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到孟轲[4]

    一 思想


    凯耳[5]（Kiel）大学</a>的教授克鲁诺（Richard Kroner）曾著过一部书，书名为《从康德到黑格耳[6]》（Von Kant bis Hegel），认为黑格耳是康德的思想的必然发展。我看孟轲</a>之于孔子</a>亦然。


    孔子的思想中，有许多点，已是萌发着孟子</a>了。


    孟子所探讨的问题，有许多仍然是继承着孔子的问题。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a>·公冶长》，十三）别人也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一）


    可是孟子就正是发挥孔子这不常谈</a>的方面的。孔子说话有分寸，不是中人以上，不能够语上（《雍也》，二十一），而且“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卫灵公》，八），所以孔子之不常谈，并不是没有兴趣，也不是没有心得，只是少有谈到的机会而已。孟子却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假若遇到孔子——其实在精神上早已遇到了，孔子一定是和他谈得忘倦的吧。


    孔子虽不常谈天</a>道性命仁利，但就他在很少的机会中所流露的而言，却也颇与孟子相近。关于天道，孔子在答复子贡“予欲无言”之问时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十七），又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三十五），这其中有一种与天地合一的神秘感觉，正是孟子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一），正是孟子所谓“上下与天地同流”（《尽心》上，十三）。关于性，孔子虽然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十二），但孔子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三十），“未之思也，何远之有”（《子罕》，三十），并说“有教无类”（《卫灵公》，三十九）。把仁看得这样容易，把教育看得这样平等，正是孟子性善说的张本。即以“性相近，习相远”论，上句也业已包括性善说的根据，孟子正是发挥这相近的地方，“扩而充之”的。反之，孟子虽主性善，但也有“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离娄》下，七）的话，可见也未尝不承认孔子上智下愚与中人之分。关于命，孔子已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三），孟子则发挥得尤其详备而精彩，最著者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赵注：疑），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一）。这说法太好了！孟子为什么说得这样好？这只是因为孟子发现了性善说，又贯通了儒家的形而上学故。至于仁，孔子未尝不常说，但多半因人施教，而且他鼓励人的也是“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三十），他把表现在日常生活上的“仁”说了，他把“仁”的反面说了，他把“仁”的似是而非的观念也说了，但很少在正面说到仁的精微。孟子却一则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十六），二则说“人皆有所不忍，仁也，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尽心》下，三十一），三则说“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一），四则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十九），他把孔子藏在心里的话也似乎探着而说出来了。孔子说话，为求实效，常常顾到对方，而且他不愿和人有不必要的冲突，他希望的是“老者爱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二十六），所以他的话总是含蓄、保留，而富有暗示性；孟子的理想主义色彩却浓些，他把见到的人都理想化了，因此把高妙的道理常向一般人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假若让我们亲自遇到孔子，或者受益是较书本上更大些的，但只就书本上而论，孟子却告诉我们的更准确，更剀切，更容易把握，更带诱惑性，更有可企求处而最后不关于利——孔子和孟子是同样强烈的反功利论者。孔子已经说，“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十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十六），但孟子在这方面更彻底地发挥了。他给梁惠王的当头一棒即“亦有仁义而已矣，王何必曰利”，他给热心的和平运动者宋 的一瓢冷水即“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告子》下，四）。大反功利本是艺术世界的真精神，孟子更彻头彻尾是有艺术的气分的，这气分孔子本也有，但孟子则是特别把这一方面放大而强化了的。


    通常人总以为孔子讲礼一定讲到规步矩行的地步，后人甚且以“累年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太史公论六家要旨》）为儒者之“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诟病，其实孔子本人对于礼有解放的趋势，有简单化的要求，你看：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a>！（《八佾》，四）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述而》，三十六）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三）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一）


    假若以“繁文末节”责孔子，那就真太冤枉了！


    孔子这种简单化而解放的要求，到了孔子的弟子更为显然。所以子夏</a>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a>》，十一）从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自然会有孟子所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离娄》下，十一），自然会有孟子所谓“所恶夫智者为其凿也”，自然会有孟子所谓“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二也”（《尽心》上，二十六）。这个线索多么显然！可见从孔子到孟子，是一个自然的发展！儒家哲学到了孟子，已经空灵化，已经“进德类情，变通神化”（焦循</a>说），但却仍源于孔子。


