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前羌族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关系

    一　考古学发现中所见之羌族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史前文化


    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直至汉初，始以西域诸国之名见于中国史乘。然而以吾人考察，早在史前时代，这个盆地的诸种族已通过羌族的关系，与中原诸夏发生接触。


    据考古学的报告，史前时代的诸羌之族，大半分布于甘肃西南及青海沿岸一带。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云：


    吾人采掘古物之地，大都致力于以下三大肥沃之河谷中，即贵德盆地之黄河河谷，西宁河谷及洮河河谷是也。考远古殖民，多喜就此佳丽之河谷，尤以仰韶时代及辛店时代为甚。盖彼时谷中林木畅茂，禽兽繁多，而牧畜种植等事，亦可得极良好之机会故也。[1]


    同书又云：


    当吾人作此盐湖（即青海）之旅行，发见远古之陶片多处。其具有村落遗址之特征者，共有两处。其在湖之东端者，尤堪注意。湖之南岸，颇有多处，适于地形上之观察。余曾见旧时之湖岸，高出近代湖面约三尺；湖之东端，此旧岸高出今水面六公尺，此外更无其他湖面扩张之迹。此等旧时湖岸构成一种极低平而明显之山脊，山脊之顶则文化层在焉。[2]


    此外，据安特生报告，在“宁定县属洮河河谷之两侧，见仰韶期之葬地，位于侵蚀平原所成之山顶。此等葬地，多见于八羊沟深谷之北，面向洮河河谷。葬地全面，统名半山区，盖从半山名也”。[3]同时“在洮河西岸，与导河县城隔岸相对者，见辛店期之葬地一处”。[4]安氏称之曰“四时定葬地之位置”。亦从今名也。吾人由此而知在史前时代，今日甘肃西南及青海沿岸一带，实为诸羌之族生养死葬之地。而且从其“村落遗址之广阔，文化层之深厚，凡此皆示其居住之悠久。设非务农为本，则殊难以自存。且陶器上之绳纹及格纹，则示当日有纺织植物之培养。村落遗址采骨之多，则示当日畜家之繁。此等设施，非农业之社会，当不克维持者也。”[5]


    与甘肃西南之羌族平行发展，史前塔里木盆地诸种族也进到了新石器文化的历史阶段。


    塔里木盆地在今日已经变成充满了流沙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云：


    在这片地方以内，自东到西，径长一千五百哩，自南到北，也在五百哩以上。而生物可以居住的，只严格的限于几线沙漠田，这些沙漠田除去些许地方以外，比较又都是很小的地方，此外就是一望无垠的沙漠了。这些沙漠无论散布在高峻的山脉之上，或是位于山麓，挟带冰川，穷荒不毛，以及流沙推动的平原上，几乎是任到何处，滴水全无。[6]


    但是在太古时代，这里因为承受天山、昆仑山及帕米尔高原三面的冰河之灌注，今日之大沙漠，在当时却是一个大内海。这个内海到新石器时代，随着冰河之退去，水源的减少而逐渐涸竭，但尚没有完全变成沙漠。所以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蒙古高原系人种之一分支，便逾过天山东麓，西徙于这个盆地，而他们便成为这个盆地之最初的人种。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他们都在这里发育滋长。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不少新石器文化的遗物，近来已为考古学家所发现。


    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云：


    在（古楼兰）风扫光了的地上屡屡拾得石器时代的石箭镞，刀片，其他小件器具，以及很粗的陶器碎片。至于荒凉的地域我们还很少的进到里面去。更向前进，每隔不远，又见着同样的东西。就我们的路线而言，我们极力地保持取直线前进，实际上不许向左右寻找，而这种发见屡见不已，可以证明这些地带在史前时代末叶，必然已为人类占有。[7]


    同书又云：


    这里（在干涸了的库鲁克河）[8]所得正确的古物证据，对于遗址毗邻地方地文年代的断定，有特别的价值。有史时代及其以前不久，罗布泊区域的水文和古代占领的情形，由此可以呈现光明。属于后述一期者，在风蚀了的地面上，得到很多新石器时代的箭镞玉斧一类的石器。[9]


    同书又云：


    在我们到楼兰去的两大站途中，再经过一些连续不断的古河床，两岸夹有成行倒去了的死野白杨树。河床的方向很明白指出那是属于古库鲁克河所成的三角洲地方。风蚀的地面上，有些处所发见石器时代的遗物。[10]


    根据以上考古学的发见，吾人又知史前塔里木盆地，也是一个新石器文化繁荣之区。在史前时代，这里的人类，与甘肃西南的羌族，东西辉映，放出历史的光辉。


    二　考古学发现中所见史前羌族文化之西渐及其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史前文化之关系


