们不再听孔子的说明时，就觉得这话已经很对了，但是孔子却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我们不能不觉得这个态度更好。又如，他的弟子说：“乡人皆好之，何如？”我们以为孔子一定答复或好或不好了，但是不然，他却有进一步的看法：“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弟子又说：“乡人皆恶之，何如？”他便又答道：“未可也，不如乡人之不善者恶之！”数千载之下，也给我们无穷的启发。每当你读孔子的书时，假若你把下文盖起，自己先试着续一下以后，再看他的原文，你就不能不发现他有引你“更上一层楼</a>”的乐趣了。颜渊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这是事实，不是形容。


    孔子在当时一般普通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知识广博，而理智过人的人物。所以当季桓子穿井得到一个像羊的怪物时，便去问孔子，却先说得狗，这是骗骗孔子看，试他知道不。吴人得到一块大骨头，也去问孔子，并且因而问到最大的骨头怎么样，最大的人怎么样，神又怎么样。陈湣公得到一支箭，也仍然去请教孔子，看有什么来历，以及有什么历史背景。孔子每一次的答复，却都非常圆满，于是使听的人不得不说“善哉圣人”了！甚而住在达巷的小孩子也知道孔子的广博了，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可知一般人对他的信仰是如何普遍，这信仰的重心却又如何集中在他的知识上，也就是如何偏于他的理智一面上。


    孔子的时代，去现在差不多有两千五百年了，时间不可谓不久。但是当我们去看这两千五百年前的圣人的话时，却竟找（即便特意地去找）不出任何漏洞来。孔子的时代是科学还没有萌芽的时代，一般人犹然生活于迷信的氛围之中的时代，别的问题不讲，关于生死鬼神的问题，我们想孔子总该说出了有漏洞的话了吧，然而也并没有。他却只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生和死，人和鬼，本是一个问题。就是到现在，也只因为对于生之谜没有解决，对于人类社会的现况没有弄清楚，所以我们没法解决死之谜，也没法弄清楚鬼的问题。因此孔子的话，就依然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了。


    我们感到孔子的理智之锐利如刀，那清晰处又如水见底。当时的人已为他的理智震惊了，后世的人也不能不永远为他的理智所慑服着。


    屈原却是始终在情感里。“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离骚》）“遭沉浊之污秽兮，独菀结其谁语？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营营而至曙。”（《远游》）李后主以泪水洗面的生活，也正是屈原所早已尝过的了。屈原像一个无从安慰的哭着的孩子。杜斯妥益夫斯基的小说里常有这样的描写，说她——一个小女孩——哭着，一直哭到疲劳，她自己睡着了。屈原亦然，他一直哭泣着，直到他得到永久的安息。


    屈原几乎是一点委屈也受不了，一点缺陷也放不过的人。他要的，就须是完整的，就须是高洁的，就须是美丽的，假若其中有任何破绽，他就痛苦万分。“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众芳芜秽，是使他痛苦到不能忍受的地步的。然而他不能不幻灭了：“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 又欲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因为幻灭，所以便觉得不可淹留。他是一个抱有至高的理想的人，同时是对于他自己的理想极端忠实、极端守护的人。他这个理想是丝毫不能有污点的，也是丝毫不能打折扣的。宁缺毋滥（All or None）！他的个性之强像易卜生。


    当然，屈原的生活是严肃的，严肃到一点幽默也没有。他的心情始终是铅重的，他虽欲轻举，但总不免“忽临睨乎旧乡”。屈原没有李白那种蔑视一切的态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笑杀陶渊明</a>，不饮杯中酒”“落月低轩窥烛尽，飞花入户笑床空”。不错，李白之飞扬跋扈，是掩不了内心的极大苦闷的，但他毕竟有洒脱的一刹那。他苦闷，但他能在某一种机会之下，藐视这种苦闷。他看重自己，但他在偶尔的场合之下，能超越自己。屈原却不行。屈原是极端沉溺的，他沉溺在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感之中——他沉溺在对于自己的理想之守护与执着之中。


