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

    一　燕京沦陷以后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陷北京，崇祯死难。当时明朝驻守山海关的将军吴三桂</a>缟素投清，开关延敌，与清联兵，共同进攻中原。李自成的队伍，在明、清联军压迫之下，退出了北京，自是清朝遂定鼎燕京。


    随着李自成的大军向山、陕退却，清兵便追踪前进。于是太行以东，大河之北，遂非复为明朝所有。而这就是多尔衮所谓“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1]者是也。


    当此之时，明代的遗臣故老和残余的将领，以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福王由崧于南京。福王以五月十五日即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是为南明第一个政府。


    当弘光之世，大明的天下虽已在内乱与外患交逼并乘之中陷于崩溃决裂，但衡量大局，并非不可挽救。以言物力，则当时大河以南尚全为明朝所有。以淮、扬之繁富，江南之殷盛，东南沿海之鱼盐，西南半壁之土产，供应军需，实不成问题。以言兵力，则江北四镇，分布淮、泗，不下数十万人；郑芝龙及郑采的闽军，分屯沿江沿海，亦不下数十万人；左良玉的三十六营，雄据武汉，号称百万；此外袁继咸的赣军，何腾蛟的湘军，以及粤、桂、黔、滇之军，总计当有数百万人；至用于围剿“流寇”的川军尚不在内。以掌握如此庞大之人力与物力的弘光政府，假使发奋为雄，抗清第一，则据河南以规复河北，进而克复北京，非不可能。即不然，划江而守，亦足以如东晋南宋，偏安江南，与清成南北对峙之局。但是事实的演变，却出人意料之外，不期年而弘光殄祀，福王政府几如昙花一现，遂尔萎谢，这“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二　福王政府的成立与阉党再起


    说到弘光之败，不能不首先说到福王之立，因为后来的一切问题，都从这里伸引出来。假如弘光的历史是一幕悲剧，则福王之立便是这幕悲剧的楔子。


    按福王名由崧，系神宗次子福王常洵之子。神宗有五子，长常洛，是为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常润，次桂王常瀛。光宗早死，福王常洵亦死于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阳之役，其存者仅瑞、惠、桂三王。但当北部沦陷之时，瑞、惠、桂三王，皆远在藩封。适于此时，福王由崧、潞王常淓则以避乱，系舟淮安。如依皇家伦次，则潞王为疏，而福王为亲。如依贤不肖，则潞王精明仁厚，为当时人望所属，福王骄奢荒淫，为当时物议所讥。因此当拥立之时，曾发生伦序与立贤之争。


    陈贞慧</a>《过江七事</a>》之《计拥立》篇，对于当时拥立之争议，纪录甚详。据所云云，大概当时南中大臣中的忠贞分子，如史可法</a>、姜曰广、刘宗周</a>辈，皆主张立贤，拥戴潞王监国。而以马士英为首之奸佞分子，则借口序伦，主张迎立福王，以邀拥立之功。结果奸佞分子因有江北四镇的实力派为后盾，得了胜利，福王于是乎即位于南京。


    福王政府虽为奸佞分子所拥立，但当时国难严重，所有忠诚救国的元老重臣，也都牺牲成见，参加这个政府。据史载，“福王即位，用可法、曰广及南储高弘图为阁臣，从物望也。当是时，可法实秉中枢，高、姜居中票拟，张慎言</a>为大冢宰，刘宗周为总宪，九列大臣，各得其任。”[2]但同时，奸佞分子如马士英、王铎，皆任为大学</a>士。士英因定策有功，而王铎则为福王藩邸旧人。所以当福王政府成立之初，虽奸、忠并列，而荣枯已有别了。


    这样的局面，并不长久。不久马士英拥兵入朝，遂开始从中央政府中排除忠贞分子的工作，企图以此转变政权的性质，即由抗战转向妥协。首先被排除的是史可法。三馀氏《南明野史</a>》云：“既而士英拥兵入朝，假援中宫，请留辅政。于是有内外均劳之议。可法请督师江北，而士英专国。”


    关于史可法被马士英排出中央，督师江北之事，应喜臣《青磷屑</a>》（下）记之甚详。其中有云：“朝议既定，以史公督师淮、扬，苏州吴县廪膳生卢渭率太学诸生抗疏争之，有‘秦桧</a>在内，李纲</a>在外，宋终北辕！’等语，朝野传诵，以为名言。时人比之陈东</a>云。”


    马士英一面排除忠贞的元老重臣，一面又引用无耻小人，以为党羽。第一个被引用的便是阮大铖。阮大铖，是魏忠贤阉党的余孽，为士君子所不齿，而且名列逆案，天下共知。当魏阉败死，阮大铖曾一时匿迹皖省故乡。后因迫于“流寇”之乱，又逃寓南京。当时正值崇祯末年，天下萧萧，不可终日。于是阮大铖遂谈兵说</a>剑，企图再起。当时阮大铖自署其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宦万事足。”[3]由此可以想见其怀抱。后经复社诸名士顾杲、侯朝宗、陈定慧、吴应箕</a>等联名发表留都防乱揭帖，痛加声讨，又才稍稍敛迹。福王政府成立，阮大铖适在南都，因厚结马士英以求复用，故有推荐之事。关于阮大铖史实，钱秉镫《藏山阁文存》卷六《皖髯事实》中载之甚详，这里不及琐述。像这样一个人物一旦提出，当然要使得举朝大骇，一倡百和，舆论哗然。三馀氏《南明野史》曾录当时朝中士大夫反对之言，其中如：