    现在我们进而考察甘肃史前文化的创造者与塔里木盆地史前文化创造者是否曾经发生接触。换言之，即羌族与西域诸族是否在史前时代即有着血统与文化的交流呢？关于这一问题，今日既存之考古学的发现，尚不足资以为充分之说明。唯沙井期的文化遗址之发现，至低限度，可以使吾人想像此两大文化种族在史前时代，颇有接触之可能。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云：


    镇番县者，实一巨大繁盛之沙漠城也。有一河自南山之麓，经凉州之东北，流入沙漠。镇番西部之沙漠中，吾人所见之远古遗址，为数甚夥。据余个人研究所得，盖为远古文化之最晚者，因名之曰沙井期。沙井者，为镇番西三十里之小村。吾人所见之村落遗址三处，葬地遗址二处，其地皆为沙丘湮没。但此等沙丘，当发生于古址之后，自无可疑。[11]


    同书又云：


    吾人于镇番县之附近，寻获古址多处，为沙丘所没。古址之中，葬地住处均有发现，后者（住处）四侧，围以土壁，盖地势平坦之中自当藉此以为屏障也。[12]


    按如前所述，安特生所发现之甘肃史前文化的遗址，皆在甘肃西南，唯沙井期文化遗址，则发见于甘肃西北镇番西三十里之地。同时，沙井期文化又为甘肃史前文化中最晚期的文化。[13]此种晚期的文化，发现于甘肃的西北，这就证实了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羌族——甘肃史前文化的创造者之一支，已沿南山北麓之小河，徙向凉州一带、凉州西北一带，今日已成为一片荒凉的沙碛之地。唯据安特生根据地层构造考察，此间的沙丘系发生于古址之后，即发生于晚期新石器时代以后。当史前羌族游牧于此之时，此间固为一水草肥美之草原，最足以引诱原始牧人之勾留也。唯直至今日，吾人于凉州与甘肃西南史</a>前遗址之间，尚未发现史前人类之遗迹，因而沙井期似为一孤立之古址。但是考古学的发现，指示吾人，沙井期的文化，显然与甘肃西南的史前文化有其传统的承袭关系，因而沙井文化的创造者之来自甘肃西南，实无可疑。


    羌族在史前时代已西徙于今日之凉州一带，此为已经确证之事。唯羌族在史前时代是否曾由凉州继续西徙，以达于塔里木盆地，直至今日，吾人于沙井遗址与塔里木盆地史前诸遗址之间，尚未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因而无从确切证实。唯据安特生考察，沙井所出彩画陶器与苏萨所出者颇有类似之处。《甘肃考古记》云：


    多数之沙井陶器，上绘清晰之红色条纹，最特别者，为绘鸟形之横行花纹，使吾人忆及苏萨之图案。[14]


    同书又云：


    （沙井）陶器则质较粗，其形颇杂，如附图第十一版第三图及第六图所示，器之大半均无彩纹，否则器之一部，另加红色之衣，于附图第十一版第三第五两图可以得见其详。更有少数陶器，上绘精致彩纹，其主要者为直立之三角形，及有鸟形之横带纹（第十版第一图及第二图）。此等彩色陶器，显与苏萨陶器之鸟形花纹者极为相似，因使吾人视二者之文化互有关连。但沙井期之文化，似又较苏萨者为晚。[15]


    按沙井村在甘肃凉州，而苏萨则在波斯，沙井的史前文化果受苏萨文化之影响，则势必通过塔里木盆地诸种族之仲介。因此之故，若非塔里木盆地诸种族东徙于甘肃西北，则必系羌之族由甘肃西北西徙于塔里木盆地，否则沙井文化与苏萨文化决不能发生接触。余因此而疑在史前时代，诸羌之族已由凉州再向西徙，进入塔里木盆地之内矣。而沙井村者，则为史前西徙羌族在其西徙途程中寄顿之所，亦即史前甘肃西南与史前塔里木盆地两大文化区域之间的一个文化的驿站。


    诚然，当人类社会达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时候，即达到相当定住生活的时代，任何地域的人类，都不必藉其他种族的文化之影响，而能自发地发明陶器，并且依据其原始艺术程度之发展，而能在陶器上施以彩色绘画或雕刻。此种彩色绘画或雕刻也可能偶然地相同。故沙井期文化与苏萨文化中的陶器彩绘之相同，不能认为是这两大文化相互接触之绝对的证据。唯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略记》有云：