    屈原所缺少的幽默，孔子却有的。他和弟子们曾说：“予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他可以和弟子开玩笑：“割鸡焉用牛刀？”但是马上说：“前言戏之耳。”别人说他像丧家之狗，他一点也不生气，却欣然笑道：“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在他困于陈蔡了，许多弟子都有愠色，只有颜渊知道他的心情，说入他的心里，但他并不浅露地加以赞赏，却只幽默地说：“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他对于老朋友，也有对于老朋友的随便处，他曾以杖叩其胫，而且骂着说：“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一般人虽然对于孔子的印象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但是孔子却也这样有风趣，这样顽皮！


    幽默是什么呢？幽默乃是一个理智而有余裕时的产物，幽默乃是社交中的一种姿态。大凡接触现实生活方面越多的人，体会生活越深的人，见到的人物越广的人，才越会幽默。所以林肯会幽默。反之，忧郁寡欢、离群索居的人不会幽默。孔子是能过群的生活的，并且也重视群的生活的，所以有幽默。屈原不然，所以屈原便没有幽默了。


    就心理学上说，孔子的性格多少是外倾的，屈原却是内倾的。外倾的生活以理智为基础，有社交，所以孔子有幽默。内倾的生活以情感为根据，社交少，所以屈原没有幽默。——中国大部分诗人是没有幽默的。


    七 孔子之浪漫情调


    我说孔子是理智发达，而且发达到在数千载之下犹令人慑服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孔子的性格中没有情感的成分。


    说真的，孔子像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人物一样，他不但有情感，而且他的情感是浓烈的。他甚而还有阴暗、神秘、深不可测，或者说反理性的一面，也就是德国人所称为魔性的（Daemonisch）。这是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人格的共同点。孔子不是例外。


    孔子的出语有时候便很浓重，例如“见义不为，无勇也，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朝闻道，夕死可矣！”“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都令人感到那是字字有万钧之力，绝非出自一个根性清浅的人之口。


    当颜渊死了时，孔子也曾痛哭过一场，他甚而不知道自己是在痛哭了。从者说：“子恸矣！”他却答道：“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他简直叫着说：“噫，天丧予！天丧予！”他的感情何尝不浓烈？到了他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他便会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到了他焦灼而不得分辩的时候，他便会说：“天厌之！天厌之！”到了他鼓励人的时候，他便会说：“当仁不让于师！”当别人说“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时，他便会给了一个十分厉害的当头棒喝：“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他的自负是：“吾道一以贯之。”他对于音乐高了兴时，又可以三月不知肉味。我们都可看出这是一个生命力多么丰盛深厚而活跃的人物。他虽有高度的理智，但没有因此涸竭了他强度的情感；正如他那强度的情感也没使他因而一发而不可收，却恰恰为他的理智所控驭然。


    然而孔子的人格终有他的深度，不唯颜渊觉得他“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就是子贡也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这些深不可识、不能测度的地方，就是构成了一般人对孔子之仰望和恋慕的根由。清水没有吸引力，明白如话没有吸引力，有吸引力的是深夜，是幽谷！


    孔子一方面思想很开明，但也有一种出发自原始的生命力的信仰，这就是：“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他又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他对于“天”有一种信仰，有一种依赖，冥冥之中，更若有一种契然。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有人以为孔子真不讲天道，这里不是讲的天道是什么呢？孔子看见流水，就赞美着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原来他有一种动力学的（Dynamie）观点而去观天，他的生命力之勤奋不已，就不啻是这个动态的宇宙的一部分。天不言而万物各得其所，天不言而万物自有其跃进，万物自有其发育与长养，孔子也希望他的事业——至少在人类社会上——是能够如此的。孔子之天道，是他的人格之幽深处，于是因此而产生了《易传</a>》中所含了的那样雄伟的宇宙哲学。