    高弘图曰：“臣非阻大铖。旧制京堂必会议，乃于大铖更光明。”


    姜曰广曰：“臣前见文武纷竞，既惭无术调和。近见钦案掀翻，又愧无能豫寝。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顿付逝波；陛下数日前之明诏，竟同覆雨。梓宫未冷，增龙驭之凄凉；制墨未干，骇四方之观听。惜哉维新，遂有此举。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议而已。”


    郭维经曰：“案成先帝之手，今实录将修。若将此案抹杀不书，则赫赫英灵恐有余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书之而与今日起用大铖对照，则显显令旨，未免少愆。并非辅臣所以爱陛下也。”


    吕大器曰：“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为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


    王孙藩曰：“枢府以大铖为知兵乎。则《燕子笺</a>》、《春灯谜》，枕上之阴符，而床头之黄石也。”


    虽然举朝反对，但阮大铖仍然做了兵部尚书</a>。小人道长，则君子道消。自阮大铖掌兵部以后，当时忠诚谋国的元老重臣如张慎言、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黄道周</a>、陈子龙</a>等都被排挤而先后退归田里；同时，魏阉余党，如张捷、杨维垣、虞廷陛一流的小人，都弹冠相庆，走进了朝堂。像钱谦益</a>那样无耻的文人，也因巴结阮大铖，起复了原官。《南明野史》记钱谦益之下流有云：


    谦益之起也，以家妓为妻者柳如是</a>自随。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昭君出塞状，都人咸笑之。谦益以弥缝大铖得进用。乃出其妾柳氏为阮奉酒。阮赠一珠冠，值千金。谦命柳姬谢，且移席近阮。闻者绝倒[4]。


    钱谦益的故事，亦见夏完淳</a>《续幸存录</a>》，当系事实。虽然，如钱谦益者，不过丑声外播者而已。实际上，当马、阮专国以后，在福王政府中，其以献妻献妾而蟒玉加身者，正不知有多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福王政府，不过是一群阉党余孽和无耻之徒的政府。这个政府不但与当时明朝的人民没有关系，而且与明朝的士大夫也没有关系。


    三　妥协政策的执行


    马士英、阮大铖把政权转移到自己手中以后，第一件事，便是企图与清谋妥协，不久派赴清廷的使节便出发北上了。当时派遣的使节是左懋第、马绍愉和陈洪范</a>三人。陈洪范曾著《北使纪略</a>》纪述奉使北行的经过。其中有云：


    忽接礼部札付，奉旨召对。始知为吴三桂借（夷）破贼，顾大宗伯荐往北使，蒙皇上回（命）（召）对。国事多艰，惟命所之，义（不）敢辞。但使（命）甚重，非武臣可以专任，必得文（臣）同往。部仪兵部侍郎左懋第、太仆寺卿马绍（愉偕）行。以银十万两、金一千两、缎绢一万匹，为酬（夷）之（仪），因以祭告祖陵，奠安先帝后，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本镇恐（夷）情甚狡，事难（遥）度，就中机宜，必奉庙算，可以奉行，共疏（上）请，复蒙皇（上）召对亲切……[5]


    从陈洪范的记载看来，当时派赴清廷使节的主要使命，是为了答谢清兵替明朝打退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并因便祭告祖陵，奠安崇祯皇帝，同时封拜开关延敌之吴三桂将军。很显然地，这三位使臣之中，陈洪范在“召对亲切”之时，已面奉秘密“机宜”，这就是要他通过吴三桂的关系，与满清谋妥协。不料当时清统治者气势方盛，黄金白银，并不足以满其贪欲；联兵西讨，亦不足以激其义愤；他根本不承认福王政府的合法地位。关于这一点从多尔衮致史可法书中可以看出，书中有云：“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a>》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6]这虽然是汉奸的手笔，但确是清统治者的意思。因此，对福王的使节，便毫无礼貌。同时吴三桂又已经“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7]也不与福王的使节见面，接受他们带来的封爵。陈洪范看见情势不佳，为了脱身，就把南朝的虚实完全报告清廷，所以后来左懋第、马绍愉在回来的路上被清廷截回，皆不屈而死，独陈洪范安然南返。夏完淳《续幸存录》云：“洪范与虏合谋，夤夜逃归，遂成秦桧之奸计。”《北使纪略》一书乃是陈洪范为自己洗刷而作。


    北行的使节显然是失败了。吴伟业</a>《鹿樵纪闻</a>》云：“陈洪范还，言王师必至。”[8]和议已无成矣。但这种结果是出乎马、阮意料之外的，而且这样的消息传到南都，也是后来的事。当北行使节出发以后，在马、阮等想来，清政府充其量也不过如“契丹和宋，多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土地。”[9]而且正准备与清联兵西讨，问罪秦中，企图假借外力，完成其武力统一之迷梦。


    当时，马、阮乃至南朝大多数的士大夫都有一种错见，他们总以为清统治者也和他们一样，对李自成的农民军，亦有不共戴天之仇。以为清兵的入关，真如多尔衮所云：“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义，”“以报尔君父之仇。”只有史可法知道清统治者是“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实际上，清兵之入关，不自此次始。其欲闯进中原，已非一日。当崇祯之世，清骑之屡犯冀、鲁，果何为乎？为“报尔君父之仇”耶？则崇祯尚高据宝座也。