    其（塔里木盆地）南沙漠中，……风霜吹刮之处时可发现史前时代之石器以及彩色陶器甚多。与里海附近米索不达米亚、俾路芝及中国西陲发见铜器时代遗物之形式（即辛店、寺洼、沙井三期文化）颇相类似。[16]


    据此，则史前塔里木盆地的文化，已接受中亚及甘肃的史前文化之影响，而表现为一种复合的型式。塔里木盆地的史前文化，余未及见，但果如斯坦因所云，则塔里木盆地一带，在史前时代，已为东西文化交流之处，而此间之有羌族的徙人则又为必然之事也。


    三　传说中所见史前羌族之西徙的神话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关系


    关于史前羌族的西徙，中国有着不少的传说，其中最有兴趣者，为西王母的故事。这个传说实际上就是暗示史前诸羌族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关系。


    传说中把西王母的像貌，描写得像一个半人半兽的司芬克司（Sphinx）。《山海经</a>·西山经》云：“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故汉世相承，皆以西王母为女仙人。其实所谓“豹尾、虎齿”者，乃原始种族所习用之一种假面具。此种假面具在后来的西域诸种族中尚习用之。据《隋书</a>·音乐志》（下）云：“始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优、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其中鱼龙、巨象、杀马、剥驴，皆假面具戏也，而此种假面具戏，则来自西域。至于“蓬发”，亦为西方诸种族之一种习俗，所谓西戎之人披发左衽者，此之谓也。所谓“戴胜”者，郭璞</a>注云：“胜，玉胜也。”即石环之类，盖一般原始种族用以为颈饰者也。总上所述，则所谓半人半兽之西王母，乃一种披发，带假面具而以石环为颈饰之原始种族也。


    传说中对于西王母之邦的所在，不一其词。如云：


    玉山，是西王母之所居也。（《山海经·西山经》）


    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司马相如</a>《大人赋</a>》）


    西王母石室“在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汉书</a>·地理志》（下》


    酒泉南山有石室西王母堂。（《十六国春秋</a>》）


    西王母在流沙之濒。（《淮南子</a>·地形训》）


    西王母居昆仑之山。（《河图玉版》）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山海经·大荒西经》）


    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见《史记</a>·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


    其国（大秦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见《后汉书</a>·西域传》、《魏书</a>·西域传》及《魏略·西戎传》）


    如传说所述，所谓西王母之邦，其范围似在甘肃以西，西至中亚一带，而这一带正是两汉时代所谓西域之范围也。唯依据《穆天子传</a>》卷4所云：“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按群玉之山，即今日甘肃西部之南山山脉，由此以西三千里，正是塔里木盆地。故知最初所谓西王母之邦，实即指塔里木盆地而言。到两汉时代随着西域的范围之扩大，故又将西王母之邦推而远之，至于条支。


    因此，所谓西王母者，并非如汉人之所设想为一不死之女仙人，亦非如近人之所附会为周穆王之女，[17]为图伯特语“浓波”[18]或乌孙语“昆莫”[19]之对音，乃至为波斯古传中之襄西陀王[20]或《旧约》中之阿剌伯的示波女王，[21]而诚如王应麟</a>所云：“西王母者，不过女真、彡姐、八百媳妇之类”，盖指史前塔里木盆地诸种族而言也。传说中又谓自黄帝</a>以至尧、舜、禹，皆与西王母有往还聘献之事，如云：


    黄帝时，西王母使使乘白鹿来献白环之休符，以有金也。一云舜时西王母遣使献玉杯。（《瑞应图》）


    尧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贾子·修政篇》）


    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环及玉玦。（《世本》）


    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西王母使使乘白鹿驾羽车建紫旗来献白环之玦，益地之图。（《金楼子</a>》）卷二（《兴王篇》）


    舜以天德嗣尧，西王母来献白玉琯。（见《尚书</a>大传》，此外《大戴礼·少闲篇》、《汉书，律历志》《风俗通·声音篇》、《晋书</a>·律历志》、《宋书</a>》乐志、符瑞志皆有尧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之记载）


    禹、益见西王母。（《论衡</a>·无形篇》）


    禹学于西王国。（见《荀子</a>·大略篇》、《新序</a>·杂事》及《韩诗外传</a>》）[22]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淮南子·览冥训》）


    以上诸神话人物所特征之历史时代，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以至晚期。这些人物皆与西王母有往还，即无异暗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属于夏族系统的诸羌之族，已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有了血统的文化关系。同时，从西王母之贡物看来，又皆系白环玉玦；从西王母之饰物看来，又为玉胜；而且其所居之处，又称瑶池；则西王母之邦，必为产玉之地，若以今日地理按之，当在于阗一带。准此而谕，则在史前时代，诸羌之族其西徙之支裔，或已达到今日于阗一带？