    二 人格


    不唯在思想上，孟子所探讨的问题，是继承孔子。在人格上，孟子也几乎是孔子的人格之再现，至少也是孔子的人格许多方面的加重并加浓。只是加重加浓的结果，有些变了样，仿佛成了漫画，然而神味和根源，却还是十分明显。假若我们剥掉理想主义的宋代理学家所加给孔子的面罩，以及蔽于小而不知大的流俗所加给孔子的误解，我们即可以发现孔子的真面目——在根性上是有浓重的气魄的人！你看他那些话：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二十四）


    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八）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十七）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十九）


    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三十四）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二十六）


    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欤？（《阳货》，十）


    无求生以舍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九）


    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三十六）


    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五）


    这精神是多么刚健，硬朗！不过孔子是把这精神收敛了，是把那光芒掩起来了，只在偶尔的机会下，像龙一样，却在云里偶尔露出一鳞一爪而已！孟子却是未收敛时的孔子！


    孔子的精神，认真地说，毋宁在意志的坚强勤奋，在情感的浓挚坦率，然而又纳之于深澈远大的理智之中。孔子有艺术家的气分，所以“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十四），所以反功利，所以知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二十），认为趣味的培养之重要，远在理智的认识之上，非深于美学教养的人如何说得出？孟子正推阐这方面，所以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尽心》上，十四），“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离娄》下，十六）。“仁声”和“以善养人”，即是艺术的陶冶，而不是理智的命令，孟子自己也最能采取艺术的态度，他知道在日常生活里如何欣赏摄取，所以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尽心》上，二十四），他知道把道德的极致可以看作是和艺术的极致似的！所以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这就是把道德的最大造就看作是单纯的几何图形之美似的。但这也就是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四），那是经过了七十年的奋斗才获得的。


    艺术化的人生，并不是软化的人生。孟子像孔子一样，也主张刚。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十一）欲求太多，就是沉溺了，就是汨没了自己了，所以不能刚。摆脱欲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就是孟子所谓义，“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三十一），义才能刚。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上，二）这话完全和孔子的话相发。这是一种道德的勇气，也就是孔子所谓“仁者必有勇”（《宪问》，四）。


    艺术的要求，要高贵，要单纯。在美学上，称之为壮美（Eraben）。施之于人生，就是“约”。孔子孟子都主张约。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里仁》，二十三）孟子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尽心》下，三十二）“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离娄》下，十五）


    艺术的境界是虽紧张而不窘迫，虽从容而不松懈，孔子和孟子在人生的最高造诣也都如此。他们都同样热心人世，也都同样不怕失败。可是他们都可以进退自如，常有乐趣。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十一），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滕文公》下，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九）。孟子的态度是进退绰绰然有余裕（《公孙丑》下，五），是“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尽心》上，九），他可以因为父母俱存、兄弟无故而乐，他可以因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乐，他可以因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乐（《尽心》上，二十），的确做到孔子所说的“君子坦荡荡”（《述而》，三十七）了。


    三 政治理想


    儒家的精神是人本的，孟子所谓“仁者人也”，话虽短，却颇道着了根本。人本也就是人情化，孔子主张的“直”，孟子反对的“机变之巧”，都是同一态度。儒家的一切理论，不过由此出发。小而言之，如丧制，孔子驳斥宰我“女安则为之”（《阳货》，十九），孟子答复充虞“然后尽于人心”（《公孙丑》下，七），根据无非是人情。大而言之，如政治。儒家的政治，都是保民，安民，得民心的政治。孔子已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五）叶公问政，孔子的答复是“近者说，远者来”（《子路》，十六），对于樊须的申斥是：“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四）这种使民以时的宽厚，近者悦远者来的号召，襁负其子而来的愿望，就是孟子所发挥得滔滔不绝的“仁政”，或“王道”。


    照中国儒家的政治理想，政府不过是一个教育机关——不，更严格地说，乃是一个伦理的推行机关。而且这种伦理的要求，只不过在维持一种人情的温暖。一切的建设，最后目的不过在此。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九）这种先得人民，后加经济建设，终归教育的步骤，完全为孟子所遵从着。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梁惠王》上，七），最后的目的是在“驱而之善”。以人情为出发，孟子把政治看得极其单纯，他甚而天真地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十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上，七）仁政不过是发挥温暖的人情的政，王道不过是保障温暖的人情的道。


