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

    一　一般的形势


    1646年（顺治</a>三年）清兵已经奠定河北，削平中原，西入陇、蜀，南下闽、浙。且继续利用中原的人力与物力，驱使汉奸与败类，以压倒之势，长驱而入西南。企图一击而下荆、楚，再击而践粤、桂，三击而入黔、滇，以完成其最后的征服。


    在这一时期，李自成、张献忠已先后败没，弘光、隆武已接踵覆亡，中原人民反抗清兵的斗争遭受了极大的挫折。但历史的挫折，并不能消灭中原人民反抗清兵的斗争，反而作了这个斗争走向新的阶段之杠杆。不久，新的反清政府，又在中国西南出现了。


    顺治三年十月，明代的遗臣夙将，瞿式耜、丁魁楚、何腾蛟、王大澄、吕大器、严起恒以及李自成的残部李赤心、高必正等，他们鉴于民族国家的灭亡，迫在眉睫，不能不树起反抗清朝之最后的旗帜，保卫大西南，因相与推戴桂王由榔监国于肇庆，重组政府，继续抗清斗争。这个政府，是为桂王政府，他是南明第三个政府，也是南明最后的一个政府。


    桂王政府成立以后，改元永历，诏诰天下，奖励文武兵民，同仇恢复。在新政府的政治号召之下，西南人民无不慷慨激昂，奋袂而起，在湖南、江西、两广，最后在云、贵，展开了反抗清兵之最残酷的武装斗争，这个斗争支持了十六年之久（1647—1662），终顺治之世，在中国的西南，还有一个“明朝”存在。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永历时代的客观环境，较之弘光隆武时代，都要恶劣得多。以统治地域而论，当时控制在桂王政府之下的领土，只有湖南、两广、云、贵五省及川南和鄂西之一小部分。而且在此等地域内，当时亦有汉奸头子洪承畴</a>所领导的敌伪政治和军事的秘密破坏运动，如在湖南，则有江禹绪；在广东，则有吴惟华；在云贵，则有丁之龙。这些大大小小的汉奸，他们在敌人驱使之下，揭起“招抚使”的旗帜，到处组织汉奸，收买军队，充任清王朝进攻西南的鹰犬。这较之弘光时代尚据有江、淮以北，隆武时代尚掩有大江以南，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以言兵力，当时桂王政府直辖的军队，只有丁魁楚所部的粤军，何腾蛟所部的湘军。而所有的粤军已腐化不堪，湘军又骄横无比。《永历实录</a>》云：“（丁）魁楚制粤两年矣，岭北溃乱，魁楚犹怙安不修戎备，将吏以贿为进退，唯日遣水军涸灵羊峡取砚石于老坑，至是武备单弱，不能自振。”[1]是以当李成栋进攻广东之役，遂全军覆没。至于湘军，据同书记何腾蛟语云：“湖南重兵猬集，已复之土，弃为青磷白骨之场。而诸将狼戾狐疑，制臣不能辑之，臣又何以辑之？唯有狐掌鸣号，誓死报国而已。”[2]是以自孔有德进攻衡阳之役以后，湘军十三营“皆自为盗贼”。由是两粤空虚，江、楚骚然，而政府遂无一兵一卒。这较之弘光时代尚拥有江北四镇、左良玉三十六营和川、湘、闽、赣之军；隆武时代尚拥有庞大的闽军、浙军以及集结在江西的新旧军，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以言物质资源，当时永历政权已经退处西南山岳地带，这里山林多而耕地少，土地所出，仅足自给，军需供应，大成问题。而且这里为少数民族的故乡，苗、瑶杂处。由于明代政府对少数民族之一贯的高压政策，土、汉的情感，极为恶劣。因之，当明代政权退到西南以后，不但不能得到少数民族的帮助，而且经常受到他们的威胁。如永历元年九月，当清兵陷全州逼桂林之时，土司覃鸣珂即乘危攻陷柳州。又如永历十二年十月，当清兵由广西西犯贵阳之时，土司岑继禄即为清兵作向导。像这样的现象，对于动员人力与物力，当然是严重的障碍。这较之弘光时代尚拥有淮、扬繁富之区，隆武时代尚拥有闽、浙滨海之地，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弘光、隆武，皆不过一年左右即归覆亡，桂王政府反而能把抗清斗争支持到十六年之久，岂非奇迹！或曰，此乃“天眷中国，不殄明祀。”但是我们知道，“弘光殄祀，隆武就戮”，天之殄明祀者，已一而再矣。是天命之说不可信也。或曰，地理条件，保障了桂王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长江、大河之险，并不能保障福王于不败；钱塘、仙霞之阻，亦不能巩固唐、鲁两王于闽、浙，是地利之说亦不可信也。我以为桂王政府在更恶劣的客观条件下而能支持较长的时期，既非天命未绝，亦非地理保镖，而是当时南明社会内部不协调的因素之消解，与各阶层的人民最后大团结之结果。


    我们知道，当弘光时代，南明社会内部尚存在着强烈的矛盾对立。当时的政府，一面要抵抗清兵的进攻；一面又企图和清“连兵西讨，问罪秦中。”因之不能集中力量迎击强敌，以致结果与李自成并倒。到隆武时代，虽由于李自成残部之归附，局部地缓和了内部的矛盾对立，但督剿张献忠，仍为当时政府主要任务之一，因之亦不能集中全力，迎击清兵，以致结果唐、鲁两王又与张献忠同归于尽。到永历时代，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残部都在民族国家的危乱之前，变成了支持桂王政府的主力军。在这一时代，桂王政府已无“寇”可剿。若谓有“寇”，则此所谓“寇”已经不是以前的“流寇”，而是大明王朝的“叛将”与“贼臣”。即因社会内部矛盾对立的消解，因之桂王政府便只有一个敌人，一个任务，即反抗清兵的进攻，收回大明的天下。


    其次，我们又知道，弘光隆武两朝的政府，完全是明代残余官僚和士大夫的政府，他们没有把政权建筑在广大的人民基础之上。所以在当时虽然出现了史可法</a>、张煌言</a>等这一些出类拔萃的大英雄，结果，也还是敌不住马士英、阮大铖、郑芝龙这一类卖国求荣的大汉奸。至于桂王政府则与以前两个政府不同，他不是纯官僚士大夫的政府，而是官僚士大夫和被称为“流寇”的农民军，下至塾师、游客、卜筮、胥吏、寒士、落魄书生、江湖豪侠，以及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众之政府。换言之，桂王政府是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民之“混合政府”。所以在当时士大夫金堡看来，简直就是“匪人”的政府。即因桂王政府变质为“混合政府”，所以他才能在更恶劣的客观环境中，支持16年之久。


    二　政权的性质


    桂王政府的改变，并非主观的意图，而是客观的必然。因为明代的抗清斗争，发展到永历时代，已经经过了两次大惨败。在残酷的历史考验之下，大多数的官僚和意识薄弱的士大夫，他们已经经不起历史的压力，不断地从民族斗争的战线中叛变出去，当了汉奸；或是放下武器，做了顺民。当此之时，许多“旧朝之重镇”，如洪承畴、吴三桂</a>、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之流，早已摇身一变，出现为“新朝之勋臣”。其他“世膺爵禄”的高官显宦，“藩封外疆”的总制巡抚，到这一时代，大半皆已“剃发为奴”，“变服称臣”了。虽然此外也还有一部分良心未死的士大夫，他们不肯投降清朝，但也没有勇气参加这个最后的而又似乎是没有希望的斗争。关于这一点，王船山《永历实录》有云：