    但一个伟大的人物之可爱，往往不在其与人有距离（那样只可构成敬畏，但也还得不到衷诚的敬畏），却在他与人有时没有距离。这就是他须有点偏执，他须有点无理性的言行，他须犯点过错，观过而知仁，人恒过然后能改，贾波林到了旧大陆先去观光监狱，杜斯妥益夫斯基写了《罪与罚》。可是一般人对这一点不了解，尤其中国一般人对这一点不了解。他们崇拜一个人，却是往往把他变成正方正圆，像修饰一个面容，把胡须眉毛一律剃得精光似的，填到圣庙里去吃冷猪肉去之后，就一切不问了。这样被构成的人物会伟大吗？绝不会的！他的精神是贫瘠的，他的生命是枯萎的，这是图案的形式而已，毫没有内容。所幸记载孔子的言行的弟子却很高明，让我们从中看出了孔子有好些机会做了一些过失——这些过失之存在像艺术原理中所谓“缺陷的美”一样，却更增加了他的人格之崇高与博大了。


    孔子露出了好名（一个真正的男性能不重视荣誉吗？），他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露出了寂寞的痛苦（一个真正勤奋不已的人物能够不寂寞吗？），他三番五次地说“不患人之不己知”，并安慰着自己说“德不孤，必有邻”。在他的弟子中，最率真而又热心的可算是子路（假若孔子是堂吉诃德，子路就是散寇[17]Sancho）了，孔子在子路的跟前也就表现得最无遮掩。有一次，当孔子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以为得到夸奖，要“终身诵之”。孔子却说：“是道也，何足以臧？”又有一次，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子路又听了高兴了，但是仍然受到了申斥：“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当孔子弟子多人仕于卫，卫君也要得孔子为政的时候，子路便首先热心着问孔子说：“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自然还是那一贯的主张，要施行礼的制裁——正名喽。可是子路立刻不耐烦了，说：“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当面而批评孔子“迂”的，恐怕这是第一次。孔子遂立刻骂道：“野哉由也！”这些地方都表现出孔子是活人，虽伟大，但不僵化。


    孔子对于想实现他的理想是太热心了，有时离事实还很远，他却已经高兴得忘其所以，简直高兴得有点稚气，像一个纯真无邪的小孩子。例如当孔子五十岁时，公山不狃以费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就局面说，这局面本来太小；就事实说，离事实还太远。可是孔子已经高兴起来了，说：“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又说：“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他已经要当周文王、周武王，并且要建设一个周的天下了。在这地方，我说他有些堂吉诃德的精神，因为：其热心似之，其勇气似之，其自负似之，其把利害置于度外似之，其把生活建筑于幻想上更似之。这乃是孔子性格中顶荒唐的成分。好一个可爱的堂吉诃德！


    可是这都无碍于孔子的伟大。人本来是人，人不是照着逻辑长成的。生命力的源头本来有烟，有雾，水至清则无鱼。


    从这一方看，孔子精神在核心处，乃仍是浪漫的。《春秋》公羊派的思想，可能是发挥孔子这一方面的。孔子已经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其中有一种人情的温暖在。这却也就是公羊派中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孔子之浓烈的情感，也就是公羊派“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的张本。更如孔子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这更是公羊派三世之说的暗示和萌芽了。孟子也恰是发挥孔子之浪漫一方面的，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这就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根据。孟子所传的孔子也是一个热烈的、绝对主义的人。“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毫无犹豫，毫无模棱。“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也就是孟子反功利的口号之来源。我曾说，孟子是因为孔子之故而收敛了的。其实孔子何尝不是收敛了的？孔子就是一个收敛了的孟子。


    我常觉得，司马迁之赞美孔子乃是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立场而渴望着古典精神的。其实，孔子自己又何尝不是？不过孔子是成功了的而已。但孔子到了七十岁才成功了的，所以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的一生，可说是由浪漫而挣扎到古典的奋斗过程。从心所欲，是他根底上的浪漫主义，不逾矩就是那古典精神的外衣。——原来孔子乃是把浪漫精神纳之于古典的！