    从温暖的人情出发，当然反对战争。反战思想，在孟子最激烈，他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离娄》上，十四）可是孔子也同样有这种态度：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一）走得多么干脆！不教民而战，尤其为所憎恶。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三十）鲁欲使慎子</a>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也。”（《告子》下，八）孟子的话，几乎处处以孔子为张本！


    要安定，不要战争，就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所要求的似的，正是孔孟所要求的。在这种安定的政治局面之下，最好是大一统。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二）孟子说：“（天下）定于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六）孟子对当时所不满的，也正是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滕文公》下，九）这种大一统的要求，对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之稳固，非常有影响。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安定，是统一，是人情化，是伦理化，是教育化，是文化高于一切，是美育建设在刑法制度之上，但是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的呢？儒家的答复很简单：从个人做起——尤其从政治的领袖做起。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十七）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十八）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仍然答道：“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十九）孔子又曾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二）子欲善而民善矣，这是儒家所肯定的。孟子也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六）；“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四）；“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二十）；“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十九）。在儒家看，政治的领袖即须兼为伦理的领袖。在伦理中，儒家又特重好恶，好恶在是非之上，所以后来作《乐记</a>》的人便说：“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可见儒家的政治领袖，不唯是伦理的领袖，而且是审美教育的领袖。柏拉图的理想政治领袖只是哲学家，普通人就觉得他的道理十分高了，但是哲学家究竟是偏枯的理智主义者，中国所理想的政治领袖却是道德家，教育家，艺术家！试问哪一种理想高！


    儒家在政治上从个人做起，这是和他们的伦理主张在个人做起相通的。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二十一），孟子也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七），“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四）。


    更究极了说，这不只是儒家的伦理主张和政治主张相贯通的问题，乃是孔子人格的根本点即在把那种强健硬朗气魄不施向外而施向内上。因为不施向外，所以那刚健的力不是暴力，不是盲动，不是冲动，却是收敛的，节制的，范围于规矩之中的。康德说“天才的翅子须加剪裁”，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四）。这已经成了中国的传统了，所以中国人在诗中推杜甫</a>，在书法中推王羲之</a>，在画论中讲“如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在美感的生活中推重温润而坚硬的玉！因此，许多有才气、绝顶聪明的人愿意笼罩于孔子的精神之下，朱熹</a>如此了，孟子也如此。孟子还多少是一个未收敛的孔子，孔子却是一个已经炉火纯青地提炼过的孟轲了！


    四 造诣与言论


    “乃所愿即学孔子也”（《公孙丑》上，二），这是孟子一生的愿望，正如孔子一生梦寐中都是希望做周公。他学孔子，到底学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可以说，学得太像了，简直学到了骨子里。


    他们在人格的造诣上，几乎有着共同的成就。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为政》，四），孟子便说“我四十不动心”（《公孙丑》上，二）。对于人性观察之深刻与胸怀的伟大也有些差不多，孔子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其知仁矣”（《里仁》，七），孟子便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告子》下，十五），同是对于人原谅到最大的限度，同是在人类的罪恶的边沿依旧相信其中有不可磨灭的尊严的人性。这是杜斯妥益夫斯基[7]式的思想，这是大艺人贾波林游欧先参观监狱的慈肠。孔子与孟子对于救世，都有一种热烈的责任感，所以孔子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五），而孟子也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公孙丑》下，十三）。


    对于伦理法则之普遍妥当性的信念，孔孟也是同样坚强的，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十七），孟子便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尽心》上，五）。不但对之有坚定的信念，而且热烈地执着地爱之，认为超过生命。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九），更指伯夷叔齐为“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十五），而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告子》上，十）。


    在树立知识分子的人格上，似乎孟子发挥得特多，出处大节，是孟子最所不苟的。可是孔子也已经提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十九）关系已指明为对待的，为条件的了。


    孟子完全是孔子的影子，不过是某些部分放大了的。孟子学孔子，甚而有些小地方都很像。孔子讲知言</a>，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三），孟子也便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二）。孔子好观察人，所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为政》，十），孟子可也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离娄》上，十五）。


    孟子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一乐，这种对于青年之衷心的爱护，还不是本诸孔子“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二十三），“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长》，二十二）？孟子所谓“乃者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离娄》下，二十八），还不是本诸孔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三）？孟子所谓“其进锐者其退速”（《尽心》上，四十五），还不是本诸孔子“欲速则不达”（《子路》，十七）？孟子所谓“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尽心》上，九），还不是本诸孔子“人不知而不愠”（《学而》，一）？孟子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万章》上，二），还不是本诸孔子“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二十六）？孟子所谓“人不可以无耻”（《尽心》上，六），还不是本诸孔子“行己有耻”（《子路》，二〇）？至于“不怨天，不尤人”（《公孙丑》下，十三；《宪问》，三十五），“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滕文公》上，二；《颜渊》，十九），简直把孔子的话变为自己的话了。