    朝廷建立三四年来，搢绅衰落。吕大器、李若星、李永茂既以志不行，无意再起；北方久陷，寂不知有岭海立国事。吴、浙阻远，旧臣或潜避山谷，略闻音息，终莫能起，唯有南望慨叹，或赋诗寄意而已。当上初立，旧臣如万元吉、杨廷麟、刘同升、郭维经，皆旋死事。诏征用者，文安之、王锡衮、郭都贤、李陈玉、印司奇、尹民兴、刘若金，俱中道阻不得达。熊开元、倪嘉庆辈，又皆披缁放浪江湖，无兴复志。闽、蜀搢绅稍有至者，率庸猥无足采，或复寒士，起草茅大用之，类皆斗筲劣琐，自媒躁进。故任使空匮，列位多虚。严起恒，金堡皆以清品汇求实材为务，而猝不得应者。


    这段纪事，暗示出当时一般被清军吓昏了的官僚和士大夫回避斗争的情形。其中除少数死于国难，其余不外如次的几类，一类是“无意再起”，一类是“推托不知”，一类是“潜避山谷”，一类是“放浪江湖”，一类是“南望慨叹”，一类是“阻不得达”。总而言之，他们都读过圣经贤传，记得“危邦不入”的教训。所以桂王政府虽空悬“任使”，多虚“列位”，而“不得应者”。于是王船山慨乎其言之曰：“搢绅衰落”。


    当“搢绅衰落”之时，亦即民族斗争达到严重阶段的顶点之时。当此之时，那些草茅寒士却远自闽、蜀而来，足见当时道路并非阻而不达也。这些草茅寒士，虽然“庸猥无足采”，但他们却不“潜避山谷”或“放浪江湖”，而怀抱着救亡图存之壮志。《永历实录》云：


    及（上）居武冈……群臣皆遁去，莫肯扈从……于是江、楚间塾师、游客、卜筮、胥吏，皆冒举贡，自称全发起义，赴行在求仕[3]。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当寒士们“赴行在求仕”之时，并非斗争的高潮时代，而是“群臣皆遁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除了那些看不清风头的寒士，谁还来参加这个已经没有油水了的斗争呢？至于他们之“冒举贡”，这又指明直至永历时代，反对清兵的斗争还是士大夫的特权，不是“举贡”就没有参加抗战政府的资格。


    当时寒士大多数皆效命前线，《永历实录》云：


    江、楚、川、黔起家监纪，率皆落魄书生，依诸将自售，遽欲得部院衔，陈乞敕印，糊口行间……干请不遂，则号哭阙下[4]。


    即因桂王政府中有不少的寒士参加，所以金堡慨乎其言之曰：“今日之大患，莫甚于阃外不知有朝廷，而朝廷复以匪人持政柄。”[5]诚然，当时朝廷中确有不少的“匪人”，但所谓“匪人”，不一定都是寒士，大半都是官僚或士大夫中的败类。这些“匪人”不顾国家的危急，贪赃枉法，骄奢淫侈，不减承平时代。关于这一点，《永历实录》中可以找出很多的例子。


    例如进士出身的何吾驺，“销银为小山，高广丈余，凡十余所。”[6]“素有文望，颇自矜名节”的萧琦，“以贿为命，鬻武弁札，至十余金而得副总兵衔，积金帛巨万，以数舰载至象州。”[7]历官至都指挥的马吉翔，“征乐纵酒，遥执朝政。”[8]故御史郭子</a>章之孙郭承昊，“挟宝玉金币巨万，女乐十余人，从上至武冈。”[9]位列九卿的侯恂之弟侯性，“蓄无赖健儿将百人，沿两江（自南宁）东至三水，劫掠士宦商贾。”[10]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是起于草茅的寒士。


    又如在将领方面，“大掠衡、湘间”的是马进忠。“各恣焚杀，尸横五百里”[11]的是王进才。“夺民田以耕，日与苗夷相仇杀”[12]的是张先</a>壁。“每月辄驱疲卒万人，掠萍乡、永新、万载……民稍触其怒者，即磔剥之”[13]的是黄朝宣。在这些将军中又没有一处是流寇出身的。


    又如在封建政治体制中的宦官，直至永历时代，也还是存在。此辈宦官依旧盘据宫廷，作恶多端。如宦官王坤，则“弄权卖国”[14]，侮辱大臣。宦官夏国祥，则“频以太后旨取库金”[15]。像这样的现象，稍有良心的士大夫无不为之痛心，当时大学</a>士李永茂曾慨乎其言之曰：


    国势孤危如此，而犹唯内竖意，掣辱大臣，吾宁死草间，不能为此辈分任亡国之罪。[16]


    自然，宦官和士大夫中，也有高风亮节之士如瞿式耜、张同敞，亦有舍身效命之人如何腾蛟等。他们或主政中央，或转战前敌，殉国死难，临危不苟。即在宦官中，也有一个李国辅，他在南京沦陷后，曾两度剃发变服，由广西赴南京，潜祭孝陵。他在星月下登钟山，望陵焚香，又履行周视，望见孝陵“殿垣陵甃，毁坏无余；茅茨塞望，狐啸蛩吟，如荒山穷涧。”[17]这较之当时士大夫如洪承畴者，一再榜令南京诸门，“非伐钟山树者，不准通樵苏”[18]，真有人兽之别。


    总之，桂王政府中，确有不少寒士参加，但主持中央大政的还是官僚和士大夫，而且在官僚士大夫中，还是有不少贪污腐朽残民以逞的败类。这些败类只知在混水中摸鱼，几乎不知尚有强敌压境。即因他们腰缠万贯，所以性命非常要紧，每当时局吃紧，便逃匿无踪。“百官溃散”，是南明史</a>上常有的纪载。在桂王政府中，主持大政的虽然是官僚和士大夫，但以英勇的战斗支持这个政府的，却是广大的人民。因为桂王政府的官军，早在即位之次年就在三水的火并战争中消灭了，继之而起以与敌人战斗的，是人民义勇军，和反正的伪军，最后是张献忠的残部，即所谓“流寇”者是也。即因有这些人民的力量接踵继起，所以桂王政府，才能把抗清斗争坚持到底。但是桂王政府何以终于覆亡呢？这就因为他没有好好地组织这些力量，领导这些力量，发挥这些力量，使这些力量一个跟着一个被清兵消灭。因而永历的历史，也就不能不成为弘光、隆武之续，在明史上，添上一幕悲剧。


    三　可耻的内战


    当桂王政府成立的当时，正值清兵两路南犯，一路由汉奸李成栋指挥，由漳泉疾趋潮惠，进迫广州；一路由汉奸孔有德指挥，由岳阳攻陷长沙，逼近衡阳。正当此时，南明统治者内部，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内战，这就是桂王与唐王在三水的火并，所以桂王政府演出的第一幕是内战。


    据史载，当丁魁楚等拥立桂王之时，由江西溃退下来的一部分军人苏观生等又拥立唐王聿在广州成立了另外一个政府。《明纪》云：


    十一月癸卯朔，观生与（何）吾驺及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唯道等，拥唐王监国于广州。丁未，王自立，改元绍武，就都司署为行宫。……时仓猝举事，治宫室，服御、卤簿，通国奔走，夜中如昼，不旬日，除官数千，冠服皆假之优伶云[19]。