    除西王母的传说以外，还有许多传说，都暗示史前中国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关系。如《穆天子传》卷二云：


    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


    《淮南子·天文训》谓：“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王逸</a>、高诱</a>两氏皆谓：“不周山在昆仑西北。”


    《山海经·海外南经》谓：“羿与凿齿战于华寿之野，……在昆仑虚东。”


    《山海经·海外西经》谓：“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伐。”此云大乐之野，余以为即“沃民之野”。《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沃民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民之野。”而此所谓“沃民”，《淮南子》作“乐民”。该书《地形训》云：“乐民拏闾在昆仑弱水之洲。”故“沃民”即“乐民”，亦即“大乐”，而其地则在昆仑之虚。


    综合以上诸传说以与考古学的发现相印证，则史前羌族之西徙塔里木盆地，实有蛛丝马迹可寻。


    四　结语——禺氏、禺知、虞氏与月氏


    《管子</a>》书中，盛称禺氏为产玉之地。如云：


    玉起于禺氏。（《国畜篇》）


    北用禺氏之玉。（《揆度篇》）


    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同上）


    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瑯玕为币乎？……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瑯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轻重甲篇》）


    金出于汝汉之右衢，珠出于赤野之末光，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余里。（《轻重乙篇》）


    如上所述，禺氏既为产玉之地，又去周七千八百里，而且与昆仑之虚并提，则其地必为今日于阗一带无疑。吾人由此又知在春秋时塔里木盆地诸种族为中国所知者有禺氏。


    余以为禺氏即虞氏。虞氏在后来的文献中有各种变称，如《左传</a>》中之“虞”，《穆天子传》卷一中之“禺知”，《史记·大宛列传》之“月氏”，皆虞氏二字一音之转也。盖古代有音无字，后人以字记音，此种纷歧讹误，正不可免。犹之后来译音，不能尽同，同一理由。如吐火罗之为睹货萝，印度之为身毒也。


    考虞氏，史称有虞氏，为夏族中之一原始氏族，原住在鄂尔多斯一带。以后一支东徙中原，一支西徙甘肃，但仍有一部分残留于原处，故《逸周书</a>·王会解》、《伊尹</a>献令》列月氏于正北。《穆天子传》卷一所谓“禺知之平”，据王国维</a>考证，亦在雁门之西北，与《伊尹献令》合。唯虞氏之另一分支，在史前时代即已西徙塔里木盆地。《管子·小匡篇》云：“西服流沙西虞”，此西虞者，实即指西徙流沙之虞氏。此西徙之虞氏，到春秋时，遂以禺氏之名闻于中国。到汉代，更以月氏之名而出现于西域。吾人由此又知所谓月氏者，实即虞氏一音之转，其族类之开始西徙，固早在史前时代。至于汉初大月氏之西徙，[23]则不过追踪其祖先之足迹而已。唯此次羌族之西徙，已由塔里木盆地西逾帕米尔高原，远至于中亚。自是以后，诸羌之族，遂布满帕米尔高原西南山谷之间[24]以及印度之西北。[25]


    吾人由此而愈益相信，发现于凉州西北之沙井文化遗址，实为羌族西徙塔里木盆地途程中的寄顿之所。假若我们再作广泛搜求，则在凉州与古楼兰之间，必能再发现类似沙井期文化之遗址。盖南山北麓这一道天造地设的走廊，自古以来就是甘肃与塔里木盆地之通道，史前的古人，也自然是经由这一自然的走廊通达于塔里木盆地也。


    人们或许怀疑，自甘肃西至塔里木盆地，虽在今日，亦为畏途。因为中间需要经过罗布沙漠，这个沙漠，会使通过他的人感到有无法克服的困难。[26]史前人类何能克服此种困难，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在史前时代，这里还是一个波涛荡漾的罗布泊，而不是罗布沙漠。[27]至于南山北麓这一道横贯东西的走廊，并不如何的荒凉。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6页云：“肃州河极西端的河谷一带，植物都异常丰富。”同页又云：“肃州河同甘州河河源处空阔的河谷地方，虽是很高，有些处所，甚至达一万一千呎以上，但是仍有极优美的夏季牧草，真是一个很动人的经验。再向东南，雪同雨量愈增，南山极北山岭中，甘州河灌域所及的河谷里，因此能容许更能丰富的森林在那里生长。”由此，我们可以想像，史前时代的羌族，他们驱着畜群，沿南山北麓一带富于森林与植物的山岭与河谷缓缓西徙，忽然发现了一个梦想不到的大盆地，是如何地高兴啊！