    不但说话的语言有些像孔子，甚而孟子的文章，我疑惑都是由孔子学来的，孔子那种“大哉尧之为君子！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十九）的风格，简直像由孟子执笔。


    孟子与孔子，他们精神上的共鸣太多了，无怪学得那样成功！


    五 孟子所传之孔子


    孔子是这样为孟子所向往、所崇拜、所愿学的人，究竟在孟子心目中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是值得研究的。人格上没有共鸣，不会有了解，但任何人的了解也都有主观的创造。


    首先，孟子最熟悉孔子的生活。在《孟子》里，我们得到了些孔子的传说材料。“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而已矣”（《万章》下，五），我们可从而知道孔子少年时生活的丰富以及做事的认真。


    孔子的仕宦态度，我们也可借孟子的话而有所明了：“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万章》下，四）在小地方，孔子也很与人随和，即使不以为然，也用一种间接的、渐进的然而却是釜底抽薪的方法去加以改革。孔子行道之心很切，所以肯稍微受一点委屈，然而在确乎看出是没有行道的可能了时，也便索性离开。孟子对孔子的生活不唯是熟悉，而且有着研究，所以把他的仕宦能整理出三数，又观察出在行可之仕中，大都是失望，于是得到一个共同点：“未尝有所终三年淹”。


    孔子该是一个有豪气的人吧，孟子留心到孔子的游兴，所谓“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尽心》上，二十四）。孟子又知道孔子虽然常要与群相安，然而终于是孤独的，所以说“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尽心》下，十八），又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尽心》下，十九）。孔子之思狂狷，深恶乡愿的心情，孟子也最了解，他说：“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乡愿，德之贼也。……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愿，恐其乱德也。”（《尽心》下，三十七）用现在的话讲，中道就是古典，古典是容易落于庸俗的，所以需要有一点浪漫的精神——狂狷——以为救济。一国的文化太高了，就容易纤细、脆弱，而堕落，必须有点野蛮的反理性的成分，才能保持圆满的状态。古典是值得向往的，其价值尤在这向往的过程上。假若真正达到古典，就会没有生命。所以所有有价值的古典人物，无不带有浪漫气息。孔子的真精神在此，他之思慕狂狷，正是透露此中消息。周易</a>讲未济，真正圆满，必须含一点不圆满。无缺憾的圆满，就是庸俗，就是乡愿精神，就是歌德、尼采所攻击最烈的Philistine[8]。乡愿是一种“阉然媚于世”的人物，“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一点棱角也没有，殊不知这正是“德之贼”！伪君子，好好先生，滑头，不倒翁，鲁迅</a>所谓“正人君子”，莫利哀[9]所写Tartuffe[10]，都是乡愿的别名。伟大的人物总要有些偏执，有些火气，会哭，会怒，会做梦（不能像王尔德所说的数学教师：他是不许儿童做梦的！），会说笑话，会有时说出幼稚而可笑的话，会有破绽，会不合逻辑，总之，须有点人性，是一个活人——生命的根底终于是有烟、有雾、有泥土气的！自然只有这些是不行的，但在正面的强大理智，丰盛情感，坚决意志之外，都必须有一些为乡愿所不敢有的“缺陷”。孔子的好恶就有时是十分偏颇的，恶佞恶利口还可说，为什么又恶紫颜色呢？这绝不是浅薄的低级的理智主义者所能了解的。然而孔子之可爱在此，孟子都能了然于此，其可爱处亦在此。


    孔子的人格，是在孟子心目中有着极深而且极清晰的感印的。孔子有刚健深厚的气魄，但处处给这气魄以形式。孟子说他“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万章》上，八）。礼和义就是范围那刚健深厚的气魄的形式，有命就是约束那救世的热情而不至不择手段的提防。


    形式！简直像最优美的艺术的形式一样，是大艺术品的帮助，而不是阻碍。孔子在人生里，已是一个可以把形式运用自如的大艺人。孟子一则说“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万章》下，一），二则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公孙丑》上，二），可知这赞叹已常挂在嘴边。讲画的人每有这种话：