    苏观生为甚么要另组政府呢？这是因为丁、吕等排斥他，拒绝他参加桂王政府。《明纪》云：


    丁魁楚等之立（桂）王也，苏观生欲与共事，魁楚素轻观生，拒不与议，吕大器亦叱辱之[20]。


    《南明野史</a>·永历皇帝纪》亦云：


    福京旧辅苏观生，粤人也，督师援赣。赣破，撤兵度岭。魁楚故与观生有隙，兼闻赣败，仓卒与司礼监王坤趣监国，走梧避之[21]。


    当时瞿式耜看到这样的情形，甚不以为然。他说：


    今日之立，为祖宗雪仇耻，为生民援涂炭，正宜奋大勇，以号令远近。今强敌日迫，东人复不靖。苟自懦外弃门户，内衅萧墙，国何以立[22]？


    瞿式耜的调解，不发生效力，于是广州就出现了唐王政府。唐王政府出现以后，南明的力量分裂为二，而且丁魁楚与苏观生个人的对立，很快就扩大为集团的对立，对于在大敌当前之时，展开了内战。《明纪》云：


    （观生）遂治兵相攻，以番禺人陈际泰督师。（桂）王遣总督侍郎林佳鼎等御之，战于三水。唐王兵败。复招海盗数万人，遣总兵官林察将，十二月甲戌，战海口，斩佳鼎[23]。


    正当内战方酣之际，李成栋的伪军，却由潮、惠袭入广州，内战的英雄们，一个个“拒户自缢”，“投环而绝”。《明纪》记其事曰：


    时大清已下惠、潮，长吏皆迎附，即用其印，移牒广州，报无警，观生信之。望日，唐王视朝，百僚咸集，或报大兵已逼。观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报，安得遽至此，妄言惑众斩之。”如是者三，大兵已自东门入，观生始召兵搏战，兵精者皆西出，仓猝不能集。观生……拒户自缢。……唐王……投环而绝，周、益、辽等二十四王俱被杀[24]。


    内战结束了，广州已非复南明所有。假使苏观生自江西撤退广东以后，桂王政府不排斥他，令其疾趋潮、惠，以扼漳、泉，则清军何致长驱入粤，如入无人之境。即在成立广州政府以后，假使不发生内战，则以西扼三水的精兵保卫广州，以内战海口的数万海盗，作为迎击敌人的前锋，则又何致清军入城不知，即知而无兵可以应战。吾知当苏观生拒门自缢之时，当知内战实为亡国丧身之因也。


    三水的火灾，不但失了广州，而且几乎替桂王政府做了结论。当李成栋的伪军，占领广州以后，并企图一举而覆灭桂王政府。当时李成栋挥军溯三水而上，在毫无抵抗的情形之下，占领了肇庆。又分兵两路，一路入雷州半岛，陷沿海州县；一路西向广西，攻陷梧州。这时桂王政府统帅丁魁楚，带着大量的金银弃梧州而走。《南明野史》记其事曰：


    丁魁楚之去梧也，以三百余艘载黄金二十四万两，白金二百四十余万两。方至岑溪，成栋追及之。战于藤江，魁楚被杀，阖门尽没[25]。


    梧州既失，则广西之门户大启。永历元年三月，清兵遂西陷平乐，进迫桂林。当时桂王及所有政府要人，刚从肇庆逃到桂林，又要弃桂林而逃。唯有瞿式耜反对望风而逃，主张死守桂林。他说：


    在粤而粤存，去粤而粤危。我进一步，则人亦进一步。我去速一日，则人来亦速一日。楚不可遽往，粤不可轻弃。今日不遽往，则往也易；今日若轻弃，则更入也难。海内幅员，止此一隅。以全盛视粤西，则一隅似小。就粤西恢中原，则一隅甚大。若弃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送矣[26]。


    瞿式耜并不能阻止桂王及其官吏的逃亡，他们还是跑到湖南武冈去了。正当此时，孔有德等的伪军也由宝庆而南，迫近了桂林，桂林遂陷于两路敌军夹攻之中。如果没有瞿式耜孤军苦战，如果没有广东人民义勇军袭击广州，则桂林早已陷落，而桂王政府也就结束了。


    桂王政府可以说是以内战揭幕，而且几乎以内战结束。但这种残酷的历史教训，并不能使他警惕，不久在四川又发动了内战。据《明纪》所载：永历二年正月，在明代宗室朱容藩者，自称监国天下兵马副元帅，据夔州，建行台，称制封拜。当时已有堵胤锡，责以大义，晓以利害，稍散其众，事情本可以和平解决；而桂王政府必欲发动内战，命大学士吕大器尽督西南诸军，会讨朱容藩。内战总算是政府方面得到了胜利，可是南明抗清的力量却在自相残杀中削弱了。假使桂王政府不消灭朱容藩而命其镇守夔府，则不但可以巩固巴东的门户，并且足以抵应江、楚的反攻。可惜不此之图，而自相芟夷，结果，清兵乘机入川，蜀中诸将望风而靡，抑何勇于内乱而怯于外御其侮？


    四　人民义勇军的奋起


    桂王政府的官军，首之以三水火并，继之以清兵两路进攻，终之以桂林保卫战，已经完全覆没了。继官军之后，奋起与清兵肉搏于沦陷区域之内者，完全为人民义勇军。所以桂王政府第二幕，是人民义勇军的战斗。


    自从桂王诏诰天下，奖励文武兵民同仇恢复的号召发出以后，广大人民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到处起义，响应桂王政府的号召。特别是广东人民义勇军的战斗，更为壮烈。


    据史载，当时广东的义军一时蜂起，如陈子壮、陈子升兄弟起义于海澨，朱维四起义于海澨上游，王兴起义于新会，石、马、徐、郑四姓的人民起义于花山岛，陈邦彦</a>起义于高明，余龙起义于甘竹滩，张家玉、韩如璜起义于东莞，陈文豹起义于新安，赖其肖起义于潮阳。他们或孤军抗战，相互策应，与敌兵白刃相接，恢复了高、雷、廉及其他沿海州县。并且为了解桂林之围而英勇地袭击广州，使敌兵不得不回军自救，因而使桂王政府转危为安。可惜当时桂王政府没有想到去组织他们，领导他们，以致结果被敌兵各个击破。关于这些人民义勇军的战斗，史乘只有简略的纪载。如云：


    （陈子壮）举家航海，招义旅……拥义兵居海澨不下。已而李成栋破广州，子壮即军中益号召，约舟师数万，复沿海诸县。清远贡士朱维四率义兵自上流应之，兵薄广州。子壮戎服督战，……举军覆溺，子壮死之[27]。


    子壮既战没，（弟）子升收其余众。结石、马、徐、郑四姓，据花山岛。有杨光林者，拥兵万余，遥与联应。海南王兴，号绣花针，亦拥众数万，互为犄角。成栋归附，子升释兵入见（桂王），……端静无所附和，不合于时，移病告归。海上诸兵，为李成栋所摧抑，皆瓦解。王兴屯雷廉间……不为朝廷用[28]。


