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树底下躲雨——梅故校长月涵先生追忆

    顾献樑


    好像凄凉寂寞的生日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下午三时，第三届“中国小姐”评判委员会在台北市怀宁街新公园“中国之友社”举行第三次会议，姗姗来迟的是邱委员士荣先生（台湾大学</a>医学院教授，兼附属医院副院长，兼代院长，名妇科医师），他一面喘气就位，一面和蔼可亲地向大家说：“很抱歉！很抱歉！迟到，迟到，因为梅‘部长’刚才已经过去，我们院方必须办理一些规定的手续，兄弟责任所在，等一切都妥当，签了字才来的。”


    大家在心理上似乎都没有准备听到这样一项突然的坏消息，异口同声一致表示严肃的惋惜。而我，本届“中国小姐”评判委员中唯一清华园出身的一名，眼前辉煌的灯火刹那间好像全都熄灭了。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间，我不但什么也不再看到，而且什么也不再听到。隔了很久，我才回过神来，忽然发觉《大华晚报》耿社长修业先生，正在以双重身份——第一、二两届的主办组织的代表人和第三届的联合主办单位的代表人——井井有条地报告第一、二两届的选美经过，同时发表对于第三届的希望。


    会议散了，我们全体都到台北宾馆参加酒会，第一次正式和六十三位准“中国小姐”见面，这也是她们集体公开亮相的第一次，那是多么五色缤纷的一个场面！


    终场以后，当我匆匆赶到南京东路一段极乐殡仪馆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以为一定有不少人在那里守灵，想不到连一人半影都没有看见。于是我想，那一定是自己听错了，校长的灵还没有从台大医院移过来，但是我又错了，馆里的人告诉我：“灵下午移过来了，可是此刻人都已经走了。”


    “今晚还有没有人来守灵？”


    “那就不知道了，先生，您明天上午来吧。”


    从生凤活凰的热闹场中赶到灯火半明欲灭的处所，一切颜色都失落了，只剩下了死亡第二站的黑白灰色，看不到一朵微笑，听不到一声欢笑，却也没有号啕大哭或泣不成声的抗议，肃穆沉痛，寂寞凄凉是难以形容的！突然，悲从中来，我热泪盈眶。在黑暗中，总而言之，一切都已经输给了死神，多部声音的哭泣也盖不住他，那面目狰狞的恶祇，一串串的得意冷笑。


    然而，这样的凄凉寂寞，我们的校长会耐不住吗？谁说！他生前就经过，恐怕还不止一次，多多少少次呢！家常便饭了。


    我立刻想起，他从北平城里被接了出来，经过南京、上海、广州、巴黎，最后到了纽约，阳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他在海外过着失去了清华园的第一度（六十岁）和第二度（六十一岁）生日，有谁理他！到了第三年（一九五一年）六十二岁，他组织了“清华大学”（翌年改“教育部”）在美文化事业委员会，“开始以‘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学人”——不限“清华”门户，一视同仁——“研究，并赠送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书刊”（根据“《清华学报》”：“梅校长月涵博士七秩年谱纪要及其与清华有关事迹”），生日又热闹起来了，贺客盈门。


    死，如果也只不过是好像做一个凄凉寂寞的生日，那么，校长，我应该为您高兴，而且引以为安慰，因为您不是最爱清静的吗？至少今晚在极乐殡仪馆，您还可以清静一夜，不过，明天天亮以后，吊客就盈门了。好在您虽然爱清静，有时候却也爱热闹，至少您爱看、爱听我们热闹。您听了，看了，一定会悄悄地微笑，轻轻地点头，于是，我们好像一群小孩子在一棵大树底下躲雨。


    造像？速写？面具？


    第二天一早，张光世（“中国石油公司”协理，兼营业处经理）、崔兴亚（“中国石油公司”营业处副经理）两位级友匆匆赶来找我，希望我尽量安排做两件急事：第一件是请一位画家给校长速写最后的遗像，第二件是请一位雕塑家来给校长抢做一副最后的面具，为了纪念，为了将正式画传神像和做雕塑像的参考，光世和兴亚二位仁兄多么有心！充满诗人气质的学人孟昭彝（“中国石油公司”总地质师）也非常赞成，而我当然乐意为这两件事奔走。为了争取时间，为了节省手续，我心目中自然立刻想找杨英</a>风先生（名雕塑家兼画家，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副教授，台南延平王祠郑成功</a>新像、檀香山“总领事馆”孙中山</a>先生新像、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院长”适之先生新像等制作人），请他同时做那两件事，他一定愉快胜任。事实上，去年和前年，我曾经问</a>过校长本人，有没有兴趣做雕塑像，我说纽约的李叔明先生（上海中华书局前总经理，“中央信托局”局长，业余雕塑家）已经为适之先生做了一座像，杨英风先生也已经为蒋梦麟（孟邻）先生做了一座像。校长本人毫不迷信，立刻说：“欢迎。”但是，他周围一些人认为那是不吉利的，于是作罢。现在画最后的遗像和做最后的面具也因为他们而作罢，说是“必须征求梅师母同意，因为那是要惊动校长的”。我也明白此等比较现代的处理，在人多嘴杂和感情激动的景况下，在我们这神州古国，是不容易顺利进行的。生前没有能够安排为他雕塑像，死后没有能够安排为他画像和做面具，校长，我们太对不起您！


    梅园恰到好处


    校长决定安葬在新竹新“清华园”，承蒙梅师母韩咏华夫人和张建筑师昌华学长（“清华”原子炉设计人，台北市艺泰建筑事务所总负责人）不弃，邀我参与墓园地点的选择和勘察，一致同意了梅园所在。师母非常客气地问我：“我们是不是应该挑一块最清静的地方，教校长好好地安息？在纽约的八九年，你是常常见到他的，请你多给想一想，咱们得教他高兴。”


    至于梅墓设计人的昌华兄，在他照例的周密</a>考虑之外，我知道他最注意通盘的建筑美，就是建筑物本身的真善美是绝对不够的，必须相对地顾到环境美、庭园美、风景美、形势美，也可以说是“新”的风水美——中国古代的风水最近已经引起相当多的欧美现代建筑家和风景设计家的注意和研究了。


    凡是见到南港胡墓和新竹梅墓的人，相比之下，恐怕都会发生这样的感想：


    梅墓朴素，恰到好处。


    胡墓简陋，令人感伤。


    哀荣自然梅先生不如胡先生，长眠处胡先生却逊梅先生一筹。


    但是，不论梅园或胡园，在经营风格上，都远胜台湾大学里的傅园。


    生死，我们都很容易联想到三位先生。


    以后，我想追记他的生前。


    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五期（一九六三年五月号）