    洒落取致，但有笔力，多无矩矱，……有心斯事，当从规矩入，再从规矩出，参透此关，无法非实文无法非空。（清·蒋和《写竹杂体》）


    凡画之初作功夫，处处是法，久则熟，熟则精，精则变，变则一片化机，皆从无法中出，是为超脱极致。（清·王寅《冶梅梅谱》）


    儒家讲礼讲义，这是形式，但最后讲权，权就是超乎形式。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三十）孟子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尽心》上，二十六）沾滞于形式，就容易陷入执一。必须在这种地方，我们才能了解孟子所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离娄》下，十一），“有伊尹</a>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尽心》上，三十一），也才能了解孟子所赞美的“孔子圣之时者也”（《万章》下，一）。


    孔子对于人生是确乎能够艺术化的。他的处世待人，都恰到好处。这见于《论语》中所记者已很多。但孟子却给了我们重要的一条，这就是：“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告子》下，六）难得的不是在告诉我们孔子这一段故事，而是在这故事的意义——并非如一般人所想的意义。所谓艺术化的人生就是不牺牲自我，却也不给别人以难堪的人生。自我相当于创作意欲，与别人的关系相当于艺术形式，好的艺术便须既不委屈前者，又不破坏后者。孔子就是能这样的。道不行即去，这是孔子的自我，他没让它委屈。然而也并不一怒而去，显得鲁国君相都不识好歹，那就太严重了，现在却是捡一个轻微的借口，给自己的国家当政者一点面子。没有借口也不行，那就太轻率了。孟子很懂得孔子这种处世方法——不失掉自己却又能与人相安的生活方法。这是绝大的艺术！试一看有些人随俗浮沉而丧掉自己，又有些人任性使气而碰壁而自杀，就明白它有价值了！孔子始终没失掉真性情，但孔子始终是一个为多数人所愿亲近的人物。这是他的成功！


    为与人相处而安，就得近人情。孔子是最近人情的人。极端都是不近人情的，所以孟子所了解的孔子是“仲尼不为己甚者”（《离娄》下，十）。孔子与屈原</a>不同，屈原的理想是发挥个性的权威的，他希望人人是超人，然而不是，所以他痛苦了，自杀了；孔子的理想则是在建造群的权威，在只要不失掉自己的原则下，尽是谋人与人的相安，谋群的融洽，谋人情的温暖的保持。


    然而这样一个近人情的人，重视人情温暖的人，刚健淳厚就像一个乡下老农似的，事实上却是一个帝王——没实现的帝王！换言之，即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的政治领袖！在现在看，这个观念或者觉得奇特。我们似乎也把孔子当作一个普通哲学家或者如冯友兰</a>先生书中所说的“教书匠”了。但在当时，尤其孟子的心目中，并不如此。孟子一般人便确乎以天子目之。你看公孙丑问：“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孟子说：“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公孙丑》上，二）这便是说孔子已有可以朝诸侯、有天下的资格。又如：“《春秋</a>》，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滕文公》下，九）这是明说孔子也已经做了天子当做的事业。更如：“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万章》上，六）这是把仲尼已列入舜禹一类，所差的只是没有天子荐之者罢了。这就是说他实在是该登基的，不过不幸没有让位的罢了。把孔子看作帝王，并不始于孟子。孟子所引的宰我也已经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公孙丑》上，二）这已经把孔子列入尧舜帝王之群。恐怕不唯孔子弟子如此看，孔子自己也如此自居。透漏了此中消息的，便是《论语》上，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九）这样，我们才觉得“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五）；“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五），这两段有深味。否则，只是表明是一个文化上抱残守缺的书生，或只是追怀一个梦境而已，又有什么意思？


    孔子虽是一个未得践天子位的帝王，但他依然有爱国爱乡的情感。孟子所说：“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万章》下，一）终归是非常近人情的。


    在人格上，孟子所传的孔子不唯是做事负责，有登高望远的豪气，痛恶伪君子，进退以礼义自绳，久速仕止却又无沾滞，以治天下自命而依然爱国爱乡，此外，却更随时透露着聪敏颖悟和生命力的丰富。你看孟子记道：“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离娄》上，八）可知孔子的了悟是极迅捷的。又看孟子解</a>释孔子之赞美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离娄》下，十八）原来水是一个象征，是生命力充溢像孔子那样的人的影子！