    （余龙等）聚甘竹滩为盗，他溃卒多附，至二万余人。……陈邦彦起兵说</a>龙乘间围广州，而已发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与龙会。……邦彦等遂攻广州，大清兵引而东，桂林获全。”[29]“（后，汉奸）佟养甲访求其家，获其妾何氏并子和尹虞尹于肇庆，厚待之。为书招（降）邦彦。邦彦不复书，但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杀之，身为死臣，义不私妻子也。[30]


    李成栋陷广州，（张）家玉毁家招义兵，据东莞，与陈子壮相应。[31]


    家玉与举人韩如璜结乡兵攻东莞，知县郑霖降，乃藉前尚书</a>李觉斯等资以犒士，奉表于王……无何，大清兵来击，如璜战死，家玉走西乡。祖母陈，母黎，妹宝石，俱赴水死；妻彭，被执不屈死；乡人歼焉。时新会王兴，潮阳赖其肖，亦皆起兵。


    西乡大豪陈文豹，奉张家玉取新安，袭东莞，战赤冈。未几，大清兵至，数日，家玉败走铁冈，文豹等皆死。李觉斯怨家玉甚，发其先垄，毁其家庙，尽灭家玉族，村市为墟。家玉过故里，号哭而去。


    （后）张家玉道得众数千，取龙门、博罗、连平、长宁，遂攻惠州，克归善。大清兵来攻，家玉走龙门，复募兵万人。家玉好击剑任侠，多与草泽豪士游，故所至归附。乃分其众为龙、虎、犀、象四营。


    张家玉攻据增城，冬十月，大清兵步骑万余来击……大战十日，力竭而败，被围数重，诸将请溃围出，家玉叹曰：“矢尽炮裂，欲战无具，将伤卒毙，欲战无人，乌用徘徊不决，以颈血溅敌人手哉！”因遍拜诸将，自投水死，年三十三[32]。


    以上史实，指出了当时广东人民义勇军及其领袖，是何等的不顾身家性命与敌军作决死的斗争。《永历实录》载张家玉之诗曰：“真同丧狗生无赖，纵比流萤死有光。”至今读之，犹有余哀。


    与广东的人民义勇军同时，在湖南方面，也有管嗣裘与王船山举义兵于衡山。以后兵败，溃走山中，“冬月负败絮，采苦菜以食。”至永历二年，当清兵再举犯湘之时，湖南的义勇军，又到处蜂起。其见于《永历实录》者有：


    刘季矿……联络江、楚义旅……间道（由吉安）走衡、永，所至慕义者津送之。至酃县，遂纠众起，号召响应，复酃、茶陵、兴宁、永兴、常宁诸县。


    周鼎瀚……翱翔郴桂间，号召义兵。


    时有田辟者，河南人，……匿韶、郴间，纠义旅。


    这不过举例而已，实际当时江、楚一带人民，“破家起义，全发效节”者，“日有所闻”。


    在江西、福建的边境，因为沦陷较早，人民义勇军的历史也较为悠久。《永历实录》云：


    弘光中，抚、建、汀、赣之阎、王、宋三姓，据帘子洞，倚山为寇，张肯堂、李永茂剿抚之，未定。隆武元年，江西陷，（揭）重熙乃诱令归正为义军，以抗清兵。以事上闻，授重熙佥都御史，督江、福义旅。重熙以便宜授诸渠帅札官，遂据抚州。金声</a>桓反正，檄重熙解兵，重熙姑令退屯山中。……南昌陷，（声桓败死，其部将刘）一鹏弃抚州，走就重熙于山寨。重熙收辑之，与义军合，出攻临川、永丰、兴江，迭有收复，未能守也[33]。


    姜曰广……阴结抚、赣义勇，思间道入闽、粤，未及行，俄而声桓反正……时抚州王盖八起义兵满数万。赣州阎、王、宋诸贼，归义效命，众亦数万。吉安刘季矿所号召，西连酃、耒、郴、桂所在响应，咸听命于曰广。曰广欲辅合之为声桓援，声桓不从[34]。


    此外在赣、鄂边区，还有一支富有历史意义的义勇军。《清鉴》云：


    先是元末陈友谅遗孽，分为柯、陈二姓，盘据江西武宁、湖广兴国，而居兴国者尤蕃衍黠悍。迄明之亡……有柯抱冲者与何腾蛟结连，自立为王，以其党陈珩玉为帅。倚山结寨，焚劫郡县，攻陷兴国州，杀（清）武昌同知张梦白，势甚猖獗。（清）湖广总兵柯永盛遣将征剿，十日内凡八战，皆破之。擒抱冲、珩玉斩之，余党悉平[35]。


    根据以上的史实，因知江西的人民义勇军，他们虽旧为盗贼，反对明代的政府；但一到江西沦陷，都反正为义军，迎击外敌。


    在湖北方面，也有不少的人民起义，但始终没有与桂王政府取得联系。《永历实录》曾记杨锡亿向政府之建议曰：


    德安，北捍楚塞，为汉新市故墟，人尚豪侠可用。应山杨主事之易，忠孝世家，为三楚望，立“盖天营”，为国死守。豪杰遥附甚众，憾不知朝廷所在耳。亿请间行号召为汉南应援，若敌践荆、岳，亿率义旅起，乘其背以掣之，此英布制楚法也。


    惜政府不纳杨锡亿之议，因而一座孤悬德安的“盖天营”，后来也就没有下落，而这位请缨不遂的杨锡亿，后来遂“入南岳老龙池，痛哭为僧去，不知所终。”[36]


    浙江、福建的广大人民，大半都参加到郑成功</a>和鲁王的抗清组织中，飘泊于闽浙附近的海岛。此外与海军相犄角，浙东一带也有许多山寨。《明纪》云：


    先是浙东多结山寨，鲁王兵部侍郎王翊等为之主，遥应海外，累年不下。会大清兵谋取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绝其援，于是诸寨皆破……大清兵下舟山[37]。


    此外，华北一带沦陷区域中，也有不少反清志士领导的武装斗争。可惜他们的起义尚在组织中，即为敌人所发觉，那些领袖人物，都在“妖贼”的名义之下被清政府屠杀了。如永历二年，天津妇人张氏和同志王礼</a>、张大保“私制玉印令旗，谋为不轨。”[38]永历八年，朱议淜与其同志僧人文秀、道士张应和起义。永历十六年，有男子张</a>搢，化装僧人，自充明王子在河南柘城组织起义。他们都是“事觉伏诛”。其曾经揭起义旗并与清兵战斗八个月，收复了七八个县城的，只有永历十六年山东于七的起义。


    可敬的这些忠实而又英勇的人民，他们在危亡的时候，既不知道顺风转舵而披发入山，又不知道“南望慨叹”而“赋诗寄意”，更不甘心认贼作父，而委身为奴为虏，他们只知道拿起武器与敌人作生死的决斗，保卫家乡，保卫民族；生为忠义之士，死为壮烈之鬼。从以上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或“倚山结寨”，或“入海招兵”，或新起草茅，而聚众抗清，或旧为盗贼而反戈向敌，或连族而起，保卫家乡，或孤军奋战，攻陷城邑，或父母妻子，惨遭杀戮，或祖宗丘墓，横被发掘。这种破家起义，杀身成仁的伟大精神，比之当时一般官僚和士大夫懦怯畏缩，全躯保妻子，甚至毫无廉耻，迎拜于敌人马首之前甘为奴虏者，岂可同日而语哉！明末中原人民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南明史上，却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五　伪军大反正的局面