    诚然，在福王政府看来，李自成确为大逆不道；但在清统治者看来，则“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反之，他们正要利用明朝内部的矛盾，挥游刃以戳其要害。站在清政府的立场，福王政府与李自成，同为明朝人，亦即同为他的仇敌，固无所谓谁为正谁为逆也。多尔衮说得明白，他说：“今君拥称尊号，便是天有二日，复为勍敌。予将简西征之锐卒，转旗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又说：如果福王政府投降，则将“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以报尔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总之，他对于福王政府与李自成，盖一视同仁，并无亲疏厚薄之分，同在剿灭的预算之内。所以多尔衮说：“兵行在即，可东可西。”[10]


    自然，清统治者也想诱降一个，打击一个。但他知道诱降政策对李自成的集团是不可能的。因为李自成一直退到陕西以后，对清统治者的答复，还是六十万大军在潼关的反击。《明纪·福王始末》云：“大清兵攻潼关，伪伯马世耀以六十万众迎战。”即因李自成不能诱降，所以他又转而诱降福王政府中的将领。他深知福王政府中，除史可法外，都是一些无能之辈。只要史可法投降，江北四镇失其统驭，则福王政府即归瓦解。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史可法，要他劝福王政府投降。其中有云：


    诸君子果识时知命，切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位。朝廷当待以虞宾，盛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侯王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也。至于南州诸君子，贲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吴三桂）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


    但是史可法的回答，是“鞠躬致命，克尽臣节。”


    清诱降史可法失败，又曾诱降高杰。《南明野史》云：“先是清朝副将唐起龙，其父唐虞时致书于杰，劝以早断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带如砺，世世茅土’之语。杰皆不听。”[11]以后清肃王又致书高杰诱降，但因高杰出身“流寇”，富有爱国之心，终不为动。


    以上情形，马、阮并非完全不知，然而总以为江、淮不能飞渡，妥协尚有希望；因为当时北行使节死难的消息，尚未传至南都也。


    四　文恬武嬉的局面


    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是内除忠臣，外谋妥协，以求偏安江左的政策。因此，一切中兴大计，皆置之度外，而日以排除异己，援引私党为务。当时应天府丞郭维经曾上书曰：


    圣明御极将二旬，一切雪耻除凶、收拾人心之事，丝毫未举。今伪官纵横于凤、泗，悍卒抢攘于瓜、仪，焚戮剽掠之惨，渐逼江南。而廊庙之上不闻动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务盈庭而议。乞令内外文武诸臣，洗涤肺肠，尽去刻薄偏私，及恩怨报复故习，一以办贼复仇为事[12]。


    给事中陈子龙亦上书曰：


    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今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涾，无异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臣不知其所终。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致凡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甚为之寒心也[13]。


    由此看来，当时并非无明达之士，见危知惧；惜官卑职小，其言不足以耸听闻。以当时之形势而论，福王政府之首要任务应该是致全力于军事措置，以准备迎击清兵之攻势。首先应将江北四镇的军队扼河而守，据淮为阵，以进窥河北之势，作退守中原之计。其次应将闽军开赴苏、皖沿江，以扼长江之险，作保卫南都之备。再次，应将左良玉驻屯武汉之三十六营调赴河南，北伐中原，以大张明朝之声势。尽调何腾蛟之湘军出屯武汉，与袁继咸之赣军相为犄角，以巩固长江上游之防守。再次则应调集粤、桂、黔、滇之军，北向中原，以为后续的部队。最后，则应号召沦陷区域的人民，武装起义，从敌人的后薄发动战争，以响应明朝的攻守。最好是能进一步招抚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使其卷土西秦，东出关、陕。如此，则敌以倾国来，我亦以倾国赴，天下为清为明，尚未可量也。


    但是当时马士英等阉党，正玩弄妥协的阴谋，他们特别强调，国家的仇敌，不是清兵，而是“流寇”，企图以此缓和清兵之进攻。所以左良玉的百万大军始终不令其离武汉一步。而其任务，则为阻止李自成由陕西南窜与张献忠由四川东下。因而在客观上，形成与清兵夹击农民军的形势。《明纪·福王始末》云：“李自成之败于关门也，左良玉得以其间，稍复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王进良玉宁南侯，以上流之事专委之。”所谓“上流之事”即堵截李、张之事也。


    即因左良玉之军不出，而中原遂空虚无备。即因以“上流之事”专委左良玉，湘、赣之军遂不能前进，西南各省几不知有清兵入关之事。


    说到江北四镇，早已骄横放纵，眦睚杀人，拦路劫货如盗贼。应喜臣《青磷屑》（下）有云：“四镇各私设行盐，理饷，总兵，监纪等官，自画分地。商贾裹足，盐壅不行。各私立关税，不系正供。东平（刘泽清）则阳山（山阳）、安东等处，兴平（高杰）则邵伯、江堰等处，多凶横。”由此可以想见一般。


    史可法之督师江北，原系马士英之政治阴谋，并非一种有计划的军事布置。但史可法到扬州后，却想把四镇的兵力引用于抵抗外敌。他首先指定四镇的防地，规定其兵额，确定其粮饷。《南明野史》云：“（可法）以总兵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海、邳、赣十一州县隶之，经理山东一带。高杰辖徐、泗，驻泗水，徐、泗、宿、亳、丰、砀十四州县隶之，经理开、归一带。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寿、颍等九州县隶之，经理陈、杞一带。靖南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庐、巢、无为十一州县隶之，经理光、固一带。每镇额兵三万人，本色米二十万，折色银四十万，悉听各属自行征取。”[14]同时并奏请政府，晋封黄得功靖南侯，高杰兴平伯，刘泽清东平伯，刘良佐广昌伯，以奖励之。