    这是一个大秘密，隐藏了千余年，孟子曾经揭穿了一下，公羊派曾经揭穿了一下。宋明人却全没曾梦见。他们只见孔子是不逾矩的了，但他们忘了孔子仍有从心所欲——强烈的欲——的一方面。孔子的祖先是宋人，宋是殷后。孔子在临死时，曾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殆殷人也。”可知孔子在潜意识里，也是常忘不掉自己是殷人的。殷是一个什么民族呢？殷是一个富有宗教情绪的民族，也就是一个以浪漫精神为文化基调的民族。周民族不然，周的文化的特色，是讲数量，讲秩序，讲节制，她的精神是古典的。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之赞美周，可说乃是以一个殷人的浪漫情调而羡慕周人的古典精神的。


    就孔子精神核心处之浪漫成分言，他和屈原却又是相接近而不是相远的了。


    八 屈原与儒家


    屈原也有另一方面，这另一方面乃是接近孔子的。我的意思是说，屈原不唯是一个诗人，在某种机会却也是哲人——孔子自挽时所谓“哲人其萎乎？”的哲人。


    在屈原之如醉如痴的热情之中，他偶尔压不住清新而锐敏的玄想。这时便透露了他那高超卓绝的理智。他要求“拿证据来！”他要求一切合理化。他对于传说不能不怀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他对于宇宙的意志之有无不能不探究：“明明暗暗，维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他对于天文的现象不能不问一个所以然：“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神话的荒唐，他不能不追询“靡蓱九衢，枲华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历史上公道的渺茫，他不能不考核：“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开何顺，而赐封之”？在这种机会，他仿佛愿意一切澄清，一切明朗似的。他的性格本像浓郁的酒，现在却像一杯清淡的茶了。


    他这种偶尔的觉醒的理智，正如孔子那种偶尔的觉醒的情感。人生是终须调和的，被压抑的部分，终会在不经意间突围而出，取得一点补偿。伟大的性格终于是完整的，表面虽若一偏，内里终有一种幽深的平衡。耀如白昼，固然好，但终须继之以朦胧的月夜。月夜亦然，白昼继之。——宇宙到底是和谐的！然而就其同者而观之，我们可以见其同；就其异者而观之，我们可以见其异；道并行而不相碍。所以，在我们看过孔子与屈原之异以后，又何妨观其同？观其同以后，又何妨见其异？


    就孔子之浪漫成分看，孔子似屈原；就屈原之思辨成分看，屈原是孔子。屈原之似孔子处，却还不止于此。屈原有一种“求其在我”的精神，如《离骚》中所谓“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予情其信芳”，如《涉江》中所谓“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予心其端直兮，虽辟远之何伤”。这都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正谊明道而不谋利计功的。这个精神乃是儒家的精神。在《怀沙》中，屈原并有“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的话，简直说起仁义来了，这简直像孟子！下面接着说“重华不可吾许兮，孰知予之从容”，从容也就是孟子所谓“绰绰然有余裕”。其他如《离骚》中“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抽思》中“善不用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都令人见出屈原精神中有儒家面目！


    说真的，极端和屈原精神相反的，不是儒家而是道家，不是孔子而是他在江潭上遇见的那个渔父。孔子精神上的反对者也不是屈原，而是那个唱着“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歌的楚狂。高明的道家，是“蔽于天而不知人”的，他只知道“上与造物者游”了，忘了人间的悲辛。他不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不肯“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他只愿自己落一个清闲，他只可以做一个自了汉。下焉者的道家，却就只会“贤人为腹不为目”“虚其心，实其腹”，脑子里糊糊涂涂而以为玄远，其实空空洞洞而以为大有道理，耽溺于物质之欲而已了。