    人民义勇军消灭了，接着便到来了一个伪军大反正的局面。所以桂王政府第三幕，是反正伪军的斗争。


    伪军反正，最初发动于江西，以后在广东、广西、湖南等处，到处都有伪军反正，当此之时，长江以南，几乎又变成了大明的天下。


    伪军为甚么在这一时代反正呢？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是清统治者对伪军将领开始压迫乃至凌辱的结果。金声桓、王得仁举江西反正的原因，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南明野史》有云：


    巡抚章于天至，遇诸将益倨。日从诸将索珍宝奇货。呼声桓曰金副总，得仁曰王把总。先此二人在外，固已自称都督，自文于偏裨。至是部曲亦骇。一日，章宴藩司，铺毡席地坐声桓等于毡外。酒半，嬉笑视曰：“王得仁，汝欲反耶？”是日，得仁归，大愧其从骑。声桓亦失色，俯首亸鞭还帅府[39]。


    像这样的侮辱，金声桓或可忍受，而“流贼”出身的王得仁便不能忍受了。所以不久便借追饷之事，大大地发泄了。据同书载：“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如建昌。章于天遣官票追其饷三十万。得仁大怒，捶案大呼曰：‘我，流贼也，大明崇祯皇帝为我逼死，汝不知耶？语汝官，无饷可得，杠则有之。’声如嘶吼，目睛皆出，杖其差官三十杠，曰：‘寄章于天，此三十万饷银也。’”


    侮辱尚不仅此，据《永历实录》所载，有如次难堪之事：


    董御史（成学）者按江西，得仁櫜鞬庭参，不为起，又索其歌妓。得仁未及遣，董御史怒骂曰：“不闻大清有借妻例耶？吾行索得仁妻侍寝，何况歌妓！”


    像这样的事情，如果在“淫奸献妾”的南明士大夫钱谦益</a>看来，正是“不甚荣幸之至”；然而在起“群盗”的王得仁听到，便按剑而起曰：“王杂毛作贼二十年，然自知有男女之别，安能一日随犬豕求活耶！”于是遂举兵杀清总督以下诸官，于永历二年二月，拥金声桓反正于南昌，举江西附于桂王。


    江西反正，则深入广东之李成栋的伪军，受到了压迫，加以其养子元胤涕泣陈大义，李成栋遂有反正之意。这里又有一个插曲，据《永历实录》云：“（成栋）有妾，故松江院妓也。揣知之，劝成栋尤力，成栋不语而叹。妾曰：‘公如能举大义者，妾请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遽拔刀自刎，成栋益感愤。”[40]于是逮广东总督佟养甲，反正于广州，举广东附于桂王。


    广东反正后，广西的伪军更受威胁，因而耿献忠遂被迫反正于梧州，而广西遂无敌踪。


    反正的浪涛，不久就波及湖南。同年八月，陈友龙反正于黎平、靖州，并收复沅州、黔阳、平溪、清浪、镇远、子、武冈、宝庆，不到一月，收复二十余城，湖南的局面为之一变。


    由于江西、广东的反正，深入湘、桂边境之孔有德的伪军不能不作战略上的撤退。《明纪》云：“金声桓、李成栋之反也，大清兵在湖南者姑退。”[41]当清兵撤退之时，刘季矿的人民义勇军又收复了湘、赣边境六七县。同时，何腾蛟收复了全州、东安、永州、湘潭。曹志建收复了道州、郴州。马进忠收复了常德。李赤心、高必正的“忠贞营”也由巴东趋湖南，由常德、宁乡，进围长沙，东复攸、醴。是时，湖南的敌军，几乎肃清。


    不约而同，在同一时候，姜瑰反正于大同，郑成功攻占福建沿海州县，王祥克复川南一带。


    由于反正军声势的浩大，武汉也动摇了。《永历实录》云：“声桓复遣客至武昌，劝清总督罗锦绣降。时孔有德还师去楚未远，锦绣以为疑，然已密遣优人具冠带袍笏矣。”[42]


    这的确是一个意外的好转。在这种好转的局势之下，桂王政府的紧急任务，应该是怎样调度这些反正的伪军，使之打成一片，以准备迎击必然到来之清军的反攻；应该是号召更多的伪军反正，以争取局势之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不幸这一意外的胜利，竟冲昏了桂王政府中衮衮诸公的头脑，他们不此之图，而以为天下从此可以垂手而得，于是以前溃散了的文武百官，又一变而为扈跸大臣，由南宁迁回肇庆。他们在肇庆大开庆祝会，卿公台省纵酒征歌，官署军营巨烛辉煌，昏天黑地，几不知尚有清兵。


    在这种狂欢的情形之下，政府当局对于如何援应江西的反正军，追击退却中的敌人，以及一切稳定胜利的设施，都不会感到兴趣。他们最热心的，是分党分派，争夺政权。于是吴党、楚党闹得乌烟瘴气。《明纪》云：


    朝臣复分吴、楚两党，主吴者，朱天麟、堵胤锡……皆内结马吉翔外结陈邦傅。主楚者，都御使袁彭年、给事中丁时魁……皆外结瞿式耜，内结锦衣指挥使李元胤……王知群臣水火甚，令盟于太庙，然党益固不能解[43]。


    像这样的情形，自然使得反正的将领失望。《永历实录》记李成栋之语曰：“成栋叹曰：吾初归附，礼当以元旦诣阙贺正旦。此行也，誓死岭北，愿见上一决，因与公卿议善后计，及请催楚师出郴、赣间相应援。乃群小汹汹如此，吾不能剖心出血，坐受无君之谤，徒以血肉，付岭表耳。”“除夕，泊三水，驰疏称警报迫，不得入朝，望阙大恸，溯清远去。曰：‘吾不及更下此峡矣。’”[44]


    当桂王政府昏迷于局势好转之时，而清政府却对正这一变局，立即执行其紧急的处置。他分遣谭泰攻江西，尚可喜、耿继茂攻广东，孔有德攻湘、桂，济尔哈朗攻湘西，而另遣多尔衮征大同，金励、刘之源、陈锦、田雄等攻闽、浙。在这样一个有计划的反攻之中，所有的反正军全被扫荡，而江西、湖南、广东复为清兵所有。孔有德的伪军并于永历四年十一月，攻陷了桂林，瞿式耜死之。同时，尚可喜的伪军也在叛将陈邦傅的迎降之中占领了梧州，清兵又深入广西了。


    好转的局面，变成了大梦一场。当此之时，桂王政府中的衮衮诸公，既没有征歌纵酒的雅兴，也没有吴党、楚党的纷争了，他们仓皇由肇庆撤退，溯西江而上，逃到南宁。可是不久清朝的大军又在陈邦傅的向导之下，由梧州、柳州而疾趋南宁。南宁势在必失，于是桂王又不能不于五年六月由南宁向安南逃亡。从此以后，百官溃散，桂王遂栖迟于山谷之间。《也是录</a>》的作者为之慨曰：