    在思想上，孟子所传之孔子，也特别有一个面目。首先是人本的，如：“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梁惠王》上，四）人类是尊严的，所以即使只是人类的形象也不能侮辱。康德说不可以人为手段，这里却更进了一步，即是象征地用作手段也是不许的！


    发挥人本精神，就是人道，就是仁。孟子所传之孔子，在这点上是极干脆，极决绝的，“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二），毫无游移。这是孔子彻底的精神的一方面。


    仁也就最有力量，他说，“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离娄》上，七），天下之众也不能与仁为敌。普通人以为道德的力量是迂缓的，但是孟子所传之孔子以为不然，“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公孙丑》上，一），原来比什么都快。在这些地方，都增强了孔子的浪漫精神。


    人类负荷这仁的是心。关于心，《论语》中所记孔子语几乎没有。但是在《孟子》中有：“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唯心之谓与？”（《告子》上，八）这就是孟子所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尽心》上，三）的张本。


    能够修养这种仁，就可以有道德的勇气。孟子曾间接地传孔子对于道德的勇气的提倡：“昔者曾子</a>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公孙丑》上，二）儒家本不是文绉绉的软体动物，儒家的领袖孔子尤其不是，我们赖孟子，可以保存了一些真面目。


    儒家的处世哲学。有它的刚健的地方，有它的不苟的地方。孟子引孔子赞美虞人非其招不往凡二见：“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滕文公》下，一；《万章》下，七）一个守苑囿之吏，因为该用皮冠来招而用了招大夫的旌，就不惜违命杀身，这就是道德的勇气。人皆有死，在沟壑何关？丧其元何恨？


    在这种地方，就是一个人的节操。孟子所记阳货欲见孔子一事可为一例：“阳货欲见孔子，而恶为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滕文公》下，七）阳货一方面要孔子来见，一方面又怕人说无礼，所以利用当时的礼法，故意趁孔子不在去送礼，赚孔子来答谢，殊不知孔子更妙，也趁阳货不在才来登门。为保持一个人道德的勇气，在这些小地方，便也要不苟。


    孔子之大一统及贵王贱霸的政治理想，也在《孟子》书里特别保存着。孟子说“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万章》上，四），“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梁惠王》上，七）。贵王贱霸，本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大题目，可是在《论语》里竟很少踪迹，在这地方，我们真要感谢孟子，他告诉了我们许多口传而不一定见诸记载的大义微言！


    《诗》与《书》，是孔门的教材。在《孟子》书中，传孔子论《诗》者有二：“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公孙丑》上，四）“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六）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这话是真的，则性善说已先为孔子所唱了。孟子传</a>孔子论《书》者有一：“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万章》上，六）焦循说：“义者宜也，孟子私淑孔子，全得其通变神化之学，故于此明之。”（《正义》）可见引孔子论书</a>虽只一条，也是微言大义所关。


    《春秋》，在孟子认为是孔子的创作，孟子从《春秋》而窥探出的孔子事业，尤为深远有味。孟子一则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杀其君者有之，子杀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滕文公》下，九）二则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同）三则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a>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二十一）四则说：“《春秋》无义战。”（《尽心》下，二）这些珍贵的材料，如果不往《孟子》里去找，却向哪里去找？


    由于孟子的书，孔子之神明变化的人格更让人多一层认识了，孔子之最大的政治抱负——天子！——更让人明了了，孔子之寄托于《春秋》的事业和生命也更显著了！由于孟子的书，我们看孔子不再是一个书生，不再是一个“教书匠”，不再是一个冥想的哲学家，不再是一个拘拘于规步矩行的陋儒，不再是一个缺乏人性的“圣徒”，却是一个活人，却是一个气魄博大，目光深远，生命力丰富而旺盛，一心打算治天下的政治领袖——帝王了！


    孟子完成了“孔子崇拜”。在《孟子》书中，先是记载了孔子弟子对孔子的赞叹：“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夫子既圣矣乎！……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为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唯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上，二）次之，又记载了孔子逝世后弟子们的思慕：“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后，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a>，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滕文公》上，四）最后，则道出了自己的了解：“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a>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万章》下，一）孟子完全以音乐比方孔子，说孔子简直像交响乐的最后最精彩的表演一样，令人吟味无穷！孟子认为只有孔子是让人心悦而诚服的，所以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之服孔子也。”（《公孙丑》上，三）孟子对于孔子极致其倾倒，遗憾的是没得亲自受教，所以他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二十二）