    道家和儒家是两个世界。道家终于脱不掉功利色彩，其诱惑人处不过叫人避苦就乐，如佛家然。他的眼光始终没出乎个人的圈儿，没看到庄严的人类，没看到社会。屈原也是以个人为出发的，但他有理想（对于人性有理想），又且最后的归宿仍是人类全体。道家却是不理会这些的。道家是虚无主义者，宿命主义者，一切悲观，一切讥讽。他们那里没有光，也没有热。他们甚而没有自信，周之梦为胡蝶与？他不敢说知道。胡蝶之梦为周与？他也不敢说知道。甚而也没有诚意，“俗人昭昭，我独昏昏”“我愚人之心也哉”（《道德经</a>》，二十章），戴假面具，装傻。屈原和道家的态度恰恰相反，挺身而出，承认“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何必那样谦卑虚伪呢？道家中有诗人气质的是庄子</a>，庄子是一个比较有热情的人物，但他“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篇》），终于飘飘然，不肯留恋在这沉浊里了。其他人都更冷冷然，目光如豆。李白也是道家，然而李白幸而有深厚的元气淋漓的生命力，他跋扈，他飞扬，他极端超脱，却又极端沉浊，他虽然“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但是他会忽然回顾这沉浊的尘世：“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他仍有“为苍生而一起”的幻想和热肠。人生对李白可说是苦酒，却是有诱惑力的苦酒，他有勇气饮下去。这是李白的可爱处。普普通通的道家有什么呢？空造下数千年来冷淡的人生观，无血色的人生观，短浅的人生观，误以糊涂为奥妙的人生观，对任何“事不干己”的现象，做一个第三者，没有勇气，永远追随而不能倡导！


    孔子不是道家，屈原也不是道家，甚而李白也没被道家的谦卑思想所完全牢笼着。道家之反对孔子，反对屈原，是无怪的。只可惜中国数千年来浸润于道家思想者已久，受病已深。民族之生机已因而不绝如缕，对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刚健勤奋的孔子，有谁能真正认识的呢？对于“予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的悲悯深挚的屈原，又有谁能真正与之共鸣的呢？


    九 与愚妄战


    道家的态度是“未尝先人而常随人”，是“和其光而同其尘”。孔子不然，却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仍然保持着自己特立独行的个性，而不妥协。屈原和孔子都是个性十分强的人物，他们一方面意识到这种个性，一方面却也肯去表现这种个性。


    以常人与天才比，天才多半有个性，而常人无之；以男性与女性比，男性多半有个性，而女性无之。个性的反面就是具体的，就是所谓“差不多”。有人说孔子的中庸主义近于乡愿，近于歌德或尼采所诅咒的Philistine。其实不然，孔子之所攻击的，正是乡愿，正是Philistine。孔子在各处所以立不住脚，甚而身后也还为人误解，叫人不能认识他那人格之深度者，正是这些乡愿Philistine作的祟。


    孔子了解他们很清楚。孔子直然划分了一个明确的阵线，一边是君子，一边是小人。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乡愿，德之贼也”“色厉而内茬，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在这里可说：给愚妄者画好了许多脸谱，孔子看他们洞若观火。孔子之疾恶如仇的浓烈情感，又在这里让我温习了一遍了。他时时在与愚妄战斗着！


    孔子受到的愚妄者的压迫，不殊屈原。他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这和屈原之“固切人之不媚兮，众果以我为患”（《抽思》）“众女嫉予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有何别？


    屈原和愚妄者更是处于一个不能相安的地步，他所注意的是“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这和孔子之“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是同一心情。但是一般群愚呢，却是：“众皆竞进而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愚妄者总是自己不求进步，也不以别人求进步为然的，他要打击别人的进步，必欲都化为怠惰而谦卑的愚妄者而后心满意足。但愚妄者有愚妄者的小智慧，“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a>以为度。”屈原和愚妄者之不能妥协，在第三者也看出来了，所以他的姊姊说他：“女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本来，在普通人看来，佩萧艾不是一样佩吗，何必一定要佩兰蕙？但是屈原却不行，他看得异常郑重，异常不苟。也苦恼的是，他所宝爱的美好的对象，在一般群愚偏偏轻视，偏偏任其荒芜，偏偏加以摧残。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屈原说：“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这体会完全相同。我想在和愚妄者战斗的这一点上，恐怕孔子最可以了解屈原，屈原也最可以了解孔子了。