    成栋之师既覆，腾蛟之功不成。翠华奔播于岩疆，黄屋飘零于瘴雨。无斟之余烬可燃，无朔方之义（兵）可召，无海岛之战舰可航，帝至是虽有大可为之才，亦英雄无用武之地矣。


    六　最后的支持者——张献忠的残部


    反正军消灭了，继之而起支持桂王政府至13年之久的，是张献忠的残部孙可望、李定国等，所以桂王政府最后的一幕，是张献忠残部的斗争。


    当桂王政府成立之时，张献忠的残部已经由孙可望等率领，撤退黔、滇。当桂王退守南宁时，孙可望等鉴于形势的危亡，曾遣使向桂王表示，愿意拥护政府，共抗清兵，因此有请求封王之事。请求封王者，即要求承认其合法地位。


    当时政府中对孙可望请封王事，有两种主张，寒士出身的程源、万翱等则以“可望举全滇土地、十万甲兵以归我，功在可王。”[45]而况当时的孙可望，“封之王，不封亦王”，与其自王，不如封之。士大夫的领袖严起恒、金堡等，则谓：“江粤之土，我已失之土也，滇未失之土也，金声桓、李成栋举已失之土而效顺，且不敢邀王封，而廷议亦唯祖制是守；今乃举而授之可望，则何以谢声桓、成栋于地下，而激励其部曲乎？”[46]因议论不一，终罢王封。


    平心而论，金、李虽系举已失之土而效顺，但赣、粤之失，金、李实</a>为清兵先锋。孙可望虽旧为“流寇”，但并未投降清朝，背叛民族。彼既自求归附，似不应加以拒绝。而况当时桂王政府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偃旗息鼓，宣布灭亡；便是撤退云、贵，以孙可望等的力量为基础，展开最后的斗争。但是当时桂王政府中的士大夫，似乎宁愿逃亡海外，不肯撤退云、贵。《明纪》云：


    时大清兵南征，势日迫，王召诸臣议，有请走海滨就李元胤者，有议入安南避难者，有议泛海抵闽依郑成功者。惟马吉翔、庞天寿结可望，坚主赴黔[47]。


    等到南宁沦陷，百官溃散，这时桂王才接受孙可望的拥戴。当时孙可望遣兵迎王入贵州之安隆所，改为安龙府，奉王居之。但当时的士大夫，却一则曰：“孙可望谋劫王以自重”，再则曰：“王寄虚名于群盗之中。”


    平心而论，当时孙可望雄据滇、黔，遥控川、湘，地方数千里，甲兵数十万，他继续做“盗贼”也可以，自己称王称</a>帝也可以。再不然，举滇、黔土地而投降清朝，又何尝不可以。他又何必“邀封”才能自尊，“劫王”才能自重？而况欲自尊，则降清以后，“尔公尔侯，有平西王吴三桂之典例在”；欲自重，则与其“凭借桂王”，又何如追随南明士大夫之后，“凭借大国”，岂不更能“狐假虎威”，以鞭笞自己的同胞吗？退一步说，即使孙可望是“劫王自重”，但当时士大夫何以并“劫王自重”者亦无一人呢？是知当时的桂王，即使劫到手里，亦不能自重，不能自重而“劫”之，这是士大夫之所不为。士大夫所不为者而孙可望为之，这就证明了不是为了自重，而是为了要继承这一个没有希望了的民族斗争。


    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当桂王入黔以后，孙可望等立刻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出击，以迎接这个抗敌的政府。《明纪》云：


    （永历六年二月）孙可望使李定国、冯双礼由黎平出靖州，马进忠由镇远出沅州，会于武冈，以图桂林。刘文秀、张先壁由永宁出叙州，白文选</a>由遵义出重庆，会于嘉定，以图成都[48]。


    这一次的大出击，是两路并进。一路东征湘桂，一路北伐四川，两路都获得了胜利；而尤以东路的胜利，在桂王政府的斗争中，是空前绝后的。《永历实录》云：


    定国自贵州出黎、靖，马进忠、冯双礼副之，……合兵十万，战象五十。四月，驰攻黎平，克之。五月，至靖州……两日夕，驰下武冈。清肃顺公弃宝庆走，定国收宝庆。遂自东安南攻孔有德于桂林……肉搏登城，王允成开门纳兵入，有德自焚死。执（叛将）陈邦傅，数其矫诏怀奸、叛王迎降之罪，并其子磔杀之。七月，收平乐梧州，马雄、线安国走广东，遂复柳州、南宁。


    八月，举兵出楚，复永州，遂下衡州。出马宝军于连阳，收曹志建故部于贺县。遣马进忠、冯双礼北取长汉。召张光翠出宁乡，进复常德。十月，进忠略地岳州，所至披靡。别遣军攻永新、安福，下之，遂围吉安。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军声大振。


    当东路军攻复南宁时，“刘文秀出川北，亦复潼川，攻进保宁，吴三桂驰救之，迎战大败，退师川南。”[49]《明纪》谓刘文秀曾一度进据成都，清兵为之震动[50]。


    像这样一个惊人的胜利，就证明了中原人民并不是没有抵抗清兵的力量。以前的失败只是因为没有把这一部分力量运用起来。自从李定国把抗清的旗帜举起来以后，清统治者也就惊惶失措了。


    但是不幸桂王及其从官，因为不满意孙可望的待遇，硬要分裂孙、李的团结。他们一方面说孙可望虐待桂王，企图篡窃；另一方面又说李定国恃功骄横，准备独立。并且一次两次的“密敕”、“血诏”，召李定国还师勤王。在这样挑拨离间之中，孙、李的感情，自然恶化了。


    平心而论，像孙可望那样从农民出身的人，他当然不知道侍候皇帝的规矩，趋朝拜舞，呼万岁，不大熟习，因而失礼之处，也许有之，但说他篡位，就未免神经过敏。例如当时御史李如月指出孙可望篡位的证据，是说“可望擅杀勋镇，罪同操、莽”。但他所谓“勋镇”，是替清军当向导进攻南宁的陈邦傅。如果这样的“勋镇”亦不可杀，杀了就罪同操、莽，那就真是不能理解了。


    谣言终于分裂了孙、李的关系，不久孙可望遂自贵阳帅兵出湖南，欲夺李定国兵柄。当时正值清敬谨王率三贝勒、八固山兵向湖南，李定国屯衡州，马进忠、冯双礼屯长沙，前军下岳阳。在湖南，正在酝酿大战。正当此时，孙可望密令冯双礼、马进忠从长沙撤退，于是李定国遂由衡阳败退宝庆。定国正拟死守宝庆，而可望驰召定国返武冈会议，三昼夜，书七至。定国不得已弃宝庆，西趋武冈。途中知可望有加害之意，遂折而南走，由永明趋平乐，下梧州，进围肇庆，欲东入粤，与郑成功连兵攻江、浙。遂南入钦、雷、廉诸府，克高明，陷新会。不幸为清兵所败，复由新会退南宁，更由南宁入滇，迎桂王入昆明。


    同时，孙可望亦被清兵大败，精锐挫衄殆尽，扫兴而归。以前李定国收复之地，至是又完全丧失了。


    胜利变成了失败，一个统一的力量，分化为两个对立的力量了。继之而来的便是孙、李的火并。在火并战争中，孙可望被迫投降了清朝。孙可望离开了民族斗争的战线，这是失败主义者的胜利。同时，亦即清朝统治者的胜利。