    史可法的分防计划并没有顺利实现。因为高杰以徐州苦寒，欲据扬州。当时扬州富甲天下，有新旧二城，城外列肆，子女瑰宝累万万。但扬州乃系史可法督师所驻之地。而高杰悍然不顾，竟攻入扬州，放手剽掠，屠脍日以百数，并将史可法拘于善庆庵（《续幸存录·南都杂志》谓史困于福缘庵），后可法化装为道士，始得脱险。但以史可法之忠诚，不久高杰亦为感化，由跋扈一变而为忠勇之良将。不幸之事，层出不穷，以后刘良佐亦不愿调庐州，将与高杰争扬州。二镇水火，至演成土桥的火并。好容易高杰之军开赴归德防地，而又为许定国劫杀于睢州。可法闻而大哭曰：“中原不可复图乎？”[15]


    至于闽军，除郑鸿逵一部开抵镇江一带，其余大部分皆未出动。至于号召义军，虽史可法曾一度建议，如《明纪·福王始末》所云：“（可法）请颁监国、登极二诏，慰山东、河北军民心；开礼贤馆，召四方才智。”亦未实行。


    当时明达之士深感局势危急，无不纷纷上书，切言时弊。刘宗周上书有曰：“言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16]尤以史可法慷慨陈辞，不仅一次。其一疏有云：


    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东也，其君臣日图中原，而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变之初，黔黎洒泣，士绅悲哀，犹有朝气。今则兵骄饷绌，文恬武嬉，顿成暮气矣。[17]


    此外，章正宸亦上疏云：


    两月以来，闻大吏锡鞶矣，不闻献俘；武臣私斗矣，不闻公战；老臣引退矣，不闻敌忾；诸生卷堂矣，不闻请缨。如此而曰兴朝气象，臣虽愚，知其未也。臣以进取为第一义……[18]


    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


    五　贪污腐化的政治


    马士英、阮大铖等以北使既出，则清兵不致南下；左良玉专主上游，则“流寇”不致东窜；因而以为从此可以偏安江左，千秋万世。于是卖官鬻爵，贪污腐化，福王政府的政治遂不堪问了。


    当时的贪污腐化，是从上而下，一贯到底的。福王本人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头子。据《南明野史》云：


    时太后来自河南。帝谕户工部，限三日内，搜括万金，以给赏赐。……又谕选内员及宫女，闾巷骚然。[19]


    吴伟业《鹿樵纪闻》云：


    是时又将大婚，内府造皇后礼冠，需猫睛石、祖母绿及珠，自一钱以上者百十颗，商人估价数十万。


    关于选宫女事，《明纪·福王始末》云：


    庚辰，命选淑女，隐匿者邻里连坐。陈子龙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而去，闾井骚然。明旨未经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纪。”乃命禁讹传诳惑者。寻复使太监李国辅等，分诣苏、杭采访，民间嫁娶一空[20]。


    又吴伟业《鹿樵纪闻》云：


    丁未，选淑女黄氏、郭氏入宫，仍命再选，有母女自尽者。


    据《续幸存录·南都大略》云：当时，福王“端拱宫中，后宫女子以千计。”又据孔尚任</a>《桃花扇</a>》所传，福王不但选淑女，而且把当时秦淮河的歌妓，也选了不少，在宫廷中组织了一个戏班。所以《南明野史》有云：“帝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巷谈里唱，流入内廷。梨园子弟，教坊乐人，出入殿陛，诸大臣呼为老神仙。”[21]福王常住的宫殿，曾有一联云：“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22]


    但是福王还感到声色不足以恣其淫乐，表示不满。同上书云：“除夕，福王在兴宁宫，色忽不怡。韩赞周言新宫宜权。福王曰：‘梨园殊少佳者。’赞周泣曰：‘臣以陛下令节，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


    当时马士英、阮大铖等则卖官鬻爵，公行贿赂。《南明野史》云：“士英请免府州县童子应试，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得赴院试。又诏行纳贡例，廪纳银三百两，增六百两，附七百两。”是贪污已经侵入文化教育了。


    至于各级官职，都有定价。《南明野史》云：“又立开纳助工例。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一千两，推知衔一千两，监纪、职方万千不等。”官有高低，价有大小，也许还有黑市。即因官可以买，所以当时百姓少而官僚多。时人为之语曰：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似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又有谚云：


    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只受钱，皇帝但吃酒。[23]


    又《青磷屑》载，当时有人书《西江月》一首于演武场云：


    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遍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a>，大小官儿出卖[24]。


    夏完淳曰：“朝事征诸野，太史陈风，时事可知矣。”[25]


    除公开的买卖以外，还有黑市交易。《南明野史》载有曾降张献忠之明朝都督刘侨，即因贿马士英而复职。其礼物为“赤金三千两，女乐十二人”。士英接到礼物后，笑曰：“此物足以释西伯。”


    马士英专有一人司理赃物。同上书云：“士英方黩货无厌，贿赂千名百品，日令门下僧利根次其高下。”同样，阮大铖的贪污，也不在马士英之下。因此当时的人民痛恨马、阮，比之“闯贼”。《南明野史》载：当时有人署马士英之门曰：