    塔里木盆地，三面高山，诚如《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页所云：“从地图上看来，这一片地方很像是自然有意在地球上发生大文明的几处地域之间，造了这样一座障壁，隔断了他们在文化方面彼此的交流。”然而文化的浪涛，终于打通了这个障壁，反而使这个盆地，自有史以前下迄秦汉隋唐，都成为东西文化交流之处。而史前的羌族，则为东方文化西进的先锋。


    （重庆《中苏文化》十五卷二期，1944年2月出版）


    注解：


    [1]　安特生（J.G.Andersson）：《甘肃考古记》，乐森译，载《地质专报》甲种第5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5年6月，北京印本，第5页。


    [2]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第5页。


    [3]　同上书，第7页。


    [4]　同上。


    [5]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第44页。


    [6]　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华书局，1936年，上海版，第2页。


    [7]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95页。


    [8]　库鲁克河，一称干河的南支，在干涸了的罗布泊中，以前河水是流向楼兰废址的。


    [9]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06页。


    [10]　同上。


    [11]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第8页。


    [12]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第15页。


    [13]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第16页云：“在沙井葬地遗址及村落遗址之中，吾人采获铜器之小件无数，内有带翼之铜镞，乃精工之作。职是之故，著者因视与沙井相同之文化，当为甘肃各期之最晚者。”


    [14]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第19页。


    [15]　同上书，第16页。


    [16]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略记》，第247页。


    [17]　《穆天子传》载西王母为《穆天子吟》，其词有曰：“我惟帝女”。学者因附会此语，谓西王母为周穆王之女。其实，此所谓帝者，乃指上帝而言。


    [18]　“浓波”或系“赞普”之误。“赞普”者，图伯特人所谓王也。


    [19]　“昆莫”者，乌孙人称其君之尊称，犹言王也。法人拉克伯里（Ter rian De La Leupere）以为中国古读王音近昆，因疑西王母者，即乌孙之君。


    [20]　台爱尔（T.Teijel）英译《穆天子传》，据波斯诗人富尔达伊（Firdousse）引《波斯古传》襄西陀王（Jamshid）与马贞王（Mechin）马亨（Mahang or Mahenk）通婚，因以马贞为大秦，即支那，马亨为周穆王；而襄西陀为西王母，盖以马贞王与襄西陀王之结婚，附会为穆王与西王母之事也。


    [21]　伏尔克（A.Forke）因见《旧约》中有阿剌伯示波女王（Konigin uon Sabo）访问琐罗门（Solomon）王于耶路撒冷之事，又以示波与西王母音相协，故以示波女王为西王母。


    [22]　王先谦</a>：《荀子集解》卷十九《大略篇》《集解》曰：“西王国，未详所说。或曰：大禹生于西羌。西王国，西羌之贤人也。”


    [23]　《汉书·西域传》（上）云：“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按月氏之由敦煌一带西徙伊犁，大约在文帝前元八年至后元三年之间（西纪前172年至161年间），其由伊犁一带再徙妫水流域，则大约在武帝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之间（西纪前139年至129年间）。


    [24]　《汉书·西域传》（上）云：“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按此诸国皆在今日帕米尔高原西南山谷之间，所谓葱岭诸国者是也。


    [25]　《汉书·西域传》（上）云：“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按汉时罽宾即北印之迦罽弥罗，塞王，即希腊在大夏的统治者，因月氏入据大夏，于是希腊人被迫由濮达高附储地（今阿富汗境）迤逦而下，南入罽宾。但月氏人亦踵而蹑之，因而所谓“南君罽宾”之塞王，不久亦见逐于月氏。羌族之裔，遂徙入印度与希腊人及北印之雅利安族混种而构成所谓Inde——Soktyiano。


    [26]　《马可勃罗游记》第五十六章对于罗布沙漠，有如次的描写：“这一片沙漠很长，据说由一头骑马行到那一头要一年以上。此处较狭，横越过去，也得要一个月。全是沙丘沙谷，找不到一点可吃的东西。但是骑行一日一夜以后，便可以得到淡水，足够五十到一百人连牲口之用，多了可不行。”《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16页也有如次的描写：“我们完成这一次的沙漠旅行，一共横渡十七大站地方。普通的算法，仍同马可勃罗时代一样，说是二十八段。……在这一次的旅行中，我们没有遇到一个行人，没有生命的岑寂容易使我体会到古代行旅者循着这条寂寞的碛道所生的迷信恐怖的感觉。”


    [27]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18页云：“较古时代吸收南山山脉一大部分积雪的疏勒河，原来是注入大罗布泊的。所以罗布泊的灌域，竟从右方的帕米尔起横越亚洲腹都，以及于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