    七　在缅甸的流亡政府及其灭亡


    当孙可望领导的大出击失败以后，清政府即时对黔、滇布置了一个大包围的阵势。清政府派遣四川总督李国英驻保宁，经略洪承畴驻长沙，大将军辰泰及阿尔津先后驻荆州，尚可喜等驻肇庆诸州。他知道黔、滇地险，而诸将又皆出身“流寇”，身经百战，所以不敢轻举进犯。但并不是委黔、滇于不顾，只是等待机会而已。当时高绩看清了这种危机。他说：“今内难虽除，外忧方大，伺我者，顿刃待两虎之毙，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寝爇薪之上，能旦夕安耶？”


    果然，当孙、李火并之后，清师遂三路入黔，时永历十二年二月也。第一路，由吴三桂、固山额真、侯墨尔根、李国翰统所属清兵及汉中、四川各地清兵，由四川南下。第二路由赵布泰统所属清兵，及提督线国安统所属标兵，与湖南调发兵由广西西进。第三路，由济尔哈朗统领清兵及经略调取各兵，由湖南西进。此外洪承畴自率大军出黎靖，牵制李定国之军，以便三路大军乘虚而入。


    永历十三年，吴三桂等由四川长驱南下，越遵义，由毕节直冲大理，分兵由建昌进捣平越。赵布泰等由广西南丹经那地，陷独山，进趋安隆。济尔哈朗等由湘西陷镇远，进薄贵阳。当时桂王政府也派兵遣将，分道应战。但是刘正国则溃于三坡，白文选则败于毕节，李定国的主力军，也失利于独山。同时，孙可望的旧部王自奇、关有才以待遇不平，叛降清朝。三路外攻，叛军内应，而贵阳遂陷。


    当清兵三路会师贵阳以后，汉奸洪承畴与清信郡王多尼在龙旗飘扬之下，走进了贵阳。他们现在要进攻云南了。为了抵抗清兵的进攻，李定国曾经领导了一个最后的战斗。据《明纪》云：“李定国与冯双礼等守盘江，扼鸡公背……遣白文选将四万人守七星关，抵生界立营，以牵蜀师。”但以众寡不敌都失败了。据《明纪》云：


    十一月，蜀师出遵义，由水西趋天生桥。十二月，入乌撒，文选惧，弃关走沾益。粤兵至盘江……入安龙，定国使怀仁侯吴子圣拒之，大败。定国由盘江回师拒战，为大兵所击，破其象阵。又连败于罗炎、凉水井、撤岩，诸将皆走。定国撤营遁归。……大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春正月，大兵入云南[51]。


    桂王政府最后的首都沦陷了，桂王及其从官卫队四千余人仓皇由永昌出走，经永平，南走腾越。当此之时，不顾生死与清兵肉搏于玉龙关的是白文选，与清兵血战于磨盘山的是李定国，他们都是张献忠的部将。反之，在逃亡的途中叛变桂王的，却是他最亲信的禁卫军。《也是录》云：


    （永历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甫下营而未炊，忽（总兵）扬武兵到，传言后面满清兵随到，各营兵士俱忙乱奔散。马吉翔与司礼李宗遗催驾即行，遂踉跄而奔，君臣父子夫妇儿女不复相顾。兵马乱处，火光竟天，各营行囊皆（被）抢劫；上之贵人宫女，俱为乱兵所掠。


    二十五日，至铁壁关，孙崇雅叛，肆掠行在辎重，凡文武追扈稍后者，悉为所掳。


    桂王一行，总算到达了缅甸的边境，但缅人要查验国书并卸除弓矢刀兵才许入境。他们不得已，在缅人的胁迫之下呈示了敕书并解除了武装，然后才走进缅甸的国土。入缅境后，检阅从者，仅一千四百七十八人了，因不得舟，乃分水陆两批，前往缅京，桂王等六百四十六人由水路往，余悉陆行。陆行者至哑哇对河，即遭缅人劫杀和被掳为奴，但桂王等一行，则安抵缅都。


    这一群委弃了祖国，窜身蛮服的南明士大夫到达了缅京以后，自以为与世无涉，与人无争，可以“聊借缅人以固吾圉。”于是“呼卢博塞”，“纵酒酣歌”，开始了亡国大夫的生活。《也是录》记其事云：


    时缅妇自相贸易，杂踏如市，诸臣恬然以为无事，屏去礼貌，皆短衣跣足，阑入缅妇贸易队中，踞地喧笑，呼卢纵酒，虽大僚无不然者。其通事为大理人，私语人曰：“前者入关，若不弃兵器，缅王犹备远近。今又废尽中国礼法，异时不知何所终也。”


    上患腿疮，旦夕呻吟，而诸臣日以酣歌纵博为乐。中秋之夕，马吉翔、李国泰呼梨园黎应祥者演戏，应祥泣曰：“行宫在迩，上体不安，且此何时而行此忍心之事乎！虽死不敢奉命。”吉翔等大怒，令痛鞭之。时蒲缨所居，亦密迩西内，缨大博肆，叫呼无忌，上闻而怒，令毁其居，缨仍如故。


    当时呼卢纵酒者，大半皆系腰缠厚资的。其时亦有流离异国、三日不能举火者。《明纪》云：


    时诸臣困乏，有三日不举火者，马吉翔拥厚资不顾，为请于王。王无以应，乃掷国宝于地，吉翔取而碎之，以给诸臣。


    《也是录》的作者亲眼看见这种情形，不禁为之叹曰：


    诸臣好丑，盖难枚举，至文武升迁，仍由权贿。国事至此，尚可问乎！


    桂王一行用现代语说，也算是一个“流亡政府”，因为他们还保持着政治的组织，而且缅甸政府，也是把他们当作一个政治团体接待的。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已经忘记了他的任务，他们简直没有想到怎样打回祖国这件事情。而这就表现在他们拒绝与李定国等继续抗清斗争。


    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当清兵入滇以后，李定国并没有放下武器，他还是与他身经百战的弟兄在滇缅的边界继续与清兵相抗。当桂王之入缅也，李定国方与清兵苦战于磨盘山，他没有想到桂王会委弃祖国。既闻桂王入缅，乃急遣白文选率兵入缅，想把桂王接回。《永历纪年》云：


    当是时（桂王入缅），李定国已遣白文选率兵迎驾。至哑哇城下，距驻跸五六十里，为缅人隔绝不相闻。


    以后又遣将至芒漠迎驾。《也是录》云：


    四月，芒漠来报，有我兵祁信者来迎驾，请敕止之。吉翔请以锦衣卫丁调鼎、考功司杨生芳往，至五月望后始还。祁兵得敕不进。吉翔复与缅官之把隘者敕一道云：“朕已航闽，后有一切兵来，都与我杀了。”


    《也是录》又载：


    永历十四年（庚子）七月，缅人复招黔国公沐天波渡河，天波力辞。缅使曰：“此行不似从前，可冠带而行。”至则遇之有加礼，始知各营将临缅城。晋王李定国率兵迎驾，有疏云：“前后具本三十余道，未知曾达御览否？今与缅定约，议于何处迎銮？伏候指示。”而诸臣在缅，燕雀自安，全无以出险为念者，缅营索勒朦胧而去。外兵久候，音问俱绝，遂拔营去。


    同书又载：


    永历十五年（辛丑）2月28日，巩昌王白文选密遣缅人赍疏至，云：“臣不敢速进者，恐惊万乘，欲其扈送出关，为上策耳。候即赐玺书，以决进止。”后五六日，文选率兵造浮桥为迎跸计，相去行在六七十里，缅人复断其桥，文选候话不得，遂撤营去。