    两朝丞相，此马彼牛，同为畜道；二党元魁，出刘入阮，岂是仙宗[26]。


    《青磷屑》载：当时有人署司马门曰：


    闯贼无门，（马）匹马横行天下；元凶有耳，（阮）一人浊乱中原。


    在上者如此，下必有甚焉。于是军官也做起买卖来了。《青磷屑》有云：“扬州为高杰藩汛地，不隔碍不行，复以周某为理饷总兵，兴贩米豆，官私夹带，上下为奸，利之所入，不全在官。”[27]至于四镇将官，则白昼行劫，毫无忌惮。这真是乘火打劫，混水捉鱼，利用国难，大家发财。


    当时福王又大兴土木，修兴宁宫、慈禧殿，及赏赐宴乐，皆不以节。因此而国用匮乏，苛捐杂税，乃乘时而出。据《南明野史》云：“佃练湖，放洋船，瓜议制盐，芦洲升课，税及酒家，每斤钱一文。”


    马士英等一心搜括，不问别事。黄金白银，贿赂如山；翠袖红裙，歌舞彻夜；如有闲暇，则斗蟋蟀。《南明野史》云：“时羽书仓皇，士英犹与门下僧谈禅，斗蟋蟀，人号蟋蟀相公。”[28]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不但大小名流相继告罢，即宦官之有人心者如韩赞周四十疏乞休，卢九德殿前痛哭。而群小盈朝，专饱私囊，置军费于不管如故也。当时史可法曾屡次上疏，劝告福王俯念人民艰难，勿忘恢复大业，一切从俭，以所有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他说：


    陛下践祚，初祗谒孝陵，哭泣尽哀，道路感动。若恭谒二陵，亲见凤、泗，蒿莱满目，鸡犬无声，当益悲愤。愿慎终如始，处深宫广厦，则思东北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则思东北诸陵麦饭之无展[29]。


    又说：


    夫我即卑官菲食，尝胆卧薪，聚才智之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升之物力而破釜沉舟，尚恐无救于事。以臣视朝堂之作用，百执事之经神，殊未尽然。……至兵行讨贼，最苦无粮。似宜将内库本相，概行催解，凑济军需。其余不急工役，可已繁费，一切报罢。朝夕宴衎，左右献谀，一切谢绝。即事关典礼，万不容废，亦宜概从俭约。乞陛下念念思祖宗之洪业，刻刻愤先帝之深仇，振举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并于选将练兵一事。庶乎人心犹可救，天意尚可回耳[30]。


    疏入，不报。


    六　党狱繁兴


    像这样贪污无能、置中兴事业于不顾的新政府，当然要引起当时士大夫的风议，特别是东林遗老和复社诸生，他们看到阉党逆案中的干儿子，又做了当代的要人，更是愤愤不平。


    为了镇压士大夫的风议，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乃恢复东厂缉事的组织，并翻刻《三朝要典》，更立“顺案”。“东厂缉事”者，以现代语译之，就是今日法西斯国家中的特务队。“顺案”者，是以李自成的国号为名，因为复社的名士周钟曾为李自成起草过登极的诏书，这完全是用以对付复社诸君子所指摘之逆案的。其意抑若曰：我们不过做过逆阉的干儿，而你们之中，却有李自成的党羽。


    “顺案”成立了，首先被捕的就是周钟之弟周镳和雷演祚，以后逮捕的范围扩大到一切爱国的士大夫乃至七郡清流。大敌当前而党狱再起矣。朱一是《可堂集·周雷赐死始末》云：


    阮大铖居金陵，诸生顾杲等出留都防乱公揭讨之，以示镳，镳力任，大铖以故恨镳。会马士英以逮治从逆之周钟并及镳，大铖复罗致镳与演祚曾主立潞王，为姜曰广之私党。于是朱统疏刻曰广，并及二人。而演祚以效范志完周延儒等，廷臣交忌之，遂有是逮。


    同书又云：


    大铖遂谋杀周雷，乘间潜告士英曰：“检相君者，史同谋也，周雷实主之，日夜谋不利于相君。不击南昌（姜曰广），无以杀周雷；不杀周雷，无以遏诸生之横议；而东林祸君未有已也。”士英心动，风奸人朱统攻南昌姜相曰广去；次周雷，又次士大夫及七郡清流，如黄道周、杨廷麟、吴甡、刘宗周、周孝廉、茂才杨廷枢、顾杲、吴梦笙、沈寿</a>民、沈士桂、白梦鼎、梦鼐等七十二人皆不免。大指谓谋立疏藩，别图拥戴，于是缇骑遍七郡，而周雷投狱刑部矣。


    虽然如此，仍然不足以泄马士英阮大铖的深仇夙恨，于是又再制造一个僧大悲的案子；企图利用僧大悲的口供，把南中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加他们一顶东林或复社的帽子，一网打尽。僧大悲的案子，是南朝三疑案之一，因为此外还有伪太子，伪妃二案，合称三疑案。关于僧大悲案，钱秉镫《藏山阁文存》卷六《南渡三疑案》云：