    孟子之欲学孔子，是他的弟子们所熟知的。然而究竟他要学圣人之一体像子夏子游子张呢，还是像具体而微的冉牛闵子骞颜渊呢？他对于这个问题避不作复，却只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公孙丑》上，二）。可知他只有圣人之一体固不满足，具体而微，也不满足。他的事业乃是直承大禹、周公和孔子：“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九）


    仲尼不为己甚者；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这样，便由孟子之手，而把我们这两千年来全民族之第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之肖像给绘就了！在反面，则凡反对孔子的流言，孟子一律辨正，用如果那样则“何以为孔子”（《万章》上，八）一句话就给抵挡了。


    假若孟子所传的孔子是真面目，我们真要感激孟子这一番保存的功劳，假若孟子所传的孔子有许多成分是创造，我们更要对这一种创造致以最大的敬礼了！孟子是最好的一个雕塑师，我们在他的雕塑艺术里，乃留下一个属于整个民族甚而全人类的精神教养的最大导师之永不可磨灭的巨影了！


    六 孔孟之距离


    可是孔子与孟子终有着一种距离。


    在人格上，孔子比孟子丰富，走得广博。孟子则只是高峻的。例如对异端，孔子只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十六），只是不理，到了孟子便疾言厉色地大肆攻击了。孔子比孟子包容，孔子那里，像一个各种珍花异草都有的花园一样，孟子则是像一团火而已。


    孔子终有一种理智的清明处，孟子则似乎稀少了。孟子不是没有智慧，不是没有机智，但缺少冷静分析的理智。以仁与智论，孔子无疑是兼为仁者与智者，而孟子则似乎止于是仁者。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二十三），在孔子那里似乎是有山与水，而孟子却止于是山。


    对具体的事物，是孔子较能够，也较愿意把握。例如，“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阳货》，二十），“子可雅言</a>，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十八），“信而好古”（《述而》，一），“好古敏以求之”（《述而》，二十），“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卫灵公》，二十六），这都是对具体的事物的兴趣。孟子却没有这种表现。《中庸</a>》所谓“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在孔子，我们看见他高的方面、远的方面之外，还有迩和卑的方面。在孟子，我们却只看见前者而不见后者。


    大概因为生活的不同吧，孔子对于穷困的人特富同情。所以“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十七）。所以说“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四）；所以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一）；且能了解“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十）。孟子在这方面的流露便也较少。


    以浪漫色彩论，孟子较孔子浓得多。孟子的哲学只有“推”，由自己而推至一切。孟子把人的地位抬得太高了，他太信任人类了，“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二），孔子却比较保留。孟子十分强调人类自己的尊严，所谓“有天爵者”（《告子》上，十六），所谓“人人有贵于己者”（《告子》上，十七），而孔子这方面的声息也比较淡弱。这都是孟子的浪漫精神显著处。屈原是近于孟子的，虽然缺少一种担得起失败的勇气和从容不迫之态。庄子</a>是近于孟子的，所差者是庄子太爱惜自己的才华，不肯为孔子的精神所束缚。可是屈原和庄子，对孔子都较远。


    用齐与鲁的精神比，孔子的精神是纯然鲁，孟子却不免沾染了一些齐气。用科学与艺术比，孔子的精神是较近于科学，而孟子的精神则更近于艺术。倘只以艺术喻之，孔子是近于音乐的，内容含蓄而丰富，暗示性极大；孟子是近于造型的，单纯而明了。假若“从心所欲不逾矩”同是二人的目标，孔子似乎做到的是不逾矩的方面多些，而孟子则偏于“从心所欲”。所以一古典，一浪漫。


    也许一个人性格之所近反而是一个人在学说上之所轻吧，所以文学天才如柏拉图主张放逐诗人，技巧之高如托尔斯泰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正是如此，孟子反而主张节制，提倡“义”；孔子却鼓励人发扬，注重“仁”，注重“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仁。


    孔子可当得起一个大思想家，孟子却毋宁是一个大批评家。在另一方面说，孔子乃是一个崇高而博大的教育家，孟子却是一个热心而勇敢的卫道战士。


    一个完备而稳健的思想体系，往往一转即偏。所以苏格拉底之后有柏拉图，康德之后有黑格耳，于是孔子之后，经由解放的一派的传授而有孟轲。此中有思想演进的逻辑在！自然，孔孟的距离，也还有时代的距离使然者，但关于这，我们将专在《孟轲之生平及其时代》中详之。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