    从这些纪载，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李定国等尚拥有相当的兵力，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忠君爱国之忱异乎寻常。他们深入缅境，两围阿瓦，企图救出桂王，继续反清的斗争。可惜当时马吉翔、李国泰等一般阘葺之徒，相与狼狈，“恐（李）定国至，众将疾功，其恶不得自恣。”因而扬言桂王已经航闽，并嘱缅官之守隘者“后有一切兵来，都与我杀了。”岂不可叹！


    最后的灾难降临了。自李定国撤兵以后，于是流亡政府的大小官吏遂不能不饮缅人之“咒水”。《明纪》云：


    秋七月，（缅王）欲尽杀王文武诸臣，遣人来言曰：“蛮俗贵诅盟，请与天朝诸公饮咒水。”黔国公沐天波疑有变，欲不行，王强之。马吉翔、李国泰邀诸臣尽往，至则缅人以兵围之，令诸臣以次出外。出辄杀之，凡杀四十二人。[52]


    永历十五年冬，明代的重镇吴三桂，“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之身。”[53]兵临缅京。十二月初二日，缅王以桂王献吴三桂军前。永历十六年四月初八日，吴三桂弑桂王于昆明，明亡。《也是录》序言曰：


    呜呼！国运之兴衰成败，天乎人也，人乎天也？仆每读史至国破君亡之际，未尝不掩卷欷歔而不忍多读者。嗟乎！天步之艰如此，人谋之失如彼，天人俱失，何以为国！呜呼，痛哉！


    八　结语


    桂王政府覆灭以后，清政府已经最终地统一了全中国。当此之时，明代的勋臣重镇，都已“尔公尔侯”，拜受清王朝的茅土之赐，或则制礼作乐，为新朝草朝仪。但同时大明王朝却有一个孤臣孽子，这就是张献忠的部下李定国将军。《永历实录》云：“定国闻变，还兵至缅甸，已无及，因缟素发哀，定国披发徒跣，号踊抢地，吐血数升，遂杀妻子，焚辎重，举兵攻缅甸屠之，率其军居彻外，两年愤恚，呕血卒。”


    此外还有一位至死不投降的好汉，这就是李自成的部将李来亨将军。《永历实录》所纪，来亨曾参</a>加湖南抗清战争，后自湘走蜀，据巴、巫间之九莲坪，屡挫清兵。桂王政府覆亡后，“来亨知不能久存，会诸将饮，大哭，分遣逃散。来亨母老矣，其中表舅有为清将者，曾招来亨降，不应。至是乃遣书以其母托之，遂举火焚岩，与妻子亲信，投火中死。来亨部凡三万余人，来亨死，或死或逸去。就俘执者，百五十人而已，余众散入秦、蜀山中，不知所终。来亨败没，中原无寸土一民为明者，唯诸郑屯海外。”


    余曾跋《永历实录》曰：


    余读永历诸人列传，而深有慨夫永历之际，孤臣孽子不出于世禄之家，儒者之林，而出于“盗贼、流寇”与草野下士也。当永历之初，破家起义，全发效节者，起草茅之豪杰也；举兵反正，奉土于王者，起“群盗”之诸将也。即桂林既陷，百官溃散，而一迎王于南宁，再迎王于南安者，“流寇”部将孙可望也。自是以后，桂王播迁黔、滇，遂托命于“群盗”之中，不复有衣冠之士趋承殿陛矣。李定国者，本榆林农家之子，为张献忠之部将，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奋其忠勇，誓师讨清，一军东出，纵横湘、赣、粤、桂之间，如入无人之境。走肃顺公于宝庆，诛孔有德于桂林，出马宝军于连阳，收曹志建于贺县，七月之间，复地三千余里，可谓壮类。惜乎祸起萧墙而前功尽弃，不旋踵而清兵三路入黔，贵阳不守，昆明继沦。然而当此之时，一挫敌于玉龙关，再挫敌于磨盘山者，李定国也。即桂王被困缅京，挥兵异国，两围阿瓦者，亦李定国也。殆至桂王北狩，蒙难昆明，缟素发哀，披发徒跣，号踊抢地，吐血数升，杀妻子，焚辎重，举兵攻缅甸而屠之者，又李定国也。至若为清军效命前驱，攻闽、粤，践湘、桂，使桂王奔播于山谷之间者，则为明代之夙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也。陷贵阳，入昆明，远征缅甸，破巢取子，使桂王窜身蛮服，卒至血溅蓬莱者，又明代之勋镇吴三桂也。余读史至此，不觉慨然而叹曰：“嗟夫！夫果谁为顺而谁为逆，谁为忠而谁为奸，又谁为孤臣孽子，而谁为盗贼流寇也。”


    （重庆《中华论坛》第一卷第十、十一期合刊1945年12月1日出版）


    注解：


    [1]　王夫之</a>《永历实录》，卷三、卷七。


    [2]　同上。


    [3]　《永历实录》卷四，第1页。


    [4]　同上书，卷二十一，第2、3页。


    [5]　《永历实录》，卷二十一，第3、2页。


    [6]　同上书，卷四，第2页。


    [7]　同上书，卷十九，第5页。


    [8]　同上书，卷二十四，第2页。


    [9]　同上书，卷二十四，第2页。


    [10]　同上书，卷二十四，第2页。


    [11]　同上书，卷九，第2页。


    [12]　同上书，卷十，第4页。


    [13]　同上书，卷十，第4页。


    [14]　《永历实录》，卷二十五，第2、1页。


    [15]　同上书，卷十七，第4页。


    [16]　同上书，卷五，第1页。


    [17]　同上书，卷二十五，第2、1页。


    [18]　同上书，卷二十五，第2、1页。


    [19]　《明纪·桂王始末》，第2页。


    [20]　《明纪·桂王始末》，第2页。


    [21]　《南明野史》卷下，第3—4页。


    [22]　同上。


    [23]　《明史》，第3页。


    [24]　《明史》，第3页。


    [25]　《南明野史》卷下，第6页。


    [26]　同上。


    [27]　《永历实录》卷六，第1、2页。


    [28]　同上。


    [29]　《明纪》，第8页。


    [30]　《南明野史》卷下，第8页。


    [31]　《永历实录》卷十八，第1页。


    [32]　以上分别见《明纪》，第7、8、11、12页。


    [33]　以上分别见《永历实录》卷十八，第1页、卷十七，第6页、卷十八，第4、5页。


    [34]　《永历实录》卷六，第4页。


    [35]　《清鉴》卷二，第91页。


    [36]　《永历实录》卷七，第11页。


    [37]　《明纪》，第26页。


    [38]　《清鉴》卷二，第107页。


    [39]　《南明野史》卷下，第18页。


    [40]　以上分别见《永历实录》卷十一，第3、4页。


    [41]　《明纪》，第15页。


    [42]　《永历实录》卷十一，第1页。


    [43]　《明纪》，第17页。


    [44]　《永历实录》卷十一，第5页。


    [45]　《永历实录》卷二十一，第3页。


    [46]　同上。


    [47]　《明纪》，第26页。


    [48]　同上书，第28页。


    [49]　以上均见《永历实录》卷十四，第3页。


    [50]　《明纪》，第29页。


    [51]　《明纪》第35、36页。


    [52]　《明纪》，第40—41页。


    [53]　蒋良骥《东华录</a>》卷八，康熙</a>元年二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