    甲申年，南渡立国。十二月，有僧大悲，踪迹颇异。至石城门，为逻者所执，下锦衣卫狱。……据供称先帝时封齐王，又云吴王，以崇祯十五年渡江。又言见过潞王。其语似癫似狂。词连申绍芳、钱谦益等，于是阮大铖、杨维垣等，令张孙穷治之，欲借此以兴大狱，罗织清流，遂造为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之名，如徐石麒、徐汧、陈子龙、祁彪佳</a>等皆将不免。东林复社，计一网尽之……谦益、绍芳各具疏辩，士英亦不欲穷其事，遂以弘光元年三月，弃大悲于市。


    阮大铖又想借伪太子案，陷害东林复社的君子。据徐鼒</a>《小腆纪年</a>》所载：“大铖作正、续《蝗蝻录》、《蝇蚋录》。盖以东林为蝗，复社为蝻，诸从和者为蝇为蚋。”[31]他想把这些蝗蝻蝇蚋和伪太子连系起来。但审判的结果，伪太子不是东林，也不是复社，而是故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王之明。


    关于伪皇后的事，也是大大的疑案。福王既立，有妇人童氏，声言为福王之妃，但福王坚不承认，虽欲一见而不许。并投之牢狱，说是伪妃。即因童氏的出现，明朝当时的人，遂有怀疑福王本人不是老福王的儿子。因为当李自成陷洛阳时，福王父子，都被李自成作了福禄酒，福王的世子，早已死了。后来做了弘光帝的福王，是马士英随便找来做傀儡的。钱秉镫说：“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诣阙求见；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者之德昌也。”黄宗羲</a>也如此说，大概有些道理，不然何以不敢见面呢？


    总之，弘光时代的南京，不仅是贪污的渊薮，也是杀人犯的巢穴。那些阉党余孽，他们不敢打清兵，也剿不平流寇，但他们有本领来屠杀赤手空拳的正人君子、士大夫。在这个时候，人民所看见的不是大军北伐抵抗清兵的南下；而是缇骑四出，搜捕爱国的志士。不是严惩汉奸降将，以整肃民族战争的阵容，而是罗织“顺案”，强调内部的矛盾。在大乱当前之时，而黑狱繁兴，冤号载道，这样倒行逆施，当然天怒人怨，还说甚么中兴大业呢？当时御史祁彪佳，曾上疏曰：


    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系锦衣卫狱。高皇帝因见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审理。是祖制原无诏狱也。后乃以锻炼为功，以罗织为事。虽曰朝廷之爪牙，实为权奸之鹰狗。口辞从迫勒而来，罪案听指挥而定，即举朝尽知其枉，而法司谁雪其冤？……迨后东厂设立，始有告密之端。用银而打事件，得贿而鬻刑章。飞诬多及善良，赤棍立成巨万。招承皆出于吊拷，怨愤充塞于京畿。……本无可杀之罪，乃致必杀之刑。……盖当血溅玉阶，肉飞金陛，班行削色，气短神摇。即恤录随颁，已魂惊骨削矣[32]。


    但是祁彪佳的忠谏，并未发生效力。以后礼科袁彭年也上疏请废厂、卫。其疏有云：


    夫即厂、卫之兴废，而世运之治乱因之。顷先帝朝亦尝任厂、卫访缉矣，乃当世决无不营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胫而走之贿。故逃网之方即从密网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资发奸之人以行。……刁风所煽，官长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隶可以迫胁其尊上，不可不革[33]。


    疏上，贬浙江按察司照磨。


    七　内战爆发


    福王政府本为马士英等少数阉党余孽所包办。他们“外假复仇之虚名”，阴通清廷，残杀正士，引用奸邪，剥削人民，可以说无恶不做。当时的士大夫虽然眼见就有灭亡之祸，但迫于马士英等的淫威，或被屠杀，或被囚禁，或被放逐，已经无力挽救危亡了。唯当时尚有一有力之人物，这就是巍然雄据于武汉的左良玉。他看到群小盈朝，早已不满，曾一度派遣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同承天守备何志孔入朝，弹劾马士英。黄澍有疏曰：


    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将帅能成功于外者。必陛下内秉精明，外采舆论。国人皆曰可杀则杀之。毋因一时之才情博辩，误信小人，使党羽既丰，祸患骤至。


    又云：


    正人君子，乞陛下师事数人以树仪表。使辇毂之下，贪污结舌，邪佞闭气，无所容其树党庇奸之私，而后讨国门以外之贼无难[34]。


    黄澍等的疏奏，当然不能被采纳。以后为伪太子案，左良玉又上书，请保全东宫。其言有曰：“前者李贼逆乱，尚锡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致一家反视为仇。明知穷究，并无别情；必欲辗转诛求，遂使陛下忘乌屋之德，臣下绝委裘之义。普天同怨，陛下独与二三奸臣保守天下，无是理也。”左良玉的疏奏，亦未被采纳。


    四月初四日左良玉反了。他捧着伪太子的血诏，为坛而哭，洒血誓师。一面部署三十六营，沿江而下；一面传檄江西，缴袁继咸联兵，同清君侧。同时，并发布了讨马士英的檄文，号召天下。其檄文云：


    盖闻大义之垂，炳于星日；无礼之逐，严于鹰鹯。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马士英，根原赤身，种类蓝面。昔冒九死之罪，业已侨妾作奴，削发为僧。重荷三代之恩，徒尔狐窟白门，狼吞泗上。会当国家多难之日，侈言拥戴劝进之功。以今上历数之归，为私家携赠之物。窃弄威福，炀蔽聪明。持兵力以胁人，致天子闭目拱手；张伪旨以詟俗，俾兵民重足寒心。本为报仇而立君，乃事事与先帝为仇，不只矫诬圣德；初因民愿而择主，乃事事拂兆民之愿，何由奠丽民生。