    愚妄者的势力虽大，但并不足以动摇他们健拔坚贞的性格之丝毫。颜渊所了解的孔子是：“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屈原所自己表现的是：“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孔子与屈原的价值却不在只把愚妄者画入一个圈里而与之战斗，也不在保持了自己的高洁而不与之同流合污，却尤在并不因此冷淡了救世的心肠，一方面恨这些群愚，但一方面仍想改造他们。孔子是“有教无类”的，而且树下数千年的楷模，想把一切人类变好。屈原则由痛恨愚妄而发挥了伟大普遍的悲悯同情，他一方面虽然说“心不同兮媒劳”（《湘君》），虽然说“人之心不与吾心同”（《抽思》），但他终有“哀众芳之芜秽”“哀民生之多艰”的胸襟，而且原谅着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离骚》）最后，反把自己的遭逢之不幸看轻到不必一顾的地步，“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涉江》）！他最初像一个严厉的父亲一样，把人类的弱点责骂得汗流浃背；但最后他又如一个慈祥的母亲，原谅了儿子的一切。他自己在哭泣中了！


    十 几点对照


    孔子与屈原终于是有好些点可以对照的。假若撇开孔子之内心的潜藏的幽深处看，假若撇开屈原之偶尔透露的哲人的锐敏理智处看，我们说孔子是古典的，屈原是浪漫的，大概没有错；我们说孔子是理智的，屈原是情感的，也没有错。


    孔子是古典的，所以不赞成怪力乱神，但这却正是屈原所取材最多的创作源头。孔子是古典的，所以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张“思无邪”，主张“雅言</a>”，羡慕“郁郁乎文哉”的周，赞美“文质彬彬”的君子，自己的人生造诣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可是屈原呢，他不能有这么些节制，他也不能维持到这样和谐的状态。代表孔子精神的，是那样整整齐齐的《诗经</a>》，代表屈原精神的，是那样参参差差的《楚辞</a>》。这两者是奠定了中国文学史的两大基石。


    和孔子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浑朴的周代鼎彝，是汉代的玉器，是晋人的书法，是宋人的瓷。单纯而高贵，雅！


    和屈原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汉人的漆画，是司马迁的文章，是宋元人的山水。雄肆而流动，奇！


    以绘画与音乐比，屈原是绘画的，他有所铺张，他那里有优美的色彩，他自己也能欣赏画，所以看着那楚国先王庙宇中的壁图便作《天问》了。孔子却是音乐的，他的精神是凝聚的，是向内收敛的，他那里有刚健的韵律，他所欣赏的是音乐，所以听《韶》而至于三月不知肉味。


    以男性与女性比，屈原是女性的，他有太锐感的感受力，他爱女性，他也喜欢自居为女性。孔子却是男性的，很少谈到女性，谈到时也并无好感，他自己更不会居于女性。“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男性的气概；“忍而不能舍也”，这是女性的心肠。


    孔子不是纯粹的文学家（虽然他有带着丰美的辞藻的格言），但他影响到中国文学领域上的却很大，虽然这影响未必好；载道的古文，动辄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教条来束缚人的批评，都不能不说受影响于孔子；子不语</a>怪力乱神，因此中国的小说戏曲都迟发达了好几百年。但这是影响，与孔子本身的价值无关。


    屈原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可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并没有发挥到应有的地步。堆垛的辞赋，不配称作屈原的继承人。精神上接近屈原的，我找来找去，只有李白和李商隐</a>，但也都不纯粹。但这与屈原本身价值之永久性也无关。


    孔子是被误解了，屈原则根本不被人了解。规步矩行的迂儒，不是孔子。沾沾于一家一姓的奴才，不是屈原。——我们愧对这照耀着民族史乘的两个巨人！


    十一 中国人伦之极峰


    假若有人问我：孔子与屈原，谁高谁下呢？我说，都高，但是没有谁下。一切伟大的天才是平等的，孔子与屈原平等！


    喀莱尔[18]（Thomas Carlyle）说他们英国人在科学方面有牛顿，在文学方面有莎士比亚，所以英国人究竟是可以自傲的。我也可以说，在我们的哲人中有孔子，在我们的诗人中有屈原。孔子可以比柏拉图而无愧色，屈原可以比但丁、歌德、莎士比亚而并驾齐驱。我们不也是可以自傲的吗！


    孔子和屈原是中国精神史上最伟大的纪念像，是中国人伦之极峰。孔子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Der Geist），屈原代表我们民族的心灵（Die Seele）！我们民族是幸福的。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