    幻蜃蔽天，妖蟆障日。卖官必先姻娅，试看七十老囚，三木败类，居然节钺监军，渔色罔识君亲，托言六宫备选，二八红颜，变为桑间濮上。苏、松、常、镇，横征之使肆行；檇李、会稽，妙选之音日下。江南无夜安之枕，言马家便尔杀人；北斗有朝慧之星，谓英名实应图谶。除诰命赠荫之余无朝政，自私怨旧仇而外无功能。类此之为，何其亟也。


    而乃冰山发焰，鳄水兴波。群小充斤于朝端，贤良窜逐于崖谷。同己者，性侔豺虎，行列猪貑，如阮大铖某某等数十巨憝，皆引之为羽翼，以张杀人媚人之赤帜；异己者，德并苏、黄，才媲房、杜，如刘宗周、姜曰广、高弘图数十大贤，皆诬之为朋党，以快如蛇如虺之狼心。道路有口，空怜“职方如狗，都督满街”之谣；神明难欺，最痛“立君由我，杀人何妨”之句。呜呼！江汉长流，潇湘尽竹，罄此之罪，岂有极欤？又况皇嗣幽囚，烈祖悲恫。海内怀忠之臣，谁不愿食其肉。……本藩先帝旧臣，招讨重任。……是用厉兵秣马，讨罪兴师。当郑畋讨贼之军，忆裴度闲邪之语。谓朝中奸党尽去，则诸贼不讨自平，倘左右凶恶未除，则河北虽平无用。[35]


    左良玉的军队，很快就由武汉到了九江。袁继咸的部将郝效忠、郭云等见左军入境，遂大掠九江，左良玉的军队也加入抢掠，九江大火。左良玉在船上看见大火，顿足呕血而死。左良玉虽死，但他的儿子左梦庚还是劫袁继咸挥兵东下，破安庆，进迫采石。


    当时南京的群小见左兵渐逼首都，起了恐慌。于是马士英不管清兵南下与否，内战第一，竟从江北国防前线上调回黄得功、刘良佐的队伍，并派遣刘孔昭、阮大铖、方国安、朱大典一齐出马，指挥内战。从来没有提过军事的兵部尚书阮大铖，这次却告了奋勇，他“衣素蟒，围碧玉”亲自督师江上。虽见者骇为“梨园装束”，但他演的却是一幕真枪真刀的活剧。夏完淳说得好：“大兵大礼，皆娼优排演之场，欲国之不亡，安可得哉！”[36]


    自黄得功、刘良佐的队伍南撤以后，刘泽清亦借口勤王，率兵大掠而南，徐、邳、扬、泗，秩序大乱。当时史可法以清兵正大举南进，淮、扬吃紧，接连上疏请停撤江北之军。但福王的回答是：“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赴北兵，自是长策。”史可法又上疏曰：“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辅臣何意蒙蔽至此！”其时朝中稍有国家观念的官吏如姚之孝、尚宝卿、李之椿、吴希哲等都请准备迎击外敌，但马士英厉声指诸臣曰：


    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其言不可听。臣已调得功、良佐渡江矣。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有异议者斩！”[37]


    阮大铖也说：


    与其左兵之来，不若清师之来，我且用清师以杀左氏。


    八　灭亡


    当福王政府进行内战最热烈的时候，清兵的统帅多铎已攻陷西安，击溃李自成的农民军，李自成已走死于九宫山。二月己未，多铎奉命移师进取江南。三月，多铎出兵虎牢关，并分遣固山额真出龙门关，尚书韩岱由南阳进军，三路同趋归德。当时四镇之兵，都在南京附近从事内战，江、淮之间空虚无一兵一卒。清兵至归德，许定国杀高杰，与李际遇先后迎降，约为向导。于是清兵遂破泗州，渡淮而南，进迫扬州。


    史可法闻清兵大举南下，一面向政府告警，请派援兵；一面率其所部进至清江浦，迎击清军。后因援兵不至，遂又驰还扬州，闭城死守。多铎屡次致书史可法，招其投降，史可法都置之不理。当时守扬州的军队，仅总兵刘肇基等兵二万人，又无后援。结果城陷，史可法殉国。关于史可法守扬州事，《青磷屑》载之甚详。史可法孤军抗战，至死不屈的精神，真是替中华后来的儿女，留下了最好的榜样。


    清兵破扬州，屠城十日，关于这一段惨绝人寰的史实，王秀楚</a>《扬州十日记</a>》写得很详细。王秀楚是扬州人，曾身遭其难，其所述清军在扬州之烧杀奸淫，皆亲见之事。


    清兵屠扬州十日，继续南进。五月初，进抵至长江北岸。当时福王方面守镇江的是郑鸿逵的闽军。当清兵迫镇江北岸时，郑鸿逵并无丝毫防御，每天只是捕杀从江北溃退下来的自己的败兵，一共杀了一万多人，杀得以后败兵不敢南渡，大部分都投降了清朝。但是郑鸿逵冒指所杀自己的溃卒为清兵，上表告捷。《南明野史》云：


    高杰溃卒之渡江也，郑鸿逵掩而杀之，不下万人；余卒北走降清。鸿逵乃露章告捷。玺书褒封靖虏伯，世袭。赐蟒衣金币。京口民皆祝，且为建寺峙碑。自前月（四月）二十五日至是月（五月）之朔，日报虚捷，军门鼓角，将士凯歌，声沸江滨。鸿逵开藩京口，民争以牛酒犒师。


    镇江军中鼓乐喧阗，福王也演戏祝捷，并下令求虾蟆为房中药。《南明野史》云：“午日，百官进贺，帝以演戏不视朝。忽有中旨命乞子捕虾蟆为房中药，时目为虾蟆天子。”


    正当南朝君臣祝捷之时，清朝的军队已乘着大雾渡过长江，袭破了镇江。《南明野史》云：“清师既破扬州，沿江问渡。初七日，鸿逵军中大宴，歌舞喧阗，……清师编筏张灯向京口，而别由上游大宁洲老鹳河渡。黎明，尽抵南岸，遂袭破镇江。郑兵尽弃军实，扬帆东遁。”[38]向浙江、福建溃退。


    清军既克镇江，遂转旗而西，连陷丹阳、句容，直迫南京。时天子已无心求虾蟆，相公亦无兴斗蟋蟀，大家都要准备逃亡了。关于清军陷南京的情形，明佚名氏《江南闻见录</a>》逐日纪载，记之甚详。据云：初十日，都门昼闭，大风猛雨，二鼓，福王从通济门出，所携唯太后一妃及内相数人。是夜，士英入朝，见帝已逃，亦以川兵三千人为卫走浙江。十一日早晨，宫门洞启，妃嫔杂走，百官争窜。“（百姓）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去而复，十有八九，以路上兵多也。已而闭门，欲返而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这样的情形，是何等混乱啊！


    就在十一日，百姓打开了阉党的黑狱，释放了政治犯，拥伪太子监国，并毒打奸臣王铎，劫其家。


    十四日，清军薄城。忻城伯赵之龙缒城而出，迎降清军。满街满巷，都贴出了清兵安民的告示。


    十五日，赵之龙拥伪太子王之明出洪武门，到清营投降。


    十六日，清军进南京。


    百官递职名到清营。赵之龙令百姓设香案，俱用黄纸书“大清国皇帝万岁万万岁”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顺民”等字样。


    十八日，“文武官员及乡保方长人等，送币帛、牲醴、米面、熟食、茶叶、果、烟、糖、酒等物于营，络绎塞道，举国若狂。”汉奸赵之龙又送了十五个戏班，进营演戏。


    二十四日，清豫王在迎降的队伍中进入南京。“豫王进城，穿红锦箭衣，乘马，入洪武门。官员红素服不等，分班两旁迎贺。预（前）一日，礼部红榜遍贴城市，故无一不至。”


    现在，内战不打了，皇军也好，叛军也好，大家都把武器交给清兵。据史载，当福王从南京逃到芜湖黄得功军中时，刘泽清已入海，刘良佐已降清，阮大铖在逃亡的路上被清兵所俘，投降了清朝，同时左梦庚三十六营也降了清朝。而且刘良佐奉清朝之命，追擒福王。二十五日黄得功战死，福王被俘，弘光亡。


    是时李自成已在明清两军夹攻之中败死。这诚如桂王致吴三桂书中所云：“逆贼授首之后，而南方一带土宇非复先朝有也。”[39]


    （《中国史论集》第二辑）


    注解：


    [1]　三馀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4页。


    [2]　三馀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页。


    [3]　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杂志》，第10页。


    [4]　三馀氏：《南明野史》卷上，第10—11页。


    [5]　《北使纪略》，第1页。


    [6]　三馀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4、26页。


    [7]　蒋良骥：《东华录</a>》卷八。


    [8]　吴伟业：《鹿樵纪闻》卷上，第9页。


    [9]　三馀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4、26页。


    [10]　三馀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25页。


    [11]　以上分别见三馀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4、27、29页。


    [12]　《明纪·福王始末》第3、4页。


    [13]　《明纪·福王始末》第3、4页。


    [14]　三馀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3、33页。


    [15]　三馀氏：《南明野史》卷上，第2—3、33页。


    [16]　《明纪·福王始末》，第5、25页。


    [17]　同上书，第5、26页。


    [18]　《南明野史》卷上，第15、20页。


    [19]　同上书，第15、20页。


    [20]　《明纪·福王始末》，第19页。


    [21]　《南明野史》卷上，第27—28页。


    [22]　徐鼒：《小腆纪年》卷八，第28页。


    [23]　以上分别见《南明野史》卷上，第32、23页。


    [24]　《青磷屑》卷上，第9页。


    [25]　《续幸存录·南都杂志》，第13页。


    [26]　以上分别见《南明野史》卷上，第23、30页。


    [27]　《青磷屑》卷上，第9页；卷下，第17页。


    [28]　《南明野史》卷上，第28页。


    [29]　《明纪·福王始末》第5—6页。


    [30]　《南明野史》卷上，第27页。


    [31]　《小腆纪年》卷九，第19页。


    [32]　《南明野史》卷上，第17页。


    [33]　同上书，第20页。


    [34]　以上分别见《南明野史》卷上，第12、39页。


    [35]　《南明野史》卷上，第41—42页。


    [36]　《续幸存录》，第12页。


    [37]　以上分别见《南明野史》卷上，第43、44页。


    [38]　以上均见《南明野史》卷上，第45页。


    [39]　蒋良骥《东华录》卷八，康熙</a>元年二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